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

乡村旅游开发主体的利益博弈过程及其仿真分析

  • 赖启福 , 1 ,
  • 李虎峰 2 ,
  • 李春硕 1 ,
  • 姜楠 1 ,
  • 林明水 , 3, *
展开
  • 1.福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州 350002
  • 2.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泉州 362021
  • 3.福建师范大学文化旅游与公共管理学院,福州 350117
* 林明水(1980-),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化和旅游地理。E-mail:

赖启福(1974-),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乡村旅游、区域经济。E-mail:

收稿日期: 2024-03-21

  修回日期: 2024-06-11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9-18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BJY199)

The interest game process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entities and its simulation analysis

  • Lai Qifu , 1 ,
  • Li Hufeng 2 ,
  • Li Chunshuo 1 ,
  • Jiang Nan 1 ,
  • Lin Mingshui , 3, *
Expand
  •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 2.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21, China
  • 3. College of Cultural Tourism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China
* Lin Mingshui. E-mail:

Received date: 2024-03-21

  Revised date: 2024-06-11

  Online published: 2024-09-18

摘要

开发主体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利益主体间诉求存在差异,并由此产生不同决策与行为,可能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造成挑战。研究构建演化博弈模型,仿真分析基层政府、乡村精英和社区居民三方博弈,发现:(1)在乡村旅游开发决策过程中三方主体均呈现出追求利益最大化,同时降低自身成本投入的意图,可能导致开发策略的分歧。(2)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基层政府的决策主要受到奖励成本、治理收益和声誉损失等因素的影响,乡村精英的决策则主要受到开发项目的额外成本支出、乡村旅游项目带来的回报、投机行为的收益、损失等因素的影响,社区居民的参与决策主要取决于参与成本,高投入、低收益是削弱各主体乡村旅游开发积极性的核心因素。(3)开发初期,各种前期投入加大财政负担,降低基层政府积极支持乡村旅游的意愿,并导致乡村精英的投机行为;开发中后期,政策奖励门槛升高、项目同质化、收入减少,社区居民参与意愿有限,不愿配合,为获取投机收益,乡村精英可能会放弃努力开发乡村旅游项目的策略。研究通过分析各方行为的影响因素,提出乡村旅游不同阶段的策略调整建议,优化乡村旅游项目开发管理,促进可持续发展。

本文引用格式

赖启福 , 李虎峰 , 李春硕 , 姜楠 , 林明水 . 乡村旅游开发主体的利益博弈过程及其仿真分析[J]. 中国生态旅游, 2024 , 14(3) : 604 -620 . DOI: 10.12342/zgstly.20240074

Abstract

Development entitie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rural tourism, but the divergent interests among stakeholders can lead to different decisions and behaviors, potentially challeng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to simulate and analyze the tripartite game process among grassroots governments, rural elites, and community resident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1)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ll three parties demonstrate an intention of maximizing benefits while reducing their own cost inputs, which may result in strategic discrepancies. (2) During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grassroots governments decisions are primarily influenced by reward cost, governance benefit, and reputation loss. Rural elites’ decisions are mainly affected by additional project cost, return from rural tourism projects, and benefit or loss from speculative behavior. Community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decisions primarily depend on participation cost. High input cost coupled with low return are identified as core factors diminishing the enthusiasm of all parties for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3) In the initial stages of development, various preliminary investments increase fiscal burdens, reducing grassroots governments’ willingness to actively support rural tourism and leading to speculative behavior of rural elite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stages of development, as policy reward thresholds increase, projects become homogenized, and income decreases, community resident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s limited. Consequently, rural elites may give up the strategy of developing rural tourism projects in favor of speculative benefits. By analyz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ach party’s behavior, this study proposes strategic adjustment recommendations for different stages of rural tourism, aiming to optimize rural tourism project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 引言

乡村旅游发展能够为当地居民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促进乡村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2021—202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强调发展乡村休闲旅游的重要性,从国家战略到地方规划,各级政府对乡村旅游的发展均给予了极高的重视[1-2],将其作为推动城乡一体化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3]。伴随着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旅游目的地公地悲剧、精英俘获、居民失权等问题频繁出现[4],利益相关者权利结构不断失衡,制约着乡村旅游地的顺利开发。在实践中,基层政府在贯彻乡村旅游政策时面临资源和能力限制[5],难以平衡经济和社会效益。乡村精英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可能因短期利益牺牲社区利益,加剧与社区居民的矛盾[6]。社区居民享受旅游带来的益处,但也承受乡村旅游开发产生的负面影响[7-8]。基层政府、乡村精英和社区居民间的协作不畅,过分强调各自利益,导致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多主体博弈问题产生,降低了旅游资源的开发效率,阻碍地区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乡村旅游涉及复杂的“人-人”关系与“人-地”相互作用。学术界针对乡村旅游开发、乡村旅游运营等相关主题做出了有益探讨。已有研究认为,乡村旅游的开发有赖于社区居民的参与和支持[9];明晰资源产权,改革旅游资源租赁使用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政府、乡村精英和居民权利不平衡的问题[10];外部资本内化及相应制度和治理机制是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11]。一些案例研究在界定与分析开发参与对象的功能和诉求后认为基层政府需要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发挥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等[12]方面的作用,规划和引导乡村旅游产业开发,监督管理秩序,进行品牌推广,实现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等目标[13]。受到乡土情结的感召,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诉求,乡村精英携带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源返乡创业[14],是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的重要内生力量[15],为乡村旅游发展注入资源[16]。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所在社区东道主的“主体性”[17],社区居民是乡村旅游吸引物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利益相关者[18],社区居民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参与和支持[9,19-21],对乡村旅游的成功开发、经营及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22]。同时,社区居民也有通过参与乡村旅游获得经济收益[23]、开拓眼界、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诉求[18]
现有研究对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解决方案和参与对象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分析,也意识到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存在的内外部利益相关者间博弈,强调在利益分配、资源配置和社区动员方面的协调。然而,案例研究大多聚焦在事件层面而非系统层面,并未越过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矛盾的表象去触及问题形成的过程,现行的博弈模型中还未充分融入社区居民这一重要参与对象。乡村旅游开发既包括前期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也包括中后期社区与当地旅游资源、基础设施的有机结合。受参与收益和参与成本的影响,基层政府、乡村精英和社区居民在不同的乡村旅游发展阶段可能采取不同的策略。
基于此,研究构建包含基层政府、乡村精英和社区居民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结合福建省永泰县同安镇芹草村案例进行仿真分析,模拟基层政府、乡村精英和社区居民各主体的策略演化及交互影响,探究利益相关方的决策行为及其动态变化,以此揭示乡村旅游开发困境的内在机制,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助推乡村产业振兴和实现乡村共同富裕提供借鉴与参考。

2 演化博弈模型构建

2.1 案例地简介

研究选取福建省永泰县同安镇芹草村作为案例地,原因如下:第一,芹草村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历经2个开发阶段,基层政府、乡村精英和社区居民均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二,芹草村同时展现了政策驱动与社区动员的代表性。在乡村旅游开发初期,乡村精英得到了来自同安镇政府的大力支持,随着社区居民的参与,乡村旅游开发进入中后期,当地社区居民经历了不配合、观望到配合的过程。不仅体现了乡村精英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也展现了来自基层政府政策支持和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对乡村旅游开发成功的共同推动作用,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具有普遍意义。第三,芹草村百漈沟景区拥有独特的悬崖瀑布、云海、古树群落和天然岩画景观资源。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不仅吸引游客,也为乡村旅游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自然资本。此外,这一地区的文化和自然资源的结合,成为研究乡村旅游开发的理想案例。

2.2 基本假设

演化博弈是博弈论的一个分支,用以分析策略的稳定性和演化过程。在演化博弈理论中,策略不仅是理性的选择,也是可以通过学习或模仿而传播的行为特征。在乡村旅游研究中,演化博弈模型常用于协助管理者和研究人员探讨在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中,旅游业务和策略如何演化并适应,实现旅游地的长期可持续发展[24-25]
作者于2018年、2021年、2023年先后9次前往永泰县同安镇芹草村进行调研。通过半结构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方式收集数据,涉及调研对象包括永泰县文旅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13人、同安镇政府相关人员21人、百漈沟景区实际开发者12人和芹草村本地居民69人。访谈过程旨在深入了解他们对于乡村旅游的看法、经验、问题和需求,同时观察他们在旅游开发活动中的实际行为和互动,重点关注永泰县、同安镇政府对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思路、设施建设和政策宣传等方面的规划,百漈沟景区开发者的核心诉求、发展思路、成本收益等信息,以及当地社区居民的参与意愿、成本收益等方面的问题。除与基层政府、乡村精英和社区居民等的深入对话外,研究还收集已经公开的研究报告、政府公文、统计数据、新闻报道和学术文章等,作为另一数据来源验证一手资料的相关发现,确保调研结果的客观准确。所有数据通过内容分析和主题编码进行整理,提取与乡村旅游发展相关的主题、概念和关键词等,作为进一步构建博弈关系和研究假设的基础。
H1: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涉及的主要参与方为基层政府、乡村精英和社区居民,不考虑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其他对博弈系统有影响的主体(如非政府组织、乡村旅游游客等群体),基层政府、乡村精英、社区居民3者构成一个完整系统,三方均为有限理性,由于信息不对称和自身能力限制,不能立即做出最佳决策,而是通过试错、模仿、观察等行为不断调整策略,提高收益,最终实现均衡。
H2:乡村旅游开发涉及两个参与阶段:初期阶段和中后期阶段。初期阶段博弈的参与方包括基层政府和乡村精英。在中后期阶段,社区居民逐渐参与到乡村旅游开发中,为乡村旅游项目的开发提供劳动力、资源和服务。
H3: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基层政府的策略选择为积极支持乡村旅游发展,或是对乡村旅游发展持消极态度。乡村精英的策略选择为努力开发乡村旅游项目,或是采取投机行为。社区居民可以选择积极参与乡村旅游开发活动,也可以选择不参与乡村旅游开发。基层政府选择积极支持的概率为x,乡村精英选择努力经营乡村旅游的概率为y,社区居民选择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的概率为z,其中xyz均与时间相关且xyz∈[0,1]。
根据研究假设和芹草村案例调查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对模型参数进行赋值,根据不同情形下的博弈模型及参与方关系,梳理模型参数和含义说明如表1所示。
表1 三方收益变量表

Tab. 1 Variables of tripartite benefit

博弈方 参数及参数取值 参数说明
基层政府(T) CT=12 基层政府采取积极支持策略时付出的人力、物力、时间等额外成本
CR1=4 基层政府在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时对其付出的奖励成本
(当基层政府积极支持乡村旅游发展且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开发时产生)
CR2=2 基层政府在乡村精英努力开发时对其付出的奖励成本
(当基层政府积极支持乡村旅游发展且乡村精英努力开发乡村旅游项目时产生)
CTL=15 基层政府因社区居民等信任下降而产生的声誉损失
(当基层政府对乡村旅游持消极态度、乡村精英采取投机行为且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开发时产生)
IT1=20 基层政府因和社区居民之间形成有效互动,获得的治理收益等
(当基层政府积极支持乡村旅游发展且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开发时产生)
IT2=5 基层政府因乡村旅游发展而获得的其他经济、政策等收益
(当乡村精英努力开发时产生)
mPT
(m=0.5, PT=5)
PT为基层政府不作为而受到的处罚,m为受到上级处罚的概率m∈[0, 1]
(当基层政府对乡村旅游持消极态度且乡村精英采取投机行为时产生)
乡村精英(I) CI1=8 乡村精英努力开发乡村旅游项目时支出的额外成本
CI2=2.5 乡村精英开发乡村旅游项目时,无法从事其他经济活动,由此付出的机会成本
nIR1
(n=0.5, IR1=12)
IR1为乡村精英开发乡村旅游项目时从基层政府处获得的来自项目申报、经营指导、项目奖励等方面的支持,n为获得支持的概率n∈[0, 1]
IR2=13 乡村精英采取投机行为,获得的投机收益
LI=12 乡村精英采取投机行为,受到来自社区居民的负面评价而产生的口碑损失
pIR3
(p=0.5, IR3=4.5)
IR3为乡村精英努力开发乡村旅游项目,因在城乡共同富裕、推动乡村振兴等层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而受到来自政府相关部门的表彰、奖励等,p为获得奖励的概率p∈[0, 1]
CR2=2 基层政府在乡村精英努力经营时对其付出的奖励成本
(当基层政府积极支持乡村旅游发展且乡村精英努力开发时产生)
IR4=6 乡村精英努力开发乡村旅游项目时,来自项目本身的回报
CI3=8 乡村精英努力开发乡村旅游项目时,对社区居民付出的成本
(当乡村精英努力开发时产生)
qPI1
(q=0.5, PI1=8)
PI1为乡村精英采取投机行为时,受到的来自政府相关部门的处罚(当基层政府积极支持乡村旅游发展时产生),q为受到处罚的概率q∈[0, 1]
B=5 乡村精英因投机行为被社区居民反映至基层政府处对当地做出的补偿
(当基层政府积极支持乡村旅游发展且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开发时产生)
社区居民(M) CM=1 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项目时需要支出的参与成本
LM=5 乡村精英采取投机行为时给社区居民造成的损失
MR1=3 乡村精英努力开发乡村旅游项目,社区居民不参与时的收益
MR2=5 乡村精英努力开发乡村旅游项目,社区居民参与时的收益(MR1>MR2
CR1=4 基层政府在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时对其付出的奖励成本
(当基层政府积极支持乡村旅游发展且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开发时产生)
CI3=8 乡村精英努力经营乡村旅游项目时,对社区居民付出的奖励成本
(当乡村精英努力开发时产生)
B=5 乡村精英因投机行为被社区居民反映至基层政府处所对当地做出的补偿
(当基层政府积极支持乡村旅游发展且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开发时产生)

2.3 收益矩阵

研究基于乡村旅游开发初期和中后期两个阶段的假设,从基层政府、乡村精英和社区居民各自的成本和收益出发,提出支付收益矩阵及相关参数的设定。

2.3.1 乡村旅游开发的初期阶段:两方博弈时的收益矩阵

在乡村旅游开发的初期阶段,需要具备一定的启动资金和运营管理经验,基层政府和乡村精英的参与协作克服资金不足、市场不明、技术匮乏等一系列问题。社区居民对乡村旅游项目前景和经营模式缺乏了解,参与意愿不高;社区居民也缺乏资金和技术等资源,难以参与乡村旅游的开发活动。此时,基层政府仅需要考虑积极支持时的额外成本CT、对乡村精英的奖励CR2、获得的经济政策收益IT2和不作为而受到的惩罚mPT,乡村精英仅需要考虑努力开发时支出的额外成本CI1、机会成本CI2、获得支持nIR1、投机收益IR2、口碑损失LI、表彰奖励pIR3、基层政府奖励CR2、项目回报IR4和投机处罚qPI1,进一步将两方主体混合策略博弈矩阵归纳为表2
表2 基层政府、乡村精英两方支付收益矩阵表

Tab. 2 Matrix of payment benefit for grassroots governments and rural elites

博弈方 乡村精英
努力开发(y) 投机行为(1-y)
基层政府 积极支持(x) -CT+IT2-CR2
-CI1-CI2+nIR1+pIR3+CR2+IR4
-CT
IR2-LI-qPI1
消极态度(1-x) IT2
-CI1-CI2+nIR1+pIR3+IR4
-mPT
IR2-LI

2.3.2 乡村旅游开发的中后期阶段:三方博弈时的收益矩阵

随着乡村旅游开发进入中后期,社区居民逐渐意识到乡村旅游对提升当地经济发展、改善生态环境和促进社区和谐的重要意义,参与乡村旅游的意愿逐渐升高;乡村旅游市场的不断成熟,也为社区居民参与提供了更多的商机和空间。基层政府、乡村精英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也注意到社区居民参与带来的积极意义,通过各种方式吸引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项目。社区居民介入乡村旅游开发,两方博弈转化为三方博弈,博弈情景变得更为复杂,基层政府、乡村精英在考虑两方博弈情形下各自的收益损失外,还需要考虑社区居民介入时对整个博弈系统的影响。基层政府在考虑自身额外支出CT和对乡村精英的奖励成本CR2之外,还需要权衡积极支持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开发所支出的奖励成本CR1,乡村精英在努力开发乡村旅游项目时同样需要考虑社区居民的收益CI3。此外,基层政府积极支持乡村旅游项目时,也会收获由于与社区居民协同合作产生的治理收益IT1,消极对待项目时,会产生口碑损失CTL。乡村精英的投机行为会受到社区居民举报,受到处罚B。社区居民在参与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也会支出机会成本等CM,同时,乡村精英的投机行为会对其造成损失LM,当地社区居民可以考虑是否参与到乡村旅游的开发过程中,分别获得“搭便车”收益MR1和参与收益MR2,进一步将三方主体混合策略博弈矩阵归纳为表3
表3 基层政府、乡村精英、社区居民3方支付收益矩阵表

Tab. 3 Matrix of tripartite payment benefit for grassroots governments rural elites and community residents

博弈方 基层政府 社区居民
参与(z) 不参与(1-z)
乡村精英 努力开发(y) 积极支持(x) -CT+IT1+IT2-CR1-CR2
-CI1-CI2+nIR1+pIR3+CR2+IR4-CI3
-CM+MR2+CR1+CI3
-CR2-CT+IT2
-CI1-CI2+nIR1+pIR3
MR1
消极态度(1-x) IT2
-CI1-CI2+nIR1+pIR3+IR4-CI3
-CM+MR2+CI3
IT2
-CI1-CI2+nIR1+pIR3
MR1
投机行为(1-y) 积极支持(x) -CT+IT1-CR1
IR2-LI-qPI1-B
-CM+B+CR1-LM
-CT
IR2-LI-qPI1
-LM
消极态度(1-x) -CTL-mPT
IR2-LI
-CM-LM
-mPT
IR2-LI
-LM

3 演化博弈模型仿真分析

根据Bulter所提出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Tourism Area Life Cycle,TALC),乡村旅游开发存在不同的阶段[26],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居民的态度和意愿等指标对于乡村旅游开发阶段的判定往往更有价值[27]。通过对案例地材料的梳理,研究认为,社区居民的加入,是乡村旅游地开发由初期进入中后期的重要特征(图1)。一方面,只有当社区居民广泛参与时,才代表着乡村旅游开发初期工作的基本完成,主要设施建设的结束,社区居民开始有能力介入到乡村旅游中;另一方面,社区居民参与对乡村旅游成功开发、经营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8],社区居民的加入,推动了乡村旅游开发由短期效应转向中后期精细化和可持续发展阶段[18]
图1 芹草村旅游开发不同阶段的主体关系

Fig.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keholder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Qincao Village

3.1 乡村旅游开发的初期阶段:两方博弈时的数值仿真

2003年,在上海经营木材及农副产品生意的陈某及其亲属返乡创业,乡村旅游开发进入初期阶段,在这一阶段,主要参与方包括:陈某及其亲属,以及同安镇政府主管机构。陈某等乡村精英返乡行为受到了来自同安镇政府的宣传和感召,同时,为了鼓励其开发旅游资源,同安镇政府给予配套资金、项目和政策等的支持。在开发过程中,陈某放弃了其在上海的生意,转而全心投入乡村旅游开发事业中。

3.1.1 基层政府额外支出和受处罚力度对演化结果的影响

图2a可知,不断增加的额外成本CT(积极支持策略时付出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会促使基层政府加速向消极对待乡村旅游开发方向的转变。乡村旅游的发展需要基层政府投入大量的额外人力和精力来进行协调、规划等工作,投入物力和财力进行资金扶持以及完善基础设施。以案例地永泰县芹草村为例,当地在乡村旅游开发初期面临交通不便、设施短缺等问题,阻碍开发进度,需要来自同安镇政府通过相关规划,向永泰县争取公路、水电等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满足游客的需求。当乡村旅游开发规模不断扩大,各类额外支出成本便不断增加,基层政府付出越来越多的精力以应对这些日益复杂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基层政府极有可能采取消极应对的方式,在项目审批、资金拨付等方面刻意制造阻碍,降低工作投入。
图2 基层政府额外支出和受处罚力度对演化结果的影响

Fig. 2 The impact of additional payments and penalties imposed by grassroots governments on evolutionary results

图2b可知,基层政府不作为而受到的处罚PT不断增加时,会减缓其向消极对待乡村旅游开发方向上的决策速度。上级政府定期对乡村旅游项目的开发工作进行考察,对于放任乡村精英投机、消极应对乡村旅游问题的工作人员,上级政府采取通报批评、扣减工作绩效和降低政府补贴等处罚措施。随着问责和处罚力度的不断增强,基层政府的不作为行为将面临巨大压力。为避免问责和处罚,基层政府会倾向于采用更加积极的态度对待乡村旅游开发工作,从而促进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

3.1.2 基层政府奖励成本对演化结果的影响

基层政府在乡村精英努力开发时对其付出的奖励成本CR2增加,会让乡村精英选择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开发乡村旅游项目,以争取来自基层政府的奖励。如图3a所示,在芹草村乡村旅游开发的初期阶段,同安镇政府通过提供各种资金支持、组织表彰活动、实施优惠政策等,吸引陈某及其亲属从上海返乡创业,积极投入到百漈沟景区的规划建设。乡村旅游发展而产生的经济、社会收益一般存在滞后性,收益的滞后性意味着政府在项目初期需要持续投入,高额的成本给基层政府造成经济压力,进而缩减奖励成本CR2的投入(见图3b),同安镇旅游主管部门为应对短期内的财政压力和绩效考核要求,被迫压缩旅游项目支出,减轻自身负担。
图3 基层政府奖励成本对演化结果的影响

Fig. 3 The impact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s reward cost on evolutionary results

3.1.3 乡村精英支出额外成本、项目回报和政府表彰对演化结果的影响

当乡村精英面临的额外成本CI1不断增加,累积到较高水平时,会减缓其努力开发乡村旅游项目的决策速度。在开发百漈沟景区初期时,陈某及其亲属等乡村精英需要投入大量前期成本,开展土地租赁、劳动力雇佣、景区规划设计等工作,当额外成本过高时,其决策方向会发生变化,转而选择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投机行为(见图4a)。尽管陈某及其亲属可以向同安镇政府寻求支持,但随着乡村旅游活动逐渐受到游客的青睐,各种类似项目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百漈沟与周边的青云山、大樟溪、天门山等景区在政策支持、财政补贴等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能从同安镇获得的各种支持和奖励IR1逐渐减少,开始失去努力开发乡村旅游项目的动力(见图4b)。此外,随着项目本身回报的不断减少,陈某及其亲属努力开发乡村旅游项目的决策速度也会减缓,当回报IR4过低时,甚至会转变决策方向,减少项目开发投入,转而采取投机取巧的方式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见图4c)。值得欣慰的是,百漈沟景区4A级旅游景区的成功申报,为乡村旅游项目带来了可观的收益,各类前期投入获得了正向的经济回报,陈某及其亲属也决心坚持乡村旅游项目的运营发展,避免了投机行为的出现。
图4 乡村精英支出额外成本、项目回报和政府表彰对演化结果的影响

Fig. 4 The impact of additional cost, project reward, and government recognition on evolutionary results of rural elites expenditure

3.1.4 乡村精英投机收益和声誉损失对演化结果的影响

图5a可知,随着乡村精英采取投机行为获得的投机收益IR2不断增加,也会减缓其向努力开发乡村旅游项目方向上的决策速度,当乡村精英获得的投机收益过高时,也会使决策方向发生变化。在面临不断增加的投机收益时,乡村精英可能会更为青睐短期的经济回报而放弃乡村旅游项目的长期发展。过于高额的投机收益吸引着乡村精英将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到短期的投机活动中,而忽视了乡村旅游项目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这将对乡村旅游的整体发展和社会效益产生极为恶劣的负面影响。
图5 乡村精英投机收益和声誉损失对演化结果的影响

Fig. 5 The impact of speculative benefit and reputation loss of rural elites on evolutionary results

图5b可知,随着乡村精英采取投机行为时受到的口碑损失LI不断增加,会加快其向努力经营乡村旅游项目方向上的决策速度,而当乡村精英投机行为受到的口碑损失较低时,会使得决策方向发生变化。乡村精英的投机行为会损害社区居民的利益,进而失去居民的信任,并会影响到乡村精英在当地的威信和影响力,当乡村精英较为依赖当地村落中的其他资源,或是较为重视自身在所在社区中的形象,其投机行为对其造成的口碑损失就会较大,进而促使其加快向努力经营乡村旅游方向上的决策速度。反之,当乡村精英并不在乎其在当地的口碑影响时,其受到的口碑损失也会较小,乡村精英甚至会直接做出投机行为的决策。

3.2 乡村旅游开发的中后期阶段:三方博弈时的数值仿真

随着百漈沟景区3A、4A级景区的成功申报,芹草村乡村旅游项目开发逐渐成熟,进入中后期阶段,此时的乡村旅游兼具经营与开发的特点。陈某及其亲属出于乡土情结和对当地发展事业的担当,对参与乡村旅游项目的本地居民给予资金、技术、经营培训等方面的支持。一些社区居民放弃原有的营生方式,参与到乡村旅游项目经营活动中。同时,百漈沟景区前期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旅游活动逐渐变得有组织、有规律,需要进行更深程度开发,通过社区与当地旅游资源、基础设施的有机结合,保证乡村旅游的“乡土性”,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

3.2.1 基层政府治理收益和声誉损失对演化结果的影响

当基层政府因声誉损失CTL面临社会监督压力时,为了挽回形象,会加快其向积极支持乡村旅游方向上的决策速度,调整资源分配以支持乡村旅游开发,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并提高社区居民的满意度,从而在短期内取得实质性效果,改善政府形象。然而,声誉损失的增加也可能导致社区居民对政府信任度下降,使其对于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的决策变得更加谨慎,担心政府无法提供有效支持,因此选择观望,延缓决策(见图6a)。
图6 基层政府治理收益和声誉损失对演化结果的影响

Fig. 6 The impact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s governance benefit and reputation loss on evolutionary results

与此同时,乡村精英努力开发乡村旅游项目时给基层政府带来的其他收益IT2(主要来自经济、政策层面)的增加,会加快基层政府向积极支持乡村旅游方向上的决策速度。陈某及其亲属将百漈沟成功创建为4A级旅游景区,不仅为同安镇品牌形象打造和对外宣传创造了有利契机,彰显了当地在旅游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方面具有的独特优势,也向外界传递出同安镇政府重视乡村旅游产业,努力优化营商环境的积极信号。如图6b所示,同安镇政府在景区停车场、公路线路等的规划过程中,提供技术指导,简化审批流程,可以为项目的顺利开发提供支持和保障。百漈沟景区开发为同安镇政府带来了形象改善、声誉提升等无形收益,这些收益会促使政府增大对项目开发的支持力度。然而,基层政府收益增加会对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开发决策产生负面影响。社区居民可能会认为旅游开发成果主要在基层政府和乡村精英之间分配,并感到不满;或是产生依赖心理,社区居民认为政府和精英会在开发过程中包办一切,影响参与项目开发的积极性。

3.2.2 乡村精英奖励成本和投机补偿对演化结果的影响

当乡村精英努力开发乡村旅游项目,对社区居民的支付成本CI3不断上升时,会减缓其向努力开发乡村旅游方向上的决策速度,当支付成本过高时,乡村精英会改变决策方向,采取投机行为。乡村精英的决策同时受到成本压力、盈利预期、风险意识和机会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图7a)。当乡村精英开发乡村旅游项目的支付成本上升,就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维持项目的正常开发进程,项目产生的投资回报率过低,使得乡村精英对盈利预期产生担忧,并担心项目失败造成的重大损失,前期投入的成本无法收回。此外对社区居民投入成本的不断增加也会拉升乡村精英的机会成本,导致乡村精英减缓决策速度,甚至改变决策方向,采取投机行为。乡村精英对社区居民支付成本的上升,使得社区居民在参与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能够获取较大收益,推动社区居民加快向参与乡村旅游开发方向上的决策速度。
图7 乡村精英奖励成本和投机补偿对演化结果的影响

Fig. 7 The impact of rural elites reward cost and speculative compensation on evolutionary results

乡村精英因投机行为而对社区做出的补偿B提升,能够加快其向努力开发乡村旅游项目方向上的决策速度(图7b)。一方面,处罚力度的增大,对于社区居民补偿金额的提升,增加了乡村精英在开发乡村旅游项目时的投机成本,推动其向努力开发乡村旅游项目的方向转变。另一方面,乡村精英大多来自当地农村,投机行为被社区居民举报并受到处罚后,会产生愧疚感,进行自我反思,促使乡村精英调整决策方向,加快向努力开发乡村旅游项目方向上的决策速度。但是,乡村精英投机行为补偿力度的提升,也减缓了社区居民向参与乡村旅游方向上的决策速度。社区居民对高额补偿会产生心理依赖,倾向于通过举报精英投机行为来获得收益,在进行决策时便会倾向于维持现状,而非参与乡村旅游开发,承担项目风险。

3.2.3 社区居民支出成本和收益对演化结果的影响

当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支出成本CM增加时,乡村精英和社区居民的参与意愿都会受到影响(图8a)。乡村精英出于对家乡的深厚感情和乡村振兴事业的担当,积极筹措资金,为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项目创造条件,带动当地发展。但同时,不断攀升的参与成本,会让社区居民担心自己的投资回报无法填补成本的支出,选择放弃参与乡村旅游开发,部分居民也会因为无法承担高额成本而退出乡村旅游。当社区居民退出乡村旅游后,一些乡村精英就可能产生投机心理,通过低投入、高回报的方式来快速获利,而非真正投入到乡村旅游中。
图8 社区居民支出成本和收益对演化结果的影响

Fig. 8 The impact of expenditure cost and benefit of community residents on evolutionary results

此外,获得收益情况MR1MR2对社区居民的乡村旅游开发参与意愿影响不大(见图8b图8c)。陈某及其亲属通过技术培训和经营指导等手段,帮助社区居民提升乡村旅游参与的意识和能力,并引导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接待、特色产品开发和文化展演等活动。但是,一方面,社区居民的自身条件限制了他们在参与乡村旅游开发时只能提供简单的食宿服务或担任辅助性劳动力;另一方面,社区居民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除农业生产外,还可以通过外出务工或个体经营获得收入。由于社区居民从乡村旅游开发中获得的收益有限,因此乡村旅游项目对居民整体收入的影响较小,项目收益MR1MR2对社区居民的参与意愿影响不大。

3.3 小结

在乡村旅游开发初期,博弈的参与方包括基层政府和乡村精英。如图9a所示,随着上级政府加大处罚力度,基层政府更倾向于选择积极支持策略;基层政府人力、物力、时间等额外成本的增加,对乡村精英付出奖励成本的上升,不利于积极支持策略的选择。对乡村精英而言,政府表彰、基层政府奖励、项目回报和投机行为受到的声誉损失正向影响其选择努力开发的策略,过高的额外支付成本和投机回报则会促使乡村精英选择投机行为。
图9 乡村旅游开发不同阶段演化规律图

Fig. 9 Evolution patterns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t different stages

当乡村旅游开发进入中后期,社区居民加入乡村旅游开发博弈中。基层政府在选择积极支持策略时,既考虑声誉损失,也关注治理收益,这两个因素正向影响了其策略选择。然而,声誉损失和治理收益同时会负面影响社区居民的参与意愿。乡村精英努力开发意愿受到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开发所支出成本,以及投机行为所需支出补偿的正向影响,受到对社区居民奖励成本的负向影响。乡村精英对社区居民奖励成本正向影响其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的意愿。同时,社区居民参与意愿在受到声誉损失和治理收益的负向影响外,还受到来自参与乡村旅游开发支出成本、乡村精英投机补偿的负向影响。

4 结论与讨论

研究以基层政府、乡村精英及社区居民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进行仿真实验,分析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基层政府、乡村精英及社区居民的利益博弈,以揭示各主体间相互作用如何共同塑造系统的演化路径和最终结果。

4.1 乡村旅游开发中存在资源配置矛盾

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基层政府、乡村精英和社区居民都表现出在寻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努力降低自身成本投入的意图。这种意图一方面促进了资源的有效利用,推动乡村旅游项目开发过程的不断完善。另一面,也会导致资源难以流向不足以产生经济效益的方向,例如基础设施、乡村旅游的可持续性建设方面等。基层政府、乡村精英和社区居民对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平衡存在不同观点,致使各参与方之间的投入与回报发生矛盾,例如政府更多考虑乡村旅游开发的社会效益,而乡村精英更关注自身前期投入成本的回收,社区居民权衡自身利益,进而导致开发策略的分歧,影响项目整体的顺利推进。政府对旅游开发的过分主导容易抑制乡村旅游项目的自主发展能力,降低管理效率;乡村精英地位的过分凸显则可能导致投机行为,追求短期效益而忽视长远利益。目前大部分乡村旅游项目的参与渠道狭窄,参与方式单一,大多由基层政府或是乡村精英主导,社区居民利益容易受到侵害,需要通过灵活而富有成效的管理方式兼顾和处理各方利益,保障和赋予参与各方的话语权、知情权和决策权。

4.2 不同驱动因素影响乡村旅游开发中的各方行为

各利益相关方在乡村旅游开发中的决策行为受到自身利益诉求的影响,并通过利益博弈和策略选择,决定乡村旅游开发的进程和成效。基层政府的决策主要受到支出成本、治理收益和声誉损失等因素的影响。当支出成本过高,或治理收益和声誉损失较低时,基层政府积极支持乡村旅游开发的意愿将被削弱。乡村精英的决策则主要受到开发项目的额外成本支出、乡村旅游项目带来的经济回报、投机行为的收益、声誉损失、投机行为被发现后的补偿等因素的影响。当额外支出成本和投机收益过高,而项目回报、声誉收益及投机被发现后的补偿较低时,乡村精英努力开发乡村旅游的意向将减弱。社区居民的参与决策主要取决于参与成本,较高的参与成本会降低社区居民从事乡村旅游开发的积极性。

4.3 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需要动态调整措施

在乡村旅游开发初期,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旅游资源整合、市场推广等方面存在较大难度,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来改善交通、住宿、餐饮等设施,成本回收周期较长。这种情况下,基层政府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且在短期内难以获得预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乡村精英在评估利益回报后,可能也会改变原有开发计划,转而采取投机行为,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忽视乡村旅游项目的长远发展。随着乡村旅游开发进入中后期,项目获得政府支持的申报门槛不断攀升,乡村精英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等成本来获取基层政府的政策奖励,旅游开发获得的荣誉感和实际经济效益不佳,影响了乡村精英继续开发乡村旅游项目的积极性。此外,部分项目的开发难度较大,社区居民不愿积极配合项目开发,使得乡村精英在开发乡村旅游项目时所需支付的额外成本不断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乡村精英可能转而采取投机行为,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在乡村旅游开发初期,需要保障基层政府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来应对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保证乡村旅游的顺利开发,在项目审批和资金拨付方面进行倾斜。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对于不符合规划、破坏当地环境、侵害社区居民利益的项目,需要坚决查处,绝不姑息。乡村旅游奖励的方式需要更为精细化,鼓励开发更高质量的旅游项目,避免过度竞争,避免“一刀切”和千村一面,促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研究揭示了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多方博弈与资源配置矛盾,有助于理解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复杂性。在分析各方行为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研究提出了乡村旅游开发不同阶段的策略调整建议,有助于优化乡村旅游项目开发管理,减少利益冲突和资源浪费,对协调乡村旅游项目开发过程中的利益相关方关系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1]
李学锋, 林明水. 文化生态视域下乡贤参与乡村旅游意向的区域差异与影响机制研究[J]. 重庆社会科学, 2021(7): 18-32.

[Li Xuefeng, Lin Mingshui. A study on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Xiangxian’s intention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tou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ecology[J]. Chongqing Social Sciences, 2021(7): 18-32.]

[2]
赖启福, 李虎峰, 李春硕, 等. 农村劳动力要素配置、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农村经济发展: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PVAR分析[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3, 22(2): 203-212.

[Lai Qifu, Li Hufeng, Li Chunshuo, et al. Allocation of labor force factor,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VAR analysis based on inter provincial panel data[J]. Journal of Agro-Forestr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23, 22(2): 203-212.]

[3]
宁志中, 张琦, 何琼峰, 等. 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城乡要素流动过程与机制[J]. 中国生态旅游, 2021, 11(3): 386-397.

DOI

[Ning Zhizhong, Zhang Qi, He Qiongfeng, et al.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urban and rural factor flow in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Chinese Ecotourism, 2021, 11(3): 386-397.]

DOI

[4]
张凌媛, 吴志才. 乡村旅游社区多元主体的治理网络研究: 英德市河头村的个案分析[J]. 旅游学刊, 2021, 36(11): 40-56.

[Zhang Lingyuan, Wu Zhicai. Network governance of multiple subjects in a rural tourism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f Hetou Village in Yingde City[J]. Tourism Tribune, 2021, 36(11): 40-56.]

[5]
张高军, 易小力. 有限政府与无限政府: 乡村振兴中的基层政府行为研究[J]. 中国农村观察, 2019(5): 32-52.

[Zhang Gaojun, Yi Xiaoli. Limited government and unlimited government: An analysis on the behavior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 in rural revitalization[J]. China Rural Survey, 2019(5): 32-52.]

[6]
Tosun C. Limits to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proces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Tourism Management, 2000, 21(6): 613-633.

[7]
Mason P, Cheyne J. Residents’ attitudes to proposed tourism development[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0, 27(2): 391-411.

[8]
陶玉霞. 乡村旅游需求机制与诉求异化实证研究[J]. 旅游学刊, 2015, 30(7): 37-48.

[Tao Yuxia.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demand mechanism and appeals-alienation of rural tourism[J]. Tourism Tribune, 2015, 30(7): 37-48.]

[9]
Rasoolimanesh S M, Ringle C M, Jaafar M, et al. Urban vs. rural destinations: Residents’ perception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J]. Tourism Management, 2017, 60: 147-158.

[10]
左冰. 旅游增权理论本土化研究: 云南迪庆案例[J]. 旅游科学, 2009, 23(2): 1-8.

[Zuo Bing. Localization of empowerment theory in China’ s 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Diqing in Yunnan Province[J]. Tourism Science, 2009, 23(2): 1-8.]

[11]
高强, 鞠可心. 要素匹配、资本选择与乡村旅游合作社发展: 基于外来资本与村社资源的博弈视角[J]. 中国农村观察, 2022(4): 58-76.

[Gao Qiang, Ju Kexin. Elements matching, capital sele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cooperatives: From a game-theoretic perspective of external capital and village community resources[J]. China Rural Survey, 2022(4): 58-76.]

[12]
张祝平. 以文旅融合理念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形成逻辑与路径选择[J]. 南京社会科学, 2021(7): 157-164.

[Zhang Zhuping.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Research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J]. Nanji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21(7): 157-164.]

[13]
陆林, 任以胜, 朱道才, 等. 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研究框架与展望[J]. 地理研究, 2019, 38(1): 102-118.

DOI

[Lu Lin, Ren Yisheng, Zhu Daocai, et al. The research framework and prospec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led by rural tourism[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1): 102-118.]

[14]
刘小珉, 刘诗谣. 乡村精英带动扶贫的实践逻辑: 一个基于场域理论解释湘西Z村脱贫经验的尝试[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8(2): 74-85.

[Liu Xiaomin, Liu Shiyao. Practical logic of rural elite driving poverty alleviation: An attempt to explai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experience of Z village in Western Hunan based on field theory[J]. Journal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1, 48(2): 74-85.]

[15]
饶品样, 耿亚新, 袁会敏. 乡贤领导力对乡村旅游地发展的影响机制: 社会声望的前因变量与农户信任的调节变量[J]. 中国软科学, 2021(12): 61-72.

[Rao Pinyang, Geng Yaxin, Yuan Huimin.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local elite leadership o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Antecedents of social prestige and moderators of farmers’ trust[J]. China Soft Science, 2021(12): 61-72.]

[16]
黄凯洁. 乡村旅游精英移民社会融入的多情境性[J]. 旅游学刊, 2021, 36(10): 9-11.

[Huang Kaijie. Multi-situation of social integration of rural tourism elite immigrants[J]. Tourism Tribune, 2021, 36(10): 9-11.]

[17]
张娟, 赵璐燕, 杨雪春, 等. 农户乡村旅游从业角色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生态旅游, 2022, 12(3): 519-530.

DOI

[Zhang Juan, Zhao Luyan, Yang Xuechun, et al. Research on farmers’ willingness of role selecting in participating rural tourism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J]. Journal of Chinese Ecotourism, 2022, 12(3): 519-530.]

DOI

[18]
王金伟, 张丽艳, 王国权. 民族地区居民旅游扶贫参与意愿的影响机制: 一个中介与调节效应的混合模型[J]. 旅游学刊, 2022, 37(8): 40-57.

[Wang Jinwei, Zhang Liyan, Wang Guoquan.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on tourism-l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A mixed model of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effects[J]. Tourism Tribune, 2022, 37(8): 40-57.]

[19]
叶小青, 朱跃波. 乡村振兴背景下旅游社区居民生活质量感知实证研究[J]. 湖北社会科学, 2020(12): 58-70.

[Ye Xiaoqing, Zhu Yuebo. Empirical study on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quality of life in tourism commun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J]. Hubei Social Sciences, 2020(12): 58-70.]

[20]
Sirivongs K, Tsuchiya T.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residents’ perceptions, attitudes and participation towards national protected areas: A case study of Phou Khao Khouay national protected area, central Lao PDR[J].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 2012, 21: 92-100.

[21]
汪侠, 甄峰, 吴小根, 等. 旅游开发的居民满意度驱动因素: 以广西阳朔县为例[J]. 地理研究, 2010, 29(5): 841-851.

[Wang Xia, Zhen Feng, Wu Xiaogen, et al. Driving factors of resident satisfaction with 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Yangshuo in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0, 29(5): 841-851.]

[22]
文彤, 张庆芳. 利己? 利他? 社会责任视角下乡村社区旅游精英再认识[J]. 思想战线, 2018, 44(6): 161-168.

[Wen Tong, Zhang Qingfang. Egoism or Altruism? Recognition of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ourism elite in rural communities[J]. Thinking, 2018, 44(6): 161-168.]

[23]
范志伟, 陈舒莹, 张敬唯, 等. 主观感知视角下社区居民参与森林旅游价值共创意愿研究[J]. 林业经济问题, 2024, 44(1): 96-105.

[Fan Zhiwei, Chen Shuying, Zhang Jingwei, et al. The willingness of community resi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value co-creation of forest tou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bjective perception[J]. Issues of Forestry Economics, 2024, 44(1): 96-105.]

[24]
李华强, 邹安琼, 姚沁. 乡村旅游开发中利益相关者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J]. 农村经济, 2020(2): 83-88.

[Li Huaqiang, Zou Anqiong, Yao Qin. Evolutionary game analysis of stakeholders’ behavior in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J]. Rural Economy, 2020(2): 83-88.]

[25]
吕宛青, 汪熠杰. 基于心理账户的乡村旅游地居民环境责任行为演化与促进研究[J]. 旅游科学, 2023, 37(1): 23-42.

[Lyu Wanqing, Wang Yijie. A study on the evolution and promotion of residents’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s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based on psychological account[J]. Tourism Science, 2023, 37(1): 23-42.]

[26]
Butler R W. The concept of a tourist area cycle of evolution: Implications for management of resources[J]. Canadian Geographies/Géographies canadiennes, 1980, 24(1): 5-12.

[27]
Diedrich A, García-Buades E. Local perceptions of tourism as indicators of destination decline[J]. Tourism Management, 2009, 30(4): 512-521.

[28]
杜宗斌, 苏勤. 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社区归属感的关系研究: 以浙江安吉乡村旅游地为例[J]. 旅游学刊, 2011, 26(11): 65-70.

[Du Zongbin, Su Qin.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of rural tourism, residents’ perceived tourism impact and sense of community involvement: A case study of Anji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Zhejiang Province[J]. Tourism Tribune, 2011, 26(11): 6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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