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野生动物冲突正成为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的显性问题,理解并寻找缓解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方法成为重要研究问题。发展旅游被视为缓解此类冲突的重要手段,但已有研究尚未系统地评估旅游的缓解作用。本研究通过整合性综述的方法,探讨旅游能否以及如何缓解人与野生动物冲突这一问题。研究发现旅游对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影响是多重的。对于辐射范围内的社区,旅游通过给社区带来经济利益,可以提高居民对野生动物的容忍度,从而缓解冲突。但旅游经济利益分配存在不充足、不平等和不匹配等问题,因而其缓解冲突的效应也不均衡。有些旅游活动还会产生负面生态影响,导致野生动物对人类习惯化和种群数量过度增长,进而加剧景区周边社区与野生动物冲突。本文最后建议加强对旅游的分配正义、生态影响和社会文化视角的研究。
野生动物旅游主要基于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和标志性物种进行。亚太地区的野生动物旅游已经很受欢迎,预计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还会继续发展。本文为野生动物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系列建议,讨论了在野外观赏野生动物的准则以及植物和真菌观赏的可能性。野生动物旅游的优秀实践标准包括有效的保护区管理、健全的环境政策、控制旅游人数的增长、管理过度拥挤、导游培训、关注动物福利和监测旅游对野生动物的影响等,野生动物旅游的适当推广和营销也需要加以考虑。野生动物旅游的主要挑战包括对大环境的保护不到位,对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求的误解,以及公园管理者和旅游经营者对游客管理的不足。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为野生动物旅游的影响研究提供了一个契机,反思以前的野生动物旅游业务并在未来维持并改进野生动物旅游。
野生动物旅游是国家公园践行公共性和福祉性功能的重要体现,对野生动物保护管理要允许野生动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自然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并重。适应性管理是国家公园管理的重要方法,可以缓解野生动物保护与游憩利用的矛盾。本研究引入国外适应性管理理论,从管理模式、利益相关者、监测评估、功能分区等方面对非洲克鲁格国家公园、美洲班夫国家公园和澳洲卡卡杜国家公园3个案例地深入分析,得出国家公园野生动物适应性管理的主要经验：（1）建立连接社会的可持续国家公园系统;（2）构建利益相关者协调机制,促进参与和共同管理;（3）建立动态监测评估体系,加强野生动物研究;（4）科学评估生态状况,实行公园动态分区管理。研究结果可为中国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保护和游憩利用提供参考。
野生动物观赏旅游在唤起敬畏感方面有着巨大潜力,值得研究者多加重视。本研究以斯里兰卡大象旅游为例,试图对敬畏感所包含的4个维度（时间感、联通、浩瀚和适应）进行描述性分析,并对具有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或旅游行为特征以及到访不同野生动物生境下的旅游者所获得的敬畏感差异进行检验。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等方法对回收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大多数旅游者获得较强的敬畏感,但旅游者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女性、中年人或受过高等教育的旅游者能够获得更强的敬畏感;与大象拥有特定文化联系的斯里兰卡和印度游客体验到的浩瀚和适应感明显高于西方游客。此外,自然情境在旅游者获得的适应感方面亦发挥重要作用。
人和动物的和谐关系是野生动物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从动物伦理观出发,将网络评论作为数据源,运用文本挖掘、社会网络分析以及IPA模型分析方法,对不同伦理取向野生动物旅游景区的游客具身性体验差异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不同的伦理取向会影响野生动物旅游景区的运营;（2）在具身理论视角下,野生动物旅游体验是一种涵盖身体性体验、情境性体验与感知性体验的多维、复杂性体验,呈现出三层六个维度的特征;（3）不同伦理取向的野生动物旅游景区因供给方面的差异,游客的体验存在着以感知性体验为主和以身体性体验为主的具身性结构差异。
在系统梳理社区参与和旅游扶贫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基于地理学视角,从“空间生产”“空间关联”和“空间正义的重构与消解”3个维度,构建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空间效应的分析框架,以审视旅游发展过程中社区与背景区域间的空间互动关系。研究认为：旅游活动在贫困社区中的介入过程,是社区经济、社会、文化等空间的演化过程;社区在参与旅游扶贫过程中具有空间生产和空间关联的属性;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空间效应的机理表征为“尺度机理”和“互动机理”;社区与背景区域因空间生产而产生互动,彰显旅游扶贫的空间关联效应,并通过空间生产和空间关联重塑社区及其背景区域间的空间正义格局。相关探讨可以拓展乡村旅游扶贫开发影响研究,深化对社区参与旅游过程及其作用机理的认识,对于新时期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社区旅游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下,共享民宿的科学布局对有效释放旅游市场需求潜力,促进国内大循环的畅通和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以北京市Airbnb为例,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了共享民宿的空间集聚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 Airbnb在空间上呈显著的集聚分布,整体上表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空间形态,形成4个明显的高密度核心区;（2） 置信度高于99 %的热点区所占比重最大,主要集聚在市中心周围至东四环附近地区,且Airbnb与其他相关地理要素存在不同程度的空间集聚;（3） 休闲娱乐设施数量、距市中心距离和公共服务设施数量等因素的解释力较强,双因子交互作用的解释力均强于单因子,休闲娱乐设施数量对因子交互作用的影响最大;（4） 在影响机制中,房东作为供给者,其选址行为和主观意愿为基础因素;房客作为需求方,其多样化的需求成为主导因素;政府作为监管者,其宏观调控举措是调节因素;平台作为管理者,其战略决策和市场推广是引导因素。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耦合交互与权衡制约,各类要素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综合作用,最终形成了影响共享民宿空间集聚特征的合力。
景区共生能量水平的测定对区域旅游业高质量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明确了共生能量的增量性质,界定了景区共生能量概念,基于共生能量生成原理并考虑共生损耗,确定景区所获线路客流量与扣除了佣金比例后的门票收益的属性及其关系,构建景区共生能量测算模型。以OTA（Online Travel Agency）数据为基础,测算了大湘西地区景区共生能量及景区共生能量指数,并揭示了景区共生能量的基本特征。大湘西地区景区共生能量呈“金字塔”状的层级结构,高共生能量景区是高质量发展的突出贡献者,其在县域空间尺度上表现出较明显的非均衡集中分布特征,在武陵源区、永定区和凤凰县表现为3个高密度集聚区。景区共生能量特征可作为分类指导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依据,促进区域旅游业共生共荣。
城市化与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对促进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以典型旅游城市张家界为研究对象,在综合评价2005—2018年张家界旅游城市化水平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灰色关联度模型对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程度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在综合发展水平上,旅游城市化水平加速上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时序上呈先增后减的“倒V型”变化趋势,并在空间上表现为城市中心-外围逐步升高的发展态势。（2）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来看,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期内呈倒U型发展趋势,由极度失调转化为优质协调继而又变为轻度失调,两子系统发展不平衡、不稳定。（3）就影响因素而言,旅游城市化系统中的公路旅客周转量、城镇污水处理率和星级酒店数量对耦合系统影响最大,同时生态系统中各服务功能的作用力均较高,旅游城市发展必须将生态保护贯穿始终。
自然保护地生态资源向生态资本转化过程中,生态信用买卖双方主体确认、交易步骤、额度分配等一直是实践难题。本文在借鉴国外生态银行机制模式与运行经验的基础上,尝试从组织结构、信用标准、交易方式3个方面,构建基于生态资源评估的发起者、开发者与第三方监管参与的生态银行运作模式。以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为实证案例,参考已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表、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当量因子修正等研究成果,对2005、2010、2015及2018年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发现,河渠、滩涂、林地的生态信用最高,水田、旱地、建设用地生态信用最低,以此提出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的生态信用下限,以期为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和其他自然保护地构建生态银行机制和确定生态信用标准提供参考。
军事遗产是重要的历史资源,尤其在历史教育、知识输出、国情教育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因而可被视为独特的旅游资源。本文在国内外军事遗产研究综述的基础上,提出军事遗产的分类方法,共计2个大类、7个亚类、28个子类。在梳理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专家评价,提出军事遗产的旅游价值评估指标体系,包含要素价值、存续特征2个一级指标及游憩价值、历史价值、审美价值、社会价值、独特程度、规模程度、知名度、完整性、适游性、承载力和安全性11个二级指标,并进一步划分为可观赏性等23个三级指标。采用基于专家打分的层次分析法对指标权重赋值,形成军事遗产旅游价值评价的方法体系,并构建军事遗产旅游价值评价对比关系图,以指导资源群中的单体开发梯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