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驾驶技术快速发展，社会科学研究已经开始关注其改变人们生活的潜力。研究梳理交通、城市规划等主要领域无人驾驶的主要研究议题，以及无人驾驶汽车在旅游场景下应用的特殊性。研究认为：（1）社会科学领域对无人驾驶技术的研究议题已从技术应用拓展到了政策治理；旅游领域应用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公众接受态度、物质与社会环境影响的相关研究为旅游领域研究提供了借鉴。（2）无人驾驶汽车的旅游应用具有交通工具和旅游体验双重功能属性。（3）旅游需求、旅游响应、旅游效应是无人驾驶汽车旅游应用研究的重点领域，需求端的旅游出行决策与流动性体验，响应端的新业态开发、设施配置与治理政策，效应端的技术对环境、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多方面影响等是重点议题。无人驾驶汽车的旅游应用前景广阔，探讨旅游场景下无人驾驶汽车应用研究的分析框架，可为汽车与旅游业界、学界相关决策与研究提供参考。

学界从未停止对文化和旅游本质的追问，但鲜有从外学科交流对话视角展开。文章依据地理学4Ss空间理论和心理学4Ps创造力理论，解构最新8Ps创造力理论为8维度主体间性空间，就此集成新概念——创造力空间，重新解释文化和旅游的本质。研究认为：（1）创造力空间是创造力与空间相互修饰、相互界定，共同形成发展演化的空间，是创造性寓于空间性、空间性隐含创造性，主观与客观呈二元性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主体性或主体间性空间。（2）以创造力空间为棱镜，映射现有的文化和旅游本质认知存在忽视创造力、空间性理解不足、文化边界被放大和旅游边界被缩小等问题。（3）创造性消除旅游与工作的对立，指向创造力情境过程；空间性赋予文化“4·8”维度空间构成，指向创造力产品和结果；二元性的主客观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提供文化和旅游对称分析的基础。（4）文化的本质是空间性，旅游的本质是创造性；文化和旅游关系的本质具有二元性，实质是创造力的形成发展和循环演化。创造力空间概念不仅为重新认识文化和旅游的本质提供了自洽的理论性解释，而且为它们的正式性认知、学科建设、融合发展、工作机制解释等提供新视角。

随着旅游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旅游景观的内涵不断拓展，旅游地的“人”在旅游场中“我者”和“他者”的凝视下成为旅游景观，实现从自然人到景观人的角色转变。研究结合数字社会发展背景，基于凝视理论解析景观人的内涵，构建人的景观化生命周期曲线模型，探讨人的景观化过程。研究认为：（1）景观人是指在旅游情景中，附着旅游地独特人文风情和文化符号的，能够满足游客体验和凝视需求的当地居民、旅游服务人员、体验性旅游者及旅游主播（博主）。（2）人的景观化因旅游凝视而产生，随着旅游地的发展不断进行景观重构，呈“S”型演化路径，是从“他者建构”走向“自我建构”的过程。（3）随着旅游地人的景观化发展，旅游地人的景观化程度最终会出现3种结果，良性景观化、中性景观化和过度景观化，“对话”是过度景观化向良性景观化与中性景观化转变的调适方式。（4）人的景观化是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受到多利益主体的共同驱动。研究丰富了旅游景观和旅游凝视的理论解释，也为数字社会背景下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创新性的实践思路。

剖析旅游者时空行为特征对国家公园旅游规划和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利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者的GPS轨迹和标注点数据、OSM路网数据以及风景名胜POI数据，运用季节强度指数和相关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不同出行方式的旅游者时空行为特征。结果表明：（1）步行、骑行和驾车旅游者的出行时间存在明显的季节性特征，步行和骑行旅游者冬季出行居多，驾车旅游者则以夏季出行为主，且不同季节下不同出行方式的旅游者总里程、总耗时、标注点数和均速变化有所差异；（2）受道路交通和景点的影响，旅游者标注点在空间上分布不均衡，步行旅游者标注点呈整体分散、局部聚集的特征，骑行和驾车旅游者标注点的分布更为集中；（3）步行旅游者轨迹在国家公园范围内分布最广、最密集，骑行和驾车旅游者轨迹则主要分布在道路建设较好的五指山片区。基于研究结果，文章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格局优化和可持续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旅游经济效率与韧性的适配，是提升旅游业的抗风险能力和运营效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议题。文章采用超效率EBM模型、遗传算法投影寻踪模型分别测度2006—2021年中国省域旅游经济效率与韧性水平，借助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随机森林回归模型揭示二者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1）中国旅游经济效率和韧性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但表现出不同的波动特征，效率波动较大，韧性相对平稳。两者空间演变特征差异明显，高效率地区分布呈现“随机分布-西南聚集”特征，高韧性地区分布呈现“点线分布-东部沿海聚集”特征。（2）旅游经济效率和韧性之间存在显著双向因果关系，且均具有自我增强机制。效率对韧性的重要性比韧性对效率的重要性更大，效率的提升对韧性具有更显著的长期促进作用。（3）市场规模、信息化水平对旅游经济效与韧性的影响程度最高。（4）随机森林回归模型揭示了旅游经济效益与韧性之间“平稳−促进−收敛”的非线性关系特征。研究结论丰富了对旅游经济效率与韧性关系内涵的理解，也可为提升旅游业抗风险能力、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短视频是旅游目的地宣传营销的重要途径，但如何科学测量短视频符号感知却是研究的难题所在。本文基于民族村寨旅游情境，以符号互动理论为支撑，通过短视频内容分析法与准实验法开发符号感知的测量量表，结果显示：（1）民族村寨旅游短视频符号可划分为人物、图像、声音3种。（2）民族村寨旅游短视频符号感知可从博主符号、村寨居民符号、游客符号、民族文化符号、景观符号、文字符号、音乐符号和语言符号共8个维度进行测量。（3）村寨居民符号感知与民族文化符号感知对旅游意向的形成最为关键，人物符号感知对旅游意向的预测效度显著高于图像和声音符号感知。旅游短视频领域符号感知的实证研究，厘清了民族村寨旅游情境下短视频符号感知的维度，深化了对用户符号感知的理解，为民族村寨在短视频平台上实施精准的营销传播策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沙漠旅游适宜区（DTSA）的识别是推动沙漠旅游发展的首要条件和选址依据。文章综合考虑区域旅游发展支撑条件、生态约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最大边际效益建立了DTSA评价指标体系，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简称新疆）为案例地，基于区域条件进行评价因子分级优化，进而实现DTSA模型构建并开展空间识别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自然因素、交通可达性、要素支撑、产业促进是构成DTSA的4个维度，其中自然因素和交通可达性的影响权重较大。低海拔和低坡度沙漠外围，同时水源充足、交通路网发达和客源市场丰富的区域是新疆沙漠旅游适宜性较高的分布区，识别结果和新疆77.78%已建国家级沙漠公园的选址相吻合。文章提出的DTSA评价体系和识别方法能够为沙漠旅游资源开发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敬畏是人们在面对宏大而神圣的事物时所产生的一种心理情绪，旅游敬畏则是旅游情境下特殊的敬畏体验。相比日常生活环境，旅游环境中有更为丰富的敬畏诱发源，其不仅影响旅游者的具身体验，也是形塑生态文明理念与建构文化自信的桥梁，有助于发挥旅游的实践育人作用。本文基于对相关文献的分析，提出旅游敬畏的概念，剖析其性质与维度，并构建了研究的一般框架，旨在呼唤对旅游敬畏的关注。主要结论如下：（1）旅游敬畏是旅游者基于真实旅游场景，受旅游资源本体及其相关意象诱发而形成的一种伴随着宏大感与顺应需要等多重要素的浸入性体验，具有互动生成性、身心在场性、多元流动性3大性质；（2）美感、理性、信仰是旅游敬畏的3个维度；（3）凝聚共同价值、培育文化自信、践行生态文明是旅游敬畏的3大功能；（4）旅游敬畏的产生、评估、效应及机制是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而识别旅游敬畏的诱发源、维度、结果、影响因素则是其中的关键问题，四者间的逻辑关系构成了旅游敬畏的研究框架。但当前，旅游学在敬畏研究中的参与程度还不够，导致实践中通过旅游敬畏进一步激活旅游教育功能的需求无法被有效回应。未来应当深化旅游敬畏研究，以更充分地理解和运用旅游教育功能的实现路径，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已有研究对区域旅游经济空间网络复杂结构演变的分析较为薄弱，未能揭示出内生与外生因素对网络演变的共同影响。文章以长三角地区为例，选择2000年、2010年、2019年作为时间截面，利用复杂网络方法和随机行动者模型揭示了长三角地区旅游经济空间网络结构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长三角地区旅游经济空间网络在2000年和2019年不具备无标度性质，在2010年表现出无标度性。网络的小世界特征随时间不变，具有一定的稳定性。（2）网络在3个时间截面均形成4个社团，社团的空间相对位置大体不变。（3）长三角地区旅游经济空间网络的形成和演变是内生和外生动力因素协同影响的结果。在网络内生结构方面，网络受到传递三元组构型的显著影响，城市间的旅游经济关系向紧密的三元组闭合化方向演进。（4）在节点属性效应方面，交通发展水平高、经济实力强、旅游资源优的城市更容易与其他城市产生旅游经济联系。（5）在节点间关系属性效应方面，地理邻近性和组织邻近性对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的产生具有显著推动作用，但制度邻近性和文化邻近性具有负向影响。文章揭示了内生结构动力对旅游经济空间网络的影响，具有一定创新意义。

随着家庭人力资本提升，消费者旅游需求呈现多样化。文章探讨了家庭人力资本对非遗旅游消费的影响，并分析了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下这种影响的差异性。研究表明：（1）家庭人力资本的提升，包括家庭成员的教育水平、健康水平和经济收入等，对非遗旅游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家庭生命周期在家庭人力资本对非遗旅游消费影响中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特别是在满巢II期家庭中，家庭人力资本对非遗旅游消费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而对筑巢期和空巢期家庭的影响相对较小。（3）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成员对非遗旅游消费模式的偏好也存在差异，如筑巢期家庭更偏好民宿和文创结合的旅游项目，满巢期家庭倾向于研学和文创类项目，空巢期家庭则更青睐节庆和文创类体验。据此建议非遗旅游的开发和推广在重点关注高人力资本水平家庭的同时，可针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家庭开发适宜的非遗旅游项目。文章不仅丰富了家庭旅游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非遗旅游的市场策略制定和产品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就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其重要性在数字经济时代尤为凸显。数字经济加速了文旅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不断催生出新的就业形态和灵活的就业方式。文章从理论与实证角度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文旅就业规模和结构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1）数字经济发展对文旅就业的创造效应要大于替代效应。（2）数字经济不仅通过提升文旅市场吸引力扩大文旅就业规模，而且促使数字技能和人力资本含量更高的文旅就业人员比例增加，进而提高文旅劳动力市场匹配率，促进文旅就业结构的优化。（3）数字经济的不同层面对文旅就业规模的作用存在差异，数字基础层影响最为突出，数字应用层次之，数字技术层最小。（4）就数字经济对不同发展阶段地区和技能群体的影响差异而言，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优化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和低技能群体的文旅就业结构。研究有助于深化数字经济与文旅就业内在关系的认识，更好地推进文旅高质量发展。

追求幸福感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随着生态环境在人民生活幸福指数中的权重不断提高，关注生态旅游地旅游者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幸福感的相关研究较少涉及生态旅游和生态旅游者。本研究基于内容分析法，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武夷山风景名胜区为案例地，探究生态旅游地旅游者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作用路径，为生态旅游与旅游者幸福感的关联研究提供参考借鉴。研究发现：（1）从客体因素看，自然景观的美学质量与旅游目的地的管理能力在提升旅游者满意度与积极情感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两者共同促进生态旅游地旅游者幸福感的形成；（2）从主体因素看，旅游者幸福感的形成主要通过积极旅游情感、主体间积极关系、主体环境掌控、主体潜能激发、主体意义追寻、主体身心投入、主体活动参与等主体体验要素的获得而实现；（3）生态旅游地旅游者幸福感的形成路径包括以获得积极情感为核心的积极情感型、以选择适宜的环境为核心的环境掌控型和以获得生活目的和意义为核心的意义获得型3条作用路径。研究建议生态旅游地以强化生态保护、完善管理服务、丰富生态旅游产品为抓手，提升旅游者幸福感，以促进生态旅游产品和生态旅游者供需关系的协调发展。

城市功能与结构的复杂性给旅游产业要素空间布局带来了新挑战。文章以福州市主城区为研究区域，在分析旅游产业6要素（吃、住、行、游、购、娱）空间分布的基础上，引入双变量Ripley’s K函数揭示旅游产业6要素“距离-集聚”关联模式。结果显示：（1）分布特征上，旅游产业6要素空间分布密度与城市功能分区具有较强相关性，6要素点格局呈现“沿江、大集聚和小分散”的分布特征，并形成了多个空间组团。（2）集聚特征上，旅游产业6要素的集聚热点具有空间共性和异质性，旅游餐饮、旅游购物和旅游娱乐要素的热点分布具有较强的空间耦合性，旅游游览要素的热点分布呈单核特征，旅游出行要素的热点分布范围较广，旅游住宿要素热点分布具有较强的客流和交通导向性；（3）旅游产业6要素空间分布格局之间共形成了4类“距离-集聚”空间关联模式，其中，“近距离-强集聚”“近距离-弱集聚”模式以旅游购物要素为核心，“远距离-弱集聚”模式以旅游出行和旅游游览要素为核心，“远距离-强集聚”模式以旅游娱乐要素为核心。文章为认知旅游产业要素关联提供了更加精确的地理学空间视角。

环境正义是评估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重要指标，也是解锁生态系统服务可持续管理的关键钥匙。文章借助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工具，系统梳理国内外生态系统服务管理的环境正义研究进展。研究发现：（1）生态系统服务管理的环境正义研究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国外研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中国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2）国内外研究都以案例研究为主，重视环境正义概念在生态系统服务管理实践中的应用，理论和综述研究较少；（3）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生态系统服务管理的环境正义概念模型、评估、实践和影响因素4个方面，但仍存在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观点挖掘不足、多案例和多尺度比较研究缺乏以及量化表达薄弱等问题。最后，文章构建了生态系统服务管理的环境正义研究框架，重点关注生态系统服务与环境正义关联的内在逻辑与机制、界定不同社会生态环境下的环境正义标准、识别不同利益主体的需求和权力差异、环境正义融入生态系统服务管理的实现路径等关键议题。

古道是重要的线性旅游目的地，也是典型的文化记忆空间。厘清游客对古道的文化记忆感知过程及其内在机理，对于促进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发展、盘活古道旅游目的地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文化记忆理论，从游客的视角出发，以徽杭古道作为研究案例，探究古道旅游地文化记忆感知的维度、特征和形成路径。研究认为：（1）徽杭古道的文化记忆感知由时间维度、空间维度、文化维度、情感维度和身体维度五部分构成，其中身体维度是记忆感知的必要构成，身体、情感和文化记忆三者之间密不可分，存在“身心-文化记忆”转化机制。（2）徽杭古道的文化记忆感知具有显著的时空差异性、身心交互性、文化耦合性等特征。（3）徽杭古道的文化感知路径包括文本系统、意向系统和仪式系统，游客在此3类系统的刺激下形成多维、循环的文化记忆感知路径。

为应对数据预处理方法在文旅融合、区域创新等复杂指标体系综合评价中的局限，研究思辨标杆法的适用性，遵循综合指数评价的一般原理，以对标评价值作为权重分配基础，确定对标系数，并建构“对标系数·对标评价值”评价方法实现对标杆法的进一步改进。研究以湘鄂渝黔革命老区80个县（市、区）为研究案例地，运用改进方法，实证测度其2013—2022年红色文旅融合效应水平，并与既有方法的评价结果进行对比。结果证实改进方法在文旅融合效应评价中具有优势，体现在指标权重的合理性、评价结果的现实吻合度和评价结果的可比性与稳定性3方面。基于标杆法改进的“对标系数·对标评价值”评价方法丰富了综合评价方法，可为文旅融合、区域创新等复杂体系的科学测量提供新思路。

旅游资源类型多样，资源分类国家标准难以完全适用于全部应用场景。研究以海洋旅游资源为例，探讨面向专题旅游资源的分类体系构建思路与方法，并以滨海旅游地烟台市蓬莱区与海岛旅游地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为对象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认为：（1）基于“属性认知-知识获取-关系构建”的思路可实现专题旅游资源分类体系的构建。属性认知通过对概念内涵与空间形态的异质性辨析，可界定专题资源的类型范畴；知识获取通过提取类型概念及其关系，可为专题资源分类构建提供知识基础；关系构建基于“线-面”结合的分类方法，建立起类型概念的层级与层间关系，从而构建出专题旅游资源的分类体系。（2）专题资源分类方法可归纳为：大类划分基于资源异质性认知，主类划分基于国标引用、国标重组、特性完善3种方式，亚类划分引入面分法，基本类划分基于类型的多维属性。（3）案例实证构建出由4个层次组成的海洋旅游资源分类体系，检验证实了研究提出的思路与方法，对构建专题旅游资源分类体系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与适用性。研究丰富了旅游资源分类体系的认知与方法，可为旅游资源保护利用的研究与实践提供科学参考。

滨水空间是反映城市空间品质、承载城市游憩功能的重要场所，推进城市滨水游憩空间生产是城市更新的重要议题。研究引入可供性理论，运用文本挖掘、空间分析和扎根理论方法，解析城市滨水游憩空间生产过程中的人-境互动机制。研究发现：（1）城市滨水游憩空间的人-境互动要素包括基础条件、基础设施、游憩环境、景观质量、游憩设施与游憩服务。（2）人-境互动存在意象识别、在场体验和回忆反馈3个阶段。在意象识别阶段，基础条件、基础设施要素刺激潜在游憩主体形成空间认知；在在场体验阶段，游憩环境和景观质量要素触动游憩主体形成场所感知，游憩设施、游憩服务要素支持游憩主体在开展活动中形成使用体验；在回忆反馈阶段，游憩主体整合其知觉到的互动要素，形成游憩反馈，并作用于其他主体的空间认知和空间实践。（3）递进式、阶段性的人-境互动实现了认知可供性、场所可供性、功能可供性及交互可供性，进而推动了城市滨水游憩空间意义与功能的循环再生产。研究为空间生产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案例，并可供城市滨水游憩空间更新与空间体验品质提升决策参考。

在全球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日益受到重视的背景下，发展绿色旅游不仅有利于推动旅游业的绿色转型，也对实现区域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对国内外绿色旅游相关研究文献的综合分析，提出了绿色旅游的定义及其内涵，从绿色旅游产品、绿色旅游供应链、绿色旅游产业、绿色旅游目的地、绿色旅游者行为以及绿色旅游认证与政策等方面归纳了研究主题，并梳理了绿色旅游研究依据的基础理论与应用的技术方法。文章认为目前绿色旅游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特点，未来需要进一步强化其研究内容的系统性、理论和方法的交叉多元化。据此，文章提出了7个方面的研究展望：创新绿色旅游理论体系框架，构建与评估绿色旅游产品体系，揭示绿色旅游供应链的结构、运行机制以及演化规律，探索绿色旅游产业发展策略和路径，优化绿色旅游目的地发展模式，探讨绿色旅游者行为规律及其引导策略，完善绿色旅游评价标准和认证体系，以期为推动旅游业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指导和实践借鉴。

遗产化是生成、建构与解构遗产身份认同的重要文化过程与手段，阐明其对不同代际社区居民的遗产认同影响机制，有利于实现文化遗产的代际传承。文章以遗产认同理论为基础，通过田野调研与质性文本分析遗产化对元阳哈尼梯田遗产地不同代际社区居民的遗产认同影响差异。研究发现：（1）遗产化对不同代际社区居民的遗产认同影响包括价值认同、主体认同与空间认同。（2）在价值认同方面，遗产化积极影响不同社区居民对遗产的美学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经济价值认同，但对年长居民关于遗产的科学价值与社会经济价值认同影响更为显著。（3）遗产化没有显著影响不同代际社区居民对遗产的族群认同与自我认同。（4）在空间认同方面，遗产化显著增强不同代际社区居民对遗产的地方认同，但对遗产的国家尺度身份认同影响不显著。积极培育遗产地社区居民的遗产认同，既要完整地传播遗产价值，也要构建涵盖多元主体、多空间尺度的包容性遗产认同话语体系。

“食”是旅游目的地特殊吸引物类型之一和必不可少的旅游接待服务。本研究以169项饮食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为数据源，运用地理空间方法分析其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饮食类国家级非遗空间上总体呈“南多北少、东多西少”的“集聚型”格局，北京、四川、山西、浙江等省域集聚程度高。（2）饮食类国家级非遗类型分布特征差异明显，茶类主要分布于苏浙皖地区，酒类以川黔地区、京冀地区及苏浙地区为主要分布区，粉面食类则在浙江及两广地区、“甘东-宁南-陕晋-京津冀”带形成集聚，酱料调味类主要分布在川渝黔地区和晋东地区，菜肴类集中展布于京津冀地区，甜品小吃类集中分布在长三角地区、京冀以北、粤西南等地区。（3）自然地理环境因素通过影响作物的天然分布间接作用饮食类国家级非遗的形成，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旅游发展及文化事业财政支持是影响饮食类国家级非遗空间分异的主要人文地理环境因素，历史文化因素为非遗的传承与集聚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生态系统保障。研究可为饮食类国家级非遗的保护传承和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提供学理参考。

自然教育是中国国家公园的重要功能之一。基于刺激-机体-反应（S-O-R）分析框架，以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片区为研究对象，构建自然教育形式感知-行为意愿的影响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访客自然教育形式感知对其行为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 影响路径的SEM模型整体适配良好，结构效度较理想，各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适用于国家公园的自然教育作用影响机理分析；（2） 访客反响较好的自然教育形式是动植物观光、科普展览、主题户外课堂等，青龙、天游峰和大红袍等是访客感知较好的区域；（3） S-O-R过程主要通过教育感知、功能性认知显著地影响访客的重游意愿，它们三者之间是最为重要的路径关系，S-R过程表现为教育感知直接正向影响重游意愿，国家公园自然教育结果同时存在着S-O-R和S-R的复合作用，自然教育感知与重游意愿之间部分中介效应显著。最后本文建议国家公园的自然教育应在教育形式上考虑公众认知水平，更加注重自然教育内涵、提升访客适游性设计和挖掘自然教育文化内涵。

明确边境省域旅游与生态的共生关系及旅游生态安全状态，对边境地区旅游产业和生态安全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DPSIR模型构建边境省域旅游与生态共生评价指标体系，引入Lotka-Volterra共生模型分析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的共生关系和旅游生态安全状态，并运用障碍度模型、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边境省域的旅游发展潜力、资源环境容量、生态环境水平指数分别呈现快速上升、基本稳定和波动上升态势，旅游发展潜力、资源环境容量主要障碍因子分别为旅游环境压力指标、资源环境响应指标，生态环境水平主要障碍因子为湿地覆盖率、自然保护区面积占比、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2）边境省域旅游与生态共生关系良好，共生模式以互利共生为主，非互利模式以旅游寄生为主，表明旅游在共生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3）边境省域旅游生态安全状态总体安全，各省域安全状态呈现向好态势，西部、东北、西南边境地区安全状态分别为危险型、复杂型和安全型，吉林、广西旅游生态安全状态较好，新疆、西藏欠佳。（4）旅游生态安全主要影响因素为旅游人次增长率、旅游收入增长率、人均水资源储量、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和空气环境质量优良率。

游客生态情感推动环境责任行为的形成，有利于自然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基于认知-情感-行为理论的演绎路径，引入旅游动机作为中介变量，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对自然旅游地游客生态情感与环境责任行为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探寻了内外认知世界的差异性。研究表明：（1） 相较于内在认知世界，外在认知世界对游客生态情感的激发和环境责任行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2） 旅游动机在游客生态情感对低努力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路径上的中介效应被证实，并在对高努力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路径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因此，自然旅游地应当发挥其生态地位，加强生态功能教育属性，丰富生态情感体验途径，提供生态服务的同时重视可持续观念的传达，以期获得长久永续的发展。

能力缺失是脱贫居民返贫的根本原因之一。研究依据阿马蒂亚·森能力贫困理论，构建能力缺失型返贫风险因素指标体系，基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乡村旅游地居民返贫风险感知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s回归和方差分析方法，探讨民族乡村旅游地居民能力缺失型返贫风险因素及居民特征对其返贫风险感知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1）获取帮扶能力、旅游开发投入能力、自主学习能力、旅游技能培训参与及接受能力、旅游对外宣传能力、居民家庭财产储蓄能力等7个因素，是居民感知的主要返贫风险因素。（2）职业、受教育程度、身体素质、旅游参与方式等个人及家庭特征对居民返贫风险感知影响显著。（3）职业为旅游基层服务人员的居民、旅游参与形式为个人或家庭自主经营的居民返贫风险感知更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居民返贫风险感知越强；相较于家中无人患病或有多人患病的居民，家中只有1名患病成员的居民返贫风险感知更敏感。研究建议在现有帮扶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坚持民族乡村旅游地居民的主体地位，培育居民可持续脱贫能力，针对不同特征居民进行返贫检测与干预，有助于当地防返贫工作的有效推进。

政府网站是连接政府与公众的重要渠道和数字政府建设的核心工具，其服务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是打通信息壁垒、提升公众用户使用意愿的保障。文章立足信息生态系统理论，从网站和用户视角出发，基于DEWEM和UTAUT模型，尝试构建政府网站服务生态系统评价框架，使用系统动力学方法，以文化和旅游部网站为对象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得出：（1）根据信息生态系统理论构建的政府网站服务生态系统评价框架中，用户的使用感知和使用期望共同作用于使用满意度，进而影响用户持续使用意愿，最终决定政府网站服务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2）政府网站服务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用户使用感知和用户使用期望两部分，其中，用户使用感知包括透明度、信息适宜性、服务便捷性、安全性和公众参与度5个评价维度的12个代表性指标；用户使用期望包括用户需求和社会影响2个评价维度的8个代表性指标；（3）对政府网站服务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有效性检验发现，自然人办件量与法人办件量两个单项指标对文化和旅游部网站服务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影响最大；依申请公开数量、安全检测评估次数、征集调查期数等指标组合影响显著。建议文化和旅游部网站未来遵从协同发展思路，更加注重在线业务办理功能的建设开发，保障网站服务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社区精英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研究以武汉市黄陂区4个村为案例地，通过抽样调查、深度访谈、网络检索等方式获取资料，采用扎根理论分析社区精英的作用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按照“旅游参与获得成功、为社区发展做出贡献、拥有社区决策影响力、获得多数村民认可”4个方面的要求，识别出案例地有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4类5位社区精英。（2）社区精英促进了村民生计转型、人口回流、闲置资产利用、产业结构调整、地方优秀文化传承、文明乡风树立和人居环境改善；同时也带来了利益分配不均、征地矛盾和居民生活成本提高等消极影响；不同类型的社区精英的作用有共性，也存在差异，经济精英的文化传承作用薄弱，文化和社会精英间接发挥经济带动作用，只有政治精英作用均衡。（3）参与旅游初期，社区精英作用的发挥受到创业动机和政府支持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参与旅游中后期，个性特征和社会资本是影响社区精英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

地名不仅是空间指位符号，也是文化符号，承载着集体记忆和地方认同。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背景下，地名旅游符号的建构、传播、体验是地名文化旅游资源充分利用的关键。文章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关于旅游符号和地名文化旅游等相关研究成果，基于符号学视角，以“再现体-对象-解释项”符号三元框架为理论基础，结合符号阐释衍义分析的方法，探究地名、目的地、地名符号感知3者之间的关系，构建地名文化旅游的符号学研究框架。通过符号衍义进一步保证旅游活动中地名表意的开放性、动态性以及多元性，推动地名符号意义不断丰富。从“再现体”“对象”“解释项”3个维度，归纳地名文化旅游的主要研究内容：地名符号建构、地名符号传播研究、地名符号体验研究。结合地名符号建构-传播-体验-再建构的闭环逻辑，从旅游目的地层面、旅游媒介层面、旅游者层面详细阐述未来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意义，探讨未来地名文化融入旅游的研究内容与实践路径，为地名文化旅游构建了研究框架与分析体系。

20世纪以来，艺术乡建成为全球乡村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文章基于BERTopic算法和文献分析法，对中英文艺术乡建研究主题的演进历程进行了深入挖掘，并对未来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结果显示：（1）中英文研究主题都围绕以乡村文化为基础、艺术为手段的创意与旅游而展开，中文研究主要偏向创意旅游、公共艺术、传统文化、在地性和主体性等主题，而英文研究主要偏向创意产业、乡村商品化、社会参与、旅游社区和可持续性等主题。（2）近年来中英文研究均重视艺术乡建的主体性构建、路径与模式探索、效益与影响评估、文化生产机制剖析和文化可持续性维系等议题，但英文研究更重视实证研究和批判性思考。（3）从研究趋势看，艺术乡建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内生驱动的可持续发展范式转型等将是未来关注的重点。未来中国艺术乡建研究需以讲好中国乡村文化故事为目标，运用宏大叙事与微观案例相结合的研究范式，揭示多主体良性互动的动态过程及其作用机制，运用多学科方法优化评估体系，以此完善本土化艺术乡建研究体系，更好地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科学参考。

开发主体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利益主体间诉求存在差异，并由此产生不同决策与行为，可能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造成挑战。研究构建演化博弈模型，仿真分析基层政府、乡村精英和社区居民三方博弈，发现：（1）在乡村旅游开发决策过程中三方主体均呈现出追求利益最大化，同时降低自身成本投入的意图，可能导致开发策略的分歧。（2）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基层政府的决策主要受到奖励成本、治理收益和声誉损失等因素的影响，乡村精英的决策则主要受到开发项目的额外成本支出、乡村旅游项目带来的回报、投机行为的收益、损失等因素的影响，社区居民的参与决策主要取决于参与成本，高投入、低收益是削弱各主体乡村旅游开发积极性的核心因素。（3）开发初期，各种前期投入加大财政负担，降低基层政府积极支持乡村旅游的意愿，并导致乡村精英的投机行为；开发中后期，政策奖励门槛升高、项目同质化、收入减少，社区居民参与意愿有限，不愿配合，为获取投机收益，乡村精英可能会放弃努力开发乡村旅游项目的策略。研究通过分析各方行为的影响因素，提出乡村旅游不同阶段的策略调整建议，优化乡村旅游项目开发管理，促进可持续发展。

历史街区是城市重要的记忆空间、文化空间和消费空间，强化游客的文化场景感知是历史街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议题。研究基于场景理论，以中国澳门3条历史街区为例，利用网络评论文本数据和百度地图兴趣点（POI）数据，通过词频及语义网络分析、主轴编码、核密度估计、舒适物赋分和场景测度计算，探讨历史街区文化场景舒适物对游客感知的影响。研究发现：（1）游客对历史街区文化场景感知主要包括景点历史、建筑风貌、本土特色、艺术展览、活动行为、空间氛围、休闲消费、美食体验8类要素，进而可以将历史街区文化场景感知的舒适物类型分为文物建筑、文化展示、消费体验3大类。（2）文物建筑类舒适物是游客文化场景感知的基础，文化展示类和消费体验类舒适物对游客感知的影响则更加显著。（3）游客的主观感知不仅受客观场景中舒适物密度的正向影响，还受到舒适物类型和空间分布复杂关系的影响。舒适物的高密度分布通常会增强游客感知，但低密度分布不一定会导致低关注度。（4）3类舒适物与“原真性、戏剧性、合法性”维度形成了一对一的紧密关联，各维度表达上的不足会削弱游客的主观感知，以及文化场景的整体吸引力。研究为丰富场景理论应用提供了案例，对促进历史街区的可持续保护与更新发展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家庭旅游能增进个人幸福感和促进家庭和谐，但旅途中家庭代际互动对成员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路径尚未有深入研究。文章借鉴家庭系统理论、资源保存理论及文化适应理论，引入家庭功能作为中介变量，以文化智力作为调节变量，构建了关联检验模型，来揭示代际成员在家庭旅游过程中基于互动的主观幸福感形成机制。结果显示：（1）代际互动与旅游者的主观幸福感紧密相连，正向促进旅游者的主观幸福感。（2）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是家庭功能健康的关键因素，且家庭功能在代际互动和旅游者主观幸福感中扮演了关键的中介角色。（3）旅游者的文化智力水平能够有效提升代际互动对主观幸福感的正面联系。这些发现为中国式家庭的出游意愿和动机提供了新视角，从文化适应的层面拓展了文化智力在旅游领域的应用，为代际旅游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特种兵式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方式，以其极限挑战、高强度体验和对身心能力的极致考验而受到特定群体的青睐。研究基于具身认知理论，通过收集网络文本资料开展扎根理论分析，探索“特种兵式旅游”中的精神困境及其逃逸补偿行为的形成路径。研究发现：（1）游客的“特种兵式旅游”行为在空间层面上经历了从生存空间到旅游空间，再到情绪空间的转变过程，游客自生存空间滋生出不平衡感，继而引发其旅游空间的具身体验行为，最后满足其情感获得；（2）客源市场群体倾向于选择“特种兵式旅游”，多源自现实生活中精神困境的烦扰，这种精神困境的根源是由游客个体弥补遗憾、寻求认同、深化关系，以及感受虚实的精神需求共同促成的不平衡感；（3）游客在旅游空间通过自我探索、具身嵌入和良性受虐等逃逸补偿行为来应对生存空间中的不平衡感；（4）痛苦感知对“特种兵式旅游”体验具有一定的积极贡献，通过安全地尝试刺激性的身体疼痛，游客可以获得愉悦感、成就感和充实感，这种选择倾向的本质是一种良性受虐。研究对“特种兵式旅游”行为路径的探索不仅丰富了具身认知理论在不同旅游情境中的适用性，而且为旅游业发展实践提供了定制化服务和体验设计的典型思路。

深化旅游者文化感知是强化其旅游实践过程中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基于文化IP解码视角，运用文本挖掘、多元回归模型和扎根理论，识别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旅游者文化感知的多元维度，检验文化感知与文化认同的关系，探究文化感知对文化认同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旅游者文化感知具有文化符号感知、文化场景感知、历史遗迹感知、服务设施感知等多元表征，分别与文化IP解码层级中的文化内涵解码、文化价值解码、文化精神解码、文化空间解码互为逻辑对应关系；（2）旅游者文化感知与文化认同高度相关。旅游者文化感知解释变量可以细分为民族民俗文化、景观建筑、文化氛围、场景互动、历史事迹、遗址遗迹6个维度，各维度指标均对旅游者文化认同具有显著影响；（3）旅游者在文化感知过程中通过动机索引、感官体验、情境交融、感知升华4个阶段的层层递进，最终生成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具体表现为价值认同和身份认同，是旅游者和文化互动的结果。研究补充了文化感知的分析视角，深化了文化感知-认同机制的理论认识，为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实践参考。

提升邮轮旅游安全对维护邮轮旅游形象、保障行业健康、预防事故及增强公众信心至关重要。文章以2000—2024年期间全球3 376起邮轮事故为数据基础，采用列联表卡方检验和分类回归等方法，统计检定全球邮轮旅游事故类型与事故后果，探析灾难性事故、公共卫生事故、社会安全事故、自然灾害事故等类型的引致因素。研究发现：（1）邮轮事故数量与邮轮旅游行业发展规模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航线繁忙的海域与港口发生事故的概率大；灾难性事故是发生频率最高的邮轮旅游事故类型，且其亚类最为复杂多样。（2）不同类型事故导致的事故后果存在性质和程度的差异，公共卫生事故和自然灾害2种类型更易造成较大的人员伤亡。（3）邮轮旅游事故的引致因素存在显著的类型差异。其中，人员因素与灾难性事故、公共卫生事故和社会安全事故的发生密切相关；设备因素也是灾难性事故的重要诱因；环境因素是自然灾害和许多灾难性事故的主要原因；管理因素对公共卫生发展影响极大。据此，文章提出邮轮旅游风险管控措施建议，以期为邮轮旅游业安全管理和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省内居民是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市场群体，也是促进旅游经济“内循环”的重要力量。文章以百度旅游景区指数为基础数据，研究2011—2019年湖南居民对省内红色经典景区网络关注度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湖南居民对省内红色经典景区的网络关注度逐年增长，季节性集中指数呈倒V形变化；省内红色经典景区网络关注度的月际变化分为单峰型、双峰型、多峰型3种，单峰型红色景区网络关注度于夏季攀至顶峰，双峰型、多峰型红色景区网络关注度于7—10月形成多个峰值区。（2）研究期末，湖南居民对省内红色经典景区的网络关注度呈现由西部地区向中部及东部地区梯度递增的趋势；地区差异表现为长株潭地区>大湘南地区>环洞庭湖地区>大湘西地区；整体形成了以毛泽东故居-刘少奇故居为极核，以长株潭地区为腹地，呈带状扩散的空间格局。（3）居民网络关注度时空分异的核心驱动因素包括地（市、州）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化水平、互联网用户数、二星级以上酒店数、旅游接待人数、公共汽车拥有量、4A级以上红色景区数，重要驱动因素为年末人口数，一般驱动因素包括从业人员数、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旅客周转量、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数和气候舒适度。

提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是强化旅游经济韧性、释放旅游产业链乘数效应、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文章基于中国31个省份2011—2022年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测算旅游经济韧性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运用基准回归模型、门槛模型、空间杜宾模型揭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旅游经济韧性的直接效应、非线性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1）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效增强了旅游经济韧性，并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2）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旅游经济韧性的影响存在基于金融监管强度的非线性递增效应。（3）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旅游经济韧性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鉴于此，文章从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充分发挥金融监管职能和提高跨省协作水平3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旅游经济韧性促进作用的政策建议。

邮轮旅游快速发展，成为现代旅游业中最具竞争力的产业之一。季节性是旅游组织的主要特征，对邮轮旅游运营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邮轮旅游季节性研究中，现有研究仍延用传统研究范式，忽视了邮轮旅游区别于其他旅游方式的特殊之处，尤其忽略了航运因素对邮轮旅游季节性的决定作用。此外，已有文献对季节性特征的测度方法也较为片面。鉴于此，文章以地中海为研究区域，综合季节类型、季节集中度和季节变动结构等测度指标刻画邮轮港口季节性特征，从海域互补巡航、港口等级和航运职能等角度剖析航运因素对港口季节性的塑造作用。研究表明：（1）地中海邮轮港口的季节性特征共有3种主流类型，包括多季-相对集中-夏秋双峰型、全年-相对均衡-夏秋双峰型和全年-相对集中-夏秋双峰型。（2）全年型、多季型港口集中分布在亚平宁半岛周边海域；季节集中度的空间分布呈现“西低东高”的基本格局；港口季节变动结构的空间分布形成“中部双高峰，东西单或无高峰”的空间格局。（3）市场中间性这一特殊的区位条件是港口组织多海域季节性互补巡航的地理基础，使特定季节性特征形成空间集聚；港口在竞争中的市场定位使不同等级港口形成差异化的季节性特征偏好；具备交通和旅游双重职能是母港和枢纽港的季节性特征区别于挂靠港的主要原因。文章梳理了邮轮港口的季节性特征及其空间布局，明确了海域互补巡航、港口等级和航运职能等航运因素对港口季节性的重要影响，为中国区域邮轮旅游规划、航线配置、船队部署调配乃至邮轮旅游发展提供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