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与国家公园政策是新时代“中国之治”的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的重要部分。基于“政策结构-政策工具-政策演进”三维分析框架，运用演化理论和质性分析工具，对21世纪以来中国生态文明与国家公园相关政策制度规进行梳理，分析了生态文明领域政策的演进阶段、特征与内容，结合地方实践情况，探讨新形势下政策制度的愿景目标和发展路径选择，结果表明：（1）21世纪以来生态文明与国家公园政策演化可分为政策探索阶段（2000—2006年）、政策示范阶段（2007—2012年）、政策扩展与提升阶段（2013—2017年）和政策持续优化阶段（2018年至今）4个阶段，演化高峰期为2016—2018年；（2）政策以强制性工具为主导，呈现高度国家意志和权威特征，政策的参与主体多元化不足，社会参与度一般，标准规范形式与纲要性政策形式共现次数最多，结构式强制工具是最常用的政策组合形式；（3）地方生态文明实践各具特色，“福建模式”“青海智慧”和“浙江路径”都是重要的生态文明试点经验；（4）中国生态文明政策制度建设在制度的顶层设计、地方实践、理念影响3个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突破，建议从完善制度体系建设与领域细化等6个方向和法律、文化和经济等10个具体方面，进一步促进中国生态文明政策制度建设。

生态游憩空间是城市居民福祉的重要保障。在大都市区宜居化、生态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居民游憩活动区域化的背景下，研究大都市区生态游憩空间统筹布局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探讨了2000—2020年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的分布特征、时空演化和关联因素，得到以下结论：（1）2000—2020年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时空演化模式经历“中心城区集聚-山区集聚-环中心城区扩展”3个阶段，整体格局从“单核集聚”逐渐向“单核多中心”“域面连绵”演化，形成了中心城区和平原区新城新区集聚、山区低密度的生态游憩空间分布态势；（2）生态游憩空间的分布重心变化沿东北-东南走向移动，分布格局演化经历了先扩散后集中的过程，东西走向生态游憩空间数量增长的极化效应更突出，而南北走向生态游憩空间数量增长的分布相对均衡且具有多中心特征；（3）生态游憩空间的分布与高程、水系、交通、生态空间有依存关系，而人口需求和规划政策驱动北京市生态游憩空间数量增长和扩展。本研究启示大都市区从区域整体性视角进一步统筹生态游憩空间建设和布局，优化城市生态游憩空间分布，推进城市国土空间结构优化和居民福祉提升。

山地旅游区已成为生态系统文化服务（CES）环境议题中的重要研究对象，然而采用社媒照片识别并客观刻画山地旅游区CES和分项CES的时空演变研究尚显不足。本研究以贵州荔波漳江大小七孔景区为案例地，选取2015—2022年间六只脚和两步路网站上带有地理标记的景区照片为数据源，通过社媒照片内容分析、最近邻点指数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典型山地旅游区CES的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CES空间分布由零散向集聚演变，分项CES空间集聚特征增强。（2）分项CES热点区由单核独立、多核分布，逐渐向景区东部带状延伸、西部零散分布的空间模式演变。（3）水体、道路、高程、土地利用类型等自然和社会因素是影响CES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其中社会因素的影响力在逐渐增强，而自然因素的影响力却逐渐弱化。（4）坡度、坡向、归一化植被指数因子与距道路距离、距水体距离因子间交互作用的空间解释力相较于单因子明显提升，而相较于单一自然或社会维度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两个维度之间的因子交互作用解释力更强。基于此，本研究以期丰富山地旅游区CES时空分析的理论范式，并为山地旅游区的生态系统保护性开发及公众社会-生态福祉提升提供实践参考。

测算城市老年居民山区避暑旅游的碳排放量，理解其背后的文化驱动因素，对丰富适应中国国情的低碳旅游路径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本研究以典型避暑旅游目的地渝东南武陵山区为例，基于“目的地-客源地”视角，测算“去山区避暑旅游”和“居家生活”的碳排放量差异；运用探索性因素分析（EFA）和多维尺度分析（MDS）方法，研究城市老年居民山区避暑旅游的文化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相较于“居家生活”，城市老年居民“去山区避暑旅游”可以减碳2.367~3.807 kg/天·人，减碳效益明显。后者虽然在往返交通、新增接待设施环节会增加碳排放，但在生活用能、餐饮两个环节碳排放减少明显。（2）基于“内在需求与外在诱因导向”和“中国儒道传统哲学思想导向”建立的老年人避暑旅游动机二维模型，对中华传统文化在城市老年居民山区避暑旅游动机中的影响具有解释作用。（3）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道法自然”“宁静致远”“乐群贵和”及“修身齐家”的哲学思想和生活观念，可以进一步解释城市老年居民山区避暑旅游的文化动机。研究同时表明，到山区避暑旅游的城市老年居民无意识地成为低碳理念和绿色消费意识的践行者，这种行动自觉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内化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