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域下，旅游社区治理现代化成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全面振兴发展的关键环节。乡村旅游社区治理不仅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重要内容，更是关乎乡村振兴目标达成的核心问题。在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旅游社区治理呈现出多元主体参与、多重价值功能兼具的特征，其演化特征显著，包括村民主体地位的凸显、乡村文化建设的繁荣、绿色治理理念的突出以及治理方式的智能化转变。然而，当前乡村旅游社区治理面临诸多挑战，如治理堕距的存在、理论困境的制约以及现实问题的困扰，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乡村旅游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文章深入探讨了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旅游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机理与路径探索，研究发现：（1）乡村旅游社区治理体系建构是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涵盖治理要素整合、结构搭建与制度完善；（2）构建治理共同体，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是乡村旅游社区治理的本质要求；（3）乡村旅游社区治理面临制度、文化、公平及环保等多方面问题，需采取有效措施应对；（4）乡村旅游社区治理的重点与任务应聚焦制度、科技、文化、人才4个方面，以提升治理效能与社区发展活力。研究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乡村振兴视域下旅游社区治理现代化相关问题的理论阐释，而且也能为相关管理者制定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提供决策参考，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推进以及乡村旅游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乡村旅游社区治理是扎实有序推进乡村旅游实现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文章借助知识图谱分析工具，探究乡村旅游社区治理的研究进展。研究发现：（1）乡村旅游社区治理研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历程可以划分为理论应用与本土萌芽、机制解构与实践探索、系统整合与范式跃迁3个阶段，研究内涵和外延日益丰富；（2）已有文献多以个案实证研究为主，重视探索社区治理理论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实践效用；（3）研究主题主要聚焦于居民感知行为对乡村旅游社区治理的影响反馈、多元主体参与的乡村旅游社区治理模式、文化与生态保护驱动的乡村旅游社区治理路径、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乡村旅游社区治理等4个方面，形成了“影响-模式-路径-目标”的实证研究体系。针对已有文献在研究对象区域偏倚、治理效能评估虚化、方法论革新与跨学科融合等方面的不足，文章建议（1）强化复杂性治理思维、突破区域偏倚与范式局限；（2）推动方法论融合创新、重视多源数据与数字伦理；（3）深化跨学科协同机制、构建动态性知识生产机制；（4）响应国家战略需求、完善中国乡村治理理论体系；（5）强化全球学术对话、拓展治理研究文明互鉴维度。
价值共创是促进政府、居民等内生主体与游客、企业等外来客体在乡村旅游社区治理中建立信任、反馈和合作机制的有效手段。文章以南京市江宁区黄龙岘村和龙乡·双范为案例，运用质性研究、内容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乡村旅游社区治理中“主-客”价值共创的过程和机制。结果发现：（1）传统价值共创理论的信息、平台、服务等创新理念通过主客互动进入乡村旅游社区治理中，并通过价值链形成和价值传递过程促进旅游乡村治理模式转型；（2）“主-客”价值共创过程存在社区居民、消费者及企业“共盼-共建-共享”的价值传递轴线，体现为不同价值主体的空间策略、共创需求和治理结果的互动，以及对乡村资源转型旅游利用的认同和实践；（3）“主-客”价值共创的机制在于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村旅游社区价值链的参与式传递和治理模式创新，以此促成乡村旅游空间的高质量发展。游客作为社区治理的新参与者，承继与发展了旅游社区的价值内涵。为此，乡村旅游应注重游客和社区居民的价值转化能力，注重数字化营销和平台建设，鼓励更多主体自发参与到治理中来。
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促进了社区与外界的交往、交流、交融。文章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四姑娘山镇为案例地，运用扎根理论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等方法，构建旅游促进民族“三交”（交往、交流、交融）的分析模型，以揭示影响民族交融感知的多种因素组态。分析发现，前因条件呈现出显著的复杂性和异质性：（1）低学历、年轻、高收入的女性对民族交融持积极态度；（2）高质量的旅游活动和效益显著提升居民的民族交融感知；（3）低教育水平的男性在实现较高收入并积极参与旅游活动时，对旅游效益感知较高，并与游客保持高质量互动，形成积极的民族交融感知。研究结果强调，旅游活动和旅游效益的积极产出是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基础，有助于构建一个基于文化共享、物质共享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动系统。研究为深化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与促进民族交融提供新的视角和实证支持。
乡村旅游开发是一个涉及多元利益主体的复杂系统工程，而社会组织在多方主体的演化博弈中可以发挥协调作用。通过构建政府、旅游企业和社区居民三方博弈模型，选择社会组织发挥协调作用的均衡点进行仿真分析后发现：（1）政府支持、旅游企业合作、社区居民参与的策略组合是乡村旅游开发的最优选择，但因利益诉求差异难以自发实现政府、旅游企业、社区居民三方的深度合作，必须依赖于社会组织在其中的协调作用；（2）社会组织的协调作用可通过反馈系数衡量，其效用受政策环境支持程度及自身协调服务针对性和有效性影响；（3）作为关键调节者和利益平衡者，社会组织可通过倡导与落实政策、促进信息交流与合作、引导企业合理分配利益及提升社区参与意识等方式发挥协调作用促进政府、旅游企业和社区居民之间达成共识与合作，规范各方行为，优化整体乡村旅游开发环境。
乡村旅游精英在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文章探讨乡村旅游精英公共服务动机对社区公民行为的影响，并分析责任知觉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以及组织支持在整个影响机制中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精英的公共服务动机对社区公民行为有正向影响。（2）乡村旅游精英的责任知觉在其公共服务动机与社区公民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具体表现为乡村旅游精英公共服务动机正向影响责任知觉，而责任知觉又正向影响社区公民行为。（3）组织支持调节公共服务动机与责任知觉之间的关系，以及通过责任知觉调节了公共服务动机与社区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当组织支持较高时，乡村旅游精英的公共服务动机对社区公民行为的影响减弱，同时，对责任知觉的正向作用更强。文章丰富了公共服务动机的解释，为管理乡村旅游精英提供了有益参考。
多主体协同参与社区治理是推动国家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但旅游社区中非旅游从业型居民的角色往往被忽视。文章以社区政府行政服务质量为切入点，基于信任转移理论，采用PLS-SEM方法对302份问卷数据进行分析，构建并验证“感知行政服务质量-政府行政服务信任-政府发展旅游信任-价值共创意愿”理论模型，探究非旅游从业型居民感知行政服务质量对政府行政服务信任及政府发展旅游信任的影响，以及两种政府信任对其旅游价值共创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1）感知行政服务质量正向影响非旅游从业型居民政府行政服务信任；（2）政府行政服务信任正向影响政府发展旅游信任，且旅游知识正向调节该影响关系；（3）政府行政服务信任仅正向直接影响面向社区的价值共创意愿；政府发展旅游信任分别正向直接影响面向社区的价值共创意愿和面向游客的价值共创意愿；两种政府信任在感知行政服务质量和两种价值共创意愿之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文章强调了对旅游社区不同类型居民的区分，并揭示了旅游社区非旅游从业型居民政府信任及价值共创意愿的形成路径，对旅游社区治理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乡村居民作为乡村旅游地治理的目标群体与重要参与者，获取其对政策的支持即实现政策认同对当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中国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黄姚古镇为例，结合社会交换理论，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探究乡村旅游地居民政策认同的生成机制。研究发现，乡村旅游地居民：（1）政策认同的生成受6个条件影响，其中政策阐释为外源性条件，过往经历、政策参与、旅游效益感知为内源性条件，政策稳定性、政策适配性为政策特征。政策认同的生成表现包括政策认知、政策情感和政策行为意向。（2）政策认同的生成需经过交换风险评估、交换行为尝试、交换秩序稳定3个阶段，是当地居民与政策执行机构历经利益碰撞与融合，最终实现交换关系重构的过程。（3）政策认同的生成机制呈现出“抵制-尝试合作-理性博弈”的跨阶段转变，且各阶段均遵循“政策认知-政策情感-政策行为意向-新政策认知”的认同逻辑。文章提出应反思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认同”治理政策的价值，并呼吁政策执行机构将工作重心由关注政策完成度转向解决旅游目的地实际困难。
女性是传承农耕文明、参与农业文化遗产地社区治理的主要力量，却也是话语体系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一方。文章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为例，通过田野调研、扎根理论方法，在认知-情感-意向框架下，探析农业文化遗产地女性如何在投身社会参与的过程中建构其地方认同。研究发现：（1）氛围场的生成是推动农业文化遗产地女性参与社会组织的直接因素。（2）通过对遗产价值的再理解和地方意义的再表达，遗产化成为推动农业文化遗产地女性地方认同生成的关键力量。（3）地方认同内化于女性的自我认同中，表现为对女性价值的再认识和性别意识的觉醒。（4）农业文化遗产地女性的地方认同行为反馈包括生态互动行为和遗产传承行为。地方认同通过社区参与成为遗产地妇女在社区治理中展现女性力量的情感驱动，而社区参与同时也深化了妇女们地方认同的建构过程。
面对旅游活动这一外部扰动，传统村落不断调整自身韧性能力，使其在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等方面达到新的动态平衡。文章基于适应性循环理论和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以晋江市梧林古村落为例，采用文献分析法、田野调查法和加权TOPSIS等方法，探讨旅游型传统村落社会-生态系统韧性水平与响应机制的周期差异。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传统村落社会-生态系统韧性水平整体呈阶梯上升趋势，但周期差异明显，这与自适应循环理论视角下韧性演化阶段曲线相符。（2）传统村落韧性各维度能力增长速度趋势差异明显，抵御能力增长速度是先慢后快，适应能力呈现匀速上升，转型能力则上升速度最快、幅度变化最大。（3）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传统村落韧性响应机制呈现“探索期-抵御能力”“起步期-适应能力”“发展期-转型能力”的周期分异特征。研究丰富了扰动-状态-响应理论解释框架模型，初步揭示了传统村落适应演化过程，为村落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对策参考。
人居环境治理作为民族村寨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单元，具有乡村治理的一般性以及民族村寨的独特性。文章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基诺山寨为案例地，尝试从共生理论视角出发，依托深度访谈获取的一手数据以及“线上+线下”途径获取的二手数据，使用扎根理论方法探讨民族旅游村寨人居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研究发现：（1）政府、企业、村民、游客构成了基诺山寨人居环境治理的共生单元，是实现村寨旅游产业与环境治理协同发展的主体力量。（2）制定规章制度、治理资金扶持和民族文化信仰是基诺山寨人居环境治理共生环境的重要构成，形塑着基诺山寨人居环境治理主体的认知方式、价值理念和行动逻辑。（3）村民环境需求、游客体验需要以及相关者环境利益构成了基诺山寨人居环境治理的共生界面，三者的动态变化促使基诺山寨人居环境治理机制不断进行调整。（4）基诺山寨作为政府、企业、村民、游客等多元主体的空间载体，相关主体受益是推动村寨人居环境多元共治机制形成的关键。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旅游型传统村落声景观作为感知空间环境和评估景观效益的重要维度，对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以皇都村为案例，运用语义细分、问卷调查和因子分析等方法，构建了旅游型传统村落声景观研究框架，深入解析旅游型传统村落声景观特征，旨在探讨其在提升旅游吸引力和推动村落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研究发现：皇都村声景观是独特的乡土文化，具有生活声塑造地方特色、生态声呈现疗愈功能、生产声蕴含联想意境、复合声传递和谐氛围并甄别空间环境等旅游吸引力功能特征。同时，村内存在生活声地方感同质化、生态声疗愈感衰微化、生产声联想感形式化、复合声空间与和谐感模糊的问题。为此，研究依据不同类型声景观的特点，提出借声、掩声、补声及综合利用等提升策略，以期实现对皇都村声景观的有效保护与优化，进而促进传统村落景观吸引力提升与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乡村民宿提质升级的关键路径，对民宿适应数字时代技术变革、提升民宿服务质量与效率、增强民宿市场竞争力具有深远意义。文章基于浙江省部分地区乡村民宿的案例调查，运用Gioia归纳式主题分析方法，分析乡村民宿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技术易用和数字技术有用等数字化转型推力，是民宿数字化转型的外部技术动力，技术易用促使民宿对技术有用的判断；而数字平台成本高和数字平台变现难等数字化转型阻力，则构成外部技术障碍，民宿在选择进行数字化转型时，是基于利弊权衡的理性考量。（2）除外部技术因素之外，民宿数字化转型还受游客需求响应和市场危机影响等民宿市场响应力的影响，这是其数字化转型的外部市场动力。（3）技术、市场等外部因素激励管理者提升数字化能力，如加强数字管理和推进数字营销等，成为民宿数字化转型的内部主体动力。（4）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数字人才需求和数字人才培训等人才支持力，以及期待数字化支持和给予数字化支持等政策支持力作为内外调节因素共同促进民宿数字化转型。研究结论增强了乡村民宿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理论解释，不仅丰富了乡村民宿的理论成果，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的应用场景，而且为推动乡村民宿的数字化转型指明实践方向，有助于实现数字乡村及乡村振兴目标。
传统村落作为乡村旅游中的独特形态，分析其舒适物集聚度与游客情感的关系，有助于提升旅游体验并为旅游发展决策提供支持。文章从游客感知视角，运用扎根理论的编码方法，对传统村落舒适物的类型进行构建，利用区位熵、情感值计算、Getis-Ord Gi*和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探讨传统村落舒适物集聚度对游客情感的影响。结果表明：（1）传统村落舒适物的类型由文化、生态、产业、人才、组织舒适物构成。（2）在积极情感热点区和消极情感冷点区中，生态舒适物集聚度高的传统村落数量最多；而在积极情感冷点区和消极情感热点区中，产业舒适物集聚度高的传统村落数量最多。（3）在文化、人才、组织舒适物集聚的县域中，积极情感主要分布在冷点区，消极情感主要分布在热点区，而在生态舒适物集聚的县域中，情感分布特征相反；在产业舒适物集聚的县域中，积极和消极情感均主要分布在热点区。（4）传统村落舒适物集聚度与游客积极和消极情感具有较强的关联性，文化和产业舒适物是影响游客积极和消极情感的主要因素。文章根据游客情感空间特征，从鼓励发展型、适度发展型、稳定发展型和不适发展型的角度提出发展建议，为传统村落的保护与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