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从未停止对文化和旅游本质的追问，但鲜有从外学科交流对话视角展开。文章依据地理学4Ss空间理论和心理学4Ps创造力理论，解构最新8Ps创造力理论为8维度主体间性空间，就此集成新概念——创造力空间，重新解释文化和旅游的本质。研究认为：（1）创造力空间是创造力与空间相互修饰、相互界定，共同形成发展演化的空间，是创造性寓于空间性、空间性隐含创造性，主观与客观呈二元性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主体性或主体间性空间。（2）以创造力空间为棱镜，映射现有的文化和旅游本质认知存在忽视创造力、空间性理解不足、文化边界被放大和旅游边界被缩小等问题。（3）创造性消除旅游与工作的对立，指向创造力情境过程；空间性赋予文化“4·8”维度空间构成，指向创造力产品和结果；二元性的主客观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提供文化和旅游对称分析的基础。（4）文化的本质是空间性，旅游的本质是创造性；文化和旅游关系的本质具有二元性，实质是创造力的形成发展和循环演化。创造力空间概念不仅为重新认识文化和旅游的本质提供了自洽的理论性解释，而且为它们的正式性认知、学科建设、融合发展、工作机制解释等提供新视角。

随着旅游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旅游景观的内涵不断拓展，旅游地的“人”在旅游场中“我者”和“他者”的凝视下成为旅游景观，实现从自然人到景观人的角色转变。研究结合数字社会发展背景，基于凝视理论解析景观人的内涵，构建人的景观化生命周期曲线模型，探讨人的景观化过程。研究认为：（1）景观人是指在旅游情景中，附着旅游地独特人文风情和文化符号的，能够满足游客体验和凝视需求的当地居民、旅游服务人员、体验性旅游者及旅游主播（博主）。（2）人的景观化因旅游凝视而产生，随着旅游地的发展不断进行景观重构，呈“S”型演化路径，是从“他者建构”走向“自我建构”的过程。（3）随着旅游地人的景观化发展，旅游地人的景观化程度最终会出现3种结果，良性景观化、中性景观化和过度景观化，“对话”是过度景观化向良性景观化与中性景观化转变的调适方式。（4）人的景观化是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受到多利益主体的共同驱动。研究丰富了旅游景观和旅游凝视的理论解释，也为数字社会背景下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创新性的实践思路。

剖析旅游者时空行为特征对国家公园旅游规划和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利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者的GPS轨迹和标注点数据、OSM路网数据以及风景名胜POI数据，运用季节强度指数和相关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不同出行方式的旅游者时空行为特征。结果表明：（1）步行、骑行和驾车旅游者的出行时间存在明显的季节性特征，步行和骑行旅游者冬季出行居多，驾车旅游者则以夏季出行为主，且不同季节下不同出行方式的旅游者总里程、总耗时、标注点数和均速变化有所差异；（2）受道路交通和景点的影响，旅游者标注点在空间上分布不均衡，步行旅游者标注点呈整体分散、局部聚集的特征，骑行和驾车旅游者标注点的分布更为集中；（3）步行旅游者轨迹在国家公园范围内分布最广、最密集，骑行和驾车旅游者轨迹则主要分布在道路建设较好的五指山片区。基于研究结果，文章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格局优化和可持续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沙漠旅游适宜区（DTSA）的识别是推动沙漠旅游发展的首要条件和选址依据。文章综合考虑区域旅游发展支撑条件、生态约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最大边际效益建立了DTSA评价指标体系，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简称新疆）为案例地，基于区域条件进行评价因子分级优化，进而实现DTSA模型构建并开展空间识别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自然因素、交通可达性、要素支撑、产业促进是构成DTSA的4个维度，其中自然因素和交通可达性的影响权重较大。低海拔和低坡度沙漠外围，同时水源充足、交通路网发达和客源市场丰富的区域是新疆沙漠旅游适宜性较高的分布区，识别结果和新疆77.78%已建国家级沙漠公园的选址相吻合。文章提出的DTSA评价体系和识别方法能够为沙漠旅游资源开发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在全球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日益受到重视的背景下，发展绿色旅游不仅有利于推动旅游业的绿色转型，也对实现区域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对国内外绿色旅游相关研究文献的综合分析，提出了绿色旅游的定义及其内涵，从绿色旅游产品、绿色旅游供应链、绿色旅游产业、绿色旅游目的地、绿色旅游者行为以及绿色旅游认证与政策等方面归纳了研究主题，并梳理了绿色旅游研究依据的基础理论与应用的技术方法。文章认为目前绿色旅游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特点，未来需要进一步强化其研究内容的系统性、理论和方法的交叉多元化。据此，文章提出了7个方面的研究展望：创新绿色旅游理论体系框架，构建与评估绿色旅游产品体系，揭示绿色旅游供应链的结构、运行机制以及演化规律，探索绿色旅游产业发展策略和路径，优化绿色旅游目的地发展模式，探讨绿色旅游者行为规律及其引导策略，完善绿色旅游评价标准和认证体系，以期为推动旅游业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指导和实践借鉴。

随着家庭人力资本提升，消费者旅游需求呈现多样化。文章探讨了家庭人力资本对非遗旅游消费的影响，并分析了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下这种影响的差异性。研究表明：（1）家庭人力资本的提升，包括家庭成员的教育水平、健康水平和经济收入等，对非遗旅游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家庭生命周期在家庭人力资本对非遗旅游消费影响中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特别是在满巢II期家庭中，家庭人力资本对非遗旅游消费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而对筑巢期和空巢期家庭的影响相对较小。（3）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成员对非遗旅游消费模式的偏好也存在差异，如筑巢期家庭更偏好民宿和文创结合的旅游项目，满巢期家庭倾向于研学和文创类项目，空巢期家庭则更青睐节庆和文创类体验。据此建议非遗旅游的开发和推广在重点关注高人力资本水平家庭的同时，可针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家庭开发适宜的非遗旅游项目。文章不仅丰富了家庭旅游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非遗旅游的市场策略制定和产品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城市功能与结构的复杂性给旅游产业要素空间布局带来了新挑战。文章以福州市主城区为研究区域，在分析旅游产业6要素（吃、住、行、游、购、娱）空间分布的基础上，引入双变量Ripley’s K函数揭示旅游产业6要素“距离-集聚”关联模式。结果显示：（1）分布特征上，旅游产业6要素空间分布密度与城市功能分区具有较强相关性，6要素点格局呈现“沿江、大集聚和小分散”的分布特征，并形成了多个空间组团。（2）集聚特征上，旅游产业6要素的集聚热点具有空间共性和异质性，旅游餐饮、旅游购物和旅游娱乐要素的热点分布具有较强的空间耦合性，旅游游览要素的热点分布呈单核特征，旅游出行要素的热点分布范围较广，旅游住宿要素热点分布具有较强的客流和交通导向性；（3）旅游产业6要素空间分布格局之间共形成了4类“距离-集聚”空间关联模式，其中，“近距离-强集聚”“近距离-弱集聚”模式以旅游购物要素为核心，“远距离-弱集聚”模式以旅游出行和旅游游览要素为核心，“远距离-强集聚”模式以旅游娱乐要素为核心。文章为认知旅游产业要素关联提供了更加精确的地理学空间视角。

古道是重要的线性旅游目的地，也是典型的文化记忆空间。厘清游客对古道的文化记忆感知过程及其内在机理，对于促进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发展、盘活古道旅游目的地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文化记忆理论，从游客的视角出发，以徽杭古道作为研究案例，探究古道旅游地文化记忆感知的维度、特征和形成路径。研究认为：（1）徽杭古道的文化记忆感知由时间维度、空间维度、文化维度、情感维度和身体维度五部分构成，其中身体维度是记忆感知的必要构成，身体、情感和文化记忆三者之间密不可分，存在“身心-文化记忆”转化机制。（2）徽杭古道的文化记忆感知具有显著的时空差异性、身心交互性、文化耦合性等特征。（3）徽杭古道的文化感知路径包括文本系统、意向系统和仪式系统，游客在此3类系统的刺激下形成多维、循环的文化记忆感知路径。

遗产化是生成、建构与解构遗产身份认同的重要文化过程与手段，阐明其对不同代际社区居民的遗产认同影响机制，有利于实现文化遗产的代际传承。文章以遗产认同理论为基础，通过田野调研与质性文本分析遗产化对元阳哈尼梯田遗产地不同代际社区居民的遗产认同影响差异。研究发现：（1）遗产化对不同代际社区居民的遗产认同影响包括价值认同、主体认同与空间认同。（2）在价值认同方面，遗产化积极影响不同社区居民对遗产的美学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经济价值认同，但对年长居民关于遗产的科学价值与社会经济价值认同影响更为显著。（3）遗产化没有显著影响不同代际社区居民对遗产的族群认同与自我认同。（4）在空间认同方面，遗产化显著增强不同代际社区居民对遗产的地方认同，但对遗产的国家尺度身份认同影响不显著。积极培育遗产地社区居民的遗产认同，既要完整地传播遗产价值，也要构建涵盖多元主体、多空间尺度的包容性遗产认同话语体系。

滨水空间是反映城市空间品质、承载城市游憩功能的重要场所，推进城市滨水游憩空间生产是城市更新的重要议题。研究引入可供性理论，运用文本挖掘、空间分析和扎根理论方法，解析城市滨水游憩空间生产过程中的人-境互动机制。研究发现：（1）城市滨水游憩空间的人-境互动要素包括基础条件、基础设施、游憩环境、景观质量、游憩设施与游憩服务。（2）人-境互动存在意象识别、在场体验和回忆反馈3个阶段。在意象识别阶段，基础条件、基础设施要素刺激潜在游憩主体形成空间认知；在在场体验阶段，游憩环境和景观质量要素触动游憩主体形成场所感知，游憩设施、游憩服务要素支持游憩主体在开展活动中形成使用体验；在回忆反馈阶段，游憩主体整合其知觉到的互动要素，形成游憩反馈，并作用于其他主体的空间认知和空间实践。（3）递进式、阶段性的人-境互动实现了认知可供性、场所可供性、功能可供性及交互可供性，进而推动了城市滨水游憩空间意义与功能的循环再生产。研究为空间生产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案例，并可供城市滨水游憩空间更新与空间体验品质提升决策参考。

地名不仅是空间指位符号，也是文化符号，承载着集体记忆和地方认同。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背景下，地名旅游符号的建构、传播、体验是地名文化旅游资源充分利用的关键。文章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关于旅游符号和地名文化旅游等相关研究成果，基于符号学视角，以“再现体-对象-解释项”符号三元框架为理论基础，结合符号阐释衍义分析的方法，探究地名、目的地、地名符号感知3者之间的关系，构建地名文化旅游的符号学研究框架。通过符号衍义进一步保证旅游活动中地名表意的开放性、动态性以及多元性，推动地名符号意义不断丰富。从“再现体”“对象”“解释项”3个维度，归纳地名文化旅游的主要研究内容：地名符号建构、地名符号传播研究、地名符号体验研究。结合地名符号建构-传播-体验-再建构的闭环逻辑，从旅游目的地层面、旅游媒介层面、旅游者层面详细阐述未来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意义，探讨未来地名文化融入旅游的研究内容与实践路径，为地名文化旅游构建了研究框架与分析体系。

“特种兵式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方式，以其极限挑战、高强度体验和对身心能力的极致考验而受到特定群体的青睐。研究基于具身认知理论，通过收集网络文本资料开展扎根理论分析，探索“特种兵式旅游”中的精神困境及其逃逸补偿行为的形成路径。研究发现：（1）游客的“特种兵式旅游”行为在空间层面上经历了从生存空间到旅游空间，再到情绪空间的转变过程，游客自生存空间滋生出不平衡感，继而引发其旅游空间的具身体验行为，最后满足其情感获得；（2）客源市场群体倾向于选择“特种兵式旅游”，多源自现实生活中精神困境的烦扰，这种精神困境的根源是由游客个体弥补遗憾、寻求认同、深化关系，以及感受虚实的精神需求共同促成的不平衡感；（3）游客在旅游空间通过自我探索、具身嵌入和良性受虐等逃逸补偿行为来应对生存空间中的不平衡感；（4）痛苦感知对“特种兵式旅游”体验具有一定的积极贡献，通过安全地尝试刺激性的身体疼痛，游客可以获得愉悦感、成就感和充实感，这种选择倾向的本质是一种良性受虐。研究对“特种兵式旅游”行为路径的探索不仅丰富了具身认知理论在不同旅游情境中的适用性，而且为旅游业发展实践提供了定制化服务和体验设计的典型思路。

历史街区是城市重要的记忆空间、文化空间和消费空间，强化游客的文化场景感知是历史街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议题。研究基于场景理论，以中国澳门3条历史街区为例，利用网络评论文本数据和百度地图兴趣点（POI）数据，通过词频及语义网络分析、主轴编码、核密度估计、舒适物赋分和场景测度计算，探讨历史街区文化场景舒适物对游客感知的影响。研究发现：（1）游客对历史街区文化场景感知主要包括景点历史、建筑风貌、本土特色、艺术展览、活动行为、空间氛围、休闲消费、美食体验8类要素，进而可以将历史街区文化场景感知的舒适物类型分为文物建筑、文化展示、消费体验3大类。（2）文物建筑类舒适物是游客文化场景感知的基础，文化展示类和消费体验类舒适物对游客感知的影响则更加显著。（3）游客的主观感知不仅受客观场景中舒适物密度的正向影响，还受到舒适物类型和空间分布复杂关系的影响。舒适物的高密度分布通常会增强游客感知，但低密度分布不一定会导致低关注度。（4）3类舒适物与“原真性、戏剧性、合法性”维度形成了一对一的紧密关联，各维度表达上的不足会削弱游客的主观感知，以及文化场景的整体吸引力。研究为丰富场景理论应用提供了案例，对促进历史街区的可持续保护与更新发展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食”是旅游目的地特殊吸引物类型之一和必不可少的旅游接待服务。本研究以169项饮食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为数据源，运用地理空间方法分析其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饮食类国家级非遗空间上总体呈“南多北少、东多西少”的“集聚型”格局，北京、四川、山西、浙江等省域集聚程度高。（2）饮食类国家级非遗类型分布特征差异明显，茶类主要分布于苏浙皖地区，酒类以川黔地区、京冀地区及苏浙地区为主要分布区，粉面食类则在浙江及两广地区、“甘东-宁南-陕晋-京津冀”带形成集聚，酱料调味类主要分布在川渝黔地区和晋东地区，菜肴类集中展布于京津冀地区，甜品小吃类集中分布在长三角地区、京冀以北、粤西南等地区。（3）自然地理环境因素通过影响作物的天然分布间接作用饮食类国家级非遗的形成，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旅游发展及文化事业财政支持是影响饮食类国家级非遗空间分异的主要人文地理环境因素，历史文化因素为非遗的传承与集聚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生态系统保障。研究可为饮食类国家级非遗的保护传承和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提供学理参考。

20世纪以来，艺术乡建成为全球乡村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文章基于BERTopic算法和文献分析法，对中英文艺术乡建研究主题的演进历程进行了深入挖掘，并对未来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结果显示：（1）中英文研究主题都围绕以乡村文化为基础、艺术为手段的创意与旅游而展开，中文研究主要偏向创意旅游、公共艺术、传统文化、在地性和主体性等主题，而英文研究主要偏向创意产业、乡村商品化、社会参与、旅游社区和可持续性等主题。（2）近年来中英文研究均重视艺术乡建的主体性构建、路径与模式探索、效益与影响评估、文化生产机制剖析和文化可持续性维系等议题，但英文研究更重视实证研究和批判性思考。（3）从研究趋势看，艺术乡建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内生驱动的可持续发展范式转型等将是未来关注的重点。未来中国艺术乡建研究需以讲好中国乡村文化故事为目标，运用宏大叙事与微观案例相结合的研究范式，揭示多主体良性互动的动态过程及其作用机制，运用多学科方法优化评估体系，以此完善本土化艺术乡建研究体系，更好地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科学参考。

家庭旅游能增进个人幸福感和促进家庭和谐，但旅途中家庭代际互动对成员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路径尚未有深入研究。文章借鉴家庭系统理论、资源保存理论及文化适应理论，引入家庭功能作为中介变量，以文化智力作为调节变量，构建了关联检验模型，来揭示代际成员在家庭旅游过程中基于互动的主观幸福感形成机制。结果显示：（1）代际互动与旅游者的主观幸福感紧密相连，正向促进旅游者的主观幸福感。（2）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是家庭功能健康的关键因素，且家庭功能在代际互动和旅游者主观幸福感中扮演了关键的中介角色。（3）旅游者的文化智力水平能够有效提升代际互动对主观幸福感的正面联系。这些发现为中国式家庭的出游意愿和动机提供了新视角，从文化适应的层面拓展了文化智力在旅游领域的应用，为代际旅游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政府网站是连接政府与公众的重要渠道和数字政府建设的核心工具，其服务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是打通信息壁垒、提升公众用户使用意愿的保障。文章立足信息生态系统理论，从网站和用户视角出发，基于DEWEM和UTAUT模型，尝试构建政府网站服务生态系统评价框架，使用系统动力学方法，以文化和旅游部网站为对象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得出：（1）根据信息生态系统理论构建的政府网站服务生态系统评价框架中，用户的使用感知和使用期望共同作用于使用满意度，进而影响用户持续使用意愿，最终决定政府网站服务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2）政府网站服务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用户使用感知和用户使用期望两部分，其中，用户使用感知包括透明度、信息适宜性、服务便捷性、安全性和公众参与度5个评价维度的12个代表性指标；用户使用期望包括用户需求和社会影响2个评价维度的8个代表性指标；（3）对政府网站服务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有效性检验发现，自然人办件量与法人办件量两个单项指标对文化和旅游部网站服务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影响最大；依申请公开数量、安全检测评估次数、征集调查期数等指标组合影响显著。建议文化和旅游部网站未来遵从协同发展思路，更加注重在线业务办理功能的建设开发，保障网站服务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深化旅游者文化感知是强化其旅游实践过程中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基于文化IP解码视角，运用文本挖掘、多元回归模型和扎根理论，识别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旅游者文化感知的多元维度，检验文化感知与文化认同的关系，探究文化感知对文化认同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旅游者文化感知具有文化符号感知、文化场景感知、历史遗迹感知、服务设施感知等多元表征，分别与文化IP解码层级中的文化内涵解码、文化价值解码、文化精神解码、文化空间解码互为逻辑对应关系；（2）旅游者文化感知与文化认同高度相关。旅游者文化感知解释变量可以细分为民族民俗文化、景观建筑、文化氛围、场景互动、历史事迹、遗址遗迹6个维度，各维度指标均对旅游者文化认同具有显著影响；（3）旅游者在文化感知过程中通过动机索引、感官体验、情境交融、感知升华4个阶段的层层递进，最终生成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具体表现为价值认同和身份认同，是旅游者和文化互动的结果。研究补充了文化感知的分析视角，深化了文化感知-认同机制的理论认识，为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实践参考。

能力缺失是脱贫居民返贫的根本原因之一。研究依据阿马蒂亚·森能力贫困理论，构建能力缺失型返贫风险因素指标体系，基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乡村旅游地居民返贫风险感知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s回归和方差分析方法，探讨民族乡村旅游地居民能力缺失型返贫风险因素及居民特征对其返贫风险感知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1）获取帮扶能力、旅游开发投入能力、自主学习能力、旅游技能培训参与及接受能力、旅游对外宣传能力、居民家庭财产储蓄能力等7个因素，是居民感知的主要返贫风险因素。（2）职业、受教育程度、身体素质、旅游参与方式等个人及家庭特征对居民返贫风险感知影响显著。（3）职业为旅游基层服务人员的居民、旅游参与形式为个人或家庭自主经营的居民返贫风险感知更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居民返贫风险感知越强；相较于家中无人患病或有多人患病的居民，家中只有1名患病成员的居民返贫风险感知更敏感。研究建议在现有帮扶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坚持民族乡村旅游地居民的主体地位，培育居民可持续脱贫能力，针对不同特征居民进行返贫检测与干预，有助于当地防返贫工作的有效推进。

近年来借助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媒体，网红打卡地成为一种媒介景观并引发流行，如何推动其可持续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文章基于旅游动机理论，通过构建有调节的双中介模型深入探究网红打卡地类型对消费者持续打卡意愿影响的内在机理与边界条件，并通过1个二手数据实验与2个采用招募大学生进行测试的行为学实验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从意义分析的角度来看，网红打卡地可以分为实用性网红打卡地与享乐性网红打卡地，两种打卡地都会对消费者持续打卡意愿产生影响，相较于享乐性网红打卡地，实用性网红打卡地所带来的持续打卡意愿更高。（2）网红打卡地会影响消费者的感知原真性与自我矫饰，且实用性网红打卡地更容易引起消费者的感知原真性，享乐性网红打卡地更容易引起消费者的自我矫饰，从而构建了感知原真性与自我矫饰的双中介影响路径。（3）促进定向在这一影响路径中起到调节作用。文章进一步丰富了目的地旅游与网红经济的相关研究，对网红打卡地的发展决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社区精英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研究以武汉市黄陂区4个村为案例地，通过抽样调查、深度访谈、网络检索等方式获取资料，采用扎根理论分析社区精英的作用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按照“旅游参与获得成功、为社区发展做出贡献、拥有社区决策影响力、获得多数村民认可”4个方面的要求，识别出案例地有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4类5位社区精英。（2）社区精英促进了村民生计转型、人口回流、闲置资产利用、产业结构调整、地方优秀文化传承、文明乡风树立和人居环境改善；同时也带来了利益分配不均、征地矛盾和居民生活成本提高等消极影响；不同类型的社区精英的作用有共性，也存在差异，经济精英的文化传承作用薄弱，文化和社会精英间接发挥经济带动作用，只有政治精英作用均衡。（3）参与旅游初期，社区精英作用的发挥受到创业动机和政府支持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参与旅游中后期，个性特征和社会资本是影响社区精英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

开发主体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利益主体间诉求存在差异，并由此产生不同决策与行为，可能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造成挑战。研究构建演化博弈模型，仿真分析基层政府、乡村精英和社区居民三方博弈，发现：（1）在乡村旅游开发决策过程中三方主体均呈现出追求利益最大化，同时降低自身成本投入的意图，可能导致开发策略的分歧。（2）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基层政府的决策主要受到奖励成本、治理收益和声誉损失等因素的影响，乡村精英的决策则主要受到开发项目的额外成本支出、乡村旅游项目带来的回报、投机行为的收益、损失等因素的影响，社区居民的参与决策主要取决于参与成本，高投入、低收益是削弱各主体乡村旅游开发积极性的核心因素。（3）开发初期，各种前期投入加大财政负担，降低基层政府积极支持乡村旅游的意愿，并导致乡村精英的投机行为；开发中后期，政策奖励门槛升高、项目同质化、收入减少，社区居民参与意愿有限，不愿配合，为获取投机收益，乡村精英可能会放弃努力开发乡村旅游项目的策略。研究通过分析各方行为的影响因素，提出乡村旅游不同阶段的策略调整建议，优化乡村旅游项目开发管理，促进可持续发展。

提升邮轮旅游安全对维护邮轮旅游形象、保障行业健康、预防事故及增强公众信心至关重要。文章以2000—2024年期间全球3 376起邮轮事故为数据基础，采用列联表卡方检验和分类回归等方法，统计检定全球邮轮旅游事故类型与事故后果，探析灾难性事故、公共卫生事故、社会安全事故、自然灾害事故等类型的引致因素。研究发现：（1）邮轮事故数量与邮轮旅游行业发展规模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航线繁忙的海域与港口发生事故的概率大；灾难性事故是发生频率最高的邮轮旅游事故类型，且其亚类最为复杂多样。（2）不同类型事故导致的事故后果存在性质和程度的差异，公共卫生事故和自然灾害2种类型更易造成较大的人员伤亡。（3）邮轮旅游事故的引致因素存在显著的类型差异。其中，人员因素与灾难性事故、公共卫生事故和社会安全事故的发生密切相关；设备因素也是灾难性事故的重要诱因；环境因素是自然灾害和许多灾难性事故的主要原因；管理因素对公共卫生发展影响极大。据此，文章提出邮轮旅游风险管控措施建议，以期为邮轮旅游业安全管理和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提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是强化旅游经济韧性、释放旅游产业链乘数效应、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文章基于中国31个省份2011—2022年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测算旅游经济韧性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运用基准回归模型、门槛模型、空间杜宾模型揭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旅游经济韧性的直接效应、非线性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1）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效增强了旅游经济韧性，并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2）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旅游经济韧性的影响存在基于金融监管强度的非线性递增效应。（3）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旅游经济韧性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鉴于此，文章从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充分发挥金融监管职能和提高跨省协作水平3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旅游经济韧性促进作用的政策建议。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建设旅游强国的根本要求，更是赋能共同富裕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文章基于产业发展理论，界定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理论内涵并构建指标体系，采用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剖析2000—2020年中国31个省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时空交互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异质性。研究发现：（1）中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逐渐提升，形成“东部>中部>西部”的分布格局，空间集聚态势显著。（2）中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局部空间结构与依赖方向波动性呈减弱趋势，东部地区局部空间结构更波动但形成相对稳定的依赖方向，中西部则相反；三大区域局部空间结构竞争态势均逐渐增强，尤其是东部；研究期内发生时空跃迁的省份较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和空间锁定。（3）政府调控效应由负转正，对西部地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交通条件正向效应逐渐凸显，对东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强；对外开放和数字基础在各阶段均表现为正向效应，前者对东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强，后者反之；产业结构除在2011—2015年呈负向以外总体上表现为正向；科技创新正向效应有所减弱，形成了“东部>中部>西部”的空间格局。

邮轮旅游快速发展，成为现代旅游业中最具竞争力的产业之一。季节性是旅游组织的主要特征，对邮轮旅游运营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邮轮旅游季节性研究中，现有研究仍延用传统研究范式，忽视了邮轮旅游区别于其他旅游方式的特殊之处，尤其忽略了航运因素对邮轮旅游季节性的决定作用。此外，已有文献对季节性特征的测度方法也较为片面。鉴于此，文章以地中海为研究区域，综合季节类型、季节集中度和季节变动结构等测度指标刻画邮轮港口季节性特征，从海域互补巡航、港口等级和航运职能等角度剖析航运因素对港口季节性的塑造作用。研究表明：（1）地中海邮轮港口的季节性特征共有3种主流类型，包括多季-相对集中-夏秋双峰型、全年-相对均衡-夏秋双峰型和全年-相对集中-夏秋双峰型。（2）全年型、多季型港口集中分布在亚平宁半岛周边海域；季节集中度的空间分布呈现“西低东高”的基本格局；港口季节变动结构的空间分布形成“中部双高峰，东西单或无高峰”的空间格局。（3）市场中间性这一特殊的区位条件是港口组织多海域季节性互补巡航的地理基础，使特定季节性特征形成空间集聚；港口在竞争中的市场定位使不同等级港口形成差异化的季节性特征偏好；具备交通和旅游双重职能是母港和枢纽港的季节性特征区别于挂靠港的主要原因。文章梳理了邮轮港口的季节性特征及其空间布局，明确了海域互补巡航、港口等级和航运职能等航运因素对港口季节性的重要影响，为中国区域邮轮旅游规划、航线配置、船队部署调配乃至邮轮旅游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乡村旅游通过特色资源开发促进城乡要素流动，进而驱动乡村内生发展。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20年间数据，运用熵值法、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测度乡村旅游业和乡村内生发展水平，实证乡村旅游对乡村内生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乡村旅游通过促进乡村资源转化、扩大主体参与渠道、提升居民文化认同、改进乡村治理结构和改善村落宜居环境等直接影响乡村内生发展。（2）乡村旅游的资源类型、收入规模、游客量和市场主体均显著影响乡村内生发展，其中，乡村旅游市场主体对乡村内生发展的影响最为显著。（3）乡村产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在乡村旅游与乡村内生发展二者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间接促进了乡村内生发展。研究结果丰富了乡村内生发展的理论解释，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及城乡融合政策调整提供了科学参考。

国产邮轮品牌建设对于提升国家形象、支撑海洋强国战略与加快邮轮旅游升级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以国产邮轮爱达魔都号为案例，基于一手访谈数据和二手网络文本数据，运用扎根理论构建国产邮轮品牌族性的3个维度——消费者行为、民族情感和市场竞争力，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讨各维度之间对品牌族性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1）游客体验对品牌族性的塑造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游客满意度是提升国产邮轮品牌忠诚度的驱动力；（2）中国传统文化为国产邮轮品牌与消费者之间建立了情感纽带，身份认同和文化元素的传承在此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3）技术创新和市场表现是增强品牌国际竞争力的两大关键因素，为巩固国产邮轮品牌的市场地位提供了持续动力。研究有助于揭示国产邮轮品牌塑造的独特优势，进而推动中国邮轮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后冬奥与社会消费复苏调整的双重背景下，冰雪运动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文章构建冰雪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2013—2022年吉林省冰雪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采用灰色关联模型对其动力因素进行探究。研究表明：（1）吉林省冰雪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水平呈现快速上升态势，但高质量发展的内部维度存在一定差异性，创新和绿色发展2个维度水平较为稳定，稳定、协调、开放和共享发展4个维度水平对社会经济的敏感度较高。（2）在各维度发展水平对整体发展水平的贡献率中，创新发展的贡献率最高，其次是绿色发展、稳定发展等，贡献率最低的是协调发展。（3）吉林省冰雪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受产业需求、产业供给和产业环境3大动力驱动，且均起到正向促进作用，对综合水平及不同维度发展水平的作用力差异显著。据此，文章提出大力激发产业需求、持续优化产业供给、营造良好产业环境等方面的对策建议，以期实现吉林省冰雪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构建精神文化地标是国家文化公园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建设内容，对提炼挖掘优秀文化精髓和构筑精神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运用文献分析方法，界定精神文化地标的概念与内涵，探讨其形成演变和价值作用等基础问题。研究认为：（1）精神文化地标是空间上具有重要精神文化标识作用的文化景观，具有空间指向性、时间连续性、内容创新性、公众认同性和开放包容性等5大内涵。（2）精神文化地标是文化扩散与整合的结果和文化认同的物质景观表征，经历了从地标演化成为文化地标，进而演化成为精神文化地标的过程。（3）精神文化地标具有形成文化记忆、增强文化认同、形成文化共同体意识等价值，是汇聚多元认同、增强文化自信、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载体。未来研究应拓展文化地理学研究方向，进一步揭示不同区域精神文化的形成演化过程和要素作用机制，探寻精神文化地标体系构建的科学路径，以深化精神文化地标认知，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管理提供参考。

目的地旅游广告的信息表达方式对旅游者出游决策有着重要影响。而旅游广告的目标框架与信息内容之间的匹配关系是如何影响旅游者出游意向呢?文章基于框架效应理论，通过3个实验探讨目的地旅游广告目标框架（收益框架vs.损失框架）与信息内容（主观信息vs.客观信息）对旅游者出游意向的交互影响、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研究发现：（1）目标框架与信息内容交互影响旅游者出游意向，其中收益框架与客观信息、损失框架与主观信息相匹配可以增强旅游者出游意向；（2）形象感知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3）旅游者的公正严谨人格显著调节目标框架与信息内容的交互作用，当收益框架与客观信息相匹配时，高公正严谨人格条件下旅游者出游意向更强，当损失框架与主观信息相匹配时，不同水平公正严谨人格对旅游者出游意向的影响无显著差异。研究结论不仅拓展框架效应在旅游营销领域的理论研究，还为目的地如何建构旅游广告目标框架与信息内容以吸引更多旅游者提供实践启示。

沿海城市人居环境是滨海旅游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易受灾害威胁。文章选取2010—2021年环渤海17个沿海城市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熵权-TOPSIS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两系统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并借助障碍度模型诊断影响两系统协调发展的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发展水平均呈波动缓升态势，但后者整体优于前者；两系统空间分异特征相似，均呈以天津、大连和青岛3个典型旅游城市为高值区的“多极”格局，低值区集中于环渤海西北与西南区域。（2）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协调水平由研究期初的濒临失调阶段逐渐向研究期末的勉强协调阶段演进，协调发展类型主要为濒临失调-旅游经济滞后型；以天津、大连和青岛为代表的典型旅游城市协调水平高于沧州、滨州、锦州、葫芦岛等非传统旅游城市。（3）旅游经济发展滞后始终是两系统协调水平提升的瓶颈，入境旅游市场低迷、中国国内游客接待数量不足及旅游服务设施不完善等多重因素共同制约二者协调发展。

后冬奥时代，滑雪度假市场的竞争日渐激烈，滑雪度假区亟需优化属性、提升游客满意度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往文献尚未识别滑雪度假区属性与游客满意度的非对称关系。研究以长白山万达国际度假区为案例地，采用影响程度-表现分析（IRPA）和影响非对称性分析（IAA），从游客感知视角（N=344），评估滑雪度假区属性对游客满意度的非对称影响。研究发现：（1）案例地的雪道对游客满意度的影响程度较高，但表现不佳，是亟需改进的属性。（2）游客对案例地的住宿、气候和自然环境、安全保障管理、人文环境等属性的评价较高，且对满意度影响较大。（3）在案例地所有属性中，缆车属于兴奋因素，与高满意度关联最大；教练员、餐饮、日常管理则是混合因素，与满意度呈线性关系；住宿、人文环境、工作人员、可进入性、娱乐、智慧化服务与管理是基本因素和必备因素，与不满意度的关联较高。研究的上述发现不仅深化了学界对游客感知视角下滑雪度假区不同属性对游客体验的差异化影响的解释，亦为长白山及东北地区其他滑雪度假区服务与管理优化提供了理论参考。

城市景区是促进城市要素调整和空间演变的重要驱动因素。文章基于场域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构建城市景区带动旅游场域发展的空间演变分析框架，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例，解析以城市景区为中心构建旅游场域的空间演变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1）在城市景区建设与发展过程中，政策支持和行动者加入，使得景区及其周边区域旅游要素数量不断增多、要素体系日益完善。（2）旅游场域发展是增长极推动下“由内向外”不断增长的空间演变过程，即景区发展后逐步成为区域增长极，从而向周边空间扩展，生产空间和消费空间在扩张过程中相互渗透，进而形成旅游场域。（3）权力支配、资本介入、惯习引导共同作用于城市景区带动旅游场域发展的过程，行动者之间的利益协调、行为协同促进了区域内的要素调整与配置，最终形成具有稳定空间生产结构的旅游场域。文章拓展了场域理论的应用场景，研究结论可为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和城市空间布局优化提供有益参考。

受全球气候变暖与城市热岛效应影响，城市居民的夏季避暑旅游需求增长迅速。研究聚焦游客对客源地与避暑目的地天气舒适度差异的主观感知，通过网络问卷调查，采集游客对气象条件的主观评分，筛选出日平均气温、日最高气温、日平均相对湿度、日平均风速和日照时数等5个夏季高影响天气舒适度的气象因子作为核心指标，将清凉程度划分为非常清凉、清凉、较清凉和不清凉4个等级，构建避暑旅游清凉指数（CI）模型。以重庆市为模型检验区，分析2022年19个气候清凉避暑地的清凉指数，结果表明：（1）在非常清凉等级中，相较于同期的重庆中心城区，气候清凉避暑地日平均气温低9.9 ℃、日最高气温低7.7 ℃、日平均相对湿度高21%、日平均风速低0.2 m/s、日照时数少0.5 h；（2）随着清凉等级降低，各气象因子的差异呈逐渐缩小趋势。清凉指数模型能够精准捕捉并有效量化客源地与避暑目的地之间天气舒适度的差异，突破了传统模型依据历史气候数据构建、忽视天气动态变化的局限，发展了旅游舒适度研究方法；结合智能网格预报技术，可为城市居民游客避暑地选择提供科学参考。

在全球气候治理以及中国“双碳”目标下，旅游发展与CO₂排放的关系引起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关注，但是已有研究往往只关注旅游自身而忽略了旅游所在的社会经济系统的整体影响。文章基于整体视角，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和必要条件分析方法探讨了中国31个不同类型城市共93个案例地的旅游发展和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创新能力和人口规模等多维因素对CO₂排放的联动效应。结果显示：（1）旅游或其他任何单一变量都不是CO₂排放的必要或充分条件；（2）存在3种驱动高CO₂排放的发展模式，分别是工业驱动型、经济-旅游驱动型和人口-工业驱动型；（3）存在3种驱动低CO₂排放的发展模式，分别是低发展驱动型、旅游驱动型和经济驱动型。文章证实了旅游发展与其他变量的组合对CO₂排放的复杂影响，突破了已有研究对单一变量关系的认知局限。文章发现了旅游发展对CO₂排放的非对称因果影响，即旅游发展的存在与否都有可能驱动高或者低CO₂排放。文章为因地制宜发展旅游并促进旅游业的低碳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观鸟游憩作为野生动物旅游的重要类型，在生态保护、生态旅游与社区可持续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使用CiteSpace 6.2.R4软件分析了2003—2023年间国际观鸟游憩研究历程、主题及热点。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研究文献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依据文献数量波动及主题特征，观鸟游憩研究可以划分为初步探索与基础研究、逐步深入与效益价值研究、持续深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3个阶段。（2）观鸟游憩研究多学科交叉特点显著，北美等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了若干高产且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科研团队，但合作网络仍相对分散，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3）研究主题主要包括观鸟游憩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公民科学和观鸟游憩行为、观鸟游憩目的地可持续发展及社会经济影响等，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环境责任行为、公民科学与观鸟游憩、人鸟互动的影响、城市观鸟游憩、观鸟游憩生态经济价值等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文章认为中国观鸟游憩研究与国际相比尚处于起步阶段，滞后于产业实践。据此，文章建议中国观鸟游憩研究从宏观-中观-微观维度，以观鸟游憩者（主体）、观鸟游憩资源（客体）、观鸟游憩产业（媒体）和观鸟游憩环境（载体）四体为视角，展开多学科跨境观鸟、社区观鸟、观鸟者影响及需求等研究，为观鸟游憩发展和鸟类保护地体系建设提供科学参考。

康养旅游在服务国家战略、产业实践和个体健康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文章围绕康养旅游有关理论、产业实践与健康效应等问题展开讨论，研究认为：（1）康养旅游是以健康产业为核心，包含健康、旅游、养老、养生、体检、防治等多种功能的多业态多维度产业模式，在个人、经济、社会、生态层面具有独特价值；（2）康养旅游消费群体能覆盖全生命周期人群，消费动机呈现多元化，但面临着供需错配难题；（3）康养旅游依赖于优质的生态资源与服务供给，目的地资源由视觉景观转变成深度体验，才可能促进传统观光地向康养度假旅游地转型，其评价与品牌构建应回归到游客主体；（4）康养旅游发展面临概念不一、产品同质化、质量标准缺失、专业化人才短缺和健康效应难以科学测度等现实问题，也需要回应康养旅游带动人口迁移新现象的社会关切；（5）康养旅游作为心理健康的联结要素，既增进个体的生命福祉，通过环境感知、身体参与以及社会互动的支持实现了生理健康效应，也是一种心理疾病的预防工具，动养与静养两种方式作用于身体共同形成康养旅游心理疗愈的完整机制。面对新时代健康中国国家战略和康养旅游发展趋势，学界应加强学科交叉视角下的理论、方法创新，为康养旅游产业实践及其健康效应提升提供科学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