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旅游能增进个人幸福感和促进家庭和谐，但旅途中家庭代际互动对成员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路径尚未有深入研究。文章借鉴家庭系统理论、资源保存理论及文化适应理论，引入家庭功能作为中介变量，以文化智力作为调节变量，构建了关联检验模型，来揭示代际成员在家庭旅游过程中基于互动的主观幸福感形成机制。结果显示：（1）代际互动与旅游者的主观幸福感紧密相连，正向促进旅游者的主观幸福感。（2）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是家庭功能健康的关键因素，且家庭功能在代际互动和旅游者主观幸福感中扮演了关键的中介角色。（3）旅游者的文化智力水平能够有效提升代际互动对主观幸福感的正面联系。这些发现为中国式家庭的出游意愿和动机提供了新视角，从文化适应的层面拓展了文化智力在旅游领域的应用，为代际旅游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康养旅游在服务国家战略、产业实践和个体健康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文章围绕康养旅游有关理论、产业实践与健康效应等问题展开讨论，研究认为：（1）康养旅游是以健康产业为核心，包含健康、旅游、养老、养生、体检、防治等多种功能的多业态多维度产业模式，在个人、经济、社会、生态层面具有独特价值；（2）康养旅游消费群体能覆盖全生命周期人群，消费动机呈现多元化，但面临着供需错配难题；（3）康养旅游依赖于优质的生态资源与服务供给，目的地资源由视觉景观转变成深度体验，才可能促进传统观光地向康养度假旅游地转型，其评价与品牌构建应回归到游客主体；（4）康养旅游发展面临概念不一、产品同质化、质量标准缺失、专业化人才短缺和健康效应难以科学测度等现实问题，也需要回应康养旅游带动人口迁移新现象的社会关切；（5）康养旅游作为心理健康的联结要素，既增进个体的生命福祉，通过环境感知、身体参与以及社会互动的支持实现了生理健康效应，也是一种心理疾病的预防工具，动养与静养两种方式作用于身体共同形成康养旅游心理疗愈的完整机制。面对新时代健康中国国家战略和康养旅游发展趋势，学界应加强学科交叉视角下的理论、方法创新，为康养旅游产业实践及其健康效应提升提供科学支撑。

近年来借助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媒体，网红打卡地成为一种媒介景观并引发流行，如何推动其可持续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文章基于旅游动机理论，通过构建有调节的双中介模型深入探究网红打卡地类型对消费者持续打卡意愿影响的内在机理与边界条件，并通过1个二手数据实验与2个采用招募大学生进行测试的行为学实验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从意义分析的角度来看，网红打卡地可以分为实用性网红打卡地与享乐性网红打卡地，两种打卡地都会对消费者持续打卡意愿产生影响，相较于享乐性网红打卡地，实用性网红打卡地所带来的持续打卡意愿更高。（2）网红打卡地会影响消费者的感知原真性与自我矫饰，且实用性网红打卡地更容易引起消费者的感知原真性，享乐性网红打卡地更容易引起消费者的自我矫饰，从而构建了感知原真性与自我矫饰的双中介影响路径。（3）促进定向在这一影响路径中起到调节作用。文章进一步丰富了目的地旅游与网红经济的相关研究，对网红打卡地的发展决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地名不仅是空间指位符号，也是文化符号，承载着集体记忆和地方认同。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背景下，地名旅游符号的建构、传播、体验是地名文化旅游资源充分利用的关键。文章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关于旅游符号和地名文化旅游等相关研究成果，基于符号学视角，以“再现体-对象-解释项”符号三元框架为理论基础，结合符号阐释衍义分析的方法，探究地名、目的地、地名符号感知3者之间的关系，构建地名文化旅游的符号学研究框架。通过符号衍义进一步保证旅游活动中地名表意的开放性、动态性以及多元性，推动地名符号意义不断丰富。从“再现体”“对象”“解释项”3个维度，归纳地名文化旅游的主要研究内容：地名符号建构、地名符号传播研究、地名符号体验研究。结合地名符号建构-传播-体验-再建构的闭环逻辑，从旅游目的地层面、旅游媒介层面、旅游者层面详细阐述未来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意义，探讨未来地名文化融入旅游的研究内容与实践路径，为地名文化旅游构建了研究框架与分析体系。

历史街区是城市重要的记忆空间、文化空间和消费空间，强化游客的文化场景感知是历史街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议题。研究基于场景理论，以中国澳门3条历史街区为例，利用网络评论文本数据和百度地图兴趣点（POI）数据，通过词频及语义网络分析、主轴编码、核密度估计、舒适物赋分和场景测度计算，探讨历史街区文化场景舒适物对游客感知的影响。研究发现：（1）游客对历史街区文化场景感知主要包括景点历史、建筑风貌、本土特色、艺术展览、活动行为、空间氛围、休闲消费、美食体验8类要素，进而可以将历史街区文化场景感知的舒适物类型分为文物建筑、文化展示、消费体验3大类。（2）文物建筑类舒适物是游客文化场景感知的基础，文化展示类和消费体验类舒适物对游客感知的影响则更加显著。（3）游客的主观感知不仅受客观场景中舒适物密度的正向影响，还受到舒适物类型和空间分布复杂关系的影响。舒适物的高密度分布通常会增强游客感知，但低密度分布不一定会导致低关注度。（4）3类舒适物与“原真性、戏剧性、合法性”维度形成了一对一的紧密关联，各维度表达上的不足会削弱游客的主观感知，以及文化场景的整体吸引力。研究为丰富场景理论应用提供了案例，对促进历史街区的可持续保护与更新发展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深化旅游者文化感知是强化其旅游实践过程中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基于文化IP解码视角，运用文本挖掘、多元回归模型和扎根理论，识别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旅游者文化感知的多元维度，检验文化感知与文化认同的关系，探究文化感知对文化认同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旅游者文化感知具有文化符号感知、文化场景感知、历史遗迹感知、服务设施感知等多元表征，分别与文化IP解码层级中的文化内涵解码、文化价值解码、文化精神解码、文化空间解码互为逻辑对应关系；（2）旅游者文化感知与文化认同高度相关。旅游者文化感知解释变量可以细分为民族民俗文化、景观建筑、文化氛围、场景互动、历史事迹、遗址遗迹6个维度，各维度指标均对旅游者文化认同具有显著影响；（3）旅游者在文化感知过程中通过动机索引、感官体验、情境交融、感知升华4个阶段的层层递进，最终生成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具体表现为价值认同和身份认同，是旅游者和文化互动的结果。研究补充了文化感知的分析视角，深化了文化感知-认同机制的理论认识，为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实践参考。

“特种兵式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方式，以其极限挑战、高强度体验和对身心能力的极致考验而受到特定群体的青睐。研究基于具身认知理论，通过收集网络文本资料开展扎根理论分析，探索“特种兵式旅游”中的精神困境及其逃逸补偿行为的形成路径。研究发现：（1）游客的“特种兵式旅游”行为在空间层面上经历了从生存空间到旅游空间，再到情绪空间的转变过程，游客自生存空间滋生出不平衡感，继而引发其旅游空间的具身体验行为，最后满足其情感获得；（2）客源市场群体倾向于选择“特种兵式旅游”，多源自现实生活中精神困境的烦扰，这种精神困境的根源是由游客个体弥补遗憾、寻求认同、深化关系，以及感受虚实的精神需求共同促成的不平衡感；（3）游客在旅游空间通过自我探索、具身嵌入和良性受虐等逃逸补偿行为来应对生存空间中的不平衡感；（4）痛苦感知对“特种兵式旅游”体验具有一定的积极贡献，通过安全地尝试刺激性的身体疼痛，游客可以获得愉悦感、成就感和充实感，这种选择倾向的本质是一种良性受虐。研究对“特种兵式旅游”行为路径的探索不仅丰富了具身认知理论在不同旅游情境中的适用性，而且为旅游业发展实践提供了定制化服务和体验设计的典型思路。

20世纪以来，艺术乡建成为全球乡村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文章基于BERTopic算法和文献分析法，对中英文艺术乡建研究主题的演进历程进行了深入挖掘，并对未来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结果显示：（1）中英文研究主题都围绕以乡村文化为基础、艺术为手段的创意与旅游而展开，中文研究主要偏向创意旅游、公共艺术、传统文化、在地性和主体性等主题，而英文研究主要偏向创意产业、乡村商品化、社会参与、旅游社区和可持续性等主题。（2）近年来中英文研究均重视艺术乡建的主体性构建、路径与模式探索、效益与影响评估、文化生产机制剖析和文化可持续性维系等议题，但英文研究更重视实证研究和批判性思考。（3）从研究趋势看，艺术乡建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内生驱动的可持续发展范式转型等将是未来关注的重点。未来中国艺术乡建研究需以讲好中国乡村文化故事为目标，运用宏大叙事与微观案例相结合的研究范式，揭示多主体良性互动的动态过程及其作用机制，运用多学科方法优化评估体系，以此完善本土化艺术乡建研究体系，更好地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科学参考。

乡村旅游社区治理是扎实有序推进乡村旅游实现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文章借助知识图谱分析工具，探究乡村旅游社区治理的研究进展。研究发现：（1）乡村旅游社区治理研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历程可以划分为理论应用与本土萌芽、机制解构与实践探索、系统整合与范式跃迁3个阶段，研究内涵和外延日益丰富；（2）已有文献多以个案实证研究为主，重视探索社区治理理论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实践效用；（3）研究主题主要聚焦于居民感知行为对乡村旅游社区治理的影响反馈、多元主体参与的乡村旅游社区治理模式、文化与生态保护驱动的乡村旅游社区治理路径、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乡村旅游社区治理等4个方面，形成了“影响-模式-路径-目标”的实证研究体系。针对已有文献在研究对象区域偏倚、治理效能评估虚化、方法论革新与跨学科融合等方面的不足，文章建议（1）强化复杂性治理思维、突破区域偏倚与范式局限；（2）推动方法论融合创新、重视多源数据与数字伦理；（3）深化跨学科协同机制、构建动态性知识生产机制；（4）响应国家战略需求、完善中国乡村治理理论体系；（5）强化全球学术对话、拓展治理研究文明互鉴维度。

体育旅游融合是推动体育与旅游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对区域经济发展、社会文化传承以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06—2024年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690篇体育旅游融合相关文献，运用ITGInsight软件进行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系统梳理了中国体育旅游融合的现状、热点领域及未来发展趋势。研究发现：（1）中国体育旅游融合研究自2006年起步，经历了概念探索、理论构建、应用研究和创新拓展4个阶段。（2）研究内容聚焦融合理论机制、水平评价、战略路径、地方应用及政策驱动5大领域，形成以产业融合理论、耦合协调理论和协同效应理论等为核心的跨学科理论框架。（3）总体来看，中国体育旅游融合的研究脉络已从理论探索到多元发展，但仍存在理论创新性不足、数据动态性欠缺、新技术应用不足、区域协同与可持续性研究薄弱等短板。未来需加强跨学科融合理论体系构建、推动动态化智能化分析方法创新、深化跨区域协同差异化发展探索、强化实践应用系统可持续性研究,为体育旅游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旅居养老已成为推动银发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并对增进老年人福祉产生了积极作用。研究基于557名55~80岁中国城市老年人的问卷调查数据，依托毕生发展控制理论，探究老年人平衡时间洞察力与其旅居养老需求的关系及内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平衡时间洞察力可直接预测老年人旅居养老需求；（2）平衡时间洞察力通过老年人的领悟社会支持或生命意义感单独预测旅居养老需求，还通过领悟社会支持至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机制发挥其作用；（3）根据工作状态将老年人分为退休和在岗两组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平衡时间洞察力对旅居养老需求的内部作用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即退休组的平衡时间洞察力、领悟社会支持、生命意义感和旅居养老需求产生的间接作用最显著；在岗组的平衡时间洞察力正向影响旅居养老需求，且主要依赖于个体生命意义感这一关键因素。研究揭示了平衡时间洞察力对旅居养老需求的内在影响机制，丰富了老年人旅居养老需求机制的理论解释，为老年旅居养老产品的市场细分和差异化营销策略制定提供科学参考。

受全球气候变暖与城市热岛效应影响，城市居民的夏季避暑旅游需求增长迅速。研究聚焦游客对客源地与避暑目的地天气舒适度差异的主观感知，通过网络问卷调查，采集游客对气象条件的主观评分，筛选出日平均气温、日最高气温、日平均相对湿度、日平均风速和日照时数等5个夏季高影响天气舒适度的气象因子作为核心指标，将清凉程度划分为非常清凉、清凉、较清凉和不清凉4个等级，构建避暑旅游清凉指数（CI）模型。以重庆市为模型检验区，分析2022年19个气候清凉避暑地的清凉指数，结果表明：（1）在非常清凉等级中，相较于同期的重庆中心城区，气候清凉避暑地日平均气温低9.9 ℃、日最高气温低7.7 ℃、日平均相对湿度高21%、日平均风速低0.2 m/s、日照时数少0.5 h；（2）随着清凉等级降低，各气象因子的差异呈逐渐缩小趋势。清凉指数模型能够精准捕捉并有效量化客源地与避暑目的地之间天气舒适度的差异，突破了传统模型依据历史气候数据构建、忽视天气动态变化的局限，发展了旅游舒适度研究方法；结合智能网格预报技术，可为城市居民游客避暑地选择提供科学参考。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乡村民宿提质升级的关键路径，对民宿适应数字时代技术变革、提升民宿服务质量与效率、增强民宿市场竞争力具有深远意义。文章基于浙江省部分地区乡村民宿的案例调查，运用Gioia归纳式主题分析方法，分析乡村民宿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技术易用和数字技术有用等数字化转型推力，是民宿数字化转型的外部技术动力，技术易用促使民宿对技术有用的判断；而数字平台成本高和数字平台变现难等数字化转型阻力，则构成外部技术障碍，民宿在选择进行数字化转型时，是基于利弊权衡的理性考量。（2）除外部技术因素之外，民宿数字化转型还受游客需求响应和市场危机影响等民宿市场响应力的影响，这是其数字化转型的外部市场动力。（3）技术、市场等外部因素激励管理者提升数字化能力，如加强数字管理和推进数字营销等，成为民宿数字化转型的内部主体动力。（4）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数字人才需求和数字人才培训等人才支持力，以及期待数字化支持和给予数字化支持等政策支持力作为内外调节因素共同促进民宿数字化转型。研究结论增强了乡村民宿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理论解释，不仅丰富了乡村民宿的理论成果，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的应用场景，而且为推动乡村民宿的数字化转型指明实践方向，有助于实现数字乡村及乡村振兴目标。

红色旅游是一种构建红色记忆、促进国家认同感的体验学习方式。文章基于旅游学习过程理论模型，通过3项实验揭示了“红色旅游-积极情绪-反思-国家认同感”和“红色旅游-消极情绪-反思-国家认同感”两条路径，完善了红色旅游对促进游客国家认同感的作用机制。（1）实验一证实不同类型的红色旅游能够激发不同的情绪反应（H1）；（2）实验二验证了无论是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都显著正向影响红色旅游者的国家认同感（H2），并且情绪在目的地刺激与国家认同中具有中介作用（H3）；（3）实验三在再次验证H1与H2的基础上，引入反思作为中介变量，验证了反思具有单独中介作用（H4），并揭示了情绪与反思的链式中介效应（H5）。研究丰富了红色旅游的实证研究，并为红色景区的开发和管理提供了参考。

近年来景区景点过度旅游造成区域客流分布失衡现象日益严重。文章以重庆主城区为例，基于多智能体方法，模拟“有”与“无”社交媒体参与情境下游客的路径选择与空间移动，构建城市旅游流微观仿真系统（TFS），探讨社交媒体介入如何形塑城市旅游流分布及其对旅游区域极化现象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1）在社交媒体介入情境下，游客空间分布更易迅速向特定热点区域集聚，并出现极化态势。（2）社交媒体能够加速游客对“必去景点”的认知趋同，进而导致热门景点客流激增，其他景点游客数量大幅下滑。（3）社交媒体的个性化推荐和病毒式传播效应是区域旅游极化现象的主要驱动。研究不仅证明了社交媒体对游客决策及空间行为的深刻影响，也为区域旅游流的预测、干预及管理策略优化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实践启示。

沿海城市人居环境是滨海旅游发展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易受灾害威胁。文章选取2010—2021年环渤海17个沿海城市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熵权-TOPSIS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两系统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并借助障碍度模型诊断影响两系统协调发展的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发展水平均呈波动缓升态势，但后者整体优于前者；两系统空间分异特征相似，均呈以天津、大连和青岛3个典型旅游城市为高值区的“多极”格局，低值区集中于环渤海西北与西南区域。（2）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协调水平由研究期初的濒临失调阶段逐渐向研究期末的勉强协调阶段演进，协调发展类型主要为濒临失调-旅游经济滞后型；以天津、大连和青岛为代表的典型旅游城市协调水平高于沧州、滨州、锦州、葫芦岛等非传统旅游城市。（3）旅游经济发展滞后始终是两系统协调水平提升的瓶颈，入境旅游市场低迷、中国国内游客接待数量不足及旅游服务设施不完善等多重因素共同制约二者协调发展。

数字经济改变了乡村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式，为农旅融合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文章采用2014—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熵值法分别测度各省农旅融合、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及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乡村数字经济赋能农旅融合的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乡村数字经济正向促进了农旅融合发展，其效应在东部地区、南方地区、教育高水平地区、旅游资源低丰度地区更为明显。（2）乡村数字经济通过推动技术创新这一中介机制，实现农旅产业发展需求的精准对接与商业模式创新，从而为农旅融合注入新的动能。（3）在空间维度上，乡村数字经济赋能农旅融合发展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文章从加快数字乡村建设、畅通技术创新的中介机制、加强区域协作3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促进农旅深度融合发展、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提供借鉴。

现有旅游体验研究主要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结构主义以及还原主义视角，往往忽略了异质的人与非人类要素能动作用下的旅游体验空间关系的复杂生成过程。鉴于此，文章引入一种后结构主义的拼装理论视角，再探讨旅游体验的本体论、认识论以及方法论。研究发现：（1）“旅游体验”可以被视为在生活、旅游世界情境中，人与非人类的多元异质要素能动地发生共同作用，进而动态生成的一种关系性拼装体；（2）旅游体验拼装体的生成存在“欲望”驱动下“领域化-去领域化”的动态关系性过程逻辑。此种旅游体验“拼装”认识论，为真实性、表征性等体验研究提供了能动关系性新视角；（3）拼装方法论须秉持“物-人”广义对称性原则与发生学视域，融入新物质主义的图谱绘制、物质民族志、心理语言学的隐喻分析等多学科方法，并重点关注与分析多元异质要素为何，以及何时、何地、如何参与和影响旅游体验的复杂生成过程、关系与意义，即关注与分析旅游体验拼装体与拼装关系的形成、解离、重组、再塑等进程以及拼装体生成的价值。以“物”和“关系”为本体导向的拼装理论视角可以为旅游体验理论研究以及“人-地”冲突关系管理实践等提供来自后结构主义视野下包容性与批判性启发。

构建精神文化地标是国家文化公园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建设内容，对提炼挖掘优秀文化精髓和构筑精神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运用文献分析方法，界定精神文化地标的概念与内涵，探讨其形成演变和价值作用等基础问题。研究认为：（1）精神文化地标是空间上具有重要精神文化标识作用的文化景观，具有空间指向性、时间连续性、内容创新性、公众认同性和开放包容性等5大内涵。（2）精神文化地标是文化扩散与整合的结果和文化认同的物质景观表征，经历了从地标演化成为文化地标，进而演化成为精神文化地标的过程。（3）精神文化地标具有形成文化记忆、增强文化认同、形成文化共同体意识等价值，是汇聚多元认同、增强文化自信、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载体。未来研究应拓展文化地理学研究方向，进一步揭示不同区域精神文化的形成演化过程和要素作用机制，探寻精神文化地标体系构建的科学路径，以深化精神文化地标认知，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管理提供参考。

乡村振兴视域下，旅游社区治理现代化成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全面振兴发展的关键环节。乡村旅游社区治理不仅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重要内容，更是关乎乡村振兴目标达成的核心问题。在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旅游社区治理呈现出多元主体参与、多重价值功能兼具的特征，其演化特征显著，包括村民主体地位的凸显、乡村文化建设的繁荣、绿色治理理念的突出以及治理方式的智能化转变。然而，当前乡村旅游社区治理面临诸多挑战，如治理堕距的存在、理论困境的制约以及现实问题的困扰，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乡村旅游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文章深入探讨了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旅游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机理与路径探索，研究发现：（1）乡村旅游社区治理体系建构是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涵盖治理要素整合、结构搭建与制度完善；（2）构建治理共同体，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是乡村旅游社区治理的本质要求；（3）乡村旅游社区治理面临制度、文化、公平及环保等多方面问题，需采取有效措施应对；（4）乡村旅游社区治理的重点与任务应聚焦制度、科技、文化、人才4个方面，以提升治理效能与社区发展活力。研究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乡村振兴视域下旅游社区治理现代化相关问题的理论阐释，而且也能为相关管理者制定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提供决策参考，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推进以及乡村旅游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在后冬奥与社会消费复苏调整的双重背景下，冰雪运动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文章构建冰雪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2013—2022年吉林省冰雪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采用灰色关联模型对其动力因素进行探究。研究表明：（1）吉林省冰雪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水平呈现快速上升态势，但高质量发展的内部维度存在一定差异性，创新和绿色发展2个维度水平较为稳定，稳定、协调、开放和共享发展4个维度水平对社会经济的敏感度较高。（2）在各维度发展水平对整体发展水平的贡献率中，创新发展的贡献率最高，其次是绿色发展、稳定发展等，贡献率最低的是协调发展。（3）吉林省冰雪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受产业需求、产业供给和产业环境3大动力驱动，且均起到正向促进作用，对综合水平及不同维度发展水平的作用力差异显著。据此，文章提出大力激发产业需求、持续优化产业供给、营造良好产业环境等方面的对策建议，以期实现吉林省冰雪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观鸟游憩作为野生动物旅游的重要类型，在生态保护、生态旅游与社区可持续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使用CiteSpace 6.2.R4软件分析了2003—2023年间国际观鸟游憩研究历程、主题及热点。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研究文献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依据文献数量波动及主题特征，观鸟游憩研究可以划分为初步探索与基础研究、逐步深入与效益价值研究、持续深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3个阶段。（2）观鸟游憩研究多学科交叉特点显著，北美等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了若干高产且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科研团队，但合作网络仍相对分散，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3）研究主题主要包括观鸟游憩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公民科学和观鸟游憩行为、观鸟游憩目的地可持续发展及社会经济影响等，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环境责任行为、公民科学与观鸟游憩、人鸟互动的影响、城市观鸟游憩、观鸟游憩生态经济价值等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文章认为中国观鸟游憩研究与国际相比尚处于起步阶段，滞后于产业实践。据此，文章建议中国观鸟游憩研究从宏观-中观-微观维度，以观鸟游憩者（主体）、观鸟游憩资源（客体）、观鸟游憩产业（媒体）和观鸟游憩环境（载体）四体为视角，展开多学科跨境观鸟、社区观鸟、观鸟者影响及需求等研究，为观鸟游憩发展和鸟类保护地体系建设提供科学参考。

城市景区是促进城市要素调整和空间演变的重要驱动因素。文章基于场域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构建城市景区带动旅游场域发展的空间演变分析框架，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例，解析以城市景区为中心构建旅游场域的空间演变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1）在城市景区建设与发展过程中，政策支持和行动者加入，使得景区及其周边区域旅游要素数量不断增多、要素体系日益完善。（2）旅游场域发展是增长极推动下“由内向外”不断增长的空间演变过程，即景区发展后逐步成为区域增长极，从而向周边空间扩展，生产空间和消费空间在扩张过程中相互渗透，进而形成旅游场域。（3）权力支配、资本介入、惯习引导共同作用于城市景区带动旅游场域发展的过程，行动者之间的利益协调、行为协同促进了区域内的要素调整与配置，最终形成具有稳定空间生产结构的旅游场域。文章拓展了场域理论的应用场景，研究结论可为城市旅游高质量发展和城市空间布局优化提供有益参考。

乡村旅游是提振乡村经济、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在扩大内需激发农村居民消费潜力背景下，探究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研究基于需求系统（QUAIDS）、双固定效应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使用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研究了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得出以下结论：（1）乡村旅游发展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总消费和消费结构升级；（2）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居民总消费和消费结构的升级作用受个体和家庭特征影响显著，年长、已婚、年代经历波折和健康状况较差等因素呈现显著负向影响；（3）乡村旅游发展通过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拓宽非农就业渠道作用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4）不同地区农村居民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响应不同，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大于东部地区。研究发现不仅厘清了乡村旅游发展推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内在逻辑，也对制定乡村旅游发展政策、优化农村消费环境、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价值共创是促进政府、居民等内生主体与游客、企业等外来客体在乡村旅游社区治理中建立信任、反馈和合作机制的有效手段。文章以南京市江宁区黄龙岘村和龙乡·双范为案例，运用质性研究、内容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乡村旅游社区治理中“主-客”价值共创的过程和机制。结果发现：（1）传统价值共创理论的信息、平台、服务等创新理念通过主客互动进入乡村旅游社区治理中，并通过价值链形成和价值传递过程促进旅游乡村治理模式转型；（2）“主-客”价值共创过程存在社区居民、消费者及企业“共盼-共建-共享”的价值传递轴线，体现为不同价值主体的空间策略、共创需求和治理结果的互动，以及对乡村资源转型旅游利用的认同和实践；（3）“主-客”价值共创的机制在于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村旅游社区价值链的参与式传递和治理模式创新，以此促成乡村旅游空间的高质量发展。游客作为社区治理的新参与者，承继与发展了旅游社区的价值内涵。为此，乡村旅游应注重游客和社区居民的价值转化能力，注重数字化营销和平台建设，鼓励更多主体自发参与到治理中来。

女性作为社交媒体分享的重要群体，受到研究的广泛关注，但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女性在网络分享意愿与行为的影响机制方面是否以及存在何种差异鲜有探讨。文章结合技术接受模型和社会交换理论构建研究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多群组分析方法对628份样本进行总模型检验，并进一步比较单身（空巢期）、已婚未育（筑巢期）和已婚已育（满巢期）3个群体的模型差异。研究发现：（1）非功能性要素方面，单身女性看重感知互动性，已婚未育女性强调感知趣味性和互动性，感知炫耀性对各群体的分享意愿和行为均有显著影响。（2）功能性要素方面，单身和已婚未育女性关注感知易用性，而已婚已育女性注重感知有用性。（3）3个群体的网络分享意愿对分享行为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文章丰富了女性旅游者网络分享行为研究，拓展了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为旅游企业和社交媒体平台的精准营销与个性化服务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证支持。

旅游目的地演化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基础命题和实践热点。文章以黄山市为例，从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结合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效应，运用logistic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黄山市旅游目的地演化机制。研究发现：（1）黄山市旅游目的地演化经历了路径导入、路径转型、路径升级、路径创新4个阶段；（2）演化过程呈现由外驱向内驱、由点状集聚向网络集聚、由单一向复合的特征；（3）演化阶段总体受资源禀赋、政策环境、资本条件、消费需求等多因素的正向影响，且不同阶段作用程度有差异；（4）在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的迭代循环下，黄山市旅游目的地通过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动态调整、宏观情境的复杂变化、多元主体协同作用，形成了非线性的复杂适应系统演化机制。文章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可为旅游目的地转型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和决策参考。

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促进了社区与外界的交往、交流、交融。文章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四姑娘山镇为案例地，运用扎根理论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等方法，构建旅游促进民族“三交”（交往、交流、交融）的分析模型，以揭示影响民族交融感知的多种因素组态。分析发现，前因条件呈现出显著的复杂性和异质性：（1）低学历、年轻、高收入的女性对民族交融持积极态度；（2）高质量的旅游活动和效益显著提升居民的民族交融感知；（3）低教育水平的男性在实现较高收入并积极参与旅游活动时，对旅游效益感知较高，并与游客保持高质量互动，形成积极的民族交融感知。研究结果强调，旅游活动和旅游效益的积极产出是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基础，有助于构建一个基于文化共享、物质共享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动系统。研究为深化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与促进民族交融提供新的视角和实证支持。

生态体验活动是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路径，其对生态系统健康的影响评估对优化管理策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研究以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为案例地，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DEMATEL分析法，构建生态体验活动影响评估体系，揭示生态体验活动对生态系统健康的多维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黄河源园区的生态系统健康处于警戒状态，呈现"低压力-中状态-高响应"的特征。（2）压力维度，生态体验活动对生态系统健康影响较小，生态体验设施是主要压力源；状态维度，黄河源园区的生态服务能力和生态弹性较弱，生态体验线路品牌影响较显著；响应维度，经济效益最为突出，其次为公众响应。（3）影响因素分析表明，生态管护员、牧民收入增加、居民生活质量提高是黄河源园区生态系统健康的关键因素；必要的接待设施、生态活力、生态服务能力等因素对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支撑作用。最后，研究提出构建"压力调控-状态优化-响应强化"的协同治理体系，为优化国家公园生态体验活动管理提供实践路径。

后冬奥时代，滑雪度假市场的竞争日渐激烈，滑雪度假区亟需优化属性、提升游客满意度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往文献尚未识别滑雪度假区属性与游客满意度的非对称关系。研究以长白山万达国际度假区为案例地，采用影响程度-表现分析（IRPA）和影响非对称性分析（IAA），从游客感知视角（N=344），评估滑雪度假区属性对游客满意度的非对称影响。研究发现：（1）案例地的雪道对游客满意度的影响程度较高，但表现不佳，是亟需改进的属性。（2）游客对案例地的住宿、气候和自然环境、安全保障管理、人文环境等属性的评价较高，且对满意度影响较大。（3）在案例地所有属性中，缆车属于兴奋因素，与高满意度关联最大；教练员、餐饮、日常管理则是混合因素，与满意度呈线性关系；住宿、人文环境、工作人员、可进入性、娱乐、智慧化服务与管理是基本因素和必备因素，与不满意度的关联较高。研究的上述发现不仅深化了学界对游客感知视角下滑雪度假区不同属性对游客体验的差异化影响的解释，亦为长白山及东北地区其他滑雪度假区服务与管理优化提供了理论参考。

面对旅游活动这一外部扰动，传统村落不断调整自身韧性能力，使其在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等方面达到新的动态平衡。文章基于适应性循环理论和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以晋江市梧林古村落为例，采用文献分析法、田野调查法和加权TOPSIS等方法，探讨旅游型传统村落社会-生态系统韧性水平与响应机制的周期差异。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传统村落社会-生态系统韧性水平整体呈阶梯上升趋势，但周期差异明显，这与自适应循环理论视角下韧性演化阶段曲线相符。（2）传统村落韧性各维度能力增长速度趋势差异明显，抵御能力增长速度是先慢后快，适应能力呈现匀速上升，转型能力则上升速度最快、幅度变化最大。（3）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传统村落韧性响应机制呈现“探索期-抵御能力”“起步期-适应能力”“发展期-转型能力”的周期分异特征。研究丰富了扰动-状态-响应理论解释框架模型，初步揭示了传统村落适应演化过程，为村落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对策参考。

网络关注度是衡量人们对旅游目的地兴趣的重要指标。文章基于“百度指数”的旅游网络关注度数据，以黑龙江省8个中俄边境城市为研究区域，运用季节性强度指数和地理集中指数分析2015—2023年其旅游网络关注度的时空特征，利用地理探测器分析2019—2022年旅游网络关注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黑龙江省中俄边境城市旅游网络关注度呈现显著的季节性与周期性变动特征，季节变化上，夏季为旅游旺季、冬季为旅游淡季；年际变化上，经历了“先下降再上升、后下降再恢复”的过程。（2）黑河、伊春、牡丹江、佳木斯等典型边境旅游城市旅游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分布特征相较稳定，拥有较广泛、稳定且持续的旅游市场；鸡西、双鸭山、鹤岗等非典型边境旅游城市关注度空间波动显著；漠河作为典型边境旅游城市，其关注度同样呈显著的空间波动，说明多维因素影响下旅游城市仍处于动态发展阶段。（3）黑龙江省中俄边境城市旅游网络关注度的空间格局受到所在城市经济、自然、社会等多重因素影响，其中，GDP水平、平均低温和人口密度等因素占主导地位，且多重因素交互影响了边境城市旅游网络关注度空间格局的变化。

旅游发展尤其是红色旅游作为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区域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依据五大发展理念构建革命老区县域旅游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从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3个维度衡量共同富裕水平，基于2012—2022年湘鄂渝黔革命老区县域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门槛模型及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实证分析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旅游发展能显著提升县域共同富裕水平，但旅游发展与共同富裕之间呈现明显的非线性关系，存在“显著提升-增势减缓”的单重门槛效应。（2）空间效应下，旅游发展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对本地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邻地共同富裕发展则产生负向空间溢出作用。（3）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在维度上表现为直接效应对共享性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溢出效应中对可持续性的负向影响显著；在区域上表现为湖北片区旅游发展对本地和邻地共同富裕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贵州片区和湖南片区的正向效应较弱，而重庆片区旅游发展对本地和邻地共同富裕则均呈现显著的负向效应。

在“数字中国”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人工智能（AI）日益成为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然而，目前AI与旅游业融合过程仍面临技术伦理缺位、数据安全隐患、制度保障不足等多重挑战，亟需系统梳理与应对。文章聚焦AI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议题，系统分析其在旅游业产品创新、服务重构、治理体系升级中的现实问题与路径机制。研究发现：（1）AI技术重塑了旅游业的运行逻辑，推动产业从要素驱动向智能驱动转型，构建“数据-算法-服务”闭环；（2）AI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深度嵌入旅游生产函数，通过技术赋能实现劳动增强、资本优化与资源调度智能化；（3）AI驱动文旅融合迈向资源数字化、体验沉浸化、供给个性化与决策智能化的新阶段，催生多元融合业态；（4）AI助力构建“政府-企业-社区-游客”协同治理网络，推动旅游目的地治理向智能生态系统转型；（5）AI发展中的风险与挑战日益凸显，需从制度建设、技术监管、伦理治理与人才培养多维发力，构建包容、安全、公平的技术治理体系。研究有助于厘清人工智能驱动旅游业变革的核心逻辑，为构建以智慧共创为特征的新型旅游发展模式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建议。

在饮食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中，新时期环境政策的推行极易与地方性知识体系所内生的资源认知、权属观念及文化惯习产生冲突，甚至无意间引发群体性事件。研究以四川省T县城区禁止私自熏制腊制品事件为例，基于拓展后的政策执行互动模型和扎根理论方法，探讨公众、政府、媒体等主体在环境政策执行中的互动过程。研究表明：（1）各主体利益诉求差异是政策执行遭遇梗阻的主要原因，政府希望通过执行相关环境政策实现完成行政任务并保障公共权益的双重目标，公众则主要关注个体经济利益与时间精力损失、民俗文化传承断裂风险以及政府行政工作失误，媒体在其中作为中介因素不断调节两者关系；（2）各主体间存在对抗关系与合作关系两种类型，在政府工作失误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情景中，其对抗关系可能对行政工作、政府形象、文化传承及资源利用产生负面影响；政府致歉后，政府、公众及媒体通过自主责权平衡走向合作，并及时对公共利益损失进行止损；（3）政策执行梗阻及群体性事件的化解对策包括理论的调适机制与现实的发展路径，其涵盖政府治理与统筹、公众参与与协同两个维度，前者包括建立结构性矛盾化解路径、双向信息沟通模式、政策评估机制3项内容，后者则包括文化传承与旅游利用2条路径。研究拓展了互动模型，深化了传统饮食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理论基础，也可为群体性事件的化解、环境政策的制定及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提供参考。

以推进区域合作为主导方式的典型路径难以满足跨界旅游目的地的发展需求。研究从发展和治理的背景特征出发，讨论跨界旅游目的地的特征和发展路径，并基于路径依赖理论构建演化模型，探讨其发展路径固化风险。通过对茅山风景名胜区开发模式和治理体系的实证分析，总结其演变特征并提出优化建议。研究发现：（1）跨界旅游目的地的发展路径受资源禀赋、关键节点事件和区域治理模式等多重因素驱动，因资源整合有限、治理模式分散及行政区划分割等特性，呈现出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2）发展路径的演进逻辑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演化方向由初始条件和关键节点事件共同塑造，部分跨界旅游目的地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和治理创新实现了积极的路径锁定，而另一些则因资源整合不足和区域间协调不力陷入了消极的路径锁定。（3）演化机制上，旅游资源禀赋等初始条件通过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强化路径依赖，奠定了跨界旅游目的地的发展基础；随机事件则作为外部扰动推动路径调整或转型。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强化顶层设计、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及构建创新协调管理体系三方面优化建议，以期规避跨界旅游目的地的同质化竞争，实现统一规划与利益共享的核心目标。

森林旅游是推动区域“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重要路径。文章基于中国60个重点城市2009—2022年的面板数据，将福州市获批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市视为区域实施森林旅游政策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合成控制法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等深入探究森林旅游政策对区域“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福州市通过建设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市能够显著增加城市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明森林旅游政策能够推动区域“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2）森林旅游政策推动区域“两山”转化的促进效应存在一年的政策预期，且该效应逐年增强。（3）通过中介检验模型发现，森林旅游政策通过发挥就业增收乘数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绿色旅游供应链效应与生态服务价值释放效应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助力区域“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据此，文章提出发挥示范区引领带头作用、促进居民就业增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完善绿色旅游供应链与助力生态价值释放等措施，进一步提升森林旅游政策对区域“两山”转化影响效应的管理对策。

目的地旅游广告的信息表达方式对旅游者出游决策有着重要影响。而旅游广告的目标框架与信息内容之间的匹配关系是如何影响旅游者出游意向呢?文章基于框架效应理论，通过3个实验探讨目的地旅游广告目标框架（收益框架vs.损失框架）与信息内容（主观信息vs.客观信息）对旅游者出游意向的交互影响、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研究发现：（1）目标框架与信息内容交互影响旅游者出游意向，其中收益框架与客观信息、损失框架与主观信息相匹配可以增强旅游者出游意向；（2）形象感知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3）旅游者的公正严谨人格显著调节目标框架与信息内容的交互作用，当收益框架与客观信息相匹配时，高公正严谨人格条件下旅游者出游意向更强，当损失框架与主观信息相匹配时，不同水平公正严谨人格对旅游者出游意向的影响无显著差异。研究结论不仅拓展框架效应在旅游营销领域的理论研究，还为目的地如何建构旅游广告目标框架与信息内容以吸引更多旅游者提供实践启示。

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降雨事件频发，给乡村地区带来巨大挑战。旅游型乡村社区通常地处山区或邻近水域，在发生极端降雨时面临着更大的自然灾害风险和潜在经济损失。文章以在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中受灾严重的北京市门头沟区S村为例，采用问卷调查、半结构化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开展案例研究，探讨旅游型乡村社区对极端降雨事件的应对及其启示。研究发现：（1）S村在灾前通过防灾宣传演练等方式进行备灾，灾中通过有效组织完成抢险救灾，灾后结合旅游业转型发展需求推进重建，形成了系统的社区灾害应对模式。但其防灾准备仍显不足，体现为前期防洪工作的参与主体配合不足、基础设施存在隐患、旅游资源保护不力，以及居民防灾意识薄弱。有受灾经历后，居民的防洪知识储备与灾害感知明显提升。（2）从S村的经历看，旅游型乡村社区应根据灾害发展阶段采取针对性措施，发挥不同主体的灾害应对作用，促进多元主体协作，保障基础设施的承灾能力，实现有效响应。并且，需对特色旅游资源进行针对性保护，着力将旅游产业发展中形成的社会资本和自组织基础转化为灾害响应的协作优势。灾后则要把握重建机遇，提升社区韧性，实现乡村旅游社区与产业的可持续发展。（3）未来的极端降雨事件大概率会增多，仍需进一步加强旅游型乡村灾害应对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为其有效提升抵御灾害的能力提供科学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