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引发的自然、社会、物质和人力资本等流量与流向的变化,关系着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运行的轨迹和可持续状态。基于循环经济相关理论,尝试构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五流”分析框架,以金寨县为案例地,使用PCA-OWA方法,分析2008—2019年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的资本变化、成长阶段及成长模式,并对其演化轨迹进行情景模拟。结果表明：（1）旅游业通过直接影响人口流动、商品和服务流动、信息流动以及各种资源消耗等“流”因素,使得金寨县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的物质和人力资本逐步增加,但社会资本仍处于较低水平,自然资本消耗较为明显;（2）12年间金寨县社会-生态系统呈现逐步好转的态势,其成长可划分为2008—2011年低水平匀速增长及2012—2019年快速成长2个阶段;（3）外生模式是金寨县目前持续的运行状态,未来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不断优化下有可能进入内生模式。随着旅游活动的扰动增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内部关系更加复杂,深入探究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成长的内在机理,可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参考。

旅游业已成为提升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支撑,探究城市旅游与城市协调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对增强城市旅游功能、提高城市旅游竞争力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以河南省为例,构建城市旅游与城市协调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TOPSIS法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2002—2019年,河南省城市旅游与城市协调发展水平值的变化总体呈现递增态势,伴有较小波动。从城市层面而言,郑州、洛阳、开封是城市旅游与城市协调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而西部省界沿线的灵宝、济源、沁阳、辉县等地城市旅游与城市协调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依据城市旅游与城市协调发展测评结果,可将河南省城市划分为高度协调型、中度协调型、低度协调型和微度协调型。根据指标性质可将城市旅游与城市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归纳为城市环境建设、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城市经济政策支持力度、城市社会发展环境,其对两者间协调发展影响的重要性程度依次降低。

旅游是传统村落遗产保护与乡村振兴的有效方式。本文以山西省为研究对象,构建传统村落旅游响应评价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ArcGIS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析不同空间尺度的传统村落旅游响应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山西省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总体呈现东部高于西部,中部、东南部高于北部的空间特征。（2）县域尺度上,旅游响应度差异明显,中等响应度县域约占80%;地市尺度上,呈现了传统村落数量较多的晋城市、晋中市与传统村落数量最少的太原市旅游响应度较高的非均衡特征;区域尺度上,太行、长城、黄河3个旅游板块的旅游响应度表现为依次递减的空间分异特征,而汾河流域旅游响应度则呈现出中游>下游>上游的空间分异规律。（3）不同尺度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的主导影响因子具有差异性,传统村落集中度、旅游发展水平和区域景区优势度对县域尺度的影响明显;旅游发展水平与接待规模对地市尺度的指示性较传统村落集中度显著;从区域响应度影响来看,除传统村落集中度外,传统村落历史价值和区域乡村旅游组合对3个板块响应度的支持力明显,区域旅游发展环境对流域旅游响应的作用显著。（4）综合不同尺度影响因子发现,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对传统村落资源禀赋、区域资源组合和旅游发展环境较为敏感,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影响较弱;传统村落集中度对旅游响应度的影响具有普遍意义。研究结果可为传统村落集中连片区和乡村旅游重点区域旅游开发空间布局提供参考。

在系统梳理社区参与和旅游扶贫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基于地理学视角,从“空间生产”“空间关联”和“空间正义的重构与消解”3个维度,构建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空间效应的分析框架,以审视旅游发展过程中社区与背景区域间的空间互动关系。研究认为：旅游活动在贫困社区中的介入过程,是社区经济、社会、文化等空间的演化过程;社区在参与旅游扶贫过程中具有空间生产和空间关联的属性;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空间效应的机理表征为“尺度机理”和“互动机理”;社区与背景区域因空间生产而产生互动,彰显旅游扶贫的空间关联效应,并通过空间生产和空间关联重塑社区及其背景区域间的空间正义格局。相关探讨可以拓展乡村旅游扶贫开发影响研究,深化对社区参与旅游过程及其作用机理的认识,对于新时期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社区旅游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下,共享民宿的科学布局对有效释放旅游市场需求潜力,促进国内大循环的畅通和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以北京市Airbnb为例,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了共享民宿的空间集聚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 Airbnb在空间上呈显著的集聚分布,整体上表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空间形态,形成4个明显的高密度核心区;（2） 置信度高于99 %的热点区所占比重最大,主要集聚在市中心周围至东四环附近地区,且Airbnb与其他相关地理要素存在不同程度的空间集聚;（3） 休闲娱乐设施数量、距市中心距离和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等因素的解释力较强,双因子交互作用的解释力均强于单因子,休闲娱乐设施数量对因子交互作用的影响最大;（4） 在影响机制中,房东作为供给者,其选址行为和主观意愿为基础因素;房客作为需求方,其多样化的需求成为主导因素;政府作为监管者,其宏观调控举措是调节因素;平台作为管理者,其战略决策和市场推广是引导因素。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耦合交互与权衡制约,各类要素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综合作用,最终形成了影响共享民宿空间集聚特征的合力。

景区共生能量水平的测定对区域旅游业高质量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明确了共生能量的增量性质,界定了景区共生能量概念,基于共生能量生成原理并考虑共生损耗,确定景区所获线路客流量与扣除了佣金比例后的门票收益的属性及其关系,构建景区共生能量测算模型。以OTA（Online Travel Agency）数据为基础,测算了大湘西地区景区共生能量及景区共生能量指数,并揭示了景区共生能量的基本特征。大湘西地区景区共生能量呈“金字塔”状的层级结构,高共生能量景区是高质量发展的突出贡献者,其在县域空间尺度上表现出较明显的非均衡集中分布特征,在武陵源区、永定区和凤凰县表现为3个高密度集聚区。景区共生能量特征可作为分类指导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依据,促进区域旅游业共生共荣。

城市化与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对促进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以典型旅游城市张家界为研究对象,在综合评价2005—2018年张家界旅游城市化水平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灰色关联度模型对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程度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在综合发展水平上,旅游城市化水平加速上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时序上呈先增后减的“倒V型”变化趋势,并在空间上表现为城市中心-外围逐步升高的发展态势。（2）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来看,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期内呈倒U型发展趋势,由极度失调转化为优质协调继而又变为轻度失调,两子系统发展不平衡、不稳定。（3）就影响因素而言,旅游城市化系统中的公路旅客周转量、城镇污水处理率和星级酒店数量对耦合系统影响最大,同时生态系统中各服务功能的作用力均较高,旅游城市发展必须将生态保护贯穿始终。

自然保护地生态资源向生态资本转化过程中,生态信用买卖双方主体确认、交易步骤、额度分配等一直是实践难题。本文在借鉴国外生态银行机制模式与运行经验的基础上,尝试从组织结构、信用标准、交易方式3个方面,构建基于生态资源评估的发起者、开发者与第三方监管参与的生态银行运作模式。以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为实证案例,参考已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表、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当量因子修正等研究成果,对2005、2010、2015及2018年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发现,河渠、滩涂、林地的生态信用最高,水田、旱地、建设用地生态信用最低,以此提出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的生态信用下限,以期为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和其他自然保护地构建生态银行机制和确定生态信用标准提供参考。

军事遗产是重要的历史资源,尤其在历史教育、知识输出、国情教育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因而可被视为独特的旅游资源。本文在国内外军事遗产研究综述的基础上,提出军事遗产的分类方法,共计2个大类、7个亚类、28个子类。在梳理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专家评价,提出军事遗产的旅游价值评估指标体系,包含要素价值、存续特征2个一级指标及游憩价值、历史价值、审美价值、社会价值、独特程度、规模程度、知名度、完整性、适游性、承载力和安全性11个二级指标,并进一步划分为可观赏性等23个三级指标。采用基于专家打分的层次分析法对指标权重赋值,形成军事遗产旅游价值评价的方法体系,并构建军事遗产旅游价值评价对比关系图,以指导资源群中的单体开发梯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