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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旅游 >

2023 , Vol. 13 >Issue 1: 95 - 110

DOI: https://doi.org/10.12342/zgstly.20220084

休闲街区旅游

基于旅游生命周期理论的历史文化街区居民身份认同对旅游发展意向的影响研究

  • 方舒 ,
  • 冯娟 , * ,
  • 谢双玉
展开
  • 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中国旅游研究院武汉分院，武汉 430079
* 冯娟（1978-），女，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与区域发展。E-mail:

方舒（1997-），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旅游与区域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22-05-30

  修回日期: 2022-10-25

  网络出版日期: 2023-03-09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207117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9YJA840018)

收起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resident identity in historical streets on tourism development intention based on tourism area life cycle theory

  • Fang Shu ,
  • Feng Juan , * ,
  • Xie Shuangyu
Expand
  •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Wuhan Branch of China Tourism Academy, Wuhan 430079, China
* Feng Juan. E-mail:

Received date: 2022-05-30

  Revised date: 2022-10-25

  Online published: 2023-03-09

Fold

摘要

研究以旅游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以武汉市9个处于不同旅游生命周期的历史文化街区为研究区域，通过质性数据分析探讨了居民身份认同对其旅游发展意向的影响，并对处于不同旅游生命周期的街区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居民身份认同主要从情感因素、经济因素、社会环境因素、旅游发展要素、文化因素等方面对其旅游发展意向产生影响；依据身份认同强弱与旅游发展意向正负的交互组合，可将居民分为4种认同-意向类型：积极拥护者、传统坚守者、经济至上者和无为参与者；在不同旅游生命周期阶段的历史文化街区，居民身份认同对其旅游发展意向的影响各异：在参与和巩固阶段街区，传统坚守者突出；在发展阶段街区，积极拥护者占主导；在巩固阶段街区，积极拥护者和无为参与者兼而有之，且二者冲突尤为激烈。最后，针对不同旅游生命周期阶段居民的类型和特征，提出了促进居民参与街区旅游发展与保护的建议。

关键词： 历史文化街区; 居民; 身份认同; 旅游发展意向; 旅游生命周期理论; 武汉市

本文引用格式

方舒 , 冯娟 , 谢双玉 . 基于旅游生命周期理论的历史文化街区居民身份认同对旅游发展意向的影响研究[J]. 中国生态旅游, 2023 , 13(1) : 95 -110 . DOI: 10.12342/zgstly.20220084

Abstract

Based on tourism area life cycle theory, this study takes 9 historical streets in different tourism life cycles in Wuhan as the study areas, and explores the impact of residents’ identity in those areas on their tourism development intention through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nd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treets in different life cyc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sidents’ identity mainly influences their tourism development inten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emotional factors, economic factors, soci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tourism development factors and cultural factors. With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the identity strength (weak or strong) and the attitudinal intention (positive or negativ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resident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of identity-intention types: “active advocates”, “traditional adherents”, “economic elites” and “non-participant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reets with different stages of tourism area life cycle, the impact of residents’ identity on their tourism development intention is different. In the streets at participation and consolidation stage, “traditional adherents” are the majority; in the streets at development stage, “active advocates” are dominant; at the consolidation stage, there are both “active advocates” and “non-participants”,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m is particularly intensive.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esident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tourism area life cycle, some suggestions 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of community tourism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historical streets; residents; identity; tourism development intention; tourism area life cycle; Wuhan

1 引言

在当前文旅融合的发展背景下，城市街区的改造与升级是城市更新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其中，以丰富的文化遗存、丰厚的城市生活内涵以及传统的建筑风貌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街区更是重要对象。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地方文化和地域品牌的集中展现区，逐渐成为城市发展旅游的焦点，是新时期城市高品质发展和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在旅游业使历史文化街区重焕生机的同时，作为街区主体的居民亦是街区建设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身份认同作为社会学的重要概念，也是当前社会文化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身份认同理论强调，身份的获得产生于人际交往互动中的特定社会角色[1]，个体只能根据社会生活扮演中的角色要求来形成自我观念和自我言行，基于不同的社会角色而产生的身份认同影响着个体对群体意义的感受与表达[2]。身份认同不仅涉及个体对自我的认知，也包含对个体与群体关系的探究。身份认同中个体对自我的认知强调自我同一性，而个人在群体中的身份建构过程则强调群体同一性[3]，认为个体关于身份的理解是在社会互动中建构起来的[4]。社区居民作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部存在明确的符号边界，从而形成特殊的身份属性意识，即自我同一性与群体同一性的综合。社区居民身份认同是居民对自己所属社区的认可和作为社区成员身份的认同，是社区居民自身因为生活互动而产生的对社区空间、人际、文化、环境等的归属感，对社区有着情感上的依恋与物质上的依赖[5]。旅游介入下的社区居民身份认同变化及其对旅游支持度的影响在已有的社区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印证，汪德根等[6]、徐文燕和钟丽莉[7]研究得出，旅游地居民的身份认同会对其旅游发展态度产生影响，居民的身份认同度越高，其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越高；并且影响程度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存在差异。在生命周期阶段的中前期，居民的地方认同对旅游支持度的正向影响显著。此外，身份认同与旅游支持度的影响作用是相互的。武文杰等[8]对农业文化遗产社区居民的身份认同研究发现，社区居民身份认同会对其参与旅游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旅游参与行为也会对居民身份认同产生反馈作用。
早期国内学者多以单个历史街区作为案例地，聚焦历史建筑的开发与保护[9-10]。近来，随着历史街区旅游发展的深入，研究围绕旅游影响下的街区内部变迁、社群感知展开，具体包括街区的空间生产与重构、社会重构以及居民的认同感知与旅游感知等。在街区空间生产与营造上，麦咏欣等[11]以珠海北山社区为例探究文创型历史街区的多元主体对空间再生产的动力机制，温士贤等[12]研究发现文化作为重要能动力量可以参与历史街区多主体的空间生产，对城镇化过程中的街区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除了探析主体与文化在历史街区的生产发展中的作用外，资本也是重要的研究视角。孙菲[13]认为历史街区的空间重构是由资本主导的生产逻辑与情感整合的体验逻辑共同产生的，主体间的情感联结与互动也会对空间产生影响。在城市更新带来的街区社会建构上，吴淑凤[14]从迁入者视角探讨城市移民对街区社会及文化的影响，发现迁入者提升了传统街区空间的文化与社会价值。与此相对，从本土居民的感知视角下，旺姆和吴必虎[15]以拉萨八廓历史文化街区为案例地，研究发现居民对旅游不同方面的影响感知存在差异，进而导致其对发展旅游的态度不同。
综上，城市历史文化街区居民的身份认同是否影响其旅游发展意向，对于城市街区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从案例地来看，已有研究对旅游介入下历史文化街区的实证分析多就某一街区展开个案研究[11⇓⇓-14]，对同一个空间范围内多个历史文化街区进行横向对比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对处于不同旅游生命周期的街区对比研究非常缺乏。基于此，研究以旅游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以武汉市9个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历史文化街区为研究区域，通过质性数据分析，运用扎根理论构建了居民身份认同影响旅游发展意向的理论模型，探究居民身份认同对旅游发展意向的影响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居民身份认同对旅游发展意向的影响在不同旅游生命周期阶段街区所表现出的差异，以期为历史文化街区的旅游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武汉的城市街区历史悠久，自1861年汉口开埠以来，武汉市形成了多片具有特定历史文化积淀的地段。从2003年至2012年，先后确立了124处历史建筑和16条包括八七会址片、龟山北片和昙华林片等在内的历史文化风貌街区。武汉市关于城市街区的保护建设工作从未间断，1984年至2020年，武汉市编制了《武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武汉市主城历史文化与风貌街区体系规划》等多项发展规划。因此，研究的核心调研区域确定为八七会址片、龟山北片、昙华林片、汉正街片、江汉路及中山大道片、青岛路片、首义片、显正街片以及一元路片9个历史文化街区。从街区特色资源上看，9个案例地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保留了近代建筑及街区营造出的文化氛围，是近代以来武汉发展的缩影。各个街区旅游的发展历程与发展程度差异与相似并存，具有共性与差异探究的可操作性。此外，各个街区虽经历了拆迁、改造，但街区中仍有数量较多的未搬迁居民，为调研提供了研究对象。

2.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2.1 数据收集

研究数据的收集主要采取实地调研的形式，通过走访居民户以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获取一手资料。调研工作于2021年1月2—4日展开，共9个小组，每个小组4~5人，调研区域覆盖了八七会址片、龟山北片、昙华林片、汉正街片、江汉路及中山大道片、青岛路片、首义片、显正街片以及一元路片9个历史文化街区。访谈主要基于居民身份认同、对旅游发展意向的判断以及旅游发展影响因素分析等方面展开，并依据访谈信息的饱和度结束访谈。本次调研共计访谈居民116位，回收访谈数据116份。对回收的访谈数据按照所在街区与访谈对象进行编号，依次为H1-1~H9-116，H1~H9分别代表上述9个街区，H1-1表示来自八七会址片的受访者1号，H9~116表示来自一元路片的受访者116号。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见表1。
表1 受访者人口统计学基本特征

Tab.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viewees

属性 样本量（份） 占比（%） 属性 样本量（份） 占比（%）
年龄 20岁以下 2 1.70 职业 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公务员 12 10.35
21~30岁 18 15.50 公司/企业一般职员/职工 15 12.93
31~40岁 17 14.70 公司/企业领导/管理人员 5 4.31
41~50岁 17 14.70 科研人员/教师/医生等技术人员 4 3.45
51~60岁 20 17.20 技工/工人 2 1.72
61及以上 42 36.20 军人 1 0.86
性别 男 57 49.14 个体劳动者/自由职业者 18 15.52
女 59 50.86 商贸人员 12 10.35
受教育
程度		 小学及以下 10 8.62 退休人员 35 30.17
初中 18 15.52 学生 7 6.03
中专及高中 39 33.62 无业人员 0 0.00
大专及本科 45 38.79 其他 5 4.31
硕士及以上 4 3.45 居住时长 5年以下 23 19.83
是否为本地居民 是 62 53.45 5~10年 12 10.34
否 54 46.55 11~20年 14 12.07
20年以上 67 57.76

2.2.2 研究方法

研究主要采用扎根理论对访谈文本材料进行编码分析，提炼、抽象出反映社会现象的概念，并从这些概念之间发现逻辑，从而衍生出相关理论。扎根理论是质性研究的分析方法之一，其分析过程主要分为3个步骤：第一，对收集到的原始材料进行初步概念化；第二，在初步概念化的基础上再次进行概念化，并进一步抽象概念[16]；第三，在概念化的基础之上分析、归纳、提炼，梳理出主范畴，并从中演绎出核心范畴。利用NVivo 11.0软件对访谈文本材料进行编码分析，遵循扎根理论的主要分析过程，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以及选择式编码来探究居民的身份认同对其旅游发展意向的影响机制。

3 历史文化街区居民身份认同对其旅游发展意向的影响分析

3.1 居民身份认同及其旅游发展意向的调查分析

居民身份认同是居民对个体及其所在集体的归属感知，不仅包括对自身身份的认知，也包含对集体的空间、人际交往、社会、文化等的认知，是居民对集体情感依恋和地方依赖的综合。研究对居民身份认同的调研包括个人对集体的情感依恋、经济依赖、居住意愿、搬迁意愿、人际关系、文化认同、社区保护等维度，将其细化为19项指标，将感知均值大于且等于4分的居民界定为高身份认同度居民，感知均值小于且等于3分的居民界定为低身份认同度居民。调查结果显示，高身份认同度的居民占比68%，低身份认同度的居民占比24%。已有研究表明态度对行为具有导向作用，学者们多倾向于用态度去预测个体行为，所进行的研究大多从居民感知与态度的角度切入，探究居民对旅游业影响的感知是否会作用于居民的旅游支持态度[17⇓-19]，继而影响其对旅游发展的意向，最终对居民的实际旅游支持行为具有导向作用。因此，研究将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态度作为判断其旅游发展意向的重要标准，主要包括居民对旅游的支持度、对游客的欢迎程度以及对旅游的参与意愿，通过分析访谈内容中程度副词与语气词的使用以及整体的情感倾向，对居民的旅游发展意向进行判断。总体上，居民的旅游发展意向呈现出积极与消极两种状态，其中，持积极意向的居民占比84%，持消极意向的居民占比16%。

3.2 居民身份认同影响其旅游发展意向的编码过程

为探究居民身份认同对其旅游发展意向的影响路径，依据居民旅游发展意向的程度对其进行分类，利用Nvivo 11.0软件，采用“不断比较的方法”对访谈文本资料进行分析，梳理其类别属性，寻找相应的编码要素，完成扎根理论中的3次编码：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20]。

3.2.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一个对原始文本材料贴标签，对类似标签进行概念化合并，并在概念的基础之上发现范畴的过程[21]。在研究过程中，要以一种开放的视角处理数据，尽可能地贴近原始访谈材料进行编码，最大程度地保持编码的真实性与事实性。经过详细阅读、对比，逐词、逐句、逐段对访谈内容进行编码，得到初步的开放式编码。在此基础上，对含义和内容相近的要素综合分析形成34个开放式范畴（表2）。
表2 开放式编码范畴化

Tab. 2 Categorization of open coding

范畴 概念
地方依恋 对武汉感情深厚、喜欢武汉、不愿意搬离街区、武汉是无法割舍的一部分、会继续生活在这个街区、会继续生活在武汉
地方“失恋” 更喜欢老家、不会在武汉定居、在武汉多年缺乏归属感、异地归家心切、亲人在家乡、外地人
故乡印迹 土生土长的武汉人、从小在这长大、老武汉、第二故乡
异地情感依恋强化 外出工作的时候特别想念武汉
异地身份强化 在外地的时候武汉人身份更凸显
英雄武汉认知 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疫后情感升华 （新冠肺炎）疫情后更加喜欢武汉、对武汉的感情更加深刻、街区居民间相处更加融洽
疫后武汉重生 （新冠肺炎）疫情后武汉重新焕发了生机
居民自豪感强化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对武汉居民身份自豪感更强、（新冠肺炎）疫情后对生活在武汉很自豪、“抗疫”胜利很骄傲
经济获益 居民收入增加、居民消费水平提高、旅游带动社区经济发展
经济失益 居民收入没有增加、居民消费水平没有提高
生计选择 武汉是谋求生计的地方、在这个街区居住主要是为了工作
选择冲突 居民对商业街发展旅游存在认知冲突
生计期望 期待竞争压力小一些、旅游多带动就业机会增加
居住环境改善 建筑修复、街区面貌改善、卫生状况改善、住宅区内部陈旧、房屋居住条件恶劣
基础服务设施待完善 公共厕所匮乏、街面交通待改善、停车场不足
环境污染 垃圾污染源增多
生活水平提高 家庭（个人）生活水平提高
生活成本增加 物价上涨、房价上涨
街区拆迁 拆迁是街区的最大变化、很多建筑被拆掉
居民搬迁 原住民搬迁
经营受限 店铺经营受限制
街区失序 游客入侵住宅区内部、游客车辆占据居民停车位、交通经常拥堵、车辆停放多且混乱
街区失范 出现偷窃行为
历史建筑修复 街区建筑得到修复、建筑修复需保留特色
旅游资源开发成效显现 历史建筑吸引力增强、知名度增大
旅游专项设施渐完善 景区设备智能化、标识牌增多、导览设施增多
旅游供给增多 街区的住宿酒店增多
游客增多 人流量增加、车流量增大
商业氛围增强 旅游开发后商业气息浓厚
文化交流与发展 越来越多的游客了解当地文化、旅游可以发展当地文化
文化真实性遗存 旅游发展应做到文化真实
历史底蕴削弱 商业氛围浓厚使文化氛围降低、大量建筑被拆迁
文化传承受阻 老建筑拆迁让街区特色文化消失

3.2.2 主轴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则在于发现范畴之间的潜在逻辑联系，对概念或范畴进行连接和归类，建立联系。又进一步根据这些开放式符码之间的概念性联系，将其划归到不同的维度之下，形成12个亚类属[22]，分别为情感依恋、疫后增情、利益驱动、生计选择、环境变迁、生活体验、街区规范、社会失范、旅游吸引物打造、旅游服务改善、需求市场扩大、文化传承与发展。进一步分析这12个亚类属，不难发现，各类属之间还有不同程度的类同关系或结构关联，因此对其进行再次归纳合并。这12个亚类属被进一步合并为5个主类属，即情感因素、经济因素、社会环境因素、旅游发展要素、文化因素（表3）。
表3 主轴式编码与选择式编码范畴化

Tab. 3 Categorization of spindle coding and selective coding

选择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积极） 开放式编码（消极）
主类属（主范畴） 亚类属（亚范畴）
旅游发展意向影响因素 情感因素 情感依恋 地方依恋 地方“失恋”
故乡印迹 -
异地情感依恋强化 -
异地身份强化 -
疫后增情 英雄武汉认知 -
疫后情感升华 -
疫后武汉重生 -
居民自豪感强化 -
经济因素 利益驱动 经济获益 经济失益
生计选择 生计自谋 选择冲突
生计期望 -
社会环境因素 环境变迁 居住环境改善 基础服务设施待完善
居民搬迁 街区拆迁
- 环境污染
生活体验 生活水平提高 生活成本增加
街区规范 - 经营受限
社会失范 - 街区失序
- 街区失范
旅游发展要素 旅游吸引物打造 历史建筑修复 商业氛围增强
旅游资源开发成效显现 -
旅游服务改善 旅游专项设施渐完善 -
旅游供给增多 -
需求市场扩大 游客增多 -
文化因素 文化传承与发展 文化交流与发展 历史底蕴削弱
文化真实性遗存 文化传承受阻

3.2.3 选择式编码

选择性编码在主轴式编码的基础上进行精炼和整合，从较多的主轴范畴中确定出“核心范畴”。通过分析核心范畴与主范畴之间的关系，形成研究框架。最终5个主轴范畴经过选择式编码得到1个核心属类，即旅游发展意向影响因素。同时，抽取另外的将近1/3的访谈资料进行检验，未发现新的重要范畴和关系，且核心范畴反复出现，因此，认为达到理论饱和（表3）。

3.3 居民身份认同影响其旅游发展意向的模型构建

经过上述编码过程，共甄别出情感因素、经济因素、社会环境因素、旅游发展要素、文化因素5个主范畴，居民身份认同主要从以上5个方面正向或负向作用于旅游发展意向。研究发现，身份认同感强弱不同的居民对其旅游发展意向影响路径有所差异（图1）。强身份认同感居民在情感上对街区有强烈的依赖感和归属感；经济上认同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在社会环境方面认同街区发展带来环境设施的改善、生活条件的提高；对街区内的旅游资源认可度高；立足于街区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同时，在街区建设中自身参与感增强。例如，部分居民生长于街区，将街区视为家的承载体，对街区具有高度的认同情怀，对其具有强烈的归属感。“街区的环境相比以前得到了很大改善，特别是卫生条件这一块，街道建设得更整洁了（H1-3）”“街区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H6-69）”，旅游发展对居住环境的改善作用明显，尤其体现在街区的卫生状况好转，公共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历史文物建筑的保护到位，促使街区居民发展旅游的呼声更高，旅游发展意向强烈。即强身份认同感居民在对武汉的情感依恋、经济获益、生计自谋与期望、居民环境改善、生活条件的提高、旅游发展要素的健全以及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影响下产生积极的旅游发展意向。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居民具有较强的身份认同感，但对旅游发展持消极意向。与前者相较，此类居民是街区旅游发展中的弱势及旁观者群体，经济获益不显著，并且不认可旅游产生的社会环境效益。代表性群体如经营传统商铺的街区居民，对街区具有情感价值的依恋和经济价值的依赖，却因街区步入旅游路径而自身尚未做好身份转换导致获益不佳，因而对旅游发展产生抵制情绪。此类居民在生计选择冲突、社会环境负向变迁等因素的影响下，会产生消极的旅游发展意向。相较强身份认同感居民，弱身份认同感居民如部分街区非本土居民，在街区中以谋生为主要目的，对自身存在于街区的价值认同度关注较少，更加注重生计维持状况。当在街区旅游中获益较高时，其对旅游业支持度较高。弱身份认同感居民在利益驱动、生计选择、社会环境因素正向变迁等因素的影响下，产生积极的旅游发展意向。反之，这类居民在情感依恋弱化、经济失益、生计方式受阻等因素的影响下，对旅游发展积极性较低，产生消极的旅游发展意向。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历史文化街区，居民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进而导致旅游发展意向存在差异。
图1 居民身份认同影响旅游发展意向模型

Fig. 1 The model of impact of residents’ identity on tourism development intention

根据居民的身份认同程度与其旅游发展意向作为分类变量进行交互组合，可将居民分为4种认同-意向类型。
（1）积极拥护者：此类型居民具有强身份认同感和积极旅游发展意向，多为直接或间接获得了旅游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并且对街区因旅游发展带来的环境设施改善和生活水平提高的正向感知强烈，对街区内的旅游资源评价较高，肯定了旅游的专业化发展，因而具有较强的旅游支持意向。此类人群在受访对象中占比61%。
（2）经济至上者：此类型居民具有弱身份认同和积极旅游发展意向，该类居民对街区本身的依恋感与认可度较低，但因获得旅游带来的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街区的旅游发展持积极态度。此类人群在受访对象中占比9%。
（3）传统坚守者：此类型居民具有强身份认同和消极旅游发展意向，多为原住居民，对街区有着较高的归属依恋，但在旅游发展中获益不显著或者发生受益冲突，并且对社会环境的负向感知显著，不认可旅游对当前生活环境与居住现状的积极改善作用，对旅游引发的历史价值流失和街区失范现象关注度较高，因而对街区发展旅游持消极意向。此类人群在受访对象中占比16%。
（4）无为参与者：此类型居民具有弱身份认同和消极旅游发展意向，这类居民对街区归属感较低，在旅游发展中的“失益”使他们成为参与旅游的边缘人。此类人群在受访对象中占比6%。

4 不同旅游生命周期历史文化街区居民认同-意向类型的比较分析

4.1 武汉市历史文化街区旅游生命周期阶段的判定

依据陆林[23]、汪德根等[6]提出的旅游地生命周期划分指标，结合研究区的实际情况和可获得的资料，选取旅游接待人次、旅游资源、接待设施、发展模式4个指标，明确可操作的标准作为判断历史文化街区生命周期阶段的依据（表4）。4个指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实地调研、访谈以及统计数据。判定街区的生命周期阶段时，以多数指标所处的阶段为准，当每项指标分别处于不同阶段时，取等级较低的生命周期阶段[24]。
表4 历史文化街区旅游发展生命周期阶段的判断依据

Tab. 4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the life cycle stages of historical streets

生命周期 旅游接待人次 旅游资源 接待设施 发展模式
探索阶段 旅游人次少 居民的原始生活街区 基本没有 无
参与阶段 旅游人次开始增多，
但增速缓慢		 少量街区资源成为旅游吸
引物		 基本的餐饮服务设施 政府主导+个体经营
发展阶段 旅游人次持续增多，
增速较快		 旅游吸引物数量增多，开发利用程度加深 设施逐渐完善，餐饮、住宿、购物、交通等设施齐全 政府主导+企业经营+个体经营
巩固阶段 旅游人次增长缓慢或保持稳定 形成特色风格，旅游吸引物呈现规模化发展 设施完备，呈现旅游产业化发展 政府主导+企业经营+个体经营
停滞阶段 旅游人次达到顶峰，没有增长 风格不变，吸引力逐渐
降低		 设施完善 政府主导+个体经营
衰落阶段或
复苏阶段		 旅游人次达到顶峰后逐渐减少 旅游吸引物陈旧，没有新的吸引力增长点/培育新的旅游吸引物 设施变得陈旧，甚至
倒闭		 政府主导
根据前文历史文化街区生命周期的判定依据（表4），整理调研访谈、实地观察材料以及地图统计数据，判定各街区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表5）。判定显正街片、汉正街片处于参与阶段。以服装批发为主的商贸文化为两个街区的发展提供了资源基础和客源基础，街区以大型服装批发商场和个体店铺为主体，客流以商贸为主，旅游人次数较为稳定。街片接待设施较为完善，但旅游功能不突出；显正街片拥有多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毗邻国家4A级旅游景区归元禅寺，食宿接待设施较为完善。
表5 历史文化街区生命周期阶段的判定结果

Tab. 5 Assessment result of life cycle stage of historical streets

判定
结果		 街区名称 判定依据
旅游接待人次 旅游资源 接待设施 发展模式
参与
阶段		 汉正街片 客流以商贸为主，旅游人次较稳定 以服装商贸批发店铺为主，数个大型服装批发广场分布，汉口慈善会旧址等 餐馆约300家，住宿酒店约26家 政府主导+个体经营
显正街片 旅游人次呈现增长，增速缓慢 汉阳公园、汉阳莲花湖公园、汉阳树、归元禅寺、铁佛寺、武汉白求恩纪念馆、凤凰山摩崖、天主堂、圣母堂广场、共勉街牌坊等 餐饮约300家，住宿酒店约35家
发展
阶段		 龟山北片 旅游人次呈持续增多，增速较快 龟山公园（凤凰山摩崖、祢衡墓）、汉阳造文化创意产业园、汉阳造1889国际文创产业园、汉江江滩国棉一厂闸口、汉阳铁厂矿砂码头旧址、知音岛、古琴台、晴川阁等 餐饮约100家，住宿酒店约20家 政府主导+企业经营+个体经营
青岛路片 旅游人次呈持续增多，增速较快 汉口汇丰银行大楼旧址、汉口近代建筑群、汉口花旗银行大楼旧址、英文楚报馆旧址、咸安坊、汉口景明大楼、圣教书局、平和坊历史文化街区、叶蓬公馆旧址、武汉旅游观光巴士等 餐饮约50家，住宿酒店约8家
一元路片 旅游人次增多，增速较快 胜利街257号旧址、市政府礼堂旧址、德明饭店旧址、汉口平汉铁路局旧址、汉口国民政府外交部旧址、汉口英商和利冰厂旧址、中山大道889号旧址、汉口美最时洋行大楼、立兴洋行汉口分行旧址、东方汇银行汉口分行旧址、武汉警察博物馆、沿江大道173号~179号、涂堃山公馆旧址、德明饭店旧址等 餐饮约220家，住宿酒店约23家
巩固
阶段		 江汉路及中山大道片 旅游人次增长不明显，呈平稳状态 江汉路步行商业街、中国实业银行大楼旧址、台湾银行汉口分行旧址、江汉朝宗文化旅游区、日信洋行、汉口日清洋行大楼、江汉关大楼、江汉关博物馆等文保单位及优秀历史建筑32处 餐饮约477家，住宿酒店约244家 政府主导+企业经营+个体经营
八七
会址片		 旅游人次稳步增长 车站路25号旧址、天主堂、赞育汽水厂旧址、洞庭街91号~97号、岳飞街1号、白日游自由艺术馆、望德堂、中共中央机关旧址、怡和洋行住宅、珞珈碑路高级住宅区旧址、珞珈山街住宅区、黎黄陂路、法国领事馆旧址、中共中央长江局旧址、八七会议会址、巴公房子旧址、李凡洛夫公馆、汉口俄租界巡捕房旧址、黎黄陂路街头博物馆、宋庆龄汉口旧居纪念馆、华俄道银行旧址、汉口美国领事馆旧址、湖北共进会旧址、汉口英商电灯公司旧址、湖北省电力博物馆、詹天佑故居博物馆等 餐饮约165家，住宿酒店约54家
昙华林片 旅游人次稳步增长 昙华林人文小镇、仁济医院旧址昙华林历史文化陈列馆、昙华林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馆、考古匠文遗产业园、花园山牧师楼、武汉香黛宫国风艺术馆、翁守谦故居、刘公馆、武汉市基督教崇真堂、石瑛旧居等优秀历史建筑、泛悦商业广场 餐饮约100家，住宿酒店约26家
首义片 旅游人次呈平稳状态 首义公园（蛇山武昌起义军炮台、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纪念碑、总理孙中山先生纪念碑）、首义枪声、抱冰堂、烈士祠、辛亥革命博物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首义广场、李书城旧居、高亚鹏旧宅、徐旨乾旧宅、黄鹤楼公园（黄鹤楼景区）、紫阳公园、汉剧博物馆等 餐饮约450家，住宿酒店约250家
判定青岛路片、一元路片、龟山北片处于发展阶段。发展阶段的街区旅游资源禀赋较高，接待设施较为完善。青岛路片以近代历史建筑和近现代居住风貌区为主，现存有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案例街区中面积最小的。一元路片以近代历史建筑为特色，包含多处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及优秀建筑，街区内接待设施丰富完善。龟山北片以工业遗产为主题，涵盖了近代工业遗址与现代文创产业，文化体验价值高。街区餐饮设施完善度有待提高。发展阶段的街区已有旅游积累，政府主导街区规划，企业与居民参与旅游的程度较高。
判定江汉路及中山大道片、八七会址片、首义片、昙华林片处于巩固阶段。巩固阶段的历史文化街区资源条件好，开发较早，各主体的参与程度深，并且配套了等级较高的商业设施，客源市场稳定。江汉路及中山大道片以江汉路步行街为主体，平均日客流量以万人次为单位，片内服务设施完善。八七会址片坐落有八七会议会址、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汉口美国领事馆旧址等省级以及多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黎黄陂路、珞珈山街已成为热门的拍照打卡地，是武汉十分具有代表性的旅游街区。首义片区主体由首义公园、黄鹤楼公园、阅马场广场、首义广场、紫阳公园五部分构成，以辛亥革命文化和黄鹤楼文化为主要组成部分，资源等级较高，且开发较为成熟。片区内设施完善，客流量稳定。

4.2 不同阶段历史文化街区的居民认同-意向类型

4.2.1 参与阶段与巩固阶段：强认同-消极意向的传统坚守者突出

在当地社区，居民对街区具有强烈的认同感，但是对发展旅游不愿作为。这一部分的居民多数来自街区发展阶段的前段和中后段，即参与阶段、巩固阶段。旅游目的地的发展阶段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旅游发展的程度及受旅游影响的深度与广度[25]。基于此，居民在不同发展阶段表现出的行为特征（图2），其背后机制也存在着相同与不同之处。
图2 居民身份认同与旅游发展意向矩阵

Fig. 2 Resident identity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intention matrix

处于参与阶段的汉正街片，本身是武汉传统的商贸街区。街区以居住功能和商业功能为主，主要是为满足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消费需求而产生的住宅与商业混合的空间区域。在此背景下，旅游业的贸然进入打破了当地居民的惯常生活与生存空间。从传统的服装批发店主到旅游经营者，经营内容实质性改变的难度较大，并且身份之间的悬殊跨度使居民无所适从，“我们是搞批发的，你让我们怎么来发展什么旅游”（H4-58）。街区的拆迁改造是引发居民消极意向的重要诱因，因改造带来的经营困难激发了一部分私人商铺对旅游的矛盾心理。因此，在旅游业融入街区的起步阶段，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持消极情绪，旅游发展的意向偏低。
处于巩固阶段的历史文化街区，是旅游发展的关键节点，为增加旅游吸引力，对街区资源的开发程度逐渐加深。一方面，游客逐渐增多使当地居民感到“恐慌”，生活空间被“入侵”，生活节奏受到影响，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了自己的生活领域，对自己的“家”空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八七会址片的居民表示：“本来这边道路就比较窄，沿路停放的车太多了，没有规划，没有次序，这个方面要加强管理。毕竟是旅游的地方，作为旅游地，就应该尽量把道路清理得更加通畅，不然你看八七会址，只要有人来参观，这个马路就堵了。所以这个交通秩序要重新规划一下”（H1-1）。游客越过街区与住宅的防线，进入小区内部游览，也造成“感觉自己的生活空间就被打扰了”的困扰。另一方面，部分居民由于旅游开发对当地传统街区文化保护的忽视而对旅游开发持中立或者反对的态度，但支持利于文化保护与发展的行为。张洁和杨桂华[26]研究发现，社区居民对旅游负面影响的认知主要集中在旅游开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对当地传统文化的改变上。部分居民出于对街区文化强烈的责任与认同而担心外来文化引发的文化侵蚀，为防止街区文化被浓厚的商业化氛围取代，这部分居民呼吁在保护街区的基础之上发展旅游，致力于将街区建设与旅游发展控制在合理的平衡点上。昙华林片的居民表示：“我从小到大生活在这个街区，我认为以前街区历史气息浓厚，但是自从开发旅游后商业气息浓厚，历史气息就没有那么浓厚了。但是这个街区又是以发展优秀历史为主的，其实这个就是矛盾的，不保护文化，怎么来发展旅游呢?旅游发展的前提应该是文化要搞好”（H3-36）。基于此，面对当前街区发展中出现的外来商业文化侵入、商业氛围浓厚、街区拥挤等现象，出现了强身份认同但消极的旅游发展意向。

4.2.2 发展阶段：强认同-积极意向的积极拥护者为主

部分居民对所在街区与自身的街区价值有着强烈的自豪感，并愿意付出较高的经营成本来推动旅游业的发展，成为当地旅游发展中的奠基石。这部分居民在发展阶段的历史街区表现更加突出。在访谈中，提及对街区的情感依恋与生活依赖等问题，受访者的回答中多次出现“喜欢”“热爱”“想在这继续生活”“最适合”等词，并有多位受访者表示经历疫情后对武汉的情感得到升华。在对街区发展旅游的资源优势的论述中，居民表现出较高的身份认同度，甚至在表达中不自觉出现比较心理，将武汉文化与其他城市的文化进行对比，得出“武汉并不比其他城市差”的认同表述。在对街区文化的开发价值论述中，“特色”“非常好”“保护”等词频频出现。在发展阶段三街区的调研中，受访者多为土生土长的老武汉居民，他们对武汉的认同度较高，深刻认识到街区文化的独特性与同一性，认为其不仅是街区独有的历史沉淀，更是武汉发展的重要见证，因而将街区文化融入旅游发展是重塑街区活力，彰显城市魅力的重要途径。因此，部分居民对旅游持积极态度，对街区尚存的旅游问题会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在经济与社会环境方面，居民表示旅游能带来街区经济的发展，何乐而不为?改善生活条件是其支持旅游发展的一大动机。由此可以判断，居民对街区资源的认同感知度较高，加之经济利益的驱动对街区开发旅游持积极意向。

4.2.3 巩固阶段：弱认同-积极意向的经济至上者与弱认同-消极意向的无为参与者的碰撞

街区居民对生活街区本身的依恋感较低，却对旅游发展抱有积极主动的态度。这一部分的居民主要表现为旅游从业人员或者自身生活与旅游发展关系较为紧密的相关者，他们多从外地来此经营生意，游客增多使他们从旅游发展中受益，因此支持街区开发旅游。此类居民对旅游带来的利益感知较为敏感，尤其在旅游发展较为成熟的巩固阶段，此类居民颇多。部分经营者在肯定政府推动旅游发展的同时，也呼吁政府重视街面商铺的利益。尤其在经历疫情之后，不少铺面经历了一次大洗牌，原来的商铺倒闭，新来的商铺接手。调研期间，仍有较多的店铺处于停业状态。尽管多数商家表示目前的经营状况很困难，但仍然保持着对“旅游复苏”的信心，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店铺仍在经营。
同一阶段，也有部分居民对街区旅游开发政策与现状不了解，甚至不满意，包括对街区建筑、街区道路规划的不理解，主要体现在非旅游核心区的街区商铺经营者上，他们多为本街区非原住居民，这部分居民觉得自己“不属于”武汉，对常驻街区的归属感低，在提及对街区及武汉的认同时，表示关注较少。他们选择在此开店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家庭收入，却因在获益中处于劣势地位，致使其对发展旅游的认可度与支持度降低。在旅游发展的进程中，这部分居民对参与旅游的反应机制较为缓慢，参与时间靠后，在发展的成熟阶段处境更加艰难。据八七会址片居民表示：“旅游把这条街完全变成‘死街’了。你看，那边街热闹得不得了，这条街完全就没有人了。以前这条街人还是挺多的，旅游搞起来反而让条街人少了。总体来讲，旅游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收益，也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便利”（H1-2）。
在巩固阶段，经济至上者与无为参与者之间的碰撞尤为激烈。弱地方认同感的街区居民往往没有将街区的建设作为居民身份的延伸，对在此环境中的获益更为关注。当街区的建设发展对其获益产生不利或没有影响时，消极的旅游发展情绪产生。特别在与利益更高者的对比中，其消极旅游发展意向更甚。而在街区发展中占据优势地位的经济至上者，对于旅游的正面感知更强，因而对发展旅游更加积极。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研究以旅游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以武汉市9个处于不同旅游生命周期的历史文化街区为研究区域，通过质性数据分析探讨了居民身份认同对其旅游发展意向的影响，并对处于不同旅游生命周期的街区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居民身份认同主要从情感因素、经济因素、社会环境因素、旅游发展要素、文化因素等方面对其旅游发展意向产生影响；依据身份认同强弱与旅游发展意向正负的交互组合，可将居民分为4种认同-意向类型：积极拥护者、传统坚守者、经济至上者和无为参与者。在不同旅游生命周期阶段的历史文化街区，居民身份认同对其旅游发展意向的影响各异：在参与和巩固阶段街区，传统坚守者突出；在发展阶段街区，积极拥护者占主导；在巩固阶段街区，积极拥护者和无为参与者兼而有之，且二者冲突尤为激烈。
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发展离不开当地居民的参与，针对4类居民，不同旅游生命周期街区应采取不同的措施加以引导，提高其参与街区建设的积极性。发展阶段的街区（龟山北片、青岛路片、一元路片），以强认同-积极意向的积极拥护者为主，要充分发挥其对当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示范作用。针对强认同-消极意向的传统坚守者，参与阶段（显正街片、汉正街片）与巩固阶段（江汉路及中山大道片、八七会址片、昙华林片、首义片）的街区采取的措施应有所区分。参与阶段的街区应对居民加强培训，增加其对旅游的相关认知，培养居民形成正确的街区保护与建设理念，帮助其适应参与旅游的角色转变，积极应对旅游发展。巩固阶段的街区应注重文化保护，改进自身建设与管理工作，发挥居民的监督作用，使其参与到街区保护工作中，同时应转变发展理念，强化旅游示范效应，扩大旅游对街区的积极影响。此外，针对弱认同-积极意向的经济至上者，应使其认识到文化保护对街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针对弱认同-消极意向的无为参与者，应加强对这部分居民的培训与帮扶，改善其目前的经营困境，共享旅游发展效益，同时，要优化街区商业布局的空间结构，注重街区内的游览线路设计。

5.2 讨论

历史文化街区是城市迭代更新的重要遗产资源，街区居民作为城市发展的经历者与见证者，其身份认同对街区建设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首先，街区居民应明确自身角色与定位，加深对街区文化的了解，客观认知旅游在街区保护与发展中的作用，助力实现街区的旅游可持续发展。同时，应正视当前社区旅游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积极组织各方力量共商对策，引导居民良性竞合，规范经营，提高对街区文化传承与保护的重视程度，使旅游成为社区居民重拾城市记忆的可行途径。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武汉旅游业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在疫情常态化防控形势下，如何激发旅游活力，增强其韧性，促进武汉旅游业的恢复与发展是值得关注的话题。历史文化街区是武汉珍贵且独特的旅游资源，对其发展现状与发展方向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居民是街区发展的核心群体，研究中主要对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历史文化街区的居民表现进行了横向比较，随着街区旅游发展，作为街区主体的城市居民身份认同是否会发生改变及变化机制如何，这是下一步研究以及实践工作值得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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