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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旅游 >

2024 , Vol. 14 >Issue 1: 44 - 60

DOI: https://doi.org/10.12342/zgstly.20230169

专栏：旅游经济

中国城市居民出游的健康“动机-过程-效应”关系研究

  • 龚胜生 , 1, 2, 3 ,
  • 纪文静 4 ,
  • 程绍文 , 1, 5, *
展开
  • 1.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武汉 430079
  • 2.华中师范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武汉 430079
  • 3.地理过程分析与模拟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79
  • 4.南京旅游职业学院，南京 211100
  • 5.中国旅游研究院武汉分院，武汉 430079
* 程绍文（1976-），女，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旅游影响。E-mail:

龚胜生（1965-），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健康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和旅游可持续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23-09-26

  修回日期: 2024-01-14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4-30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VJXT01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371265)

收起

Study on relationship among healthy motivation, processing, effects of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travel practices

  • Gong Shengsheng , 1, 2, 3 ,
  • Ji Wenjing 4 ,
  • Cheng Shaowen , 1, 5, *
Expand
  • 1. School of Urban & Environmental Scienc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 2.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 3. Key Laboratory for Geographical Process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of Hubei Province, Wuhan 430079, China
  • 4. Nanjing Institute of Tourism & Hospitality, Nanjing 211100, China
  • 5. Wuhan Branch of China Tourism Academy, Wuhan 430079, China
* Cheng Shaowen. E-mail:

Received date: 2023-09-26

  Revised date: 2024-01-14

  Online published: 2024-04-30

Fold

摘要

健康是人们出游的主要动机之一，旅游有益于旅游者的健康。为厘清中国城市居民出游的健康动机、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和旅游后的健康效应之间的关系，本文利用网络问卷调查获得全国121个城市1 050个有效样本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追求健康是中国城市居民出游的主要动机之一；中国城市居民旅游后感知的健康效应主要来自旅游餐饮、旅游住宿和景区游览；中国城市居民出游的健康动机（包括身体健康动机和人际交往动机）正向影响他们旅游后感知的健康效应，身体健康动机产生的身心健康效应最大，人际交往动机产生的社会健康效应最大；中国城市居民旅游过程中对健康的追求在健康旅游动机与感知的旅游健康效应之间发挥着显著的中介作用。本研究所验证的中国城市居民旅游的“健康动机-过程-效应”（HMPE）理论模型清晰勾勒了旅游者健康动机驱动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健康追求产生旅游健康效应的作用路径和因果关系。

关键词： 健康旅游动机; 旅游健康追求; 感知健康效应; 动机-过程-效应; 结构方程模型; 中国城市居民

本文引用格式

龚胜生 , 纪文静 , 程绍文 . 中国城市居民出游的健康“动机-过程-效应”关系研究[J]. 中国生态旅游, 2024 , 14(1) : 44 -60 . DOI: 10.12342/zgstly.20230169

Abstract

Health promotion is one of the main travel motivations, and tourism is beneficial to tourists’ health.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ourist’ healthy motivation, healthy pursuit in tourism process and post-trip health effect, the authors utilizes the survey data of 1,050 valid samples from 121 cities nationwide obtained by a web-based questionnaire in China to conduct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health promotion is one of the main motivations for Chinese urban travelers; tourists’ perceived post-trip health effect mainly come from their healthy catering, accommodations and leisure activities in scenic areas; tourist health promotion motivation (including physical-mental health promotion motivation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motiv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tourists’perceived post-trip health effect, with physical health motives generating the largest perceive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effect,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motives generating the largest perceived social health effect; Chinese urban travelers’ healthy pursuit in tourism process plays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ir health promotion motivation and perceived health effects. The Healthy Motivation-Processing-Effect (HMPE) theoretical model of tourism for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validated in 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driving paths and caus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ourist health promotion motivation and healthy pursuit in tourism process, as well as their health effect.

Key words： health tourism motivation; tourists’ healthy pursuit; perceived health effect; motivation-processing-effect;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1 引言

健康不仅仅是指身体没有疾病或者虚弱，而是身体上、心理上、社会上都处于完好的状态[1]。生理健康是身体结构和功能正常，具有生活自理能力；心理健康是能够正确认识自己，及时调整心态以良好心理适应外界变化；社会健康是社会适应良好[2]。健康是人类的永恒追求，也是人们的出游动机之一。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2017年，“健康中国”正式成为国家战略。从此，推进旅游与健康融合，促进康养旅游、健身休闲等健康旅游新业态的发展，成为旅游地理学者的一项重要研究任务[3]。学界从旅游者健康动机[4]、健康旅游行为过程[5]、健康促进结果[6]三个方面分别定义了健康旅游。世界旅游组织[7]则基于旅游者健康动机、健康旅游活动过程、旅游健康效应综合定义“健康旅游”为“以生理、心理及精神健康为主要旅游动机，并能通过医疗、养生等活动增进旅游者的生理、心理及精神健康的旅游形式”。可见，健康旅游定义蕴含着旅游者出游的健康动机-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旅游健康效应（Healthy Motivation-Processing-Effect，简写为HMPE）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
近20年来，学者日益关注旅游健康效应研究。既有研究表明，参加旅游活动对旅游者心血管系统[8]、自主神经系统功能[9]等有积极作用；旅游可以降低旅游者的精神紧张、焦虑和抑郁水平，消除旅游者疲劳，使旅游者恢复活力、精力与注意力[10⇓⇓⇓⇓⇓⇓-17]；家庭出游可以强化家庭成员间的关联，促进家庭关系和谐[18-19]，提升旅游者的社会健康水平。旅游对游客生理、心理、社会综合健康水平也有促进作用[10,20]。正因如此，旅游被视为一种健康生活方式[21]，度假旅游被认为是一种公共健康资源[22]。关于旅游健康效应的影响因素，现有研究证实，旅游者个体因素、旅游地景观因素、旅游停留时间因素等会影响到旅游者的健康效应[23]；旅游者在自然环境中的旅游活动能在短期内改善游客的心理健康[16,24]；旅游者在旅游地的停留时间越长，旅游健康效应越大[11,23,25]。但现有研究只分析了旅游动机或者旅游者行为对旅游健康效应的影响[26-27]，单个因素的探讨并不足以解决旅游促进健康的形成机制的问题[28]。旅游与游客健康的关系，目前仍缺乏令人信服的机理解释[29]。
动机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并由行为导向某种结果。同样地，旅游动机会影响旅游者旅游过程中的偏好、追求和旅游行为，旅游行为过程又直接影响旅游效应。只有以健康为主线，将旅游者出游前的健康动机、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表征健康旅游行为）以及旅游后的健康效应三者结合起来，进行路径和因果关系分析，才能揭示旅游促进健康的形成机制。因此，本文通过问卷调查获取中国城市居民出游前的健康动机、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旅游后的健康效应等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分析旅游者的HMPE作用路径，以期从一个侧面阐释旅游促进健康的形成机制。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理论基础

动机理论是心理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对于解释人们的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动机反映人的需要，是人行为的基础，特定动机驱动特定行为的实现。旅游动机是旅游行为的内在驱力[30]，不同旅游者有着不同的出游动机，不同的出游动机会导致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对食、住、行、游、购、娱等旅游行为有着不同的偏好和追求，进而导致其旅游行为方式和旅游活动过程的不同，其所获得的旅游效应也不同。因此，理论上讲，旅游者的出游动机会影响其旅游活动过程，并产生相应的旅游效应，旅游过程是旅游动机和旅游效应之间的中介与桥梁。旅游过程完成后，旅游者的出游目的是否得到满足，有哪些预期或额外收益，这些都可以进行观测和度量。旅游动机理论认为，旅游者个体为了满足某种特定的需要，会产生特定旅游行为的激励并有意识地去努力达成，他们对特定旅游动机驱动下的特定旅游行为的实施结果有特定感知[31⇓-33]。可以说“需要-动机-行为”关系模式从心理学视角很好地诠释了旅游者的旅游消费行为特征[34]。
动机理论可以解释人们出游前的健康旅游动机与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及预期的健康促进结果即健康效应之间的关系，具身理论则为旅游者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行为、追求与其健康效应及效应感知之间的逻辑关联提供了理论基础。具身理论认为，人的感知不能割裂其身体与物理环境、社会环境间的互动关系[35]，身体物理的和生理的属性（包括身高、体重、肢长、姿势、肌肉、皮肤、消化系统、感觉器官、神经等）与外部环境间的互动关系，是身体体验（bodily experience）形成的基础条件[36]，不同的环境有着不同的身体体验，而不同的身体体验即使对同一认知对象也会产生感知上的差异[37]，即感知是情境化的，环境对有机体（包括身体和心灵）的感知和行为具有重要影响[38]。近年来，强调人类心智、身体与情境不可分割的具身理论被引入旅游体验研究[39]，为揭示旅游者身体体验的机制与规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40]。理论上而言，旅游者与康复性景观或恢复性环境的互动会对其健康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研究证明，在康复性景观环境中，视觉类、听觉类、嗅觉类、触觉类等多维康复景观资源为旅游地健康效应的实现奠定了物质基础，视觉和听觉是恢复性环境体验的重要来源，二者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视听交互效应对旅游者健康与福祉具有积极作用[41-42]。
健康是人的基本需要和永恒追求。基于动机理论，在健康需要的驱动下，人们会产生健康旅游动机，驱动旅游者为了健康而在旅游过程中追求旅游行为的健康属性，实施健康的旅游行为。旅游者的旅游过程是一个具身体验过程。旅游者在食、住、行、游、购、娱等活动过程中，可以通过视觉、味觉、听觉、嗅觉、触觉等方式实现身体与旅游地环境的互动，从而影响旅游者的身心健康及其健康感知。可以说，旅游者的健康动机促使其做出去康复性景观环境旅游的决策，在旅游过程中更加追求健康并实施健康的旅游行为，通过具身体验获得预期的健康效应。正是因为旅游的具身体验特性，不同旅游者对同一旅游地及同一旅游体验过程的健康效应感知可能会不同。
本文研究中国城市居民的HMPE的作用路径和因果关系。根据动机理论和具身理论，本研究的逻辑框架如图1所示。首先，旅游者的需要千差万别，出游动机各式各样，健康动机只是其中之一，本研究的第一步是从“出游动机盲盒”中析出健康动机；其次，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的行为偏好和活动追求多种多样，出于健康动机的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可能会有非健康追求，非健康动机的旅游者也可能有追求健康的偏好，本研究的第二步是从“旅游过程盲盒”中析出健康追求；再次，不管旅游者有何种旅游动机和旅游偏好，旅游效应常常客观存在，健康效应则是其中之一。本研究的第三步是从“旅游效应盲盒”中析出健康效应；最后，旅游者健康动机-过程-效应之间一定有某种联系，本研究就是要分析旅游者的HMPE作用路径和关系。
图1 旅游者HMPE盲盒模型

Fig. 1 Blind-box model of tourist HMPE

2.2 研究假设

2.2.1 旅游者出游前的健康动机与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

旅游动机具有激活、指向、维持和调整的功能，能促使旅游者开展旅游活动并使之朝着目标前进[43]。旅游者出游动机通常包括身体健康动机、文化动机、人际交往动机、地位与声望动机[44]。身体健康动机旨在缓解身心压力、增进身心健康，期望参与的旅游活动有休息放松、健身锻炼、海滩消遣、户外娱乐、医疗保健、自然疗养等[44-45]。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身体健康是人们开展户外旅游的主要动机[46]。人际交往动机旨在寻求友谊、改善人际关系[47]，这有助于增进旅游者的社会健康，故本文将身体健康动机及人际交往动机共同纳入广义的健康旅游动机。旅游动机是影响旅游者行为的重要心理因素，可通过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对其旅游活动意向进行预测[48]。
旅游过程是旅游者在动机驱动下选择旅游方式完成旅游实践的行为过程和消费过程，通常由食、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组成。不同动机的旅游者在旅游消费过程中，其偏好追求不一样，旅游行为也不一样。出于健康动机的旅游者在饮食、住宿、出行、游玩、购物、娱乐时都注重和追求健康，在旅游活动选择和旅游行为表现上也都有健康指向性。既有研究证实，具有身体健康动机的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一般都会选择那些能够增进身心健康的旅游活动[27]；身体健康动机促使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更加关注健康因素，并总是有意识地选择某些特定的旅游活动来获取健康收益[49]；出于健康动机的旅游者进行身体放松活动的情况也明显强于其他旅游动机的旅游者[27-28]。他们在旅游过程中会更加有意识地通过某些特定的旅游活动获得物质的、社会的和情感的资源以帮助身体康复，例如在广西巴马，健康旅游者会努力追求健康生活方式（喝本地泉水、吃本地食物等），会坚持通过打水、饮水、健走、散步、打太极拳、跳广场舞、唱歌、打乒乓球等活动来锻炼身体，也会通过积极的社交活动来自我放松[50]。人际交往动机则促使旅游者结伴出游，注重社会互动和情感交流，从而促进旅游者的心理健康[51]和社会健康，并作用于旅游者的生理健康。总之，健康旅游动机会促使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更加追求旅游过程中的食、住、行、游、购、娱行为健康。本文因此构建假设H1、H2如下：
H1：旅游者身体健康动机正向影响其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
H2：旅游者人际交往动机正向影响其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

2.2.2 旅游者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与旅游后的健康效应

在医药卫生领域，效应又指作用，是指生物体接受某种刺激或药物而产生的反应[52]。本研究中，旅游健康效应是指旅游者参加旅游活动对其健康的影响，通过旅游过程完成后旅游者对自身健康变化的感知水平进行测量，包括感知的正面健康效应和负面健康效应。旅游者活动与旅游者健康关系密切，旅游活动能使旅游者的生命质量在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维度得到不同程度的优化[53]。例如巴马养生旅游者的健康旅游行为使其获得了积极的康复效应感知，户外运动使不少巴马慢性病游客感觉身体状况明显好转[50]。度假旅游过程中，旅游者从事身体锻炼、社交活动或者诸如阅读这样的静态活动均能使旅游者健康受益[20]，从事较长时间身体锻炼活动的度假者的健康效应更明显[23]；旅游者不健康的行为（如抽烟、酗酒、不安全的性行为等）及激烈的旅游活动（如山地自行车骑行、陌生地域的远足、高山滑雪等）都可能会损害旅游者健康[54]；旅游过程中发生的消极事故（如与人纷争、生病、受伤等）也对旅游者健康产生消极影响[23]。旅游者的活动与健康的关系可以解构为3个方面8个维度：第一个方面，健康饮食是保障旅游者健康的重要条件，食品卫生与安全方面的不良问题会对旅游者健康产生消极影响[55]；第二个方面，高质量的旅游住宿设施与服务能让旅游者获得良好的休憩体验，促进其健康的恢复、提升乃至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第三个方面，便捷舒适的旅游交通服务对旅游者健康也起着重要作用，因为空间运动有可能影响旅游者的睡眠甚至损害其健康[29]。8个维度包括康复性自然景观、康复性人文景观、餐饮服务、住宿服务、交通服务、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健康[29]。
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越追求食、住、行、游、购、娱等旅游活动的健康属性，就越可能健康饮食、健康住宿、健康出行、健康游玩等，其旅游过程对旅游者的健康效应就会越好。旅游者的健康效应不仅可以通过仪器对身体气血指标等的观测来度量，也可以通过旅游者旅游后对身体健康促进效应的感知来度量。因此构建假设H3如下：
H3：旅游者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正向影响其感知的旅游健康效应。
具体地，研究假设H3a、H3b和H3c分别表示旅游者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正向影响其感知的生理健康效应、心理健康效应和社会健康效应。

2.2.3 旅游者的健康动机与旅游健康效应

旅游动机驱动旅游者旅游行为方式选择和旅游过程实施，蕴含着旅游者对旅游产品基础功能的期望、对体验产品后的结果的期望以及对收获结果后达到最终目标的期望[56]。健康来自于满足，人们的健康状态可以通过幸福感来体现[57]。享受自然环境、社会交往和追求亲密关系、追求健康生活、逃避日常生活和自我实现旅游动机会影响旅游者主观幸福感[58-59]。旅游者的旅游动机会影响到其难忘体验和感知收益并进一步影响到其主观幸福感[60]。研究证实，游憩动机对游憩者的健康效应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3,17]。出于健康动机的旅游者在同一旅游过程中获得的健康收益要强于其他旅游者群体[27-28]。理论上而言，以情感动机为目的的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更易获得社会健康收益。可见，旅游者的健康旅游动机会影响其感知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健康效应，因此构建假设H4、H5如下：
H4：旅游者的身体健康动机正向影响其感知的旅游健康效应；
H5：旅游者的人际交往动机正向影响其感知的旅游健康效应。
进一步地，研究假设H4a、H4b、H4c分别表示旅游者的身体健康动机正向影响其感知的生理健康效应、心理健康效应和社会健康效应；研究假设H5a、H5b、H5c分别表示旅游者的人际交往动机正向影响其感知的生理健康效应、心理健康效应和社会健康效应。
旅游动机只有通过其实际的旅游行为过程才能产生预期的行为结果。如果仅有旅游动机而没有具体的旅游过程实施和旅游行为实践，旅游者的内在需求就不可能得到满足。因此，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在健康旅游动机与旅游健康效应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故构建假设H6如下：
H6：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在健康旅游动机与旅游健康效应之间起中介作用，具体包括：
H6a：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在身体健康动机与感知的旅游健康效应之间起中介作用；
H6b：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在人际交往动机与感知的旅游健康效应之间起中介作用。
综合上述6个假设，构建旅游者HMPE的作用路径和关系模型如下图2所示。
图2 旅游者HMPE概念模型

Fig. 2 Conceptual model of tourist HMPE

3 研究设计与数据获取

3.1 问卷设计

目前，学界开发出了许多适用于老人、病人、青少年等特殊群体的健康自评量表。Goteborg生活质量测评量表（Goteborg Quality of Life，简写为GQL）适用于一般人群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健康状况测评，具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61]。本研究借鉴GQL量表，让受试者自我评估旅游对其生理健康（生理机能、睡眠质量等）、心理健康（认知功能、幸福感、心理压力等）和社会健康（社会支持、人际沟通等）的影响；同时借鉴McIntosh[44]等的旅游动机体系，围绕旅游动机、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旅游健康效应感知等设计了问卷初卷，并于2022年1—2月通过问卷星网络调研平台进行预调查，获得666个有效样本数据，针对预调查数据中存在的问题完善问卷后形成正式问卷。随后采用正式问卷进行线上调查。
正式问卷包括4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受访者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常住地、年龄、婚姻状况、学历、月均收入、旅游偏好等。第二部分为“旅游动机”调查，请受访者对身体健康动机（含康养医疗、放松休息、逃避压力）、文化动机、人际交往动机（含促进家庭和谐、改善人际关系、结识新朋友）、地位与声望动机赋分，进行旅游动机的重要性评价；第三部分为“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调查，包括旅游过程中对食、住、行、游、购、娱旅游行为的健康属性（如旅游就餐“追求营养健康”、旅游住宿“追求睡眠健康”等）及其它属性（如旅游就餐“追求新奇趣味”、旅游睡眠“追求奢华档次”等）的重视；第四部分为“旅游健康效应感知”，调查受访者感知的旅游健康效应。本研究中，首先请受访者根据旅游后的真实感受判断对“旅游对身心健康有促进作用”表述的认可程度，其次请认可“旅游对身心健康有促进作用”的受访者对旅游后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效应题项相应陈述的符合情况进行判断（生理健康效应题项5个，心理健康效应题项6个，社会健康效应题项6个）。除个别题目为百分制赋分题外，主要题目的选项为7级李克特量表，1为十分不喜欢/非常不重要/非常不符合、2为不喜欢/不重要/不符合、3为比较不喜欢/比较不重要/比较不符合、4为一般、5为比较喜欢/比较重要/比较符合、6为喜欢/重要/符合、7为十分喜欢/非常重要/非常符合。值越大，表示中国城市居民出游前的健康动机、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旅游后感知的健康效应越强。

3.2 数据收集

正式问卷调查于2022年5—7月间通过问卷星网络调研平台，按等级、分比例对全国四级以上城市市域IP地址样本库进行配额抽样（一级城市不少于30份、二级城市不少于20份、三级城市不少于10份，四级城市不少于5份），选取近期有过旅游经历的用户展开问卷调查。问卷调查请求共发送给中国大陆31个省域121个城市的目标对象1 149人，接受访问的1 116人。为确保问卷回收质量，问卷发放过程采用雷同答案判别、IP唯一性校验、设备唯一性校验、禁止同一被访者二次答题、样本历史可信度先验值低于60分禁入等多种质量控制手段。问卷回收后，为确保数据真实有效，再剔除线上答题时间短于3分钟、同一矩阵量表题内连续多个小项答案相同的答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 050份，问卷有效率94.1%。
样本数据的描述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居民出游者中，女性（54.7%）略多于男性，未婚（58.5%）略多于已婚，年龄多在18~45岁之间（83.2%），学历主要是大专或本科（66.0%），职业主要是自由职业者及个体户（18.0%）、学生（16.4%）、商业服务业人员（16.8%）和专业技术人员（14.9%），月平均收入绝大多数在1万元以下（80%），出游天数多为3~7天（70.1%），偏好与家人朋友一起出行（90.6%），平均每天旅游花费以300~800元为主（62.6%）。总体说来，本次调查样本的地域分布及其群体分布特征比较合理，代表性良好。

4 实证分析

4.1 中国城市居民健康旅游动机、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和健康效应的统计分析

描述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健康动机是中国城市居民出游的主要动机。研究发现（表1），中国城市居民的出游动机排序是：身体健康动机（45.41%）>文化动机（25.93%）>人际交往动机（21.48%）>地位与声望动机（7.18%），超过六成五的城市居民以健康（含身体健康动机与人际交往动机）为主要出游动机。在身体健康动机的认同率中，放松休息（88.73%）>逃避压力（72.23%）>康养医疗（29.25%），只有约三成城市居民出于康养医疗目的旅游，但近九成的城市居民出于放松休息目的出游。在人际交往动机的认同率中，促进家庭和谐（75.69%）>改善人际关系（64.72%）>结识新朋友（49.01%），说明促进家庭和谐、改善人际关系是城市居民出游的主要目的。从旅游健康动机重要性的均值来看，中国城市居民出游以放松休息（M=5.59）、促进家庭和谐（M=5.33）、逃避压力（M=5.17）、改善人际关系（M=5.07）为重要动机，其均值均大于5；结识新朋友（M=4.67）、康养医疗（M=3.92）不是中国城市居民的主要出游目的。
表1 中国城市居民旅游HMPE描述统计分析结果

Tab. 1 Analytical results of tourist HMPE among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健康动机 均值M
(标准差)		 认同率 旅游过程中
的健康追求		 均值M
(标准差)		 认同率 旅游健康
效应来源		 旅游健康效应来源
构成百分比(均值)
康养医疗 3.92 (1.29) 29.25% 饮食健康 4.86 (1.17) 57.57% 旅游餐饮 22.35%（11.79）
放松休息 5.59 (1.11) 88.73% 睡眠健康 5.52 (1.07) 84.27% 旅游住宿 20.95%（9.61）
逃避压力 5.17 (1.15) 72.23% 旅游交通健康 5.82 (0.98) 92.23% 旅游交通 13.92%（7.45）
促进家庭和谐 5.33 (1.16) 75.69% 景区游览健康 4.78 (1.18) 55.44% 景区游览 20.94%（13.26）
改善人际关系 5.07 (1.17) 64.72% 购买药品保健品 3.50 (1.39) 17.00% 旅游购物 7.30%（6.15）
结识新朋友 4.67 (1.21) 49.01% 娱乐健康 4.26 (1.27) 37.57% 旅游娱乐 14.54%（10.78）
中国城市居民在旅游过程中对健康的追求整体强烈，表现为他们关注旅游过程中行（M=5.82）、住（M=5.52）、食（M=4.86）、游（M=4.78）的健康属性，分别有92.23%、84.27%、57.57%和55.44%的受访者旅游过程中追求能维持或促进健康的交通、住宿、餐饮及景区游览，但不太注重旅游娱乐（M=4.26）与旅游购物（M=3.50）的健康属性，其认同率分别只有17.00%和37.57%。
中国城市居民旅游后感知的旅游健康效应明显。分析结果表明，认同“旅游对身心健康有促进作用”的受访者占85.24%，不认同的只占1.75%。受访者认为，旅游过程各消费环节都可产生健康效应，旅游健康效应的来源占比及位序为：健康饮食（22.35%）>健康睡眠（20.95%）>景区游览（20.94%）>旅游娱乐（14.54%）>旅游交通（13.92%）>旅游购物（7.30%）。中国城市居民对“食、住、游、娱、购”5项旅游行为的健康追求与健康效应来源感知一致，即旅游过程中追求食、住、行、游、购、娱活动的健康属性，其感知的旅游健康效应也来源于相应的健康旅游行为，只有“行”这一项存在“背离”现象，虽然92.23%的受访者追求旅游交通的健康属性，但只有13.92%的受访者认为其旅游健康效应来源于旅游交通。这点与杨振之等[29]认为“旅游交通、食宿及景区游览是旅游健康效应产生的重要环节”的结论有所不同。
中国城市居民感知的各维度旅游健康效应并不相同。基于主成分分析原则，采用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方法对旅游健康效应感知总量表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EFA），结果表明，旅游健康效应感知总量表的KMO值为0.88，巴特雷球形度检验结果显著（X2=5710.82，P<0.001），最终提取出3个特征根值大于1的公因子，分别对应感知的生理健康效应、心理健康效应和社会健康效应。删除因素载荷量小于0.5的题项，对健康效应感知的3个公因子各题项加总求均值后进行描述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城市居民感知的旅游健康效应并不相同，旅游心理健康效应（M=5.87）>旅游社会健康效应（M=5.29）>旅游生理健康效应（M=5.01），均值均大于5，说明中国城市居民旅游后感知的积极的健康效应明显。这一研究结论与城市绿道游憩者的健康效应感知相符[13]。

4.2 测量模型分析

测量模型分析通常先进行模型整体拟合程度检验，当模型拟合性被接受之后，可以针对个别的因素质量进行检测，即信度与效度检验[62]。

4.2.1 测量模型拟合指数

采用AMOS 21.0软件分别对中国城市居民旅游的健康动机、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及感知的旅游健康效应3个测量模型进行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简称为CFA）分析发现，各观测变量对其对应潜变量的解释力均在P<0.001水平上显著，各测量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数（GFI）、比较拟合指数CFI、标准拟合度指标NFI、增值拟合度指标IFI、近似均方根误差RMSEA、卡方自由度比值（X 2/DF）均达到理想标准（表2），说明健康动机、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及感知的旅游健康效应CFA假设模型与观察数据可以适配。
表2 中国城市居民旅游HMPE模型CFA结果

Tab. 2 CFA results of the tourist HMPE model among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潜变量 X2/DF NFI CFI GFI IFI RMSEA
模型判断标准 <5 >0.90 >0.90 >0.90 >0.90 <0.08
健康旅游动机（包括身体健康动机与人际交往动机两个因素） 4.37 0.99 0.99 0.91 0.99 0.06
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一个因素) 1.93 0.99 0.99 0.90 0.99 0.03
旅游健康效应（包括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健康三个因素） 4.96 0.92 0.94 0.92 0.94 0.06

4.2.2 信效度分析

利用信度分析之“如果项已删除则进行度量”选项分别对旅游者健康动机、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感知的生理、心理及社会健康效应潜变量进行信度检验，根据“项已删除的Cronbach’s α值”删除旅游健康效应量表中之“更乐意接受新事物”这一观测题项，其余题项予以保留。在此基础上，对各潜变量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一般地，当因素载荷量>0.6、Cronbach’s α>0.7、组合信度CR>0.7，说明观测题项对各潜变量的信度理想[62]。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中国城市居民的旅游HMPE潜变量信效度分析结果

Tab. 3 Latent variables reliability & validity analytical results of tourist HMPE model among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潜变量
（模型判断标准）		 Cronbach’s α
（>0.70）		 CR
（>0.70）		 AVE
（>0.50）
身体健康动机 0.68 0.69 0.50
人际交往动机 0.79 0.84 0.64
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 0.73 0.77 0.52
感知的生理健康效应 0.83 0.85 0.52
感知的心理健康效应 0.79 0.82 0.61
感知的社会健康效应 0.86 0.87 0.56
由表3可知，除身体健康动机的Cronbach’s α和CR值略小于0.70以外，其余各潜变量具有良好的信度，其Cronbach’s α和CR均大于0.70。
本文采用平均萃取方差AVE和区分效度来进行效度检验。AVE反映一个潜变量能被一组观察变量有效估计的聚敛程度，区分效度则反映不同潜变量之间有效区别的水平。一般地，当AVE>0.5时，说明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聚敛效度；当AVE的平方根大于相应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时，表示各潜变量之间区分效度良好[62]。本研究效度分析结果表明，所有潜变量的AVE值均>0.50，说明各潜变量聚敛效度良好（表3）。各潜变量间相关性与区分效度分析结果见表4。各潜变量AVE的算术平方根均超过了每对潜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水平，说明各潜变量间的区分效度良好。
表4 中国城市居民旅游的HMPE变量间相关性与区分效度分析

Tab. 4 Correlation and discriminant validity analytical results of latent variables of tourist HMPE model among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身体健康
动机		 人际交往
动机		 旅游过程中
的健康追求		 感知的生理
健康效应		 感知的心理
健康效应		 感知的社会
健康效应
身体健康动机 0.71
人际交往动机 0.37 0.80
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 0.45 0.49 0.72
感知的生理健康效应 0.42 0.47 0.46 0.72
感知的心理健康效应 0.40 0.40 0.31 0.50 0.78
感知的社会健康效应 0.18 0.55 0.38 0.50 0.50 0.75
可见，本研究各潜变量及其对应的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内部拟合度，可以进行结构模型的分析。

4.3 结构模型分析

4.3.1 结构模型拟合指数及研究假设检验

在测量模型分析的基础上，利用Amos 21.0软件，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方法对研究构建的结构模型（图2）的拟合优度进行检验，其模型拟合分析结果为：X 2/DF=4.20，RMSEA=0.056，GFI=0.93，CFI=0.95，NFI=0.94，IFI=0.95，均达到理想标准，结构模型与数据资料之间的拟合度较高，模型适配度和简约度良好。结构模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t值及研究假设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中国城市居民旅游的HMPE结构模型分析结果

Tab. 5 Structural model analytical results of tourist HMPE model among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假设 影响路径 β S.E. t P 假设检验结论
H1 身体健康动机→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 0.25 0.03 9.33 P<0.001 支持
H2 人际交往动机→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 0.43 0.02 15.60 P<0.001 支持
H3a 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感知的生理健康效应 0.26 0.03 6.21 P<0.001 支持
H3b 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感知的心理健康效应 0.08 0.04 1.99 P=0.050 支持
H3c 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感知的社会健康效应 0.13 0.04 3.30 P<0.001 支持
H4a 身体健康动机→感知的生理健康效应 0.09 0.02 2.57 P=0.010 支持
H4b 身体健康动机→感知的心理健康效应 0.16 0.03 4.29 P<0.001 支持
H4c 身体健康动机→感知的社会健康效应 0.06 0.03 1.67 P=0.100 不支持
H5a 人际交往动机→感知的生理健康效应 0.13 0.02 3.44 P<0.001 支持
H5b 人际交往动机→感知的心理健康效应 0.13 0.03 3.19 P=0.001 支持
H5c 人际交往动机→感知的社会健康效应 0.31 0.03 7.92 P<0.001 支持
由表5可知，中国城市居民出游的身体健康动机、人际交往动机正向影响着其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其标准化路径系数β分别为0.25和0.43；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正向影响着他们感知的生理健康效应（β=0.26, P<0.001）、心理健康效应（β=0.08, P=0.05）和社会健康效应（β=0.13, P<0.001）。研究结果也表明，人际交往动机对中国城市居民感知的生理健康效应（β=0.13, P<0.001）、心理健康效应（β=0.13, P=0.001）、社会健康效应（β=0.31, P<0.001）都有直接的正向作用，而身体健康动机对中国城市居民感知的生理健康效应（β=0.09, P=0.01）和心理健康效应（β=0.16, P<0.001）显著，但社会健康效应（β=0.06, P=0.10）不显著。除假设H4c外，假设H1至H5都得到支持。

4.3.2 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AMOS 21.0软件，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抽样1 000次，取95%的置信区间，分别对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在身体健康旅游动机、人际交往旅游动机与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健康效应感知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Bootstrap方法主要通过观察置信区间内的最高值和最低值之间是否包含0来判断中介效应是否显著，间接效应区间不包括0即判定中介效应存在[63]。检验结果（表6）表明，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在健康旅游动机与旅游健康效应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95%置信区间区均不包含0，P<0.05），研究假设H6得到验证。
表6 中国城市居民旅游的HMPE模型中介效果分析结果

Tab. 6 Mediating effect test results of the tourists’ HMPE model among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中介作用路径 标准化
间接效应值		 95%置信区间
Lower Upper P值
身体健康动机 →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 →感知的生理健康效应 0.07 0.05 0.10 <0.001
身体健康动机 →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 →感知的心理健康效应 0.02 0.002 0.04 0.04
身体健康动机 →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 →感知的社会健康效应 0.03 0.01 0.06 0.005
人际交往动机 →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 →感知的生理健康效应 0.11 0.08 0.15 <0.001
人际交往动机 →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 →感知的心理健康效应 0.03 0.003 0.07 0.04
人际交往动机 →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 →感知的社会健康效应 0.06 0.02 0.10 0.005
综合上述，除H4c外，中国城市居民旅游的HMPE概念模型得到验证：旅游者的健康动机会直接影响旅游者感知的健康效应，也会通过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的中介作用影响旅游者感知的旅游健康效应。中国城市居民旅游的HMPE模型的分析结果如图3所示。分析图3，可以得到以下三点重要认识。
图3 中国城市居民旅游的健康MPE模型标准化输出结果

注：实线表示潜变量间作用关系显著，虚线表示潜变量间作用关系不显著；***、**、*分别表示在0.001、0.01和0.05水平显著，无星表示该路径关系不显著，该研究假设未获支持。

Fig. 3 Standardized results of the tourists’ HMPE model among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第一，旅游者的身体健康动机和人际交往动机对其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存在直接的正向影响，其作用路径系数分别为0.25和0.43；相较于身体健康动机，人际交往动机对其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影响更强。此外，身体健康动机作用于旅游者感知的生理健康效应、心理健康效应、社会健康效应的路径系数综合值分别为0.16、0.18和0.03，以身心健康效应为主；人际交往动机作用于旅游者感知的生理健康效应、心理健康效应、社会健康效应的路径系数综合值分别为0.24、0.16和0.37，以社会健康效应为主。
第二，旅游者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对旅游者感知的健康效应存在直接的正向影响，其感知的生理健康效应、心理健康效应、社会健康效应的作用路径系数分别为0.26、0.08和0.13，总效应值为0.47。这意味着旅游者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及其消费行为所产生的生理健康效应最大，社会健康效应次之，心理健康效应最小。
第三，旅游者出游的健康动机对其感知的旅游健康效应具有重要影响，既有直接作用，也经由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而存在间接作用，中介效应明显。其中，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在身体健康动机与社会健康效应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其余则为部分中介作用。

5 结论与启示

5.1 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方法获取样本数据，通过七级李克特量表和GQL测评量表获取变量数据，采用描述统计方法对中国城市居民出游前的健康动机、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和旅游后的健康效应感知水平进行分析，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检验了中国城市居民旅游健康的“动机-过程-效应”的关系和作用路径，得到以下初步结论。
（1）健康是中国城市居民出游的主要动机之一。在健康动机的驱使下，中国城市居民在旅游过程中追求有益于健康的旅游交通、住宿、餐饮及景区游览行为，并通过健康饮食、健康睡眠、赏悦游览获得积极的健康效应。中国城市居民绝大多数（85.24%）认同“旅游可以促进健康”观点。本结论揭示了中国城市居民旅游的HMPE基本特征和作用路径，既验证了旅游动机对旅游者行为及目标结果的激活、导向作用[43,56]，也佐证了杨振之等[29]、Huang和Xu[49]、黄力远和徐红罡[50]、Grout和Speakman[55]等关于旅游活动与旅游者生理、心理和社会健康之间有密切关系的观点。
（2）中国城市居民旅游健康的“动机-过程-效应”之间存在着可验证的逻辑联系。中国城市居民的健康出游动机不仅直接地正向影响着他们在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及其旅游行为，还直接和间接地正向影响着他们感知的旅游健康效应，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在健康旅游动机和旅游健康效应之间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这一研究结论与Strandberg等[20]、Pesonen和Komppula[27]、Laesser[28]、Huang和Xu[49]、黄力远和徐红罡[50]对旅游者的相关研究发现基本一致。本结论不仅较好地验证了健康旅游动机对旅游者健康旅游行为与健康促进结果的作用机制，而且较好地解释了非健康动机的旅游者也能从旅游活动中获得健康收益的原因，进一步证实了曾真等[13]、Buckley等[14-15]、黄清燕等[64]的研究结论。即只要吃得健康、住得健康、行得安全、游得健康，无论是否以健康促进为出游动机，旅游者都能从旅游体验中获得健康促进。健康是人与环境之间以及人体内部脏器之间的动态平衡，本研究构建的中国城市居民旅游的HMPE研究模式，清晰揭示了出游前的健康动机-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旅游后的健康效应之间的逻辑关系和作用路径，在时间上延伸了旅游过程研究，在内容上拓宽了旅游效应研究，集生理、心理、社会为一体，熔动机、过程、效应为一炉，尽管还有不少不足，仍有益于学界今后对旅游健康效应及其机制的研究。
（3）中国城市居民旅游的健康动机包括身体健康动机和人际交往动机，人际交往动机产生的旅游健康效应较身体健康动机产生的健康效应显著，身体健康动机对旅游者的健康促进以生理健康效应和心理健康效应为主，人际交往动机对旅游者的健康促进则以社会健康效应为主。总之，中国城市居民的健康旅游动机影响着他们在吃、住、行、游、购、娱等消费环节中对健康的追求，进而影响他们的旅游景观偏好和情境行为。旅游者越是以健康促进为旅游动机，他们的旅游行为就越“健康”，他们从旅游体验中获得的健康收益就越显著。

5.2 研究启示

本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旅游与健康的关系以及旅游健康效应产生机制，对发展旅游产业、提升人们的健康水平具有一定启示。
（1）旅游有助健康。旅游者的健康动机驱动其旅游过程中的健康追求和健康行为，健康旅游行为产生正向的旅游健康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讲，旅游是一种重要的公共健康资源，更是一种促进人类健康的生活方式。因此，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就要将旅游作为“普及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抓手来推进，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公众更多地参与旅游休闲活动，通过休闲调适策略促进公众健康。
（2）人际交往动机驱动下开展的旅游活动，不仅有助于提升旅游者的身心健康水平，而且有助于促进家庭、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建设和谐社会。因此，家庭旅游、结伴旅游、改善情绪式休闲、友伴式休闲[65]等旅游形式应予提倡和鼓励。
（3）旅游过程中各活动环节产生的健康效应具有异质性，食、住、游三环节是旅游健康效应的主要来源，旅游交通虽然不是旅游健康效应的主要来源，但它是旅游者最关注的旅游健康要素。因此，旅游服务要特别注重给旅游者提供优质的健康饮食、舒适的健康睡眠、有益健康的景区游览和安全的旅游交通，满足旅游者的健康追求，让旅游者时时处处、切切实实获得旅游健康收益。
最后应指出的是，本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一是问卷调查样本虽然涉及31个省域121个城市，但作为全国性研究样本数仍显不足；二是受访者为有过旅游体验的城市居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旅游者；三是没有对明确以获取健康为目的、采取特定健康旅游方式（如温泉度假旅游、山地度假旅游、医疗养生旅游）的旅游者群体进行专门调查；四是没有探讨环境的中介作用，环境或地方如何、在什么情况下对谁会产生健康体验、健康行为及健康结果，不仅是健康地理学的核心科学问题[66]，也是旅游健康效应研究的重要问题。所有这些不足，都有待学界同仁今后共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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