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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旅游 >

2023 , Vol. 13 >Issue 6: 1077 - 1095

DOI: https://doi.org/10.12342/zgstly.20230136

专栏：生态旅游

2000—2020年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分布格局演变

  • 王甫园 , 1, 2, * ,
  • 张之羽 1, 2, 3
展开
  • 1.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 2.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 3.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049
* 王甫园（1988-），男，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旅游生态学。E-mail:

王甫园（1988-），男，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旅游生态学。E-mail:

收稿日期: 2023-08-29

  修回日期: 2023-12-15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2-06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237125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41901181)

收起

Evolution of ecological recreation space distribution pattern in Beijing from 2000 to 2020

  • Wang Fuyuan , 1, 2 ,
  • Zhang Zhiyu 1, 2, 3
Expand
  •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 2.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 3.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 Wang Fuyuan. E-mail:

Received date: 2023-08-29

  Revised date: 2023-12-15

  Online published: 2024-02-06

Fold

摘要

生态游憩空间是城市居民福祉的重要保障。在大都市区宜居化、生态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居民游憩活动区域化的背景下，研究大都市区生态游憩空间统筹布局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探讨了2000—2020年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的分布特征、时空演化和关联因素，得到以下结论：（1）2000—2020年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时空演化模式经历“中心城区集聚-山区集聚-环中心城区扩展”3个阶段，整体格局从“单核集聚”逐渐向“单核多中心”“域面连绵”演化，形成了中心城区和平原区新城新区集聚、山区低密度的生态游憩空间分布态势；（2）生态游憩空间的分布重心变化沿东北-东南走向移动，分布格局演化经历了先扩散后集中的过程，东西走向生态游憩空间数量增长的极化效应更突出，而南北走向生态游憩空间数量增长的分布相对均衡且具有多中心特征；（3）生态游憩空间的分布与高程、水系、交通、生态空间有依存关系，而人口需求和规划政策驱动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数量增长和扩展。本研究启示大都市区从区域整体性视角进一步统筹生态游憩空间建设和布局，优化城市生态游憩空间分布，推进城市国土空间结构优化和居民福祉提升。

关键词： 生态游憩空间; 时空演化; 影响因素; 城市旅游; 北京市

本文引用格式

王甫园 , 张之羽 . 2000—2020年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分布格局演变[J]. 中国生态旅游, 2023 , 13(6) : 1077 -1095 . DOI: 10.12342/zgstly.20230136

Abstract

Ecological recreation space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ensuring the well-being of urban inhabitants. Given the increasing emphasis on livability and ecological development in metropolitan areas, coupled with the regionalization of residents’ recreation activities, it becomes imperative to delve into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layout of ecological recreation spac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s, temporal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cological recreation spaces in Beijing between 2000 and 2020.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1) From 2000 to 2020,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ecological recreation space in Beijing was characterized by three distinct phases: initial central urban area aggregation, subsequent mountain-based aggregation, and final expansion around these central urban areas. The overarching pattern transitioned from a singular-core aggregation to a dual-core model with multiple centers, culminating in a face-shaped continuity. This resulted in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cological recreation spaces in the central urban area and new cities within plain areas being concentrated, while the mountainous areas have low-density spaces. (2) The distribution center of ecological recreation spaces has shifted along the northeast-southeast direction, experiencing a process of initial dispersion followed by concentration. The polarized effect of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ecological recreation spaces in the east-west orientation is more prominent, whil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ecological recreation spaces in the north-south orientation is relatively balanced and has multi-center characteristics. (3) The 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 recreation spaces within urban areas has a dependent relationship with elevation, water systems,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ecological space, yet population demand and planning policies play pivotal roles in driving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and expansion of these spaces in Beijing.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metropolitan regions should enhance the coordination of ecological recreation space construction and design from a comprehensive regional perspective. I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optimizing the distribution of urban ecological recreation spaces, thereby promoting the refinement of urban territorial spatial structures and enhancing residents’ well-being.

Key words： ecological recreation spac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urban tourism; Beijing

1 引言

城市生态游憩空间的有序建设与布局优化能在保护生态系统的前提下，提升城市生态系统的文化服务价值，促进多元生态系统服务协同发展，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绿色游憩服务需求，完善城市生态网络，对于推进生态城市和宜居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大都市区人口和设施密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居民对户外生态游憩空间具有强烈的需求。在大都市区宜居化、生态化、低碳化的发展趋势[1]以及居民游憩需求日益增长的背景下[2]，大都市区生态游憩空间布局优化成为亟须研究的理论课题。
城市生态游憩空间的学术概念多样，类似的概念还有城市绿色空间或绿地（urban green space）。广义的城市绿地/绿色空间等同于城市生态空间，其范畴包含生态游憩空间；狭义的城市绿地/绿色空间实际上就等同于城市生态游憩空间。人文地理学、旅游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倾向于使用生态游憩空间的概念，强调在保护生态系统的基础上进行生态空间游憩功能和休闲服务要素的配置[2]。城市生态游憩空间是城市规划、休闲与旅游地理、景观园林等领域都关注的热门话题，形成了丰富的多尺度研究成果。在中小尺度上，学者们主要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开展了城市绿地文化生态系统服务感知[3]、价值评估[4]及GIS参与式制图[5-6]等城市生态空间游憩服务感知和评价研究[7]。在城市与区域等宏观尺度，相关研究就生态游憩空间的分布格局、成因[6⇓-8]与演化[9]等展开了探讨。如王甫园等发现珠三角城市群生态游憩空间数量、规模、等级以及生态空间游憩利用率分布具有空间集聚特征，生态游憩空间分布与地形、交通具有空间依存关系，但与水系、旅游要素以及文化资源分布的关联性不明显[10]。同时，受人口增长、城镇化发展、休闲需求变化、生态空间治理政策和规划理念的综合影响，珠三角城市群生态空间游憩利用的数量扩展表现出“由少数点向内、外同时扩展”转为“由外向内部分填充”的特征[11]。唐明贵等指出贵州省生态游憩空间从极化分布转向均衡发展，市区成为集聚高地，自然环境要素对生态游憩空间演化具有基础性约束效应，而产业经济因素、社会政策则对其产生驱动作用[12]。近年来，与城市生态游憩空间公平配置相关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王甫园等利用改进的两步移动搜寻法发现，珠三角城市群生态空间游憩服务供需不匹配，城市群核心区供需不匹配程度最高[13]。Schult等从城市结构的角度出发，认为多核心结构和扇型结构有利于串联城市中心区与郊区，搭建合理的绿色生态游憩空间网络[14]。其他相关研究指出不仅城市外围地区的绿色可达性指数落后于城市平均水平[15]，而且不同人群之间（如不同收入群体间）生态游憩空间可达性具有不公平特征[16]。
综上所述，生态游憩空间格局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从研究领域来看，建筑、城乡规划、景观园林等学科领域研究者对狭义的城市绿地研究较多。这些研究情景中的绿地相当于生态游憩空间，但研究范围通常局限在建成区[17-18]，对大都市区生态游憩空间的布局缺少整体分析。研究对象多聚焦城市公园、景区、绿带游憩空间等某类生态游憩空间[19-20]，在时间尺度上多关注某一时间截面上的城市和区域格局研究[10,21⇓ -23]，尚未有研究系统剖析大都市区各类生态游憩空间的时空演化。都市圈是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和休闲圈[24]。随着交通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大都市区游憩一体化的趋势非常明显。因此，本研究以北京市为例，选取2000年、2010年、2020年3个时间截面，对大都市区生态游憩空间分布和演变特征进行综合分析，探讨生态游憩空间分布演化的关联因素，完善区域生态游憩空间组织理论，为大都市区生态游憩空间发展提供参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北京市地处华北平原北部，西部、北部和东北部三面环山，共包括16个市辖区。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中心城区为城六区，包括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生态涵养区为门头沟区、平谷区、怀柔区、密云区、延庆区，以及昌平区和房山区的山区。截至2020年底，北京市共有常住人口2 189万，森林覆盖率为44.4%，城市绿化覆盖率为49.0%，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6.6 m2[25]。北京市作为国家首都、人口逾2 000万的超大城市[26]，受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城镇化和人口增长的影响，面临着人地矛盾突出、自然资源紧张、生态环境恶化等多重问题[27]。《北京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指出：“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是破解首都资源环境约束、提高生态系统服务的现实需求，是促进城市及区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28]。”近年来，北京市积极探索城市生态文明建设道路，通过绿地系统规划、森林公园和湿地公园建设等行动加强生态修复与游憩利用。同时，城市副中心的建设进一步调整了北京市城市空间结构，以“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生态城市布局”引领城市规划建设，在生态保护和生态游憩空间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研究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的演化特征，既能评估当前建设的成效与合理性，亦能为其他大都市生态游憩空间建设提供借鉴。

2.2 数据来源

2.2.1 行政区划数据

市域、市辖区行政区划边界来源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9)1822号的标准地图。2010年崇文区、宣武区分别与东城区、西城区合并。为便于挖掘空间演化的特征，将2010年及以前的崇文区、宣武区的生态游憩空间数据分别视为东城区、西城区的数据。此外，为了分析更小尺度上的空间差异，本研究通过百度地图开放平台爬取北京市2021年乡镇街道行政区划数据，并以此为基准，将不同年份的生态空间游憩利用点数量通过空间连接的方式赋予乡镇街道面数据进行后续研究。

2.2.2 生态空间游憩利用点数据

城市生态空间是指城市地表人工、半自然或自然的植被及水体等生态单元所占据的并为城市提供生态服务的空间，包括城市绿地、城市森林、水域、未利用地和农用地等土地[29]。本研究认为，城市生态游憩空间是指具备调节、支持、游憩、娱乐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并向公众开放的一类生态空间。为大都市居民提供生态游憩服务的生态游憩空间包括自然保护地（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水利风景区、湿地公园）、生态型景区、城市公园[10]。各类公园、景区通常具有一定规模的乡野、绿地和水体，在实现其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同时，能够为居民提供生态游憩服务，而自然保护地则通常为开放式，能够允许居民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条件下休闲、游览，是开展生态游憩活动的空间载体[30-31]。
参照相关研究的界定[10]，本研究所指的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包括公园、自然保护地及生态型A级旅游景区。根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北京市公园名录（http://yllhj.beijing.gov.cn/ggfw/bjsggml/），公园分为历史名园、社区公园、生态公园、游园、专类公园、自然（类）公园和综合公园7类。自然保护地包括国家级、市级和区级3类，数据来源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官网（http://yllhj.beijing.gov.cn/ztxx/zrbhd/202010/t20201029_2124812.shtml）。生态型A级旅游景区是指具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旅游景区，包括5A级、4A级、3A级、2A级、1A级5类，数据来源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官网（https://s.visitbeijing.com.cn/map）。根据以上分类，本研究根据研究区空间尺度较大的特点，结合生态游憩服务的重要性，剔除面积较小的街头绿地、1A级旅游景区等吸引力和服务能力较弱的生态游憩空间。为避免重复，将“一地多称号”的生态游憩空间合并为一个。使用高德地图对筛选后的生态游憩点进行地理编码、坐标定位，并通过搜集政府官网、百度百科及各类新闻报道等网络信息获取生态游憩空间的建立时间与面积，最终得到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791个。

2.2.3 高程、水系、土地覆盖、交通及人口数据

数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DEM）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与数据中心官网（https://www.resdc.cn/）。一般认为，北京市平原区包括东南部燕山-太行山前的平原以及西北部的延庆盆地[32]。平原区是北京市人口最密集、人类活动最频繁的地区，也是城市发展中生态问题、人地矛盾较为突出、生态游憩需求较大的地区。为方便分析与制图，本研究将北京市平原区界定为不包含延庆盆地在内的山前平原，其余则为山区。利用ArcGIS自然断点法将北京市数字高程数据分为5级，同时结合坡度数据，取最低一级（高程小于186.25 m、坡度大于16.95°）的区域边界并做平滑处理作为山区和平原区分界线（图1）。土地覆盖数据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制作的30 m全球地表覆盖数据GlobeLand 30（www.globallandcover.com/），并将该数据集中的农田、森林、灌木、草原、水体、湿地6类土地覆盖类型定义为生态空间。水系、路网矢量数据来自OSM开放平台（https://www.openstreetmap.org/），人口栅格数据来自World Pop组织提供的全球100 m空间分辨率人口栅格（https://www.worldpop.org/）。
图1 研究区示意图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9)1822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 1 Map of the study area

2.3 研究方法

2.3.1 核密度分析与空间自相关分析

本研究利用核密度分析法，分析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的空间聚集情况。利用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识别不同时期建设的生态游憩空间聚集区。以乡镇街道为最小面元，将各时间段内新增的生态游憩空间数量作为面元属性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探讨不同时期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演化的模式。对各时间段内新增的生态空间面积与生态游憩空间数量进行局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探讨生态空间与生态游憩空间之间的关联。同时，利用ArcGIS软件对空间分析结果进行可视化。

2.3.2 标准差椭圆与样条分析

标准差椭圆分析基于样本中每个变量的平均值和样本的标准差，通过计算一组变量之间的标准差椭圆，揭示数据之间的关联。本研究利用标准差椭圆分析北京市2000年、2010年、2020年3年生态游憩空间的分布方向和分布重心的变化。
利用ArcGIS生成15 km×15 km的网格（fishnet），在其中选取包含北京市发展“两轴”（中轴线及其延长线、长安街及其延长线）[33]的东西向、南北向两个样条，考察样条上的生态游憩点随时间、空间的变化特征。

2.3.3 空间叠加与统计分析

采用多环缓冲区分析、栅格数据叠加分析等方法探讨生态游憩空间分布的关联要素，并利用统计表格对叠加分析的结果进行展示。

3 演化特征

3.1 生态游憩空间分布的集疏格局

根据生态游憩空间设立的时间绘制各年份生态游憩空间数量折线图（图2），发现1982—2022年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数量呈现持续增加态势，生态游憩空间数量年均增加19.34处，年均增长率为7.59%。生态游憩空间数量增长率持续波动，总体趋势逐渐降低，表明随着生态游憩空间数量的增多，数量增加速度逐渐放缓。分阶段来看，2005年之前生态游憩空间数量增长率呈现出大起大落的状态，2005年之后数量增长率波动趋向缓和，表明生态游憩空间建设进入制度化、常态化的轨道。
图2 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数量变化

Fig. 2 Change in the number of ecological recreation spaces in Beijing

对生态游憩空间分布进行核密度分析（图3），发现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集中分布于平原区的城六区（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以下简称中心城区）以及昌平区、顺义区、通州区、房山区、大兴区的平原区城区，同时围绕延庆区、怀柔区、密云区、平谷区及门头沟区的主城区有明显集聚区分布，而在山区分布较为稀疏。
图3 北京市2000—2020年生态游憩空间核密度分析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9)1822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 3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of ecological recreation space in Beijing from 2000 to 2020

2000年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集聚核位于中心城区，外围的平谷区、怀柔区、房山区出现零星的集聚区分布，但范围和面积都很小（图3a）。2000—2010年间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扩展较快，公园、生态型A级旅游景区和自然保护地的数量分别增加了182个、36个和7个。中心城区生态游憩空间分布核密度提高，集聚特征更明显，而外围的集聚区分布也呈现多中心扩展，一些市辖区驻地成为局部集聚区，并相较于2000年有所扩展，到2010年时形成一核多中心的格局（图3b）。
2010—2020年公园共增加375个，其中，社区公园增加了158个，生态公园增加了60个，专类公园增加了57个。中心城区生态游憩空间分布核密度继续扩大，集中连片的高密度区域几乎覆盖整个城六区，并与周边的通州区、房山区、大兴区、门头沟区的集聚区连成一体，说明外围市辖区人口集聚和城镇化水平提高，郊野游憩需求大幅增加，推动了近郊、远郊生态空间游憩利用，因而自然保护地、旅游景区和郊野公园的建设取得快速进展（图3c）。到2020年，一核多中心的外围生态游憩空间分布均有较大范围的扩展。综合而言，2000—2020年北京市各类生态游憩空间数量呈现明显的“单核-一核多中心-外围”空间扩展过程。

3.2 生态游憩空间分布方向的变化

对北京市2000年、2010年、2020年3年的生态游憩点分布进行标准差椭圆分析，发现标准差椭圆扁率逐渐降低，旋转角由36°增加到40°左右，表明生态游憩空间分布格局以东北—西南走向为主导，并逐渐强化（图4、表1）。生成的椭圆面积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表明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的分布格局经历了先扩散后集中的过程。而生态游憩空间的分布重心则表现出先向东北大幅移动，再向东南小幅移动的趋势。2020年的分布重心较2000年总体向东北偏移，表明东部和北部生态游憩空间数量扩展较快，西部和南部扩展较慢。其中，北部的昌平区、顺义区、怀柔区、密云区、平谷区集聚区扩展较快，而随着东部地区通州区城市副中心建设，生态游憩空间数量扩展也有所加快。
图4 北京市2000、2010、2020年生态游憩空间标准差椭圆分析结果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9)1822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 4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analytical results of ecological recreation spaces in Beijing in 2000, 2010, and 2020

表1 标准差椭圆相关参数

Tab. 1 Parameters of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年份 2000年 2010年 2020年
扁率 0.68 0.63 0.59
椭圆面积（km²） 4026.50 4540.80 4242.27
旋转角（°） 36.46 40.49 39.97
从东西向样条来看，生态游憩空间分布类似于“正态分布”的形状，峰值位于两样条的ID6位置，凸起区主要位于两样条的ID5、ID6、ID7位置，即北京市中心城区以及门头沟区、房山区新城和西山一带（图5a）。从动态演变来看，峰值区（ID6）增加数最大，向两侧递减。此外，2000—2010年时，样条②的ID8生态游憩空间数量增加幅度较少，但2010—2020年间数量增加较多，说明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对生态游憩空间的增加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图5 样条选取及分析结果

Fig. 5 Spline selection and analytical results

与东西向样条不同，生态游憩空间数量在南北向样条的ID4、ID5内出现两个凸起点，这也说明中心城区生态游憩空间数量分布在南北方向上更均衡（图5b）。此外，ID7、ID8内的生态游憩空间数量也较多，尤其是样条②的ID8还出现局部极值，说明昌平区东部、怀柔区南部出现生态游憩空间密度相对较小的集聚区，与图4呼应。在时空演变方面，两样条都在ID4、ID5区域（即北京市中心城区）增加最多。其他增加较多的区域方面，2000—2010年间的生态游憩空间增加集中在样条②的ID6、ID7、ID8范围内，对应昌平区东部、怀柔区南部、顺义区西部；而2010—2020年间的增长则集中在大兴区城区（两样条ID3）及昌平区、顺义区城区（两样条ID6）。

3.3 生态游憩空间的集聚与扩展模式

2000年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主要在中心城区呈现明显高-高聚集，同时在山区的部分区域呈现高-低聚集（图6a）。生态游憩空间在中心城区有聚集分布现象，以历史遗留再改造的城市公园（如颐和园、地坛公园）以及部分新建自然公园为主。山区部分生态空间已进行利用，建设了森林公园或湿地公园，但数量有限，主要建设仍然集中于中心城区。
图6 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集聚特征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9)1822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乡镇街道行政区划数据从百度地图爬取。

Fig. 6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cological recreation space in Beijing

2000—2010年期间生态游憩空间集聚呈现西移趋势，高-高聚集区及高-低聚集区主要分布在山区，尤其是海淀区西北部、门头沟区东部的西山区域（图6b）。该时期的公园建设类型主要为社区公园，占公园建设总量的34.8%；其次为专类公园、综合公园和生态公园，分别占公园建设总量的21.0%、16.0%和11.6%。山区较多生态风景区都在该时间段内得到开发，例如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十渡风景名胜区、妙峰山森林公园及古北水镇等。
2010—2020年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数量呈现出“环中心城区”的平原区扩展模式，围绕中心城区形成半环状的高-高聚集区（图6c）。在城市副中心建设带动下，通州区一系列生态游憩空间如大运河森林公园、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马驹桥湿地公园、张家湾公园等建设完成，通州区的低-低聚集区缩小。同时，“环中心城区”的昌平区、大兴区、门头沟区、房山区等平原新城的城市绿地、森林公园和湿地公园的建设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该时期公园总建设数占全部生态游憩空间新增数量的92.6%。社区公园仍然为公园建设的重点，占公园建设总量的42.1%，而生态公园成为该时期公园建设的新兴重点，占公园建设总量的16.0%。郊野公园、街心公园和口袋公园也是该时期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建设的特色，小尺度、开放式生态游憩空间的增多也为居民游憩活动提供了更多便利。
综上所述，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的时空演化模式可以总结为“中心城区集聚-山区集聚-环中心城区扩展”3个阶段（表2）。这3个不同阶段演化模式，反映出北京市随时间变化的不同城市发展特点及生态空间利用理念。
表2 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时空演化模式

Tab. 2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pattern of ecological recreation space in Beijing

时间阶段 空间扩展模式 类型增加特征 实例 城市发展特点
2000年及之前 中心城区集聚、山区少量开发模式 以历史留存的城市公园改造为主 颐和园、地坛公园、
青年湖公园		 1949年后快速城镇化时期
2000—2010年 西山地区及其余部分山区集聚开发模式 以城市公园建设为主，且有较多自然保护地建设 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十渡风景名胜区、
鹫峰国家森林公园		 城镇化发展较稳定阶段，人口郊区化发展[34]
2010—2020年 “环中心城区”扩展模式 大量建设城市公园，以社区公园和生态公园为主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大运河森林公园、
张家湾公园		 构建“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的城市空间结构[33]

4 关联因素

4.1 海拔

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集中分布在平原地区及海拔较低、坡度较缓的过渡山体处。绝大部分生态游憩空间的高程小于500 m，仅有极少部分的生态游憩空间分布在海拔756 m以上的区域。2000—2010年海拔428 m及以下的生态游憩空间占比从89.73%下降至88.89%，而海拔428 m以上的生态游憩空间占比略微提升，表明该时间段内的生态游憩空间增长以山区为主。2010—2020年低海拔地区的生态游憩空间占比大幅增长，海拔92 m及以下的生态游憩空间占比从67.21%提升至76.01%，表明该时间段内的生态游憩空间数量增长主要分布在平原地区。

4.2 水系

对北京市水系建立1~10 km的缓冲区，利用空间相交考察生态游憩空间与河流水系的关系，发现90%左右的生态游憩空间都分布在与水系距离2 km以内的区域。生态游憩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沿水系集聚特点，随着与水系距离的增加，生态游憩空间数量急剧递减，距离水系5 km以上的生态游憩空间数量极少。从时间演变来看，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在水系4 km缓冲区内分布的生态游憩空间数量比例分别为97.95%、97.56%和98.28%，表明北京市的生态游憩空间数量增长主要围绕水系进行。

4.3 交通网络

对北京市2020年的OpenStreetMap路网进行筛选，将一级道路、二级道路、高速路与铁路作为主要道路，建立1~10 km的缓冲区，考察生态游憩空间与交通网络的关系。结果得出90%以上的生态游憩空间分布在距离主要道路1 km缓冲区以内的区域，93%以上的生态游憩空间分布在距离主要道路2 km缓冲区以内的区域，距离主要道路5 km及以上的区域则仅有不到1%生态游憩空间分布。2000年以来，增加生态游憩空间中的99%均在距离主要道路4 km的缓冲区内，一方面表明生态游憩空间具有依托交通干线集聚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生态游憩空间建立会带动配套道路设施的建设，使其更加方便可达。

4.4 人口需求的变化

对北京市2000年、2010年和2020年3年的100 m分辨率人口栅格以及100 m分辨率生态游憩空间核密度栅格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3个年份的相关系数由60.10%上升到65.39%和66.43%，表明生态游憩空间数量密度与人口密度具有显著的关联性。人口规模和日益增长的游憩需求驱动了生态游憩空间数量增长。而从人均生态游憩空间数量来看，2000—2020年人均生态游憩空间数量逐渐增加，呈现由密云区、怀柔区、延庆区、昌平区、门头区、房山区山区向环中心城区的平谷区、顺义区、大兴区、通州区以及海淀区西部扩展的趋势（图7）。但中心城区人均生态游憩空间数量无明显提升，表明北京市生态游憩服务供需结构仍然需要进一步调整优化。
图7 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与人口关联分析结果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9)1822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乡镇街道行政区划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

Fig. 7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ecological recreation space and population in Beijing

人口对游憩需求的变化也是影响生态游憩空间演化的重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90年代，随着中国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居民自由时间的增多、休闲观念的形成，休闲与旅游消费成为中国居民的重要消费构成[35]，该时期居民出游的出游目的地主要为名胜古迹、知名的自然山水和城市周边的乡村[36]，北京市二环以内老城区的丰富名胜古迹得以进行游憩利用。21世纪初，北京市人口呈现出向远郊区扩散的趋势[34]，人口的增加、生活质量的改善带动了北京市远郊区的游憩需求，大量自然风景区得到开发，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扩展重心从中心城区向山区移动。2010年以来，随着游憩成为居民日常生活的常态活动，居民对绿色宜居环境以及生态游憩空间的“自然性”体验需求更加凸显。北京市兴建了大量以城市增绿、生态保护和游憩服务供给为功能的森林公园、郊野公园和湿地公园等。

4.5 生态空间变化

以乡镇街道为单元对生态空间面积变化与生态游憩空间数量进行局部双变量莫兰指数分析发现（图8），2000—2010年，生态空间面积和生态游憩空间数量变化的集聚模式以低-高集聚为主，主要分布在北部山区以及中心城区西南部，即该地区新增的生态空间面积较小，但新增生态游憩空间数量较多，表明该阶段主要对已有生态空间进行游憩利用，并未有相应的生态空间面积增加。2010—2020年，在中心城区西南部及房山区、大兴区出现了高-高聚集区，而位于延庆区的西北部山区主要表现为高-低聚集，表明该阶段在中心城区及其周边的“增绿”措施推进了生态游憩空间数量的增加，而西北部山区则表现出涵养生态空间、减缓游憩利用的趋势。这也与3.3中总结的生态游憩空间集聚-扩展模式对应，即2000—2010年为西山地区及其余部分山区集聚开发模式，2010—2020年为“环中心城区”平原区扩展模式。
图8 北京市生态空间面积与生态游憩空间变化的集聚

Fig. 8 Agglomeration of ecological space and ecological recreation space changes in Beijing

4.6 规划与政策变化

已有研究表明，绿地规划、交通规划、人口政策等规划与政策因素是影响生态游憩空间的重要因素[37]。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京市共编制了4版城市总体规划以及各类专项规划，其规划中体现的生态建设重要性及生态建设思路经历了阶段性的转变，与3.3节中分析得到的生态游憩空间时空演化模式具有对应关系，体现出规划政策对生态游憩空间建设的引导与推动作用（表3）。
表3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京市区域规划中生态游憩空间建设相关内容及对应建设模式

Tab. 3 The relevant content and corresponding construction patterns of ecological recreation space construction in Beijing regional planning since the 1980s

规划名称 时间 与生态游憩空间建设相关内容 阶段建设模式及特点
《北京城市建设总体
规划方案》		 1982年 积极开发山区，注意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大力造林绿化，因地制宜发展林牧副业、旅游业和符合山区特点的乡镇企业[38] 中心城区集聚、山区少量开发模式，以北京市旧城改建中的历史名园、城市公园为主，山区游憩开发处于起步阶段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年—2010年）》 1992年 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保护和改善首都生态环境、加强古都风貌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39]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 2004年 在山区和平原应当保护景观资源，推广生态旅游，在中心城及其城乡结合区则应当控制建设规模，加强绿地等生态基础设施建设[40] 西山地区及其余部分山区集聚开发模式，生态游憩空间建设重心朝西北部山区移动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 2017年 在北京市域范围内形成“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的城市空间结构，着力改变单中心集聚的发展模式，构建北京新的城市发展格局；通过腾退还绿、疏解建绿、见缝插绿等途径，增加公园绿地、小微绿地、活动广场，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游憩场所[33] “环中心城区”平原区扩展模式，包含城市副中心在内的环中心城区地区成为扩张热点
《北京市第二道绿化隔离地区减量提质规划（2021年—2035年）》 2023年 到2035年，北京市第二道绿化隔离地区建成世界级郊野公园环，形成“一环九群百园”的公园图景[41]
1982年和1992年编制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开始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但较少涉及生态空间的游憩利用。因此，2000年及以前的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主要集聚在北京市老城区，以旧城改建中的历史名园、城市公园为主[38-39]，伴有近郊的少量知名山地景区开发。进入21世纪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列出了独立的城市生态规划篇章，提出在山区和平原应当保护景观资源，推广生态旅游，在中心城区及其城乡结合区则应当控制建设用地规模，加强绿地等生态基础设施建设[40]。因此，该时期增加了大量规模较大的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与风景名胜区，生态游憩空间分布重心朝西北部山区移动。同时，随着城市基础设施和文化休闲娱乐设施提质升级，城市公园也成为该时期生态游憩空间建设的重点，公园共增加182个，其中社区公园占公园建设总量的34.8%。
2012年，北京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聚焦通州战略，打造功能完备的城市副中心”，旨在治理大城市病、疏解城市功能。《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提出“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的空间布局以及“留白增绿”、创造优良人居环境目标，使北京市增加了大量游园、街心花园和口袋公园等小型生态游憩空间。该时期公园总建设数占全部生态游憩空间新增数量的92.6%，占公园建设总量的16.0%。《北京市第二道绿化隔离地区减量提质规划（2021年—2035年）》提出“到2035年，第二道绿化隔离地区建成世界级郊野公园环，形成‘一环九群百园’的公园图景”[41]。在总体规划指导下，2010—2020年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数量大幅增长，尤其以社区公园、口袋公园、郊野公园和城市森林公园等“增补型”绿色空间增长较快，包括城市副中心在内的环中心城区地带成为扩张热点。

5 结论与启示

5.1 结论与讨论

第一，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集中分布于中心城区以及平原区的新城新区。平原区城市建设起步较早、发展较快，除历史名园之外，还拥有大量满足城市居民需求的碎片化生态游憩空间。山区是北京市生态涵养区，作为首都的“绿色生态屏障”，生态游憩空间虽然规模较大，但总体数量较少。相关研究表明，珠三角城市群生态游憩空间围绕珠三角河口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呈集聚分布，而在外围分布密度较低[10]，贵州省的生态游憩空间主要集中于产业经济较为突出的贵阳市区和遵义市区周边[12]，均与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的集聚特征具有相似性，反映了城镇化空间结构与生态游憩空间数量集聚分布具有耦合关系。
第二，2000—2020年，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的分布方向以东北-西南向为主导，分布格局经历了先扩散后集中的过程。生态游憩空间的分布重心先向东北大幅移动，再向东南小幅移动。2020年的分布重心较2000年总体向东北偏移，表明东部和北部生态游憩空间扩展较快，西部和南部生态游憩空间扩展较慢，其中，“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的城市空间结构建设对生态游憩空间分布重心朝东部和北部扩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东西走向生态游憩空间数量增长的极化效应更突出，而南北走向生态游憩空间数量增长具有多中心特征，增长相对均衡，这与北京市城市扩展格局有关。北京市建设用地在北部、东北部、西南部地区的扩展快于其他区域，南北方向建成区较长[42]，生态游憩空间数量围绕中心城区和多个新城形成多个增长中心。然而，东西向建成区长度短于南北方向，且除通州区外其他地方建设用地扩展较缓慢，因此东西方向上中心城区生态游憩空间数量增长显得较为突出。
第三，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呈现集聚分布和“单核-多中心-域面连绵”空间扩展过程。2000—2020年生态游憩空间的演化模式经历3个阶段：中心城区集聚与山区少量开发的模式、西山及其余部分山区集聚开发模式、“环中心城区”平原区连绵扩展模式，反映出北京市城市空间结构及生态保护利用理念的变迁：第一阶段以中心城区生态建设为主，第二阶段开始对山区生态资源进行游憩利用，第三阶段则在副中心建设的影响下，重点关注平原新城新区以及郊区生态游憩空间的填充式开发。该时空扩展模式与其他城市群具有差异。相关研究表明，2000年后珠三角城市群生态空间游憩数量扩展具有“由边缘地带向城市群核心地带逐步填充”的特征[11]，这与北京市的模式相反，说明单核大都市区与多中心的城市群在生态游憩空间扩展模式方面存在差异。
第四，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数量的分布与海拔、水系、交通、人口需求、生态空间分布变化有依存关系，且规划政策的变化影响生态游憩空间增长的阶段性特征。生态游憩空间主要集中分布在平原地区及海拔较低、坡度较缓的过渡山体区。90%以上的生态游憩空间分布在水系2 km缓冲区、主要道路1 km缓冲区内，说明生态游憩空间具有沿水系、人口集聚区、低海拔地区、主要道路集聚的特点。除水系以外，其他因素与珠三角城市群生态游憩空间分布的关联性因素相似，而珠三角城市群生态游憩空间在水系缓冲区4 km内的个数占比仅为44.8%，远低于北京市，这可能与珠三角城市群生态游憩空间数据范畴未包括各类社区公园等数据有关[10]。此外，虽然人口集聚和生态游憩空间数量集聚具有空间耦合关系，但由于人口快速城镇化进程，使得20年来人均生态游憩空间数量无显著提升，这也印证了Chen等人的结论，即北京市生态景观完整的山区绿地游憩服务供给水平明显高于植被减少、开发强度较大的平原地区，不同地区的供需数量平衡格局差异较大，大部分地区呈现出供给不足状态[43]。因此，近10年来启动了一系列平原造林、“留白增绿”工程，推进了生态游憩空间数量的增加，而山区生态游憩空间数量增加主要来源于现存生态空间的利用。

5.2 政策启示

本研究的结论对北京市或其他大都市区生态游憩空间体系的优化具有一定的启示。
（1）与人口、城镇化和国土空间规划布局相适应，提升生态游憩空间单核多中心集聚的质量和效益。北京市中心城区人口和建筑设施密集，人均生态游憩空间数量仍然具有提升空间。从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演变趋势来看，未来生态游憩空间建设的重点仍然在中心城区的中小型绿地以及中心城区边缘的郊野公园和森林公园。因此，可以通过填充型、增补型生态游憩空间建设方式，重点建设城市公园、森林公园及湿地公园，为中心城市地区“留白增绿”。充分利用规划与政策导向性，发挥北京市“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的国土空间布局对生态游憩空间建设的引导作用。在新城新区开发建设中同步做好生态游憩空间配置，扩大绿地覆盖的比例，优化建成区生态游憩空间的组团式配置，约束城市蔓延，提升人居环境。
（2）有序推进山区生态空间游憩利用的扩展，根据生态网络将山区和平原区的生态游憩空间连接起来，优化生态游憩空间供给规模和格局，满足大都市区一体化游憩的消费需求。从核密度分析结果来看，北京市山区生态游憩空间密度较低，仍有一定的利用潜力。建成区和边缘区的生态游憩空间应该统筹布局，尤其是都市边缘区生态空间面积广阔，类型多样，是扩展生态游憩空间建设的潜在理想区域。因此，山区可以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推进生态游憩空间建设，同时提升建成区到山区的交通可达性水平，将山区打造成周末、小长假游憩的主要场所，提升居民旅游福祉。顺应山水格局和生态游憩空间域面连绵的规律，依托大运河、西山和永定河等文化生态走廊，打造线性生态游憩廊道，将中心城区和郊区生态游憩空间串联起来，推进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分布由单核多中心集聚向生态游憩网络转变，打造全域生态休闲格局。

5.3 不足与展望

限于技术手段、数据获取等因素，本研究仍具有以下不足。首先，由于研究的生态游憩空间包含了大量城市绿地，以涌现性、变化性、流动性和延展性为特征，既不与环境分离也不自我封闭[44]，因此不少生态游憩空间难以界定其边界及计算其面积，无法获取所有生态游憩空间面积属性。其次，受篇幅所限，本研究未对生态游憩空间的质量、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可达性等进行测算和分析。在未来研究中，可以对区域生态游憩空间的面积、质量、功能和供需匹配性等做进一步的空间分析，以更精确地描述生态游憩空间建设情况，为大都市区生态游憩空间建设提供更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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