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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旅游 >

2024 , Vol. 14 >Issue 3: 560 - 573

DOI: https://doi.org/10.12342/zgstly.20240038

遗产旅游

不同生命周期家庭人力资本对非遗旅游消费的影响

  • 孙琼 ,
  • 孙玉 , * ,
  • 张湉
展开
  • 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北京 100101
* 孙玉（1998-），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E-mail:

孙琼（1984-），女，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E-mail:

收稿日期: 2024-02-02

  修回日期: 2024-06-18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9-18

基金资助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3GLB020)

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优秀青年人才培育计划项目(BPHR202203211)

收起

The influence of household human capital at different life cycle stages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consumption

  • Sun Qiong ,
  • Sun Yu , * ,
  • Zhang Tian
Expand
  • School of Management,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China
* Sun Yu. E-mail:

Received date: 2024-02-02

  Revised date: 2024-06-18

  Online published: 2024-09-18

Fold

摘要

随着家庭人力资本提升，消费者旅游需求呈现多样化。文章探讨了家庭人力资本对非遗旅游消费的影响，并分析了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下这种影响的差异性。研究表明：（1）家庭人力资本的提升，包括家庭成员的教育水平、健康水平和经济收入等，对非遗旅游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家庭生命周期在家庭人力资本对非遗旅游消费影响中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特别是在满巢II期家庭中，家庭人力资本对非遗旅游消费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而对筑巢期和空巢期家庭的影响相对较小。（3）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成员对非遗旅游消费模式的偏好也存在差异，如筑巢期家庭更偏好民宿和文创结合的旅游项目，满巢期家庭倾向于研学和文创类项目，空巢期家庭则更青睐节庆和文创类体验。据此建议非遗旅游的开发和推广在重点关注高人力资本水平家庭的同时，可针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家庭开发适宜的非遗旅游项目。文章不仅丰富了家庭旅游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非遗旅游的市场策略制定和产品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 人力资本; 非遗旅游消费; 行为偏好; 家庭生命周期; 文旅融合

本文引用格式

孙琼 , 孙玉 , 张湉 . 不同生命周期家庭人力资本对非遗旅游消费的影响[J]. 中国生态旅游, 2024 , 14(3) : 560 -573 . DOI: 10.12342/zgstly.20240038

Abstract

The enhancement of household human capital has driven diversified needs in consumers’ travel experiences.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impact of household human capital on the consump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and examines the variability of this influence at different stages of family life cycle.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1) the enhancement of household human capital, encompassing the educational levels, health status, and financial income of family members, has a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affect on the consump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2) Family life cycle serves as a crucial moderator in how household human capital impac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consumption. Particularly in families at the full nest II stage,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household human capital on such tourism consumption is markedly more pronounced compared to families in the nesting and empty nest stages, where the impact is less significant. (3) Preferences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models also differ among members of families in various life cycle stages. For instance, families in the nesting stage show a greater preference for homestay and cultural creative tourism projects, families in the full nest stage lean towards educational tours and cultural creative projects, and families in the empty nest stage have a stronger inclination towards festivals and cultural creative experiences. Accordingly,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should concentrate on families with higher levels of human capital and tailor suitab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projects for families in different life cycle stages. This paper not only contributes to the existing body of research on factors influencing family tourism consumption but also offer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direc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market strategies and innovation i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products.

Key words： human capit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consumption; behavior preference; family life cycl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1 引言

2023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着力扩大消费和有效投资，助力旅游业发展[1]。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既是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将非遗元素融入旅游产品和活动中，可以增加旅游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同时也为非遗的保护提供新的平台和机遇[2]。非遗旅游作为旅游消费的重要部分，是实现非遗活态传承的最佳方式之一，既能丰富旅游产品的内容，还能够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发展，如手工艺品制作、特色餐饮、文化表演等，从而为地方经济注入新的活力[3]。与此同时，非遗旅游消费也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4]，借此游客能够更深入地体验和学习非遗文化，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从而推动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家庭旅游消费是旅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的经济条件、成员的教育背景、家庭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HC）以及居住环境等都是影响家庭旅游消费的关键因素[5]。研究表明，家庭人力资本通过影响家庭财务状况、家庭成员的教育水平、职业背景、消费观念等多个方面，对家庭旅游消费产生影响[6]。根据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家庭的消费行为随着家庭成员数量的变化和年龄结构的多样性而展现出独特的特征，在家庭发展的各个阶段，这些差异尤为显著，从而塑造了每个家庭独特的消费模式[7-8]。尽管现有研究已经认识到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生命周期对旅游消费的影响，但对家庭非遗旅游消费这一特定领域的探讨却相对较少。非遗旅游作为一种文化体验，不仅对家庭的文化素养提升具有独特价值，还承载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使命。目前，家庭人力资本如何影响家庭非遗旅游消费决策，以及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对非遗旅游消费偏好的差异性研究存在明显缺口。
鉴于此，文章探求家庭人力资本和非遗旅游消费（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Consumption，ICHTC）之间的作用机制，并针对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家庭，重点探究了不同生命周期下家庭人力资本对非遗旅游消费的影响差异。文章的理论价值在于厘清了不同家庭生命周期下家庭人力资本对非遗旅游消费的影响差异，建立了家庭人力资本与非遗旅游消费的影响关系模型，搭建起家庭因素与旅游消费之间的理论桥梁；实践上有利于针对不同家庭生命周期以及不同家庭人力资本水平的家庭精准开发推广非遗旅游项目，进而激发潜在的消费内需，实现高品质文化向高品质旅游的转化。

2 文献回顾

2.1 家庭人力资本与非遗旅游消费

人力资本的概念最早起源于经济学研究。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等人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参与通识教育和职业培训，个体能够显著增强劳动技能、提高生产效率，进而优化工作表现，为未来收入的增长奠定基础[9]。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家庭在人力资本形成和传递中的作用。这些研究不仅关注家庭内部的投资行为，还关注家庭与外部环境（如学校、社区、政策等）的互动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10-11]。例如，孙永强等[12]提出家庭在人力资本的培育与投资中扮演着核心角色，父母的经济地位、教育背景以及对未来的规划能力，这些因素共同影响子女的发展潜力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家庭人力资本是指在家庭内部，所有成员的知识、技能、健康状态以及其他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个人特质的总和[13]。这些资本对于家庭成员在社会和经济活动中取得成功至关重要，能够提高家庭成员的生产能力和生活质量。
家庭人力资本可以表征为家庭财务状况、家庭成员的教育水平、健康状况等多个维度指标，而家庭的财务状况、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均能够影响家庭旅游消费[14]。家庭财务状况是旅游消费的基础，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旅游消费在家庭支出中的比重也会相应增加，其中高收入家庭更倾向于选择高品质的旅游体验[15]。其次，家庭成员的教育水平提高往往意味着更好的职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水平，随着家庭成员经济实力的增强，自然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旅游消费[16]。健康的家庭成员能够更好地承担工作任务，保持较高的工作效率，同时也有助于减少医疗保健等额外支出，从而在提高家庭收入、减少家庭支出的基础上为家庭旅游消费提供经济保障[17]。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通常伴随着消费观念的升级，家庭成员会更加倾向于追求生活品质的提升，旅游成为满足精神需求的重要途径[18]。因此，非遗旅游消费作为旅游消费的重要内容，具有文化体验性强、家庭互动性强、教育意义突出、地域特色等鲜明特征，可能受到家庭人力资本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参与非遗旅游活动，家庭成员能够获得新的知识和技能，非遗旅游消费本身也是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形式。

2.2 不同家庭生命周期对非遗旅游消费的影响差异

20世纪初，Rowntree[19]首次提出了家庭生命周期（Family Life Cycle，FLC）概念，即一个家庭诞生、发展直至消亡的运动过程，并根据家庭结构和规模的变化划分的家庭不同阶段。随后Loomis和Hamilton[20]、Wells和Gubar[21]在研究农村社会经济、美国人口变化问题和家庭消费行为时，分别提出了4阶和6阶的家庭生命周期划分模式。其中，6阶段模式将家庭周期细分为形成、扩展、扩展完备、收缩、收缩完成和解体[22]，而4阶段是将家庭生命周期分为无巢期、筑巢期、满巢期、空巢期[23]。据已有家庭生命周期划分类型，结合我国家庭孩子数量普遍减少以及持续的人口低速增长态势这一社会现实，排除配偶死亡家庭解体的状况，将6阶划分收缩合并为4阶段划分，以反映家庭成员结构和需求的变化。这些阶段包括：新婚无子女的“筑巢期”，标志着家庭基础建设阶段的开始；随后是“满巢Ⅰ期”，即家中有了5岁以下的幼儿，家庭生活充满活力与挑战；接着是“满巢Ⅱ期”，孩子年龄在6~18岁之间，家庭进入教育和成长的关键时期；最后是“空巢期”，子女成年离家后，家庭成员重新调整生活重心和关系。家庭生命周期阶段主要依据家庭结构划分，家庭结构的多样性深刻影响着家庭的日常活动模式和消费行为。据贾静[24]的研究，在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由于家庭成员的构成差异，其家庭在旅游行为上表现各异。
筑巢期阶段的年轻人可能更加注重自我探索和体验，对于非遗旅游消费有较高的兴趣，愿意尝试和体验不同类型的非遗项目。此外，在这个阶段，通常年轻夫妻还没有承担起赡养老人的责任，此时他们的经济负担相对较轻，时间和精力较为充裕，是进行非遗旅游消费的好时机，夫妻双方可以共同参与一些有深度的非遗旅游活动，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25]。满巢I期，孩子年龄较小，家庭在非遗旅游消费方面可能更加注重亲子体验和教育，选择适合孩子的非遗项目和活动[26]。满巢II期，孩子逐渐长大，同时家中的老人往往尚可以自理不需要倾注大量精力，家庭对于非遗旅游消费的需求逐渐增强。为了满足孩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家庭可能会选择参与内容丰富、教育意义强的非遗旅游活动。此外随着孩子即将成年，家庭对于非遗旅游消费的需求和偏好可能发生变化，会选择更为成熟和有深度的非遗旅游项目，与孩子共同体验和学习非遗文化[27]。空巢期阶段，老人的身体状况和兴趣爱好的变化，这也可能影响非遗旅游的消费决策，家庭成员可能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满足和自我实现，参与非遗旅游消费的动机更强，更愿意追求独特和有品质的非遗旅游体验[28]。

3 研究方法

3.1 变量测度

3.1.1 家庭人力资本

在家庭人力资本的测度上不仅要考虑劳动力数量及其受教育水平，在劳动力质量维度还应综合考虑劳动力的健康水平。在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作为研究对象时，部分学者采用家庭劳动力占比以及家庭受教育水平的综合指标测度家庭人力资本。而刘松和楼嘉军[29]的研究显示，城镇居民的身体状况影响着休闲消费的投入比例。综上参考管睿等[30]的研究，采用熵值法，综合家庭总收入、家庭平均受教育水平、家庭平均健康水平（自评）3个指标测量家庭人力资本水平，其中受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进行测度。

3.1.2 家庭生命周期

参考Loomis和Hamilton[20]的4阶段划分标准，将家庭生命周期分为已婚且无小孩、已婚且小孩5岁以下、已婚且小孩6~18岁、已婚且小孩19岁以上4个阶段，属于类别变量，各阶段分别命名为筑巢期（赋值为1）、满巢Ⅰ期（赋值为2）、满巢Ⅱ期（赋值为3）和空巢期（赋值为4）。

3.1.3 家庭旅游消费影响因素

已有关于家庭旅游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收入是影响家庭旅游消费支出的最关键因素[31]，但并非唯一因素。旅游者所掌握的财富，包括其资产总额，同样在旅游消费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研究显示，家庭的现金储备和储蓄总额等金融资产对旅游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2]；自我评估的家庭健康水平对家庭旅游消费有正向影响[8]；拥有较高学历的个体通常展现出较强的适应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这种能力的提升，往往与教育水平的增长密切相关，进而在家庭层面上，能够显著推动旅游消费的增长[31]；根据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家庭生命周期通常表征为家庭结构的差异，而家庭结构也是影响旅游者旅游消费支出的重要因素，即家庭生命周期能够对家庭的旅游消费产生较大影响[26]。结合已有家庭旅游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本研究聚焦于家庭收入、健康水平、受教育水平等关键因素，以揭示其对家庭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消费的影响，选取了家庭成员的平均教育水平、家庭自评健康得分、家庭总收入、金融资产总额，以及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这些变量共同构成了我们分析框架的核心，旨在深入探讨它们如何塑造家庭在过去一年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消费行为。有关变量的具体描述见表1。
表1 变量含义及赋值描述

Tab. 1 Meaning of variables and the assigned value

变量名称 定义
非遗旅游消费 过去一年家庭非遗旅游支出（元）
健康水平 家庭成员健康平均值（自评）：很好=5；好=4；一般=3；不好=2；很不好=1
家庭总收入 家庭成员过去一年总的工资收入、转移支付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元）
家庭金融资产 家庭成员在上一年度持有的各类金融资产的总价值（元），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存款、债券、股票、基金以及其他投资产品。
受教育水平 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平均值：
未上过学=0；未读完小学/小学毕业=1；初中毕业=2；高中毕业/中专毕业=3；大专毕业=4；本科毕业=5；硕士毕业/博士毕业=6
家庭人力资本 熵值法综合家庭总收入、家庭受教育水平、家庭健康水平（自评）3个指标
家庭生命周期 筑巢期=1；满巢I期=2；满巢II期=3；空巢期=4

3.2 样本和数据收集

3.2.1 研究区概况

北京中轴线是古都北京的城市脊梁，始建于元代（公元1267年），形成并完善于明清时期。中轴线不仅是北京城市规划的轴线，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象征。北京中轴线上的非遗项目丰富多样，涵盖了民俗杂技、民间音乐、民俗舞蹈、传统体育、民间文学、传统技艺等多个类别。如国家级非遗项目天桥中幡（民俗杂技）、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民间音乐）；北京市级非遗项目大栅栏五斗斋高跷秧歌（民俗舞蹈）、天桥掼跤艺术（传统体育）、“天坛的传说”（民间文学）、“前门的传说”（民间文学）、北京四合院传统营造技艺（传统技艺）等。这些非遗项目是北京中轴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选择北京中轴线相关的非遗景区作为研究区，有助于深入了解游客对非遗旅游的需求，为相关非遗旅游产品的开发和营销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

3.2.2 问卷设计

采取文献研究法和专家咨询法，拟定问卷初稿。为了保证问卷的严谨、可行，在正式调研之前，组织5位旅游专业领域人员对问卷的逻辑架构、文字叙述与设问合理性提出完善意见，后进行预测试，收集反馈并对问卷进行必要的完善，确定问卷终稿。问卷设计分为4个部分，一是针对家庭旅游消费影响因素设计的题项，包括家庭总收入、家庭金融资产、家庭平均受教育水平、家庭平均健康水平以及家庭生命周期，其中针对家庭生命周期设计的题项，共划分为4个阶段，即筑巢期、满巢I期、满巢II期和空巢期；二是针对家庭非遗旅游消费的问卷题项；三是非遗旅游模式偏好排序题项，包括“非遗与民宿”“非遗与文创”“非遗与研学”和“非遗与节庆”；四是针对人口统计学特征设计的题项，包括问卷填写者的性别和年龄。

3.2.3 问卷发放与收集

2022年 9月30日—10月7日期间，6名经过培训的课题组成员在故宫、永定门、先农坛、天坛、前门大街、正阳门、天安门广场、太庙、景山、什刹海、正阳门及箭楼12个主要遗产点采用便利抽样方法，对景区游览结束后的游客进行了问卷调查。共计发放1 300份问卷，其中1 236份问卷经核查确认有效，有效回收率达95.08%，详见表2。此次调研所使用的问卷包含19个题项，根据社会科学研究的标准，有效问卷的数量应至少为题项数量的5倍，以确保统计分析的可靠性。在本研究中，有效问卷的数量是题项数量的65倍以上，远超出了这一标准，从而为后续的数据分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表2 样本基本情况

Tab. 2 Profile of samples

变量 分类 频数 占比(%)
家庭生命周期 筑巢期 216 17.5
满巢I期 576 46.6
满巢II期 342 27.7
空巢期 102 8.2
性别 男 642 51.9
女 594 48.1
年龄 18岁以下 72 5.8
18~28岁 462 37.4
29~38岁 426 34.5
39~48岁 246 19.9
49岁及以上 30 2.4
受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 66 5.3
初中 108 8.7
高中 216 17.5
大学及以上 846 68.5

3.3 模型构建

研究的初始步骤旨在探究家庭生命周期对家庭非遗旅游消费的潜在影响。为此，决定采用随机效用理论指导下的离散选择模型进行深入探究。鉴于家庭生命周期的阶段、家庭成员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以及健康水平等变量均为离散性质，且理论上符合正态分布的特性，我们选用了广义线性模型中的Probit模型来进行回归分析。这种方法能够有效处理因变量的离散性，并揭示不同变量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首先将数据中因变量TOUR（年度家庭非遗旅游消费）转换为受限二分类变量，“0”代表在考察期间内家庭没有进行任何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旅游消费，而“1”则表示家庭至少有过一次此类旅游消费的经历。这种编码方式旨在为后续的统计分析提供一个清晰的基准，便于识别和量化家庭在非遗旅游方面的消费行为。建立模型如下：
T O U R i = α + β 1   E D U i + β 2 H e a l t h i + β 3 I N C i + β 4 F A i + β 5 F L C i + ε i + γ i
式中，i指代每一个独立样本，i=1, …, n； T O U R i代表第i个家庭成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方面的消费情况； E D U i代表第i个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 H e a l t h i代表第i个家庭成员健康平均水平； I N C i代表第i个家庭成员收入； F A i代表第i个家庭金融总资产（Financial Assets）； F L C i代表第i个家庭生命周期； ε i代表第i个家庭个体效应； γ i是随机误差项。

4 实证分析

4.1 家庭生命周期对非遗旅游消费的影响

4.1.1 家庭非遗旅游消费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有效样本进行全面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收入数据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离散特征，同时，数据集中也包含了一些极端值，可能会对后续的回归分析造成干扰，影响结果的稳健性。为了提高分析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文章采取了缩尾处理的方法来调整收入数据，从而减少极端值的影响，确保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更加可信。将收入数据的两端（即收入最高和最低的百分比区域）设定为1%和99%，即仅保留位于这两个百分比之间的数据，又对超出此范围的数据进行截断处理，最终保留了1 224个有效样本。随后利用SPSS统计软件，基于这1 224个样本，进行了Probit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 3 家庭非遗旅游消费影响因素Probit回归

Tab. 3 Probit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ousehol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consumption

影响因素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受教育水平 0.256***
（6.275）		 0.162***
(3.650)
健康水平 0.218***
（4.364）		 0.146***
(3.084)
家庭总收入 0.005***
（2.590）		 0.002**
(2.154)
家庭金融资产 0.003***
（3.624）		 0.000**
(1.852)
家庭生命周期 0.112***
（1.540）		 0.126*
(1.860)
常数项 -1.226***
（-13.159）		 -1.296***
（-8.574）		 -0.906***
（-12.053）		 -0.812***
（-16.940）		 -0.497***
（-3.450）		 0.295
（0.700）
样本量 1 224 1 224 1 224 1 224 1 224 1 224
LR chi2 42.016 17.510 6.894 12.008 2.641 79.963
P 0.000*** 0.000*** 0.006 0.000 0.089 0.000***
R2 0.029 0.023 0.005 0.008 0.003 0.054

注：***、**、*分别代表在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普通标准误，下同。

结果显示，家庭生命周期类型的回归系数为0.112，这一结果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统计检验，表明随着家庭从筑巢期过渡到满巢期，或从满巢期进入空巢期，家庭进行旅游消费的概率显著上升。具体而言，家庭生命周期的这一变化与旅游消费的增加呈现出正相关性。因此，可以推断家庭生命周期是预测家庭是否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进一步分析发现，家庭成员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与自我感知的健康水平在统计上显著正向作用于家庭对非遗旅游的消费行为，且这一效应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得到确认。特别地，教育水平对旅游消费的正向推动作用更为显著，超越了健康水平的影响。此外，家庭的经济状况，包括总收入和金融资产的规模，同样提升了家庭进行非遗旅游消费的可能性。这些家庭的财富水平越高，其进行非遗旅游消费的倾向性越强。模型经过严格的统计检验，显示出良好的拟合度，这进一步验证了家庭生命周期是家庭非遗旅游消费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具备预测家庭旅游消费行为的潜力。

4.1.2 不同生命周期家庭的非遗旅游消费影响因素差异分析

研究进一步按照家庭生命周期类型进行分组回归，考察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家庭非遗旅游消费影响因素的差异。数据中“年度家庭非遗旅游消费”因为存在大量未产生非遗旅游消费的家庭，故采用基于极大似然估计方法的断尾回归Tobit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Tobit回归分析

Tab. 4 Tobit regression analysis

筑巢期 满巢I期 满巢II期 空巢期
受教育水平 865.745***
（2.740）		 476.532*
（1.690）		 502.032*
（1.760）		 306.581
（1.180）
健康水平 56.085
（0.072）		 603.364**
（2.210）		 592.620**
（2.090）		 702.982**
（2.180）
家庭总收入 0.021
（1.510）		 0.056*
（1.390）		 0.047**
（1.410）		 0.036***
（2.520）
家庭金融资产 0.002*
（1.830）		 0.012***
（5.690）		 0.008*
（4.380）		 0.002
（0.920）
常数 1 202.634
（0.490）		 2 492.605
（0.830）		 1 567.054
（0.370）		 430.203
（0.160）
样本量 212 572 339 101
LR chi2 42.960 39.680 40.260 13.640
P 0.000*** 0.002* 0.000*** 0.016**
R 0.002 0.014 0.009 0.001
通过比照表3的回归分析结果并进行深入分析后，可以发现不同生命周期家庭在各因素对家庭非遗旅游消费的影响中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随着家庭从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其旅游消费行为的驱动因素也随之发生重要变化。这种演变不仅揭示了家庭内部结构对旅游消费模式的深刻影响，也突显了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家庭成员的需求、偏好和消费能力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塑造家庭的旅游消费决策。筑巢期家庭中，受教育水平在0.01水平显著正向影响非遗旅游消费，并且相较于其他影响因素，受教育水平对筑巢期家庭非遗旅游消费的促进作用最强；满巢I期家庭中，健康水平和家庭总收入对非遗旅游消费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与满巢I期相比，满巢II期家庭中，受教育水平在0.1水平显著正向影响非遗旅游消费；而空巢期家庭的非遗旅游消费受健康水平和家庭总收入的影响更显著。

4.2 家庭人力资本对非遗旅游消费的影响

4.2.1 不同生命周期家庭人力资本对非遗旅游消费的影响分析

根据前文对家庭生命周期的划分，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控制变量，分组检验考察家庭生命周期在家庭人力资本对非遗旅游消费行为影响中所起的调节作用（表5），其中家庭人力资本是通过熵值法对家庭总收入、家庭健康水平、家庭受教育水平3个指标的综合测度所得。在筑巢期组中，家庭人力资本对非遗旅游消费的影响程度为0.182，且在10%水平上显著；在满巢I期组中，家庭人力资本对非遗旅游消费的影响程度为0.236，且在5%水平上显著；在满巢II期组中，家庭人力资本对非遗旅游消费的影响程度为0.291，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在空巢期组中，家庭人力资本对非遗旅游消费的影响程度为0.21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了分析家庭生命周期对家庭人力资本与非遗旅游消费之间的影响，本文对其进行似无相关（SUEST）的组间差异检验，如表5所示，结果显示满巢II期与筑巢期家庭的经验P值为0.024并在5%的水平显著，结合其回归系数的大小发现人力资本对满巢II期家庭非遗旅游消费的影响程度强于筑巢期家庭。上述结果说明，相对于满巢I期和空巢期的家庭而言，家庭人力资本对满巢II期家庭非遗旅游消费的影响程度更强；相较于其他3个阶段，家庭人力资本对筑巢期家庭非遗旅游消费的影响不太显著。
表5 家庭生命周期调节效应检验

Tab. 5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family life cycle

变量 筑巢期 满巢I期 满巢II期 空巢期
ICHTC ICHTC ICHTC ICHTC
HC 0.182*
（0.049）		 0.236**
(0.064)		 0.291**
(0.060)		 0.212***
(0.05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N 108 288 171 51
R2 0.117 0.142 0.189 0.124
F 4.692* 5.531** 8.152** 5.014**
组间差异P值 满巢II期VS筑巢期
满巢II期VS满巢I期
满巢II期VS空巢期
满巢I期VS筑巢期
满巢I期VS空巢期
空巢期VS筑巢期		 0.024**
0.058*
0.031**
0.062*
0.049**
0.079*
从家庭人口结构特征来说，满巢期的家庭相较于筑巢期和空巢期家庭，往往更关注孩子在家庭旅游中的获益，除了增进感情、放松工作的疲累、满足孩子的好奇心以外，家长往往还希望通过旅游地的选择使孩子在旅游中接受文化和艺术的熏陶，特别是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因此，家庭人力资本对非遗旅游消费的影响由于家庭生命周期不同而存在一些差异，但与此同时，还应关注到筑巢期和空巢期的家庭中，家庭人力资本对非遗旅游消费也有正向作用；再者，满巢I期和满巢II期的家庭也存在差异，满巢II期家庭人力资本对非遗旅游消费的影响更大。

4.2.2 稳健性检验

在评估家庭人力资本对非遗旅游消费的影响时，研究者意识到样本选择偏差可能对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构成威胁。此外，度量指标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家庭的独特属性以及不可预测的特定事件均有可能干扰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为了克服这些潜在的偏误，并确保研究结果具有更高的稳健性，文章采用了倾向性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方法进行严格的检验，以减少选择偏差，从而提供一个更加平衡和可靠的比较基础，来评估人力资本对家庭非遗旅游消费行为的真实影响。
文章参考Ravallion和Chen[33]的方法，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进行内生性检验，基于家庭总收入和受教育水平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以便更准确地评估家庭人力资本对非遗旅游消费的影响。并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进行1: 1有放回近邻匹配，结果满足平衡性假设。表6中（1）和（2）列展示了PSM回归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家庭非遗旅游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 6 Results of robustness test

变量 PSM
(1) (2)
ICHTC ICHTC
家庭劳动力占比 1.465*** (10.03)
受教育水平 2.049*** (11.46)
Control YES YES
N 309 309
adj. R2 0.327 0.331

注：：***、**、*分别代表在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

4.3 非遗旅游模式偏好分析

研究结合当下非遗旅游的主要模式，即“非遗与研学”“非遗与文创”“非遗与民宿”“非遗与节庆”等，在对调查对象进行调查的过程中设置了非遗旅游模式偏好排序题项。调查发现，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家庭对不同的非遗旅游模式的偏好情况不同（表7），其中，筑巢期更偏好“非遗与民宿”和“非遗与文创”；满巢I期更偏好“非遗与研学”和“非遗与民宿”；满巢II期更偏好“非遗与研学”和“非遗与文创”；空巢期则更偏好“非遗与节庆”和“非遗与文创”。借此为非遗旅游开发提供启示，更好吸引游客观光体验，带动以非遗要素为核心的涵盖餐饮、交通、住宿等的多产业融合发展。
表7 非遗旅游模式偏好排序表

Tab. 7 Ranking of preferred mod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旅游模式偏好排序 筑巢期 满巢I期 满巢II期 空巢期
1 “非遗与民宿” “非遗与研学” “非遗与研学” “非遗与节庆”
2 “非遗与文创” “非遗与民宿” “非遗与文创” “非遗与文创”
3 “非遗与研学” “非遗与节庆” “非遗与民宿” “非遗与研学”
4 “非遗与节庆” “非遗与文创” “非遗与节庆” “非遗与民宿”

5 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

文章关注了不同家庭生命周期下家庭人力资本对非遗旅游消费的影响，厘清了家庭人力资本对非遗旅游消费的影响机理，重点考量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家庭人力资本对非遗旅游消费行为的影响差异，以及不同家庭生命周期家庭对非遗旅游模式的偏好差异，主要研究结论如图1。首先，家庭人力资本对非遗旅游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经济收入、成员的教育水平以及健康水平等人力资本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家庭在非遗旅游方面的消费行为，徐紫嫣[34]、杨懿等[35]、Kim等[36]对家庭旅游消费的相关研究结论侧面印证了本研究结论。其次，家庭生命周期在家庭人力资本对非遗旅游消费的影响中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特别是在满巢II期家庭，家庭人力资本对非遗旅游消费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这可能与该阶段家庭成员对文化和教育的高度重视有关。最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家庭成员对非遗旅游模式的偏好存在明显差异，这为非遗旅游产品的开发和市场定位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筑巢期家庭更偏好民宿和文创结合的旅游项目，满巢I期和满巢II期家庭更倾向于研学和文创类项目，而空巢期家庭则更青睐节庆和文创类体验。这些结论为非遗旅游的市场策略制定和产品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有助于推动非遗文化的传承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图1 变量间关系与研究结论

Fig. 1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ables and research conclusion

5.2 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文章有助于厘清家庭人力资本对非遗旅游消费的影响机制，主要理论贡献如下。第一，揭示了家庭人力资本对非遗旅游消费的正向影响，丰富了人力资本理论在旅游消费领域的应用，为理解家庭如何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来增加对文化旅游资源的消费提供了新的视角。第二，将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应用于非遗旅游消费行为分析中，探讨了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对非遗旅游消费的影响差异，从而拓展了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在旅游消费研究中的应用范畴。 第三，揭示了家庭生命周期在家庭旅游消费决策中的调节作用，增进了对家庭如何基于人力资本和生命周期阶段做出旅游消费选择的理解。
文章为非遗旅游的宣传推广、产品开发和市场策略提供了具体而有针对性的指导。具体实践启示如下：第一，在非遗旅游宣传推广过程中，要针对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家庭投入更大的宣传力度，特别是非遗体验性强的旅游项目，此外针对不同人力资本水平的家庭重点宣传适配其消费能力的非遗旅游项目。第二，中国非遗旅游开发过程中要兼顾不同家庭生命周期家庭的旅游消费需求。具体策略如下：一是要进行深入的市场调研，了解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旅游消费需求、偏好和行为特点，确定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潜在消费群体和消费增长点。二是要针对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需求，设计和开发具有针对性的非遗旅游产品和服务。三是要促进文化教育深度融合，在非遗旅游项目中融入文化教育元素，提供家庭游客学习和了解非遗文化的机会。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文章在探讨家庭人力资本对非遗旅游消费影响时缺少对人力资本分维度的对比研究，在研究区的对比研究方面也存在局限性。第一，在研究过程中，对于家庭人力资本没有分质量维度和数量维度进行分类探讨。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家庭人力资本对家庭非遗旅游消费的影响机理，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对人力资本分2个维度分别讨论，以便更准确地揭示2个维度的影响侧重点。第二，家庭人力资本受家庭所在地区影响较大，中国东中西地区经济发展存在明显差异，研究没有针对中国不同区域展开对比研究。未来可以将中国划分为东中西3部分进行差异性对比研究，进一步探究中国各区域的非遗旅游消费发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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