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互联网时代，旅游目的地之间出现新的短视频营销竞争格局和态势。已有研究尚未对短视频中的旅游目的地形象进行系统性研究。从短视频之于人的生活经验和存在意义出发，本研究以江南水乡乌镇为例，在抖音上分别选取热门的官方短视频和网红短视频各4个，运用网络志和实地调查等综合性方法，试图对短视频中的旅游目的地形象进行主题分析。结果表明：（1）从构成要素来看，无论是官方视频，还是网红视频，都极为强调乌镇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OUV）、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本主义色彩；而官方视频又融入“家”的元素。（2）从主题意义来看，乌镇被表征为一个自然风光秀丽的世外桃源，拥有独特人文色彩的异质空间，能够让人静下心来的乡愁圣地。（3）从目的地形象的生产机制而言，官方视频强调“建构的本真性”，其落脚点是“美”；而网红视频则强调“客观的本真性”，其落脚点是“真”。本研究为影像数据分析提供了一个可行性的“构成要素+主题意义+本真性”分析框架：以帧作为视频影像数据构成要素的分析单元，以主题意义作为视频影像数据的阐释目标，以本真性作为影像数据分析绕不开的基本话题。从实践意义指出，相较于官方渠道而言，旅游管理者需要重视网红在当代短视频旅游营销中的价值和角色。

网络和新媒体时代，构建网红街区愈发成为提升城市旅游吸引力的重要途径。本研究基于议程设置理论的分析思路，以泰国清迈宁曼路这一典型网红街区为案例，采集泰国国家旅游局官方网站以及马蜂窝旅游平台中与宁曼路相关的图文内容和游客发布的23篇游记，结合对5位近年曾到访宁曼路的中国游客访谈，使用话语分析方法，分析网红街区形象构建中的主体话语实践。研究发现：（1）泰国官方、旅游平台与中国游客共同将宁曼路建构成为一个时尚小资的、适合年轻人的网红街区。（2）官方面向相对泛化的受众，将宁曼路描述为一个时尚创意街区；旅游平台则更聚焦于特定客群，直接围绕宁曼路作为青年打卡地的特质进行针对性的表达；游客通过亲身体验修正认知，并且在网络积极表达，反馈网红街区的建构过程，表现出“反向议程设置”的特征。（3）宁曼路网红、创意、小资等符号受到官方话语塑造、受到平台话语强化，并在一定程度上被游客接受。不同主体的话语受其所处的特定社会实践情境影响，包括街区地域发展历程与特征、社交媒体时代旅游分销的“精准化”以及转型时期的社会生活。

让游客获得幸福感有助于增强河湖旅游地的社会福祉。本研究采用建构扎根理论的方法，探索河湖旅游情景下旅游者幸福感的构成要素及其具身生成机制。研究发现：（1）河湖旅游者幸福感包含积极情感、沉浸感、社会联结、成就感和自我发现等5个构成要素，其中，积极情感、沉浸感、社会联结偏享乐幸福感，成就感和自我发现偏实现幸福感。（2）河湖旅游者幸福感的生成是游客在场身体和离场身体与情景动态交互的结果。旅游者在场身体通过河湖旅游情景的具身体验（多感官感知、身体动作或行为、情景互动及回忆与联想）生成幸福感。旅游者离场身体通过与日常和旅游情景的互动生成幸福感期待和幸福感沉淀。（3）河湖旅游者具身体验与幸福感之间存在双向建构关系。旅游者生成的幸福感会促使身体与情景再次互动获得具身体验，进而再次生成幸福感。研究结论对提升河湖旅游情景下的游客幸福感具有理论与实践价值。

游憩利用是各国水库发展的共同趋势。以2022年中国4 748座大中型水库为研究对象，多尺度分析水库游憩利用格局及其影响因素。主要结果如下：（1）中国共有游憩型水库636座，占大中型水库总数的13.40%，游憩利用率总体偏低；东中西部地区利用率分别为11.14%、15.60%、13.05%，不同区域的游憩利用率差异明显；利用类型以涉水游憩区体系为主。（2）东中西部地区游憩型水库数量占比分别为24.21%、41.04%、34.75%，除上海、西藏外的29个省域均有分布，较集中分布在长江中游浙江、湖北和江西3省；333个市域中有262个市域有分布；92%的游憩型水库分布在降水量400 mm以上区域，长江流域数量最多，西南诸河流域数量最少，淮河流域分布最密集。（3）游憩型水库分布呈“一核一带”空间结构，即山东集聚核与长江流域的成都、重庆、贵阳、长沙、南昌等城市连成的带状区。（4）经济社会因素是游憩型水库空间分布差异的主要原因，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固定投资等6个指标影响非常显著，自然因素直接影响资源条件形成，间接影响游憩型水库转变。研究可为中国大中型水库游憩利用水平提升和推动重要江河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旅游驱动乡村转型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本研究基于行动者网络视角，以沂南县竹泉村为案例地，分析乡村转型的行动者组成与转译路径，探究多元行动者驱动竹泉村从贫困村向中国最美乡村转型的过程与机制。结果表明：（1）竹泉村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沂南县政府、规划团队和投资开发商等多元关键行动者以及村委会、村民、竹林、泉水等人类或非人类行动者是异质行动者网络构建的主体。（2）竹泉村转型具有阶段性特征，初期以县政府通过行政征召建构行动者网络，做出发展乡村旅游的决策；中期规划团队协调解决了转型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关键分歧，明确了竹泉村转型的方向；后期投资公司通过资金、土地等多种征召方式开发运营景区，实现了景区和新村建设的协调发展，推动了乡村转型。（3）竹泉村转型过程离不开关键行动者的联合接力驱动，多元行动者共享利益是促进乡村可持续转型的保障。论文剖析了行动者网络不断重构持续推动乡村转型的过程，可为不同发展阶段乡村的转型优化决策提供有益借鉴。

目的地拥挤的现实问题由来已久，学界长期关注游客拥挤感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然而，关于游客拥挤感知对游客满意度的影响作用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甚至出现相反的观点。因此，本研究对39项独立研究样本进行元分析，探讨游客拥挤感知及其维度与游客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并关注影响二者关系的潜在因素。结果表明：（1）游客拥挤感知对游客满意度存在显著负向作用，空间拥挤感知对游客满意度存在显著负向作用，人潮拥挤感知对游客满意度存在显著正向作用。但游客拥挤感知、空间拥挤感知、人潮拥挤感知与游客满意度关系的相关性不强；（2）游客年龄和测量工具对游客拥挤感知与游客满意度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3）游客性别与样本数量不能显著影响游客拥挤感知与满意度的关系。研究采用元分析验证了游客拥挤感知及其维度与游客满意度的关系，并揭示了影响游客拥挤感知向游客满意度转化的因素，为目的地制定拥挤管理政策提供参考借鉴。

主观福祉体现了旅游发展推动居民可持续生计的价值内核。本研究从生计资本视角构建分析框架和指标体系，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以云南腾冲司莫拉佤族村寨为案例，探索生计资本对居民主观福祉的复杂影响，以揭示影响旅游地居民主观福祉的组态路径。研究表明，司莫拉佤族村寨的居民主观福祉水平普遍较高，其中，环境方面满意度较高，而经济满意度相对较低；单一维度的生计资本不能成为提升旅游地居民主观福祉的必要条件，但对主观福祉产生了重要影响，尤以文化、心理、社会和金融资本最为关键；文化+心理+金融资本、文化+心理+金融+物质资本、社会+文化+金融资本3种条件组合构成了旅游地居民主观福祉影响因素的主要组态路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旅游如何增进民生福祉、彰显幸福产业属性问题的理论认知，为提升旅游地居民主观福祉提供决策依据。

湖泊型旅游地是青藏高原生态旅游的重要组成，对生态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干扰十分敏感。为协调湖泊生态保护、社区发展与旅游利用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应用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评估框架，结合模糊德尔斐法和层次分析法，构建可持续性评估指标体系，并在青海湖进行应用，由资源管理者、社区居民和旅游者共同评估案例地“资源-社区-旅游”之间的关系。研究共得到6个维度的31个指标，“资源-社区”在3组关系中获得最高权重，体现了中国青藏高原湖泊周边社区的资源依赖特点和绿色发展需求；指标筛选专家组认为，高原湖泊型旅游地生态指标的选取应从区域生态系统角度重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保护；在青海湖的应用评估表明该方法的适用性和有效性。论文增强了关系评估法中指标体系构建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性，为监测数据不足的青藏高原湖泊型旅游地可持续性评估提供了一种替代性方法，可为优化管理提供决策支持，助力青藏高原绿色协调发展。

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双轮驱动背景下，城郊乡镇成为重要的发展转型和空间重构地带。本研究以成都市郊区安仁古镇为例，采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探讨了安仁“世界文博小镇”的空间重构过程与机制。结果表明：（1）安仁古镇的行动者包括当地政府、旅游开发公司、艺术建筑设计师和居民等人类行动者，以及文物藏品、博物馆群落、乡村景观等非人类行动者。安仁古镇行动者网络发展经历了权力资本主导、文化资本主导、经济资本主导3个发展阶段。（2）在长期异质性行动者网络的建构中，安仁古镇不断采用文化征召、教育征召、品牌联动、艺术征召等多样化的征召（被征召）与动员的方式，推动安仁古镇动态化行动者网络结构的形成。（3）安仁古镇空间重构主要表现出消费空间品质化、生态空间人文美学化以及生产空间多功能化等特征。古镇在保育乡土空间的同时重构乡村景观，与古镇建成区形成密不可分的“城镇-乡村”美学生态圈。

随着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不断深入，加快流域生态文明理论创新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性以及流域的特殊性，以新时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出发点，本研究尝试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流域生态文明的概念，并对概念的内涵，及其涉及的理论体系、要素对象、实践空间进行了阐释。研究认为：（1）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流域生态文明根植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流域生态文明的延伸，是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高度实现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各种精神形态和物质成果总和。（2）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流域生态文明以“两山”理念为内核，是一个系统完整、相互贯通的概念理论体系。（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流域生态文明所针对是流域主体，指向明确的要素对象，既包含了“山水林田湖草沙”微观要素，也涉及了“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宏观要素。这两类要素共同构成了对象和功能相统一的“大流域系统”。（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流域生态文明实践所存在的空间遵循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划分形式。

漂流游憩是以河湖休闲运动为主体的生态旅游形式之一，漂流者、漂流水体、漂流业、漂流地是构成漂流游憩系统的共生主体。本研究运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借鉴“生态旅游四体系统”理论，对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得到以下结论：漂流游憩研究总体滞后实践，且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出现明显的断续现象；研究内容涵盖了漂流者异质性、动机、体验感知、身心影响，风景河流体系、流量和水质，漂流安全管理、产品开发与产业可持续发展，漂流地条件设施要求及活动管控等方面。总体看，研究视角从侧重“四体”单一目标的实现转向要素兼顾，再向多目标协同，但“四体”单维研究有待深入，“四体”协同关系及与外部环境互动机制研究不足。建议中国漂流游憩研究借鉴现有成果，在进一步深化“四体”单维研究的同时，强化“人-地-业”共生体的系统观，拓展“四体”协同机制以及“四体”与外部环境相互影响的研究，为河湖生态旅游发展和河湖保护地体系建设提供科学参考。

民族村寨文化生态等旅游资源丰富，旅游发展已成为其重构的重要驱动。本研究以景区依托型民族村寨普者黑仙人洞村为案例，采用田野调查、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探究旅游促进民族村寨重构的过程与机制。研究表明：（1）旅游驱动下，仙人洞村发展经历了探索起步、加速转型、系统重构3个阶段。（2）传统农渔业向观光游憩、文化体验、休闲度假等旅游功能转型，带动村民生计方式多元化和村寨产业结构升级，进而促进了乡村经济重构；旅游产业发展促进了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保护与景观化利用，加速了“三生空间”的复合化利用和融合发展，促进了乡村空间重构；旅游产业发展推动了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促进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积极性的提升，以血缘和熟人社会关系为基础的传统自治体系向以业缘和制度为核心的现代“三治”体系转变。（3）旅游促进民族村寨发展的目标提升、动力激发、要素整合、社区参与和规范约束，进而形成价值愿景更新、核心动力转换、发展要素整合、参与主体拓展、失序调控优化的良性循环机制，推动乡村经济、空间、社会系统重构。

作为出境旅游大国，中国游客对境外旅游目的地的网络关注度变化为旅游管理机构在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制定旅游复苏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本研究聚焦“一带一路”倡议60个参与国及其96个旅游目的地，采用百度指数来监测上述目的地的网络关注度时空变化，结合奇异值分解、小波分析及地理探测器，分析其关注度的动态变化特征及关联影响。研究发现如下：（1）在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中国游客对研究区的网络关注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主要目的地国家以意大利、埃及、韩国、俄罗斯和希腊等为主。（2）网络关注度表现为3种时空特征：周期为7天的日常关注型、48天的长周期关注型和3天的突发性关注型。3种关注类型在目的地偏好上存在显著关联，长周期关注型对其他关注型的时空格局具有先导影响作用。（3）旅游网络关注度的时空特征分异不仅受到中国游客可支配时间的影响，还受到他们对国际旅游市场推广营销活动参与和响应程度的共同作用。目的地国家的公共卫生政策、经济复苏速度、旅游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及中外双边关系也影响了网络关注度的周期波动和地理分布。本研究深化了对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出境旅游网络关注度时空特征的理解，揭示了不同关注类型间的协同增强关系。上述发现为制定差异化的国际旅游合作策略提供了决策参考。

科学认知“一带一路”旅游安全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对于有效推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一带一路”旅游走廊建设、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互联互通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中国知网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为数据来源，借助CiteSpace文献计量工具对488篇国内外“一带一路”旅游安全研究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国内外“一带一路”旅游安全研究经历了起步探索期、快速发展期和疫情影响期三个阶段，相关研究议题包括旅游安全风险形势、旅游安全事故特征、旅游产业投资安全、旅游安全治理合作等方面。现有研究呈现出旅游产业外部公共安全风险研究丰富、旅游安全事故研究地域集中、旅游投资安全研究广度不足、旅游安全治理量化研究欠缺等特征。立足“一带一路”旅游安全理论发展与实践需求，未来研究应重视国际视域下的多边旅游安全互动关系探索，构建涵盖多重利益主体的分析框架，推动动态跟踪研究技术手段的优化创新，为促进“一带一路”旅游产业安全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

拓展与深化“一带一路”旅游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对于推进全球经济增长、促进人文交流具有重要意义。经过立柱架梁、振荡发展、疫情管控与市场恢复4个发展阶段，“一带一路”旅游合作在基础设施“硬联通”、旅游规则标准“软联通”与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等方面取得系列瞩目成就，“一带一路”旅游市场规模明显扩大、产业投资不断增长、统一品牌逐步形成、安全保障逐渐增强、合作平台不断丰富。“一带一路”旅游合作即将迎来交通互联深化、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的新机遇，也面临外部环境错综复杂、地区发展不均衡、全球性软联通薄弱等挑战。应以构建设施相通、标准联通、文化融通以及开放水平高、产业韧性高、安全程度高的“一带一路”旅游命运共同体为愿景，持续打造无缝对接的立体旅游交通网络，加快建设旅游政策畅联对接机制，持续扩大民间交流平台，推动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探索建设多层级旅游韧性体系，合力加强多维度安全防控保障。

雾霾污染是人类现代化发展的衍生品，已成为全球诸多国家与地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桎梏。本研究以2000—2020年在国际期刊发表的31篇英文文献为基础，就雾霾污染对旅游影响的研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雾霾污染对旅游影响的国际研究大致经历缓慢起步、短暂停滞、稳步复苏和加速发展4个阶段。相关研究主要应用了风险感知理论、保护动机理论、计划行为理论与Foggy行为理论等理论，和计量经济法、实验法、内容分析法与地理空间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研究主题沿袭影响研究与应对研究两条逻辑脉络展开，重点探讨了雾霾污染对旅游市场需求、对游客个体、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并从信息管理、环境规制、旅游吸引物创新与技术创新、服务质量提升等角度提出应对策略。针对已有研究存在的研究内容不完善、研究方法不丰富、研究理论不充分等不足，提出拓宽研究内容边界、拓展应用多元方法与丰富运用多学科理论等研究启示，以期为维系中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借鉴与实践参考。

高温热浪是开展户外休闲旅游活动面临的重要风险因素，揭示高温暴露风险格局及易受威胁的活动，可以为公众健康福祉与可持续旅游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基于全天候地表温度产品和户外休闲活动GPS轨迹数据，本研究分析了2010—2020年间成都市夏季热力时空格局，识别了存在高温风险的典型区域。使用轨迹处理算法及轨迹聚类模型进一步揭示了典型户外旅游活动的聚类模式和重要节点的高温暴露情况。研究结果显示，成都市热力格局呈现中部高、西北部低的总体态势，高温及次高温区覆盖了四环以内的中部平原地区，并呈现向北部和东部的扩张态势。2010—2020年，成都市高温及次高温区面积持续扩张，以徒步、登山为代表的户外旅游活动高温暴露风险增大，户外休闲活动开展的前、中、后三阶段均遭受高温威胁，徒步活动面临比登山活动更高的高温风险。伴随高温区的扩张，成都北部及东部户外活动高温暴露程度增大，东部龙泉山区域在未来或将失去气候优势，适游区域出现时空转移。

旅游与绅士化日益紧密的联系从多维度展现了旅游发展与城乡社会空间重构的动态关联，旅游绅士化成为剖析这一现象背后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机制的重要理论视角。本研究对旅游绅士化研究的中西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后发现：（1）旅游绅士化伴随着绅士化概念与发展阶段演变应运而生，并嵌入星球绅士化的研究议程中，其产生受到全球地方化理论、不平衡发展理论、资本循环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深刻影响；（2）西方研究议题主要集中在旅游绅士化测度、旅游绅士化空间的生产与消费、旅游绅士化与旅游流动、旅游绅士化与短期租赁、旅游绅士化的影响效应及其应对等方面；（3）中国语境下独特的城乡关系、国家（政府）角色和制度设计能够为旅游绅士化理论的创新提供立足点；（4）受星球思维的影响，旅游绅士化通过聚焦旅游驱动社会空间不平衡发展的动态、联系与多尺度的过程，推进了新的研究范式。未来中国旅游绅士化研究需更加深入理解旅游驱动城乡人地关系转型的过程与机制，解析其中的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发挥旅游绅士化视角在维护空间正义和实现共同富裕方面的理论价值。

生态游憩空间是城市居民福祉的重要保障。在大都市区宜居化、生态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居民游憩活动区域化的背景下，研究大都市区生态游憩空间统筹布局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探讨了2000—2020年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的分布特征、时空演化和关联因素，得到以下结论：（1）2000—2020年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时空演化模式经历“中心城区集聚-山区集聚-环中心城区扩展”3个阶段，整体格局从“单核集聚”逐渐向“单核多中心”“域面连绵”演化，形成了中心城区和平原区新城新区集聚、山区低密度的生态游憩空间分布态势；（2）生态游憩空间的分布重心变化沿东北-东南走向移动，分布格局演化经历了先扩散后集中的过程，东西走向生态游憩空间数量增长的极化效应更突出，而南北走向生态游憩空间数量增长的分布相对均衡且具有多中心特征；（3）生态游憩空间的分布与高程、水系、交通、生态空间有依存关系，而人口需求和规划政策驱动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数量增长和扩展。本研究启示大都市区从区域整体性视角进一步统筹生态游憩空间建设和布局，优化城市生态游憩空间分布，推进城市国土空间结构优化和居民福祉提升。

自然灾害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全球气候变化胁迫下，加强旅游业及其社区单元的韧性评价研究是促进旅游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工作。本研究基于DPSIR模型5个维度构建包括9个二级指标、20个三级指标的旅游社区应对自然灾害的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AHP群决策法对其赋权；以地震后海螺沟旅游社区为例，对其2020—2022年的韧性进行了评价分析和实证研究，检验指标体系的适用性。结果表明：（1）指标权重分析显示，对旅游社区自然灾害韧性影响最大的指标主要包括自然灾害造成的伤亡人数、灾害防范设施完备程度、灾害应急预案完善程度及灾害预警装置数量。（2）2020—2022年海螺沟旅游社区韧性持续性较好，韧性水平逐年上升，受2022年9月5日泸定Ms 6.8级地震影响，海螺沟当年驱动力系统和压力系统水平下降，但状态系统、影响系统、响应系统水平上升。（3）指标值变化幅度分析显示，社区经济水平下降是导致海螺沟韧性降低的主要因素，应急能力的提升是导致海螺沟韧性上升的主要因素。本研究构建的旅游社区应对自然灾害的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具有成熟的理论、方法基础，对不同类型旅游社区具有一定的适用性，有助于旅游社区评估其自然灾害风险应对能力、改善灾害风险应对治理。

互联网已成为人们出游和景区市场营销决策参考的重要信息渠道。研究基于“百度指数”中国31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302家5A级旅游景区的网络关注度大数据，运用地理空间方法，分析全国5A级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空间格局的动态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2011—2019年5A级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及其空间差异均呈现上升-波动的变化特点，八大区域内与区域间空间差异贡献率一升一降，区域间差异仍主导着整体空间差异。（2）5A级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在空间上呈现“集聚-扩散-新集聚”的特征，集聚中心数量持续增加，集聚范围不断扩张，形成了北京和长三角地区两大集聚区，集聚形态由点状向团状、带状演变。高关注度区域空间分布范围不断扩张，由东部向中西部梯度转移。（3）5A级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的时空格局演化受产业集聚和旅游需求双重驱动，第三产业集聚的影响力在2015年后减弱，旅游需求、市场商业制度环境和交通条件的改善更有利于提升中西部地区的旅游吸引力和旅游市场规模，从而促进了景区网络关注度向该区域转移。

现象学是20世纪重要的哲学运动，在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上为旅游研究拓宽了视野。本研究在初描现象学哲学观念和基本研究范式的基础上，述评旅游存在、旅游体验、旅游经验等现象学旅游研究主要议题领域，尝试指出当前现象学旅游研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研究认为：（1）如何在现象学视野下去定义旅游者的活动和存在方式——此在的旅游存在方式或旅游存在，应成为现象学旅游研究的优先问题。因为这涉及从哲学层面上来定义旅游的本质属性。（2）现象学旅游研究在回答人的“旅游存在”这一优先问题上，既要深化情感的、认知的、行为的“旅游体验”等已有研究议题领域，又要拓宽感觉的、知觉的、观念的等未来需要重点开展的“旅游经验”研究议题领域。（3）现象学旅游研究要遵循现象学的基本原理、观念、范式和方法，避免出现研究素材相对不符要求、主观经验的客观还原相对不可信、主题分析力度相对展现不足等各类研究偏差。总体而言，现象学激发了旅游学者的自信，指引学者们从哲学层面上——旅游作为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产业活动——去回答“旅游的本质”。

健康是人们出游的主要动机之一，旅游有益于旅游者的健康。为厘清中国城市居民出游的健康动机、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和旅游后的健康效应之间的关系，本文利用网络问卷调查获得全国121个城市1 050个有效样本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追求健康是中国城市居民出游的主要动机之一；中国城市居民旅游后感知的健康效应主要来自旅游餐饮、旅游住宿和景区游览；中国城市居民出游的健康动机（包括身体健康动机和人际交往动机）正向影响他们旅游后感知的健康效应，身体健康动机产生的身心健康效应最大，人际交往动机产生的社会健康效应最大；中国城市居民旅游过程中对健康的追求在健康旅游动机与感知的旅游健康效应之间发挥着显著的中介作用。本研究所验证的中国城市居民旅游的“健康动机-过程-效应”（HMPE）理论模型清晰勾勒了旅游者健康动机驱动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健康追求产生旅游健康效应的作用路径和因果关系。

快速准确地把握旅游产业政策内容组态以及充分认识其绩效生产路径，对于推进、引导旅游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选择31份省级旅游产业发展规划作为分析样本，通过NVivo 12 Plus软件进行词频分析得到关键词，然后以《浙江省旅游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为例，对其内容进行梳理和概括，并与前面词频分析得出的关键词进行对照，从而确定共同变量，最终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提炼出旅游产业政策绩效生产的2条路径：一是根据产业基础设置重点任务和资源投入的“适配”路径，对应的是旅游资源丰富，但旅游产业发展欠发达的省份；二是产业基础和目标引导任务部署、分工以及投入资源的“完善”路径，对应的是旅游产业发展发达的省份。两条路径的政策重点和绩效生产效果各有不同，可以为区域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使其把握重点目标和重点任务，强化绩效管理，因地制宜的优化政策规划和设计，进而部署行动并配置资源，以提高旅游产业培育绩效。

促进黄河经济带沿线省区旅游经济联系，对其社会经济和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运用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地理空间等分析方法，分析“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黄河经济带9省区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经济联系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黄河经济带各省区旅游经济联系总强度呈现由黄河上游到下游梯度递增的空间分布格局，各省区国内旅游经济联系总强度高于入境旅游。倡议的提出使得国内旅游、入境旅游的联系总强度和区域不均衡程度均呈逐年递增趋势。（2）黄河经济带旅游经济联系方向为黄河下游向中上游省区辐射延伸。倡议提出后，国内旅游经济联系方向基本保持不变，但入境旅游经济联系方向中四川进入核心轴。（3）黄河经济带旅游经济联系网络呈现核心-边缘结构。倡议的提出促使网络密度增加、网络结构趋向复杂和均衡化。其中国内旅游网络的复杂程度和密度增长趋势均大于入境旅游。（4）路网密度、年末常住人口数、年旅游人数和“一带一路”旅游政策数量等因素是影响各省区国内旅游经济联系总强度的主要因素，路网密度、年末常住人口数、旅游从业人数和地区生产总值等因素是影响各省区入境旅游经济联系总强度的主要因素。

生态文明与国家公园政策是新时代“中国之治”的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的重要部分。基于“政策结构-政策工具-政策演进”三维分析框架，运用演化理论和质性分析工具，对21世纪以来中国生态文明与国家公园相关政策制度规进行梳理，分析了生态文明领域政策的演进阶段、特征与内容，结合地方实践情况，探讨新形势下政策制度的愿景目标和发展路径选择，结果表明：（1）21世纪以来生态文明与国家公园政策演化可分为政策探索阶段（2000—2006年）、政策示范阶段（2007—2012年）、政策扩展与提升阶段（2013—2017年）和政策持续优化阶段（2018年至今）4个阶段，演化高峰期为2016—2018年；（2）政策以强制性工具为主导，呈现高度国家意志和权威特征，政策的参与主体多元化不足，社会参与度一般，标准规范形式与纲要性政策形式共现次数最多，结构式强制工具是最常用的政策组合形式；（3）地方生态文明实践各具特色，“福建模式”“青海智慧”和“浙江路径”都是重要的生态文明试点经验；（4）中国生态文明政策制度建设在制度的顶层设计、地方实践、理念影响3个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突破，建议从完善制度体系建设与领域细化等6个方向和法律、文化和经济等10个具体方面，进一步促进中国生态文明政策制度建设。

以满足旅游者个性化、深度体验需求为特征的探险旅游产品在竞争激烈的海岛旅游目的地产品中备受青睐。文章基于探险旅游研究整体框架的三大支柱模型，以毛里求斯为例，利用选择实验法探讨中国出境旅游者对于海岛探险旅游产品的选择偏好、支付意愿及选择行为的异质性。研究发现：（1）中国出境旅游者最为看重的海岛探险旅游产品属性是文化体验，其次是自然环境和技能学习，而旅游产品涉及的身体活动、费用并未成为选择的决定性指标。（2）中国出境旅游者愿意为海岛探险旅游产品的文化体验属性额外支付最多的费用，对于其他属性的支付意愿排序依次为：自然环境、技能学习、身体活动。（3）选择异质性方面，身体状况良好、单身、有过境外海岛旅游经历并对探险旅游产品了解程度较高的中国出境旅游者群体更倾向于选择海岛探险旅游产品。

旅游发展加剧了乡村地域系统固有的脆弱性，使得乡村旅游业面临多重挑战。深入探究乡村旅游韧性的构成与演变规律尤为迫切。本文在探讨乡村旅游韧性内涵的基础上，构建涵盖敏感与脆弱性、抵抗与恢复力、调整与适应性、转型与创新力4个方面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和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2006—2021年中国省域乡村旅游韧性的时空演变及驱动模式。研究发现：（1）中国省域乡村旅游韧性整体呈增强趋势，但省域间差异仍然突出，存在明显的“胡焕庸线”特征；（2）乡村旅游韧性的动态变化具有一定的“路径锁定”效应，且乡村旅游韧性状态间的转移存在邻域效应；（3）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政府政策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地区差异影响，乡村旅游韧性演进最终形成3种模式：东部为经济-市场双轮驱动模式，中部为市场-社区融合增长模式，西部为政策-市场协同发展模式。本研究揭示了乡村旅游韧性演化的复杂机制和不同模式，丰富了乡村旅游韧性研究的理论体系，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政策建议和科学参考。

高原旅游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是平衡人地关系的重要内容。在气候变化和人类行为的影响下，川西北草地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沙化，严重制约当地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以若尔盖县为研究区域，运用遥感数据和高寒草地沙化指数（AGDI）测算了2015—2021年草地沙化情况，基于轨迹大数据分析2015—2021年游客轨迹特征及模式，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探究草地景观质量和游客轨迹间的时空响应。结果表明：（1）2015—2021年，若尔盖县沙化草地面积总体减少14.91%，草地景观质量上升2.87%；分布于若尔盖县中部的重度、中度沙化区域逐渐缩小。（2）2015—2021年，若尔盖县旅游轨迹数量呈波动上升趋势，研究挖掘到G213国道、黄河大草原、S217省道3类自驾模式和纳摩峡谷、S217省道、花湖风景区3类徒步模式，6类旅游轨迹模式均沿景区及交通干道（国道和省道）分布。（3）2015—2021年若尔盖县草地景观质量和游客轨迹耦合度从0.22升至0.71，耦合协调度从0.30升至0.74，由中级失调发展为中级协调。本研究尝试以游客轨迹数据分析游客空间行为与生态环境间的时空响应，为改善旅游活动环境影响研究精度提供了新思路，为高原草地资源保护和旅游利用管理提供理论支持。

促进旅游发展与生态韧性的耦合互馈对助力长三角地区旅游产业提质增效、推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长三角地区的41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基于演化韧性思想，构建旅游发展和生态韧性评估体系，运用马尔科夫链、核密度估计等方法刻画两系统时空耦合特征、识别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长三角地区旅游发展指数波动增长，从2005年的0.085发展到2021年的0.571；生态韧性指数持续上升，从2005年的0.269增长到2021年的0.827，地区差异不断敛缩；（2）耦合协调类型由基期的严重失调（0.134）发展到末期的初级协调（0.669），空间集聚性显著，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3）交通通达度、政策关注度、植被覆盖度是影响耦合协调水平的主要因子；经济发展水平对因子交互作用的影响最强；交通通达度与对外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与植被覆盖度，经济发展水平与交通通达度的交互作用对耦合协调水平具有最强解释力。

实体工业是人类发展水平提升的重要驱动，出境旅游是衡量人类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但三者的关系尚未得到证实。文章选取“一带一路”沿线44个国家为样本，以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为解释变量，以出境旅游率为被解释变量，以实体工业指数为控制变量，以价格水平指数为调节变量，通过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分析实体工业影响下人类发展水平对出境旅游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出境旅游率与以上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性，其中人类发展指数和实体工业指数均对出境旅游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价格水平指数的倒数（相对旅游价格）对出境旅游率存在一定负向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体工业的发展、市场价格的稳定和人类发展水平的提升可以提升居民的出境旅游意愿。研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坚定推进实体工业、民生产业和旅游交流可持续合作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参考意义。

山地旅游区已成为生态系统文化服务（CES）环境议题中的重要研究对象，然而采用社媒照片识别并客观刻画山地旅游区CES和分项CES的时空演变研究尚显不足。本研究以贵州荔波漳江大小七孔景区为案例地，选取2015—2022年间六只脚和两步路网站上带有地理标记的景区照片为数据源，通过社媒照片内容分析、最近邻点指数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典型山地旅游区CES的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CES空间分布由零散向集聚演变，分项CES空间集聚特征增强。（2）分项CES热点区由单核独立、多核分布，逐渐向景区东部带状延伸、西部零散分布的空间模式演变。（3）水体、道路、高程、土地利用类型等自然和社会因素是影响CES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其中社会因素的影响力在逐渐增强，而自然因素的影响力却逐渐弱化。（4）坡度、坡向、归一化植被指数因子与距道路距离、距水体距离因子间交互作用的空间解释力相较于单因子明显提升，而相较于单一自然或社会维度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两个维度之间的因子交互作用解释力更强。基于此，本研究以期丰富山地旅游区CES时空分析的理论范式，并为山地旅游区的生态系统保护性开发及公众社会-生态福祉提升提供实践参考。

体旅融合是实现旅游目的地业态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研究基于协同学原理，构建了体旅融合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和仁慈型DEA模型测算了2010—2020年中国体旅融合度与融合效率，并通过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了融合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体育与旅游子系统有序度振荡明显，二者融合度不高但存在由非协调向协调演化的发展趋势；（2）体旅融合效率在2010—2016年呈上升态势，在2017—2020年呈下降态势；（3）交通便利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是提升中国体旅融合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人力资本短缺、配套设施不健全和休闲消费能力不足则是制约因素。最后，文章为实现中国体旅融合发展提出了政策性建议。

高原旅游风险治理对高原地区旅游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利用季节性指数、空间分析等方法，探究2010—2019年高原地区涉旅安全事件时空分异特征，识别时空分异格局驱动因子及作用强度。研究发现：（1）高原地区涉旅安全事件数量逐年递增，时序变化具有“夏季高发，冬季低发”的季节性特征，事件类型多样但意外伤害事件发生频率最高；（2）高原地区涉旅安全事件时空分布呈现聚集性和差异性发展格局，其热点区域呈逐年扩大趋势，形成了云贵高原云南和四川、青藏高原新疆以及黄土高原河南等多个高密度区域；（3）高原地区涉旅安全事件在全局空间上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高值聚集现象，局部上在云贵高原、青藏高原以及黄土高原呈现明显的空间极化现象，且聚集规模减少、聚集强度增加；（4）人员、设施、环境以及管理因子的耦合作用引致了高原地区涉旅安全事件的时空分异，其中，旅游从业人数、医疗保障设施、平均坡度、自然生态环境、旅游资源禀赋是主要驱动因子，且各影响因子之间的两两交互作用会增强涉旅安全事件的时空分异。

艺旅融合是新发展阶段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回顾艺旅融合发展的缘起与演进，剖析艺旅融合的研究现状与主要议题，尝试构建艺旅融合的研究框架。研究认为：（1）艺旅融合的历史与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紧密相关，一直是旅游史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旅融合的主要研究议题包括民族艺术与旅游融合、文学艺术与旅游融合、艺术展演与旅游融合、艺术街区与旅游融合、艺术创意产业与旅游融合、艺术教育与旅游融合等。（2）艺旅融合的内涵特征主要体现在融合主体、融合客体及融合媒介3个层面：在融合主体方面，艺术旅游者往往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审美素养，通过旅游体验来欣赏艺术之美，并积极参与艺术创意活动；在融合客体方面，艺术旅游资源的呈现形式不断变化，消费内容从早期的艺术品本身（艺术工艺品），逐渐发展成艺创产品、艺术节庆等创意形式，实现了从关注艺术品本身到关注整体艺术氛围的转变；在融合媒介方面，数字技术支撑着艺术与旅游数字化的发展，旅游中的艺术呈现从传统的视觉上的展示，发展至更加强调过程性的互动体验。（3）基于艺术与旅游的融合现状，从融合要素和融合路径两方面出发构建艺旅融合的研究框架，以期为艺术与旅游的融合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为艺旅融合发展实践提供参考借鉴。

蒙古高原草原之路是国际重要交通运输通道与旅游线路，其沿线地区的绿色发展可以为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及中蒙绿色发展合作提供有益借鉴。基于绿色发展理论，本研究构建包括生态环境质量、绿色经济、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社会发展和绿色城市建设5个子系统的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评价模型对蒙古高原草原之路沿线地区10个盟市（省）的2010—2019年期间绿色发展水平进行量化评价。结果表明：（1）研究期末，区域绿色发展水平呈“南北高、中间低”的空间特征，南部的中国内蒙古自治区4个盟市和北部蒙古国色楞格省、乌兰巴托市绿色发展水平较高，中部中蒙接壤的蒙古国东戈壁省、戈壁苏木贝尔省、中央省及达尔汗乌勒省较低。（2）中国内蒙古自治区4盟市和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市绿色发展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蒙古国戈壁苏木贝尔省近年来有所下降，蒙古国其他4省呈极缓上升状态。（3）按绿色发展水平将评价单元大致划分为领先型、追赶型和缓慢型3类，造成类型差异的主要原因为资源环境条件、对外开放程度与政策体系等。据此建议结合不同类型区明确发展重点，大力推动绿色旅游，优化城镇体系布局，全面深化国际合作，共同推动区域绿色发展进程。

测算城市老年居民山区避暑旅游的碳排放量，理解其背后的文化驱动因素，对丰富适应中国国情的低碳旅游路径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本研究以典型避暑旅游目的地渝东南武陵山区为例，基于“目的地-客源地”视角，测算“去山区避暑旅游”和“居家生活”的碳排放量差异；运用探索性因素分析（EFA）和多维尺度分析（MDS）方法，研究城市老年居民山区避暑旅游的文化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相较于“居家生活”，城市老年居民“去山区避暑旅游”可以减碳2.367~3.807 kg/天·人，减碳效益明显。后者虽然在往返交通、新增接待设施环节会增加碳排放，但在生活用能、餐饮两个环节碳排放减少明显。（2）基于“内在需求与外在诱因导向”和“中国儒道传统哲学思想导向”建立的老年人避暑旅游动机二维模型，对中华传统文化在城市老年居民山区避暑旅游动机中的影响具有解释作用。（3）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道法自然”“宁静致远”“乐群贵和”及“修身齐家”的哲学思想和生活观念，可以进一步解释城市老年居民山区避暑旅游的文化动机。研究同时表明，到山区避暑旅游的城市老年居民无意识地成为低碳理念和绿色消费意识的践行者，这种行动自觉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内化而来的。

韧性与效率的适配发展是旅游经济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在评价2001—2020年中国旅游经济韧性与效率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分析二者发展适配机理，利用适配性综合评价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探究二者适配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1—2020年，中国旅游经济韧性与效率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由旅游经济韧性滞后转向二者同步发展趋势明显，且二者差距不断缩小。（2）适配发展水平在研究期内显著提升，其发展演变与旅游经济韧性子系统相似，具有以韧性为主导的适配发展特点，空间上呈现“东-中-东北-西”阶梯式递减的分布格局。（3）根据组群演变分析结果，可将中国31个省（区、市）划分为持续型、发展型、调整型、提升型4个类型，适配发展水平呈现出高、低两极稳定，居中省（区、市）变动较大的状态，苏、浙、鲁、粤4个持续型省（区、市）的旅游经济韧性与效率适配发展水平稳居前列，而青、宁、藏、新等提升型省（区、市）排名居于后部。（4）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旅游创新水平、旅游资源禀赋、旅游产业专业化水平、旅游产业多样化水平是省（区、市）旅游经济韧性与效率适配发展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旅游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是影响二者适配发展的主导交互因子。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国际旅游业作为旅游和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渐成为推动沿线经济发展、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本研究从地理学视角构建衡量国际旅游业发展水平的指标，分析2008—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国际旅游业发展格局及演变态势，并运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及其空间差异。研究结果显示：（1）“一带一路”沿线国际旅游业发展水平整体呈先缓慢下降后逐渐上升态势，国家（地区）间发展差距呈先显著扩大后缓慢缩小态势；“一带一路”倡议有效减缓沿线国际旅游业发展水平下降的趋势，并促进国家（地区）间发展差距的缩小。（2）沿线国际旅游业发展整体呈中俄波三极高、西亚-东南亚发展带高、内陆低的格局。（3）沿线国家（地区）国际旅游业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是航空系统水平；核心因素为经济发展水平和吸引外资能力；次要因素包括外贸依赖程度、通讯和电力系统水平、政府监管质量。（4）不同区域的主要影响因素差异较大，航空系统水平和吸引外资能力是所有区域的核心驱动因素。中国内地及港澳地区的主要驱动因素为经济发展水平、网络和通讯设施水平；蒙俄、中亚和西亚北非地区为经济发展水平、外贸依赖程度和电力系统水平；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为外贸依赖程度、政府监管质量、网络和通讯系统水平；中东欧国家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监管质量、电力和网络系统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