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中国”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人工智能（AI）日益成为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然而，目前AI与旅游业融合过程仍面临技术伦理缺位、数据安全隐患、制度保障不足等多重挑战，亟需系统梳理与应对。文章聚焦AI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议题，系统分析其在旅游业产品创新、服务重构、治理体系升级中的现实问题与路径机制。研究发现：（1）AI技术重塑了旅游业的运行逻辑，推动产业从要素驱动向智能驱动转型，构建“数据-算法-服务”闭环；（2）AI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深度嵌入旅游生产函数，通过技术赋能实现劳动增强、资本优化与资源调度智能化；（3）AI驱动文旅融合迈向资源数字化、体验沉浸化、供给个性化与决策智能化的新阶段，催生多元融合业态；（4）AI助力构建“政府-企业-社区-游客”协同治理网络，推动旅游目的地治理向智能生态系统转型；（5）AI发展中的风险与挑战日益凸显，需从制度建设、技术监管、伦理治理与人才培养多维发力，构建包容、安全、公平的技术治理体系。研究有助于厘清人工智能驱动旅游业变革的核心逻辑，为构建以智慧共创为特征的新型旅游发展模式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建议。

康养活动是一种阶段性定居行为，康养地的选址受当地长期气候特征影响显著。研究利用1991—2020年安徽省54个网格节点气象数据加工形成的节气日典型气象日数据，分析安徽省康养气候的时空分异特征，并通过聚类方法进行康养气候适宜性分区。同时，选取8个安徽省外地区网格节点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1）安徽省春秋季最适宜康养，部分地区适合夏季避暑，全省冬季舒适度较低；（2）岳西、歙县康养适宜性最高，皖西南和皖南地区整体较优；（3）安徽省可分为4个康养适宜性气候类型区，分区结果直观地反映了纬度和局部地理等因素对康养气候资源差异性的影响；（4）与北方部分城市相比，皖北少数地区具有康养优势；与安徽省东、南部邻近地区相比，皖西南、皖南具有康养优势；与南方城市相比，安徽省的康养适宜期较长，皖西南具备错峰发展潜力；（5）气候变化背景下，康养气候适宜区有整体向北偏移的趋势。研究创新性地提出了采用节气日气象数据典型化方法进行康养气候适宜性评价的思路，系统揭示了康养气候适宜性的时空分异规律，解决了传统均值或阈值评价的时序粗糙性问题，对康养气候资源的科学评价和康养旅游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节庆活动所承载的文化基因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维系社会文化连续性的重要纽带，对传承地方文化特色、延续地方文脉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京西幡会为研究对象，综合物质形态学、符号学和心理学等研究方法，构建“显性-隐性”双维基因识别方法，识别和提取其文化基因，进而构建传统节庆活动文化基因体系。研究表明：（1）传统节庆文化基因体系通过显性文化基因与隐性文化基因的动态互构，形成一个多维嵌套的文化生态系统，并最终使文化基因在守护传统与适应现代之间保持了韧性；（2）显性文化基因中的“物质要素-仪式行为-时空场域”三者共同构成“存储-解码-再现”的显性表达链条。隐性文化基因中的“文化象征-情感结构-社会功能-价值取向”四者形成“传递-唤起-强化-统合”的隐性表达链条；（3）“显性-隐性”双维基因识别方法可有效解决隐性文化基因难以表征的问题，为传统节庆活动文化基因的提取与体系建构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人工智能（AI）驱动旅游学科体系重构是新时代旅游教育响应国家教育强国战略、服务文旅产业智能化转型的核心命题。然而，当前关于AI如何深度嵌入旅游学科建设的系统研究仍较薄弱。文章深入探讨AI技术驱动下旅游学科体系重构的新契机、新问题与新范式。研究发现：（1）AI推动旅游学科理论体系重塑，促进跨学科融合与知识体系重构；（2）人工智能技术加速“人工智能+教育”实践落地，推动教学内容、方式与评价体系的深层变革；（3）旅游学科在智能化转型中面临伦理规制滞后等多重挑战；（4）未来学科建设需聚焦技术治理、制度创新与文化引导，推动旅游学科实现智能化跃升与价值再造。文章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丰富了AI时代旅游学科建设的研究框架，并为政策制定者和教育管理者提供了可操作的政策建议，助力中国特色旅游学科体系的现代化转型。

康养旅游的兴起对目的地地方性产生着深刻影响，在康养旅游者行为的作用下，目的地的自然环境、文化特质和社会生活不可避免地嵌入康养旅游场域，实现快速流变。文章通过层层分选2000—2023年国内外康养旅游、旅游者行为及地方性影响相关文献，发现既有研究存在概念界定碎片化、需求端行为逻辑缺位、动态演变机制模糊等理论瓶颈。文章创新性地构建了“认知-融入-协商”三阶段动态模型和“时间-空间-社会”三维研究框架，用以解释康养旅游者行为对目的地地方性的递进式影响路径。研究认为：（1）康养认知行为主要通过选择性资源筛选重构目的地的地方性特征；（2）疗愈融入行为通过高频参与引发目的地地方性的在地化与去地方化双向演变；（3）健康治理协商行为驱动利益主体博弈，导致目的地地方性呈现协同发展态势或面临同质化风险。研究成果为康养旅游目的地的地方性建构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工具，亦响应了“健康中国”战略下人地关系协调的实践需求。

在效率变革与经济转型现实背景下，促进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效率协同增长对实现文旅融合和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文章基于协同演化视阈构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效率协同增长的分析框架，综合运用Super-EBM模型、哈肯模型、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泰尔指数和定性比较等方法，分析2011—2021年中国省域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效率协同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文化产业效率、旅游产业效率均对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效率协同增长系统存在正反馈效应，但系统的演化方向由文化产业效率主导。（2）研究期内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效率协同增长总体表现为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递减的扩散特征，形成“中部>东部>西部”的区域空间分异。（3）中国和三大区域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效率协同增长的核密度分布曲线均呈现显著的“单峰”形态；中国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效率协同水平呈现“下降-上升”总体特征，其中区域间差异是造成总体差异的根源。（4）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效率协同增长受多元因素的组态影响，存在数字经济-人力供给驱动型、政府-资源驱动型、市场-交通驱动型和“政府-资源”+“市场-交通”综合驱动型4种组态路径。文章揭示了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效率协同增长的复杂组态成因，丰富了文化和旅游关系研究，可为文旅深度融合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文化生态联结人文社会与自然环境，是文明演进和社会发展的隐秘脉络。作为承载城市记忆、展现城市特色与精神气质的重要空间，历史街区的文化生态价值不仅体现在其自然形态的保护，更在于历史文脉的延续、社会关系的维系及文旅产业的创新发展。研究以扬州市东关街、皮市街和彩衣街为案例地，运用问卷调查、因子分析、PCI模型和方差分析等方法，探究游客感知视角的城市历史街区文化生态价值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游客对城市历史街区文化生态价值感知主要包括体验价值、社会价值和教育价值3个维度；（2）游客对东关街的文化生态价值（包括体验价值和教育价值）评价最高，对彩衣街的文化生态价值评价最低，并普遍认为皮市街的社会价值最高；（3）游客的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等个体因素，以及亲朋好友陪伴、旅游地服务质量和政策支持力度等情境因素对其文化生态价值感知产生显著影响；（4）游客的文化生态价值感知呈现出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认同，再到认知升华的动态过程，未来可从多主体协同治理、人本向景观塑造、差异化文旅开发3个方面入手，提升城市历史街区的文化生态价值，以实现其文化生态繁荣与旅游高质量发展。

在体验经济转型与个体存在价值重构的双重驱动下，变革性旅游体验的理论建构已成为旅游研究的前沿议题。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的相关英文文献，研究整合CiteSpace文献计量与PRISMA框架技术，借鉴“刺激-有机体-反应”框架理论与转化学习理论，解析变革性旅游体验的生成机制。研究认为：（1）变革性旅游体验的前因呈现个体属性、身体活动、情感活动、目的地属性与旅游属性五维交互特征；（2）变革性旅游体验的过程遵循“迷茫困境-突发事件-自我反思-变革”到再次激发变革性旅游的循环式反馈机制，与转化学习理论相呼应；（3）变革性旅游体验主要包括身体、心理、精神和社会增益四层效应，其后效重点体现在个体技能与认知提升、自我实现、促进社会进步等。研究提出的“前因-过程-后效”研究框架为中国情景的变革性旅游体验研究体系建构提供了理论启示，丰富了旅游体验研究范式。

受限于个性化和口语化的特点，如何将弹幕用于节事形象感知仍是目前研究上的空白。针对弹幕内容及其情感分析的特殊性，研究基于“认知-情感-整体”模型和“核心-边缘”结构模型，设计弹幕多维情感词典及与弹幕匹配的情感分析算法，创新性地构建一种节事形象在线感知分析方法，解决了弹幕短文本情感分析的难题。研究以北京冬奥会为案例，实证分析其感知形象的演变，发现：（1）北京冬奥会的认知形象具有从宏观到具体再到个体的动态变化特点；（2）其情感形象呈现积极主导和韧性特征；（3）其整体形象呈现网络化扩散与层次性传导特征；（4）其形象的在线传播可以分为“认知形成-情感共鸣-形象传导-形象固化与遗产转化”4个阶段。研究首次将弹幕引入节事形象感知，结合文本挖掘和网络分析技术构建了节事形象感知方法，以北京冬奥会为例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并从阶段性传播模型的拓展、情感驱动机制的深化、网络化传播路径的创新等多个方面丰富了节事旅游的理论，为节事活动形象管理、新媒体数据的应用等方面提供了实践指导。

旅游数字标牌的科学布点是提升城市旅游体验与公共信息服务效率的关键问题。而目前大多数选址仍主要依赖经验判断，常导致信息分布不均、标牌密度失衡，进而影响游客获取景区信息的效率与整体旅游满意度。针对上述问题，文章以“最大覆盖”为目标，构建旅游数字标牌选址优化模型，结合多源时空数据引入深度强化学习技术进行求解。研究涵盖数据采集与预处理流程，融合地理探测器与注意力机制识别关键影响因子，并基于深度强化学习构建状态空间与决策策略。同时，将所提方法与经典求解器和启发式方法进行了求解质量与计算效率的系统对比。以北京市五环以内区域为实验场景，结果表明：（1）现有旅游数字标牌主要集中于东部和东北部，与旅游景点空间分布高度相关；（2）旅游热度、游客活跃度及城市公共交通分布在选址结果中发挥显著作用；（3）三种方法优化结果均将标牌优先布局于西城区及周边区域，而深度强化学习方法在保证布点效果的同时显著提升了计算效率。研究创新性地引入深度强化学习方法解决旅游数字标牌选址问题，推动选址策略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从静态布设向智能优化转变，为智慧旅游信息设施的科学规划提供了技术支撑与实践路径。

人工智能作为第四次科技革命的代表性技术，已成为推动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跃迁的重要动力。研究采用Malmquist指数模型测算2011—2024年中国30个省份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结合Lorenz曲线、Getis-Ord Gi*统计指数等方法，比较人工智能技术的区域差异，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对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人工智能技术和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在2011—2024年间均呈增长态势，但空间差异明显，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人工智能发展显著强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部和东北地区的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2）人工智能技术对旅游业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技术效率作用不明显，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边际效用先减后增。（3）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人工智能技术与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正相关关系，但西部地区效应尚未显现。未来，旅游业应借助AI技术开发AIGC场景并增强交互式体验，注重“情感”和“人文”导向；借鉴其他领域的成功经验，通过建立用户画像、构建数字孪生景区等方式，打破低水平循环；加强区域合作，促进人才流动和技术转移，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改善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

国家公园的核心宗旨在于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然而光污染已成为当前国家公园自然生态保护面临的新挑战。研究以大熊猫国家公园为例，基于长时间夜光遥感数据，结合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技术和地理探测器方法，探究了该区域1984—2020年间光污染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在时序演化上，大熊猫国家公园光污染总体呈上升趋势，在2000年及2008年之后加剧的趋势显著；（2）在空间分异上，光污染的空间分布呈现出“边缘集聚、核心渗透”的分异特征，其中显著变化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国家公园破碎化地块的边缘区域、交通干线周边以及行政区划的交界地带等。（3）在影响因素上，光污染由多种因素非线性交互作用所驱动，国内生产总值为主导因素，且当其与路网密度叠加时，影响达到最大。研究揭示了大熊猫国家公园光污染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其影响因素，为国家公园保护与建设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举办体育赛事为地方树立文化形象、开展对外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契机，梳理地方性体育赛事的文化叙事机制有助于地方“讲好文化故事”。文章基于拟剧理论“故事化、戏剧化”的视角，以湖南省首届登山大会为案例，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直播视频及新闻文本主题分析的研究方法，探讨地方性体育赛事的文化叙事机制。研究发现：（1）一次地方性体育赛事是一台“文化戏剧”，包括演员叙事、舞台叙事、剧本叙事、剧幕叙事和观众叙事5种叙事类型。（2）演员通过角色、行为、情绪和意志开展“表演化”的文化叙事；舞台借助空间与布景推动“象征化”的文化叙事；剧本依托主题和故事完成“故事化”的文化叙事；剧幕利用媒介和视角达成“精饰化”的文化叙事；观众通过在场与线上互动实现“互动化”的文化叙事。（3）最终，剧本作为叙事逻辑、演员和观众作为叙事主体、舞台作为叙事载体、剧幕作为叙事媒介，它们在层层关联、相互补充的关系中共同建构起地方性体育赛事的文化叙事机制模型。研究创新性地提出了“体育赛事文化戏剧”理论框架，可为“讲好地方文化故事”“构建体育赛事叙事体系”和文体旅融合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科学解析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旅游发展的时空动态耦合机理，是推动文化资源协同转化、赋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文章以沿黄九省（区）为对象，构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旅游发展两系统的动态耦合模型，通过“熵值法-耦合协调度-障碍度诊断”三阶分析框架，解析2013—2022年两系统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发现：（1）两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在时序上呈现非同步周期性波动；空间上分别呈现梯度递减和金字塔型层级结构；（2）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整体偏低，处于濒临失调状态，时序上经历三阶段跃迁路径，空间格局演变呈现“局部升、全域降”的特征，重心持续向西北方向偏移。（3）在系统层面，文化遗产是主要障碍因子；在指标层面，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旅游市场规模形成双向制约。

旅游业的数字化转型改变了旅游地的运营管理模式，既为旅游地居民参与旅游业提供了契机，也给其亲旅游行为带来了挑战。研究基于能力-动机-机会（AMO）理论，采用必要条件分析（N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对关于平遥古城的297份居民问卷数据进行分析，揭示数字素养（数字技术、数字认知、数字社会情感）及经济、环境、社会文化效益感知对亲旅游行为的组态路径。研究发现：（1）单一要素未构成亲旅游行为的必要条件，环境效益感知最先成为亲旅游行为的瓶颈因素；（2）亲旅游行为具有“多重并发”和“殊途同归”效应，共有4种高亲旅游行为模式（纯数字驱动型、技术-经济-情感型、数字-经济型、综合型）和4种非高亲旅游行为模式（环境-情感限制型、环境因素限制型、数字技术欠缺型以及数字社会情感不足型）；（3）影响高和非高亲旅游行为的前因条件具有异质性且存在一定替代关系。研究明晰了居民亲旅游行为的多重前因关系、因果非对称性和多种等效路径，为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管理者在政策制定和资源配置方面提供了实践指导。

会展场馆在功能设计与服务环境上的持续优化是影响参会者体验的重要因素。基于服务场景理论，文章提出“会展服务场景（conventionscape）”概念，并构建设施服务、空间属性服务、附加价值服务、员工服务4个维度的变量来测量参会者的体验价值。借助体验营销理论，文章将体验价值划分为个人与共享体验价值。文章以横琴文化艺术中心的三星堆特展为实证案例，收集231份有效问卷，结合结构方程模型与人工神经网络分析方法，讨论会展服务场景如何影响参会者的体验价值。 结果表明：（1）会展服务场景的4个维度均正向影响参会者的个人体验价值；（2）设施服务与附加价值服务显著影响共享体验价值，而空间属性服务与员工服务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3）两类体验价值均显著改善参会者满意度，进而促进其忠诚度提升。文章验证了服务场景在会展场馆中的影响机制，拓展了服务场景理论的应用，也展示了结构方程模型与人工神经网络分析互补使用的价值，为提升会展场馆竞争力和优化服务设计提供了实践参考。

徐霞客作为“中国游圣”，是一个鲜明的文化符号。他撰写的《徐霞客游记》不仅记录了丰富的自然景观和社会生活，更为现代生态旅游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基础。文章基于《徐霞客游记》文本内容，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分析徐霞客的旅行哲学、自然观察方法及环境保护实践，探讨其生态认知观对现代生态旅游的启示价值。研究认为：（1）《徐霞客游记》以定量考察、系统思维展现出科学认知萌芽，通过地方生态记录折射出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凝练出“行观一体”的观念，展现了中国早期生态认知实践。（2）徐霞客在旅行过程中形成了“观察-认知-规约”3层生态认知框架。观察层采用定量步测与定性描述相结合的分布式记录方法，建立原始生态数据库；认知层对记录数据进行解构和转化，揭示其形成过程的动态规律；规约层将认知转化过程中的伦理思考转化为制度实践。这一完整框架蕴含传统生态智慧，为生态旅游从表层观光向可持续治理转型提供了理论范本。（3）基于徐霞客生态认知观，未来的生态旅游发展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实现3个维度的提升：以科学参与替代观光打卡，以深度认知超越浅层接收，以内生行为驱动突破外部约束，最终实现“游以载道”的人地和谐目标。

作为全球最大客源国，中国出境旅游因其庞大规模与广泛分布而在文化传播、经贸合作、国家外交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基于2000—2019年中国内地至123个目的地国家的出境旅游人次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马尔可夫链分析方法，从流向视角识别中国出境旅游的时空格局及其演化特征。研究发现：（1）从时空格局来看，中国出境旅游流的全局空间分布具有显著正相关特征，集聚态势呈现波动变化趋势，局域尺度下分布模式以“高高集聚”“高低集聚”为主；（2）从演化稳定性来看，出境旅游流存在高、低两个层次的“俱乐部收敛”现象，目的地接待中国内地游客规模在短期内实现跨越式增长相对困难；（3）从演化依赖性来看，出境旅游流的演变过程受邻域环境影响，具体表现为低水平制约、高水平辐射作用机制，但在高-低相邻环境中，辐射带动则会转换为弱化阻滞；（4）从演化趋势来看，中国出境旅游目的地经长期演化将形成以高水平和低水平两极为主、中间水平较少的稳态分布格局，并在局部范围内形成偏“双峰”分布格局，高水平国家聚集在较高水平、高水平邻域环境中，低水平国家多聚集在较低水平邻域环境中。文章深入剖析出境旅游流向的空间机制，对于系统理解目的地空间结构、推动旅游发展融入国家战略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数字经济是促进文旅产业绿色发展的强大动力，探究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绿色技术进步的关系，可为文旅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导。研究以2013—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分析数字经济对中国文旅产业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与文旅产业绿色技术进步指数整体处于上升趋势，但数字鸿沟不断加深，文旅产业绿色技术进步指数受外部环境冲击影响大；（2）数字经济对文旅产业的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持续性促进作用；（3）数字经济通过提升旅游市场主体活跃度和增加第三产业劳动力投入，促进文旅产业绿色技术进步；（4）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技能水平对文旅产业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影响，该促进作用在数字经济落后、劳动力技能水平较低的地区更为明显。基于此，研究从发挥数字经济特性、加强人才培养、激发文旅市场活力以及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等方面，提出了推动文旅产业绿色发展的相关建议。

民宿是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但其价格形成机制复杂。研究以典型生态功能区——北京市生态涵养区为研究区域，基于途家网民宿数据，利用地理空间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民宿价格的空间分异特征与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1）区内民宿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局域集聚特征，高价格民宿的分布与高等级旅游景区、山地和丘陵地形，以及森林存在明显的空间重叠；（2）房源特征与建筑特征是生态涵养区民宿价格形成的主要影响要素，其中交通可达性对民宿定价的作用较弱；（3）局部自然环境要素也是影响民宿定价的因素之一，其中高程和山景资源对民宿价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归一化植被指数与民宿价格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研究揭示了生态涵养区民宿价格的空间异质性规律，发现了高密度植被生态系统对民宿价格的潜在影响，丰富了旅游民宿价格空间格局研究的典型地域类型案例，可为区域旅游规划编制、民宿发展政策制定和民宿经营管理提供理论参考。

文章基于熵权TOPSIS方法评价中国272个地级市的新质生产力和旅游业竞争力，以此测度新质生产力与旅游业竞争力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探讨耦合协调度的动力机制。结果显示：（1）新质生产力水平低于旅游业竞争力水平，但是前者的增长态势高于后者。不同城市之间新质生产力与旅游业竞争力差异显著，东部城市总体水平高于中、西部城市。（2）新质生产力与旅游业竞争力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总体水平较低，但逐年上升趋势明显。东、中、西部城市的耦合度水平无显著差异，但东部城市的耦合协调度高于中、西部城市。（3）数字创新、财政支出、城镇化、市场化和居民消费是新质生产力与旅游业竞争力耦合协调发展的核心动力机制。数字创新是东、中、西部城市新质生产力与旅游业竞争力协调发展的核心动力机制，其中东部主要依靠市场动力，中部和西部依赖政府和市场双重动力。此外，高创新城市依赖内源性和市场动力，低创新城市受外源性动力显著影响，而旅游依赖型城市动力机制单一，非旅游依赖型城市则呈现多元化驱动特征。文章丰富了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应用场景，深化了新质生产力与旅游发展关系的理论认知，同时为新质生产力与旅游业竞争力的协同提升和推动旅游业新兴战略性支柱产业建设提供参考。

城市是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智慧城市建设深刻影响着旅游业发展。研究以中国100个地级智慧城市试点为对象，基于2006—2019年CEIC数据库及各地级市统计年鉴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面板回归模型探讨智慧城市建设对旅游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1）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城市旅游发展水平；（2）智慧城市建设主要从智慧基础设施、智慧交通、科技创新、智慧经济4个维度，促进旅游发展水平的提升，其中科技创新维度的影响程度最高；（3）智慧城市建设4个维度对旅游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存在城市规模差异。科技创新维度、智慧基础设施维度和智慧经济维度分别对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中的影响最为突出。研究为智慧城市建设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

沿海地区通过会展业持续推动城市经济的高效、绿色与可持续发展。文章运用熵值法和超效率SBM模型测度2013—2022年中国沿海地区会展业发展水平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借助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会展业发展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与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沿海地区城市会展业发展对本地绿色经济效率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毗邻城市绿色经济发展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2）会展业主要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2条路径促进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且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强于产业结构升级。（3）受会展业发展阶段、城市发展战略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城市群会展业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据此，文章提出建立会展跨区域协同机制、发挥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双轮驱动作用、以数字化助推会展业生态化等政策建议。

通过生态潜意识的自我修复改善旅游者身心健康被认为是湿地旅游的重要功能。文章以抚仙湖国家湿地公园为研究对象，运用心率变异性动态评估方法，构建湿地旅游情境下湿地生态复愈感知模型与湿地旅游情绪调节演化模型，探讨自主神经系统动态调节模式与心理适应能力在情感调节及健康恢复中的作用机制，系统揭示并验证湿地情境下旅游者健康恢复效应的多层次递进路径与内在规律。研究发现：（1）湿地旅游对旅游者具有显著的情绪调节与健康复愈作用。（2）湿地环境作为外部生态刺激源，能够有效激活旅游者内在的感知觉反应，促进其自主神经系统动态平衡的重建，从而使个体的应激模式从失衡状态逐渐恢复至有序的内稳态。（3）湿地旅游的健康效应体现在降低旅游者的压力水平，缓解焦虑等负面情绪，以及提升其生理机能的动态活力水平。文章创新性地提出“生态复愈感知理论”，为湿地公园的规划和效能评估提供了理论支撑，拓展了旅游者健康恢复效益研究场景，也丰富了康养旅游研究案例。

在全球化、信息化和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时代，数字游民作为一种以远程办公和高流动性为特征、践行新型生产生活方式的群体迅速崛起，对全球劳动市场、旅游产业及政策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资料，系统梳理了2003—2024年国际数字游民研究的发展脉络，识别出技术与流动性奠基期（2003—2013年）、生活方式与身份成型期（2014—2019年）、制度回应与批判深化期（2020—2024年）3个发展阶段，归纳出当前研究已从远程办公扩展至社群建构、空间实践与制度适应等多维领域，体现了研究的交叉性与复杂性。文章重点提出了面向中国语境的本土化启示：（1）在概念界定层面，构建高流动型、区域流动型、长期驻留型的本土类型学，强调其弱流动性与深度地方嵌入特征；（2）在社区研究层面，揭示中国数字游民聚集区的“乡村性”转向及其“数字游民+乡村振兴”的独特路径，指出需关注虚实协同与地方网络在促进驻留稳定和社区治理中的关键作用；（3）在政策构建层面，提出升至国家层面的身份-社保-税收一体化顶层设计，系统化解决身份认定、社保接续与公共服务接入等制度障碍。由此，文章构建数字游民研究的概念框架，弥补了本土研究在理论范式、比较证据与政策工具上的关键缺口。

旅游资源与周边污染企业的空间嵌套关系是影响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与协同区位商等方法，文章探讨福建省旅游资源与污染企业的空间关联特征及模式。结果表明：（1）总体格局上，福建省旅游资源与污染企业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错位，旅游资源的高多样性-高均匀度区域是污染企业的低多样性-低均匀度区；在集聚特征上，旅游资源与污染企业的高密度中心均呈现沿海区县连片集聚格局。（2）空间关联特征上，旅游资源与污染企业的整体空间关联较弱，自然、人文旅游资源与污染企业的空间关联强度具有空间差异性；自然旅游资源与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类企业的高度协同区域集中在闽南和闽东北；人文旅游资源与农林牧渔业类企业的高协同区域为闽西南和闽西北旅游区。（3）空间关联模式上，旅游资源与污染企业主要形成高-高-偏远型、低-低-非偏远型、高-低-非偏远型和低-高-偏远型4类空间关联模式；偏远型中污染企业具有远离行政中心的倾向，非偏远型中污染企业未出现明显偏离行政中心的态势。研究从地理学视角揭示了旅游资源与污染企业的空间关系，可为旅游资源与周边产业空间布局分析提供参考。

游客满意度是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探究文化距离与过度旅游目的地游客满意度的关系，可为过度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议。文章基于文化距离理论与地方依恋理论，以敦煌为例，共收集287份游客调研问卷，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阶层回归分析法，分析过度旅游目的地游客感知文化距离、地方依恋、旅游期望及满意度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游客感知文化距离对地方依恋和过度旅游目的地游客满意度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地方依恋在游客感知文化距离与过度旅游目的地游客满意度之间发挥中介作用；（3）旅游期望在游客感知文化距离与地方依恋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研究在理论上揭示文化距离影响过度旅游目的地游客满意度的路径机制，在实践上提出强化地方依恋、满足游客期望和平衡游客流量的举措，为中国过度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建议。

数字时代背景下，多元系统的协同演进成为区域发展的关键。文章基于复杂系统理论与协同理论，以广西壮族自治区14个地级市为例，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与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刻画数字经济、文旅产业与生态文明三系统的时空演变特征，揭示三系统的耦合协调与动态交互机制。结果表明：（1）三系统整体呈上升态势但内部差异显著，表现为南北高、东西低的空间格局。（2）耦合协调水平由极度失调向弱协调过渡，整体仍处低阶状态；多数城市仍处于失调状态，揭示出区域协同上的非均衡性，这一特征主要受人口素质、经济发展等多因素交互影响。（3）系统交互呈现协同与权衡并存的复杂机制。文旅产业与生态文明已形成持续互惠的良性循环，而数字经济在推动文旅发展的同时，短期对生态表现出一定抑制效应。这反映出当前数字转型中生态成本内化不足、长效协同机制尚未建立的结构性困境。该研究从“特征-成因-机制”逻辑出发，揭示了多系统协同演进的结构性与制度性成因，为理解多元复杂系统协同演进提供了理论参照，也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和政策协同治理提供实证依据。

社交媒体的传播效应引发文化遗产地的过度旅游现象。文章以隰县小西天景区为例，运用扎根理论对网络文本进行编码分析，构建“媒介-人-地”三维分析框架，探究社交媒体驱动下文化遗产地过度旅游的典型特征和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通过算法推荐机制和用户生成内容（UGC），社交媒体重构了文化遗产地的符号生产与营销路径，结合其裂变式传播进一步催生了媒介朝圣现象，构成过度旅游的关键驱动因素。（2）文化遗产地过度旅游呈现4个显著特征：季节性波动鲜明、空间集聚显著、符号消费过度、保护与利用矛盾突出。（3）文化遗产地过度旅游的形成是媒介传播、游客行为、资源禀赋、景区运营四重要素在媒介化语境中相互作用的结果。最后，文章分别从政府、景区、游客和社区等不同主体视角，提出文化遗产地应对过度旅游的措施建议。研究结果可为促进文化遗产地的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精神与情感体验在旅游活动中日益重要，二者并非相互独立，而是互动联系、动态耦合。文章基于对精神、精神性、精神体验、情感、情感体验、旅游情感等概念的梳理，构建旅游体验中精神体验与情感体验的关系进路。研究发现：（1）精神体验与情感体验的关系进路是层层递进的，由“感官体验”到“情感体会”再到“精神体悟”最后到“生命塑造”。（2）精神体验与情感体验之间相互联系，二者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性。情感满足和迎合旅游者的偏好，精神引领价值，是情感体验的升华，两者的核心是生命的完善。（3）精神体验与情感体验的互动机制是“环境感知-情感共鸣-精神升华”的动态过程。游客在旅游体验过程中获得生命意义感。（4）未来应更多关注旅游体验中精神与情感之间的互动联系、影响机制及理论体系的研究，创新旅游发展路径并应用于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中。研究通过构建精神与情感的关系进路，弥补了现有理论对二者互动机制关注的不足，为深化旅游体验内涵、开发满足游客深层次需求的产品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凭借直观、高效的特性，短视频日益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研究筛选出抖音平台中20个高热度旅游短视频，收集相关的4 540条观众评论作为数据，基于情绪感染理论，采用文本分析法，结合PyLDAvis模型、ROST CM6软件及SnowNLP模型等工具，探究观众的积极情绪感染路径，以及积极情绪对观众的旅游意愿与旅游决策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积极情绪感染路径有两条：与短视频交互产生的首次情绪感染和社交分享主导的次级情绪感染。（2）基于积极情绪感染，观众将开启由5个环节构成的旅游决策过程：“认知解读-行程规划-旅行预期-情绪呼应-社交传播”。（3）积极情绪感染对旅游决策的影响机制表现在4个方面：积极情绪产生于镜像式体验，深化目的地意象与观众心灵归属感；积极情绪增强沉浸感与依赖感，观众由此向数字空间寻求慰藉；积极情绪引发观众的自我投射与集体参照，推动象征意义的共建共创；积极情绪驱动短视频消费，使目的地形象的大范围推广成为可能。（4）积极情绪感染促使观众以旅游行为参与短视频生产，与短视频消费衔接成环。研究在理论上拓展了情绪感染理论、目的地形象理论与“编码-解码”理论在旅游数字媒介研究中的适用边界；在实践上为新时代旅游市场的优化开发提出了改进短视频运营策略、关注非积极情绪的转化与疏解、善用情感营销三项策略。

拥挤是旅游研究的重要话题，在主题公园等人流高度密集的旅游景区尤为凸显。游客规模不仅是衡量景区吸引力的关键指标，也是构成其独特娱乐氛围的核心要素。文章结合网络文本数据和实地问卷数据共同探讨了不同过去游览经历的游客在拥挤感知及其影响（情感反应与行为反应）上是否存在及存在何种差异。研究发现：（1）珠海长隆海洋王国与上海迪士尼乐园的评论文本分析显示，游客情感与游客量的季节性波动存在潜在相关性。（2）问卷数据的T检验、多元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进一步揭示，初游者与重游者在拥挤感知上无显著差异，但在拥挤对情感、满意度和行为意向的影响上存在显著差异。（3）对初游者而言，拥挤感知对情感、满意度及行为意向的影响具有两面性；而对重游者来说，拥挤感知会直接导致负面情感，并间接影响满意度和行为意向。文章研究发现对旅游拥挤和期望理论研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并为主题公园的客流管理提供实践启示。

旅游绿色消费行为是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文章系统梳理相关中英文文献，基于“动态过程与闭环系统”的理论视角，提出旅游绿色消费行为的三阶段概念内核，并厘清各阶段影响因素，以阐释旅游绿色消费行为各阶段的转化机制，进而构建旅游绿色消费行为整合研究框架。研究认为：（1）旅游绿色消费行为是具有反馈循环特征的动态概念，可划分为“意愿-行为-后效”3个阶段；（2）旅游绿色消费行为发展受到内外部多重因素的影响，其演进过程具体体现为“知行转化-行为持续-意愿再生”三阶段转化机制；（3）旅游绿色消费行为的“理论视角-概念界定-影响因素-影响结果”整合研究框架，以“三阶段-三转化”的过程-机制为逻辑主线，结合计划行为理论、社会认知理论等多元行为理论解释其转化过程，并借助定性、定量等多种研究方法加以验证。文章为突破既有研究的不连续视角提供系统思路，对深化旅游绿色消费行为理论认知与指导管理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过度旅游已成为中国旅游业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约目的地可持续转型的关键难题。文章立足消费转型与数字化浪潮叠加的现实语境，从生成机理、空间异化与治理转型等维度，系统解析了中国式过度旅游的本土化特征与应对策略。研究表明：（1）消费模式由“需求驱动”向“符号驱动”的异化，在资本与媒介助推下放大了空间同质化效应，亟需引导价值理性回归并实施多元共治；（2）新媒体算法将旅游地重塑为可快速传播的数字景观，引发客流脉冲式集聚与社会空间异化，治理重心须从静态容量管控转向面向流量与平台协同的韧性治理；（3）自然保护地的过度旅游表现为对生态脆弱阈值的突破，应以承载力为硬约束，通过智慧监测、生态教育等手段保护自然环境；（4）古城古镇面临从活态生活空间向符号化舞台转型的真实性危机，必须以社区为本重塑文化旅游模式，在日常体验与主客共享中保护其原真面貌；（5）城市过度旅游本质上是政策、技术与消费嵌入下的社会-生态系统失衡，面向高质量发展，应推动治理范式从“计算容量”向“管理流量”动态转型，构建可预警、可调控的差异化综合治理体系。

价值共创行为是提高旅游体验质量的重要途径。文章以西安为例，基于具身认知理论和认知-情感-行为理论，在深化旅游体验质量概念内涵并开发量表的基础上，分析游客价值共创行为与旅游体验质量的互动机制。主要结论为：（1）旅游体验质量是游客对旅游活动形成的具身体验的回顾性评价，包括技术性、功能性和环境3个评价维度。（2）游客的游前游中价值共创行为显著正向影响其旅游体验质量，旅游体验质量显著正向影响其游后价值共创行为；游客的游前游中价值共创行为通过技术性维度和环境维度正向影响其游后价值共创行为。（3）游客的价值共创行为与旅游体验相互作用形成循环具身体验系统是游客价值共创行为提升目的地整体体验质量的根本原因。

社交媒体平台技术规则的分化重构了旅游目的地的叙事权力结构，打破了传统官方叙事的权威地位，形成了官方叙事与平台用户多元叙事并存互动、动态博弈的格局，由此催生了目的地形象冲突这一新现象。研究以重庆洪崖洞为案例，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分析微信、抖音及小红书3大平台的平台原生内容数据，探讨差异化社交媒体平台中旅游目的地形象冲突的演化机制。研究发现：（1）平台技术规则的分化重构了叙事权力结构，导致目的地官方叙事与平台用户叙事在叙事目标、叙事形式与叙事功能上产生显著冲突；（2）在流量逻辑驱动下，目的地文化符号的外在形式与内在意义之间出现割裂，引发“符号稀释”现象，使其深层文化内涵被逐渐剥离；（3）经由算法推荐的强化，失序的符号系统最终导致游客的“认知割裂”。研究创新性地构建了“平台化形象冲突演化模型”（P-S-C模型），系统揭示了数字化背景下旅游目的地形象脆弱性的生成机制与演化路径，为理解跨平台形象冲突提供全新的分析框架，并推动目的地形象治理从单向管控转向适应性协同。

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提高，国家和人民的健康意识日益增强。康养旅游作为一种能有效改善身心健康的旅游活动，受到众多旅游者的青睐。为了进一步探讨康养旅游者出游意愿的内在驱动因素，研究引入健康信念模型（HBM），构建包含行动线索、健康信念、自我效能感、出游意愿的康养旅游出游意愿模型，并结合结构方程模型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对该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行动线索、感知益处、自我效能感是驱动康养旅游出游意愿的核心变量；（2）内、外行动线索对健康信念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健康信念在行动线索与出游意愿间发挥中介作用，但健康信念中仅感知益处对出游意愿表现出显著正向作用，其余均不显著；（3）自我效能感不仅对出游意愿产生直接影响，还在健康信念与出游意愿间充当重要的调节变量；（4）通过组态分析归纳出3条驱动康养旅游出游意愿的路径，分别为外在线索主导型、外在线索协同型与内在线索规避型。研究修正并拓展了健康信念模型在康养旅游领域的适用性，证实了康养旅游决策更依赖“外在信息”“获益预期”与“执行信心”，而非单纯的“风险规避”，为康养旅游的营销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科学评估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感知对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研究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以景感生态学“主体（人）-景观（国家公园）-感知（CES）”理论框架为基础，基于PPGIS等方法，融合地理空间、问卷调查及网络UGC等数据，通过GIS时空分析、语义分割与情感分析等，系统识别游客对6类CES价值感知的空间特征与多维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武夷山国家公园CES价值感知呈“双核辐射、梯度衰减”空间格局，以九曲溪自然景观为核心热点，大红袍-天心永乐禅寺人文景观为次核心热点；（2）总体上，游客最重视游憩与生态旅游价值和美学价值，而对精神与宗教价值感知相对较弱，且青壮年与女性群体对美学价值和精神与宗教价值更敏感；（3）自然要素组合驱动美学价值感知，人文要素组合驱动精神与宗教价值感知，而“人文要素+自然基底”的组合模式具有更强的驱动作用；（4）积极情绪强化核心区的价值认同，消极情绪多与管理短板区域重叠，揭示情感反馈对空间格局的调节作用。研究从过程性视角出发，提炼出“景观组合-主体差异-情感反馈-空间格局”的传导链条，揭示了CES价值感知的空间分异规律及形成机制，丰富了国家公园CES空间研究的理论视角，为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与精细化管理提供科学支撑。

必要性和充分性分析有助于解析复杂的旅游管理现象，但在实证研究中，其理论应用与技术操作仍存在明显不足，甚至常出现误用。基于此，文章通过系统梳理并批判性评估旅游研究领域中关于必要性和充分性关系分析的文献发现：（1）现有研究主题高度集中于旅游者行为，并延伸至居民行为、员工行为及经济管理；然而，对旅游目的地系统及宏观经济层面等关键主体的必要性与充分性分析的相关研究明显不足。（2）在研究方法上，虽已普遍采用fsQCA并辅以NCA评估必要性，然而在二者的整合应用中，仍常出现方法混淆与操作失范的问题。（3）变量选择多基于行为学理论，而对多前因非线性组合及复杂因果关系的阐释，则主要借助复杂性与混沌理论。但研究对前因变量间的互动机制分析不足。未来的研究不仅应深化对必要条件分析的关注，更应将必要性与充分性分析拓展至更广泛的议题，还需致力于完善其分析框架并夯实理论基础。文章构建的整合性理论框架，为未来探究旅游领域必要性与充分性关系，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指南与深化的理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