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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15 >Issue 2: 321 - 335

DOI: https://doi.org/10.12342/zgstly.20240286

红色旅游

红色旅游对旅游者国家认同感的影响——情绪反应与反思的链式中介作用

  • 周建成 , 1 ,
  • 覃曦 1 ,
  • 翁彩玉 1 ,
  • 熊伟 , 1, 2, *
展开
  • 1.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广州 510631
  • 2.华南师范大学文化空间与社会行为广东省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631
* 熊伟（1981-），女，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消费心理与行为、社会文化地理。
E-mail:

周建成（2003-），男，本科生，研究方向为旅游消费心理与行为。E-mail:

收稿日期: 2024-10-20

  修回日期: 2025-04-21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5-2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0113189)

收起

The effect of red tourism o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The chain mediating role of emotional reaction and reflection

  • Zhou Jiancheng , 1 ,
  • Qin Xi 1 ,
  • Weng Caiyu 1 ,
  • Xiong Wei , 1, 2, *
Expand
  •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 2.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Cultural Space and Social Behavior,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 Xiong Wei. E-mail:

Received date: 2024-10-20

  Revised date: 2025-04-21

  Online published: 2025-05-20

Fold

摘要

红色旅游是一种构建红色记忆、促进国家认同感的体验学习方式。文章基于旅游学习过程理论模型，通过3项实验揭示了“红色旅游-积极情绪-反思-国家认同感”和“红色旅游-消极情绪-反思-国家认同感”两条路径，完善了红色旅游对促进游客国家认同感的作用机制。（1）实验一证实不同类型的红色旅游能够激发不同的情绪反应（H1）；（2）实验二验证了无论是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都显著正向影响红色旅游者的国家认同感（H2），并且情绪在目的地刺激与国家认同中具有中介作用（H3）；（3）实验三在再次验证H1与H2的基础上，引入反思作为中介变量，验证了反思具有单独中介作用（H4），并揭示了情绪与反思的链式中介效应（H5）。研究丰富了红色旅游的实证研究，并为红色景区的开发和管理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 红色旅游; 情绪反应; 国家认同; 实验法; 旅游学习过程模型

本文引用格式

周建成 , 覃曦 , 翁彩玉 , 熊伟 . 红色旅游对旅游者国家认同感的影响——情绪反应与反思的链式中介作用[J]. 中国生态旅游, 2025 , 15(2) : 321 -335 . DOI: 10.12342/zgstly.20240286

Abstract

Red tourism is an experiential learning method that builds red memories and promotes national identity.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tourism learning proces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two paths of “red tourism-positive emotion-reflection-national identity” and “red tourism-negative emotion-reflection-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three experiments, which improve the mechanism of red tourism in promoting tourists’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Experiment 1 confirms that different types of red tourism can stimulate different emotional responses (H1); (2) Experiment 2 verifies that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s can posi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affect red tourists’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H2), and that emotions play a mediating role in this relationship (H3); (3) Experiment 3 introduces reflection as a mediating variable on the basis of the verification of H1 and H2, and verifi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eflection (H4); it also reveals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emotion and reflection (H5). The study adds knowledge to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red tourism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red scenic spots.

Key words： red tourism; emotional reaction; national identity; experimental method; tourism learning process model

1 引言

2023年8月，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联合印发了《用好红色资源培育时代新人红色旅游助推铸魂育人行动计划（2023—2025年）》[1]。该计划提出，应不断深挖红色旅游资源的教育价值，使其得到凸显。红色旅游是依托地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和国情教育的一种体验式学习旅游，是执政党构建红色记忆、促进国家认同感及社会凝聚力的重要途径[2-3]。
当前，Kolb的理论模型（Kolb’s learning cycle）在体验学习（experiential learning）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力[4]。该模型认为，要想成为有效的学习者，就必须具备“具体经验、反思性观察、抽象概念化、行为”4个维度的能力[5]。尽管该理论广泛用于解释游客在非正式场景中的学习机制[6-7]，但由于其各维度之间缺乏紧密联系、难以阐释学习过程的复杂性，因而受到许多关键性的批评[8-9]。Yu等[10]基于宗教旅游的场景，强调游客情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重要性，由此增强了原有框架要素之间的联系以及对学习过程的解释力。然而，这种关于作用机制的研究大都基于定性的访谈，缺乏科学性，因此可能不能深入揭示旅游中学习的内在规律[11]。
其次，情绪是个体学习的关键因素[12-13]。虽然已有研究表明情绪是红色旅游促进游客获得国家认同学习成效的重要环节[14-15]，但较少涉及情绪影响学习的机制研究[16]。尽管Yu等[10]的研究发现情绪对学习成效具有显著影响，但其主要聚焦消极情绪的影响。因此，文章认为，探索情绪与学习成效之间的关系及其他中间变量的作用机制，有助于理解游客的学习过程并完善Kolb的理论模型[10]。
再次，反思作为旅游学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17]，对于红色旅游实现国家认同的教育功能至关重要。Pitman等[18]的研究表明，旅游学习要形成闭环，必须包括事后的反思与回忆；旅游体验式学习周期理论（tourism experiential learning cycle theory）同样强调，旅游过程中的互动和反思是旅游学习的核心组成部分[19]。因此，如果想要在旅游过程中实现学习成效的转化，就必须要对旅游过程中获得的经验进行反思[20]。然而，目前学术界对红色旅游中的游客反思心理活动关注不足，仅有极少数研究探讨了游客反思与国家认同之间的联系[21]。因此，研究旨在探索旅游者的情绪反应、反思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以期理解游客的学习过程[10]，并为旅游学习过程的机制探索提供实证依据[22]。
综上，文章首先选取深圳博物馆新馆及莲花山公园（组A）、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组B）作为案例地，并据此编制了实验材料。其次，研究采用了单因素双水平的被试间的设计，将被试随机分配至两个实验组中。最后，文章通过3个实验来探讨红色旅游引发的情绪反应和反思，以及两者在促进国家认同感方面的作用，旨在为红色旅游产品的开发与管理提供实际参考，并促进红色旅游的发展。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理论基础

旅游学习过程理论模型是对Kolb理论模型的发展[10]。Kolb的理论模型是体验式学习领域中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模型之一[4]，并被广泛应用于解释游客的学习机制[6-7]。Yu等[10]将其拓展应用于宗教旅游的情境中，形成“刺激-情绪-反思-成效”的旅游过程学习理论。在此理论中，刺激（stimuli）指的是旅游活动与各种环境的总和；当游客经历了相关刺激后，会产生相应的情绪体验（emotions），促进游客进行反思（reflection），并对旅游体验进行概念化，最终形成了独特的学习成效（learning outcomes），例如完善自我价值体系与形成跨文化意识。由于旅游学习过程理论与研究的目标高度契合，文章将以此为理论基础，通过3个实验探究红色旅游刺激产生的情绪反应、反思心理活动与国家认同感三者之间的关系。

2.2 红色旅游与情绪反应

情感在旅游研究领域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23]，并且是构成游客难忘的旅游体验的关键组成部分之一[24]。在情绪的测量上，邱林等[25]在PANAS（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的基础上，定义积极情绪为包括自豪、感激、高兴、兴奋等在内的情绪状态，而恼怒、悲伤、羞愧、紧张等情绪则归类为消极情绪。游客的情绪反应并非凭空而来，游客的情绪是被旅游过程中特定的因素所触发的，这些因素被称为情感触点[26]。各红色旅游景区由于蕴含的情感触点不同，所刺激形成的情绪反应也就不同[27]。当游客前往实现国家昌盛和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红色旅游景区时，例如北京天安门，通过瞻仰圣地、参与仪式等行为，能够产生庄严、神圣、激动的积极情感[28]；相反，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与悲剧性历史事件相关的地点，游客可能会感受到恐惧、悲伤和痛苦等消极情绪，激发出“伤痛记忆”[29-30]。红色旅游景区除了重要革命纪念地外，也包括与死亡、灾难、悲剧直接相关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由于其同时具备游程悲情性的特征[31]，这类红色旅游景区也可以被称为黑色旅游。文章为了表述方便，将案例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表述为抗战黑色旅游地；将案例地深圳博物馆新馆及莲花山公园表述为红色旅游地。由此，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不同类型的红色旅游景区所引发的情绪类型各不相同；
H1a：在红色旅游地中，游客会体验到积极情绪；
H1b：在抗战黑色旅游地中，游客会体验到消极情绪。

2.3 情绪反应与国家认同

认同概念（identity）最早由Sigmund Freud从心理学角度提出，描述了个人在模仿他人或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在情感及心理层面的趋同现象[32]。随后学者基于此理论，逐渐拓展了认同的范畴，将国家认同[33]、社会认同[34]、文化认同[35]等内涵纳入认同的范畴。而在全球化和各类社会运动兴起的背景下，国家认同逐渐成为备受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议题[33]。学者们普遍认为国家认同是一种“情感表达”[36]，包含角色确认、情感归属与爱国奉献等3个关键维度[37]。而在旅游研究中，学者们采用个体对国家政治、文化、归属感、民族等的认同感来衡量游客的国家认同感[38]。
情绪在人类的认知和行为影响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对态度的变化与学习教育等均有重要作用[39]。同时，情感是国家认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40]，鉴于在体验式学习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强烈的情绪[41]，红色旅游理论上是具有促进国家认同的教育功能的。刘润佳等[42]基于认知评价情绪理论和积极情绪拓展建构理论，发现红色旅游过程中产生的情绪对游客国家认同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他已有研究也表明，红色旅游能够刺激游客产生幸福感[43]、敬畏感[44]等的积极情绪，进而促进国家认同。除了积极情绪以外，红色旅游过程中唤起的消极情绪，也可能产生积极的效果，例如对个体的国家认同、生活态度、政党认同等认知态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45]。基于此，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红色旅游中，游客不同的情绪反应显著影响国家认同；
H2a：红色旅游中，游客体验的积极情绪正向影响国家认同；
H2b：红色旅游中，游客体验的消极情绪正向影响国家认同。

2.4 情绪反应的中介作用

情绪反应是红色旅游刺激与国家认同之间的桥梁[14-15]。进一步地，刺激指的是红色旅游所提供的一系列红色文化元素，包括旅游景区的视觉呈现（如纪念碑、展览、历史遗迹等），以及通过解说、多媒体展示和互动体验等方式传递的深层历史教育和文化意义。受红色旅游刺激的影响，游客的情绪反应类别可能不同，既可能产生敬畏、自豪、高兴等积极情绪，也可能产生悲愤、沮丧等消极情绪[27]。而情绪反应在红色旅游促进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尤为关键，因为它们能够增强个体与红色旅游所代表的历史和文化的情感联系，提升红色旅游的教育成效，并对促进游客国家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46]，这种认同可能表现为更强的民族自豪感、更积极的社会参与和对相关历史文化的持续关注和学习。金鹏[47]在探讨敬畏情绪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时，构建了“红色旅游-敬畏情绪-国家认同”概念模型，指出敬畏情绪在这一过程中的中介效应；赵亮和张智倩[15]则进一步引入“小我”概念，以“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为案例地，发现敬畏情绪通过“小我”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游客国家认同。因此，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情绪反应在不同红色旅游促进国家认同中具有单独的中介作用；
H3a：积极情绪反应在红色旅游促进国家认同中具有单独的中介作用；
H3b：消极情绪反应在红色旅游促进国家认同中具有单独的中介作用。

2.5 反思的中介作用

英国哲学家洛克首先将“反思”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认为反思来自内部心理活动的注意，是知识的来源之一[48]。而在中国，类似的思想表现为“反省”或“内省”，它们虽然与“反思”概念类似，但更多指的是挖掘自我内在的过程，侧重于对自我行为、思想等方面的审视，以清晰地认识自己，增强对自我的认知与理解[49]。儒家经典《论语》中就有“吾日三省吾身”的名言，即每天多次反省自己，检查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道德标准，强调自我修养和道德自问。不过现在，“反思”既可以被理解为思考分析过去发生的事情、并从中汲取经验，也可以被看作是回顾审视内心、不断改进提升自我的过程[49]。
认知心理学认为，反思是一种元认知过程，即个体对自己的认知活动的认知和控制[50]。道家思想也认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强调正确认识自己与他人，以达到自我能力的提升与完善。通过反思，个体可以从过去中识别其中的问题、失误与不足，分析原因，进而总结经验教训，以达到为未来提供指导的效果。在旅游领域，Byrnes[51]认为需要通过记录与反思来达到旅游的教育意义。有研究指出：反思积极的旅行经历可以给游客带来勇气和信心去面对生活中的问题[7]。而在黑色旅游的过程中，游客通过自我反思的过程，对自我存在与人生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52]。总之，旅游能够通过将游客置于陌生的环境中，为他们提供反思现有信仰、价值观和行为的机会[53]。红色旅游是对革命历史的回顾，在参观革命历史遗迹、了解革命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过程中，游客反思能够促进其将旅游体验内化为个人信念和价值观，从而实现更深层次的共鸣，促进国家认同[21]。由此，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反思在不同红色旅游刺激促进游客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具有单独的中介作用。

2.6 情绪反应与反思的链式中介作用

情绪反应在激发反思进而产生良好的学习效果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0,54]。认知-动机理论也认为，在教学活动中会激发学生不同的情绪反应，从而对学生的元认知策略（例如反思行为）产生作用[55]，最终影响学习成效。红色旅游向人们提供一个重温历史、回顾往昔、审视过去的场域[56]，对国家认同[46]、历史认同[57]和政党认同[58]具有促进作用。因此，红色旅游会通过旅游景区的氛围塑造、展品陈列、纪念仪式、历史遗迹等方式刺激游客产生不同的情绪，然后经过个体的反思元认知策略加工，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国家认同感。由此，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5：情绪反应和反思在不同红色旅游刺激促进游客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具有链式中介作用。

2.7 研究概念模型

基于以上假设，文章提出以下概念模型图（图1），并采用3个实验来验证以上假设。实验一旨在探究游客在不同类型的红色旅游刺激下所产生的情绪差异（H1），具体为：在以深圳博物馆新馆及莲花山公园为代表的红色旅游景区中，游客会产生积极情绪（H1a），在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代表的抗战黑色旅游地的红色景区中，游客会产生消极情绪（H1b）。基于实验一的结果，实验二进一步检验游客的不同情绪反应（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是否均显著地正向影响其国家认同感（H2，H2a，H2b），以及情绪反应是否具有中介作用（H3）。实验三在再次验证H1与H2的基础上，引入反思作为中介变量，探讨在不同类型红色景点的刺激下，反思是否单独具有中介作用，以及情绪反应是否会促使游客进行反思，进而促进国家认同，即验证假设H4与H5。
图1 研究概念模型图

Fig. 1 Theoretical model of this research

3 实验一：红色旅游诱发的情绪反应

实验一的目的是验证假设H1、H1a、H1b，即游客在不同红色旅游刺激下会产生不同类型的情绪：在以深圳博物馆新馆及莲花山公园为代表的红色旅游地中会产生积极情绪，在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代表的抗战黑色旅游地中会产生消极情绪。

3.1 实验材料与流程

研究从《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中选取广东省深圳市博物馆新馆及莲花山公园、江苏省南京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作为案例地，并采取实地调研与网络搜查的方式收集图片、视频、文字材料，然后编制成实验材料。其中，深圳组的视频材料时长为1.5 min，图文材料约有1 300字、7张图；南京组的视频材料时长为2 min，图文材料约有2 000字、5张图。为了保证实验材料内容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研究针对实验材料进行了两次专家咨询，邀请来自高等学校旅游专业的专家对实验材料进行了确认。此外，文章认为，选取大众所熟知的、情感体验较为丰富与典型的经典旅游景点作为实验材料有助于减小被试的认知偏差，例如张亮和李君轶[59]的研究中，同样选取了延安革命纪念馆这一典型的红色旅游景点作为案例地，并利用视频和文字材料进行情境实验。这都表明在情境实验中使用广为人知的旅游目的地作为实验材料的做法是切实可行的。
广东省深圳市博物馆新馆及莲花山公园的实验材料向被试概述了深圳经济特区的诞生背景以及改革开放历程中的深圳，歌颂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实验材料向被试描述了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的过程，痛斥了日本侵略者惨绝人寰的侵略行径，并警醒世人勿忘国耻、珍爱和平。在实验前，研究人员请不熟悉材料的被试浏览实验材料，以确认浏览实验材料的最低所需时间。测试表明，认真浏览实验材料至少需要4 min，因此，在实验过程中，会剔除掉整体文件作答时长少于4 min的被试。
实验于2024年3月11—12日在“PowerCX风铃系统”平台上开展，所有量表均采取李克特7级量表进行评分。首先，平台随机将67名被试分为两组：在剔除甄别题作答错误、整体文件作答时长过短、作答前后逻辑矛盾的被试后，最终得到A1组（n=29）和B1组（n=27），A1组接受深圳市博物馆及莲花山公园的材料刺激，B1组接受的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材料刺激。接着，被试需要阅读图文材料、观看视频。在完成后，实验参考已有研究的情绪量表[14]测试被试的积极情绪（高兴和自豪；Cronbach’s α=0.982）与消极情绪（愤怒和悲伤；Cronbach’s α=0.975）；最后，被试需要填写社会人口统计特征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学历、职业与常住地。

3.2 实验设计与被试

实验使用了一个单因素双水平（景区类型：红色旅游地、抗战黑色旅游地）的被试间设计，因变量是情绪反应。研究使用G*Power来确定样本量，在显著性水平为0.05、效应量为0.4、统计检验力为0.8的基本水平下[60]，得出所需的最低样本量为52。在剔除甄别题作答错误、整体文件作答时长过短（少于4 min）、作答前后逻辑矛盾的被试后，最终得到56位有效被试：A1组（n=29）和B1组（n=27）。
在56份有效样本中，男性与女性各占30.36%和69.64%；年龄主要分布在30~39岁之间，占66.07%；学历情况以本科为主，占60.71%；职业情况以专业技术人员与其他为主，各占30.36%、39.29%；居住地分布情况以广东省为主，占33.93%。

3.3 数据分析与结果

对红色旅游景区的类型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表1），A1组样本的积极情绪得分水平更高（MA1=6.33，SD=0.60；MB1=1.22，SD=0.45；p<0.01，F=1285.88，Partial η2=0.96）；B1组样本的消极情绪得分水平更高（MA1=2.07，SD=0.78；MB1=6.80，SD=0.35；p<0.01，F=844.01，Partial η2=0.94）说明假设H1、H1a、H1b检验通过。
表1 两组被试的情绪反应的均值与标准差

Tab. 1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Emotional Reactions of the Two Groups of Subjects

变量 A1组 B1组
积极情绪M（SD） 6.33（0.60） 1.22（0.45）
消极情绪M（SD） 2.07（0.78） 6.80（0.35）

注：A1组接受的是深圳市博物馆及莲花山公园的材料刺激；B1组接受的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材料刺激。

4 实验二：情绪反应对国家认同的作用

实验一验证了假设H1、H1a、H1b，证明了以深圳市博物馆新馆及莲花山公园为代表的红色旅游地能够显著激发游客自豪、高兴等积极情绪，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代表的抗战黑色旅游地能够显著激发游客悲伤、愤怒等消极情绪。基于这一发现，实验二旨在探讨这两种不同的情绪反应是否均能正向影响游客的国家认同感及其在红色旅游促进国家认同过程中的作用。

4.1 实验设计与被试

实验二共有153位被试参与，在剔除甄别题作答错误、整体文件作答时长过短、作答前后逻辑矛盾的被试后，最终得到90份有效样本。其中，男性占38.89%，女性占61.11%；年龄集中在30~39岁，占56.67%；大多数参与者具有本科学历，占75.56%；职业情况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主，占43.33%；参与者主要来自广东省、上海市和北京市，各占21.11%、17.78%和15.56%。实验使用了一个单因素双水平（情绪反应类型：积极情绪、消极情绪）的被试间设计，因变量是国家认同。

4.2 实验材料与流程

实验二在2024年3月12—13日进行，90位被试在“PowerCX风铃系统”平台上随机分为两组：A2组41人，B2组49人。两组分别浏览与实验一相同的材料图文和视频，其中A2组浏览与深圳相关的实验材料，B2组浏览与南京相关的实验材料。浏览完毕后，回答相关的问题。实验二的情绪量表（积极情绪：Cronbach’s α=0.977；消极情绪：Cronbach’s α=0.982）与实验一完全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参考了赵志峰等[57]、程励等[14]的量表（Cronbach’s α=0.711），用历史认同（我对红色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与学习）、政党认同（我更加认可我党为民族独立与复兴做出的努力）、国家认同（我更加希望中华儿女自强不息、奋勇前进）3个题项来衡量样本的国家认同情况。量表同样采用李克特7级量表进行评分。

4.3 数据分析与结果

4.3.1 操纵检验

对情绪反应的类型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A2组的积极情绪得分水平更高（MA2=6.40，SD=0.63；MB2=1.35，SD=0.68；p<0.01，F=1313.87，Partial η2=0.94）,而B2组的消极情绪得分水平更高（MA2=1.50，SD=0.70；MB2=6.71，SD=0.51，p<0.01，F=1669.01，Partial η2=0.95），因此，实验的情绪反应类型操控有效。

4.3.2 线性回归分析

通过线性回归方法，以积极情绪为自变量，国家认同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得到回归公式：认同感=3.948+0.390*积极情绪，积极情绪的回归系数值为0.390（t=4.188，R2=0.31，p=<0.01；F=17.54，p<0.05），意味着积极情绪会对认同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表2）。将消极情绪作为自变量，而将认同感作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到回归公式：认同感=1.241+0.785*消极情绪，消极情绪的回归系数值为0.785（t=5.920，R2=0.43，p=<0.01；F=35.04，p=<0.05），意味着消极情绪会对认同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表2）。假设H2得到支持。
表2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Tab. 2 Results of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变量 标准化系数Beta t p VIF 容忍度
积极情绪 0.557 4.188 0.000** 1.000 1.000
消极情绪 0.654 5.920 0.000** 1.000 1.000

注：因变量为国家认同；**表示p<0.01。

4.3.3 情绪反应的中介作用

接着，在控制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常住地变量后，研究使用Process插件中model 4对情绪反应在不同类型红色旅游和国家认同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表3），路径“红色旅游-积极情绪-国家认同”（中介效应值=-1.083，SE=0.459，95%置信区间为[-2.039, -0.221]）和路径“红色旅游-消极情绪-国家认同”（中介效应值=1.975, SE=0.551，95%置信区间为[0.694,2.912]）都具有显著性，因而假设H3成立。
表3 中介作用检验结果表

Tab. 3 Test results of emotional reactions’ mediating effect

路径 Effect a*b (Boot SE) a*b (95% BootCI)
红色旅游-积极情绪-国家认同 -1.083* 0.459 -2.039 ~ -0.221
红色旅游-消极情绪-国家认同 1.975** 0.551 0.694 ~ 2.912

注：*表示p<0.05，**表示p<0.01。

5 实验三：情绪反应和反思在红色旅游促进国家认同感中的链式中介作用

实验二成功验证了假设H2、H3，证明了不同的情绪反应（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可以显著正向影响认同感，并在其中产生中介作用。基于这一结论，实验三引入反思作为中介变量，检验在红色旅游促进游客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反思单独的中介作用以及情绪反应和反思的链式中介作用。

5.1 实验设计与被试

研究使用G*Power来确定样本量。在显著性水平为0.05、效应量为0.25、统计检验力为0.8且实验组别为两组的条件下，经过计算得出所需要的最低样本量是128。实验三共有240位被试参与，在剔除甄别题作答错误、整体文件作答时长过短、作答前后逻辑矛盾的被试后，最终得到有效样本142份。在有效样本中，男性、女性各占33.1%、66.9%；年龄集中在18~29岁和30~39岁，各占49.30%与42.25%；学历情况以本科为主，占71.83%；职业情况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主，占49.30%；居住地分布情况以广东省、江苏省为主，各占20.42%和13.38%。

5.2 实验材料与流程

实验三在2024年3月14—16日进行，142位被试在“调研家”平台上随机分为两组：A3组74人，B3组68人。两组分别浏览材料图文和视频，其中A3组浏览与深圳相关的实验材料，B3组浏览与南京相关的实验材料。不过，由于实验三涉及反思复杂心理活动，因此为了帮助被试更好理解历史事件所处的背景、政治、经济、社会或文化环境[63]，实验三在原来实验材料的基础上，从《改革开放口述史》《敢闯敢试：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创造的全国“率先”》《改革开放：蛇口》《南京大屠杀》等书籍中摘取文字素材，以丰富实验材料。丰富材料后，深圳组的视频材料时长为1.5 min，图文材料约有3 500字、6张图；南京组的视频材料时长为2 min，图文材料约有2 800字、8张图。与实验一操作一致，研究人员请不熟悉材料的被试浏览实验材料，以确认浏览实验材料的最低所需时间。测试表明，认真浏览实验材料至少需要6 min，因此，在实验三过程中，会剔除掉整体文件作答时长少于6 min的被试。
浏览完毕后，被试需要填写与上述实验相同的情绪量表（积极情绪：Cronbach’s α=0.967；消极情绪：Cronbach’s α=0.975）、国家认同感量表（Cronbach’s α=0.715）和反思量表。考虑到不同类型红色旅游景区呈现的内容各异，因此反思量表也分为改革开放反思与南京大屠杀反思的量表，改革开放反思量表（Cronbach’s α=0.884）主要参考人民网中“对40年改革开放的回顾与思考”[62]，以“我对‘对外开放’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理解、我对‘解放思想’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理解、我对‘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理解”3个题项来测量；南京大屠杀反思量表（Cronbach’s α=0.906）主要参考何景明[63]的研究成果，以“我对‘要和平，不要战争’有了更深的体会、我对‘南京大屠杀’灾难背后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原因进行了思考、我对人类是否可以避免‘南京大屠杀’这样的野蛮行径进行了思考”3个题项来测量。所有量表同样采用李克特7级量表进行评分。

5.3 数据分析与结果

5.3.1 操纵检验

对情绪反应的类型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A3组能够产生更强的积极情绪（MA3=6.36，SD=0.76；MB3=1.54，SD=0.96；p<0.01，F=1120.53，Partial η2=0.89）,而B3组则能充分调动样本的消极情绪（MA3=1.68，SD=0.80；MB3=6.71，SD=0.48，p<0.01，F=2018.44，Partial η2=0.94），因此，实验的情绪反应类型操控有效，并且，也能再次证明不同类型的红色旅游能够唤醒不同类型的情绪反应，假设H1成立。

5.3.2 线性回归分析

同时，以情绪反应为自变量，国家认同感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积极情绪（β=0.62，t=6.68，R2=0.38，p<0.01）和消极情绪（β=0.43，t=3.84，R2=0.18，p<0.01）均对国家认同产生显著的作用，因此可以再次证明假设H2成立。

5.3.3 反思的中介作用

接着，研究继续使用Process插件中model 4对反思在不同类型红色旅游和国家认同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表4），路径“红色旅游-反思（南京）-国家认同”（中介效应值=0.433，SE=0.197，95%置信区间为[0.044,0.822]）和路径“红色旅游-反思（深圳）-国家认同”（中介效应值=-0.228，SE=0.553，95%置信区间为[-0.339, -0.132]）都具有显著性，因而假设H4成立。
表4 中介作用检验结果表

Tab. 4 Test results of reflections’ mediating effect

路径 Effect a*b (Boot SE) a*b (95% BootCI)
红色旅游-反思（南京）-国家认同 0.433** 0.197 0.044 ~ 0.822
红色旅游-反思（深圳）-国家认同 -0.228*** 0.053 -0.339 ~ -0.132

注：（南京）接受的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材料刺激，（深圳）接受的是深圳市博物馆及莲花山公园的材料刺激；**表示p<0.01，***表示p<0.001。

5.3.4 情绪反应和反思的链式中介作用

研究运用Bootstrap法检验反思在情绪与认同感之间的中介作用（Bootstrapping=5000，置信区间=95%），即检验深圳组“红色旅游-积极情绪-反思-国家认同”与南京组“红色旅游-消极情绪-反思-国家认同”两条路径，并以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常住地为控制变量。结果表明（表5），路径“红色旅游-积极情绪-反思-国家认同”的中介效应为-0.316（SE=0.070，95%置信区间为[-0.404, -0.130]，置信区间不含0）；路径“红色旅游-消极情绪-反思-国家认同”的中介效应为0.270（SE=0.125，95%置信区间为[0.010,0.496]，置信区间不含0），因此假设H5得到支持。尽管路径“红色旅游（深圳）-积极情绪-反思-国家认同”的符号为负，但这并不代表积极情绪对国家认同产生负向作用，而是因为自变量编码没有进行变换。在中介模型中，当自变量是分类变量时，只需将自变量编码为0和1进行分析[64]。在研究中，该编码分别对应南京和深圳的不同目的地。由于南京目的地刺激对产生消极情绪具有正向影响，而对产生积极情绪具有负面影响，因此，“红色旅游（深圳）-积极情绪-反思-国家认同”的符号为负，“红色旅游（南京）-消极情绪-反思-国家认同”为正。然而，如果“0和1编码”对应的目的地替换，那么两条路径的系数正负符号也会相反。类似的现象也体现在近期的研究中[65]。
表5 链式中介作用检验结果表

Tab. 5 Test results of chain mediation effect

路径 Effect a*b (Boot SE) a*b (95% BootCI)
红色旅游-积极情绪-反思-国家认同 -0.316** 0.070 -0.404 ~ -0.130
红色旅游-消极情绪-反思-国家认同 0.270** 0.125 0.010 ~ 0.496

注：*表示p<0.05，**表示p<0.01。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研究通过3个实验深入探讨了不同类型红色旅游活动对游客国家认同感的影响机制，验证了红色旅游能够刺激产生不同情绪，并通过反思心理活动促进游客国家认同感。
首先，实验一通过情境化的对照组实验，表明实验材料的情绪操纵是有效的，并且初步验证了旅游目的地类型刺激游客情绪的主要影响。体现国家昌盛和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红色旅游地，比如深圳博物馆新馆中的改革开放史展览馆与莲花山公园，展现了改革开放给社会带来的千变万化与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历史，能够激发游客自豪、高兴的积极情绪；而抗战题材的黑色旅游地，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能够激发游客悲伤、愤怒的消极情绪。
其次，实验二再次表明实验操纵的有效性，以及不同类型旅游目的地刺激产生的情绪反应差异，并进一步验证了情绪反应在目的地刺激与国家认同之间的中介作用，揭示出积极情绪（高兴与自豪）、消极情绪（愤怒与悲伤）都对国家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最后，实验三引入反思这一中介变量，揭示了不同红色旅游景区产生效用的差异化心理机制。“红色旅游刺激-积极情绪-反思-国家认同感”“红色旅游刺激-消极情绪-反思-国家认同感”两条路径展示了目的地如何促进游客国家认同的作用机制，为理解红色旅游者的学习过程提供了新视角[10]。

6.2 讨论

研究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第一，研究提供了分析红色旅游者学习过程的框架，揭示了不同类型红色旅游景区实现教育功能的差异化心理机制。当前关于教育旅游的研究多集中于学习收获，而较少关注产生收获的作用机制[11]；并且以往关于游客学习过程的研究更多强调学习资源、学习条件等外在条件[66-67]，对个体内在机制的关注不足。而研究从个体心理的微观视角出发，反映出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在红色旅游中促进国家认同感的独特心理路径，将旅游学习收获中更为复杂、隐性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等转变机制呈现出来[11]。
第二，文章拓展了Kolb的理论模型，并为Yu等[10]的旅游过程学习理论提供了实证依据。研究将游客情绪融入Kolb的理论模型中，用情绪反应、反思将目的地刺激、学习成效有机结合，回应了对该框架中要素联系不足的担忧[41]。Yu等[10]的旅游过程学习理论虽然提供了有机的学习过程理论框架，但其主要聚焦定性研究，文章通过3个层层递进的情境实验得到反复验证的实验结果，在红色旅游的情境下对旅游过程学习理论进行了实证分析，丰富了旅游过程学习理论的应用场景[41]。
第三，研究强调了反思在红色旅游学习中的重要性。红色旅游中的文化资源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对它们的解读与反思影响到人们当下的价值取向与生活态度，但它呈现出多元化开发不足的问题，使得其未能较好地促使游客反思、达成教育功能[7]。为此，研究响应了红色旅游研究中需要对反思等个体心理机制进行更深入探讨的呼吁，引发学界对旅游中反思的更多关注。杜牧曾言：“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王元化先生也曾说“日光之下无新事——过去发生过的事，今后还要发生；现在发生的事，过去也都发生过”。因此，游客需要在旅游体验和学习中进行更深入的反思，以达到更高的学习成效[68]。
在实践中，研究发现，红色旅游景区能在激发游客的不同情绪后引起游客反思，最终促进游客的国家认同。红色旅游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游客情绪与思想的交汇点。基于此，研究从不同类型红色景区角度提供以下的实践启示，以优化红色旅游的体验与教育效果。首先，对于深圳博物馆新馆及莲花山公园这类红色纪念性景区，可以充分利用虚拟现实技术（VR、AR等）策划活动展览，调动游客的积极情绪，让游客感受到国家发展的成就与党的卓越领导力。其次，对于抗战纪念的红色景区，可以利用真实历史影像、口述历史等方式丰富展览内容，并设置互动式纪念活动仪式，使游客深刻感受到历史的沉重与悲壮，以此增强情感共鸣，推动思考历史教训的深远意义。再次，在研学活动中明确设置反思环节，提供反思工具，如日记或在线平台，以及培训引导者有效引导学生进行深度反思，并将其纳入评价体系与框架，以便评估参与者的学习成效。最后，红色旅游景区应挖掘和深化红色文化的内涵，避免成为仅仅是罗列史实、供游客走马观花的场所。景区可以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基础上，从更多元的角度探索与历史主题相关的红色文化；也可以结合自身的历史主题，广泛引用各种真实的材料，从正义、人性、理性、权力、思想解放、真理等多维视角深化红色旅游产品开发[65]，以更好地激发游客从多角度进行反思，优化教育效果，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6.3 研究局限与展望

尽管研究有助于完善红色旅游对促进游客国家认同感的作用机制，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在现实情境中，红色旅游景区正采用更多样的方法进行讲解，以此有效地激发游客情绪和传达红色价值观。然而，受到实验材料限制的影响，尽管研究努力控制了实验中的其他变量，但可能还是无法完全贴近实际情况，难以精准重现红色旅游景区的现场氛围，导致游客体验与实际情况产生偏差。因此，建议后续研究采用实地调研方法，以便取得更贴近现实状况的研究结论。另一方面，研究测量游客情绪反应是采取自主报告的形式，这有可能会受到社会期望等因素的影响而导致一定的偏差，未来可以采取生理测量与行为观察等更先进的测量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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