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中国生态旅游 >

2021 , Vol. 11 >Issue 2: 229 - 241

DOI: https://doi.org/10.12342/zgstly.20210016

旅游生态环境

生态旅游中拟人化解说对游客环境教育效果的影响——基于网络情景实验的分析

  • 赵莹 ,
  • 杨晗 ,
  • 赵茗 ,
  • 林家惠
展开
  •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珠海 519082

赵莹（1985-）,女,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市旅游与休闲、旅游者时空行为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1-01-20

  要求修回日期: 2021-03-30

  网络出版日期: 2021-04-28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501172)

广东省软科学项目(2020A1010020012)

版权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收起

Impact of anthropomorphic interpretation on tourist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ecotourism: A situational experiment based on online survey

  • ZHAO Ying ,
  • YANG Han ,
  • ZHAO Ming ,
  • LIN Jiahui
Expand
  •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uhai 519082,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1-20

  Request revised date: 2021-03-30

  Online published: 2021-04-28

Copyright

Copyright reserved © 2021
Fold

摘要

生态旅游情境下,解说是实现环境教育的重要媒介。解说的拟人化设计使解说内容以更具亲和力的方式展现出来,可给游客带来更好的环境教育效果。基于此,本研究采用网络问卷的情景实验法,以解说方式是否拟人化、游客认知风格差异的双因素完全随机实验设计,探究解说方式的拟人化对游客环境教育效果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解说方式在视觉与听觉上的拟人化,对于游客的环境教育效果均有显著影响;（2）游客认知风格在拟人化解说与游客环境教育效果中的调节作用,在视觉层面上得到了显著表现,听觉层面则无显著差异。本文探究了解说方式拟人化与游客认知风格的交互作用对游客环境教育效果的影响,补充了环境教育研究中仅关注解说内容而忽视其展示方式的不足,同时考虑了不同特征游客的多样化、个性化的解说需求,为完善生态旅游解说设计、提升旅游的环境教育效果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 生态旅游; 旅游解说; 环境教育; 拟人化; 认知风格; 调节效应; 网络情景实验

本文引用格式

赵莹 , 杨晗 , 赵茗 , 林家惠 . 生态旅游中拟人化解说对游客环境教育效果的影响——基于网络情景实验的分析[J]. 中国生态旅游, 2021 , 11(2) : 229 -241 . DOI: 10.12342/zgstly.20210016

Abstract

Interpretation is important i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ecotourism. Anthropomorphic interpretation presents the content in a more vivid way, which may improv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erceptions of tourists. This study adopted situational experiment metho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anthropomorphic interpretation 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andom experiment was used in this study, and personal cognitive style was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 empirical dataset contains four sets of questionnaires (with personification videos, no anthropomorphic video, anthropomorphic audio, no anthropomorphic audio, respectively). The survey was conducted through four ways of internet survey websites. A total of 673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According to the experimental requirements, 400 samples with completed information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valid samp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visual and auditory anthropomorphic interpretation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articipants' cognitive style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in anthropomorphic interpretation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he effect of cognitive style was significant on visual anthropomorphic interpretation but insignificant on auditory anthropomorphic interpretation.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mechanism research on anthropomorphic interaction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his study insight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that the means of interpretation are of importance. It takes diversified and personalized interpretation demands into consideration, which is valuable for improving tourism interpretation in ecotourism.

Key words： ecotourism; tourism interpretati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thropomorphic; cognitive style; moderating effect; online situational experiment

1 引言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对生态的影响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大力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社会公众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正不断增强,生态旅游作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载体和途径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1]。然而,国内大众化的生态旅游日益泛化并不断走向异化,不但没有发挥环境保护和教育功能,反而陷于“破坏生态的旅游”的境地,环境教育的缺失是重要原因[2]。解说系统是生态旅游区发挥自然保护和环境教育功能的关键,既可提高全民的生态知识与环境保护意识,也可有效引导旅游者的环境保护行为[3]。但是由于合理有效的环境教育解说系统尚未形成,中国许多生态旅游区旅游解说的环境教育功能未得到有效发挥,出现自然景观质量下降和环境破坏的的现象[4]。
环境教育中的解说是游客与生态环境交互的关键环节。一方面,解说通过教育功能的实现来引导游客行为促进景区设施的保护和合理利用,达到间接管理的目的[5],相对于正式教育更容易改变游客的行为意识[6]。另一方面,旅游解说系统在游客与生态环境之间建立起情感与知识联系,将人对环境的静态认知转变为动态交互过程[7]。其中,被赋予情感展示策略的解说方式更能引起游客对保护教育的重视程度[8],提升游客资源保护意识[9],激发游客景观学习兴趣[10]。近十余年,旅游解说系统总体呈现出注重情感化、多元化的新表征,而这一趋势尚未得到科学研究领域的充分重视[11]。已有研究围绕解说内容对游客教育效果的影响展开讨论,解说方式对环境教育的影响作用仍有待探索。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提出如下研究问题：解说方式是否会对游客的环境教育效果产生影响?游客的认知特征在解说方式与游客环境教育效果之间有什么影响?本文采用情景实验法,围绕解说方式的拟人化与游客认知风格差异设计实验,以揭示生态旅游中解说方式对游客环境教育效果的影响机制。

2 文献综述

2.1 生态旅游中的环境教育

生态旅游的概念至今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定义[12]。Buckley认为只有以自然为基础,支持环境保护,进行可持续管理和环保教育的旅游才是生态旅游[13]。Weaver提出生态旅游是基于自然环境的学习型旅游活动[14]。张玉钧等进一步明晰了生态旅游的特征,即以自然为基础、开展环境和文化教育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可持续管理[15]。由此可知,现有定义强调了生态旅游是在自然环境下开展的旅游活动以及从环境中获取教育信息的重要性。
环境教育是生态旅游的核心组成部分[16],是一种旨在提高人处理其与环境相互依存关系能力的教育活动[17],有助于游客获取造访地的环境知识、形成环保意识以及促成环保实践等[18]。早期的环境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教育的内容与形式。例如,Marion等主张环境教育包括3个层面：在最高层面,向大众提供有关伦理与环境价值的解释性材料,以改变游客的态度与价值观;在中间层面,向大众提供有关管理游憩资源的问题及具体做法,使公众保持对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在最低层面,向大众分发影响及维护游憩资源状况的技术材料,以改善游客的行为[19]。到了中期发展阶段,人们发现环境教育功能的实现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Ryan等认为情感的激发是居民环境教育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20]。Sander研究表明,环境教育途径对环境教育效果具有直接影响作用,资源状况是环境教育效果的间接影响因素[21]。Reid等认为环境教育的有效性至少与4个因素有关：信息内容、信息传送、受众特征及理论支持[22]。
20世纪70年代环境教育研究进入后期发展阶段,针对游客环境行为更为精细化的监测与评价研究逐步优化了对环境教育效果的即时反馈。Tubb等以知识获取、态度改变和行为修正作为评价环境教育效果的关键指标[23]。Michael等对美国、韩国等国家环境教育进行研究,提出从环境知识、情感、技能、行为4个方面评价环境教育效果[24]。Sureda等通过建立保护区环境教育评价指标体系对巴利阿里群岛的环境教育、环境解说效果进行评价[25]。Rossi等以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标为构建原则,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目标分类等方式建立国家公园环境教育效果评价指标体系[26]。
纵观环境教育及其效果的发展历程,以往研究大多对生态旅游的环境教育问题进行一般性的描述或经验性的介绍,以定性研究为主,基于定量方法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2]。关于游客环境教育解说的“知识—态度—行为”的认知评价研究仍有待探索[18]。

2.2 旅游解说与游客环境教育效果

旅游解说实现了人与环境的交互,是环境教育的重要载体。Tilden将旅游解说定义为一项通过原真事物、亲身体验以及展示媒体来揭示事物内在意义与相互联系的教育活动[27]。Moscardo认为旅游解说能够丰富游客的游憩体验、增加对旅游地形象感知,影响环境态度,改变游客行为,从而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28]。由定义可知,学者们均认可解说的教育功能及其在旅游中的作用。
解说包含信源（解说内容）、信道（解说方式与媒介）、信宿（受众）3个核心的传播要素[11],3个要素间的互动成为关注的热点。一方面,已有研究发现不同解说内容的解说效果存在差异。Marschall等通过海豹观察点的对照实验发现,目的论比本体论的解说内容更能减少游客对野生动物产生负面影响的行为[29]。Martin的研究表明,在解说内容与设计更符合游客兴趣时才会实现游客环境保护的目标[30]。Xu等对丹霞山的解说研究表明,相较于客观科学的解说内容,游客更偏好能够与个人产生情感关联的蕴含故事与诗歌的内容[31]。
拟人化指赋予无生命物或抽象概念以生命属性,赋予外在事物以人性或人格[32],一般分为生物拟人化、非生物拟人化、抽象概念拟人化3类[33]。目前,旅游中的拟人化指适度应用“拟人化”的展示方式加深人类的关注、理解与认同,大多属于生物拟人化的范畴。Nisbet等发现拟人化会使个体更加亲近被拟人化的事物,从而更可能做出保护行为[34];Tam认为以拟人化的方式看待自然的人更容易为环境退化感到内疚,并趋于采取环保行动[35]。实现拟人化的操作方式包括文字操纵（听觉）和外观操纵（视觉）[36]。文字操纵包括两种形式：通过语言引导被试从拟人化的角度理解实验材料的人类属性,如Aggarwal等通过引导被试将品牌想象为人[37];或在提供给被试的实验材料中直接使用拟人化的文字描述,如用他/她代替它[38]。外观操纵则是使实验材料的外形或动作具有人类特征。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拟人化操作方法相继问世,然而与游客情感关联的拟人化解说方式及从视、听两个不同视角实施拟人化的效果差异的研究鲜少得到关注。
另一方面,不同游客特征对解说效果也存在影响[39]。Stewart等根据国家公园的实证研究将游客划分为寻求者、接受者、隐蔽者和逃避者4类,不同类型的游客对解说有不同的需求[40]。赵敏燕等通过比较中西生态旅游解说关键要素的差异提出：要根据受众的特征和类型实现中国生态旅游解说系统的本土化[41]。除了外显的游客特征之外,游客的内在认知风格对解说效果也起着重要作用。场认知即主体认识客体、个体对信息进行组织、加工、表征时的方式、特征与偏好,包括场独立与场依存。前者是个体在认知、感知、判断外在事物时主要依靠自身过往的经验、知识、观念,不容易受外在环境与事物的干扰和影响;后者则主要依靠自身所处的周围环境与事物,容易受到外在环境及事物的刺激与干扰[42]。
综上发现,解说的研究充分关注解说内容对游客教育效果的影响,忽视了解说方式,后者对于激发游客兴趣,提高游客关注度可能具有积极影响[41]。特别是在生态旅游情境下,游客与环境交互过程中对于解说的依赖性更强,已有研究仅关注解说内容的单一影响要素,鲜少将解说方式、游客认知特征与游客环境教育效果进行关联分析。

2.3 旅游研究中的实验法应用

实验法是在高度控制的条件下,经过精心设计,通过控制某些因素来研究变量间因果关系的方法,基本要素包括：自变量与因变量、前测与后测、实验组与控制组[43]。实验法主要有4种类型：实验室实验、现场实验（田野实验）、自然实验（准实验）和情景实验[44]。其中,情景实验是研究者向受访者提供与现实接近的情景,允许研究者操纵和控制自变量,以评估意图、态度、行为等因变量,增强实验真实性的研究方法[45]。与实验室实验、现场实验相比,情景实验借鉴了实验法与调查研究的优势,操作较为简单,极大降低实验成本,扩展了实验法在社会科学领域的适用范围。
情境实验因其可控性,成为探索旅游理论中因果机制的重要方法。学者们在研究旅游现象及问题时普遍采用的调查研究只能建立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无法验证变量间的因果关系[46],在对旅游现象内在规律的解释上也存在缺乏严格可重复性的问题[47],情景实验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并开始被探索性使用。例如,黄潇婷等在实验室环境下借助眼动仪研究旅游者阅读地图的眼动过程对旅游决策制定的影响[48]。吕兴洋等以信息搜索行为为自变量,使用非网络信息渠道为对照组,使用在线信息搜索为实验组来研究在线信息搜索对目的地感知形象演化影响[49]。李桂莎等以巴厘岛中国游客滞留事件为初始情景,通过不同的视频材料探究宣传片对潜在旅游者目的形象的影响[50]。然而,在生态旅游情景下,极少有学者通过实验法开展旅游研究。

3 实验设计

本文依据不同的拟人化操作方式,开展两项实验——视觉是否拟人化、听觉是否拟人化（图1）。实验一通过外观操纵实现拟人化,有拟人化视频将北极熊赋予人的外形及动作,无拟人化视频以北极熊纪录片形式呈现;实验二通过文字操纵实现拟人化,有拟人化音频以第一人称描述北极熊,无拟人化音频以第三人称描述北极熊。
图1 概念模型

Fig. 1 The conceptual model

（1）实验一
实验一的目的在于考察解说方式视觉的拟人化对游客环境教育效果的影响。分为4组：场依存——无视觉拟人化,场依存——有视觉拟人化,场独立——无视觉拟人化,场独立——有视觉拟人化。每组被试填写认知风格测量问卷之后,阅读虚拟情境材料：“现在您在一个带有屏幕的解说设备面前,您将会看见一段有关北极熊与气候问题的解说视频”,在观看视频后,被试将被要求完成环境教育效果测评问卷。实验视频控制了传达的解说内容（全球气候变暖、北极冰川融化和北极熊失去家园）、视频长度与背景音效。
假设如下：
H1：解说方式视觉的拟人化显著正向影响游客环境教育效果。
H2：游客认知风格在解说方式视觉的拟人化与游客环境教育效果间存在调节效应。
（2）实验二
实验二的目的在于考察解说方式听觉的拟人化对游客环境教育效果的影响。同样分为4组：场依存——无听觉拟人化,场依存——有听觉拟人化,场独立——无听觉拟人化,场独立——有听觉拟人化。每组被试先填写认知风格测量问卷之后,阅读构建的实验情境：“现在您在一幅北极熊的摄影/绘画照片面前,您将会听见一段有关北极熊与气候问题的解说音频”,在听取音频后,被试将被要求完成环境教育效果测评问卷。实验音频控制了要传达的解说内容（全球气候变暖、北极冰川融化和北极熊失去家园）及音频长度。
假设如下：
H3：解说方式听觉的拟人化显著正向影响游客环境教育效果。
H4：游客认知风格在解说方式听觉的拟人化与游客环境教育效果间存在调节效应。
本文采用网络情景实验和问卷法开展研究。除控制视频与音频内容的一致性外,实验对被试的参与过程及外在环境进行控制：（1）实验开始前研究人员为每个被试说明实验中所处的现实旅游情境,即在生态旅游景区中观看视频或听取音频;（2）要求被试需在安静、不受打扰的环境专心地完成本实验。
在问卷设计阶段,包括被试认知风格、环境教育效果两方面的测量。首先借鉴李轶琳的研究成果[51]对游客的场独立型和场依存型认知风格进行测量（表1）,包括7个题项,认知风格的判断以③为界,场独立倾向①或②,场依存倾向④或⑤。其次,借鉴文首文等[52]的研究成果测量被试的环境教育效果（表2）,包含知识传递、态度感化与行为引导3个维度,9个题项,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进行衡量。
表1 场独立—场依存认知风格量表

Tab. 1 Field independent-field dependent cognitive style scale

题项
场独立 场依存
认知事物我更喜欢依靠逻辑 ① ② ③ ④ ⑤ 认知事物我更喜欢依靠直觉
遇到问题我更喜欢独自解决 ① ② ③ ④ ⑤ 遇到问题我更喜欢他人帮我指导
做事时我更喜欢求异创新 ① ② ③ ④ ⑤ 做事时我更喜欢按部就班
对于他人的批评我不易受影响 ① ② ③ ④ ⑤ 对于他人的批评我易受影响
学科学习中我更擅长理科 ① ② ③ ④ ⑤ 学科学习中我更擅长文科
在与他人讨论问题时我往往坚持自己见解 ① ② ③ ④ ⑤ 在与他人讨论问题时我往往附和多数人意见
表2 环境教育效果量表

Tab. 2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Outcome Scale

维度 题项
知识传递 我对北极熊的生存状况有了更多了解
我对全球气候问题有了更多认识
我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更加深刻了
态度感化 我觉得我与北极熊的关系更为紧密了
我更加觉得全球气候问题与我息息相关
我的环境保护意识有了提升
行为引导 我未来将更主动关注全球气候问题
我未来将更主动学习环境保护技能
我未来将更主动参与环境保护实践
研究首先开展了预实验,共有20名被试参与,研究对前测所得数据进行信效度检验与初步处理,并据此调整问卷量表与实验设计。2020年2月21—27日研究团队开展了为期一周的正式实验,在正式实验及数据采集过程中,通过腾讯问卷、问卷星、问卷网的投放功能以及个人、亲朋好友转发的4个渠道开展线上数据采集,共发放4套问卷（有拟人化视频、无拟人化视频、有拟人化音频、无拟人化音频）,以此减少和避免4套问卷参与被试的重复和交叉。在全部实验结束后,对所回收的问卷进行严格筛选,剔除题项填写不完整、答案连续相同及问卷填写时间短于视音频时间的无效问卷。
最终,本次实验共回收673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504份。男性被试236名、女性268名,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场独立型人群187名、场依存型人群49名,女性场独立型人群52名、场依存型人群216名,符合以往研究中“男性群体总体上更倾向于场独立型人群,女性群体总体上更倾向于场依存型人群”的研究结论[53]。研究根据实验要求,通过SPSS在504份有效问卷中随机筛选满足实验一和实验二的8个实验组要求的样本各50份,共400份。最后,本文根据筛选的400份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假设验证。研究操作的基本流程如图2所示。
图2 数据采集流程图

Fig. 2 Flow chart of data collection

4 实验结果分析

4.1 视觉拟人化的主效应

运用SPSS26对测量模型进行信效度分析。信度分析结果显示,Cronbach's α系数为0.913,说明变量均具备较好的信度,问卷可靠性较高,可进一步检验效度。量表的KMO值为0.916,说明量表的结构效度很好,说明问卷设计符合要求。
完全随机方差分析结果（表3）表明,解说方式视觉的拟人化效应显著,F=38.512,P=0.000<0.05,即视觉拟人化的解说方式对游客环境教育效果的影响显著优于无视觉拟人化的解说方式,假设H1得到验证。
表3 视觉拟人化与认知风格的主体间效应检验

Tab. 3 Intersubjective effects of visual anthropomorphic and cognitive style

变量 se t F P Bootstrap 95% CI
LLCI ULCI
拟人化 0.097 6.206 38.512 0.000 0.412 0.797
认知风格 0.097 2.852 8.134 0.005 0.086 0.470
拟人化×认知风格 0.195 2.441 5.960 0.016 0.091 0.860
R2 0.212
F 5.960

4.2 场认知风格在视觉拟人化中的调节效应

依据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皆为分类变量的调节效应检验方法,以环境教育效果为因变量,以认知风格和视觉拟人化为自变量进行2×2的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认知风格的主效应显著,F=8.134,P=0.005<0.05,即场依存组的环境教育效果显著优于场独立组的环境教育效果。认知风格在视觉拟人化的解说方式与环境教育效果之间具有调节作用（F=5.960,P=0.016<0.05）。进一步将认知风格对环境教育效果的调节作用做简单斜率分析,得出场依存的斜率明显大于场独立的斜率（图3）,场依存组视觉拟人化的解说方式和环境教育效果的正向显著关系更强,表明场认知风格能够对视觉拟人化的解说方式和环境教育效果的正向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当游客为场依存认知风格时,两者的正向显著关系得到增强。假设H2得到验证。
图3 视觉拟人化环境教育效果图

Fig. 3 Visual anthropomorphic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nderings

4.3 听觉拟人化的主效应

完全随机方差分析结果（表4）表明,解说方式听觉的拟人化效应显著（表4）,F=71.325,P=0.000<0.05,即听觉拟人化的解说方式对游客环境教育效果的影响显著优于无听觉拟人化的解说方式,假设H3得到验证。
表4 听觉拟人化与认知风格的主体间效应检验

Tab. 4 Intersubjective effects of auditory anthropomorphic and cognitive style

变量 se t F P Bootstrap 95% CI
LLCI ULCI
拟人化 0.073 8.445 71.325 0.000 0.474 0.762
认知风格 0.073 9.569 91.575 0.000 0.556 0.844
拟人化×认知风格 0.146 -1.185 1.404 0.238 -0.462 0.115
R2 0.456
F 1.404

4.4 场认知风格在听觉拟人化中的调节效应

依据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皆为分类变量的调节效应检验方法,以环境教育效果为因变量,以认知风格和听觉拟人化为自变量进行2×2的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认知风格的主效应显著,F=91.575,P=0.000<0.05,即场依存组的环境教育效果显著优于场独立组的环境教育效果。两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404,P=0.238>0.05。调节效应图表明,在场独立和场依存两种不同的情况下两个简单回归方程的斜率不存在显著差异,对于听觉拟人化的解说方式,不同认知风格的游客的环境教育效果差异不大（图4）。假设H4未得到验证。
图4 听觉拟人化环境教育效果图

Fig. 4 Auditory anthropomorphic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nderings

上述结果表明,解说方式在视觉与听觉上的拟人化,对于游客的环境教育效果均有显著影响。研究结果回应了已有研究发现,即拟人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这种文化形态的认知特征在对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54];同时,这种自然拟人化也能使人形成环境负罪感,借助拟人化的方式看待自然更容易使人对环境退化感到内疚并趋向于采取环保行动[35]。解说方式的拟人化设计,赋予了解说对象类人的视觉形象或情绪表达,不仅能够为平淡甚至枯燥的旅游解说注入一种人性化的力量来提升游客关注度以及对旅游解说的满意度,还能促进解说信息的高效传递并在游客与解说对象之间构建认同,进而使游客的环境教育效果得到显著提升。
此外,已有研究指出,游客认知风格的调节作用仅在视觉拟人化的层面上得到了显著表现。拟人化的效果会因个体差异以及所依托的具体情境发生变化[55],例如,Yuan等的研究表明,在产品展示方式上增加视觉拟人化功能后消费者出价有所提高,而在增加听觉拟人化功能后消费者出价没有变化[56]。在生态旅游情境下,游客认知风格的差异仅在视觉层面上较为显著,在听觉层面则无显著差异。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采用情境实验法,探讨了解说方式对游客环境教育效果的影响以及游客认知风格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解说信息在视觉与听觉上的拟人化,对游客的环境教育效果均有显著影响,即假设1与假设3成立;游客认知风格的调节作用,只在视觉拟人化的层面上得到显著表现,即假设2成立、假设4不成立。
本文的理论贡献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已有研究对解说内容的关注涵盖了科学性的自导式信息传达[57]、浪漫化的诗词歌赋形式[30]、唤起游客环境责任的解说形式[9]等,对于与游客情感关联的拟人化解说方式关注较少。本文从解说方式与游客类型对环境教育效果的交互影响进行研究,为现有关于解说与环境教育效果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第二,旅游解说与环境教育的研究大多基于定性研究方法展开探讨,定量方法也仅关注了游客游览后的主观认知结果[58],缺乏“知识—态度—行为”的认知评价研究,本文采用情景实验,有效补充了现有研究在方法操作上的不足,为获悉游客的环境教育效果提供更为精确的方法。
在实践应用层面上,本文为中国生态旅游景区解说的设计提供了科学参考。首先,现有生态旅游景区的解说以科学性占主导,忽视了游客的情感诉求[31]。获取专业知识仅是游客出游动机之一,因此解说不仅要考虑系统性和科学性,还要考虑趣味性和亲和性。其次,结合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适度增加解说的拟人化设计有利于吸引游客关注,起到提升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效果的作用。最后,了解游客的认知风格,基于游客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设计提升解说产品,推动旅游的智慧化发展。这一方案已在部分智慧导览功能中实践,通过角色解说的内容与方式设计,合并手机千人千面的游客特征识别,实现定制化解说,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与环境教育效果。
超越情境实验,本文为未来旅游地理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研究的思路。首先,旅游解说是游客与旅游目的地相互沟通的桥梁,可持续旅游的理念和信息通常以解说的形式被解读和传播,改进旅游解说是解决可持续旅游发展中开发与保护相平衡的重要途径。其次,游客行为研究中,关注受众本身的特点才是实现更优旅游效益的关键。本文所预设的情境仅关注了认知风格,基于实地调研的地理学研究中,应当关注游客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个人特征的影响。最后,本文所涉及的环境教育效果建立在生态旅游对游客积极影响的基本假设上,还应更多地关注生态旅游带来的负面影响[59],认识未达教育效果的原因、从感知到行动的障碍等,真正推进生态旅游的全面认知。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马勇, 郭田田. 践行“两山理论”: 生态旅游发展的核心价值与实施路径[J]. 旅游学刊, 2018,33(8):16-18.

[ Ma Yong, Guo Tiantian. Practice "Two mountains theory": The core value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eco-tourism development[J]. Tourism Tribune, 2018,33(8):16-18.]

[2]
李文明, 钟永德. 国外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研究综述[J]. 旅游学刊, 2009,24(11):90-94.

[ Li Wenming, Zhong Yongde. Study review about ecotourism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broad[J]. Tourism Tribune, 2009,24(11):90-94.]

[3]
张建萍, 吴亚东, 于玲玲. 基于环境教育功能的生态旅游区环境解说系统构建研究[J]. 经济地理, 2010,30(8):1389-1394.

[ Zhang Jianping, Wu Yadong, Yu Lingling.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and education system for ecotourism area based on the function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J]. Economic Geography, 2010,30(8):1389-1394.]

[4]
徐聪荣, 张朝枝. 庐山世界文化景观的原真性探讨[J]. 经济地理, 2008,28(6):1045-1048.

[ Xu Congrong, Zhang Chaozhi. Discussion on the authenticity of Lushan world cultural landscape[J]. Economic Geography, 2008,28(6):1045-1048.]

[5]
Delgado A B, Pacos A S. Heritage, tourism and management interpretation of protected areas: Some approaches[J]. Turismo E Sociedade, 2013,6(2):300-323.

[6]
Apps K, Dimmock K, Lloyd D, et al. In the water with white sharks: Participants' beliefs toward cage-diving in Australia[J]. Journal of the Interactions of People & Animals, 2016,29(2):231-245.

[7]
Boyle S C. Opening minds: Interpretation and conservation[J]. Museum International, 2004,56(3):85-93.

DOI

[8]
Wijeratne A J C, van Dijk P A, Kirk-Brown A, et al. Rules of engagement: The role of emotional display rules in delivering conservation interpretation in a zoo-based tourism context[J]. Tourism Management, 2014,42:149-156.

DOI

[9]
Jacobs M H, Harms M. Influence of interpretation on conservation intentions of whale tourist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4,42:123-131.

DOI

[10]
Craig Wight A, John Lennon J. Selective interpretation and eclectic human heritage in Lithuania[J]. Tourism Management, 2007,28(2):519-529.

DOI

[11]
柯祯, 刘敏. 旅游解说研究进展与差异分析[J]. 旅游学刊, 2019,34(2):120-136.

[ Ke Zhen, Liu Min. Progress and difference analysis of tourism interpretation[J]. Tourism Tribune, 2019,34(2):120-136.]

[12]
Ceballos L H. The future of ecotourism[J]. Mexico Journal, 1987(1):13-14.

[13]
Buckley R. A framework for eco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4,21(3):661-665.

DOI

[14]
Weaver D B. A regional framework for planning ecotourism in Saskatchewan[J]. The Canadian Geographer, 1997,41(3):281-293.

DOI

[15]
张玉钧, 薛冰洁. 国家公园开展生态旅游和游憩活动的适宜性探讨[J]. 旅游学刊, 2018,33(8):14-16.

[ Zhang Yujun, Xue Bingjie. Discussion on the suitability of developing ecotourism and recreation activities in national parks[J]. Tourism Tribune, 2018,33(8):14-16.]

[16]
Valentine P S. Ecotourism and nature conservation: A definition with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Micronesia[J]. Tourism Management, 1993,14(2):107-115.

DOI

[17]
普书贞. 我国开展生态旅游环境教育对策分析[J]. 中国西部科技, 2009,8(21):31-33.

[ Pu Shuzhen. The countermeasure analysis of developing eco-tourism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China[J].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West China, 2009,8(21):31-33.]

[18]
杨阿莉. 游客KAP认知视角的生态旅游景区环境解说评价研究[J]. 兰州学刊, 2016(1):194-200, 153.

[ Yang Ali. An evaluation research on eco-tourism scenic spot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by tourists' KAP cognitive viewpoint[J]. Lanzhou Academic Journal, 2016(1):194-200, 153.]

[19]
Marion J L, Reid S E. Minimising visitor impacts to protected areas: The efficacy of low impact education programmes[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07,15(1):5-27.

DOI

[20]
Ryan C, Hughes K, Chirgwin S. The gaze, spectacle and eco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0,27(1):148-163.

DOI

[21]
van der Linden S. Exploring beliefs about bottled water and intentions to reduce consumption[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015,47(5):526-550.

DOI

[22]
Reid A, Scott W. Researching educ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 Retrospect and prospect[J].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2006,12(3-4):571-587.

DOI

[23]
Tubb K N. An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pretation within Dartmoor National Park in reaching the goals of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03,11(6):476-498.

DOI

[24]
Michael B, Justin D, Stevenson R B, et al.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M]. London: Wals Routledge, 2013.

[25]
Sureda J, Oliver M F, Castells M. Indicators for the evaluation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information in protected areas[J]. Applie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 Communication, 2004,3(3):171-181.

[26]
Zorrilla-Pujana J, Rossi 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dicators system for protected areas management[J].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16,67:146-155.

DOI

[27]
Tilden F. Interpreting Our Heritage[M].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7: 77-79.

[28]
Moscardo G. Interpretation and sustainable tourism: Functions, examples and principles[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1998,14(1):112-123.

[29]
Marschall S, Granquist S M, Burns G L. Interpretation in wildlife tourism: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signage on visitor behaviour at a seal watching site in Iceland[J]. Journal of Outdoor Recreation and Tourism, 2017,17:11-19.

DOI

[30]
Martin S. Interactive visual media for geomorphological heritage interpretation. theoretical approach and examples[J]. Geoheritage, 2014,6(2):149-157.

DOI

[31]
Xu H G, Cui Q M, Ballantyne R, et al. Effective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at Chinese natural attractions: The need for an aesthetic approach[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3,21(1):117-133.

DOI

[32]
Epley N, Waytz A, Cacioppo J T. On seeing human: A three-factor theory of anthropomorphism[J]. Psychological Review, 2007,114(4):864-886.

DOI

[33]
陈川洪. 拟人隐喻的认知研究[J]. 海外英语, 2019(19):226-227.

[ Cheng Chuanhong. A cognitive study of anthropomorphic metaphor[J]. Overseas English, 2019(19):226-227.]

[34]
Nisbet E K, Zelenski J M, Murphy S A. Happiness is in our nature: Exploring nature relatedness as a contributor to subjective well-being[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1,12(2):303-322.

DOI

[35]
Tam K P. Anthropomorphism of nature, environmental guilt, 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J]. Sustainability, 2019,11(19):5430.

DOI

[36]
许丽颖, 喻丰, 邬家骅, 等. 从“它”到“他”[J]. 心理科学进展, 2017,25(11):1942-1954.

[ Xu Liying, Yu Feng, Wu Jiahua, et al. Anthropomorphism: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J].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7,25(11):1942-1954.]

[37]
Aggarwal P, McGill A L. When brands seem human, do humans act like brands? automatic behavioral priming effects of brand anthropomorphism[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12,39(2):307-323.

DOI

[38]
Riva P, Sacchi S, Brambilla M. Humanizing machines: Anthropomorphization of slot machines increases gambling[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Applied, 2015,21(4):313-325.

DOI

[39]
罗芬, 钟永德, 吴忠宏, 等. 世界自然遗产地游客旅游解说需求之研究——以湖南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为例[J]. 旅游学刊, 2008,23(8):69-73.

[ Luo Fen, Zhong Yongde, Wu Zhonghong, et al. Study on tourist interpretation demand of world natural heritage sites: A case study of Wulingyuan scenic spot in Hunan Province[J]. Tourism Tribune, 2008,23(8):69-73.]

[40]
Stewart E J, Hayward B M, Devlin P J, et al. The "place" of interpretation: A new approach to the evaluation of interpretation[J]. Tourism Management, 1998,19(3):257-266.

DOI

[41]
赵敏燕, 叶文, 董锁成, 等. 中西生态旅游解说系统差异化研究进展及本土化路径[J]. 地理科学进展, 2016,35(6):691-701.

DOI

[ Zhao Minyan, Ye Wen, Dong Suocheng,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f differences in ecotourism interpretation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and localization of interpretation[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6,35(6):691-701.]

[42]
Ekawati M, Asih E. Mathematical reflective thinking process based on cognitive style[J]. Journal of Physics: Conference Series, 2019,1211:012069.

[43]
风笑天. 社会研究方法[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 Feng Xiaotian. Methods of Social Research[M].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1.]

[44]
Blom-Hansen J, Morton R, Serritzlew S. Experiments in public management research[J]. 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5,18(2):151-170.

DOI

[45]
Aguinis H, Bradley K J. Best practice recommendations for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experimental vignette methodology studies[J].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2014,17(4):351-371.

DOI

[46]
覃冬, 李超平. 组织行为学情景实验研究综述与展望[J]. 管理现代化, 2020,40(2):71-75.

[ Qin Dong, Li Chaoping. Review and prospect of vignette experiment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research[J]. Modernization of Management, 2020,40(2):71-75.]

[47]
汪京强, 吴贵华. 旅游心理研究领域的实验方法转向[J]. 旅游学刊, 2020,35(12):4-6.

[ Wang Jingqiang, Wu Guihua. The turn of experimental methods in the field of tourism psychology[J]. Tourism Tribune, 2020,35(12):4-6.]

[48]
黄潇婷, 李玟璇, 闫申. 旅游地图眼动行为模式研究[J]. 旅游学刊, 2018,33(10):87-96.

[ Huang Xiaoting, Li Minxuan, Yan Shen. Research on pattern of eye-tracking behavior based on tourism map[J]. Tourism Tribune, 2018,33(10):87-96.]

[49]
吕兴洋, 沈雪瑞, 梁佳. 在线信息搜索对目的地感知形象演化影响研究[J]. 旅游学刊, 2015,30(10):70-79.

[ Lyu Xingyang, Shen Xuerui, Liang Jia. The effect of online information search on destination perceived image development[J]. Tourism Tribune, 2015,30(10):70-79.]

[50]
李桂莎, 张海洲, 陆林, 等. 旅游宣传片影响下的目的地形象感知过程研究——巴厘岛案例的实验探索[J]. 人文地理, 2019,34(6):146-152.

[ Li Guisha, Zhang Haizhou, Lu Lin, et al. Process of destination image percep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romotional videos: A case of Bali[J]. Human Geography, 2019,34(6):146-152.]

[51]
李轶琳. 左右脑偏好与场独立、场依存的相关性实证研究[J].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26(5):36-39.

[ Li Yilin. An empirical study of correlation between left/right brain preference and field-independence/field-dependence[J]. Journal of 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0,26(5):36-39.]

[52]
文首文, 吴章文. 生态教育对游憩冲击的影响[J]. 生态学报, 2009,29(2):768-775.

[ Wen Shouwen, Wu Zhangwen. Effects of ecological educational on recreational impacts[J].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09,29(2):768-775.]

[53]
Pathuddin, Ketut Budayasa I, Lukito A. Metacognitive activity of male students: Difference field independent-dependent cognitive style[J]. Journal of Physics: Conference Series, 2019,1218:012025.

[54]
Manfredo M J, Urquiza-Haas E G, Don Carlos A W, et al. How anthropomorphism is changing the social context of modern wildlife conservation[J].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020,241:108297.

DOI

[55]
Airenti G, Cruciani M, Plebe A. Editorial: the cognitive underpinnings of anthropomorphism[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9,10:1539.

DOI

[56]
Yuan L I, Dennis A R. Acting like humans? Anthropomorphism and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pay in electronic commerc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2019,36(2):450-477.

DOI

[57]
潘植强, 梁保尔. 标识牌解说效度对游客地方认同感和忠诚度的影响作用——以上海历史街区为例[J]. 旅游学刊, 2016,31(4):97-108.

[ Pan Zhiqiang, Liang Baoer. The effect of interpretation validity of signboards on tourists' local identity and loyalty: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s historical districts[J]. Tourism Tribune, 2016,31(4):97-108.]

[58]
Ardoin N M, Wheaton M, Bowers A W, et al. Nature-based tourism's impact on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behavior: A review and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and potential future research[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5,23(6):838-858.

DOI

[59]
张潇, 陆林, 徐雨晨. 基于《Tourism Geographies》的近十年国外旅游地理研究进展[J]. 人文地理, 2019, 34(6): 26-34+109.

[ Zhang Xiao, Lu Lin, Xu Yuchen, Research progress of foreign tourism geography based on tourism geographies in recent ten years[J]. Human Geography, 2019, 34(6): 26-34+109.]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