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养旅游在服务国家战略、产业实践和个体健康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文章围绕康养旅游有关理论、产业实践与健康效应等问题展开讨论，研究认为：（1）康养旅游是以健康产业为核心，包含健康、旅游、养老、养生、体检、防治等多种功能的多业态多维度产业模式，在个人、经济、社会、生态层面具有独特价值；（2）康养旅游消费群体能覆盖全生命周期人群，消费动机呈现多元化，但面临着供需错配难题；（3）康养旅游依赖于优质的生态资源与服务供给，目的地资源由视觉景观转变成深度体验，才可能促进传统观光地向康养度假旅游地转型，其评价与品牌构建应回归到游客主体；（4）康养旅游发展面临概念不一、产品同质化、质量标准缺失、专业化人才短缺和健康效应难以科学测度等现实问题，也需要回应康养旅游带动人口迁移新现象的社会关切；（5）康养旅游作为心理健康的联结要素，既增进个体的生命福祉，通过环境感知、身体参与以及社会互动的支持实现了生理健康效应，也是一种心理疾病的预防工具，动养与静养两种方式作用于身体共同形成康养旅游心理疗愈的完整机制。面对新时代健康中国国家战略和康养旅游发展趋势，学界应加强学科交叉视角下的理论、方法创新，为康养旅游产业实践及其健康效应提升提供科学支撑。

体育旅游融合是推动体育与旅游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对区域经济发展、社会文化传承以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06—2024年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690篇体育旅游融合相关文献，运用ITGInsight软件进行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系统梳理了中国体育旅游融合的现状、热点领域及未来发展趋势。研究发现：（1）中国体育旅游融合研究自2006年起步，经历了概念探索、理论构建、应用研究和创新拓展4个阶段。（2）研究内容聚焦融合理论机制、水平评价、战略路径、地方应用及政策驱动5大领域，形成以产业融合理论、耦合协调理论和协同效应理论等为核心的跨学科理论框架。（3）总体来看，中国体育旅游融合的研究脉络已从理论探索到多元发展，但仍存在理论创新性不足、数据动态性欠缺、新技术应用不足、区域协同与可持续性研究薄弱等短板。未来需加强跨学科融合理论体系构建、推动动态化智能化分析方法创新、深化跨区域协同差异化发展探索、强化实践应用系统可持续性研究,为体育旅游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乡村旅游社区治理是扎实有序推进乡村旅游实现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文章借助知识图谱分析工具，探究乡村旅游社区治理的研究进展。研究发现：（1）乡村旅游社区治理研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历程可以划分为理论应用与本土萌芽、机制解构与实践探索、系统整合与范式跃迁3个阶段，研究内涵和外延日益丰富；（2）已有文献多以个案实证研究为主，重视探索社区治理理论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实践效用；（3）研究主题主要聚焦于居民感知行为对乡村旅游社区治理的影响反馈、多元主体参与的乡村旅游社区治理模式、文化与生态保护驱动的乡村旅游社区治理路径、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乡村旅游社区治理等4个方面，形成了“影响-模式-路径-目标”的实证研究体系。针对已有文献在研究对象区域偏倚、治理效能评估虚化、方法论革新与跨学科融合等方面的不足，文章建议（1）强化复杂性治理思维、突破区域偏倚与范式局限；（2）推动方法论融合创新、重视多源数据与数字伦理；（3）深化跨学科协同机制、构建动态性知识生产机制；（4）响应国家战略需求、完善中国乡村治理理论体系；（5）强化全球学术对话、拓展治理研究文明互鉴维度。

受全球气候变暖与城市热岛效应影响，城市居民的夏季避暑旅游需求增长迅速。研究聚焦游客对客源地与避暑目的地天气舒适度差异的主观感知，通过网络问卷调查，采集游客对气象条件的主观评分，筛选出日平均气温、日最高气温、日平均相对湿度、日平均风速和日照时数等5个夏季高影响天气舒适度的气象因子作为核心指标，将清凉程度划分为非常清凉、清凉、较清凉和不清凉4个等级，构建避暑旅游清凉指数（CI）模型。以重庆市为模型检验区，分析2022年19个气候清凉避暑地的清凉指数，结果表明：（1）在非常清凉等级中，相较于同期的重庆中心城区，气候清凉避暑地日平均气温低9.9 ℃、日最高气温低7.7 ℃、日平均相对湿度高21%、日平均风速低0.2 m/s、日照时数少0.5 h；（2）随着清凉等级降低，各气象因子的差异呈逐渐缩小趋势。清凉指数模型能够精准捕捉并有效量化客源地与避暑目的地之间天气舒适度的差异，突破了传统模型依据历史气候数据构建、忽视天气动态变化的局限，发展了旅游舒适度研究方法；结合智能网格预报技术，可为城市居民游客避暑地选择提供科学参考。

旅居养老已成为推动银发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并对增进老年人福祉产生了积极作用。研究基于557名55~80岁中国城市老年人的问卷调查数据，依托毕生发展控制理论，探究老年人平衡时间洞察力与其旅居养老需求的关系及内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平衡时间洞察力可直接预测老年人旅居养老需求；（2）平衡时间洞察力通过老年人的领悟社会支持或生命意义感单独预测旅居养老需求，还通过领悟社会支持至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机制发挥其作用；（3）根据工作状态将老年人分为退休和在岗两组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平衡时间洞察力对旅居养老需求的内部作用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即退休组的平衡时间洞察力、领悟社会支持、生命意义感和旅居养老需求产生的间接作用最显著；在岗组的平衡时间洞察力正向影响旅居养老需求，且主要依赖于个体生命意义感这一关键因素。研究揭示了平衡时间洞察力对旅居养老需求的内在影响机制，丰富了老年人旅居养老需求机制的理论解释，为老年旅居养老产品的市场细分和差异化营销策略制定提供科学参考。

在“数字中国”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人工智能（AI）日益成为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然而，目前AI与旅游业融合过程仍面临技术伦理缺位、数据安全隐患、制度保障不足等多重挑战，亟需系统梳理与应对。文章聚焦AI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议题，系统分析其在旅游业产品创新、服务重构、治理体系升级中的现实问题与路径机制。研究发现：（1）AI技术重塑了旅游业的运行逻辑，推动产业从要素驱动向智能驱动转型，构建“数据-算法-服务”闭环；（2）AI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深度嵌入旅游生产函数，通过技术赋能实现劳动增强、资本优化与资源调度智能化；（3）AI驱动文旅融合迈向资源数字化、体验沉浸化、供给个性化与决策智能化的新阶段，催生多元融合业态；（4）AI助力构建“政府-企业-社区-游客”协同治理网络，推动旅游目的地治理向智能生态系统转型；（5）AI发展中的风险与挑战日益凸显，需从制度建设、技术监管、伦理治理与人才培养多维发力，构建包容、安全、公平的技术治理体系。研究有助于厘清人工智能驱动旅游业变革的核心逻辑，为构建以智慧共创为特征的新型旅游发展模式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乡村民宿提质升级的关键路径，对民宿适应数字时代技术变革、提升民宿服务质量与效率、增强民宿市场竞争力具有深远意义。文章基于浙江省部分地区乡村民宿的案例调查，运用Gioia归纳式主题分析方法，分析乡村民宿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技术易用和数字技术有用等数字化转型推力，是民宿数字化转型的外部技术动力，技术易用促使民宿对技术有用的判断；而数字平台成本高和数字平台变现难等数字化转型阻力，则构成外部技术障碍，民宿在选择进行数字化转型时，是基于利弊权衡的理性考量。（2）除外部技术因素之外，民宿数字化转型还受游客需求响应和市场危机影响等民宿市场响应力的影响，这是其数字化转型的外部市场动力。（3）技术、市场等外部因素激励管理者提升数字化能力，如加强数字管理和推进数字营销等，成为民宿数字化转型的内部主体动力。（4）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数字人才需求和数字人才培训等人才支持力，以及期待数字化支持和给予数字化支持等政策支持力作为内外调节因素共同促进民宿数字化转型。研究结论增强了乡村民宿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理论解释，不仅丰富了乡村民宿的理论成果，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的应用场景，而且为推动乡村民宿的数字化转型指明实践方向，有助于实现数字乡村及乡村振兴目标。

红色旅游是一种构建红色记忆、促进国家认同感的体验学习方式。文章基于旅游学习过程理论模型，通过3项实验揭示了“红色旅游-积极情绪-反思-国家认同感”和“红色旅游-消极情绪-反思-国家认同感”两条路径，完善了红色旅游对促进游客国家认同感的作用机制。（1）实验一证实不同类型的红色旅游能够激发不同的情绪反应（H1）；（2）实验二验证了无论是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都显著正向影响红色旅游者的国家认同感（H2），并且情绪在目的地刺激与国家认同中具有中介作用（H3）；（3）实验三在再次验证H1与H2的基础上，引入反思作为中介变量，验证了反思具有单独中介作用（H4），并揭示了情绪与反思的链式中介效应（H5）。研究丰富了红色旅游的实证研究，并为红色景区的开发和管理提供了参考。

近年来景区景点过度旅游造成区域客流分布失衡现象日益严重。文章以重庆主城区为例，基于多智能体方法，模拟“有”与“无”社交媒体参与情境下游客的路径选择与空间移动，构建城市旅游流微观仿真系统（TFS），探讨社交媒体介入如何形塑城市旅游流分布及其对旅游区域极化现象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1）在社交媒体介入情境下，游客空间分布更易迅速向特定热点区域集聚，并出现极化态势。（2）社交媒体能够加速游客对“必去景点”的认知趋同，进而导致热门景点客流激增，其他景点游客数量大幅下滑。（3）社交媒体的个性化推荐和病毒式传播效应是区域旅游极化现象的主要驱动。研究不仅证明了社交媒体对游客决策及空间行为的深刻影响，也为区域旅游流的预测、干预及管理策略优化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实践启示。

数字经济改变了乡村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式，为农旅融合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文章采用2014—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熵值法分别测度各省农旅融合、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及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乡村数字经济赋能农旅融合的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乡村数字经济正向促进了农旅融合发展，其效应在东部地区、南方地区、教育高水平地区、旅游资源低丰度地区更为明显。（2）乡村数字经济通过推动技术创新这一中介机制，实现农旅产业发展需求的精准对接与商业模式创新，从而为农旅融合注入新的动能。（3）在空间维度上，乡村数字经济赋能农旅融合发展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文章从加快数字乡村建设、畅通技术创新的中介机制、加强区域协作3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促进农旅深度融合发展、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提供借鉴。

现有旅游体验研究主要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结构主义以及还原主义视角，往往忽略了异质的人与非人类要素能动作用下的旅游体验空间关系的复杂生成过程。鉴于此，文章引入一种后结构主义的拼装理论视角，再探讨旅游体验的本体论、认识论以及方法论。研究发现：（1）“旅游体验”可以被视为在生活、旅游世界情境中，人与非人类的多元异质要素能动地发生共同作用，进而动态生成的一种关系性拼装体；（2）旅游体验拼装体的生成存在“欲望”驱动下“领域化-去领域化”的动态关系性过程逻辑。此种旅游体验“拼装”认识论，为真实性、表征性等体验研究提供了能动关系性新视角；（3）拼装方法论须秉持“物-人”广义对称性原则与发生学视域，融入新物质主义的图谱绘制、物质民族志、心理语言学的隐喻分析等多学科方法，并重点关注与分析多元异质要素为何，以及何时、何地、如何参与和影响旅游体验的复杂生成过程、关系与意义，即关注与分析旅游体验拼装体与拼装关系的形成、解离、重组、再塑等进程以及拼装体生成的价值。以“物”和“关系”为本体导向的拼装理论视角可以为旅游体验理论研究以及“人-地”冲突关系管理实践等提供来自后结构主义视野下包容性与批判性启发。

观鸟游憩作为野生动物旅游的重要类型，在生态保护、生态旅游与社区可持续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使用CiteSpace 6.2.R4软件分析了2003—2023年间国际观鸟游憩研究历程、主题及热点。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研究文献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依据文献数量波动及主题特征，观鸟游憩研究可以划分为初步探索与基础研究、逐步深入与效益价值研究、持续深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3个阶段。（2）观鸟游憩研究多学科交叉特点显著，北美等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了若干高产且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科研团队，但合作网络仍相对分散，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3）研究主题主要包括观鸟游憩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公民科学和观鸟游憩行为、观鸟游憩目的地可持续发展及社会经济影响等，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环境责任行为、公民科学与观鸟游憩、人鸟互动的影响、城市观鸟游憩、观鸟游憩生态经济价值等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文章认为中国观鸟游憩研究与国际相比尚处于起步阶段，滞后于产业实践。据此，文章建议中国观鸟游憩研究从宏观-中观-微观维度，以观鸟游憩者（主体）、观鸟游憩资源（客体）、观鸟游憩产业（媒体）和观鸟游憩环境（载体）四体为视角，展开多学科跨境观鸟、社区观鸟、观鸟者影响及需求等研究，为观鸟游憩发展和鸟类保护地体系建设提供科学参考。

乡村振兴视域下，旅游社区治理现代化成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全面振兴发展的关键环节。乡村旅游社区治理不仅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重要内容，更是关乎乡村振兴目标达成的核心问题。在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旅游社区治理呈现出多元主体参与、多重价值功能兼具的特征，其演化特征显著，包括村民主体地位的凸显、乡村文化建设的繁荣、绿色治理理念的突出以及治理方式的智能化转变。然而，当前乡村旅游社区治理面临诸多挑战，如治理堕距的存在、理论困境的制约以及现实问题的困扰，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乡村旅游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文章深入探讨了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旅游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机理与路径探索，研究发现：（1）乡村旅游社区治理体系建构是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涵盖治理要素整合、结构搭建与制度完善；（2）构建治理共同体，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是乡村旅游社区治理的本质要求；（3）乡村旅游社区治理面临制度、文化、公平及环保等多方面问题，需采取有效措施应对；（4）乡村旅游社区治理的重点与任务应聚焦制度、科技、文化、人才4个方面，以提升治理效能与社区发展活力。研究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乡村振兴视域下旅游社区治理现代化相关问题的理论阐释，而且也能为相关管理者制定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提供决策参考，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推进以及乡村旅游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乡村旅游是提振乡村经济、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在扩大内需激发农村居民消费潜力背景下，探究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研究基于需求系统（QUAIDS）、双固定效应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使用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研究了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得出以下结论：（1）乡村旅游发展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总消费和消费结构升级；（2）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居民总消费和消费结构的升级作用受个体和家庭特征影响显著，年长、已婚、年代经历波折和健康状况较差等因素呈现显著负向影响；（3）乡村旅游发展通过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拓宽非农就业渠道作用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4）不同地区农村居民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响应不同，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大于东部地区。研究发现不仅厘清了乡村旅游发展推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内在逻辑，也对制定乡村旅游发展政策、优化农村消费环境、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价值共创是促进政府、居民等内生主体与游客、企业等外来客体在乡村旅游社区治理中建立信任、反馈和合作机制的有效手段。文章以南京市江宁区黄龙岘村和龙乡·双范为案例，运用质性研究、内容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乡村旅游社区治理中“主-客”价值共创的过程和机制。结果发现：（1）传统价值共创理论的信息、平台、服务等创新理念通过主客互动进入乡村旅游社区治理中，并通过价值链形成和价值传递过程促进旅游乡村治理模式转型；（2）“主-客”价值共创过程存在社区居民、消费者及企业“共盼-共建-共享”的价值传递轴线，体现为不同价值主体的空间策略、共创需求和治理结果的互动，以及对乡村资源转型旅游利用的认同和实践；（3）“主-客”价值共创的机制在于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村旅游社区价值链的参与式传递和治理模式创新，以此促成乡村旅游空间的高质量发展。游客作为社区治理的新参与者，承继与发展了旅游社区的价值内涵。为此，乡村旅游应注重游客和社区居民的价值转化能力，注重数字化营销和平台建设，鼓励更多主体自发参与到治理中来。

女性作为社交媒体分享的重要群体，受到研究的广泛关注，但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女性在网络分享意愿与行为的影响机制方面是否以及存在何种差异鲜有探讨。文章结合技术接受模型和社会交换理论构建研究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多群组分析方法对628份样本进行总模型检验，并进一步比较单身（空巢期）、已婚未育（筑巢期）和已婚已育（满巢期）3个群体的模型差异。研究发现：（1）非功能性要素方面，单身女性看重感知互动性，已婚未育女性强调感知趣味性和互动性，感知炫耀性对各群体的分享意愿和行为均有显著影响。（2）功能性要素方面，单身和已婚未育女性关注感知易用性，而已婚已育女性注重感知有用性。（3）3个群体的网络分享意愿对分享行为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文章丰富了女性旅游者网络分享行为研究，拓展了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为旅游企业和社交媒体平台的精准营销与个性化服务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证支持。

旅游目的地演化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基础命题和实践热点。文章以黄山市为例，从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结合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效应，运用logistic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黄山市旅游目的地演化机制。研究发现：（1）黄山市旅游目的地演化经历了路径导入、路径转型、路径升级、路径创新4个阶段；（2）演化过程呈现由外驱向内驱、由点状集聚向网络集聚、由单一向复合的特征；（3）演化阶段总体受资源禀赋、政策环境、资本条件、消费需求等多因素的正向影响，且不同阶段作用程度有差异；（4）在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的迭代循环下，黄山市旅游目的地通过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动态调整、宏观情境的复杂变化、多元主体协同作用，形成了非线性的复杂适应系统演化机制。文章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可为旅游目的地转型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和决策参考。

面对旅游活动这一外部扰动，传统村落不断调整自身韧性能力，使其在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等方面达到新的动态平衡。文章基于适应性循环理论和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以晋江市梧林古村落为例，采用文献分析法、田野调查法和加权TOPSIS等方法，探讨旅游型传统村落社会-生态系统韧性水平与响应机制的周期差异。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传统村落社会-生态系统韧性水平整体呈阶梯上升趋势，但周期差异明显，这与自适应循环理论视角下韧性演化阶段曲线相符。（2）传统村落韧性各维度能力增长速度趋势差异明显，抵御能力增长速度是先慢后快，适应能力呈现匀速上升，转型能力则上升速度最快、幅度变化最大。（3）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传统村落韧性响应机制呈现“探索期-抵御能力”“起步期-适应能力”“发展期-转型能力”的周期分异特征。研究丰富了扰动-状态-响应理论解释框架模型，初步揭示了传统村落适应演化过程，为村落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对策参考。

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促进了社区与外界的交往、交流、交融。文章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四姑娘山镇为案例地，运用扎根理论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等方法，构建旅游促进民族“三交”（交往、交流、交融）的分析模型，以揭示影响民族交融感知的多种因素组态。分析发现，前因条件呈现出显著的复杂性和异质性：（1）低学历、年轻、高收入的女性对民族交融持积极态度；（2）高质量的旅游活动和效益显著提升居民的民族交融感知；（3）低教育水平的男性在实现较高收入并积极参与旅游活动时，对旅游效益感知较高，并与游客保持高质量互动，形成积极的民族交融感知。研究结果强调，旅游活动和旅游效益的积极产出是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基础，有助于构建一个基于文化共享、物质共享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动系统。研究为深化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与促进民族交融提供新的视角和实证支持。

生态体验活动是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路径，其对生态系统健康的影响评估对优化管理策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研究以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为案例地，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DEMATEL分析法，构建生态体验活动影响评估体系，揭示生态体验活动对生态系统健康的多维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黄河源园区的生态系统健康处于警戒状态，呈现"低压力-中状态-高响应"的特征。（2）压力维度，生态体验活动对生态系统健康影响较小，生态体验设施是主要压力源；状态维度，黄河源园区的生态服务能力和生态弹性较弱，生态体验线路品牌影响较显著；响应维度，经济效益最为突出，其次为公众响应。（3）影响因素分析表明，生态管护员、牧民收入增加、居民生活质量提高是黄河源园区生态系统健康的关键因素；必要的接待设施、生态活力、生态服务能力等因素对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支撑作用。最后，研究提出构建"压力调控-状态优化-响应强化"的协同治理体系，为优化国家公园生态体验活动管理提供实践路径。

康养活动是一种阶段性定居行为，康养地的选址受当地长期气候特征影响显著。研究利用1991—2020年安徽省54个网格节点气象数据加工形成的节气日典型气象日数据，分析安徽省康养气候的时空分异特征，并通过聚类方法进行康养气候适宜性分区。同时，选取8个安徽省外地区网格节点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1）安徽省春秋季最适宜康养，部分地区适合夏季避暑，全省冬季舒适度较低；（2）岳西、歙县康养适宜性最高，皖西南和皖南地区整体较优；（3）安徽省可分为4个康养适宜性气候类型区，分区结果直观地反映了纬度和局部地理等因素对康养气候资源差异性的影响；（4）与北方部分城市相比，皖北少数地区具有康养优势；与安徽省东、南部邻近地区相比，皖西南、皖南具有康养优势；与南方城市相比，安徽省的康养适宜期较长，皖西南具备错峰发展潜力；（5）气候变化背景下，康养气候适宜区有整体向北偏移的趋势。研究创新性地提出了采用节气日气象数据典型化方法进行康养气候适宜性评价的思路，系统揭示了康养气候适宜性的时空分异规律，解决了传统均值或阈值评价的时序粗糙性问题，对康养气候资源的科学评价和康养旅游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森林旅游是推动区域“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重要路径。文章基于中国60个重点城市2009—2022年的面板数据，将福州市获批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市视为区域实施森林旅游政策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合成控制法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等深入探究森林旅游政策对区域“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福州市通过建设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市能够显著增加城市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明森林旅游政策能够推动区域“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2）森林旅游政策推动区域“两山”转化的促进效应存在一年的政策预期，且该效应逐年增强。（3）通过中介检验模型发现，森林旅游政策通过发挥就业增收乘数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绿色旅游供应链效应与生态服务价值释放效应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助力区域“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据此，文章提出发挥示范区引领带头作用、促进居民就业增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完善绿色旅游供应链与助力生态价值释放等措施，进一步提升森林旅游政策对区域“两山”转化影响效应的管理对策。

旅游发展尤其是红色旅游作为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区域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依据五大发展理念构建革命老区县域旅游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从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3个维度衡量共同富裕水平，基于2012—2022年湘鄂渝黔革命老区县域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门槛模型及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实证分析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旅游发展能显著提升县域共同富裕水平，但旅游发展与共同富裕之间呈现明显的非线性关系，存在“显著提升-增势减缓”的单重门槛效应。（2）空间效应下，旅游发展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对本地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邻地共同富裕发展则产生负向空间溢出作用。（3）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在维度上表现为直接效应对共享性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溢出效应中对可持续性的负向影响显著；在区域上表现为湖北片区旅游发展对本地和邻地共同富裕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贵州片区和湖南片区的正向效应较弱，而重庆片区旅游发展对本地和邻地共同富裕则均呈现显著的负向效应。

在效率变革与经济转型现实背景下，促进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效率协同增长对实现文旅融合和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文章基于协同演化视阈构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效率协同增长的分析框架，综合运用Super-EBM模型、哈肯模型、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泰尔指数和定性比较等方法，分析2011—2021年中国省域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效率协同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文化产业效率、旅游产业效率均对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效率协同增长系统存在正反馈效应，但系统的演化方向由文化产业效率主导。（2）研究期内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效率协同增长总体表现为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递减的扩散特征，形成“中部>东部>西部”的区域空间分异。（3）中国和三大区域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效率协同增长的核密度分布曲线均呈现显著的“单峰”形态；中国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效率协同水平呈现“下降-上升”总体特征，其中区域间差异是造成总体差异的根源。（4）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效率协同增长受多元因素的组态影响，存在数字经济-人力供给驱动型、政府-资源驱动型、市场-交通驱动型和“政府-资源”+“市场-交通”综合驱动型4种组态路径。文章揭示了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效率协同增长的复杂组态成因，丰富了文化和旅游关系研究，可为文旅深度融合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降雨事件频发，给乡村地区带来巨大挑战。旅游型乡村社区通常地处山区或邻近水域，在发生极端降雨时面临着更大的自然灾害风险和潜在经济损失。文章以在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中受灾严重的北京市门头沟区S村为例，采用问卷调查、半结构化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开展案例研究，探讨旅游型乡村社区对极端降雨事件的应对及其启示。研究发现：（1）S村在灾前通过防灾宣传演练等方式进行备灾，灾中通过有效组织完成抢险救灾，灾后结合旅游业转型发展需求推进重建，形成了系统的社区灾害应对模式。但其防灾准备仍显不足，体现为前期防洪工作的参与主体配合不足、基础设施存在隐患、旅游资源保护不力，以及居民防灾意识薄弱。有受灾经历后，居民的防洪知识储备与灾害感知明显提升。（2）从S村的经历看，旅游型乡村社区应根据灾害发展阶段采取针对性措施，发挥不同主体的灾害应对作用，促进多元主体协作，保障基础设施的承灾能力，实现有效响应。并且，需对特色旅游资源进行针对性保护，着力将旅游产业发展中形成的社会资本和自组织基础转化为灾害响应的协作优势。灾后则要把握重建机遇，提升社区韧性，实现乡村旅游社区与产业的可持续发展。（3）未来的极端降雨事件大概率会增多，仍需进一步加强旅游型乡村灾害应对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为其有效提升抵御灾害的能力提供科学支撑。

以推进区域合作为主导方式的典型路径难以满足跨界旅游目的地的发展需求。研究从发展和治理的背景特征出发，讨论跨界旅游目的地的特征和发展路径，并基于路径依赖理论构建演化模型，探讨其发展路径固化风险。通过对茅山风景名胜区开发模式和治理体系的实证分析，总结其演变特征并提出优化建议。研究发现：（1）跨界旅游目的地的发展路径受资源禀赋、关键节点事件和区域治理模式等多重因素驱动，因资源整合有限、治理模式分散及行政区划分割等特性，呈现出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2）发展路径的演进逻辑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演化方向由初始条件和关键节点事件共同塑造，部分跨界旅游目的地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和治理创新实现了积极的路径锁定，而另一些则因资源整合不足和区域间协调不力陷入了消极的路径锁定。（3）演化机制上，旅游资源禀赋等初始条件通过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强化路径依赖，奠定了跨界旅游目的地的发展基础；随机事件则作为外部扰动推动路径调整或转型。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强化顶层设计、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及构建创新协调管理体系三方面优化建议，以期规避跨界旅游目的地的同质化竞争，实现统一规划与利益共享的核心目标。

女性是传承农耕文明、参与农业文化遗产地社区治理的主要力量，却也是话语体系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一方。文章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为例，通过田野调研、扎根理论方法，在认知-情感-意向框架下，探析农业文化遗产地女性如何在投身社会参与的过程中建构其地方认同。研究发现：（1）氛围场的生成是推动农业文化遗产地女性参与社会组织的直接因素。（2）通过对遗产价值的再理解和地方意义的再表达，遗产化成为推动农业文化遗产地女性地方认同生成的关键力量。（3）地方认同内化于女性的自我认同中，表现为对女性价值的再认识和性别意识的觉醒。（4）农业文化遗产地女性的地方认同行为反馈包括生态互动行为和遗产传承行为。地方认同通过社区参与成为遗产地妇女在社区治理中展现女性力量的情感驱动，而社区参与同时也深化了妇女们地方认同的建构过程。

人工智能（AI）驱动旅游学科体系重构是新时代旅游教育响应国家教育强国战略、服务文旅产业智能化转型的核心命题。然而，当前关于AI如何深度嵌入旅游学科建设的系统研究仍较薄弱。文章深入探讨AI技术驱动下旅游学科体系重构的新契机、新问题与新范式。研究发现：（1）AI推动旅游学科理论体系重塑，促进跨学科融合与知识体系重构；（2）人工智能技术加速“人工智能+教育”实践落地，推动教学内容、方式与评价体系的深层变革；（3）旅游学科在智能化转型中面临伦理规制滞后等多重挑战；（4）未来学科建设需聚焦技术治理、制度创新与文化引导，推动旅游学科实现智能化跃升与价值再造。文章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丰富了AI时代旅游学科建设的研究框架，并为政策制定者和教育管理者提供了可操作的政策建议，助力中国特色旅游学科体系的现代化转型。

旅游数字标牌的科学布点是提升城市旅游体验与公共信息服务效率的关键问题。而目前大多数选址仍主要依赖经验判断，常导致信息分布不均、标牌密度失衡，进而影响游客获取景区信息的效率与整体旅游满意度。针对上述问题，文章以“最大覆盖”为目标，构建旅游数字标牌选址优化模型，结合多源时空数据引入深度强化学习技术进行求解。研究涵盖数据采集与预处理流程，融合地理探测器与注意力机制识别关键影响因子，并基于深度强化学习构建状态空间与决策策略。同时，将所提方法与经典求解器和启发式方法进行了求解质量与计算效率的系统对比。以北京市五环以内区域为实验场景，结果表明：（1）现有旅游数字标牌主要集中于东部和东北部，与旅游景点空间分布高度相关；（2）旅游热度、游客活跃度及城市公共交通分布在选址结果中发挥显著作用；（3）三种方法优化结果均将标牌优先布局于西城区及周边区域，而深度强化学习方法在保证布点效果的同时显著提升了计算效率。研究创新性地引入深度强化学习方法解决旅游数字标牌选址问题，推动选址策略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从静态布设向智能优化转变，为智慧旅游信息设施的科学规划提供了技术支撑与实践路径。

在饮食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中，新时期环境政策的推行极易与地方性知识体系所内生的资源认知、权属观念及文化惯习产生冲突，甚至无意间引发群体性事件。研究以四川省T县城区禁止私自熏制腊制品事件为例，基于拓展后的政策执行互动模型和扎根理论方法，探讨公众、政府、媒体等主体在环境政策执行中的互动过程。研究表明：（1）各主体利益诉求差异是政策执行遭遇梗阻的主要原因，政府希望通过执行相关环境政策实现完成行政任务并保障公共权益的双重目标，公众则主要关注个体经济利益与时间精力损失、民俗文化传承断裂风险以及政府行政工作失误，媒体在其中作为中介因素不断调节两者关系；（2）各主体间存在对抗关系与合作关系两种类型，在政府工作失误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情景中，其对抗关系可能对行政工作、政府形象、文化传承及资源利用产生负面影响；政府致歉后，政府、公众及媒体通过自主责权平衡走向合作，并及时对公共利益损失进行止损；（3）政策执行梗阻及群体性事件的化解对策包括理论的调适机制与现实的发展路径，其涵盖政府治理与统筹、公众参与与协同两个维度，前者包括建立结构性矛盾化解路径、双向信息沟通模式、政策评估机制3项内容，后者则包括文化传承与旅游利用2条路径。研究拓展了互动模型，深化了传统饮食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理论基础，也可为群体性事件的化解、环境政策的制定及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是促进文旅产业绿色发展的强大动力，探究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绿色技术进步的关系，可为文旅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导。研究以2013—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分析数字经济对中国文旅产业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与文旅产业绿色技术进步指数整体处于上升趋势，但数字鸿沟不断加深，文旅产业绿色技术进步指数受外部环境冲击影响大；（2）数字经济对文旅产业的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持续性促进作用；（3）数字经济通过提升旅游市场主体活跃度和增加第三产业劳动力投入，促进文旅产业绿色技术进步；（4）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技能水平对文旅产业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影响，该促进作用在数字经济落后、劳动力技能水平较低的地区更为明显。基于此，研究从发挥数字经济特性、加强人才培养、激发文旅市场活力以及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等方面，提出了推动文旅产业绿色发展的相关建议。

传统节庆活动所承载的文化基因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维系社会文化连续性的重要纽带，对传承地方文化特色、延续地方文脉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京西幡会为研究对象，综合物质形态学、符号学和心理学等研究方法，构建“显性-隐性”双维基因识别方法，识别和提取其文化基因，进而构建传统节庆活动文化基因体系。研究表明：（1）传统节庆文化基因体系通过显性文化基因与隐性文化基因的动态互构，形成一个多维嵌套的文化生态系统，并最终使文化基因在守护传统与适应现代之间保持了韧性；（2）显性文化基因中的“物质要素-仪式行为-时空场域”三者共同构成“存储-解码-再现”的显性表达链条。隐性文化基因中的“文化象征-情感结构-社会功能-价值取向”四者形成“传递-唤起-强化-统合”的隐性表达链条；（3）“显性-隐性”双维基因识别方法可有效解决隐性文化基因难以表征的问题，为传统节庆活动文化基因的提取与体系建构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乡村居民作为乡村旅游地治理的目标群体与重要参与者，获取其对政策的支持即实现政策认同对当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中国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黄姚古镇为例，结合社会交换理论，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探究乡村旅游地居民政策认同的生成机制。研究发现，乡村旅游地居民：（1）政策认同的生成受6个条件影响，其中政策阐释为外源性条件，过往经历、政策参与、旅游效益感知为内源性条件，政策稳定性、政策适配性为政策特征。政策认同的生成表现包括政策认知、政策情感和政策行为意向。（2）政策认同的生成需经过交换风险评估、交换行为尝试、交换秩序稳定3个阶段，是当地居民与政策执行机构历经利益碰撞与融合，最终实现交换关系重构的过程。（3）政策认同的生成机制呈现出“抵制-尝试合作-理性博弈”的跨阶段转变，且各阶段均遵循“政策认知-政策情感-政策行为意向-新政策认知”的认同逻辑。文章提出应反思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认同”治理政策的价值，并呼吁政策执行机构将工作重心由关注政策完成度转向解决旅游目的地实际困难。

人工智能作为第四次科技革命的代表性技术，已成为推动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跃迁的重要动力。研究采用Malmquist指数模型测算2011—2024年中国30个省份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结合Lorenz曲线、Getis-Ord Gi*统计指数等方法，比较人工智能技术的区域差异，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对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人工智能技术和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在2011—2024年间均呈增长态势，但空间差异明显，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人工智能发展显著强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部和东北地区的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2）人工智能技术对旅游业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技术效率作用不明显，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边际效用先减后增。（3）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人工智能技术与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正相关关系，但西部地区效应尚未显现。未来，旅游业应借助AI技术开发AIGC场景并增强交互式体验，注重“情感”和“人文”导向；借鉴其他领域的成功经验，通过建立用户画像、构建数字孪生景区等方式，打破低水平循环；加强区域合作，促进人才流动和技术转移，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改善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旅游型传统村落声景观作为感知空间环境和评估景观效益的重要维度，对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以皇都村为案例，运用语义细分、问卷调查和因子分析等方法，构建了旅游型传统村落声景观研究框架，深入解析旅游型传统村落声景观特征，旨在探讨其在提升旅游吸引力和推动村落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研究发现：皇都村声景观是独特的乡土文化，具有生活声塑造地方特色、生态声呈现疗愈功能、生产声蕴含联想意境、复合声传递和谐氛围并甄别空间环境等旅游吸引力功能特征。同时，村内存在生活声地方感同质化、生态声疗愈感衰微化、生产声联想感形式化、复合声空间与和谐感模糊的问题。为此，研究依据不同类型声景观的特点，提出借声、掩声、补声及综合利用等提升策略，以期实现对皇都村声景观的有效保护与优化，进而促进传统村落景观吸引力提升与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旅游业的数字化转型改变了旅游地的运营管理模式，既为旅游地居民参与旅游业提供了契机，也给其亲旅游行为带来了挑战。研究基于能力-动机-机会（AMO）理论，采用必要条件分析（N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对关于平遥古城的297份居民问卷数据进行分析，揭示数字素养（数字技术、数字认知、数字社会情感）及经济、环境、社会文化效益感知对亲旅游行为的组态路径。研究发现：（1）单一要素未构成亲旅游行为的必要条件，环境效益感知最先成为亲旅游行为的瓶颈因素；（2）亲旅游行为具有“多重并发”和“殊途同归”效应，共有4种高亲旅游行为模式（纯数字驱动型、技术-经济-情感型、数字-经济型、综合型）和4种非高亲旅游行为模式（环境-情感限制型、环境因素限制型、数字技术欠缺型以及数字社会情感不足型）；（3）影响高和非高亲旅游行为的前因条件具有异质性且存在一定替代关系。研究明晰了居民亲旅游行为的多重前因关系、因果非对称性和多种等效路径，为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管理者在政策制定和资源配置方面提供了实践指导。

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背景下，老年人健康成为备受关注的重要议题。旅居养老和深度休闲重塑了老年人的健康生活方式，不过旅居养老也给老年人的深度休闲和健康带来了诸多挑战。研究基于流动性视角和关系性分析框架，聚焦旅居老人的深度休闲与健康之间关系，以云南玉溪禄充风景区为案例地，分析老年人如何在旅居流动情境下开展深度休闲，并分析深度休闲如何影响其健康。研究发现，旅居老人深度休闲呈现技能性、社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老年人在旅居流动情境下通过身体与认知功能、社会参与、坚持投入3个维度，与家乡、不同旅居地建立了动态多维的"人-多地"关系，包括物质关系、社会联系和情感纽带，不同旅居老人借助深度休闲与多个地方所构建的人地关系存在差异，进而影响其在旅居流动过程中的身体、社会和心理健康的提升效果。研究从理论层面剖析了旅居老人深度休闲对其健康的影响机制，从实践层面提出了通过深度休闲帮助老年人适应旅居流动、维持深度休闲并提升健康的现实路径。

科学解析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旅游发展的时空动态耦合机理，是推动文化资源协同转化、赋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文章以沿黄九省（区）为对象，构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旅游发展两系统的动态耦合模型，通过“熵值法-耦合协调度-障碍度诊断”三阶分析框架，解析2013—2022年两系统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发现：（1）两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在时序上呈现非同步周期性波动；空间上分别呈现梯度递减和金字塔型层级结构；（2）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整体偏低，处于濒临失调状态，时序上经历三阶段跃迁路径，空间格局演变呈现“局部升、全域降”的特征，重心持续向西北方向偏移。（3）在系统层面，文化遗产是主要障碍因子；在指标层面，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旅游市场规模形成双向制约。

文章基于熵权TOPSIS方法评价中国272个地级市的新质生产力和旅游业竞争力，以此测度新质生产力与旅游业竞争力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探讨耦合协调度的动力机制。结果显示：（1）新质生产力水平低于旅游业竞争力水平，但是前者的增长态势高于后者。不同城市之间新质生产力与旅游业竞争力差异显著，东部城市总体水平高于中、西部城市。（2）新质生产力与旅游业竞争力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总体水平较低，但逐年上升趋势明显。东、中、西部城市的耦合度水平无显著差异，但东部城市的耦合协调度高于中、西部城市。（3）数字创新、财政支出、城镇化、市场化和居民消费是新质生产力与旅游业竞争力耦合协调发展的核心动力机制。数字创新是东、中、西部城市新质生产力与旅游业竞争力协调发展的核心动力机制，其中东部主要依靠市场动力，中部和西部依赖政府和市场双重动力。此外，高创新城市依赖内源性和市场动力，低创新城市受外源性动力显著影响，而旅游依赖型城市动力机制单一，非旅游依赖型城市则呈现多元化驱动特征。文章丰富了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应用场景，深化了新质生产力与旅游发展关系的理论认知，同时为新质生产力与旅游业竞争力的协同提升和推动旅游业新兴战略性支柱产业建设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