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日益受到重视的背景下，发展绿色旅游不仅有利于推动旅游业的绿色转型，也对实现区域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对国内外绿色旅游相关研究文献的综合分析，提出了绿色旅游的定义及其内涵，从绿色旅游产品、绿色旅游供应链、绿色旅游产业、绿色旅游目的地、绿色旅游者行为以及绿色旅游认证与政策等方面归纳了研究主题，并梳理了绿色旅游研究依据的基础理论与应用的技术方法。文章认为目前绿色旅游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特点，未来需要进一步强化其研究内容的系统性、理论和方法的交叉多元化。据此，文章提出了7个方面的研究展望：创新绿色旅游理论体系框架，构建与评估绿色旅游产品体系，揭示绿色旅游供应链的结构、运行机制以及演化规律，探索绿色旅游产业发展策略和路径，优化绿色旅游目的地发展模式，探讨绿色旅游者行为规律及其引导策略，完善绿色旅游评价标准和认证体系，以期为推动旅游业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指导和实践借鉴。

在全球气候治理以及中国“双碳”目标下，旅游发展与CO₂排放的关系引起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关注，但是已有研究往往只关注旅游自身而忽略了旅游所在的社会经济系统的整体影响。文章基于整体视角，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和必要条件分析方法探讨了中国31个不同类型城市共93个案例地的旅游发展和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创新能力和人口规模等多维因素对CO₂排放的联动效应。结果显示：（1）旅游或其他任何单一变量都不是CO₂排放的必要或充分条件；（2）存在3种驱动高CO₂排放的发展模式，分别是工业驱动型、经济-旅游驱动型和人口-工业驱动型；（3）存在3种驱动低CO₂排放的发展模式，分别是低发展驱动型、旅游驱动型和经济驱动型。文章证实了旅游发展与其他变量的组合对CO₂排放的复杂影响，突破了已有研究对单一变量关系的认知局限。文章发现了旅游发展对CO₂排放的非对称因果影响，即旅游发展的存在与否都有可能驱动高或者低CO₂排放。文章为因地制宜发展旅游并促进旅游业的低碳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研究从文化禀赋和生态特征方面优化传统村落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以黔东南州为案例地，基于综合指标方法和fsQCA方法，运用适应性循环理论分析黔东南州2013—2021年恢复力时空演化特征，并探究其组态影响。研究发现：（1）黔东南州传统村落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演化趋势符合适应性循环理论的利用、保存、释放3个阶段特征，分别对应传统村落利用阶段（2013—2014年）、传统村落保存阶段（2014—2017年）和传统村落释放阶段（2017—2021年）。（2）黔东南州传统村落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生态恢复力在各子系统恢复力水平中占据主导地位；恢复力水平在空间上呈现集群化发展特点和“南强北弱”格局。（3）单一前因条件不能成为提升传统村落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的必要条件，但对传统村落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水平产生重要影响；传统村落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的主要组态影响路径包括文化资源主导型路径、经济基础主导型路径和生态资源主导型路径。研究丰富了乡土-生态系统恢复力的理论认识，可为提升传统村落抗风险能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决策参考。

提升生态旅游吸引力是推动生态旅游发展和生态价值实现的重要着力点。文章通过梳理“利益主体-宏观环境-生态旅游吸引力”三者递推关系，描述省域生态旅游吸引力形成的S-PEST-EA逻辑，使用动态fsQCA探索2011—2021年生态旅游吸引力的驱动因素与路径演化。研究表明：（1）生态旅游吸引力由政府、企业、居民与游客所塑造之宏观环境协同驱动而成，具体驱动因素包括表征政策环境的财政支持力度、专项资金投入及森林覆盖率，表征经济环境的餐饮企业数量及住宿企业数量，表征社会与技术环境的城镇化水平及人均互联网端口数。（2）研究周期内共出现13条高水平生态旅游吸引力路径，4条为典型路径，9条为演化路径。其中，R1，即森林覆盖率*餐饮企业数量*住宿企业数量*城镇化水平*人均互联网端口数，解释力最高；R2，即财政支持力度*专项资金投入*森林覆盖率*餐饮企业数量*住宿企业数量*~城镇化水平，演化路径最多。（3）研究周期内共19个省域实现高水平生态旅游吸引力。四川、湖南最早实现，所在路径均为R2及其演化路径；福建连续保持时间最久，所在路径均为R1及其演化路径。文章借助PEST模型限定利益主体在省域生态旅游吸引力的分析层次与职能指向，深化了生态旅游利益主体理论体系；通过动态fsQCA展示了省域生态旅游吸引力的驱动因素与路径演化，有助于为各省域精准施策以增强生态旅游吸引力提供决策参考。

越来越严重的年轻群体手机成瘾现象，已经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以自然景观为核心吸引力的生态旅游能否将手机成瘾者拉回现实世界，从而促进他们健康成长?文章以大学生群体为对象，使用问卷调查法，从揭示手机成瘾对生态旅游意愿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入手对这个沉重的话题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1）手机成瘾行为对生态旅游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2）手机成瘾行为降低了人的生命意义体验感，强化了追求短期愉悦感，从而负向影响了生态旅游意愿。该影响路径中的“-”和“+”作用体现了精神自我变得“更空洞”和生理自我变得更追求“刺激”。（3）相对于女性，男性年轻群体手机成瘾后对愉悦感的追求会更强（生理性别所致）、意义体验感会更差（社会性别所致），从而导致了更低的生态旅游意愿。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手机过度依赖是如何影响生态旅游意愿的，还为互联网环境下生态旅游产品信息传播方式的改进提供一个新视角。

剖析旅游者时空行为特征对国家公园旅游规划和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利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者的GPS轨迹和标注点数据、OSM路网数据以及风景名胜POI数据，运用季节强度指数和相关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不同出行方式的旅游者时空行为特征。结果表明：（1）步行、骑行和驾车旅游者的出行时间存在明显的季节性特征，步行和骑行旅游者冬季出行居多，驾车旅游者则以夏季出行为主，且不同季节下不同出行方式的旅游者总里程、总耗时、标注点数和均速变化有所差异；（2）受道路交通和景点的影响，旅游者标注点在空间上分布不均衡，步行旅游者标注点呈整体分散、局部聚集的特征，骑行和驾车旅游者标注点的分布更为集中；（3）步行旅游者轨迹在国家公园范围内分布最广、最密集，骑行和驾车旅游者轨迹则主要分布在道路建设较好的五指山片区。基于研究结果，文章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格局优化和可持续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沙漠旅游适宜区（DTSA）的识别是推动沙漠旅游发展的首要条件和选址依据。文章综合考虑区域旅游发展支撑条件、生态约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最大边际效益建立了DTSA评价指标体系，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简称新疆）为案例地，基于区域条件进行评价因子分级优化，进而实现DTSA模型构建并开展空间识别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自然因素、交通可达性、要素支撑、产业促进是构成DTSA的4个维度，其中自然因素和交通可达性的影响权重较大。低海拔和低坡度沙漠外围，同时水源充足、交通路网发达和客源市场丰富的区域是新疆沙漠旅游适宜性较高的分布区，识别结果和新疆77.78%已建国家级沙漠公园的选址相吻合。文章提出的DTSA评价体系和识别方法能够为沙漠旅游资源开发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政府网站是连接政府与公众的重要渠道和数字政府建设的核心工具，其服务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是打通信息壁垒、提升公众用户使用意愿的保障。文章立足信息生态系统理论，从网站和用户视角出发，基于DEWEM和UTAUT模型，尝试构建政府网站服务生态系统评价框架，使用系统动力学方法，以文化和旅游部网站为对象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得出：（1）根据信息生态系统理论构建的政府网站服务生态系统评价框架中，用户的使用感知和使用期望共同作用于使用满意度，进而影响用户持续使用意愿，最终决定政府网站服务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2）政府网站服务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用户使用感知和用户使用期望两部分，其中，用户使用感知包括透明度、信息适宜性、服务便捷性、安全性和公众参与度5个评价维度的12个代表性指标；用户使用期望包括用户需求和社会影响2个评价维度的8个代表性指标；（3）对政府网站服务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有效性检验发现，自然人办件量与法人办件量两个单项指标对文化和旅游部网站服务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影响最大；依申请公开数量、安全检测评估次数、征集调查期数等指标组合影响显著。建议文化和旅游部网站未来遵从协同发展思路，更加注重在线业务办理功能的建设开发，保障网站服务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敬畏是人们在面对宏大而神圣的事物时所产生的一种心理情绪，旅游敬畏则是旅游情境下特殊的敬畏体验。相比日常生活环境，旅游环境中有更为丰富的敬畏诱发源，其不仅影响旅游者的具身体验，也是形塑生态文明理念与建构文化自信的桥梁，有助于发挥旅游的实践育人作用。本文基于对相关文献的分析，提出旅游敬畏的概念，剖析其性质与维度，并构建了研究的一般框架，旨在呼唤对旅游敬畏的关注。主要结论如下：（1）旅游敬畏是旅游者基于真实旅游场景，受旅游资源本体及其相关意象诱发而形成的一种伴随着宏大感与顺应需要等多重要素的浸入性体验，具有互动生成性、身心在场性、多元流动性3大性质；（2）美感、理性、信仰是旅游敬畏的3个维度；（3）凝聚共同价值、培育文化自信、践行生态文明是旅游敬畏的3大功能；（4）旅游敬畏的产生、评估、效应及机制是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而识别旅游敬畏的诱发源、维度、结果、影响因素则是其中的关键问题，四者间的逻辑关系构成了旅游敬畏的研究框架。但当前，旅游学在敬畏研究中的参与程度还不够，导致实践中通过旅游敬畏进一步激活旅游教育功能的需求无法被有效回应。未来应当深化旅游敬畏研究，以更充分地理解和运用旅游教育功能的实现路径，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追求幸福感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随着生态环境在人民生活幸福指数中的权重不断提高，关注生态旅游地旅游者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幸福感的相关研究较少涉及生态旅游和生态旅游者。本研究基于内容分析法，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武夷山风景名胜区为案例地，探究生态旅游地旅游者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作用路径，为生态旅游与旅游者幸福感的关联研究提供参考借鉴。研究发现：（1）从客体因素看，自然景观的美学质量与旅游目的地的管理能力在提升旅游者满意度与积极情感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两者共同促进生态旅游地旅游者幸福感的形成；（2）从主体因素看，旅游者幸福感的形成主要通过积极旅游情感、主体间积极关系、主体环境掌控、主体潜能激发、主体意义追寻、主体身心投入、主体活动参与等主体体验要素的获得而实现；（3）生态旅游地旅游者幸福感的形成路径包括以获得积极情感为核心的积极情感型、以选择适宜的环境为核心的环境掌控型和以获得生活目的和意义为核心的意义获得型3条作用路径。研究建议生态旅游地以强化生态保护、完善管理服务、丰富生态旅游产品为抓手，提升旅游者幸福感，以促进生态旅游产品和生态旅游者供需关系的协调发展。

游客生态情感推动环境责任行为的形成，有利于自然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基于认知-情感-行为理论的演绎路径，引入旅游动机作为中介变量，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对自然旅游地游客生态情感与环境责任行为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探寻了内外认知世界的差异性。研究表明：（1） 相较于内在认知世界，外在认知世界对游客生态情感的激发和环境责任行为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2） 旅游动机在游客生态情感对低努力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路径上的中介效应被证实，并在对高努力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路径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因此，自然旅游地应当发挥其生态地位，加强生态功能教育属性，丰富生态情感体验途径，提供生态服务的同时重视可持续观念的传达，以期获得长久永续的发展。

自然教育是中国国家公园的重要功能之一。基于刺激-机体-反应（S-O-R）分析框架，以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片区为研究对象，构建自然教育形式感知-行为意愿的影响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访客自然教育形式感知对其行为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 影响路径的SEM模型整体适配良好，结构效度较理想，各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适用于国家公园的自然教育作用影响机理分析；（2） 访客反响较好的自然教育形式是动植物观光、科普展览、主题户外课堂等，青龙、天游峰和大红袍等是访客感知较好的区域；（3） S-O-R过程主要通过教育感知、功能性认知显著地影响访客的重游意愿，它们三者之间是最为重要的路径关系，S-R过程表现为教育感知直接正向影响重游意愿，国家公园自然教育结果同时存在着S-O-R和S-R的复合作用，自然教育感知与重游意愿之间部分中介效应显著。最后本文建议国家公园的自然教育应在教育形式上考虑公众认知水平，更加注重自然教育内涵、提升访客适游性设计和挖掘自然教育文化内涵。

明确边境省域旅游与生态的共生关系及旅游生态安全状态，对边境地区旅游产业和生态安全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DPSIR模型构建边境省域旅游与生态共生评价指标体系，引入Lotka-Volterra共生模型分析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的共生关系和旅游生态安全状态，并运用障碍度模型、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边境省域的旅游发展潜力、资源环境容量、生态环境水平指数分别呈现快速上升、基本稳定和波动上升态势，旅游发展潜力、资源环境容量主要障碍因子分别为旅游环境压力指标、资源环境响应指标，生态环境水平主要障碍因子为湿地覆盖率、自然保护区面积占比、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2）边境省域旅游与生态共生关系良好，共生模式以互利共生为主，非互利模式以旅游寄生为主，表明旅游在共生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3）边境省域旅游生态安全状态总体安全，各省域安全状态呈现向好态势，西部、东北、西南边境地区安全状态分别为危险型、复杂型和安全型，吉林、广西旅游生态安全状态较好，新疆、西藏欠佳。（4）旅游生态安全主要影响因素为旅游人次增长率、旅游收入增长率、人均水资源储量、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和空气环境质量优良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