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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Vol. 12 >Issue 2: 275 - 290

DOI: https://doi.org/10.12342/zgstly.20210029

成本视角的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标准测度研究——以黄山国家公园创建区为例

  • 胡欢 , 1 ,
  • 章锦河 , 2, 3, * ,
  • 陈敏 4
展开
  • 1.杭州师范大学阿里巴巴商学院,杭州 311121
  • 2.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南京 210023
  • 3.黄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教育部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黄山 245000
  • 4.安徽大学商学院,合肥 230039
* 章锦河（1970-）,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旅游生态环境影响。E-mail:

胡欢（1992-）,女,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旅游生态补偿。E-mail:

收稿日期: 2022-03-01

  修回日期: 2022-04-10

  网络出版日期: 2021-08-3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0122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71147)

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Y202044813)

收起

Measurement of tourism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tandard in national parks from a cost perspective:A case study of Huangshan National Park construction area

  • Hu Huan , 1 ,
  • Zhang Jinhe , 2, 3, * ,
  • Chen Min 4
Expand
  • 1. School of Alibaba Busines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Ocean Scienc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 3. Huangshan National Park Ecosystem Observation and Research St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Huangshan 245000, China
  • 4. School of Busines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 Zhang Jinhe. E-mail:

Received date: 2022-03-01

  Revised date: 2022-04-10

  Online published: 2021-08-30

Fold

摘要

旅游生态补偿标准的测度方法与模型构建是建立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的难点。本文以黄山国家公园创建区为例,基于国家公园旅游生态产品和服务显性和隐性供给成本的视角,综合考虑管理者、经营者、守护者（社区居民）等旅游利益相关者的供给成本和利益诉求,以保障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周边社区生存发展权的公平性和行政管理的可行性为原则,划分核心区、毗邻区和辐射区三级旅游生态补偿空间范围,确立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标准测度方法与模型,测算得出黄山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标准的下限值为5.1亿元/年。研究以期为构建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机制,协调国家公园保护与利用的人地关系矛盾,实现国家公园生态共建、利益共享和经济共赢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 供给成本; 旅游生态补偿标准; 国家公园; 黄山

本文引用格式

胡欢 , 章锦河 , 陈敏 . 成本视角的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标准测度研究——以黄山国家公园创建区为例[J]. 中国生态旅游, 2022 , 12(2) : 275 -290 . DOI: 10.12342/zgstly.20210029

Abstract

The measurement method and model construction for tourism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tandard challenge the establishment of tourism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Taking Huangshan National Park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xplicit and implicit supply costs of tourism ecologic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in the national park,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s the supply costs and interest pursuits of tourism stakeholders such as managers, operators and guardian (community resident), divides the area into three-level tourism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patial scope, i.e., the core area, the adjacent area and the radiation area,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ecosystem integrity, the fairness of survival right of loc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the administrative feasibility, and establishes the measurement method and model for tourism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tandard of national parks. The measurement of the lower range value of tourism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tandard of Huangshan National Park is about 510 million yuan/year. This research provides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constructing the tourism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 of national parks, coordinating the-human l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national parks in China, and realiz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ath of ecology co-construction, benefit sharing and win-win economic prosperity for national parks.

Key words： supply cost; tourism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tandard; national park; Huangshan

1 引言

创建国家公园体制是践行新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理念的重要举措,而协调人地关系是创建国家公园体制面临的基本问题。国家公园以“生态保护第一”为发展理念,如何科学处理“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形成“各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国家公园保护与建设,发展惠及各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互惠的发展模式,是亟待回答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科学构建国家公园生态补偿机制。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16〕31号）指出“生态补偿是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重要内容”。随后,2017年《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中也指出要“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再次指出“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国家公园作为一种具有多个生态环境要素的生态空间保护区域,与传统的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水流、耕地等单个生态环境要素的生态空间保护区域不同,其生态补偿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公园不仅要健全区域内的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生态环境要素为实施对象的分类补偿制度,同时也要围绕国家生态安全重点,健全综合补偿制度,综合考量区域内所有的生态环境要素;二是国家公园生态补偿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具有多元性,包括中央政府、当地政府、当地居民、特许经营者、访客等直接利益相关者,以及非政府环保组织、科研人员、媒体公众等间接利益相关者,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差异导致确定其补偿主客体关系时更为复杂。因此,亟须探索适合国家公园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案。
中国国家公园土地权属复杂,存在大量集体土地和资源,是当地居民生产和生活的依赖[1]。尤其中国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面临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人地矛盾更加突出[2]。国家公园是中国最高级别的国土空间保护模式,但是不代表禁止一切形式的开发利用[3-4]。国际发展经验表明,国家公园在承担自然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同时,也是旅游业发展的空间载体[5]。在不损害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旅游是公众亲近自然、了解自然、接受自然教育和体验休闲游憩的最佳形式。同时,旅游业也是替代原住民传统资源利用方式和传统生计的有效生产方式[6-7]。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发展国家公园旅游,是国家公园的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本的有效途径,是实现生态利益、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相统一的绿色发展模式,有利于实现国家公园生态环境系统与周边社区社会经济系统和谐可持续发展[8-9]。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目标差异性是导致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利用之间矛盾突出的根本原因[10]。旅游作为国家公园的一种绿色发展方式,本文认为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是指通过发展旅游业促进国家公园自然生态环境系统与周边社区经济社会系统的和谐发展,协调保护国家公园生态环境和提供生态服务的利益相关者间利益合理公平分配的制度安排。已有学者从生态补偿的视角探索缓解旅游地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以及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相关诉求,但系统性的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尚不多见[11⇓-13],目前仍然处于探索阶段,特别是对于旅游生态补偿的核心问题,如补偿空间范围的确定和补偿标准的科学测度等研究仍然薄弱。而旅游生态补偿标准及空间分配关系到补偿力度和效果,是构建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的核心问题[14-15]。
目前,旅游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主要有两个参照线：一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作为生态补偿标准的上限;二是成本核算作为生态补偿标准的下限。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区域差异的存在,导致价值量难以测算,不同测算方式结果差异较大,且评估结果一般均远高于其现实交易价值,该数值在现实需求中的作用有限[16-17]。本文在实际调研中,通过对管理者、经营者、居民等国家公园利益相关者的访谈发现,基于成本法核算更符合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和实践发展需要。同时,“到2025年,以生态保护成本为主要依据的分类补偿制度日益健全”,这也是《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中的改革目标要求。因此,本文以“损失要补偿,增益要共享”为旅游生态补偿理念,综合考虑管理者、经营者、守护者（社区居民）等旅游利益相关者的供给成本和利益诉求,从旅游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成本的视角,构建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标准测度方法与模型,以期为构建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体制,协调中国国家公园保护与利用的人地关系发展矛盾,实现国家公园生态共建、利益共享和经济共赢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提供理论指导。

2 研究区背景与资料来源

2.1 研究区背景

2015年12月开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以来,我国先后设立了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到2021年10月,我国正式设立5个国家公园。虽然目前黄山国家公园创建区没有正式设立为国家公园,但是,安徽省级层面一直在大力推动黄山国家公园的创建工作。2014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第一批）的通知》（发改环资〔2014〕1667号）,明确要求：安徽省黄山市等7个首批先行示范区的重点任务之一是“探索建立国家公园体制”。2016年7月安徽省政府《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实施意见》（皖政办〔2016〕37号）提出“将生态保护补偿作为安徽省探索建立大黄山国家公园的重要内容。”为顺利推动黄山国家公园体制改革暨创建黄山国家公园工作,按照《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的要求,结合黄山保护管理工作实际,2018年12月,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牵头组织完成了《创建黄山国家公园体制暨黄山国家公园创建工作实施方案》的编制工作。
本文黄山国家公园的概念界定依据《创建黄山国家公园体制暨黄山国家公园创建工作实施方案》,该方案指出：黄山国家公园创建区位于安徽省黄山市,总面积为330.3 km²,包括黄山风景区、九龙峰省级自然保护区、五溪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和天湖省级自然保护区等4个保护地,以及连接以上自然保护地之间的生态区域,涵盖3个区县（黄山区、黟县和徽州区）、9个乡镇（汤口镇、谭家桥镇、三口镇、焦村镇、耿城镇、宏谭乡、洪星乡、宏村镇和富溪乡）、3个林场（黄山区胡杨公益林场、黟县林场和耿城镇林场）和22个行政村（图1）。
图1 黄山国家公园行政区划图

Fig. 1 Map of Huangshan National Park

黄山国家公园创建区是典型的山岳型国家公园,土地权属复杂,集体土地比例略高于国有所有土地,土地利用类型以林地为主,面临着集体土地流转和林权改革的难题。旅游产业是国家公园社区转型绿色发展的主导产业,是解决国家公园保护与利用的人地关系矛盾的有效方式。本文以黄山国家公园创建区为案例,构建成本视角的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标准测度方法和模型,有利于促进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土地利用、旅游发展和社区建设等协调、共享发展,同时为其他山岳型国家公园解决保护与利用的人地关系矛盾提供范例。

2.2 资料来源

本文主要包括两类数据：一是黄山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生态建设和生态管理成本的财务数据,由黄山风景区管委会、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九龙峰、天湖和五溪山自然保护区管理站提供。二是黄山国家公园所在市、区县、乡镇和行政村的人口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数据,主要通过市及区县统计年鉴、镇志、村志获取。

3 研究设计

3.1 补偿空间划分

3.1.1 划分依据

旅游生态补偿的空间范围划分与对象选择是构建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的前提,关系到国家公园旅游发展生态红利的空间分配,是实现区域平衡发展的关键。补偿空间与对象由“自然”和“人类”两大要素构成。《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指出要“根据自然生态系统代表性、面积适宜性和管理可行性,确定国家公园的空间布局准入条件”。国家公园空间范围的划分主要关注生态系统的代表性和完整性等自然因素。但是,旅游生态补偿是一种协调保护国家公园生态环境和提供生态服务的利益相关者间利益合理公平分配的制度安排,因此,本文的旅游生态补偿的空间划分则更加关注利益相关者等人类因素,以“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周边社区生存发展权的公平性和行政管理的可行性”为原则确立核心区、毗邻区和辐射区三级旅游生态补偿空间范围,均位于国家35片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地区之一的“黄山-怀玉山”生态系统之内,保证了黄山国家公园的生态完整性。
行政管理可行性主要是按照行政单元来划分补偿范围,核心区按照村级单元划分,包括黄山国家公园创建区生态红线330.3 km²内的所有行政村;毗邻区按照镇（乡）单元划分,以核心区内行政村直接所属的乡镇为边界划定范围;辐射区按照县（区）单元划分,以核心区直接所属的区县为边界划定范围（图2）。考虑到国家公园的空间近邻溢出和泄漏效应,尤其泄漏效会引起国家公园生态红线外部周边受人类活动负面影响增加,导致国家公园保护“孤岛化”现象出现[18-19]。因此,黄山国家公园三级旅游生态补偿空间由内向外进行梯度补偿,不仅仅局限于生态红线范围内,而应从更大的空间尺度划定补偿范围。生态红线外围的毗邻区和辐射区社区居民虽然可能没有或者较少受到因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而带来的生产生活限制,但同样是生态红线守护者,提供了天然的生态安全屏障,理应共享国家公园生态红利,这样有助于减少因生态红线的一线之隔而不能共享生态红利带来的社区冲突或生态破坏现象。因此,按照行政区村、镇（乡）、县（区）三级行政单元划分三级生态补偿空间,既保障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生态红线内部社区居民生存发展权的公平性,又保障了生态红线外部周边社区居民可以共享生态红利的溢出效应,也避免了环境破坏行为对国家公园生态红线内部产生泄漏效应。
图2 黄山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空间范围图

Fig. 2 Spatial scope of tourism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Huangshan National Park

3.1.2 旅游生态补偿核心区

黄山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核心区包含创建区330.3 km²内的所有行政村,涉及3个区县的9个乡镇共计22个行政村,共3.90万人口（截至2016年底）。其中,隶属于黄山区的乡镇数量最多（5个）,分别为焦村镇、汤口镇、谭家桥镇、耿城镇和三口镇;隶属于黟县的乡镇数量其次（3个）,分别为宏潭乡、洪星乡和宏村镇;而隶属于徽州区的乡镇数量最少（1个）,为富溪乡。从人口数量来看,超过半数的核心区内行政村（共18个）人口数量为1000~3000人,人口数量超过了3000人的村庄只有冈村1个。

3.1.3 旅游生态补偿毗邻区

黄山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毗邻区以核心区内行政村直接所属的乡镇为边界划定范围,共涵盖3个区县9个乡镇36个行政村,其中,乡镇包括黟县的宏潭乡、洪星乡和宏村镇,黄山区的焦村镇、汤口镇、谭家桥镇、耿城镇和三口镇,以及徽州区的富溪乡。9个乡镇总面积为1 212.95 km²,人口为9.75万人,去除核心区面积330.3 km²,人口3.90万人,生态补偿毗邻区总面积为882.92 km²,人口为5.85万人（截至2016年底）。

3.1.4 旅游生态补偿辐射区

黄山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辐射区以核心区直接所属的区县为边界划定范围,共涵盖3个区县,分别为黄山区、黟县和徽州区,3个区总面积为3 072.7 km²,人口为24.15万人（截至2016年底）,去除核心区和毗邻区后的补偿面积为1 859.75 km²,人口为14.40万人。

3.2 补偿标准测度与模型构建

3.2.1 供给成本的内涵与构成

自然资源要素与旅游的结合形成了旅游生态产品和服务,人类从旅游生态产品和服务中获得游憩服务,生态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与需求相辅相成。与物质产品供给主体的企业不同,旅游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涉及多个主体,主要包括自然生态系统、管理者、经营者、守护者（周边居民）等,需要投入生态保护、生态建设、生态管理成本,并付出经济发展的机会成本以修复、维持或增大旅游生态产品供给。基于成本法测度生态补偿标准在耕地、流域、矿产等其他领域的生态补偿机制中得到了相对广泛的应用,如环境成本法[20⇓⇓-23]、保护成本法[24⇓⇓-27]和机会成本法[28-29],核算内容和指标体系是影响成本法测度生态补偿标准科学性和准确性的关键。但是,基于成本视角的旅游生态补偿标准概念界定、核算内容和指标体系等研究都相对较少,还处在初级探索阶段。有学者认为,旅游生态补偿标准核算的投入成本主要指有关主体为维持旅游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而进行生态保护和建设活动的直接投入费用或相关投入要素所对应的市场价值[30]。关于旅游环境成本的研究,已有研究在旅游环境成本包括旅游活动导致的自然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这一方面已达成共识,争议点在于是否包括预防资源损害和环境污染的防护性费用支出[31⇓-33]。因此,为构建基于成本法的旅游生态补偿标准一般性核算内容与指标体系,本文提出国家公园旅游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成本的概念,主要指旅游生态产品和服务在供给过程所耗费的所有显性和隐性成本（表1）。
表1 黄山国家公园旅游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成本分类及构成

Tab. 1 Classification and components of supply cost of tourism ecologic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in Huangshan National Park

分类 理论承担主体 实践承担主体 核算内容
显性供给成本 人类 管理者、经营者 国家公园为了提供旅游生态产品和服务,人类在加强生态保护、生态建设和生态管理过程中所投入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等多种成本。其中：
生态保护成本主要包括：（1）景区森林植被保护费（含美化绿化）;（2）环境监测能力建设费;（3）环保执法费;（4）防火器材配备与基础设施建设费;（5）消防能力建设常规措施费;（6）防灾减灾-安全隐患整治费;（7）景区卫生防疫费;（8）保护风景名胜资源的科研、宣传、培训及交流活动费;（9）地质灾害治理项目费;（10）古树名木保护（含公益林）费;（11）规划修编及执法费;（12）林业执法能力建设费;（13）基层林管所建设及运行费;（14）生物多样性保护配套资金;（15）消防能力建设-消防大队费;（16）防灾减灾-防汛抗旱费;（17）森林病虫害防治费;（18）松材线虫病防控费（含三道防线专户支出）;（19）森林植物检疫、检查费;（20）保护带保护措施投入费（周边社区规划统筹及新农村建设、周边联防与防火道路）;（21）营林生产费（造林;中幼林抚育）;（22）森林保护费（防火经费、防火林道、野生动植物保护、病虫害防治）。
生态管理成本主要包括：（1）景区管理人员费;（2）景区管理行政运行费;（3）旅游营销资金费等。
生态建设成本主要包括：（1）公厕建设和维护费;（2）污水处理费;（3）垃圾收集站（中转站）建设与维护费;（4）水库建设及维护费;（5）供电管网及设施建设与维护费;（6）旅游公路建设与维护费;（7）综合服务中心与综合整治项目建设与维护费;（8）标识标牌建设费;（9）智慧景区建设与维护费（含雷电预警、地理信息系统等项目）等;（10）污水管网建设费;（11）供水管网及设施建设与维护费;（12）避雨亭建设、古建筑、摩崖石刻等文保项目费;（13）垃圾下山处置费;（14）基建维修费（林道养护、小型基建维修）等。
隐性供给成本 自然和人类 守护者（居民） 国家公园为了提供旅游生态产品和服务所引起的区内生态负面影响（如生态系统稳定性下降、脆弱性和敏感性增强）及影响的空间扩散,以及区域发展丧失的机会成本。
理论上,隐性供给成本的责任主体包括自然和人类两者。实践上,超过自然环境容量的不合理的旅游活动会导致自然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如空气质量下降、水资源污染和噪声污染等,这部分隐性成本承担主体是自然生态系统,并且成本以非货币形式存在。机会成本是一种潜在的投入,确定其比较困难。生态补偿中机会成本包括两类：一是原有的生态资源利用权利被剥夺和以生态资源为依托的生产、生活方式受限制的损失,如伐木、采药、捕猎等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受国家公园约束带来的收入损失,一般通过市场价值法核算;二是为生态保护而不能发展其他产业的间接损失,一般通过间接计算,如通过选择与受偿区自然、社会、经济水平相当,但未受生态保护和建设影响的地区作为参照对象,比较两地的经济差异来估算由于发展机会限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通常选择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等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
实践上,就未来国家公园旅游而言,在“生态保护第一”的发展理念下,将会严格控制旅游发展强度和规模,最小化生态环境负面影响,将其控制在生态环境承载力范围内,所以国家公园旅游发展将最小化或禁止出现对自然生态环境带来的隐性影响。如果一旦发生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则按照科学的生态系统服务损失评估结果进行补偿。在常态化情境下,国家公园旅游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隐性成本主要由社区居民承担。因此,隐性供给成本的责任主体主要是人类,侧重区域机会成本的测算,受偿对象主要为当地居民,居民的机会成本主要因生态环境保护导致资源利用方式和土地利用方式发生改变而产生。

3.2.2 补偿标准的测度模型

（1）补偿标准测度的概念模型
根据人地关系相互作用原理、补偿对象的基本属性以及旅游生态补偿的实践经验,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标准的测度方法与模型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对国家公园自然生态环境系统本身,即对“自然”的补偿;二是对国家公园旅游利益相关者,包括管理者、经营者以及守护者（社区居民）等,即对“人类”的补偿,管理者和经营者也是对“自然”进行补偿的行为主体。因此,本文着重研究对“人类”的补偿,构建了黄山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标准测度的概念模型,如图3所示。
图3 黄山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标准测度的概念模型

Fig. 3 Conceptual model for the measurement of tourism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tandard in Huangshan National Park

（2）显性成本的测度模型
根据《创建黄山国家公园体制暨黄山国家公园创建工作实施方案》,黄山国家公园的游憩展示区为现在的黄山风景区。黄山国家公园旅游生态产品和服务主要由黄山风景区供给,九龙峰、天湖和五溪山自然保护区为黄山国家公园旅游发展提供生态保障。据此,本文基于黄山风景区的管理者（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和经营者（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九龙峰自然保护区管理者（九龙峰自然保护区管理站）、天湖自然保护区管理者（天湖自然保护区管理站）和五溪山自然保护区管理者（五溪山自然保护区管理站）5个供给主体测算2013—2017年5年间的旅游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的平均成本,主要包括生态保护、生态管理和生态建设3个方面的成本,以预测黄山国家公园旅游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显性成本。
① 管理者
C 管 理 者 = C 生 态 保 护 + C 生 态 建 设 + C 生 态 管 理
其中,黄山风景区管理者的生态保护成本主要包括表1中（1）~（20）,生态管理成本主要包括（1）~（3）,生态建设成本主要包括（1）~（12）。九龙峰、天湖和五溪山自然保护区管理者的生态保护成本主要包括表1中（21）和（22）,生态管理成本主要包括（1）,生态建设成本主要包括（14）。
② 经营者
C 经 营 者 = C 生 态 保 护 + C 生 态 建 设 + C 生 态 管 理
其中,黄山风景区经营者的旅游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的生态保护成本主要包括表1中（1）~（9）,生态管理成本主要包括（1）~（3）,生态建设成本主要包括（1）~（9）和（13）。
（3）隐性成本的测度模型
理论上,隐性供给成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旅游活动带来的空气质量下降、水资源污染和噪声污染等自然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二是周边社区的发展机会成本。实际上,黄山风景区多年的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一直秉持着科学管理的理念,多措并举推进资源保护,比如首创景点封闭轮休制度;实行全山室外禁烟、定点吸烟、禁燃禁放,建立森林防火“三全”机制,实现连续34年无森林火灾;实施提水上山、分区供水工程;实行净物上山、洗涤下山,污水统管、达标排放,成功创建国家低碳旅游示范区和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34]。因此,本文认为从当前黄山国家公园创建区范围内的旅游发展情况来看,旅游活动发展对空气、水源、森林等生态环境的影响基本控制在生态环境承载力范围内。因此,未测算自然环境生态系统的隐性成本,只测算了居民的机会成本损失。如果一旦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则按照科学的生态系统服务损失评估结果进行补偿。因此,在常态化情境下,黄山国家公园旅游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隐性成本主要由社区居民承担。社区居民的隐性供给成本主要指社区居民为旅游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付出的机会成本,主要包括两类,但并非所有补偿对象都会同时发生这两种情况,具体见3.2.1部分,测度模型如下：
① 关于不同生计方式的居民机会成本 a：
C 居 民 a = ∑ j = 1 n ∑ k = 1 m a j k ( B j k - A j k )
式中, C 居 民 a为居民因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生态管理和生态建设而遭受直接利益损失的补偿总额; j代表受偿区不同类型生计的居民, k代表不同类型自然资源;Bjk是国家公园发展前 j类生计的居民利用第 k类自然资源带来的收益,Ajk国家公园发展后相关部门安排j类生计的居民参与国家公园相关经营带来的收益,如果相关部门没有安排其他替代生计方式,Ajk取值为0;αjk为调节系数,主要考虑受地理区位影响导致的替代生计方式收益的空间分异系数,如果Ajk≥Bjk,则αjk=0,如果Ajk<Bjk,则αjk≥1。
② 关于间接损失的居民机会成本 b：
C 居 民 b = ∑ i = 1 r β i ( R 0 - R i ) N i
式中, C 居 民 b为居民所遭受间接损失的机会成本;R0为参照地区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Ri为受偿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i代表受偿区;Ni为受偿区域人口数;βi为调节系数,主要考虑受地理区位影响导致受偿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空间分异系数,如果Ri≥R0,则βi=0,如果Ri<R0,则βi≥1。本文为预测性研究,黄山国家公园还处在规划创建期,因此,暂时无法确定精确的调节系数,暂定如果Ri<R0,βi=1。黄山国家公园正式建成后,在没有其他因素干预的情况下,如果国家公园及周边居民因承担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使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或损失,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建设前的水平或者年平均增长速度减缓,则根据公式（4）对旅游生态补偿核心区居民损失的机会成本 b进行测算。
③ 关于参照区和参照指标的选择
一般而言,关于生态补偿中农村（城镇）居民机会成本的测算是以农村（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作为参照指标,这已在学术界达成共识。从行政区划角度来看,黄山国家公园位于黄山区、徽州区和黟县3个区县,在行政区划上全部位于黄山市境内。为了提高黄山国家公园周边社区居民保护的积极性,至少保证为保护黄山国家公园生态环境发展受到限制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低于黄山市平均水平,因此选择黄山市为参照区。

4 研究结果

4.1 显性成本

（1）生态管理成本是国家公园显性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
从成本构成来看,生态管理成本是国家公园旅游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显性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根据公式（1）和公式（2）计算得出（表2）,2013—2017年黄山国家公园生态管理成本为32 103.69万元/年,占年均总成本的65.04%;其次是生态建设成本,为13 333.40万元/年,占年均总成本的27.01%;再次是生态保护成本,为3 923.09万元/年,仅占年均总成本的7.95%。具体来看,①黄山风景区旅游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显性成本是管理者和经营者之和,平均为49 196.23万元/年,其中,生态管理成本投入最多,占年均总成本的65.06%;其次为生态建设,占年均总成本的27.07%;生态保护成本最少,占年均总成本的7.87%。②九龙峰自然保护区显性成本平均为98.58万元/年,其中,生态管理成本投入最多,占年均总成本的58.65%;其次为生态保护成本,占年均总成本的29.47%;生态建设成本最少,占年均总成本的11.88%。③天湖自然保护区显性成本平均为40.37万元/年,其中,生态管理成本投入最多,占年均总成本的61.26%;其次为生态保护成本,占年均总成本的31.81%;生态建设成本最少,占年均总成本的6.94%。④五溪山自然保护区管理站关于生态管理、生态建设、生态保护的具体条目财务统计数据不祥,因此以五溪山自然保护区管理站年度财务总支出数据代替生态管理、生态建设、生态保护的支出。本文仅获取到2015年和2016年两年的数据,其中,2015年财务支出为24万元,2016年财务支出为26万元,所以以这两年平均支出25万元代替2013—2017年的平均支出。考虑到五溪山自然保护区与九龙峰和天湖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本底和管理体制相近,因此以2013—2017年九龙峰和天湖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的生态管理、生态建设、生态保护的平均支出比例代替五溪山自然保护区管理站3项支出比例。
表2 黄山国家公园旅游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显性成本（万元）

Tab. 2 Explicit supply cost of tourism ecologic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in Huangshan National Park from 2013 to 2017 (10,000 yuan)

支出
项目		 支出主体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平均值
（占比）		 总计（占比）
生态
管理		 黄山风景区总体 24 794.98 30 680.04 30 527.43 37 981.31 36 046.98 32 006.15(65.06%) 32 103.69(65.04%)
黄山管理者占比 71.74% 75.11% 73.05% 76.07% 68.94% 23 374.81(73.03%)
黄山经营者占比 28.26% 24.89% 26.95% 23.93% 31.06% 8631.34(26.97%)
九龙峰管理站 48.11 53.63 52.89 66.49 67.98 57.82(58.65%)
天湖管理站 22.76 22.76 22.76 25.76 29.60 24.73(61.26%)
五溪山管理站 / / / / / 14.99(59.96%)
生态
建设		 黄山风景区总体 24 827.68 12 305.75 13 217.37 7 188.14 9 043.76 13 316.54 (27.07%) 13 333.40(27.01%)
黄山管理者占比 82.96% 84.29% 72.19% 80.49% 80.49% 10 715.10(80.46%)
黄山经营者占比 17.04% 15.71% 27.81% 19.51% 19.51% 2601.44(19.54%)
九龙峰管理站 29.78 2.80 6.23 13.52 6.23 11.71(11.88%)
天湖管理站 0 0 2 5 7 2.80(6.94%)
五溪山管理站 / / / // // 2.35(9.41%)
生态
保护		 黄山风景区总体 3 966.31 2 604.2 3 807.44 3 412.03 5 577.74 3 873.54 (7.87%) 3 923.09(7.95%)
黄山管理者占比 99.25% 98.69% 90.05% 81.76% 83.93% 3 481.27 (89.87%)
黄山经营者占比 0.75% 1.31% 9.95% 18.24% 16.07% 392.27(10.13%)
九龙峰管理站 37.89 71.69 16.36 9.96 9.36 29.05(29.47%)
天湖管理站 10.44 10.44 12.44 14.44 16.44 12.84(31.81%)
五溪山管理站 / / / / / 7.66(30.64%)
总计 49360.18(100.00%)
（2）政府是国家公园显性成本的主要承担者
从承担主体来看,黄山风景区管委会和3个自然保护区管理站为主的政府主体是国家公园旅游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显性成本的主要承担者,2013—2017年支出为37 735.12万元/年,占76.45%,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为主的市场主体显性成本为11 625.06万元/年,占23.55%（表3）。这说明黄山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责任主要由政府承担,市场承担的责任绝对值较小。但是,2013—2017年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生态管理、生态建设和生态保护投入的显性成本呈上升趋势,且所占的比重也呈上升趋势,说明市场承担的旅游生态补偿责任相对值呈上升趋势。
表3 不同主体的黄山国家公园旅游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显性成本

Tab. 3 Explicit supply cost of tourism ecologic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of different providers in Huangshan National Park

主体 补偿对象 显性成本（万元/年） 总计（占比）
政府（管理者） 黄山风景区管委会 37 571.17 37 735.12 （76.45%）
九龙峰管理站 98.58
天湖管理站 40.37
五溪山管理站 25.00
市场（经营者） 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1 625.06 11 625.06 （23.55%）
总计 49 360.18 49 360.18 （100.00%）
（3）国家公园不同功能区的显性成本存在空间差异
根据黄山国家公园空间功能分区规划,黄山国家公园游憩展示区主要位于原黄山风景区空间范围内,3个省级自然保护区全部被划为黄山国家公园的严格保护区、生态保育区和传统利用区。从空间差异来看,游憩展示区（黄山风景区）旅游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显性成本支出最多,2013—2017年支出为49 196.23万元/年,占总成本的99.67%,而其他空间功能分区（3个自然保护区）显性成本支出极少,2013—2017年支出为163.95万元/年,仅占总成本的0.33%（表3）。

4.2 隐性成本

（1）国家公园及周边社区居民的隐性成本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
从空间差异来看,位于旅游生态补偿核心区的社区居民隐性成本最高,其次是毗邻区,再次是辐射区。本文以2017年黄山市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14 034元为参照指标,测算社区居民机会成本。其中,2017年旅游生态补偿核心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低于黄山市平均水平的行政村共有6个,分别是山河村、汤刘村、陈村、长罗村、竹溪村和长春村,涉及人口8 422人,核心区总人口数为39 031人（表4）,即黄山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核心区有21.58%人口的可支配收入低于黄山市平均水平。黄山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核心区生态补偿标准为两种机会成本之和,公式（3）中 C 居 民 a的核算要根据黄山公园总体规划批复后,对退耕（茶）还林、生态搬迁、限制自主经营等项目进行机会成本核算。建议将补偿直接分配给遭受利益损失的居民。根据公式（4）间接损失的居民机会成本 b,保守估计黄山国家公园对核心区居民发展机会成本的最低生态补偿标准为954.21万元。其中,2017年旅游生态补偿毗邻区乡镇农村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低于黄山市平均水平的乡镇有宏潭乡和洪星乡,涉及人口共8 042人,机会成本 b总计322.18万元（表5）。与核心区同理,保守估计黄山国家公园对毗邻区居民发展机会成本的最低生态补偿标准为322.18万元。辐射区居民因常态化承担黄山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使经济发展受到的限制或损失的可能性小,但损失依然存在。因此,辐射区居民的补偿以实物补偿、智力支持、就业岗位等多元化方式为主,资金补偿为辅。
表4 2017年黄山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核心区机会成本

Tab. 4 Opportunity cost of the core area for tourism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Huangshan National Park in 2017

县区 乡镇 行政村 2016年末人口/人 2017年人均可支配收/元 2017年机会成本b/万元
黄山区 焦村镇 山河村 1 078 11 270 297.95
汤刘村 1 273 13 875 20.24
陈 村 1 651 13 390 106.32
谭家桥 长罗村 2 356 12 727 307.93
黟县 宏潭乡 竹溪村 1 165 13 700 38.91
洪星乡 长春村 899 12 000 182.86
总计 8 422 / 954.21

注：竹溪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详,以2017年宏谭乡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代替。

表5 2017年黄山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毗邻区机会成本

Tab. 5 Opportunity cost of the adjacent areas for tourism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Huangshan National Park in 2017

区县 乡镇 2016年末毗邻区人口（人） 2017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2017年机会成本 b（万元）
黟县 宏潭乡 4 295 13 700 143.45
洪星乡 3 747 13 557 178.73
总计 8 042 / 322.18
（2）旅游发展是影响国家公园及周边社区居民隐性成本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从旅游生态补偿核心区22个行政村2017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来看,黄山风景区入口社区汤口镇的全部4个行政村（岗村、汤口居委会、山岔村和芳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而黄山风景区的西大门焦村镇全部5个行政村（山河村、汤家村、上岭村、汤刘村和陈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明显低于其他门户社区,68.24%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黄山市平均水平。这主要是由于4个门户乡镇参与黄山风景区旅游发展的程度不同。比如,黄山东大门谭家桥镇的长罗村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为12 727元,间接损失的机会成本 b最高为307.93万元。黄山南大门汤口镇山岔村的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为2万元,高出长罗村平均水平的57.15%。长罗村和山岔村两个村子同位于黄山脚下,为保护黄山生态环境受到的限制条件基本一致,但存在巨大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这主要是由两个村子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山岔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依托当地旅游资源和黄山风景区客流,相继开发了翡翠谷、九龙瀑和凤凰源等景区,形成了以旅游产业为主导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村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而长罗村一方面因保护黄山使其产业发展受到限制,另一方面自然资源条件差,缺乏旅游资源,长期以来依赖传统的农业生计方式,导致其经济发展缓慢。这也验证了黄山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标准测算选取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作为居民机会成本参照指标的合理性,因为黄山国家公园周边社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主要由旅游发展水平差异引起。

4.3 黄山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标准

本文从旅游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成本的视角测算得出黄山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标准的下限值为50 636.57万元/年。其中,2013—2017年管理者的显性成本为37 735.12万元/年,占总成本的74.52%;经营者的显性成本为11 625.06万元,占总成本的22.96%;周边社区居民的隐性成本为1276.39万元/年,占总成本的2.52%。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以黄山国家公园创建区为例,借鉴经济学中的成本法,综合考虑管理者、经营者、居民等旅游利益相关者的供给成本和利益诉求,构建基于国家公园旅游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成本视角的旅游生态补偿标准测度模型,测算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的最低标准,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就显性成本而言：①生态管理成本是国家公园显性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生态建设成本次之,生态保护成本最少。与3个自然保护区相比,黄山风景区的旅游生态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更加成熟化和标准化,其生态管理成本占显性成本支出比重更高,生态建设和生态保护成本相对更低。据此可以推断,在实践上,随着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的科学化、制度化、常态化以后,生态建设和生态保护成本可能会是一个相对常量,而生态管理成本则是旅游生态补偿标准测算的主要变量和构成部分。②政府是国家公园显性成本的主要承担者,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基金是国家公园生态补偿的主要资金来源,但市场提供的资金来源逐渐增多。未来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市场化运作水平不断提高,市场将承担更多的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责任。③国家公园不同功能区的显性成本存在空间差异,游憩展示区显性成本支出最多且占据了绝对大的比重,占总成本的99.67%,位于严格保护区和生态保育区的3个自然保护区显性成本支出占比很小,仅占总成本的0.33%。
（2）就隐性成本而言：①国家公园及周边社区居民的隐性成本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位于旅游生态补偿核心区的社区居民隐性成本最高,其次是毗邻区,再次是辐射区。②旅游发展是影响国家公园及周边社区居民隐性成本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旅游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公园门户社区机会成本更小,显著低于旅游发展落后的社区,这也说明,建立市场化的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符合国家公园的利用方向及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有助于协调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关系,是缓解其人地关系矛盾和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

5.2 讨论

本文仍存在以下不足及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1）本文限于部分最新数据难以获得,时间尺度相对较短。尤其2020年初至今,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旅游发展受到了沉重打击,管理者、经营者和守护者（社区居民）等旅游利益相关者的显性供给成本、隐性供给成本和利益诉求等也可能发生了重要变化。若对这个时期的数据进行补充,测算出的旅游生态补偿标准的下限则会更精确。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必要建立黄山国家公园跟踪调查数据库,以搜集更多旅游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成本的相关数据,使研究结论更具科学性。
（2）本文基于国家公园旅游生态产品和服务显性供给成本和隐性供给成本的视角测算了黄山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的最低标准。今后可以探索如地役权等多种测算方法的补偿标准,开展对比研究,以进一步验证此方法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3）本文主要从管理者、经营者和守护者（社区居民）3类主体视角测算国家公园旅游生态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成本。未来可以进一步细化补偿的对象,比如可以细分不同生计类型居民的供给成本差异,以满足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目标,实现国家公园社区的精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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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shan Scenic Area Management Committee. Huangshan resource protection[EB/OL]. (2021-07-06). https://hsgwh.huangshan.gov.cn/zjhs/hsjs/hszy/86637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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