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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旅游 >

2025 , Vol. 15 >Issue 2: 305 - 320

DOI: https://doi.org/10.12342/zgstly.20240329

红色旅游

湘鄂渝黔革命老区旅游发展对县域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

  • 许春晓 , 1 ,
  • 张蒙蒙 1 ,
  • 张嘉伟 2 ,
  • 刘姗 1
展开
  • 1.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长沙 410081
  • 2.湘潭大学商学院，湘潭 411100

许春晓（1962-），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旅游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4-11-30

  修回日期: 2025-04-16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5-20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1AZD115)

收起

The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county-level common prosperity in old revolutionary areas in Hunan, Hubei, Chongqing, and Guizhou

  • Xu Chunxiao , 1 ,
  • Zhang Mengmeng 1 ,
  • Zhang Jiawei 2 ,
  • Liu Shan 1
Expand
  • 1. School of Tourism,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 2. School of Business,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0,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11-30

  Revised date: 2025-04-16

  Online published: 2025-05-20

Fold

摘要

旅游发展尤其是红色旅游作为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区域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依据五大发展理念构建革命老区县域旅游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从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3个维度衡量共同富裕水平，基于2012—2022年湘鄂渝黔革命老区县域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门槛模型及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实证分析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旅游发展能显著提升县域共同富裕水平，但旅游发展与共同富裕之间呈现明显的非线性关系，存在“显著提升-增势减缓”的单重门槛效应。（2）空间效应下，旅游发展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对本地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邻地共同富裕发展则产生负向空间溢出作用。（3）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在维度上表现为直接效应对共享性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溢出效应中对可持续性的负向影响显著；在区域上表现为湖北片区旅游发展对本地和邻地共同富裕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贵州片区和湖南片区的正向效应较弱，而重庆片区旅游发展对本地和邻地共同富裕则均呈现显著的负向效应。

关键词： 旅游发展; 红色旅游; 共同富裕水平; 影响效应; 湘鄂渝黔革命老区; 县域

本文引用格式

许春晓 , 张蒙蒙 , 张嘉伟 , 刘姗 . 湘鄂渝黔革命老区旅游发展对县域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J]. 中国生态旅游, 2025 , 15(2) : 305 -320 . DOI: 10.12342/zgstly.20240329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plan of the old revolutionary areas, tourism development, especially red touris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ose regions. Based on the five development concept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ourism development level in the old revolutionary area, measures the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development, sharing and sustainability, analyzes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the county panel data of the old revolutionary areas in Hunan, Hubei, Chongqing and Guizhou from 2012 to 2022, and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common prosperity by using methods such as fixed effect, threshold model and spatial Durbi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county tourism development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level of common wealth, but the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common wealth shows an obvious non-linear relationship, with the existence of a single threshold effect of “significant increase-slowdown growth”. (2) In terms of spatial effect, the economic benefits generated by tourism development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local common prosperity, while nega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ose neighboring areas. (3) The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common prosperity is manifested in the dimension of direct effect, with the positive promotion effect on sharing being the largest, and the negative impact on sustainability in the spillover effect is significant. Regionally,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in Hubei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common prosperity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area and neighboring places, and the positive effect in Guizhou and Hunan areas is weak. However,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in Chongqing area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the local area and neighboring places.

Key words： tourism development; red tourism;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influencing effects; Hunan, Hubei, Chongqing, and Guizhou old revolutionary areas; county

1 引言

革命老区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革命老区的振兴与发展，积极展开顶层规划，努力构建一套全面、系统且具备高度针对性的政策体系，旨在全方位、多层次地推动革命老区的繁荣与振兴。2021年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提出新时代要努力走出一条振兴发展新路，让革命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此背景下，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逐步提高，但相较于非革命老区，革命老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发展仍显滞后[1]。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动革命老区加快发展。旅游发展作为城市经济对乡村地区的积极回馈与促进力量[2]，是助力革命老区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策略。旅游发展所具有的天然的富民属性和调节收入分配的特性[3]，使其在带动就业、促进经济和共同富裕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有研究表明，旅游发展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会加剧区域差距[4]，不利于区域共同富裕的实现。旅游发展是否能作为促进区域协调与内部均衡、实现革命老区共同富裕的实效途径，亟待进一步研究。因此，深入探究革命老区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识别现阶段旅游发展的提升方向和空间外溢效应，是当前革命老区县域旅游发展的着力点，对推进革命老区共同富裕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目前，关于共同富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共同富裕的内涵意义[5]、指标构建[6]以及实现路径[7]等方面。国外相关研究更多的是关于旅游与城乡收入差距[8]、旅游扶贫[9]、旅游与乡村振兴[10]等方面的研究。中国最先对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产生的“间接影响”进行探究，现有间接性相关研究更多集中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11]、实现区域脱贫致富[12]、促进乡村振兴[13]、影响农户生计[14]和改善民生福祉[15]等。城乡收入差距作为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核心体现，是阻碍区域共富的关键掣肘[16]。旅游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备受关注，研究内容也主要聚焦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17]。近年来，随着经济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旅游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一部分学者对旅游发展赋能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和实现路径进行理论分析[3]，少数学者逐渐向定量和实证层面拓展，运用计量方法探究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18]，验证了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19]，但现有空间研究多聚焦省域或城市群尺度，对省际交界区、革命老区等特殊类型县域的空间互动机制缺乏探讨。还有一部分学者对某一类型的旅游发展与共同富裕进行实证研究，如乡村旅游[20]、民族村寨旅游[21]和冰雪旅游[22]等，但针对革命老区特有的红色旅游资源禀赋，其旅游开发模式对共同富裕的差异化影响尚未得到充分论证。
综上，现有研究为文章研究思路和内容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现有关于共同富裕的文献多从定性的角度探究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和指标体系构建，少数关于旅游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实证研究多基于省域、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进行探讨，且既有研究多聚焦普适性规律，对湘鄂渝黔这类多民族聚居、红色文化富集、生态敏感型革命老区县域的共富路径的特殊性关注不足，特别是典型革命老区的研究尚未全面揭示客观实际；第二，虽有研究探究了旅游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线性关系和空间效应，但其中非线性效应和特殊的空间互动机制仍需进一步明晰。鉴于此，文章以湘鄂渝黔革命老区80个县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湘鄂渝黔革命老区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探究空间异质性，重点揭示红色旅游驱动下县域旅游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与跨域协同机制，着力破解特殊类型地区旅游共富路径的理论黑箱与实践困境，以期为革命老区县域发展旅游促进共同富裕提供案例参考。

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2.1 革命老区旅游发展赋能共同富裕

革命老区旅游发展在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与助推作用，是启动共建共富耦合系统的引擎[23]。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革命老区多位于省际边缘带，地理邻近但经济关联弱，旅游要素流动由于“行政区经济”割裂等原因，往往会抑制区域协同效应，因此很多仍属于欠发达地区[1]。旅游业则在此处展现出其独特的优势，包括低就业门槛及广泛的产业关联性[24]。大力发展旅游可以将这些无形的红色资源转化为有形的经济价值，为当地经济注入新的活力；经济水平提高的同时也能促进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同时，旅游发展还能通过旅游消费实现财富从富裕群体向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进一步促进革命老区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目标，从而作用于“发展性”。（2）革命老区的旅游发展，不仅改善了当地的交通、通讯、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还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使当地居民能够享受到更加便捷、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时，旅游业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更多的文化娱乐和休闲方式，丰富了他们的精神生活，有助于实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从而作用于“共享性”。（3）作为绿色友好产业，旅游发展通过合理规划实施绿色旅游策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管理，促进革命老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催化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与新型业态衍生，重塑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并通过环境规制内生化机制将生态溢价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在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时，注重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动态适配，使创新要素释放的动能与资源保护需求形成动态平衡，最终实现发展可持续性的实质提升，提高了革命老区旅游经济发展的稳定性[25]，从而作用于“可持续性”。综上，革命老区旅游发展能够通过作用于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等方面，促进县域共同富裕发展。据此，文章提出以下假设：
H1：革命老区旅游发展能够促进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

2.2 革命老区旅游发展影响共同富裕的非线性效应

基于旅游发展依附理论[13]与生命周期理论的视角，革命老区旅游发展将经历一个渐进式的提升过程。随着旅游开发阶段更迭，革命老区农村人口参与旅游发展的就业形式和技能要求会有所差异[26]，这种差异进而导致了旅游的共富效应随发展水平变化呈现非线性态势。在旅游发展的初级阶段，旅游开发通常呈现出一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旅游业的发展显著依赖低技能劳动力，为农村人口创造了广泛的就业机会，促使其在这一阶段更容易分享到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红利，实现收入增加和生活水平提升。随着旅游发展水平的提升，一方面，旅游开发模式逐渐向集约型转变和升级，这一转变导致了其对农村人口参与旅游就业的门槛相应提高，要求他们具备更高层次的专业技能和知识，以适应旅游业日益高端化、精细化的发展趋势，进而限制了革命老区农村人口的获利能力，并导致革命老区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的效应发生衰减。另一方面，由于旅游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双重经济效应——乘数效应与漏损效应[27]，其中，漏损效应则可能因资源外流、外部依赖等因素而制约其经济发展，导致城乡差距等进一步拉大。因此，当革命老区旅游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资本、市场等外源因素的过度干扰会导致旅游发展的共富效应下降。由此，文章提出以下假设：
H2：革命老区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特征。

2.3 革命老区旅游发展影响共同富裕的空间效应

基于空间外溢理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会产生明显的正向外部性，即对该地区邻近的经济体产生溢出效应[28]，这种效应随着地理距离的缩短而愈发显著。因此，革命老区旅游发展在地理空间上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地区本身，还会对周边地区共同富裕发展产生影响。首先，在旅游发展的初始阶段，具备显著区位竞争优势的地区凭借丰富的旅游资源和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迅速成为产业集聚的核心区。然而，随着旅游产业集聚效应逐渐逼近饱和点，在市场机制的运行框架下，存在一种潜在的涓滴效应[29]，该效应理论上能够促进旅游发展带来的经济利益逐步扩散并惠及周边贫困阶层或地区；而在湘鄂渝黔革命老区与邻接地区的互动中，尽管极化中心的发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周边地区，但这种带动作用通常有限且滞后，且由于地理、历史和政策等因素的限制，涓滴效应可能未能充分显现；同时，由于劳动力转移在实践中可能会扩大地区间差距[30]，使得极化效应可能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对周边地区共同富裕发展产生负向溢出效应。其次，在旅游发展过程中虹吸效应同样显著，即本地区可能形成对周边地区资源包括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强烈吸引，随着资源的集聚，极化中心可能形成对周边地区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加剧经济差异。一方面，极化中心的发展可能形成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屏蔽效应，限制了其经济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周边地区由于资源流失和竞争优势不足，可能陷入经济发展的困境，不利于邻近地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此外，地区的旅游发展还可能通过流动效应和竞争效应对邻近区域旅游发展的共富效应产生空间溢出作用。由此，文章提出以下假设：
H3：革命老区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革命老区旅游发展影响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图如图1所示。
图1 革命老区旅游发展影响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

Fig. 1 Mechanism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old revolutionary areass affecting common prosperity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区域

湘鄂渝黔革命老区地处武陵山区，涵盖湖南、湖北、重庆、贵州交界地带的80个县（市、区），集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及省边沿区于一体。2021年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第一次将湘鄂渝黔革命老区列入重点支持范围。该区域旅游资源丰厚，截至2023年，湘鄂渝黔革命老区范围内共有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390余处，其中17处为5A级旅游景区，张家界、凤凰古城、赤水丹霞等国内著名景点囊括在内。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湘鄂渝黔革命老区不断推进旅游和社会发展建设，区域范围内所有县域实现脱贫。以湘鄂渝黔革命老区为例考究革命老区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具有典型性，对于促进老区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3.2 旅游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构建

旅游发展水平的测度，一是单一指标衡量法，以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或旅游人次考量旅游发展水平[17]；二是指标体系评估法，多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建立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31]。革命老区旅游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应以创新驱动作为核心动力，不断推进旅游创新发展以增强旅游产品开发和新兴业态培育的能力；以绿色生态作为优先发展的手段，通过环境治理的持续投入，促进地区旅游可持续发展；以协调发展作为本质要求，促进内部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相协调；以开放发展作为必由之路，逐步扩大地区旅游发展的影响力；以共享发展作为根本目的，促进旅游发展成果转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鉴于此，借鉴王小华等[32]的研究思路，在准确把握高质量发展理论内涵的基础上，聚焦革命老区旅游发展，同时参考刘雨婧和唐健雄[31]的研究，综合指标科学性、数据可得性原则，从旅游创新发展、旅游协调发展、旅游绿色发展、旅游开放发展和旅游共享发展5个维度构建县域旅游发展水平（Tou）评价体系（表1）。
表1 旅游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Tab. 1 Index system of tourism development level

一级系统层 二级准则层 三级指标层 单位 属性
旅游创新发展 创新投入 旅游固定资产投资 万元 +
创新成果 旅游专利授权数 个 +
高级别A级景区数量 个 +
红色文化关注度 / +
旅游协调发展 产业协调 旅游与第一产业融合度 / +
旅游与第二产业融合度 / +
旅游与第三产业融合度 / +
经济协调 旅游收入占GDP比重 % +
旅游绿色发展 绿色环境 森林覆盖率 % +
资源利用 旅游碳排放量 kg/万元 -
环境治理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
旅游开放发展 对外开放度 入境旅游人次 人 +
外资吸引力 % +
对内开放度 国内旅游人次 万人 +
旅游共享发展 收入福利 城镇居民旅游收入弹性 % +
农村居民旅游收入弹性 % +
就业状况 城镇登记失业率 % -
惠民共享 路网密度 km/km2 +

3.3 共同富裕水平指标体系构建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享发展成果、共同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共同富裕的核心在于发展与共享的和谐统一，旨在通过发展实现广泛共享，同时以共享推动持续发展。基于已有研究成果[6]从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3个维度对共同富裕指标体系进一步完善。发展性是共同富裕的基础，旨在通过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共同富裕提供物质基础，即经济增长能有效转化为居民收入的增加，进而逐步缩小城乡等社会经济差距，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动态性和增长潜力。因此对发展性的衡量主要从共同度和富裕度两方面把握，在对“发展性”的维度衡量中增加“区际差距”指标来测度共同富裕发展性的共同度水平；共享性是共同富裕的核心，指经济发展成果的全民普惠和全面覆盖，旨在通过公平分配实现社会公平，实现发展成果的广泛共享。文章从精神文明度、医疗健康、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和信息化水平5个维度量化评估；可持续性是共同富裕的关键，要求发展与环境承载能力协调，旨在通过生态保护和资源节约实现长期发展，与社会进步相适应。文章从生态环保、科技创新和发展质量3方面构建指标。详细的共同富裕水平（Com）指标体系参见表2。
表2 共同富裕水平指标体系

Tab. 2 Index system of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一级系统层 二级准则层 三级指标层 单位 属性
发展性 共同度 区际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 / +
区际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 / +
区内城乡收入差距 / -
区内城镇化进程 % +
富裕度 居民收入水平 元 +
居民消费水平 元 +
共享性 精神文明度 广播电台综合覆盖率 % +
每百人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 人 +
医疗健康 每千人拥有医疗机构床位数 个 +
社会保障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 % +
基础设施 公路通车里程数 km +
信息化水平 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 部 +
可持续性 生态环保 PM 2.5空气污染指数 μg/m3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
科技创新 创新发展指数 / +
发展质量 人均GDP 万元 +

3.4 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①共同富裕水平（Com）；②共富-发展性（Dev）；③共富-共享性（Sha）；④共富-可持续性（Sus）。结合前文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进行测度，最后得出综合指数。
（2）核心解释变量：旅游发展水平（Tou）。根据前文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进行测度，最后得出旅游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
（3）控制变量：为尽可能控制影响共同富裕的相关特征变量，参考覃成林和杨霞[33]的研究文章选取以下4个主要控制变量：①物质资本（Phy）：采用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来表征；②人力资本（Hum）：采用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来衡量；③政府财政支出（Gov），采用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GDP的比例来表征；④贸易开放程度（Ope），采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来表征。

3.5 模型构建

（1）为检验上述研究假设，文章首先构建旅游发展影响共同富裕的直接传导机制模型：
C o m i t = α 0 + α 1 T o u i t + α 2 Z i t + μ i + δ t + ε i t
式中，Com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i地区在t时期的共同富裕水平， α 0为截距项， α 1和 α 2分别为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系数，Touit为解释变量，表示i地区在t时期的旅游发展水平，Zit为控制变量，μi为个体固定效应，δ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2）其次，湘鄂渝黔革命老区旅游发展处于动态变化中，其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可能存在非线性特征。据此，文章构建的单重门槛模型为：
C o m i t = μ i + β 1 T o u i t + λ Z i t + ε i t , T o u i t ≤ θ 1 μ i + β 2 T o u i t + λ Z i t + ε i t , T o u i t θ 1
式中，β表示回归系数； λ为控制变量系数；ε为误差项；θk（k=1,2,3）为待估计的门槛值。双重门槛模型与三重门槛模型方程依此类推。
（3）由于旅游发展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为深入探究二者在全局空间中的集聚状况，文章首先运用全局莫兰指数（Moran’s I）分别对旅游发展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模型如下：
I = n ∑ i = 1 n ∑ j = 1 n w i j ( T o u i - T o u ¯ ) ( T o u j - T o u ¯ ) / S 2 ∑ i = 1 n ∑ j = 1 n w i j
I = n ∑ i = 1 n ∑ j = 1 n w i j ( C o m i - C o m ¯ ) ( C o m j - C o m ¯ ) / S 2 ∑ i = 1 n ∑ j = 1 n w i j
式中，n为县区数量，Toui和Touj，Comi和Comj分别代表i地区、j地区的旅游发展水平和i地区、j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在空间单元上的观测值，S2为研究样本方差，wij为空间权重矩阵，文章选取经济地理嵌套矩阵。
（4）旅游发展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这一特性意味着在探讨其影响因素时，必须充分考虑地区间的空间依赖性和相互作用。因此，文章进一步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鉴于空间杜宾模型能够充分考量旅游发展与共同富裕水平之间的空间滞后效应，从而量化旅游发展的直接及间接影响，故选用此模型进行深入分析：
C o m i t = ρ ∑ j = 1 n w i j C o m i t + λ T o u i t + η ∑ j = 1 n w i j T o u i t + μ i + δ t + ε i t
式中，ρ是共同富裕水平的空间滞后系数，λ是待估系数，η是旅游发展水平的空间回归系数，μi为个体固定效应，δ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3.6 数据来源

文章选取2012—2022年湘鄂渝黔革命老区80个县域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相关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2013—2023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和各省份统计年鉴，以及2012—2022年各县（市、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缺失值用线性插值法填补。

4 结果与分析

4.1 基准回归

为增强结果的丰富性和稳健性，文章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模型（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和双固定效应模型（Xtreg）分别检验了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表3）。OLS模型结果显示，旅游发展的影响系数为0.711，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湘鄂渝黔革命老区旅游发展能显著提升县域共同富裕水平。模型2和模型3分别为未加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下的双固定模型回归结果，其中，模型2估计下Tou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影响系数为0.235；模型3估计下Tou也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影响系数为0.231，二者均表明旅游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县域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考虑到不同老区县域经济结构差异很大，并非所有老区都以旅游为支柱产业，为验证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进一步通过分组回归，区分了34个旅游主导型县域（旅游发展水平≥平均值）和46个非旅游主导型县域（旅游发展水平<平均值），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以检验旅游发展效应的结构性差异。由表3可得，旅游主导型和非旅游主导型县域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综上，革命老区旅游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假设H1得以验证。文章以模型3作为基准回归结果进行分析。
表3 回归结果

Tab. 3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变量 （1）
OLS		 （2）
Xtreg		 （3）
Xtreg		 （4）
旅游主导型		 （5）
非旅游主导型		 （6）
Panel-Threshold
Tou 0.711*** 0.235*** 0.231*** 0.241*** 0.180**
Tou(Tou<0.3941） 1.238***
Tou(Tou>0.3941） 1.064***
Phy -0.003 -0.003** -0.005** 0.004 0.009***
lnHum 0.011*** 0.009* -0.003 0.020*** 0.027***
Gov -0.284*** -0.012 -0.004 -0.026 -0.071***
Ope -0.002*** -0.0002* -0.0001 0.139** -0.002***
C 0.081** 0.145*** 0.067* 0.177*** -0.042 -0.289***
地区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880 880 880 374 506 880
R2 0.507 0.907 0.910 0.915 0.915 0.643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下同。

4.2 门槛效应分析

为验证假设H2，文章首先对门槛效应进行显著性检验，表4报告了门槛模型检验的F统计量和采用自抽样法模拟得到的p值。以旅游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时，旅游发展水平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呈现单一门槛效应，这表明湘鄂渝黔革命老区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显现出一种单重的阈值效应。
表4 门槛效应检验

Tab. 4 Test for threshold effects

门槛变量 门槛个数 门槛估计值 F值 p值 BS次数 10%临界值 5%临界值 1%临界值
Tou 单重门槛 0.3941 49.64 0.020 300 37.6719 40.8051 56.4204
表3模型6为门槛模型估计结果。结果表明，湘鄂渝黔革命老区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显著提升-增势减缓”的单重门槛效应，验证了假设H2。具体来看，当Tou<0.3941时，旅游发展的影响系数为1.238，能够显著促进县域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当Tou>0.3941时，旅游发展的影响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1.064，其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明显减弱。产生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在于：在旅游发展前期即要素驱动旅游业发展模式下，湘鄂渝黔革命老区农村人口可以通过广泛地参与旅游发展而直接获益；随着旅游发展水平的提高，旅游业转型升级即旅游发展的隐性门槛也在不断提升如对人力、资本、技术和创新等方面的要求，而由于革命老区人力资本素质等问题，极大地限制了一部分人尤其是农村人口对旅游发展红利的获取，从而导致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发生衰减；同时，由于旅游发展过程中的漏损效应始终存在，资本、市场等外源因素的过度干扰会导致旅游发展带来的效益未能有效惠及当地大多数人口，从而出现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促进效应的下降趋势。

4.3 稳健性检验

（1）改变核心解释变量衡量方法。借鉴已有做法[34]，以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旅游发展状况。表5模型1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为0.026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与表3模型1相比，二者影响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基本一致，证明研究结果稳健。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 5 Results of robustness test

变量 （1）
OLS		 （2）
Xtreg		 （3）
Xtreg		 （4-1）
IV-FE-2SLS		 （4-2）
IV-FE-2SLS
L.Tou 0.177***
IV 0.0003***
Tou 0.026*** 0.262*** 0.634***
Phy 0.005* -0.006 -0.004*** 0.007 -0.009
lnHum 0.007* 0.006* 0.008* -0.016** 0.004
Gov -0.346*** -0.011 -0.010 -0.003 -0.277***
Ope -0.002** 0.001 -0.002*** 0.002*** -0.001***
C 0.310*** 0.089*** 0.109*** 0.354*** 0.115***
地区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880 880 800 880 880
R2 0.329 0.916 0.891 0.395 0.702
弱工具变量检验F值 36.370***
（2）缩尾检验。由于变量之间的测算可能存在极端值，参考已有研究[35]，文章对所有变量进行了1%分位上双边缩尾（表5模型2）。结果表明，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为0.262，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得到了验证，说明结果稳健。
（3）内生性检验。鉴于潜在的因反向因果或遗漏变量等造成的内生性问题，采用以下两种方法以减小由内生性问题所诱发的估计偏差：①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考虑到革命老区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时滞效应，采用旅游发展的滞后一期对当期的共同富裕水平进行回归分析（表5模型3）。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系数为0.177，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得到了验证，再次说明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②构造工具变量。参考已有研究[13]，选取风景名胜区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POI）数量作为旅游发展水平的工具变量（表5模型4-1）。选取这一工具变量的原因为：风景名胜区是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旅游业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因此，风景名胜区数量的增加可能会成为驱动旅游发展水平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风景名胜区POI数量满足与旅游发展的相关性假设，且该变量与共同富裕发展并不直接相关，满足外生性假设。由表5模型4-2可得，核心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下为0.634。弱工具变量检验F值为36.370，大于10且大于Stock-Yogo检验10%偏误水平下的临界值16.38，该工具变量有效，说明结果稳健。

4.4 空间效应分析

（1）空间自相关分析。基于全局Moran’s I指数分析湘鄂渝黔革命老区旅游发展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的集聚特征，结果显示2012—2022年旅游发展和共同富裕在地理分布上呈现出显著的集聚性，为深入分析其空间特征，进一步计算共同富裕水平不同维度的全局莫兰指数（表6）。结果显示，发展性维度和共享性维度变化趋势较一致，虽然在数值上存在下降的波动变化，但仍然表现出了非常强的空间正自相关；可持续性维度空间集聚性不明显，说明生态环保、科技创新等的长期发展效应依然薄弱。
表6 全局Moran’s I指数

Tab. 6 Global Moran’s I index

年份 Com Tou Dev Sha Sus
2012 0.155*** 0.043*** 0.288*** 0.033** 0.016*
2013 0.143*** 0.049*** 0.310*** 0.048*** 0.030**
2014 0.119*** 0.049*** 0.299*** 0.034** 0.003
2015 0.103*** 0.048*** 0.295*** 0.034** -0.017
2016 0.079*** 0.053*** 0.288*** 0.045*** -0.040
2017 0.088*** 0.057*** 0.293*** 0.037** -0.011
2018 0.066*** 0.095*** 0.281*** 0.069*** 0.001
2019 0.067*** 0.122*** 0.283*** 0.079*** -0.019
2020 0.151*** 0.117*** 0.265*** 0.011 0.029**
2021 0.136*** 0.114*** 0.227*** 0.086*** 0.040***
2022 0.155*** 0.087*** 0.220*** 0.086*** 0.070***
（2）估计模型识别与空间效应分解。进一步对旅游发展影响共同富裕的空间效应进行实证检验（表7）。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和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的LM、Robust LM统计量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故应选择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表7 空间计量模型检验结果

Tab. 7 Results of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test

检验方法 统计值 P值 检验方法 统计值 P值
LM_Spatial Error 2140.309 0.000 LM_Spatial Lag 1616.214 0.000
Robust LM_Spatial Error 781.163 0.000 Robust LM_Spatial Lag 257.069 0.000
为进一步确定不同因素对共同富裕水平影响的方式，将空间效应进行分解，结果见表8第3列。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的直接效应、溢出效应分别为0.267和-0.257，且分别通过了1%、10%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空间作用下旅游发展能够显著促进本地县域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而对邻地县域共同富裕发展则产生负向空间溢出作用。可能原因在于：革命老区旅游发展过程中因极化效应的强化、涓滴效应的不足以及虹吸效应导致的资源集聚或流失，对邻近地区共同富裕发展产生负向外溢效应，验证了假设H3。
表8 空间计量结果

Tab. 8 Results of spatial econometric analysis

变量 空间效应 整体 Dev Sha Sus 湖南片区 湖北片区 重庆片区 贵州片区
Tou 直接效应 0.267*** 0.065*** 0.154*** 0.046*** 0.080 0.214*** -0.272 0.337***
溢出效应 -0.257* -0.100 0.089 -0.254*** 0.033 0.214** -0.980** 0.002
总效应 0.009 -0.035 0.243*** -0.208** 0.113 0.428** -1.252*** 0.33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LogL 2305.687 2754.631 3110.968 2868.945 837.638 75.861 169.550 705.659
观测值 880 880 880 880 308 253 55 264
R2 0.429 0.541 0.720 0.606 0.652 0.562 0.561 0.274

4.5 异质性分析

（1）维度异质性：共同富裕是多维度组成的复合系统，推动革命老区县域共同富裕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探索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各维度影响的空间效应（表8）。从直接效应看，湘鄂渝黔革命老区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影响的直接效应系数分别为0.065、0.154和0.046，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其中，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共享性”影响的直接效应系数最大，这表明旅游发展能够显著增进本地民生福祉效应，进而促进区域和城乡差距的缩小。从溢出效应看，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影响的溢出效应系数分别为-0.100、0.089、-0.254，且“可持续性”维度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发展性”和“共享性”维度的影响不显著。产生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在于：湘鄂渝黔革命老区旅游发展较好的地区在初期可能更关注短期经济效益，从而带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负外部性，这些影响通常具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性，且容易通过地理邻近性传递，因此“可持续性”维度的负向溢出效应显著；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先富地区通过经济增长的空间外溢对邻近地区的带动作用有限，且旅游发展较好的地区可能因资源虹吸效应或区域竞争导致的市场挤出效应，使得邻接区域之间仍存在发展差距，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旅游发展对邻近地区“发展性”的辐射效应；此外，旅游发展对“共享性”的带动作用主要通过地区的“主客共享”来实现，从而限制了对“共享性”的溢出。
（2）区域异质性：基于区域发展视角，进一步探究了湖南片区、湖北片区、重庆片区和贵州片区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影响的空间异质性（表8）。从直接效应看，湖南片区、湖北片区、重庆片区和贵州片区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影响的直接效应系数分别为0.080、0.214、-0.272和0.337，其中，湖北片区和贵州片区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旅游发展对县域共同富裕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反映出二者通过资源整合优势与政策协同效应，形成了旅游经济收益向民生领域扩散的有效传导机制，特别是贵州片区作为西部脱贫攻坚主战场，其旅游产业化战略通过景区带村模式实现了产业增值与居民收入增长的良性互动，也印证了山地旅游发展对后发地区共同富裕的强效驱动作用；而重庆片区呈现的显著负向效应，可能源于其旅游经济极化效应超过涓滴效应，暴露出“核心-边缘”结构下旅游要素过度集聚导致的区域发展失衡问题；湖南片区影响不显著则表明其旅游产业可能存在规模效应不足或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的发展瓶颈。从溢出效应看，湖南片区、湖北片区、重庆片区和贵州片区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影响的溢出效应系数分别为0.033、0.214、-0.980和0.002，其中，湖北片区和重庆片区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湖北片区旅游发展对邻地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其通过跨区域要素流动与产业链延伸形成了以点带面的协同发展格局，特别是依托长江经济带战略节点优势，在旅游基础设施共建、客源市场共享等方面发挥了区域增长极作用；重庆片区则呈现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可能是由于直辖市特殊行政架构下旅游要素的虹吸效应，即主城区的过度集聚导致邻接县域面临人才流失与消费外溢的双重挤压，形成了“中心极化-外围塌陷”的非均衡发展格局；湖南片区与贵州片区的正向溢出效应不显著，这表明两省可能面临旅游经济空间关联度不足的发展困境，湖南片区受制于单核驱动模式下张家界等热点旅游景区与邻接县域的产业断层，而贵州片区虽通过全域旅游战略实现本地脱贫，但跨行政区资源整合机制的薄弱导致发展红利难以外溢，使旅游发展对邻地县域的共富效应受到限制。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为深入揭示革命老区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文章以湘鄂渝黔革命老区80个县为研究对象，基于2012—2022年面板数据，从多维度构建革命老区县域旅游发展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模型及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革命老区旅游发展对县域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探究空间异质性。
（1）县域旅游发展能显著提升共同富裕水平，且旅游主导型和非旅游主导型县域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旅游发展与共同富裕之间呈现明显的非线性关系，存在“显著提升-增势减缓”的单重门槛效应。
（2）空间效应下，县域旅游发展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对本地区共同富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邻接地区共同富裕发展则产生负向空间溢出作用。
（3）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在维度上表现为直接效应以对共享性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溢出效应中对可持续性的负向影响显著；区域上表现为湖北片区旅游发展对本地和邻地共同富裕发展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贵州片区和湖南片区的正向效应较弱，而重庆片区旅游发展对本地和邻地共同富裕发展则呈现显著的负向效应。

5.2 讨论

旅游业作为革命老区特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旅游被视为促进革命老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面对县域实际情况更加复杂的典型革命老区，全面厘清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对实现共同富裕和区域间的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文章厘清了湘鄂渝黔革命老区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非线性效应。通过分组回归验证了旅游主导型和非旅游主导型县域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正向促进作用并非线性增长，而是随着旅游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减弱，呈现明显的单重门槛效应。事实上，在旅游发展过程中，革命老区县域大多依赖资源型旅游开发模式，外部旅游需求的激增短期内促进旅游发展繁荣，却容易诱发“资源诅咒”[24]，限制了旅游发展带来的经济价值持续增长的潜力。同时，由于革命老区县域经济体系和生产结构尚不完善，漏损效应则可能因资源外流、外部依赖等因素而制约其发展，即当县域旅游发展水平逐步提升，内部因素的限制和资本及市场等外源因素的过度干扰会导致旅游发展的共富效应下降。因此，当前革命老区旅游发展的核心任务在于破解旅游业发展瓶颈，推动品质升级与产业转型，进而实现城乡居民收入的良性互动与协同增长。
（2）文章发现湘鄂渝黔革命老区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特殊空间效应。首先，与已有基于大尺度视角的研究[19]结论不同，空间效应分析发现湘鄂渝黔革命老区旅游发展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对本地区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邻近地区共同富裕发展则产生负向空间外溢效应。这表明大尺度视角分析因空间单元内部异质性被均值化，可能掩盖了县域尺度下旅游经济“中心-边缘”结构的空间结构差异，革命老区因地理分割与行政壁垒，旅游要素的跨域流动更易触发虹吸主导型溢出，凸显涓滴效应向极化效应的路径异化。其次，基于维度的空间异质性分析发现，湘鄂渝黔革命老区旅游发展对邻地共同富裕“可持续性”的长期负向溢出效应显著，且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资源竞争等原因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对邻近地区共同富裕“发展性”和“共享性”的促进作用有限，县域之间协同发展尚未充分形成“先富带后富”的作用机制。基于省际层面的空间异质性分析发现，湖北片区旅游发展对本地和邻地共同富裕发展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贵州片区和湖南片区旅游发展对本地和邻地共同富裕水平的正向效应较弱，而重庆片区旅游发展对本地和邻地共同富裕发展则呈现显著的负向效应。这表明湘鄂渝黔革命老区内部各县域间的旅游发展水平及经济结构等存在显著的差异性。鉴于革命老区县域的特殊性，为实现区域共同富裕的目标，必须因地制宜制定旅游发展规划，推进旅游与其他关联产业的协同发展；同时应加强省际间的协同融通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以有效防范本地旅游发展引致极化作用扩大的风险。鉴于此，文章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充分利用旅游发展的社会经济价值，强化旅游富民效应。建立“省际统筹-片区联动-县域协同”三级政策框架，通过系统规划和有效开发，促进湘鄂渝黔革命老区旅游发展与多产业间的互动共存，进一步强化旅游发展的富民效应，推动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提升湘鄂渝黔革命老区县域共同富裕水平。
第二，充分认识旅游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对共同富裕发展的非线性作用，破解非线性发展瓶颈。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构建“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双维评价模型，对县域实施分类调控。对于旅游发展水平低于同一阈值的县域，重点突破交通可达性障碍，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旅游发展水平高于同一阈值的县域，着重培育数字文旅新业态，建立旅游人才返乡创业孵化基地。同时要认识到漏损效应的存在，避免市场和资本等外源因素的过度干扰，努力提升多利益主体的共治效能，实现旅游发展提质升级与城乡居民增收的双向良性互动。
第三，充分重视县域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的空间外溢效应，促进区域协同发展。面向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一方面，要着力弥补县域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中“可持续性”的作用短板，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升生态环保、科技创新等的长效动能；同时，要进一步打破县域间交通互联互通不畅、要素流通受阻等制约因素，加强跨区域合作与资源整合，提升县域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各维度影响的全面度。另一方面，要持续强化区际间协作机制，以确保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经济协同发展。湖南片区应突破单核依赖路径，以张家界为枢纽构建旅游产业辐射圈，通过县域特色文旅培育与数字文旅新基建，激活次级节点发展动能，弥合区域产业断层；湖北片区应放大长江经济带协同效应，构建“旅游创新-产业扩散”双循环网络，通过智慧旅游平台实现客源、资本与技术向欠发达县域定向溢出；重庆片区应实施强核反哺战略，建立主城与周边区县旅游要素双向流动机制，通过生态价值实现机制将主城消费力转化为边缘区生态补偿资金，破解虹吸效应困局；贵州片区应深化景区带村模式，强化跨省域旅游廊道共建，通过湘鄂渝黔山地旅游联盟破除行政壁垒，推动生态补偿与利益共享机制创新，将本地脱贫效应转化为区域协同增益。
文章仍存在不足之处：鉴于革命老区县域层面数据的可获取性存在限制，当前对于旅游发展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的指标选择还需进一步完善，为了更全面地反映革命老区县域的实际情况，未来的研究可以基于更丰富和多元的数据资源，以及跨越更长时间跨度的综合分析。同时，旅游业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动态关系及其机制仍然是一个具有高度研究价值的学术问题，未来研究会进一步构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互动机制，进行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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