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区域合作是破解边界屏蔽效应、推动革命老区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文章以革命老区湘赣边区538个旅游景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区域旅游合作理论，构建区域旅游合作“势能-发育-潜力”诊断模型，测度区域旅游合作发育水平与潜力。研究发现：（1）湘赣边区旅游合作发育水平表现出显著的省际空间壁垒，呈现省内强、跨省弱的非均衡态势。区域内已初步形成以井冈山、武功山等5A级旅游景区为枢纽的“轴-辐”模式；北部区域率先打破边界屏蔽效应，而东南部则因缺乏核心节点辐射陷入合作孤岛困境。（2）湘赣边区旅游合作势能呈现外围高能极化、核心高密支撑的空间特征。以庐山、橘子洲等5A级旅游景区构成的环形辐射带是带动革命老区区域旅游发展的高等级增长极，而核心区的红色旅游景区集群则构成了稳固的协同腹地，形成了“枢纽-中介-边缘”的梯度分层职能体系。（3）湘赣边区旅游合作潜力分布表现为显著的空间错配与西高东低格局，遵循核心区高值连片、外围区梯度衰减的规律。高能级景区普遍存在高势能-低发育-高潜力的结构性错配，5A级旅游景区具有较高的潜力值，是未来合作的战略方向；核心区表现为存量优化态势，而外围区则凭借高能级节点的巨大势能成为潜力释放的新空间。研究为革命老区等跨行政区边界欠发达地带的旅游协同发展提供了可操作的分析工具与精准评估的实证支撑。

旅游消费通过其链式联动效应，有效整合资源要素，赋能各类业态的创新与提质增效，是引导居民消费升级、实现良性可持续融合发展的实践范式，对于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意义重大。文章以赣闽粤原中央苏区108个县级行政单位为研究对象，构建“旅游消费-融合发展”异速增长分析框架，利用异速增长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探究其异速增长的规律及其驱动因素。研究表明：（1）旅游消费中高值区与红色资源富集区在空间上高度重合，融合发展水平呈现“高值扩散、低值集聚”特征，增长重心于2021年后从中部向西北部延展。（2）在异速关系上，二者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纵向增长关系主要表现为负异速Ⅱ级，横向增长关系主要表现为负异速Ⅲ级，革命老区普遍存在“消费先行、融合滞后”的结构性失衡现象；不同片区异速增长类型空间分异显著。（3）旅游消费与融合发展异速关系是多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各因子交互作用均呈现增强效应；科技创新能力和交通通达程度为影响二者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研究揭示了旅游消费与融合发展的异速增长关系及其驱动因素，为新时代革命老区制定差异化、精准化的振兴发展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红色旅游是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居民支持是影响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文章整合社会交换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革命老区居民红色旅游支持度“宏观-微观”跨层次复杂因果模型，以南梁革命老区为案例地，采用fsQCA方法综合考察了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多维收益感知及成本感知等影响因素的组态关系。研究发现：（1）革命老区居民红色旅游支持度前因条件具有异质性和多元性。（2）革命老区居民红色旅游支持度的前因条件存在“文化规范-低成本驱动型”“能力-环境补偿型”和“高成本-多元收益权衡型”三条典型路径。（3）南梁革命老区中心区与非中心区居民红色旅游支持行为的形成机制存在差异，前者呈现“利益型”路径，后者表现为“参与型”路径。文章丰富了旅游支持度研究案例，深化了居民旅游支持形成机制的理论认识，为制定不同类型旅游地差异化发展策略提供了参考。

由于缺少红色旅游经济效益和德育效果的数据，所以红色旅游政策绩效评价是一个难题。研究尝试将红色旅游政策对红色旅游景区（以下简称景区）供需的双重激励，纳入景区市场空间竞争模型；基于游客理性经济人“效用最大化决策”的假设，借鉴哈夫模型，构建景区吸引规模的预测模型，在不同尺度的区域单元中，分析红色旅游政策对景区供需的潜在影响。研究表明：（1）红色旅游政策影响红色旅游景区供给的主要途径是促进景区品质和服务的提升，但对不同景区和不同区域的供给影响效果有差异，革命老区内景区的供给受到的影响最明显。（2）红色旅游政策影响景区需求的主要途径是以宣传推广等方式刺激潜在客源的出游决策行为，但由于不同来源地的游客访问红色旅游景区的概率不同，所以政策对不同景区潜在需求的刺激效果也有差异，吸引规模大的景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革命老区（尤其是老区内脱贫地区）的景区受到的需求刺激明显高于其他地区。（3）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政策对红色旅游景区的供需影响力度会出现空间错配现象。研究创新性地用地理学方法评价红色旅游政策的潜在影响，也有助于同类政策制定者预估政策的效果，尤其是效果的空间差异。

受资源枯竭、产业结构单一等系统性发展瓶颈制约，“三线建设”地区城市已将工业旅游作为推动该区域城市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基于2011—2022年“三线建设”地区城市面板数据，从产业经济、科技创新、社会民生、生态环境四大子系统切入，构建系统动力学（SD）仿真模型，解析工业旅游影响该区域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在作用机制与最优实现路径。协同发展情景下“三线建设”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的仿真结果最优，该情景下该区域可在2035年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结合仿真模拟结果，文章提出工业旅游赋能“三线建设”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针对性对策建议，不仅完善了工业型城市转型的理论分析框架，也为中国具备工业旅游发展潜力的地区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践路径借鉴。

自然灾害威胁传统村落文化遗产安全的同时，也深刻影响居民对遗产的价值认知与保护行动。文章基于川西北11个中国传统村落社区居民的问卷调查，探讨居民的灾害风险感知与减灾行为如何影响其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认知与保护行动，并评估居民的社会资本在上述影响中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1）居民的灾害风险感知对居民的减灾行为、文化遗产价值认知和保护行动的影响不显著，但居民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认知对其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具有稳定的正向影响；（2）居民的减灾行为既能显著提升其对遗产价值的认知，也能直接促进其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行动，从而形成“减灾行为→价值认知→保护行动”的链式效应；（3）居民的社会资本在促进减灾行为提升文化遗产价值认知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单一维度的社会资本——邻里互助、地方依恋和政府信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文章认为，针对自然灾害高风险区的传统村落，政策干预应从传统的防灾减灾知识教育转向以制度支持与社区动员为核心的“行动赋能”，并通过系统培育居民的邻里互助、地方依恋与政府信任等社会资本，促进居民自然“灾害风险感知→减灾行为→文化遗产价值认知→文化遗产保护行动”的转化路径，进而提升和推进传统村落灾害韧性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遗产旅游发展为周边乡村带来机遇与挑战。文章通过探究居民成功生计的形成路径，致力于揭示遗产旅游对周边乡村包容性发展的意义，回应遗产地景区与乡村协同发展的现实需求。文章以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为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实证探究驱动周边乡村居民成功生计结果的生计策略与生计资本组合路径。研究发现：（1）遗产旅游地周边乡村形成了旅游参与型、旅游主导型、务工主导型、务农主导型4类生计策略；（2）不同生计策略对应差异化的生计资本配置特征。旅游主导型在物质、金融与社会资本上占优，旅游参与型在人力与金融资本上具有优势，务工主导型表现出较强的心理资本，而务农主导型则在人力、金融与社会资本等多方面呈现系统性匮乏；（3）不同生计策略下的成功生计路径呈现显著的资本组合差异。其中，旅游参与型、旅游主导型和务工主导型3类策略均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成功路径，而务农主导型策略则未形成稳定的成功路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遗产地旅游发展影响下周边乡村居民可持续生计的理解，为促进遗产地旅游红利共享与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与理论参照。

乡村精英是推动乡村振兴与遗产保护的关键力量，但其在遗产地社会环境下的成长机制尚待深入探究。文章以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为案例，采用半结构式访谈与扎根理论方法，深入剖析了其成长环境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遗产地乡村精英的成长遵循“环境识别-价值转化-反馈重塑”的循环增强路径。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5大标准的框架下，精英历经“成长起步期-能力建构期-影响力扩展期-功能实现与反哺期”4个阶段，通过“识别与解读”“动员与整合”“决策与行动”3个核心机制的耦合，最终形成精英与乡村共同进化的良性循环。（2）遗产地乡村精英的成长路径呈现出显著的类型化差异。经济、政治、社会与复合型精英分别耦合不同的环境维度，形成了差异化的成长机制，共同构成了遗产地发展的多元动力网络。（3）遗产地围绕遗产保护与发展目标，形成了以梯田协会为枢纽的“赋能型社会”，将乡村精英的功能从“致富带头人”重塑为兼具“遗产守护者”与“社区发展引领者”。研究构建了精英成长与遗产地环境深度耦合的机制模型，从动态视角阐释了环境对精英功能塑造的驱动机制，并为乡村人才培育与遗产价值转化提供实践启示。

从主客感知分异视角进行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CES）评估及供需关系调配，对促进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多重价值协同发挥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着眼于国家公园游憩区这类中小尺度空间，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水满河景区为例，采用问卷调查、参与式制图、二维矩阵分析等方法进行CES主客感知空间分异特征调查分析。结果表明：（1）职业、学历、来源地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及“近一年进入/访问景区次数”等因素对主客方CES标记点数量均影响较大。（2）CES客方感知热点区多集中在主游览路线上，主方感知的价值点分布更广泛且分散；景区标志性景点是主客方感知的高热力值集中分布区；景观和文化异质性突出的景点主客方感知热力值差异较大；审美价值、疗愈价值、户外休闲价值等能通过身体感知体验而直接判断的CES类型，主客方感知的空间分异小；相反，精神价值、教育价值、灵感价值等相对抽象，意识过程相对复杂的CES类型，主客方感知的空间差异大。（3）主客方对不同CES的重要性感知排序总体较一致，对于疗愈价值重要性认知存在明显差异；从空间分布强度主客方感知来看，户外休闲价值的指数最高，审美和教育等价值次之，灵感价值最低。（4）二维矩阵分析显示，主客方感知的户外休闲和审美价值均位于高-高组合区；仅有主方感知的教育价值落在低-高组合区；主客方感知的遗产、精神、灵感价值均位于低-低组合区；客方感知的疗愈价值位于高-低组合区。研究为面向供需关系匹配的CES实现路径探寻提供适宜性强的实证依据，并有效拓展CES感知特征评估的方法体系。

科学评价旅游生态安全对云南省边境地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以生态与旅游均具典型性的云南省8个边境地州市为对象，基于DPSIR模型筛选构建旅游生态安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TOPSIS法和障碍度模型，分析2010—2022年间地州市尺度旅游生态安全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关键障碍因子。结果显示：（1）在时间维度上，云南省边境地区旅游生态安全整体水平偏低，且呈现出波动变化的阶段性特征，2010—2019年波动上升，2020年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而小幅下降，2021—2022年持续回升；（2）在空间维度上，旅游生态安全低值区分布范围更广，整体以风险级和敏感级为主，南部的西双版纳州旅游生态安全水平在部分年份实现突破性提升；旅游生态安全变化情况分为稳定型、改善型和复杂型，以复杂型为主；（3）在障碍因子上，各系统层障碍度波动变化，影响系统层始终占据首要位置，主要障碍因子始终是社会和经济类指标。研究为促进云南省边境地区生态保护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依据。

短视频已成为旅游目的地营销的关键媒介，其内容质量是激发旅游者行为意愿的重要因素。研究基于刺激-机体-反应理论，将短视频营销内容划分为叙事化、场景化和情感化3种类型，以临场感与情境共情为中介变量，并引入关键意见领袖与个人逃离动机作为调节变量，构建“营销内容-临场感/情境共情-行为意愿”链式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对545份有效问卷进行综合探讨，结果显示：（1）3类营销内容均对行为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情感化营销效应最强，且情境共情的中介效应强于临场感，证实情感化营销与情境共情是旅游目的地短视频营销的核心要素；（2）关键意见领袖营销呈现“双刃剑”效应，既可增强场景体验，也可能削弱情感化营销效果，折射出商业化对情感真实性的侵蚀风险，高逃离动机用户更容易对场景化营销内容产生情绪卷入；（3）通过组态分析识别出情感联结导向型、视觉传达导向型和体验感知导向型3类高行为意愿路径，表明高意愿的形成依赖多因素协同联动。研究构建了短视频营销内容影响旅游者行为意愿的整合框架，丰富了新媒体环境下旅游行为研究的理论体系，为旅游目的地开展精准化短视频营销提供了实证依据与管理启示。

在民宿业由数量扩张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厘清主客互动对品牌信任的作用机制，是提升民宿品牌竞争力的重要议题。文章以花筑民宿为研究对象，基于品牌关系理论和情感团结理论，构建“主客互动-旅游体验质量-品牌信任”的研究模型，运用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探讨主客互动对品牌信任的影响以及旅游体验质量在此过程中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在旅游民宿场景中，主客互动的各维度（信息互动、商品/服务互动、人际互动）均正向影响旅游体验质量和品牌信任。（2）旅游体验质量在主客互动与品牌信任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3）3类互动维度中，人际互动经由旅游体验质量影响品牌信任的中介路径效应最强。文章聚焦旅游民宿中主客互动对品牌信任的微观作用机制，揭示了非标准住宿业态下品牌信任的生成逻辑，弥补了传统品牌信任理论在个性化服务场景中的适用性缺口，为新发展阶段背景下民宿品牌建设提供了互动导向的实践参考。

网红营销是潜水旅游市场拓展的重要推手。将客观情境与个体微观心理相结合，系统探究网红特质对消费者潜水旅游意向的影响效应与传导机制，可弥补传统研究重视产业视角轻视微观个体的不足，为潜水旅游目的地的精准营销与体验产品设计提供重要理论依据与实践启示。研究从“互联网+”经济形态中抽象出网红特质、虚拟社区感和感知挑战，以修正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为基础，构建潜水旅游者行为意向影响因素模型。结果表明：（1）网红特质对潜水旅游意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及虚拟社区感等在网红特质与潜水旅游意向之间发挥中介作用；（3）感知挑战在网红特质与主观规范、网红特质与行为态度的关系中均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研究既验证了网红特质对旅游意向的普遍正向影响这一共性，又拓展了传统计划行为理论在高风险体验型旅游及数字化营销背景下的研究边界，深化了新经济形态下互联网网红推动新型旅游业态消费升级的认识。

在智慧化转型与社交媒体驱动的背景下，博物馆游客已从被动参观者转变为价值共创者。然而，在博物馆这一非营利性公共文化空间中，游客的价值共创过程如何驱动其行为演化，其内在机制与边界条件尚不清晰。基于顾客主导逻辑，研究通过构建“价值共创→沉浸式体验价值→社交分享意愿”的作用机制模型，并引入社会支持作为情境性调节因素，基于广州市4家不同类型博物馆的386份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旨在揭示从“价值共创”到“社交分享”的转化路径。研究发现：（1）博物馆游客价值共创不仅直接提升了社交分享意愿，还通过沉浸式体验价值的中介作用间接提升了社交分享意愿；（2）社会支持强化了价值共创对沉浸式体验价值的促进作用。研究揭示了博物馆游客价值共创“行为-体验-意向”转化的内在机理与边界条件，为优化博物馆服务和体验、促进文化传播提供了管理启示。

尽管现有旅游地理研究进展中初步涉及了中国旅游地理教育的内容，但相关论述较为有限，尤其缺少对中国旅游地理师资力量、教育层次、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的经验研究。研究以开设旅游地理专业（方向）或课程的62所中国地理学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机构会员单位为研究对象，对其官方网站上的旅游地理师资、学生层次、专业设置、课程教学等信息进行内容分析后发现：（1）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各地各层次的旅游开发与规划需求给地理学学科提供了大量参与社会经济实践的机会，直接催生了旅游地理学这门应用地理分支学科。（2）国家级科研机构与综合性大学地理学系自觉开展旅游地理学术研究，并着力培养高层次人才。一方面为中国旅游地理教育输送了优质的师资力量，另一方面也带动了地方高校地理院系的学科转型。（3）旅游地理学在地理学学科参照体系下细分为通论旅游地理学、区域旅游地理学以及应用旅游地理学，教学内容在该课程体系下更加分层、细化与深入，进一步提升了旅游地理人才的培养质量。（4）旅游地理知识来源及结构性演变也反映出中国旅游地理教学内容既对接国际旅游地理的研究体系，也提炼总结中国旅游地理实践的最新理论成果。研究有助于国内外地理学界、旅游学界系统认识中国旅游地理教育的特色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