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是一部集促进法、监管法与交易法为一体的综合性立法，就保障和促进旅游业规范和高效运行做出了基本制度安排。以《旅游法》实施十周年为契机，从《旅游法》主要内容出发，围绕新形势与新业态、立体监管与专项深化、规划促进与景区规范、旅游者幸福感保障与私法改革路向等进行讨论，进而提出《旅游法》未来修订方向建议。研究认为：（1）旅游综合协调机制亟待优化。建议增加对旅游权利的阐释，推动立法精神向协同提升发展转变，完善相关配套与实施细则，以包容审慎原则关注旅游新业态发展。（2）从全过程、全方位、多主体、多方式、多领域强化和优化旅游立体化监管。深化旅游安全监管，进一步明确旅游行政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的安全监管责任、高风险旅游项目的治理体制、在线旅游经营者的安全责任，加强旅游生态影响监管。（3）优化旅游专项规划编制体系，确立旅游用地与国家土地分类体系的适配原则。（4）研究制定《旅游景区条例》，解决旅游资源开发许可、景区开放法定程序、景区各主体的责任边界等问题。（5）建立满足旅游者美好生活需要的法律保障。从旅游地、旅游经营者、旅游从业人员和旅游者角度出发保障旅游者幸福感。（6）从标准化、软法配置、国际化方向探索解决旅游私法的可操作性弱、发展性差、地方性过强等问题。

旅游产业和区域经济关系是科学解读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以长江流域为研究对象，构建区域经济-旅游规模异速增长模型，运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探究2010—2019年区域经济-旅游规模的时空关联特征和异速增长等级变迁过程。结果表明：（1）长江流域区域经济和旅游规模均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布特征，二者时空关联具有时间稳定性和空间异质性特征，上中下游存在流域间差异性和流域内差异性。（2）长江流域区域经济-旅游规模的纵向（时间）标度因子呈先上升后下降的波动趋势，异速增长关系以区域经济增速高于旅游规模增速为主；横向（空间）异速增长关系整体上以正异速增长为主，异速增长等级演变具有“整体稳定，局部波动”的特征，其中上中游变化较大，下游较为稳定。（3）长江流域区域经济-旅游规模的异速增长等级变迁以负异速等级转化为正异速等级的向上转变为主，多数地区旅游发展对区域经济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区域经济-旅游规模的异速关系揭示了区域旅游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复杂联系，为实现流域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作为依托地区工业生产的物质和文化资源发展的旅游形态，工业遗产旅游受到工业活动空间布局与工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影响，工业地理学也成为工业遗产旅游资源布局与开发组织的重要学科基础。本文在分析工业遗产资源空间分布特征的基础上，从工业地理学视角对影响资源分布与开发方式的因素予以解释。本文认为工业区位论是工业遗产资源空间布局的理论基础，工业部门特征决定了工业遗产旅游的资源形态与微观区位，区域工业的组织特征决定了遗产资源的开发模式，而工业生产活动与区域发展的交互关系则影响了工业遗产资源的活化方式。最后，从工业地理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创新的角度，提出未来工业遗产旅游研究需要关注的4个问题：工业遗产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地区工业发展特征的工业遗产旅游资源开发模式、工业遗产旅游资源开发业态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工业遗产旅游资源与地区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机制。

工业遗产以其独特的旅游价值成为吸引力日益增强的新型旅游资源，构建工业遗产旅游价值评估指标体系是科学引导工业遗产传承利用的重要基础。文章基于文献分析，探索性提出工业遗产旅游价值评估构成要素框架与指标体系，并以东北地区22个国家级工业遗产为例进行评价和验证。研究表明：（1）工业遗产旅游价值评估要素包括固有价值、市场价值和环境因素，固有价值是工业遗产的内在本底价值，市场价值是外在旅游开发价值，环境因素是旅游开发的限制条件，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2）工业遗产旅游价值评估指标体系包括固有价值、市场价值和环境因素3个准则层和游憩价值、区位度、污染程度等14个具体指标，采用专家打分法、熵权法和综合指数法计算工业遗产旅游价值；（3）东北地区22个国家级工业遗产旅游价值相对符合各工业遗产开发现状及实际情况，说明研究构建的指标体系具有较好适用性。该指标体系紧扣工业遗产作为旅游资源的概念和内涵，强化其旅游价值的地理视角和区位属性，为工业遗产旅游价值评估标准制定提供理论支撑，也为工业遗产旅游开发提供决策参考。

地方意义反映了“环境对个人的价值和意义”，工业遗址的旅游利用改变了原有地方意义。本文以英国比米什露天博物馆为研究对象，以Tripadvisor平台旅游评论为研究文本，运用建构型扎根理论中的编码技术，识别旅游者视角下工业遗址旅游目的地的地方意义构成维度。研究发现，工业遗址旅游目的地的地方意义在自我、社会、环境3个层面互动下形成，其地方意义由固有物质意义、使用意义、社会文化意义和身份表达意义构成，4个构成维度具有由表及里的逻辑关系。本文尝试构建了工业遗址旅游目的地的地方意义构成模型，为未来工业遗址旅游目的地理论研究和开发实践提供了参考。

当前的工业遗产运动中，遗产逐渐成为脱嵌社区发展的新型消费飞地或“纪念碑”式“工业圣地”。社区是遗产的原生主体，社区关于遗产的历史、记忆、知识以及身份认同等情感关系，构成了遗产保护利用和持续发展的重要挑战。本文以创伤记忆为理论视角，以沈阳铁西为案例地，通过综合分析国有大型工业企业厂志、网络文本、工人的访谈文本，旨在从理论上揭示创伤记忆影响社区身份认同和遗产保护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工业遗产保护过程对遗产的情感价值认识不足，缺少与社区的互动，导致社区将工业遗产看作外来文化；社区围绕环境、身体和文化创伤，形成了遗产的创伤记忆，这使得遗产地意义被重构，变成“爱恨交织”的伤痛之地；创伤记忆作为影响社区工业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会限制社区在遗产保护中的参与和行动。因此，应承认工业遗产的冲突性和伤害性，并给予正视、呈现和回应；要重视社区的遗产主体身份，重建社区和遗产的关系；通过口述史、见证文学、集体叙述、旅游展演等途径，对创伤进行宣称和充分言说，建立过去与当下的联系，以便受创者走出记忆困境，形成遗产认同。这将有助于社区与权力、资本、专业知识形成合力，将工业遗产建构为社会的共同遗产，实现遗产保护利用的持续发展目标。

女性参与工业生产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工业遗产旅游利用过程中意义重构和价值传递的重要元素。本研究以4家纺织博物馆的媒体资讯和游客评论为数据，比较博物馆展演解说信息的输出端和接收端，尝试分析纺织工业遗产旅游活动中女性工人价值的呈现特征。研究发现：纺织博物馆展演解说中女性工人价值体现不充分，具体表现为角色缺失、内容不足、形式简单；叙事体系固化、主体意识和性别视角缺失、技术手段限制等是主要影响因素。遗产的意义在于价值传递。建议工业遗产的展演解说应强化时间维度的工业发展历程线，在内容上深入挖掘女性工人群体的特殊价值，在形式上还原女性工人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境，在技术上强化新科技手段的动态性和参与性效应，以全面真实呈现工业遗产中的女性群体价值。本研究是对工业遗产展演解说领域的探索性研究，以期唤起学界和业界对工业遗产展演解说的重视与对女性群体的关切，更好地推动工业遗产的意义重构与价值传递。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旅游地面临恢复旅游发展与疫情防控的双重压力。居民作为旅游地核心利益相关群体之一，其对旅游业的态度是影响旅游业恢复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以居民政府信任、新冠风险感知为前因变量，以旅游地社会责任为调节变量构建了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居民旅游支持度模型，并选取边境城市博乐市居民为调查对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对本研究所构建的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居民政府信任对旅游支持度有直接正向作用，也能通过降低居民的风险感知间接正向影响居民旅游支持度；（2）旅游地社会责任对居民政府信任和风险感知之间的关系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即居民旅游地社会责任感知会强化居民政府信任对风险感知的负向影响；（3）旅游地社会责任对居民政府信任和旅游支持度之间的关系调节作用不显著。研究表明，政府信任是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居民支持旅游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且旅游地社会责任会强化这一因素的重要性。

消费转向下场景文化价值具备集聚创意人群、促进空间转型发展的功能。识别历史文化街区场景文化价值有利于促进街区空间活力提升、推动城市更新发展。本研究基于场景理论，利用扎根理论研究手段，在实证研究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的基础上，构建适用于历史文化街区场景文化价值识别方法，研究结果显示：（1）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场景领袖魅力突出、传统要素凸显，形成迷人的本土化体验性空间；（2）历史文化街区场景文化价值可通过合法性、戏剧性、真实性等3大维度的25个指标进行识别；（3）历史文化街区场景舒适物涵盖自然景观、有形文化和消费娱乐设施等3类，其与环境氛围分别构成场景的“形”与“韵”，经由感知/认知、消费、个人信息加工处理转换为“感”，即个体情感记忆，进而识别场景文化价值。研究通过场景文化价值识别过程丰富场景理论在历史文化街区这一特定空间的应用，也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衡量其场景特征与规划定位之间的差异程度提供参考。

研究以旅游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以武汉市9个处于不同旅游生命周期的历史文化街区为研究区域，通过质性数据分析探讨了居民身份认同对其旅游发展意向的影响，并对处于不同旅游生命周期的街区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居民身份认同主要从情感因素、经济因素、社会环境因素、旅游发展要素、文化因素等方面对其旅游发展意向产生影响；依据身份认同强弱与旅游发展意向正负的交互组合，可将居民分为4种认同-意向类型：积极拥护者、传统坚守者、经济至上者和无为参与者；在不同旅游生命周期阶段的历史文化街区，居民身份认同对其旅游发展意向的影响各异：在参与和巩固阶段街区，传统坚守者突出；在发展阶段街区，积极拥护者占主导；在巩固阶段街区，积极拥护者和无为参与者兼而有之，且二者冲突尤为激烈。最后，针对不同旅游生命周期阶段居民的类型和特征，提出了促进居民参与街区旅游发展与保护的建议。

历史街区承载了城市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印记，主要表征为特色鲜明的文化景观。过去40年，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改变了城市面貌，也影响了历史街区保护利用的进程。历史街区一旦变成旅游景观，符号化就成为了历史街区进行旅游发展和空间重构的主导逻辑。本研究以前门大街为案例地，通过对马蜂窝网站中游客分享照片的检索和整理，利用符号学和扎根理论方法分析了旅游利用背景下历史街区文化景观符号的意义表达，并对此过程中的符号建构与解读机制进行剖析。本研究从主客体两视角出发，深化既有研究并得出以下结论：前门大街通过指索符号、建筑符号、街道符号和商业符号共同表征这一空间。街道功能多样化和城市地位转变是符号建构与解读的具体语境，符号系统的建构存在多个权力主体，不同价值的符号其建构方式也有所不同。符号的解读需要旅游者的身体参与，当旅游地建构的符号与旅游者获得的符号存在一致性的时候，意味着文化景观符号意义被正确地接受和解读。

历史文化街区既是城市文化的重要地标，也是旅游发展的重要资源，由此成为新时期文旅融合的重要实践载体。本研究基于符号学视角，选取黄山市屯溪区毗邻的屯溪老街和黎阳in巷分别作为传统与复建历史文化街区代表，基于扎根理论构建历史文化街区文旅融合的符号学理论框架。实证分析表明：传统与复建两类历史文化街区均形成了主题定位、文旅功能、空间布局、物质载体、业态产品、旅游服务六方面的文化和旅游符号，前者以传统文化符号居多，后者以现代旅游符号居多；两类街区文化和旅游符号融合的独特性、凸显性、融合性和适应性等特征差异明显，前者偏向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后者偏向旅游介入的适应性。据此提出传统历史文化街区“旅游趋向”和复建历史文化街区“文化趋向”的文旅融合路径，两类街区在文化传承与旅游发展中应加强文化资源符号化、资源功能多元化、符号空间整合化、文化符号全景化，促进文化产品价值化、旅游服务品质化，以实现历史文化街区可持续发展。

对工作旅游的忽视是山地旅游不能满足国际社会高期待的根本原因。根据纳坦·乌列利（Natan Uriely）工作旅游概念框架和希望旅游批判性转向的转化性旅游发展趋势，本研究认为，大游学（Grand Tour）既是现代工作旅游，也是现代山地旅游的起源，转化性旅游关注旅游者与目的地社区的共同学习和共同创造，凸显了山地旅游的工作旅游特征，对口援藏是一种中国山区独具特色的工作旅游类型。进而认为山地旅游具有五大工作性特征：地形条件导致的旅行艰苦性和情境压迫性、与政治结构和权力联系的文化性、与环境和文化多样性关联的创造性、基于个体动机的精神价值导向性、难于解释和理解的理论性。建议从先进文化建设的引领发展、红色旅游引领的价值化和精神化体验的创新发展、产业集群集聚高效融合的现代化发展、品牌声誉建设的开放发展4个方面，探索山地旅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工作性战略路径，并处理好休闲与工作、休闲旅游与工作旅游的统一性和互补性的一体二元性关系，从而为山地旅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超越单一产业思维的工作旅游新思维。

从制度性约束和经济激励转向文化自觉视角探究山地旅游发展机理，有助于明晰山地旅游发展的原生驱动力，形成可持续的山地旅游发展模式。文章从文化自觉与旅游发展的关系切入，结合布迪厄的场域理论，通过对云南省丽江市玉龙雪山景区的政府工作者、居民、旅游从业者和游客的实地调研和相关思考，探究了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1）主客交往背景下的自我观照是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缘起；（2）文化资本旅游化转换和惯习调适是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具体表现过程；（3）旅游地资源价值的创造性转换以及被游客所感知的供给内容更新是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结果；（4）“文化-人-旅游”关系链的塑造是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核心；（5）从文化自觉到发展自主是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本质。研究在一定程度深化了文化自觉在山地旅游研究中的应用，同时也能为民族地区山地景区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些许参考。

引入相对剥夺感作为调节变量，构建涉及社区参与、增权感知、去权感知、社会幸福感的结构模型，以贵州省雷山县郎德上寨为案例地，实证分析企业介入对民族旅游村寨居民社会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1）社区参与对村寨居民的社会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增权感知与去权感知对村寨居民的社会幸福感分别具有显著正向与负向影响；（3）增权感知与去权感知在社区参与对村寨居民社会幸福感的影响中产生部分中介作用；（4）相对剥夺感负向调节增权感知与去权感知对村寨居民社会幸福感的影响。上述结论从社会幸福感角度深化了企业介入后社区参与程度与权力感知差异对村寨居民的社会心理状态的旅游影响，证实了企业介入后存在“社区参与→增权感知→社会幸福感”和“社区参与→去权感知→社会幸福感”两条影响村寨居民社会幸福感的路径，揭示了企业介入后权力感知对社会幸福感的影响在不同相对剥夺感的村寨居民中存在差异，为旅游地居民社会幸福感的影响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企业介入后的民族村寨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践指导。

本研究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为基础，采用CiteSpace知识图谱方法，分析了近30年国际民族旅游研究进展。研究发现：国际民族旅游研究的热点经历了从概念界定到民族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再到民族旅游地社区响应的演进过程，大致可划分为探索、发展和深化三个阶段；研究议题主要集中在民族旅游地可持续性评价、民族旅游原真性研究、民族旅游政治化研究、民族旅游文化遗产研究、民族旅游社区管理研究和民族旅游地文化管理研究六个方面。建议中国学界增强民族旅游研究的政策指向性、问题指向性和学术前瞻性，重点加强民族旅游地高质量发展和民族旅游地文化真实性、文化胁迫与文化韧性等研究，以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旅游研究学术话语体系。

旅游区作为区域旅游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功能性空间，受到行政区划设置和行政边界的明显影响。随着全域旅游推进和旅游地之间联系加深，统筹推进行政区划与区域旅游的协调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从跨行政区旅游合作、跨界旅游区整合两个尺度分析了行政区划与区域旅游的耦合关系，并基于行政区经济理论、政区位势理论，提出受行政区经济的刚性约束效应，兼跨不同行政区的旅游区发展不均衡、管理不统一等现象难以得到及时解决。此外，由于行政区与旅游区界线的非耦合而造成多个旅游区发展的异质性人文界面，对旅游功能区发展、管理的支撑能力具有较大差异，因而造成旅游功能区发展水平不均衡和利益冲突，导致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出现不和谐状态。据此，本研究提出今后需要重点加强五个方面的研究：行政区划与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理论与政策创新；行政区与旅游区不耦合的问题评估与成因；行政区与旅游区耦合的时空过程、效应与机理；行政区划与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路径与模式；跨界旅游区的体制机制改革与政策保障。

各自为政的“属地管理”模式难以满足跨行政区旅游目的地的发展诉求和游客消费需求。本研究以“案例选取-模式总结-发展建议”为研究主线，从合作成熟度角度，选取3个处于不同合作阶段的跨行政区的景区级旅游目的地进行分析，分别是处于成熟合作阶段的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开发模式为政府主导下的跨区域多元合作；处于破局起步阶段的武功山景区，开发模式为人大立法保障下的企业统一运作；处于尚待突破阶段的天堂寨景区，开发模式为浅层合作下的相互独立运营。研究还发现，成熟的跨行政区旅游目的地开发需要更高行政级别政府的顶层设计；大型战略项目驱动会显著增强区域间的合作意愿；区域协同立法是跨行政区旅游目的地协同发展的创新手段；统一的品牌宣传和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则有助于旅游目的地的成熟化发展。

跨界景区作为相邻政区间的交错区域，其内部一体化的旅游资源因客观存在的行政边界而被相对割裂，成为区域空间治理的特殊类型。研究以全国306个5A级旅游景区为研究对象，利用地图数据和GIS空间分析研究得出：（1）中国现有69个跨界5A级旅游景区，整体呈现集聚型空间分布格局；（2）跨界景区可从开发目的、主体资源类型、边界尺度和跨界单元角度进行划分，不同类型跨界景区的旅游开发与管理存在明显差异；（3）跨界景区现有一方政府主导、多区治理、管委会治理和企业主导4类管理模式，不同管理模式既有阶段性特征也存在共有问题。最后基于不同空间尺度，提出行政区划调整、政区横向联系和企业统一经营3种具体整合路径，以期突破边界屏蔽效应，实现有效的区域旅游合作治理。

基金支持是引领学科发展的重要导向，21世纪以来我国旅游学科发展迅速与基金支持方向密切相关。本研究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公示的1999—2020年的旅游类立项项目为数据来源，分析资助项目研究主题的动态变化。分析表明：（1）项目领域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分别聚焦地球科学与管理科学领域以及民族问题、应用经济和管理学领域。（2）项目类别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地区项目和青年科学项目资助数量于2012年之后呈持续平稳态势，重点项目和面上项目资助数量趋增，其中，重点项目数量增幅最为明显；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的资助数量总体表现为“多峰值”态势，青年项目资助量低于一般项目的半数，重点项目于2012年之后资助数量逐渐增多。（3）项目主题上，主要涉及旅游影响、旅游服务与管理、旅游及相关产业发展、旅游空间研究和旅游者研究5项内容，其中，旅游影响研究受资助比例最高。建议未来可对双循环格局下的旅游需求和消费、双碳目标下的旅游建设、后疫情时代下的旅游行为和旅游业恢复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旅游可持续等研究方向予以重视和倾斜。

学界对旅游经济发展是否推进了共同富裕尚存在争议。文章运用中国1999-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采用地理和经济特征双重视角构造4种空间权重矩阵，考察旅游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地理特征和经济特征均会对旅游经济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空间效应产生影响，其中经济特征影响更大；（2）旅游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共同富裕，既提升了总体富裕水平，又具有“分好蛋糕”的共享效应，但目前“做大蛋糕”效应更强，而且旅游经济的溢出效应在缩小地区经济差异方面尚有较大提升空间。（3）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共同富裕的作用系数，呈倒“U”型的双门槛特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要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但当旅游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要注重产业结构转型的合理化，避免产业空心化。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乡村旅游是农民创业的热点行业，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本研究以北京市怀柔区旅游山村莲花池村为例，利用半结构式访谈及田野调研资料，基于扎根理论分析了农民旅游创业的行动逻辑及影响因素，建立了创业者特征、创业条件以及创业环境3个主范畴下农民旅游创业的影响因素理论模型，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从是否旅游创业、是否存续的角度，讨论了农民旅游创业因素作用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1）农民旅游创业决策模型分为创业者与创业条件两个维度。其中，创业条件包括家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2）农民旅游创业存在女性化、年轻化趋向，家庭劳动能力、道路便捷性是进行创业的先决条件，家庭社交支出、创业者周围人群以及区域大环境是创业存续的促进条件；（3）农民旅游创业主导因素由个体因素转为外部社会化因素。

海洋旅游是重要的海洋经济类型，加强海洋旅游相关研究是服务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基础性任务。本研究选取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的619篇中文文献为样本，系统分析中国海洋旅游研究脉络。研究发现，1992—2021年中国海洋旅游相关研究成果数量呈“起步探索、陡状攀升、波动回落”的变化特征，经历了以海洋旅游环境要素和资源价值评估为主的资源导向与孕育探索阶段（1992—2002年），以多元议题拓展和集成方法创新并重的产业导向与全面推进阶段（2003—2010年），以及同国家发展需求联系紧密、实践应用不断丰富的战略导向与深化拓展阶段（2011—2021年）；研究热点集中在海洋旅游理论内涵与研究范畴、资源开发与评价、社会与经济影响、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目的地开发与管理等5个方面。立足新时期中国海洋旅游理论发展与实践需求，未来应重视学科交互融合、技术手段集成和数据平台建设，提升理论研究同国家战略驱动、地方现实需求和行业实践发展的适配性，为推动中国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与决策指导。

基于百度检索量指标，运用空间分类、核密度、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对中国海岸带A级旅游景区百度关注度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探索海岸带旅游景区网络软实力的差异及其与旅游景区实体建设的关系。结果表明：（1）整体呈现“双核并进”格局并在江浙沪形成“众星捧月”态势。低、较低关注度旅游景区占比高达95%且低值连绵分布状态明显，高关注度旅游景区主要分布在黄海北部和渤海湾。（2）空间关联类型以低低集聚为主，高高集聚仅以渤海湾和江浙沪为中心形成双核集聚态势。高低集聚数量少且主要在高高集聚区附近，体现出局部的极化效应。（3）与实体旅游经济对比，两者吻合度整体较高，但百度关注度下的集聚能力更强且局部核心区有明显收缩，反映网络空间的极化与倍增效应。与新冠肺炎疫情前相比，近期多数旅游景区进行网络化转型且注重运营水平的提升，渤海湾和长江入海口旅游景区表现突出，辽宁省东部与福建省次之，其他地区效应不明显。（4）从影响因素看，实体建设水平与短视频推广是核心影响因素，游客评价与舆论扩散的耦合效应有较大影响，而交通、通讯、区位等基础因子则作用不明显。

旅游型海岛承担着生活和旅游的双重功能，明晰游客与居民的时空间行为特征，对海岛空间优化、基础设施配置等具有现实意义。辽宁省长海县是典型淡旺季分明的旅游型海岛，本研究基于实地调研和空间分析方法，分类刻画游客与居民活动行为模式及其活动-移动时空特征。结果表明：（1）受旅游淡旺季影响，海岛年内活动群体空间集聚区域明显分异，形成了旺季围绕景点、浴场等场所，淡季围绕家、村镇中心等场所的游客与居民时空间行为模式；（2）游客和居民活动行为的时空特征明显，游客出行频次更多，行为空间范围更广，大长山岛镇中心和广鹿岛镇中心是游客前往景点和浴场的集散地之一，也是居民日常活动的集散地，是游客和岛民行为空间重叠区域，也是海岛共享度最高的空间。（3）游客时空间行为受行为目的、偏好和活动组合影响，居民时空间行为主要受社会角色、个体社会经济属性影响，群体时空间行为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可针对旅游型海岛的基础设施空间优化配置、海岛社会空间效率提升、海岛国土空间规划等方面提供参考依据。

产业转型是传统渔村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过程，也是实现渔村产业振兴的必由之路。受乡村统计数据不足的长期影响，传统研究通常采用居民收入构成等指标间接衡量乡村产业转型发展过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基于乡村产业转型理论，采用企业属性数据构建传统渔村产业发展指数评价指标体系，以福建省沿海地区22个渔村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传统渔村产业转型过程、类型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989—2020年，福建省传统渔村产业转型可以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3个阶段，各阶段企业数量和规模持续增长，无主导产业型渔村逐步消失，且渔村主导产业呈现逐级递进特征；按产业转型特征划分，约60%的渔村属于待转型，已转型渔村占比仅为31.8%，未转型渔村面临难转型的困境；传统渔村产业转型主要受资源（渔业资源）和市场（人口规模）因素共同影响和作用，政策因素的强化和环境因素的优化也有利于推动渔村产业进一步转型。本研究结论可为沿海地区传统渔村产业转型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休闲渔业是“失海”渔民生计转型的重要方向之一。探究由“渔”转“游”的生计转型，对重构“人-渔”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研究以推拉理论模型和可持续生计框架为基础，分析象山县“失海”渔民旅游生计转型的影响因素，探讨渔民如何基于自身生计资本选择转型应对策略。研究发现，渔业生计模式中自然资本功能变化、人力资本变迁、物质资本升级更迭、文化资本失效形成的推力和旅游生计模式中政策性便利、工作环境改善、家庭关系优化、海洋情结维护形成的拉力是“失海”渔民旅游生计转型的主导影响因素；“失海”渔民生计资本构成要素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和心理资本，其中，“心理资本”缺位是渔民旅游生计转型的重要障碍；依据生计资本占有类型与数量，“失海”渔民旅游生计转型表现为回避型、尝试型、专注型和变革型4种应对策略。本研究拓展了生计资本理论应用场景，验证了“失海”渔民通过旅游实现生计转型的可行性与独特价值。

旅游业是中国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建设旅游强国是中华崛起的重要方面。本文从世界旅游强国的经验分析入手,考察了中国旅游发展的现实基础和机遇与挑战,提出了中国特色世界旅游强国的内涵、目标和战略举措。中国具有超大地域与超多样性自然景观、超长历史与超多样化文化景观、超大人口规模与经济总量、越来越好的社会外向度与人文环境以及逐渐成熟且已进入良性循环状态的旅游业,建设世界旅游强国现实可行。但也面临巨大挑战,需要政界、业界和学界乃至社会的共同努力：积极借鉴旅游强国经验,完善涉旅法律法规;建设高效有力的旅游业发展机制,加强文旅融合,做强"旅游+",做大"+旅游";坚持产城互动和区域协同;用数字技术手段发展智慧旅游;充分调动海内外有利因素打造大中华旅游品牌;尽快遴选和建设一批世界级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和世界旅游城市,确保国家"十四五"旅游规划目标的顺利实现。

旅游是文化传播的载体,旅游者是文化传播的主体。本文基于情绪评价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构建基于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的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海丝"）旅游体验价值对旅游者文化传播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旅游体验功能价值和符号价值通过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影响旅游者的文化传播行为。旅游者在海丝文化旅游体验中形成的集体身份认知诱发民族自豪感,进而将海丝文化符号与民族集体记忆建立情感连接,形成文化认同;在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的驱使下,旅游者将高度的情感能量转化为具体的文化传播行为。旅游者体验到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越多,则实施文化传播行为的可能性越大,文化传播行为又强化了旅游者对自身群体身份的认同。因此,应进一步凝练海丝文化元素符号,凸显海丝文化成就,提高旅游体验价值,提升旅游者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认同,进而促进文化传播。

科学界定旅游业碳排放统计边界既是低碳旅游研究的难点,也是制定旅游业碳减排政策与措施的关键。已有研究在统计指标选取上多以借鉴和优化为主,计算结果难以相互佐证。文章基于经济学和法学相关领域溯源,逐一评价了现行统计指标,研究发现：（1）影响旅游业碳排放统计边界的主要因素是研究视角不同、统计口径混用,导致研究结果之间"横向不可比,纵向不可加";（2）"狭义"和"广义"统计边界的主要区别是后者在"污染者付费"的基础上兼顾"受益者负担"原则;（3）基于"属地责任原则",外部交通不属于旅游目的地碳源,而应计入"广义"的统计边界。研究指出：旅游业碳减排措施应明晰责任边界和外部性,兼顾经济收益和环境代价;在边界相对统一的前提下,不同研究对象的碳强度不同,旅游业是否为绿色产业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时代背景下,合理设置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旅游业碳排放绩效对于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1—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Super-SBM和熵值法分别测度旅游业碳排放绩效及环境规制强度,并进一步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探讨环境规制对旅游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中国旅游业碳排放绩效整体呈缓慢上升趋势,东部地区呈波动变化趋势,中部地区处于较低水平但始终呈稳定上升态势,西部地区增长最快;中国环境规制整体强度同样呈增长态势,且表现出"东部>西部>中部"的空间分布格局。（2）环境规制与旅游业碳排放绩效之间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当前中国环境规制整体强度处于拐点之前。以技术创新为门槛变量,发现环境规制对旅游业碳排放绩效具有显著的技术创新双门槛效应。（3）东部、中部和西部均存在技术创新单一门槛效应。在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下,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对旅游业碳排放绩效的促进作用实现飞跃;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水平较低时,环境规制阻滞旅游业碳排放绩效提升;当科技创新跨过门槛后,环境规制有助于旅游业碳排放绩效提高;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则始终抑制旅游业碳排放绩效增长。

本文基于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2000—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广义矩方法估计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建立一个包含旅游、交通基础设施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多变量计量经济学模型,探讨中国旅游、交通基础设施和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动态关系及其空间异质性。主要研究结论：（1）全国和东中部地区存在旅游收入和交通基础设施之间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铁路里程对旅游收入的贡献要大于公路里程。（2）全国和东部地区存在旅游收入和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旅游收入对东部地区碳排放增长的贡献最大,对西部地区碳排放增长的贡献最小。（3）公路和铁路对二氧化碳的贡献率在中部地区最大。总体上,交通基础设施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不显著。本文首次建立了一个多变量经济学分析框架综合性地讨论中国旅游收入、交通基础设施和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联。文章提出的研究框架对不同空间区域和尺度的研究和实践均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识别中国住宿业碳排放增长路径,是应对气候变化、精准制定旅游减排政策的关键。本研究从产业关联的视角出发,采用环境投入产出和结构路径分析方法,探究1997—2017年中国住宿业碳排放演变特征与影响住宿业碳排放变动的关键路径。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中国住宿业碳排放量波动增长,但排放强度持续下降,电力和热力消耗是住宿业碳排放最主要的能源消耗类型。（2）最终需求引致的直接住宿业碳排放对住宿业全部碳排放量贡献始终较大,但住宿业消费中间产品投入引致的隐含碳排放量逐渐增多。（3）从供应链路径来看,"（上游供应部门）→食品制造业→住宿业→最终需求"与"（上游供应部门）→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住宿业→最终需求"是驱动中国住宿业碳排放变动的主要路径类型,上游供应部门涉及农林牧渔、道路运输、化学工业等部门。实现住宿业低碳发展应实施"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治理"的综合治理战略,优化住宿业的中间产品投入结构,引导住宿业传统供应链向绿色供应链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