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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旅游 >

2021 , Vol. 11 >Issue 5: 691 - 704

DOI: https://doi.org/10.12342/zgstly.20210065

野生动物旅游

适应性管理视角的国外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保护与游憩利用案例研究

  • 李奕 ,
  • 丛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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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旅游管理系,北京 100083
*丛丽（1980-）,女,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野生动物旅游与旅游规划与设计。E-mail:

李奕（1998-）,女,硕士生,研究方向：野生动物旅游。E-mail:

收稿日期: 2021-07-09

  要求修回日期: 2021-09-06

  网络出版日期: 2022-05-3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01129)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2021SRZ01)

版权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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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 of wildlife conservation and recreation use in foreign national pa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aptive management

  • LI Yi ,
  • CONG Li , *
Expand
  • Department of Tourism Management, Colleg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CONG Li. E-mail:

Received date: 2021-07-09

  Request revised date: 2021-09-06

  Online published: 2022-05-30

Copyright

Copyright reserved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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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野生动物旅游是国家公园践行公共性和福祉性功能的重要体现,对野生动物保护管理要允许野生动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自然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并重。适应性管理是国家公园管理的重要方法,可以缓解野生动物保护与游憩利用的矛盾。本研究引入国外适应性管理理论,从管理模式、利益相关者、监测评估、功能分区等方面对非洲克鲁格国家公园、美洲班夫国家公园和澳洲卡卡杜国家公园3个案例地深入分析,得出国家公园野生动物适应性管理的主要经验：（1）建立连接社会的可持续国家公园系统;（2）构建利益相关者协调机制,促进参与和共同管理;（3）建立动态监测评估体系,加强野生动物研究;（4）科学评估生态状况,实行公园动态分区管理。研究结果可为中国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保护和游憩利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 野生动物保护; 游憩利用; 适应性管理; 国家公园

本文引用格式

李奕 , 丛丽 . 适应性管理视角的国外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保护与游憩利用案例研究[J]. 中国生态旅游, 2021 , 11(5) : 691 -704 . DOI: 10.12342/zgstly.20210065

Abstract

Wildlife tourism is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the public and welfare functions of national parks. Th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wild animals should allow the sustainable use of wild animal resources, and both nature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hould be emphasized. Adaptive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method of national park management, which can alleviat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wildlife protection and recreational use. This study introduces foreign adaptive management theories and conducts in-depth analysis on three cases of Kruger National Park in Africa, Banff National Park in America, and Kakadu National Park in Australia in terms of management model, stakeholders,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and functional zoning. Through analysis, the main experiences of adaptive management of wild animals in national parks are drawn: (1) establishing a sustainable national park system that connects the society; (2) building a coordination mechanism for stakeholders to promote participation and joint management; (3) establishing dynamic monitoring evaluation system and strengthening wildlife research; (4) evaluating ecological conditions scientifically and implementing dynamic zoning management of national parks.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protection and recreational use of wild animals in the Chinese national parks.

Key words： wildlife conservation; recreational use; adaptive management; national parks

1 引言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国家公园要坚持全民公益性,为公众提供亲近自然、体验自然、了解自然以及作为国民福利的游憩机会[1]。2020年,中国完成了国家公园试点任务和验收,已确定了国家公园统一管理部门和监管部门,基本实现“监管分离”[2],并采取措施实行了游客管理、游憩资源管理和游憩服务管理等[3]。但部分地方政府对国家公园的内涵理念存有理解偏差,国家公园地方化管理现象仍存在,或绝对禁止利用活动,偏离全民共享的宗旨,或沿用景区传统经营模式,只注重旅游开发[4]。如何科学地进行适应性游憩管理,形成结合游憩利用和资源保护管理的理想共识,解决资源环境保护与游憩利用的矛盾,进而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是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前已有张玉钧、吴承照等学者对国家公园适应性管理的理论框架、体制模式进行了研究和探讨[5,6],但是关于国家公园野生动物资源的适应性管理研究与实际运用相对欠缺。本文通过对国外国家公园野生动物适应性管理案例研究,以期为中国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保护和游憩利用提供参考。

2 研究综述

2.1 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保护与游憩利用

野生动物对旅游影响表现出忍受性,实际上是受到不可逆转的影响[7],建立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是目前世界各国对野生动物实施就地保护的主要策略[8]。国外对于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相关研究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关注度,在野生动物法律法规制定、保护管理、监测评估、公众参与[9,10,11,12]等方面有深入研究。自2015年以来,中国共确定了10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指导意见》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13]。随着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相关文件的出台,关于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的研究也大幅增加,学者研究证明,对野生动物保护管理要允许野生动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自然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并重[14]。吴承照、张海霞等探索了中国国家公园的管理模式和机制[15,16],安童童、丛丽、李晟等探讨了大熊猫的保护和游憩利用[17,18,19]。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也在积极采取措施,如钱江源国家公园开展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20],三江源国家公园对人熊冲突矛盾进行研究解决[21]。

2.2 国家公园适应性管理

适应性管理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关于适应性管理的概念,Vogt等认为,适应性管理是在生态系统功能和社会需要方面建立可测定的目标,通过控制性的科学管理、监测和调控管理活动来提高当前数据收集水平,以满足生态系统容量和社会需求方面的变化[22]。适应性管理可以分为主动适应性管理（Active Adaptive Management, AAM）和被动适应性管理两类（Passive Adaptive Management, PAM）[23],自然保护区适应性管理的体系结构包括识别问题、提出假设、制定举措、检测、评估和分析、再调整、再到制定举措的一个循环过程[24]。在国家公园管理中,适应性管理是国家公园成功实践的重要因素,在不同水平和范围内协调个人和集体间的活动中起到不同作用[25]。澳大利亚保护区将游客管理框架与管理有效性评估结合运用到适应性共同管理中[26]。郑月宁、吴承照等探讨了国家公园适应性管理的理论框架[5,6],王宇飞等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探索体现生态补偿的适应性管理方法[27]。

2.3 野生动物保护与游憩利用的适应性管理

野生动物和游客情况都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而绝对禁止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方式并不能达到最有效地保护野生动物。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用适应性管理的方法为野生动物管理提供有别于传统方法的可行性方案,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实践意义[28]。积极主动的适应性管理已成为自然保护地管理尤其是物种栖息地类自然保护地管理的重要方法[29],被广泛应用于野生动物管理中,如种群监测、物种恢复、应对外来物种入侵等[30,31,32]。美国自然保护地主要通过创造/维护栖息地环境、提供食物、计划火烧项目、资源科学合理利用等措施对野生动物采取适应性管理[33]。同时,许多学者提出野生动物的管理因物种而异,开展户外游憩和生态旅游需监测游客影响的指标[34]。现代狩猎在野生动物管理中得到合理应用并发挥作用[35],监测种群数据,根据种群的限额设置控制现代狩猎程度,使得野生动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通过对野生动物进行适应性管理,实现野生动物保护与游憩利用相互协调,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相互协调。

3 案例地分析

克鲁格国家公园（Kruger National Park）、班夫国家公园（Banff National Park）和卡卡杜国家公园（Kakadu National Park）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公园管理制度完善健全、野生动物种类丰富多样的国家公园,在野生动物资源管理模式上经历过从野生动物资源利用、保护、保护和游憩利用相协调的适应性管理演变过程,在动物保育、生态旅游以及环境保护的相关技术与研究方面的经验很成熟,对中国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保护和游憩利用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3.1 克鲁格国家公园

3.1.1 公园概况
克鲁格国家公园建于1898年,位于南非德兰士瓦省东北部,总占地面积约20 000 km2,是南非第一座国家公园,也是南非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克鲁格国家公园共有147种哺乳类动物、114种爬行类动物、507种鸟类、49种鱼类和336种植物,其中狮子、花豹、大象、犀牛和非洲水牛为克鲁格国家公园的5大野生动物。克鲁格国家公园每年接待超过180万游客,园区总收入接近8.25亿兰特（约3.58亿人民币）,同时,公园努力促进多机构和部门合作与协作,以《国家公园法》《国家环境管理：保护区法》《大林波波跨国公园条约》《生物区域计划》为指导,制定了《克鲁格国家公园管理计划》,为公园管理提供战略指导[36]。
3.1.2 适应性管理
（1）战略适应性管理。保护区日益被视为复杂的社会生态和经济系统,战略适应性管理(Strategic Adaptive Management, SAM)已经成为克鲁格国家公园管理选择的方法,以处理公园管理决策的复杂性和多利益相关者的紧张关系。SAM是在反复学习研究的过程中将目标、计划、管理、实施、监测和评估集成在一起,同时所有利益攸关方参与其中,以更好地定义和实现目标,因此SAM具有战略性（制定整体目标计划和具体实施措施）、适应性（根据监测评估结果不断调整实施措施）和参与性（促进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和交流学习）的特点[37]。
（2）制定战略计划。克鲁格国家公园致力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公园,对此公园分类制定高层次目标,并逐步分解成一系列低层次目标,根据低层次目标制定具体的管理计划,公园的管理计划规划周期为10年,同时每年公园也会根据评估结果对管理计划进行定期更新和调整（图1）。
图1 克鲁格国家公园适应性管理模式

Fig. 1 Adaptive management model in Kruger National Park

（3）管理野生动物。公园在对野生动物动态监测和评估结果过程中不断调整管理措施,在监测和评估的基础上,公园内部从北向南依此划分为3个不同种群密度的区域,建立和维持食草动物所使用资源的梯度。此外,公园对野生动物从绝对保护到有限保护,最初的绝对保护措施导致大量繁殖后的动物种群过度消耗空间和资源,公园调整策略转变为有限保护,对超出承载力的大象种群进行转移或拍卖,将收入投入到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形成了良性循环,实现了保护和利用并行[38]（图2）。
图2 克鲁格国家公园大象管理措施演变（据参考文献[39,40,41,42,43]修改）

Fig. 2 Evolution of elephant management measures in Kruger National Park (revised from references [39-43])

（4）列出潜在关注的阈值。公园使用潜在关注的阈值（Thresholds of Potential Concern,TPC）预测外来生物群、火灾管理等,为一系列生态系统指标确定上下阈值[39]。公园记录约391种外来物种清单,对入侵和外来物种评估其潜在的风险,进行监测、控制和根除。此外,公园评估生境退化状况,从公园中去除多余的结构（如风车、水坝、建筑物）,防止和适当应对公园内的毒物和污染事件,以促进改善受影响地区的生态,为野生动物提供一个相对良好的生态环境。
（5）公园区域划分。克鲁格国家公园的分区在公园内和周围建立了一个连贯的空间框架,以指导和协调保护、旅游和游客体验。公园被划分为荒野区、偏远区、原始区、低强度休闲区和高强度休闲区五大使用区域,其中,81.41%的公园被以其目标为导向的强烈保护区域所覆盖（荒野区、偏远区、原始区）,18.59%的公园被以游客为导向的区域覆盖（低强度休闲区、高强度休闲区）。
（6）利益相关者参与。因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观不同,公园非常重视加强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和沟通,通过赋予利益相关者和地方社区参与到公园管理和发展问题有关的决策进程的权力,及时和充分披露所有相关和适当的信息,强调信息共享、联合学习和能力建设,进一步促进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3.2 班夫国家公园

3.2.1 公园概况
班夫国家公园建于1885年,位于落基山脉北段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总占地面积6 666 km2,是加拿大第一个国家公园,也是世界三大国家公园之一。班夫国家公园共有53种哺乳类动物、4种两栖类动物、1种爬行类动物、260多种鸟类、19种鱼类和844种植物。公园长期拥有加拿大国家公园王国里“皇冠上的宝石”之美誉,公园作为“落基山脉国家公园群”的一部分于198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44]。在法律政策层面,《加拿大国家公园法》《国家公园局法》《遗产部法》《加拿大野生动植物法案》《班夫社区计划》为班夫国家公园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护[45]。
3.2.2 适应性管理
（1）战略环境评估。班夫国家公园使用战略环境评估（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SEA）分析公园状况,在制定政策、计划、批准和执行项目之前,充分考虑其决定对自然和文化资源的潜在影响,以及维持或恢复生态完整性和生态可持续性,以便能够确定、避免、减轻和监测潜在的不利环境影响或加强积极影响的措施,它是公园落实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图3）。
图3 班夫国家公园适应性管理模式（译自参考文献[52]）

Fig. 3 Adaptive management model in Banff National Park (translated from reference [52])

（2）界定问题和目标。公园每年召开规划论坛,确定公园管理计划、审查该规划阶段的活动情况和讨论存在的问题,通过面对面会议、在线调查等方式收集关于公园管理规划的相关建议和评论,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调整管理方式,构建更全面的管理架构[46]。
（3）社区与公众参与。1995年,班夫制定了《班夫社区计划》,一方面强调计划应包括班夫的开发、发展等各方面问题,另一方面突出大众居民参与社区资源管理[47]。另外,公园通过圆桌会议将利益相关者聚集在一起,共同规划、决策公园管理计划[48],促进公园可持续发展。
（4）研究与监测。公园对自然环境和野生动物实施研究和监测,使用淡水、森林和高山3个关键指标衡量和报告公园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如为熊装戴无线电遥测项圈,进行监测记录熊的行为和栖息地使用情况,研究熊的生存和数量[49];重新引入平原野牛,实时监测野牛的饮食、栖息地的选择和使用及野牛密度等[50];此外,因跨加拿大公路对公园内野生动物造成部分或完全的移动障碍,甚至会增加野生动物死亡率[51],公园为此开通生物通道,并进行相关监测,减少野生动物与车辆碰撞风险的同时保持了栖息地连接（图4）。
图4 班夫国家公园生物通道设计方式演变（据参考文献[51]修改）

Fig. 4 Evolution of the biological pathway design in Banff National Park (revised from reference [51])

（5）公园区域划分。通过功能区（如野生生物区、自然景观游览区、公园服务区等）的划定和管理,为自然资源和野生动物的保护以及旅游和游憩提供条件,使得旅游活动既不被排斥,同时又能实现和完成生态完整性的保护目标[45]。

3.3 卡卡杜国家公园

3.3.1 公园概况
卡卡杜国家公园于1979年划为国家公园,位于澳大利亚北领地北部,总占地面积19 804 km2,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国家公园,卡卡杜国家公园共有64种本土哺乳动物、132种爬行类动物、284种鸟类、25种蛙类、55种淡水鱼、1 000多种昆虫和超过1 600种植物。1981年公园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被誉为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地方之一”。《国家公园与野生动植物保护法》《环境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土地权利法》等法律体系的建立保障了公园的合法利益,同时,公园制定了《卡卡杜国家公园管理计划》,确保公园的长期有效管理[53]。
3.3.2 适应性管理
（1）共同管理。目前公园管理委员会由15名委员组成,其中多数委员（10名）是原住民代表[54]。公园通过与原住民合作,协商制定公园的综合野生动物战略,原住民被鼓励和支持参与本地动植物的研究和调查,整合和利用土著知识为管理提供信息[55]。同时,原住民被鼓励和参与到国家公园旅游业的发展建设中,拥有了新的就业岗位,获得稳定的工资收入,从而收获经济和社会效益。
（2）遵循“评估先行”原则[56]。旅游活动的开展必然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公园在做任何决策前都会先行开展规划评估工作,根据活动或行为的不同类别对即行方案的实现程度、可能对公园的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论实施保护措施和开展游憩活动（图5）。
图5 卡卡杜国家公园适应性管理模式

Fig. 5 Adaptive management model of Kakadu National Park

（3）管理野生动物。为了保护野生动物的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公园尽量减少栖息地清理,维持生态过程。并实施定期监测,确定受威胁野生动物的趋势,执行物种威胁减轻和恢复计划的相关行动,此外,公园更新《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数据库,列出具有保护或文化意义的物种,实施重点监测和保护。
（4）研究与监测。研究和监测在多大程度上指导决策和评估管理行动的有效性,公园明确不同时期研究与监测的对象,如在环境变化时对景观、物种演化的监测,在旅游期间对旅游经营者活动、游客活动的监测,并组建专业的研究和监测队伍[56],每年审查监测方案的结果,根据结果对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措施做出调整与优化（图6）。
图6 卡卡杜国家公园管理方式演变（据参考文献[55]修改）

Fig. 6 Evolution of Kakadu National Park management (revised from reference [55])

（5）公园区域划分。公园根据每一个区域不同的生态状况和承载力,将其分成核心保护区、保护区、缓冲区、活动及设施集中区[56],将游客游览行为集中在活动区,既可以保护公园的核心价值,又能提供游憩活动,形成对公园的有序保护和利用。

3.4 国家公园适应性管理

不同国家公园虽然具体的适应性管理措施各有不同,但都体现以下共同特点：一是关注利益相关者的诉求,赋予其参加国家公园管理和决策的权力,如：促进原住民成员加入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为社区居民提供相关工作岗位等,以达到国家公园生态、社会、经济共同的可持续发展。二是确定监测指标和方法,建立监测体系,对生物多样性、野生动物行为和栖息地实施长期监测,对外来物种和游客活动等产生的影响进行监测,确保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三是执行评估与分析,根据监测数据结果,充分考虑野生动物管理行为、游客行为、外来入侵物种等对国家公园资源和环境的潜在影响,在评估和分析过程中不断调整管理措施。四是实行公园区域划分,根据国家公园不同区域的生态状况、资源特征,划分出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区（如核心保护区、保护区、缓冲区）,旅游和游客体验的活动区（如游览观光区、服务区）,实现保护和利用并行（表1）。
表1 国家公园适应性管理对比

Tab. 1 Comparison of adaptive management of national parks

国家公园 克鲁格国家公园 班夫国家公园 卡卡杜国家公园
建立时间 1898年 1885年 1979年
物种数量 147种哺乳类动物
114种爬行类动物
507种鸟类
49种鱼类
336种植物		 53种哺乳类动物
4种两栖类动物
1种爬行类动物
260多种鸟类
19种鱼类
844种植物		 64种本土哺乳动物
132种爬行类动物
284种鸟类
25种蛙类
55种淡水鱼
1000多种昆虫
超过1600种植物
特色野生
动物		 狮子
花豹
大象
犀牛
非洲水牛		 灰熊
黑熊
驼鹿		 鳄鱼
鸟类
法律政策 《国家公园法》
《国家环境管理：保护区法》
《大林波波跨国公园条约》
《生物区域计划》
《克鲁格国家公园管理计划》		 《加拿大国家公园法》
《国家公园局法》
《遗产部法》
《加拿大野生动植物法案》
《班夫社区计划》		 《国家公园与野生动植物保护法》
《环境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法》
《土地权利法》
《卡卡杜国家公园管理计划》
使用分区 荒野区
偏远区
原始区
低强度休闲区
高强度休闲区		 野生生物区
自然景观游览区
公园服务区		 核心保护区
保护区
缓冲区
活动及设施集中区
管理措施 战略适应性管理
制定战略计划
管理野生动物
列出潜在关注的阈值
公园区域划分
利益相关者参与		 战略环境评估
界定问题和目标
社区与公众参与
研究与检测
公园区域划分		 共同管理
遵循“评估先行”原则
管理野生动物
研究与检测
公园区域划分

4 国家公园适应性管理对中国的经验启示

通过对克鲁格国家公园、班夫国家公园和卡卡杜国家公园3个国家公园在野生动物保护和游憩利用方面的适应性管理分析和经验总结,结合中国国家公园的现状,提出以下建议。

4.1 建立连接社会的可持续国家公园系统

中国国家公园的首要功能是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同时兼具科研、教育、游憩和社区发展等综合功能[1]。但部分地方政府对于中国国家公园的功能定位存在偏差,或注重国家公园的开发建设,将其视为“吸金”招牌,无异于传统意义上的旅游开发,不利于生态系统的保护;或不允许国家公园内开展任何开发利用形式的活动,将其视为绝对禁区[57],与国家公园共有共建共享的全民公益性相悖。国家公园应在不对生态系统产生负面影响,有效保护和管理野生动物多样性的前提下,突出公益属性。可持续利用公园内和附近的一系列资源产品,提供丰富多样的游憩活动和愉悦的游客体验,不断提高生态服务和科普教育游憩服务的水平,实现国家公园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聚合和最优效能。同时,利用国家公园带来的可持续性社会经济利益反过来投入到公园保护和管理中,形成良好的相互促进关系。

4.2 构建利益相关者协调机制,促进参与和共同管理

政府日渐重视吸引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国家公园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整体而言参与的深度和广度还远远不够,如各级政府管理部门的认识和接纳意识不强,各利益主体也缺乏主动参与的强烈愿望和主人翁意识[58]。这导致实际在国家公园中进行参与和决策的仍主要为国家公园管理部门,游客、社区、公众等的利益诉求缺少关注和分配不均,不利于国家公园长期有效发展。中国国家公园应尽快理清国家公园管理者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关系,构建国家公园的利益分配和补偿机制、利益监督和保障机制,增强各利益主体的共建共管理念和意识,提供多样化的沟通渠道,促进利益相关者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和参与公园管理。这不仅可以处理多利益主体之间紧张和复杂的关系,达成多方对国家公园管理目标的认同,还可以形成多方对可持续利用的共同理解,促进公园更好的发展。

4.3 建立动态监测评估体系,加强野生动物研究

中国国家公园野生动物多样性丰富,部分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已经设有野生动物多样性监测平台,但对于野生动物的监测研究总体上是零散的、片段化的,没有统一的标准规范,缺乏长期性、系统性、持续性的研究,无法监测到野生动物动态变化情况。且公园存在监测交叉、整体性不够、数据打架等现象[59],监测评估体系尚未健全完善。面对野生动物复杂的、动态的生活情况,应完善监测指标体系和技术体系,构建国家公园野生动物资源基础数据库及统计分析平台,明确不同时期监测与评估的对象。通过长期持续监测,深入了解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种群动态、生活习性、活动场所、活动范围,并加强对生态系统状况、生物多样性、环境质量变化、旅游活动的影响等多方面的监测。根据野生动物资源现状,及时做出调整,进而进行影响评估、优化管理策略,达到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生境等目的。

4.4 科学评估生态状况,实行公园动态分区管理

分区管理在保护野生动物和尽量减少公园不同使用者之间的冲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按照自然资源特征和管理目标,采用“管控-功能”二级分区管理模式,实行差别化保护管理。但功能分区不是静态不变的,其划定不是永久性的,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具有动态性。随着国家公园规划目标的变化,野生动物种群迁移栖息地的变化,其功能发挥的方向和重点亦会发生变化[60]。因此,国家公园需根据公园内不同区域在不同时间的不同生态状况和承载力,对功能分区进行相应的调整或修改。应根据野生动物季节性变化的生活习性、行为特征等,规定严格管控的时限与范围,野生动物种群当前所在区域划分为严格保护区或生态保育区,野生动物种群迁移过后可对该区域进行调整,划分为科教游憩区。有效发挥各时期各阶段功能区的主导功能,实现野生动物保护和游憩利用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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