拓展与深化“一带一路”旅游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对于推进全球经济增长、促进人文交流具有重要意义。经过立柱架梁、振荡发展、疫情管控与市场恢复4个发展阶段，“一带一路”旅游合作在基础设施“硬联通”、旅游规则标准“软联通”与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等方面取得系列瞩目成就，“一带一路”旅游市场规模明显扩大、产业投资不断增长、统一品牌逐步形成、安全保障逐渐增强、合作平台不断丰富。“一带一路”旅游合作即将迎来交通互联深化、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的新机遇，也面临外部环境错综复杂、地区发展不均衡、全球性软联通薄弱等挑战。应以构建设施相通、标准联通、文化融通以及开放水平高、产业韧性高、安全程度高的“一带一路”旅游命运共同体为愿景，持续打造无缝对接的立体旅游交通网络，加快建设旅游政策畅联对接机制，持续扩大民间交流平台，推动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探索建设多层级旅游韧性体系，合力加强多维度安全防控保障。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国际旅游业作为旅游和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渐成为推动沿线经济发展、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本研究从地理学视角构建衡量国际旅游业发展水平的指标，分析2008—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国际旅游业发展格局及演变态势，并运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及其空间差异。研究结果显示：（1）“一带一路”沿线国际旅游业发展水平整体呈先缓慢下降后逐渐上升态势，国家（地区）间发展差距呈先显著扩大后缓慢缩小态势；“一带一路”倡议有效减缓沿线国际旅游业发展水平下降的趋势，并促进国家（地区）间发展差距的缩小。（2）沿线国际旅游业发展整体呈中俄波三极高、西亚-东南亚发展带高、内陆低的格局。（3）沿线国家（地区）国际旅游业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是航空系统水平；核心因素为经济发展水平和吸引外资能力；次要因素包括外贸依赖程度、通讯和电力系统水平、政府监管质量。（4）不同区域的主要影响因素差异较大，航空系统水平和吸引外资能力是所有区域的核心驱动因素。中国内地及港澳地区的主要驱动因素为经济发展水平、网络和通讯设施水平；蒙俄、中亚和西亚北非地区为经济发展水平、外贸依赖程度和电力系统水平；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为外贸依赖程度、政府监管质量、网络和通讯系统水平；中东欧国家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监管质量、电力和网络系统水平。
实体工业是人类发展水平提升的重要驱动，出境旅游是衡量人类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但三者的关系尚未得到证实。文章选取“一带一路”沿线44个国家为样本，以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为解释变量，以出境旅游率为被解释变量，以实体工业指数为控制变量，以价格水平指数为调节变量，通过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分析实体工业影响下人类发展水平对出境旅游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出境旅游率与以上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性，其中人类发展指数和实体工业指数均对出境旅游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价格水平指数的倒数（相对旅游价格）对出境旅游率存在一定负向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体工业的发展、市场价格的稳定和人类发展水平的提升可以提升居民的出境旅游意愿。研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坚定推进实体工业、民生产业和旅游交流可持续合作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参考意义。
科学认知“一带一路”旅游安全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对于有效推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一带一路”旅游走廊建设、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互联互通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中国知网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为数据来源，借助CiteSpace文献计量工具对488篇国内外“一带一路”旅游安全研究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国内外“一带一路”旅游安全研究经历了起步探索期、快速发展期和疫情影响期三个阶段，相关研究议题包括旅游安全风险形势、旅游安全事故特征、旅游产业投资安全、旅游安全治理合作等方面。现有研究呈现出旅游产业外部公共安全风险研究丰富、旅游安全事故研究地域集中、旅游投资安全研究广度不足、旅游安全治理量化研究欠缺等特征。立足“一带一路”旅游安全理论发展与实践需求，未来研究应重视国际视域下的多边旅游安全互动关系探索，构建涵盖多重利益主体的分析框架，推动动态跟踪研究技术手段的优化创新，为促进“一带一路”旅游产业安全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
作为出境旅游大国，中国游客对境外旅游目的地的网络关注度变化为旅游管理机构在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制定旅游复苏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本研究聚焦“一带一路”倡议60个参与国及其96个旅游目的地，采用百度指数来监测上述目的地的网络关注度时空变化，结合奇异值分解、小波分析及地理探测器，分析其关注度的动态变化特征及关联影响。研究发现如下：（1）在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中国游客对研究区的网络关注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主要目的地国家以意大利、埃及、韩国、俄罗斯和希腊等为主。（2）网络关注度表现为3种时空特征：周期为7天的日常关注型、48天的长周期关注型和3天的突发性关注型。3种关注类型在目的地偏好上存在显著关联，长周期关注型对其他关注型的时空格局具有先导影响作用。（3）旅游网络关注度的时空特征分异不仅受到中国游客可支配时间的影响，还受到他们对国际旅游市场推广营销活动参与和响应程度的共同作用。目的地国家的公共卫生政策、经济复苏速度、旅游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及中外双边关系也影响了网络关注度的周期波动和地理分布。本研究深化了对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出境旅游网络关注度时空特征的理解，揭示了不同关注类型间的协同增强关系。上述发现为制定差异化的国际旅游合作策略提供了决策参考。
以满足旅游者个性化、深度体验需求为特征的探险旅游产品在竞争激烈的海岛旅游目的地产品中备受青睐。文章基于探险旅游研究整体框架的三大支柱模型，以毛里求斯为例，利用选择实验法探讨中国出境旅游者对于海岛探险旅游产品的选择偏好、支付意愿及选择行为的异质性。研究发现：（1）中国出境旅游者最为看重的海岛探险旅游产品属性是文化体验，其次是自然环境和技能学习，而旅游产品涉及的身体活动、费用并未成为选择的决定性指标。（2）中国出境旅游者愿意为海岛探险旅游产品的文化体验属性额外支付最多的费用，对于其他属性的支付意愿排序依次为：自然环境、技能学习、身体活动。（3）选择异质性方面，身体状况良好、单身、有过境外海岛旅游经历并对探险旅游产品了解程度较高的中国出境旅游者群体更倾向于选择海岛探险旅游产品。
蒙古高原草原之路是国际重要交通运输通道与旅游线路，其沿线地区的绿色发展可以为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及中蒙绿色发展合作提供有益借鉴。基于绿色发展理论，本研究构建包括生态环境质量、绿色经济、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社会发展和绿色城市建设5个子系统的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评价模型对蒙古高原草原之路沿线地区10个盟市（省）的2010—2019年期间绿色发展水平进行量化评价。结果表明：（1）研究期末，区域绿色发展水平呈“南北高、中间低”的空间特征，南部的中国内蒙古自治区4个盟市和北部蒙古国色楞格省、乌兰巴托市绿色发展水平较高，中部中蒙接壤的蒙古国东戈壁省、戈壁苏木贝尔省、中央省及达尔汗乌勒省较低。（2）中国内蒙古自治区4盟市和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市绿色发展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蒙古国戈壁苏木贝尔省近年来有所下降，蒙古国其他4省呈极缓上升状态。（3）按绿色发展水平将评价单元大致划分为领先型、追赶型和缓慢型3类，造成类型差异的主要原因为资源环境条件、对外开放程度与政策体系等。据此建议结合不同类型区明确发展重点，大力推动绿色旅游，优化城镇体系布局，全面深化国际合作，共同推动区域绿色发展进程。
促进黄河经济带沿线省区旅游经济联系，对其社会经济和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运用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地理空间等分析方法，分析“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黄河经济带9省区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经济联系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黄河经济带各省区旅游经济联系总强度呈现由黄河上游到下游梯度递增的空间分布格局，各省区国内旅游经济联系总强度高于入境旅游。倡议的提出使得国内旅游、入境旅游的联系总强度和区域不均衡程度均呈逐年递增趋势。（2）黄河经济带旅游经济联系方向为黄河下游向中上游省区辐射延伸。倡议提出后，国内旅游经济联系方向基本保持不变，但入境旅游经济联系方向中四川进入核心轴。（3）黄河经济带旅游经济联系网络呈现核心-边缘结构。倡议的提出促使网络密度增加、网络结构趋向复杂和均衡化。其中国内旅游网络的复杂程度和密度增长趋势均大于入境旅游。（4）路网密度、年末常住人口数、年旅游人数和“一带一路”旅游政策数量等因素是影响各省区国内旅游经济联系总强度的主要因素，路网密度、年末常住人口数、旅游从业人数和地区生产总值等因素是影响各省区入境旅游经济联系总强度的主要因素。
生态文明与国家公园政策是新时代“中国之治”的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的重要部分。基于“政策结构-政策工具-政策演进”三维分析框架，运用演化理论和质性分析工具，对21世纪以来中国生态文明与国家公园相关政策制度规进行梳理，分析了生态文明领域政策的演进阶段、特征与内容，结合地方实践情况，探讨新形势下政策制度的愿景目标和发展路径选择，结果表明：（1）21世纪以来生态文明与国家公园政策演化可分为政策探索阶段（2000—2006年）、政策示范阶段（2007—2012年）、政策扩展与提升阶段（2013—2017年）和政策持续优化阶段（2018年至今）4个阶段，演化高峰期为2016—2018年；（2）政策以强制性工具为主导，呈现高度国家意志和权威特征，政策的参与主体多元化不足，社会参与度一般，标准规范形式与纲要性政策形式共现次数最多，结构式强制工具是最常用的政策组合形式；（3）地方生态文明实践各具特色，“福建模式”“青海智慧”和“浙江路径”都是重要的生态文明试点经验；（4）中国生态文明政策制度建设在制度的顶层设计、地方实践、理念影响3个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突破，建议从完善制度体系建设与领域细化等6个方向和法律、文化和经济等10个具体方面，进一步促进中国生态文明政策制度建设。
生态游憩空间是城市居民福祉的重要保障。在大都市区宜居化、生态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居民游憩活动区域化的背景下，研究大都市区生态游憩空间统筹布局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探讨了2000—2020年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的分布特征、时空演化和关联因素，得到以下结论：（1）2000—2020年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时空演化模式经历“中心城区集聚-山区集聚-环中心城区扩展”3个阶段，整体格局从“单核集聚”逐渐向“单核多中心”“域面连绵”演化，形成了中心城区和平原区新城新区集聚、山区低密度的生态游憩空间分布态势；（2）生态游憩空间的分布重心变化沿东北-东南走向移动，分布格局演化经历了先扩散后集中的过程，东西走向生态游憩空间数量增长的极化效应更突出，而南北走向生态游憩空间数量增长的分布相对均衡且具有多中心特征；（3）生态游憩空间的分布与高程、水系、交通、生态空间有依存关系，而人口需求和规划政策驱动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数量增长和扩展。本研究启示大都市区从区域整体性视角进一步统筹生态游憩空间建设和布局，优化城市生态游憩空间分布，推进城市国土空间结构优化和居民福祉提升。
山地旅游区已成为生态系统文化服务（CES）环境议题中的重要研究对象，然而采用社媒照片识别并客观刻画山地旅游区CES和分项CES的时空演变研究尚显不足。本研究以贵州荔波漳江大小七孔景区为案例地，选取2015—2022年间六只脚和两步路网站上带有地理标记的景区照片为数据源，通过社媒照片内容分析、最近邻点指数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典型山地旅游区CES的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CES空间分布由零散向集聚演变，分项CES空间集聚特征增强。（2）分项CES热点区由单核独立、多核分布，逐渐向景区东部带状延伸、西部零散分布的空间模式演变。（3）水体、道路、高程、土地利用类型等自然和社会因素是影响CES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其中社会因素的影响力在逐渐增强，而自然因素的影响力却逐渐弱化。（4）坡度、坡向、归一化植被指数因子与距道路距离、距水体距离因子间交互作用的空间解释力相较于单因子明显提升，而相较于单一自然或社会维度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两个维度之间的因子交互作用解释力更强。基于此，本研究以期丰富山地旅游区CES时空分析的理论范式，并为山地旅游区的生态系统保护性开发及公众社会-生态福祉提升提供实践参考。
测算城市老年居民山区避暑旅游的碳排放量，理解其背后的文化驱动因素，对丰富适应中国国情的低碳旅游路径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本研究以典型避暑旅游目的地渝东南武陵山区为例，基于“目的地-客源地”视角，测算“去山区避暑旅游”和“居家生活”的碳排放量差异；运用探索性因素分析（EFA）和多维尺度分析（MDS）方法，研究城市老年居民山区避暑旅游的文化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相较于“居家生活”，城市老年居民“去山区避暑旅游”可以减碳2.367~3.807 kg/天·人，减碳效益明显。后者虽然在往返交通、新增接待设施环节会增加碳排放，但在生活用能、餐饮两个环节碳排放减少明显。（2）基于“内在需求与外在诱因导向”和“中国儒道传统哲学思想导向”建立的老年人避暑旅游动机二维模型，对中华传统文化在城市老年居民山区避暑旅游动机中的影响具有解释作用。（3）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道法自然”“宁静致远”“乐群贵和”及“修身齐家”的哲学思想和生活观念，可以进一步解释城市老年居民山区避暑旅游的文化动机。研究同时表明，到山区避暑旅游的城市老年居民无意识地成为低碳理念和绿色消费意识的践行者，这种行动自觉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内化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