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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14 >Issue 6: 1238 - 1252

DOI: https://doi.org/10.12342/zgstly.20240312

青藏高原生态旅游

青藏高原"自然圣境"文化对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发展的影响——以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为例

  • 王婧雯 , 1, 2 ,
  • 钟林生 , 1, 3, *
展开
  • 1.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 2.大同大学云冈学学院，大同 037009
  • 3.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049
* 钟林生（1971-），男，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生态旅游与自然保护地。E-mail:

王婧雯（1990-），女，讲师，博士后，研究方向为生态旅游与国家公园。E-mail:

收稿日期: 2024-10-11

  修回日期: 2024-12-11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3-24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3AZD062)

收起

The impacts of the "sacred natural sites" culture 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ecotourism development on the Qinghai-Tebit Plateau: A case study of Yellow River Source Park in Three-River-Source National Park

  • Wang Jingwen , 1, 2 ,
  • Zhong Linsheng , 1, 3, *
Expand
  •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 2. Yungang Study College, Shanxi Datong University, Datong 037009, China
  • 3.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 Zhong Linsheng. E-mail:

Received date: 2024-10-11

  Revised date: 2024-12-11

  Online published: 2025-03-24

Fold

摘要

"自然圣境"是青藏高原自然保护地的特殊类型和重要的文化代表性区域，其生态旅游发展需持更加审慎的态度。文章以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为例，基于牧民个体视角，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法，分析"自然圣境"文化对生态旅游发展中社区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黄河源园区现有生态旅游发展模式下，牧民未能获得预期的经济回报与生计能力提升，导致"参与挫败"；（2）部分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及管理缺位加剧社区与游客间矛盾，引发牧民对于生态旅游的"参与排斥"；（3）牧民对文化的尊崇大于对经济收益的渴求且满足于生活现状，因而对未来生态旅游发展产生"参与犹疑"；（4）牧民热爱家园，希望通过生态旅游实现"自然圣境"文化保护与发展，展现出"参与渴望"。未来应优化生态旅游利益分配机制，引导游客尊重"自然圣境"文化，严格监管外来企业对于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强化社区参与信心，促进文化传承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推动青藏高原地区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青藏高原; 自然圣境; 生态旅游; 社区参与; 主体关系; 黄河源

本文引用格式

王婧雯 , 钟林生 . 青藏高原"自然圣境"文化对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发展的影响——以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为例[J]. 中国生态旅游, 2024 , 14(6) : 1238 -1252 . DOI: 10.12342/zgstly.20240312

Abstract

"Sacred Natural Sites (SNS)" are defined as a special type of protected area and an important culturally representative area on the Qinghai-Tebit Plateau, and its ecotourism development needs to be more prudent. Taking the Yellow River Source Park of the Three-River-Source National Park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individual perspective of herders and through grounded theory method,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acred Natural Sites" culture 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ecotourism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under the current ecotourism development model in the Yellow River Source Park, herders failed to receive expected economic returns and improve their livelihood capabilities, resulting in "participation frustration"; (2) uncivilized behavior by some tourists and inadequate management have exacerbated conflicts between communities and visitors, causing herders to develop the "participation rejection" towards ecotourism activities; (3) herders respect for culture is greater than economic benefits and are satisfied with their current living conditions, leading to "participation hesitation" towards ecotourism development; (4) herders love their homeland and demonstrate "participation aspiration", with the hope to achieve the protection of the SNS and cultural heritage through ecotourism.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future efforts should focus on optimizing the benefit distribution mechanism of ecotourism, guiding tourists to respect the culture of the SNS, supervising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 by external enterprises strictly, strengthenin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confidence, promoting the synergy between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tourism in the Qinghai-Tebit Plateau region.

Key words： Qinghai-Tibet Plateau; Sacred Natural Sites (SNS); ecotourism;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subjective relationship; Yellow River Source

1 引言

青藏高原地区在长期的自然演化和文化积淀中，形成了以藏族生态文化为代表的独特生态文化体系，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极具生态旅游发展潜力[1]。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立有效保护了青藏高原脆弱敏感的生态系统[2]，有助于探索青藏高原"自然-人文"生态敏感地区的绿色发展规律[3]。青藏高原地区发展生态旅游能够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有助于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在青藏高原地区，藏族牧民崇敬自然的传统生态文化价值观念，与国家公园实施"最严格的保护"核心理念相吻合。"自然圣境"作为自然保护地中的特殊类型，是人与自然互动的历史记录，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佳体现，反映了原真的自然观和生态智慧[4]，在保护本土生态环境的同时，兼具旅游资源吸引力。中国保护地社区管理倡导形成"保护地友好体系"[5]，其中，社区参与是自然保护地治理的重要环节。然而，青藏高原地区生态环境脆弱，藏族社区的自然信仰与文化崇拜极易受到包括旅游在内的外部干扰与冲击，导致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的矛盾尤为凸显，因此对待发展生态旅游的态度需更加审慎。因此，研究选取三江源国家公园这一青藏高原地区"自然圣境"的典型代表为案例地，关注人与自然的文化联结，拟从牧民个体视角出发，探究藏族社区传统生态文化价值观对于自然保护地治理以及国家公园建设的影响，以期增强青藏高原保护与发展的可持续性，推动传统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理念的融合，为全球"自然圣境"的保护与发展提供中国经验。

2 研究回顾

2.1 "自然圣境"相关研究与理论基础

"自然圣境（Sacred Natural Sites，SNS）"作为"地球上最古老的栖息地保护形式[6]"，是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要构成，在现代自然保护地体系中被归为文化景观保护地[7]。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共同出版的《自然圣境——保护地管理指南》中将"自然圣境"定义为"对人民和社区具有特殊精神意义的陆地或水域"[8]。中国学者裴盛基[9]认为"自然圣境"泛指由土著民族和当地社区公认的赋有精神和信仰文化意义的自然地域，体现了"自然圣境"中以自然区域为载体、文化约束为基础的自然保护行为。除现行的保护制度外，"自然圣境"的保护多依赖于信仰文化的自然圣境崇拜[10]，传统社区依靠宗教信仰或禁忌条例阻止当地人对"自然圣境"的各种破坏行为，包括砍伐树木、侵占土地[11]、侵扰动植物[12]等，形成了与社区利益密切相关的监督及惩罚机制，这些传统生态保护行为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积极作用[13-14]，因而忽视"自然圣境"文化价值的资源开发可能导致"保护性破坏[15]。
中国关于"自然圣境"的研究最早从民族学视角展开，研究对象是因传统文化信仰而受到禁忌保护的景观单元[16-17]。后续从民族扩大到民俗范围，以传统文化和原住民知识为基础，通过传统资源管理、民间禁忌和乡规民约形成乡土保护[16]，是一套有效且益于环境治理的机制[18]。藏族的自然崇拜构建了地方性的社区保护体系，例如，神山圣湖类社区保护地[19]承担祭祀、仪式等任务[20]，是典型的"自然圣境"。而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常因"自然圣境"的高"自然度"甚至近似荒野的特点而忽视了对其文化意义的认知和传承[21]。关于"自然圣境"的旅游研究中，部分学者把旅游看作禁忌的对立物[22]，探讨旅游对禁忌文化的影响[23]。在"自然圣境"中开展旅游，除了严格的生态保护限制，还涵盖诸多禁忌属性，包括生理限制、村规民约、文化约束以及宗教禁忌[24]等，而游客的"窥视欲"常常破坏"自然圣境"的禁忌约束。同时，旅游开发所带来的人口过载和乱扔垃圾等环境破坏现象[25]也会对"自然圣境"产生严重威胁。因此，"自然圣境"的旅游发展受到严格的生态保护限制以及文化禁忌的约束，而对位于国家公园内的"自然圣境"来说，须在科学保护的前提下实现资源合理利用[26]，在更严格的环保监督下开展旅游经营活动[27]。在民族旅游中，研究者多从游客视角思考关于民族文化中的禁忌、权力及想象，更加关注少数民族"异文化"的凝视，例如，对于西藏旅游的"神秘"想象一直以来都是旅游领域的研究热点[28-29]。而游客对当地社区"贫穷""落后"等偏见和"刻板印象"[29]，也成为"自然圣境"发展旅游的一大阻碍。在社区层面，研究者更关注社区福祉（生计能力、生态补偿等），以及通过旅游带来的物质层面的效益及收益，对于"自然圣境"文化保护相关研究尚有待丰富。综上所述，"自然圣境"是民族文化与生态保护的重要载体，其管理需要协调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通过社区参与和科学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

2.2 "自然圣境"生态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参与

"自然圣境"的基本内涵凸显了自然保护地社区保护的重要性。从治理层面来看，"自然圣境"是中国潜在的"其他基于区域的有效保护措施（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OECMs）"[30]。社区或民间力量主导治理的OECMs主要包括社区保护地（含社会公益保护地）、自然友好农田、近自然城市绿地、风水林等"自然圣境"（依靠当地的村规民约、自然观念实现资源保护）[31-32]。其中，社区保护地是指自然/改良的由当地社区和居民通过传统习俗或其他有效方式自愿保护的地方性生态系统[33]。"自然圣境"可以看作是社区保护地概念形成的前身[9]，在长期人与自然互动的实践过程中，社区为保护绿色家园贡献了重要力量[34]，国外早期还出现了"土著保护区"[35]、"自然保护小区[36-37]"等形式及概念。
生态旅游能够促进生态保护和社区经济协调发展，国内外相关研究多从认知角度[38]分析自然保护地与社区发展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经济情况、自然保护历史和涉及利益相关方的权力平衡[39]。中国不同民族几乎都存在由本民族文化产生的"自然圣境"，现有的许多自然保护地中包含[40]或本身即为"自然圣境"[16]，因而"自然圣境"多位于少数民族地区及不发达地区，由于资源赋存条件，以及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能力受限，多以政府为主导引导产业发展，与国际上倡导的以"当地社区保护者（Custodians）"为核心的"自然圣境"保护模式有一定出入。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政府、自然保护地、旅游企业、当地社区、生态旅游者是生态旅游系统中的关键利益主体[41]，需要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42]，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将阻碍甚至破坏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的推进[43]。因此在国家公园开展旅游的过程中，要形成以自然保护地利益相关者为主体的包容性治理[44-45]方案，通过多元利益主体的良好互动与协同实现资源的"保护"和"利用"[46]。其中，社区支持[47]、正向态度[48]、文化因素[44,49]（包括文化身份、法定和习俗权利的认可等）以及政策公平性[50]都会影响社区对保护地的态度。因而在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需要考虑多重因素强化社区参与意愿，减少社区居民由负面认知引发的相对剥夺感，适当增加生态型人类活动促进自然保护区生境质量恢复[51]，通过多方利益主体进行集体行动来应对发展的不确定性[52]。

3 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3.1 案例地选取

三江源国家公园位于青藏高原腹地、青海省南部，平均海拔4 500 m以上，包括长江源、黄河源、澜沧江源3个园区，总面积19.07万 km²，以神山（湖）、圣山（湖）为代表的"自然圣境"[4]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重要自然景观构成。黄河源园区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西北部玛多县境内，园区面积为3.17万 km²，可开展生态旅游活动的一般控制区面积为1.84万 km²，占黄河源园区总面积的58%。黄河源园区典型的"自然圣境"包括：扎陵湖、鄂陵湖、黄河滩、迎亲滩、阿尼玛卿山、传说中格萨尔王赛马称王的起点等。

3.2 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是经由系统化的资料搜集与分析，发掘、发展已暂时被验证的理论[53]，部分学者开始尝试采用扎根理论方法探索社区对自然保护地的认知、态度、行为间的关系[38,54-55]，尽量消除因保护观念差异而产生的对所谓"他者"造成的结论断层[56]。因此本研究结合青藏高原区域特点，参考前人对于自然保护地与社区关系的理论探索进程，在参与式观察的过程中对牧民进行访谈来收集原始信息，运用Nvivo 12.0 Plus对文本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3级编码[53]。

3.3 数据来源

研究主要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进行数据收集，在2020—2022年多次前往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开展实地调研，首先通过村委会寻找代表性家庭，选择对生态旅游有基本了解的牧民及牧民家庭进行访谈。在村干部的帮助下展开访谈，以克服藏族语言障碍。访谈均为匿名，每次访谈时间平均45 min左右，及时根据受访者提供的新信息进行追问，访谈结束后当天完成录音转文本工作，最终形成文本资料共85 032字。访谈问题主要包括：（1）对"自然圣境"保护的认知与判断；（2）参与生态旅游的获益情况以及遇到的困难；（3）国家公园建设与开放对生活带来的影响；（4）外来企业在园区开展生态旅游对社区的影响；（5）对游客行为的态度及反馈等。
最终共有28名受访者接受访谈（表1），按照访谈顺序进行编码，M（male）代表"性别男"，F（female）代表"性别女"，H（herdsman）代表"牧民"，R（ranger）代表"生态管护员"，O（officer）代表村或乡镇干部，数字代表第受访者序号。从最终获得的受访者信息来看，样本在不同属性的分布上基本均匀，但值得注意的是，受访者中女性群体只占到21.43%，且多为乡镇干部，女性生态管护员多伴随生态管护员家庭一同出现，对生态旅游以及国家公园的基本认知较为缺失，难以从大部分普通女性牧民群体中获得对生态旅游发展认知的有效信息。
表1 受访者样本信息及编码

Tab. 1 Profile and coding of interviewees

项目
 属性 人数（人） 百分比（%） 编码
性别 男 22 78.57 M
女 6 21.43 F
年龄 18~30岁 6 21.43
31~45岁 9 32.14
46~60岁 10 35.71
60岁以上 3 10.71
社会身份 牧民 9 32.14 H
生态管护员 12 42.86 R
村或乡镇干部 7 25.00 O

4 扎根理论分析

4.1 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是扎根理论的第一步，通过对原始文本逐句阅读和分析，对资料信息逐词、逐句或者逐段进行编码，在这一过程中尽量使用原始词汇或短句作为初始符码。研究经过两次独立性编码和多次比较、筛选、修正后，最终从28份原始文本资料中获得298个现象（用"a+序号"的形式表示）、69个初始概念（用"A+序号"的形式表示）和18个初始范畴（用"AA+序号"的形式表示）。

4.2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应结合原始资料将开放式编码与相关文本关联，通过反复思考、分析概念之间的关系，综合数据整体情况，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合并次要范畴，精炼主要范畴，整合提炼出更为简练、更高抽象层次的范畴。

4.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通过对编码资料、主范畴及其关系进行理论化整合，是在对所有主轴式编码进行全面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将开发出的概念、类属、关系等提炼出"核心范畴"，进而构建研究发现的理论模型。通过主轴编码与选择性编码，本研究共得到18个初始范畴，并归类提炼为4个主范畴，分别为：参与挫败、参与排斥、参与犹疑和参与渴望。在对原始资料与概念、范畴、维度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形成"自然圣境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发展的多维影响因素"这一核心范畴，主轴编码与选择性编码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编码结果

Tab. 2 Results of coding

主范畴 初始范畴 初始概念
参与挫败（5） AA1多方沟通障碍 A1语言交流障碍；A2沟通障碍；A3观念差异；A4利益角度不同
AA2难以协调融合 A5对外来企业缺乏信任；A6外来企业不能正确理解本地文化；A7对外来企业存在偏见
AA3无法满足服务
质量要求		 A8不符合接待标准；A9与游客发生冲突；A10看不懂接待流程；A11难以解答游客多种问题
AA4牧民利益受损 A12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A13分红未能兑现；A14收入无法覆盖成本
AA5参与能力不足 A15学习新技能困难；A16对新事物接受程度较低；A17不理解培训内容；A18年轻人少，缺少参与活力
参与排斥（4） AA6文化观念冲突 A19游客随意评判文化信仰；A20游客随意进出寺庙；A21游客着装暴露；A22游客不尊重牧民生活习惯；A23游客对当地人产生偏见甚至歧视；A24部分"自然圣境"只是游客眼里的普通景观
AA7游客素质低下 A25游客破坏脆弱生态环境；A26游客乱扔垃圾；A27游客戏逗野生动物；A28游客大喊大叫；A29游客随意拍摄；A30游客闯入文化禁区
AA8因负面现象排斥
旅游企业		 A31企业和游客是一伙的；A32没有企业游客就不会进来；A33企业同样缺乏信仰约束
AA9依赖政府引导 A34政府工作人员能够尊重当地文化信仰；A35政府工作人员对家园有浓厚感情
参与犹疑（5） AA10人力物力有限 A36无法监管大量游客；A37荒野垃圾及排泄物难以清运；A38游客抱怨住宿条件；A39游客嫌弃当地饮食
AA11文化观念差异 A40生活作息不同；A41游客浪费食物及资源；A42游客没有众生平等的观念
AA12不满发展现状 A43传统文化没有得到良好表达；A44非国家公园区域游客随意进入；A45文化景观过度商业化
AA13文化认知差距 A46不理解旅游服务；A47害怕受骗；A48对旅游的认知较为浅显
AA14满足现有生活 A49生态管护员岗位逐渐增多；A50扶贫政策完善；A51基本生活有保障；A52有多种工作技能培训；A53基础设施大幅提升；A54物质欲望较低；A55生活越来越好
参与渴望（4） AA15从事简单工作 A56缺乏旅游相关技能；A57参与方式停留在初级层面；A58旅游发展观念相对狭隘
AA16展示家园魅力 A59展示高原风景；A60与游客形成良好文化互动；A61获得游客赞美；A62通过国家公园建设让家乡更美
AA17民族文化自信 A63让更多人了解藏族文化；A64对本土文化的自豪感；A65展现藏族传统生计智慧
AA18守护传统文化 A66用传统文化禁忌约束游客；A67渴望"自然圣境"文化世代传承；A68希望更多年轻人返乡就业；A69让更多人学习了解本地文化及禁忌

4.4 理论饱和度检验

参照Bowen[57]对于扎根理论研究的要求，进行数据搜集、编码、理论抽样、持续比较等操作，资料收集与分析交替进行直至理论饱和。访谈资料的理论饱和度检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参照已有成熟研究的研究方式，当受访者提供的信息一再与已有样本信息重复时即说明所收集信息已达到饱和，可停止继续寻找受访对象[58]。本次调研中，在访谈第26位牧民时，没有浮现明显的新概念，新的受访者所叙述内容与已收集资料出现较大相似性；继续访谈至第28位牧民时，仍然没有新概念浮现，随即停止寻找新受访者。第二阶段在编码结束后再次收集一定量的访谈信息来进一步检验理论是否饱和，结果显示没有出现已有范畴无法包含的情况，确认达到理论饱和[59]。

5 研究发现及模型探讨

5.1 参与挫败：牧民难以从生态旅游发展中获益

社区的正向认知是促进自然保护地与社区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60]，旅游开发收益分配不合理将引致矛盾和冲突[61]。目前黄河源园区由一家特许企业Y经营生态体验项目，园区内各乡镇或村集体尚无成熟合作社与企业进行对接，因而在与牧户的沟通中存在许多障碍。为了参与生态旅游，牧民需要具备更多技能，付出了时间和精力参与培训，但参与相关项目后在利益分配和能力提升方面较为失望，不愿再次参与，产生较为强烈的心理挫败感。同时牧民对于现代化的旅游发展模式了解不足，缺乏服务意识，所提供的生态旅游服务不能全部达到企业设定的要求，由此也产生了系列矛盾，"他们只想挣钱，把我们当服务员，我们不理解为什么要学服务态度。"（MR22）"我们没有外面人聪明，不会开发旅游，只能被人骗。"（FO23）社区与外部企业在经济、社会生活等层面嵌入互补，但在文化层面存在较大文化区隔。针对黄河源园区生态旅游的发展现状来看，目前政府的嵌入性大于外来企业，牧民过度依赖政府帮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力量的进入，不利于国家公园的可持续发展，"外面的人不会和我们一条心，只有政府会帮我们修路、通水通电、盖房，我们要感谢政府。"（MR13）在生态旅游开发的过程中，社区往往处于弱势地位[62]，在接受统一管理之后，牧民的旅游相关收益明显减少，并将其归咎于外来企业的经营管理不善，"在没有他们（特许企业）来之前，我们开小卖部也能赚钱。"（MR24）特许企业进入国家公园内开展生态旅游须经过前期筛选、过程监管、考核与建设指引，基本不会出现有损生态环境及文化的越矩行为，因而在"自然圣境"这一区域，牧民与外来企业的核心矛盾点在于利益分配。同时，大多数牧民对于日常培训的热情很高，但由于自身能力有限以及语言的障碍，培训效果不甚理想。"每次培训都会参加，但我文化水平不高，很多东西听不懂、学不会。"（MH03）综合来看，利益分配矛盾以及牧民自身能力不足造成了心理挫败，也反映出在现有生态旅游发展模式下，牧民从经济以及自身能力的提升方面均存在难以获益的现象，产生了"参与挫败"的特征。

5.2 参与排斥：外来群体缺乏信仰约束

青藏高原地区存在许多容易被普通游客忽略的文化禁忌[63]。黄河源园区的特许企业Y在生态体验前会对游客开展游前教育并考核，通过后方可进入国家公园。但部分游客的自我约束力较差，还是会对当地环境及文化产生冲击。"捡垃圾是积德，游客看到我们捡垃圾只会可怜我们穷。"（MR11）藏族传统生态观念约束着牧民的日常行为，即使放牧和采虫草也不能过度惊扰自然。而游客到达旅游目的地后激动兴奋，甚至产生一系列不文明行为，"游客看到野生动物很兴奋，去追、去喂。"（MH01）藏族地区宗教有关的场所必须从左向右绕行，但有游客即使被告知后仍然不遵从规定，引起了当地居民的强烈负面情绪。"游客不尊重寺庙规定，没有公德心，不太好。"（MH02）在民俗禁忌方面，藏族人忌讳被别人碰到头，抵触和一些游客热情的身体接触，"他们会摸小孩子的头，这是只有高僧或者长辈才有资格做的事。"（MR07）由此看出，外来文化的涌入必将会使"自然圣境"保护面临一系列挑战。尽管在国家公园成立后，许多破坏性的旅游行为已被严令禁止，但当地牧民仍会根据曾经发生的负面旅游事件，对游客产生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游客开着越野车，随便碾压草地，我们的草原生态环境脆弱，很难再恢复了，太心痛了。"（MR06）游客的不文明行为破坏了藏族居民的信仰禁忌，牧民将此都归结为游客缺乏信仰约束，这一现象使得牧民对生态旅游产生了排斥心理，同时这种情绪也延伸到对旅游企业的态度，因而对外来群体整体呈现出排斥状态，"外面人（特许企业）怎么可能在意我们的圣山，他们只想自己赚钱。"（MH08）由于国家公园并未涵盖全部"自然圣境"，非国家公园范围难以约束游客流动，例如冬格措纳湖虽然是国家湿地公园，但不属于国家公园范围，整体监管力度相对较小，"冬格措纳湖垃圾很多，这里不用审批，直接可以进来，到不了国家公园的游客都会到这里来。湖在我们心目中是神圣的，但游客觉得不是国家公园就失去了约束。"（MR12）综合来看，游客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不文明行为使牧民对生态旅旅游发展产生排斥情绪，并随之影响了牧民和外来企业的协调发展，呈现出"参与排斥"的特征。

5.3 参与犹疑：价值观差异带来的观望态度

游客对黄河源园区内食宿等接待服务的满意度较低，主要原因为语言沟通障碍、生活习惯差异以及牧户家庭接待设施有限等，"我们这里条件很艰苦，没有多余的钱再去帮助游客。"（MR06）"没有办法提供更好的住宿环境。"（FH16）由于高原气候条件恶劣，物产珍贵，牧民长期形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和游客的生活方式存在差异，"有的游客很浪费，虽然他们花钱买了这些，但我们看到还是会很不高兴。"（MH05）在"自然圣境"所辖社区内，牧民更追求内心的平静和信仰的纯粹，不同于现代社会的金钱观，因而仅靠"获益"或"赚钱"等经济要素难以驱动牧民参与生态旅游，"外面的人觉得我们很贫穷，其实我们很富足，金银财宝都带不走，只有善良和功德能够带走。"（MR19）在解决人兽冲突问题上，一方面牧民认为，游客多了，熊害就会减少，从而减少人兽冲突，另一方面牧民担心对于旗舰物种的加倍关注，会加剧人兽冲突。"以前如果雪豹吃了很多家畜，牧民去打它、赶跑它是很正常的，但雪豹现在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们一点都不能伤害它，这不公平，因为众生平等。"（MO25）这些价值观念上的差异，为牧民是否参与生态旅游带来不确定性。同时，政策利好使牧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通过旅游开发获取收益的意愿不强烈。"现在政府的政策很好，不需要通过旅游赚钱。"（MR09）牧民群体对与"自然圣境"相关联的神话传说、象征意义以及文化禁忌极为重视，但对于生态旅游能否促进文化传承则表示怀疑。"黄河源是格萨尔王赛马称王的起点，但这里只有雕塑和玛尼堆，没有文化特色，说是旅游能够宣传我们格萨尔文化，我看不太可能。"（MO10）综合来看，虽然牧民对于生态旅游发展有一定的参与意愿，但由于对游客素质以及文化传承的担忧都使其产生了对未来生态旅游发展的不确定性，使之持观望态度，呈现出"参与犹疑"的特征。

5.4 参与渴望：家园自豪感的本能表达

国家公园的建设增强了牧民的家园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牧民希望通过发展生态旅游来展现家园美景与民族文化，但迫于生计能力有限，只愿意从事一些初级旅游服务，对生态旅游发展的认知也较为浅显，"如果我去发展旅游，我就会弄几匹马，让游客在这里骑马、观湖。"（MR17）然而，牧民若长期从事简单或初级的旅游工作，势必会对生态旅游发展产生不良影响，社区对于国家公园的支撑力度也随即减弱。对于大部分牧民来说，通过生态旅游促进文化保护与传承比获取短暂的经济利益更为重要，"希望大家都能够知道《格萨尔》，是我们草原千百年来的生存智慧，我想让更多人能够了解我们藏族的历史和文化。"（MO10）三江源国家公园内的"自然圣境"文化传承多是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而年轻牧民关于这些文化的了解逐渐减少，部分"自然圣境"的文化内涵被遗忘或误解，牧民希望通过生态旅游的发展，增加年轻人喜爱的岗位，使其能够回到家园传承文化。"很多禁忌年轻人已经不懂了，他们都去城里打工，离开家就会忘记信仰。我们很希望他们回来，但这里确实没有适合年轻人的岗位。"（MR14）在青藏高原地区，寺院既是宗教场所也是生态环保知识的学堂，游客与牧民、僧侣互动也能够成为一种开展自然教育的方式。牧民也期望能够通过良性互动，和游客进行友好交流。"有的游客很乐意听我们讲生态知识，在听了高僧讲述一些文化和禁忌后，理解更深刻了，能够更好劝阻他们不对的行为。"（MO21）综合看来，当地牧民对于家园的深厚情感以及文化自豪感的本能展现，也反映出他们对于游客到来后的美好希冀，在良性互动的场景预设下，牧民参与生态旅游的意愿更加强烈，呈现出"参与渴望"的特征。

5.5 "自然圣境"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

为准确把握受访牧民的现实状况与特征，研究在进行编码的过程中同时对数据采用自下而上的归纳分析，找到牧民生态旅游参与意愿转换的关键点，并对"参与挫败、参与排斥、参与犹疑、参与渴望"4种特征进行频数统计。不同参与意愿转换因素的受访者数量和参与特征出现的频数如表3所示。由此可见，"文化"是增强牧民生态旅游参与意愿的最主要因素，占比92.86%。处于"参与挫败"状态的牧民占大多数，占比64.29%，而在"参与挫败"及"参与排斥"两种特征表现下，牧民或同时存在"参与犹疑"及"参与渴望"，而"文化"则成为促使其参与意愿转换的关键因素。
表3 受访者参与意愿转换因素与参与特征

Tab. 3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of transformation factors and participation characteristic of interviewees

类目 主题词 人数（人） 百分比（%）
转换因素 文化 26 92.86
经济 15 5.57
其他 1 0.57
参与状态 参与挫败 18 64.29
参与排斥 13 46.43
参与犹疑 6 21.43
参与渴望 9 0.14
根据扎根编码结果，研究对于黄河源园区牧民生态旅游参与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阐释，分别在参与挫败、参与排斥、参与犹疑、参与渴望4个主范畴呈现出对应的影响因素（图1）。社区作为"自然圣境"保护的核心，亦为"自然圣境"文化传承的载体，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中，政府与社区之间的关系为强连结，这是由于"自然圣境"所在地区通常地处偏远且所包含的社区生计能力有限，政府为改善民生及帮扶群众而成为生态旅游发展的主导力量，当地社区由此形成路径依赖；政府对于企业的监管是强连结，源自国家公园最严格的保护措施；企业与社区虽在雇佣关系下产生强连结，而社区对于企业的不信任产生矛盾，为弱连结。政府、社区、企业三方在保护"自然圣境"的过程中，基于牧民视角，政府和社区与当地"自然圣境"的关系是强连结，企业对于"自然圣境"文化载体保护以及文化外显的作用处于弱连结，企业对于文化外显的表达障碍降低了生态旅游运营效果，也再次加剧了社区与企业间的矛盾。由此可见，只有强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同关系，才能对"自然圣境"的保护形成有效的正向路径，从而激发社区参与意愿，但政府与社区的过度相嵌往往会使社区失去造血能力，也使社会力量的进入更加困难，再次加剧社区与企业间的矛盾，长此以往不利于"自然圣境"的保护。因此，政府逐渐要从主导转变为引导，发挥政府前期筛选与后期监管的职能，积极引入能力优秀且负责任的企业，协同政府、社区与市场力量，才能破除社区参与的障碍因素，形成正向反馈机制。生态旅游参与方要根据"自然圣境"的文化特点，优化游前教育内容，在地方文化的浸润中增进游客对传统文化的尊敬，形成与社区良好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在正向因素的持续影响下，不仅能够强化"自然圣境"的文化保护功能，还能提升社区的经济效益和文化自豪感，最终实现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双赢目标。
图1 "自然圣境"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发展的多维影响因素模型

Fig. 1 Multidimensional influence factors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of eco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Sacred Natural Sites"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研究以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为案例地，通过对牧民的深度访谈，采用扎根理论从个体层面探讨社区参与"自然圣境"生态旅游发展的特征与影响因素。结合"参与挫败、参与排斥、参与犹疑、参与渴望"4个主范畴，研究发现黄河源园区社区参与现况既有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旅游发展的普遍特征，也有受"自然圣境"文化系统影响的独特要素，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黄河源园区现有生态旅游发展模式下，企业与社区间缺乏有效沟通机制，牧民未能从旅游项目中获得预期的经济回报与能力提升，导致其对后续参与失去信心，加之受语言障碍、参与能力不足等影响，导致"参与挫败"的现象。第二，游客不文明行为使牧民对生态旅游活动产生排斥情绪，甚至延伸到了对外来旅游企业的情感认知，加剧多方矛盾，同时国家公园外部"自然圣境"的监管缺失加剧了游客行为的不可控性，整体显现出"参与排斥"的现象。第三，牧民与游客在生活方式、文化信仰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其对自然及文化的尊崇要大于经济收益，受利于政策支持满足生活现状，对生态旅游是否能有效促进文化传承存疑，呈现"参与犹疑"的现象。第四，牧民对家园的热爱和文化传承的愿景强化了其参与生态旅游的意愿，但由于对旅游的认知相对浅显，相较于经济收益更关注文化是否得到保护与传承，因此只有对于"自然圣境"文化更好地保护与发展，才能从更深层次驱动牧民对于生态旅游的"参与渴望"。

6.2 讨论

由于青藏高原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社会经济欠发达，三江源国家公园开展生态旅游对外来投资者的吸引力有限，因而社区参与是未来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以社区为主体开展生态旅游更有利于保障社区权益。因此，为促进国家公园的全面保护和完善青藏高原旅游的发展，培养社区参与能力是促进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的重要工作之一，根据研究结论形成以下发展建议。
第一，针对牧民产生"参与挫败"的现象，应实时追踪关注牧民个体遇到的现实困境，及时调整利益分配方案，避免因一时的挫败影响后续参与发展。政府角色从帮扶转向引导，逐步提升牧民的自主发展能力和旅游服务水平，最终赋能社区发展。
第二，"自然圣境"生态旅游的开展不仅以保护环境为基本前提，还应正确理解青藏高原地区传统的生态观念，加强游前教育，提高进入门槛，约束或限制游客行为。扩大社区监管的权力范围，推动建立以当地牧民为主体、社区为主导的"自然圣境"长效保护机制，降低牧民对参与生态旅游的排斥心理。
第三，牧民对于未来生态旅游发展结果的不确定性尤以文化冲击为主，因而在未来发展中，应强调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避免为快速实现经营目标而对文化的模板化套用，减少牧民对未来发展的疑虑，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理念的引领下，引导多元文化的正向交流，形成民族文化的互促互荣，使"参与犹疑"转化为"参与渴望"。
第四，黄河源园区社区牧民的家园自豪感是参与生态旅游的重要驱动力，应根据牧民了解本地"自然圣境"传统知识文化这一自身优势，设计有针对性的培训内容，引导牧民从参与初级岗位转向更高层级的生态旅游岗位，多渠道促进牧民对于家园情感的表达，再次强化牧民生态旅游参与意愿。

致谢：衷心感谢审稿专家在论文审阅过程中，对文章结构、引言、结论及文字表达等方面给予详尽而宝贵的建议，增强了文章逻辑性，使文章语言表达更加精练，提升了学术严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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