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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Vol. 12 >Issue 1: 125 - 139

DOI: https://doi.org/10.12342/zgstly.20220007

新冠疫情下的旅游

新冠疫情对景区依托型安置区失地农户生计的影响——以三清山银湖湾安置区为例

  • 唐文跃 , 1 ,
  • 胡郭潇 2 ,
  • 王乾光 1 ,
  • 成皓 1 ,
  • 刘陶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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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江西财经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南昌 330013
  • 2.江西财经大学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南昌 330013

唐文跃（1973-）,男,江西安远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社区地理、旅游地居民生计。E-mail:

收稿日期: 2022-01-07

  要求修回日期: 2022-02-10

  网络出版日期: 2022-04-12

基金资助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1YJAZH078)

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资助项目(YC2020—S293)

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资助项目(YC2021—B138)

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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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the livelihoods of the landless farmers in the scenic area-based resettlement area: Taking the Yinhuwan resettlement area in Mount Sanqing as an example

  • TANG Wenyue , 1 ,
  • HU Guoxiao 2 ,
  • WANG Qianguang 1 ,
  • CHENG Hao 1 ,
  • LIU Taohong 1
Expand
  • 1. Institut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 2. School of Tourism and Urban Management,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01-07

  Request revised date: 2022-02-10

  Online published: 2022-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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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reserved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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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冠疫情对易地搬迁农户的生计造成了严重影响,对生计方式由农业向旅游服务业转型的景区依托型安置区农户生计的影响尤为显著。本文以三清山风景区的银湖湾安置区为例,分析了安置区农户的生计资本,探讨了新冠疫情对安置区农户生计的影响及其机制,并提出了增强农户生计抗风险能力的若干对策。研究发现：（1）易地搬迁对农户的生计资本产生了较大影响。搬迁后,总体上农户生计资本有所增加,农户的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增加明显,自然资本则直接被旅游资本所替代,由此引起相对于旅游业经营而言人力资本的减少;（2）新冠疫情对旅游业的重创直接影响到银湖湾安置区农户的生计,对农户生计的影响面广、影响程度深、潜在影响明显;（3）失地、依赖旅游业、组织化程度低、安置后管委会角色退出等形成了安置区农户生计所处的特定情境,疫情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程度与此特定情境有直接的关系。本文可为其他类型安置区农户生计的疫情影响研究提供参考,也可为增强易地搬迁农户生计的抗风险能力提供指导。

关键词： 新冠疫情; 景区依托型安置区; 农户生计; 农家乐; 三清山风景区

本文引用格式

唐文跃 , 胡郭潇 , 王乾光 , 成皓 , 刘陶红 . 新冠疫情对景区依托型安置区失地农户生计的影响——以三清山银湖湾安置区为例[J]. 中国生态旅游, 2022 , 12(1) : 125 -139 . DOI: 10.12342/zgstly.20220007

Abstract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had serious impacts on the livelihoods of relocated farmers, especially of those in the scenic area-based resettlement areas where their livelihoods have been transformed from agriculture to tourism services. Taking Yinhuwan resettlement area in Mount Sanqi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compared the livelihood capital of farmers in the resettlement area before and after the relocation, analyzed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the livelihoods of farmers in the resettlement area and its mechanism, and proposed countermeasures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farmers to resist risk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relocation and resettlement brought huge changes in the livelihoods of the relocated farmers. After the relocation, the livelihood capital of the rural households has generally improved, the physical capital and financial capital of the rural households hav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natural capital was directly replaced by the tourism capital, which caused the reduction of human capital in tourism operation. (2) The severe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the tourism industry directly affected the livelihood of farmers in the Yinhuwan resettlement area. The impact on the livelihoods of farmers was extensive, profound and the potential impact was obvious. (3) Loss of land, dependence on tourism, low level of integration, and the withdrawal of the role of management committee after resettlement have formed a specific context for the livelihoods of farmers in the resettlement area. The impact of the pandemic on the livelihoods of farmers was directly related to this context. This paper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n the impact of the pandemic on the livelihoods of farmers in other types of resettlement areas and also guides enhancing the resilience of the livelihoods of farmers in resettlement areas.

Key words： COVID-19 pandemic; scenic area-based resettlement area; the livelihood of farmers; Nongjiale; Mount Sanqing scenic area

1 引言

易地扶贫搬迁是“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地区摆脱贫困的最有效途径。“十三五”期间,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已全面完成,全国96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全部乔迁新居,建成集中安置区约3.5万个（其中万人以上特大型安置区70个）。易地扶贫搬迁采取以集中安置为主、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相结合的安置模式,安置区选址尽量靠近县城、小城镇、产业园区、中心村、旅游景区、乡村旅游点,大致形成了城镇依托型、园区依托型和旅游依托型三类安置区。许多地方政府将易地扶贫搬迁与旅游开发相结合,将安置点打造成乡村旅游点,或将安置区建在旅游景区周边,或将安置区打造成旅游景区,形成了以从事旅游业为主要生计方式的旅游依托型安置区。其中,选址于旅游景区附近或景区内、依托景区以从事旅游业为主要生计方式的集中安置区可称为景区依托型安置区。实现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成为“十四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的重心之一。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全球旅游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目前国内外研究者主要从不利影响[1,2]和带来的新变化[3,4]等角度就疫情对旅游业的影响展开研究。景区依托型安置区农户的生计方式发生了由农业向旅游服务业的跨越式转变。农户对旅游业的适应能力弱、旅游市场的不稳定性均对搬迁失地农户的生计构成巨大的威胁,疫情影响下的安置区农户生计问题成为影响农户安居乐业乃至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新冠疫情对安置区失地农户生计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安置区农户如何应对这种生计风险,这次疫情对农户未来生计策略有何影响,应如何提高农户应对生计风险的能力等,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探讨新冠疫情对景区依托型安置区农户生计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期为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相关政策措施的制定提供参考。

2 文献回顾

2.1 可持续生计理论的探索

生计思想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Chambers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Chambers等学者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了可持续生计概念[5],后续研究者提出了多种生计分析框架[6,7]。现有生计分析框架主要有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SLA）、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可持续生计研究框架、美国国际援外经济合作发展组织（CARE）的农户生计安全框架等[8]。其中,DFID的SLA框架应用最为广泛。该框架包括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结构和制度的转变、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等五个部分,其中生计资本包括人力、物质、自然、金融、社会等五类资本[9]。
DFID的SLA框架为可持续生计研究提供了规范系统的分析思路,但该框架并不是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需要根据研究对象和情境加以修正。有学者从测量指标的角度进行调整。例如,为更好地评价失地农户的生计资本变化,采用因子分析及因子综合得分方法,解决失地农户生计资本指标选取和权重设置问题[10]。也有学者从生计资本构成角度进行改进。例如,在可持续生计框架的基础上引入主观满意度,构建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可持续生计评价指标体系[11];为检验生态补偿对水源地农户生计的影响,在SLA五类生计资本的基础上增加信息、环境两类生计资本[12];在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研究中,在SLA五类生计资本的基础上增加制度、认知两类生计资本,构建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13],等等。总之,诸多学者对DFID的SLA框架进行补充和完善,发展和丰富了可持续生计理论。

2.2 生计转型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

农户生计转型是指农户为适应变化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而进行生计调适和转变的过程[14]。失地、易地搬迁等是促使农户生计转型的重要因素。关于失地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有研究发现,征地导致农户的综合福利水平下降[15],失地农户存在相对收入降低、职业发展陷入困境、社会保障不足等问题[16]。也有研究发现,征地对农户生计负面影响并不显著,大部分失地农户收入得到提高[17]。还有研究认为,征地的正面和负面效应并存,征地一方面使农户的社会保障、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但农户的经济状况和心理因素出现恶化[18]。失地农户生计转型困难的原因包括人力资本不足、物质资本匮乏以及社会资本薄弱[19]。易地搬迁移民包括扶贫搬迁移民、生态移民、城市拆迁移民以及水库等工程移民。关于易地搬迁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有学者研究发现,搬迁一方面使农户原来的生计受到冲击,生计资本中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会受损[20],农户若不进行生计转型,将会陷入生计困境[21];另一方面,政府的支持和农户自身潜力的发挥可为农户获得资本建设的机会[22]。

2.3 灾害与事件等因素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

自然灾害包括气候变化、台风、干旱、地震、重大疫情等。自然灾害一方面使农户生计遭到破坏造成财产损失,甚至人员伤亡,生活方式发生显著变化,对农户收入产生持久的不良影响[23];另一方面可能会剥夺农户的资本,使其陷入贫困陷阱,对资本存量和经济增长产生长期影响[24]。自然灾害还迫使农户增加食品支出而削减教育支出,影响人力资本的长远发展[25]。此外,自然灾害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自然灾害对贫困群体[26]、妇女和儿童等人群[27]、老年型农户和纯农户[28]的生计影响显著,原因在于这些群体依赖自然资源维持生计,其生计相对脆弱,且不易转换,而自然灾害限制了生计资本的获得和生计活动,从而影响其生计[29]。
与其他自然灾害相比,公共卫生事件如重大疫情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具有特殊性,而且影响更为深远。例如,新冠疫情使农户生计活动停滞,生计产出受限,生计质量下滑,农户生计水平出现断崖式下降[30]。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公共卫生事件对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脆弱性的影响。首先,公共卫生事件会影响农户生计资本。传染病一方面会增加家庭医疗费用,压缩家庭对交通工具和住房的投资,从而减少物质资本;另一方面可能会带来后遗症,损害个人劳动能力,造成人力资本下降[31]。另外,传染病诊疗的费用支出会减少家庭储蓄,使金融资本下降[32];隔离减少了农户间互动,使社会资本下降[33]。赵旭等研究发现新冠疫情下农户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损失较小,而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却损失极大[34]。其次,公共卫生事件会增加农户的生计脆弱性。生计脆弱性评估模型主要采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出的“暴露-敏感-适应能力”框架[35]。目前农户生计日益依赖城市的非农就业,大量农民工群体在城乡间迁徙。受疫情影响,城市工厂开工率不足,导致农民工就业率下降,增加农户的生计脆弱性[36]。

2.4 旅游语境下的农户生计研究

旅游语境下的农户生计研究多集中在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农户生计向旅游业转型的影响效应、涉旅农户的生计脆弱性等方面。关于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有学者采用DFID的SLA框架分析农户生计资本[37]。Shen等首次提出可持续旅游生计框架[38]。苏明明等对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进行改进,提高了该分析框架在旅游语境下的适用性[39]。关于农户生计向旅游业转型的影响效应,农户生计向旅游业转型,一方面增加农户收入,增强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40,41],提高农户生活满意度[42];另一方面乡村旅游的发展会带来土地撂荒[43],农户间贫富差距拉大和关系恶化[44],同时旅游业的季节性和市场有限性也会使转型后的农户生计受到威胁[45]。关于涉旅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有研究发现农户生计对乡村旅游的依赖越强,生计越脆弱[46]。旅游业本身的脆弱性以及旅游地自然人文环境的变化冲击农户传统生计,导致农户生计转型,旅游业的发展带来的受益不均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使得旅游地脆弱性明显上升[47]。然而陈佳等的研究发现,与传统生计型农户相比较,以旅游生计和综合生计型为主的农户生计脆弱性更低[48]。

2.5 研究述评

旅游开发、生态保护和扶贫驱动下的农户搬迁安置对农户生计产生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当前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景区依托型安置区失地农户的生计问题更为凸显。然而,疫情影响下景区依托型安置区失地农户生计问题仍缺乏深入研究,相关生计策略及相应的政策与制度仍不完善,影响到安置区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以三清山风景区的银湖湾安置区为例,分析安置区农户的生计资本,探讨新冠疫情对安置区农户生计的影响及其机制,并提出增强农户生计抗风险能力的对策。本文可能的贡献是：在分析安置区农户的生计资本时,提出搬迁后应采用旅游资本取代搬迁前的自然资本,构建适用于景区依托型安置区失地农户的生计资本框架,为其他类型失地农户的生计资本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丰富生计资本理论。

3 案例概况与调查

3.1 案例概况

三清山风景区位于江西省东北部怀玉山脉中段,现为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级景区。三清山风景区管委会系上饶市政府派出机构,代表市政府对三清山风景区各项事务进行统一管理。管委会下设国有独资“三清山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下辖三清乡、枫林镇和港首办事处,共15个行政村,辖区人口2.15余万人。
从2001年开始,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专项资金,在全国范围内陆续组织开展了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一些地方也根据本地实际,统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扶贫移民、生态移民、避灾搬迁等资金实施了搬迁工程。2006年,三清山风景区管委会对原本分散居住在偏远地带、低洼地点,部分甚至处于地质灾害区,房屋破旧、生活条件差的上西坑村五个村民小组（上西坑村小组50户,下西坑村小组48户,双溪小组15户,畚箕湾小组23户,磔底小组26户）实行易地搬迁,规划建设了交通便利、环境优美的银湖湾安置区进行统一安置。2008年,搬迁安置工作基本完成。

3.2 访谈调查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收集数据。2020年5月15—17日,研究人员赴三清山银湖湾安置区进行了预调研,实地考察了农户搬迁安置的基本情况,走访了三清山风景区管委会和上西坑村委,对管委会相关部门人员和村干部进行访谈,收集了易地搬迁安置的相关资料;对农家乐经营者进行访谈,初步了解了安置区农户的生计状况。
根据预调研所获资料和信息,针对新冠疫情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结合银湖湾安置区的实际情况设计访谈提纲。访谈内容包括易地搬迁过程、安置情况、征地补偿及安置优惠政策、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农户生计活动及生计资本情况、农家乐经营情况、新冠疫情对农家乐经营的影响、社群关系等。
研究人员于2020年7月3—12日赴三清山银湖湾安置区开展正式的访谈调研。为方便访谈,研究人员聘请了农家乐经营者Y老板担任向导。正式访谈之前,首先对安置区农户进行判断抽样。判断抽样（judgmental sampling）又称立意抽样（purposive sampling）,是研究者根据研究目标和自己的主观分析来选择和确定研究对象的方法。这种抽样多用于总体规模小、所涉及范围较窄或时间、人力等条件有限而难以进行大规模抽样的情况[49]。通过较充分的预调研,研究人员对安置区的情况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同时有比较熟悉安置区情况的村干部和农家乐经营者Y老板的帮助,可以进行判断抽样选取访谈对象,并能较好地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分别按主业型农家乐经营户、兼业型农家乐经营户、非农家乐经营户三种类型对安置区农户进行判断抽样,抽取的访谈对象数量以访谈达到理论饱和为止。
选取安置区农户的主要家庭成员为访谈对象,共计访谈15户。其中男性被访者11人,女性被访者4人,年龄在20多岁至60多岁之间,每个访谈对象访谈时间平均为1.5小时左右;主业型农家乐经营户4户,兼业型农家乐经营户8户,非农家乐经营户3户,三类农户之间的比例符合安置区农户的生计类型构成状况（表1）。
表1 受访者及其农家乐经营概况

Tab. 1 Respondents and their Nongjiale business

序号 农家乐 代码 受访者
性别		 受访者
年龄		 经营
类型		 客房数量
（间）		 农家乐收入占
家庭收入比重
1 三清途家 M1 男 20s 主业 24① 70%
2 汪家农家乐 M2 男 30s 主业 16 大部分
3 兴福餐馆 M3 男 50s 主业 4 80%
4 竹贤山庄 M4 男 30s 主业 8 大部分
5 浩客山庄 M5 男 50s 兼业 9 小部分②
6 红万家客栈 M6 男 50s 兼业 10 50%
7 红梅园山庄 M7 男 40s 兼业 10 50%
8 博涛客栈 M8 男 30s 兼业 14 50%
9 正委民墅山庄 M9 男 20s 兼业 13 50%
10 好再来山庄 M10 男 50s 兼业 7 小部分②
11 金益来客栈 F1 女 40s 兼业 7 50%
12 浩丽山庄 F2 女 40s 兼业 8 40%
13 非经营户1 F3 女 30s 非经营户
14 非经营户2 F4 女 40s 非经营户
15 非经营户3 M11 男 60s 非经营户

注：① 含租赁他人的客房;② 农家乐收入约1万~2万元/年。

4 结果分析

4.1 安置区农户的生计资本

新冠疫情对银湖湾安置区农户生计的影响与农户的生计资本有密切的关系,生计资本状况会加剧或削减疫情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先对农户的生计资本进行分析。
4.1.1 旅游资本
易地搬迁后,农户基本上丧失了农田等自然资本,农家乐经营成为了安置区大多数农户的重要生计方式。农户依赖的不再是农田和林地等自然资本,而是与农家乐经营相关的资本,包括三清山的旅游资源和旅游市场,甚至包括安置区的区位。农户生计所依赖的旅游资源、旅游市场和区位条件,可称其为“旅游资本”,作为农户生计资本的组成部分。所依托景区的级别、市场规模以及安置区的区位条件,成为测量旅游资本大小的主要指标。从这三个方面来看,银湖湾安置区依托了三清山这一世界自然遗产、5A级景区的旅游资源和市场,并且处在旅游公路上,距离金沙服务区仅5公里,区位条件好,具有较好的旅游资本。
4.1.2 人力资本
通过调研得知,安置区农户的劳动力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学历大多为小学和初中。搬迁安置后,农户从事的产业从农业直接转为旅游服务业,农户普遍缺乏旅游服务业所需的知识、经验和能力,农户具备的农业生产方面的知识、经验和能力并不适用于旅游服务业。因此,从农家乐经营来看,安置区农户的人力资本是明显下降的,旅游服务业所需的知识、经验和能力都需要重新习得。目前,部分经营者学会了在美团、携程、艺龙、途家、微信上做网络营销,有的还能开网店、做微商、运营微信公众号,服务意识、人际交往能力均有所提升。但总体上看,安置区农户的经营管理能力仍较欠缺,市场开拓意识和能力不足,长期处于等客上门、守株待兔的状况,尤其面对新冠疫情的影响,农家乐经营者显得束手无策,缺乏应对危机的能力。因此,生计转型后安置区农户的人力资本较薄弱。
4.1.3 物质资本
易地搬迁以来,银湖湾安置区农户的物质资本有了明显的改善。不少农户原本分散居住在偏远、低洼地带,有的甚至处于地质灾害区,房屋破旧、生活条件差,现在都住上了钢筋混泥土结构的三层坡顶式楼房。安置房的户型由三清山风景区管委会统一规划设计,房屋地基以及地脚梁由管委会统一投资建设。考虑到农家乐经营的需要,安置房按照家庭旅馆的标准设计,每户家用电器、网络一应俱全,不少家庭装修精美。安置区内的道路、绿化、户外供电、供水、电视、通讯、排水、排污等公共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均由管委会统一规划建设。大部分农户购买了私家车,农户的物质资本明显增加。
4.1.4 金融资本
农家乐经营及其他旅游相关收入使安置区农户的财务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善。部分不经营农家乐的农户则将自己的房屋出租,也可获得每年2万~6万元不等的租金。此外,安置区农户较容易获得金融支持。为助力银湖湾农家乐的发展,三清山风景区管委会为农家乐经营户提供5万元以上的担保贷款,大多数被访农户反映贷款较容易（信用贷款可贷3万元,经营农家乐可贷5万~10万元不等）。此外,易地搬迁后,农户可以购买失地养老保险（管委会负担60%）。未购买失地养老保险的,男性满60周岁、女性满55周岁,每月可以领取230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这些生活保障措施也减轻了失地农户的经济负担。总体上,安置区农户的金融资本明显增加。
4.1.5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主要体现在社会网络、信任、互惠等方面。易地搬迁后,整个安置区仍保留着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村民之间的来往更加频繁。村民自觉遵守传统的村规民约,继承了闹花灯、八月初一修路等风俗,日常生活中村民之间也经常互帮互助（如资金周转等）。旅游旺季时,接待旅游团的经营者由于自家客房不足,会将部分游客分配给邻近的经营户。被访者均认为安置区农户比较团结,人际关系较为融洽,社会网络关系得到加强。部分农家乐经营者与户外驴友俱乐部、旅行社等建立了业务联系,有的通过网络平台招揽客源以及维护客户关系,拓展了社会网络,增加了社会网络的异质性,获得了外部资源。总体而言,搬迁安置后农户的社会资本有所增加,但并没有根本性的改观。搬迁安置前后农户生计资本的变化如图1所示。
图1 搬迁前后农户生计资本变化示意图

Fig. 1 Livelihood capital of rural households before and after relocation

4.2 疫情对安置区农户生计的影响

4.2.1 疫情对农户生计的影响面广
在没有疫情影响的正常年份,银湖湾安置区农家乐的旅游市场有明显的淡旺季,一年中3—10月是旺季,11—2月是淡季,基本上与三清山的淡旺季同步。然而即使在旺季,也只在某几个时间段才会有较高的入住率,包括春节、婺源油菜花季（明显为农家乐带来游客的花期约20天）、清明节、“五一”、三清山杜鹃花节、端午节、暑假（高入住率大概30天）、中秋节、“十一”黄金周、元旦,一年中高入住率的天数加总起来共83天左右。旺季客房平均入住率为30%~40%,房价150元~180元/间不等,黄金周达到200元~300元/间,淡季分别是10%~15%、60元~100元/间。而在疫情期间（如2020年上半年）,由于疫情防控的原因,安置区农家乐基本上没有游客。在疫情后的旅游业复苏期（如实地调研时的2020年7月）,由于疫情防控的常态化,除了几家与旅行社有合作关系的农家乐有客源之外,其他经营户基本上没有游客。由于大多数农户的生计依赖于农家乐经营收入,因而疫情影响到安置区大多数农户的生计,具有影响面广的特点。
4.2.2 疫情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程度深
被访者普遍反映疫情对家庭收入影响很大,除了农家乐收入受影响,与游客消费相关的其他收入都受到严重影响。安置区农户的家庭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农家乐经营、在景区工作的工资（如讲解员、轿工、环卫、检票等）、土特产销售、生活超市、其他企事业单位工资、村干部工资、外出务工、公益林补贴、网店等,不同的农户家庭收入构成存在较大的差异。根据农家乐经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可将安置区农户分成三类：农家乐主业型农户、农家乐兼业型农户、非农家乐经营户（表1）。疫情对不同类型的农户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主业型农户的家庭收入损失高达往年收入的80%左右,兼业型农户大多认为疫情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大,有的农户的收入损失也高达往年收入的50%。疫情对非经营户的家庭收入损失相对较小（表2）。从安置区农户的主要家庭收入来源可知,农户生计对旅游业具有较高的依赖性,不仅农家乐经营收入受影响,与旅游业相关的工资收入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表2 疫情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情况

Tab. 2 Impact of COVID-19 on peasant household income

农户类型 被访农户代码 主要收入来源（公益林补贴除外） 收入受影响程度
主业型 M1 农家乐（占70%）、土特产超市、网店 影响大,损失达往年收入的80%
M2 农家乐占大部分、工资① 影响大
M3 农家乐（占80%） 影响大,损失达往年收入的80%
M4 农家乐占大部分、工资① 影响大
兼业型 M5 家庭中三人有工资收入②,农家乐收入占比不大 影响不大,损失约1万~2万元
M6 农家乐（占50%）、零售店、工资③ 影响大,损失达往年收入的50%
M7 农家乐（占50%）、少量土特产销售、工资③ 影响大,损失约10万元
M8 农家乐（占50%）、打工 影响大,损失约2万元
M9 农家乐（占50%）、少量土特产销售、工资① 影响大,损失达往年收入的50%
M10 农家乐（占小部分）、打工 影响不大,损失约1万~2万元
F1 农家乐（占50%）、工资① 影响大,损失达往年收入的50%
F2 农家乐（占40%）、打工（占60%） 影响不大,农家乐收入减半
非经营户 F3 导游收入、工资① 影响大,损失2万~3万元
F4 房屋租金、工资② 有一些影响,损失约5000元
M11 房屋租金、工资③ 影响不大

注：① 指在景区工作的工资;② 包括在景区工作的工资及其他单位的工资;③ 指其他单位的工资

4.2.3 疫情对农户生计的潜在影响明显
被国内外研究者普遍采用的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包含五种生计资本,但该框架没有考虑农户的心理期望、信心、心理承受力等因素对生计的影响。李广东等在DFID的生计资本框架的基础上加入心理资本[50],六个资本的框架得到了其他诸多研究者的认同和采用[51,52,53]。疫情极大地影响到安置区农户对农家乐经营乃至对旅游业的心理期望和信心。有被访者提到,易地搬迁前将未来生计寄希望于农家乐经营,安置后大多数农户的农家乐一直不温不火,生意并没有搬迁前想象的那样好,但勉强还能创收。新冠疫情却让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农家乐经营的不确定性。关于疫情对家庭收入的影响以及农家乐的发展前景,除了非经营户表示“不太担忧”外,主业型和兼业型农户大多表示“非常担忧”或“有些担忧”,然而大部分被访者对未来生计并没有表现出过分担忧,表现出较强的心理承受力。此外,疫情除了对安置区农户生计造成消极影响,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如疫情进一步暴露了安置区农户当前生计方式存在的问题,加深了农户对旅游业以及自身生计能力的认识,为农户疫情后的生计策略打下了思想和心理基础。

4.3 疫情对安置区农户生计的影响机制

旅游业对外界因素的影响具有天然的敏感性,自然灾害、战争、汇率、外部竞争、极端天气气候等因素极易对旅游业构成威胁,新冠疫情的爆发一度让旅游业停摆。新冠疫情影响旅游市场,从而影响安置区农家乐的经营,进而影响安置区农户的生计,是疫情影响农户生计的逻辑主线。由于银湖湾安置区的农家乐经营基本上以三清山的旅游市场为依托,疫情对安置区农家乐经营的影响是通过影响景区的旅游市场进而影响农家乐市场来传导的。农户的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安置区农家乐的组织化程度、管委会的帮扶等因素加强或削减了疫情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程度。
农户的生计资本影响农户应对疫情的能力,过度依赖农家乐的生计策略,也加剧了疫情对农户生计的影响。而疫情影响下的生计结果又会影响到农户的生计资本积累和疫情后生计策略的调整。如前所述,从农家乐经营来看,在生计转型的过程中安置区农户的人力资本其实是下降的。这种知识、能力、经验方面的欠缺,使农户在应对疫情影响的时候显得束手无策。面对疫情,被访的经营者均表示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措施。然而,有几家经营户由于之前有导游从业经历,或有家人、亲戚在旅行社工作,在旅游市场复苏阶段能较快联系到客源,表现出较强的疫情应对能力,反映了社会资本的影响作用。
安置区农家乐的组织化程度不但影响农家乐的正常经营,也影响开拓市场、抵御风险的能力。访谈中了解到,前几年在村支书的带领下银湖湾安置区成立了农家乐协会,并与杭州一家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为银湖湾带来了较稳定的客源。然而协会运行约半年后最终因运行规则、利益分配等问题被迫解散,农家乐经营又回到“单打独斗、各自为战”的局面。这种缺乏组织的状况削弱了农户应对疫情的能力。
三清山风景区管委会的帮扶通过影响旅游市场的复苏和农家乐的经营管理,对农户生计的抗风险能力产生影响。通过访谈得知,管委会没有为银湖湾农家乐经营者提供系统、专业的农家乐经营管理培训,只有村委组织过两次较有针对性的业务技能培训。疫情期间,管委会专注于疫情防控工作,并没有为农家乐经营提供应对疫情的帮扶政策和指导,只有三清山景区为了刺激市场复苏的免门票活动为农家乐带来了一些临时性客源。管委会帮扶措施的缺失,也是农家乐经营户面对疫情显得无能为力的重要原因。
综合以上因素构建的疫情对安置区农户生计的影响机制如图2所示。
图2 疫情对安置区农户生计的影响机制

Fig. 2 Impact mechanism of COVID-19 on the livelihood of rural households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1）出于生态保护、旅游开发和扶贫目的的搬迁安置给搬迁农户带来了巨大的生计变化。三清山银湖湾安置区农户生计方式直接从第一产业嬗变到第三产业。生计转型过程中,搬迁农户的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明显增加,自然资本则直接被旅游资本所替代,由此引起相对于旅游业经营而言人力资本的减少。生计方式和生计资本的变化影响到农户生计的抗风险能力和生计的可持续性。
（2）新冠疫情对银湖湾安置区的农户生计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于安置区农户以农家乐经营为主要生计方式,农家乐经营又依托于三清山旅游,新冠疫情对旅游业的重创直接影响到安置区农户的生计,对农户生计产生了极大的现实影响和潜在影响。
（3）失地、依赖旅游业、组织化程度低、安置后管委会角色退出等形成了安置区农户生计所处的特定情境,疫情对安置区农户生计的影响程度与此特定情境有直接的关系。提高安置区农户生计的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性也应该从这一特定情境的角度采取相应的措施。

5.2 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搬迁后农户生计资本总体上有所提高。王君涵等研究发现易地扶贫搬迁改善了农户的生计资本[54],金梅等发现易地扶贫搬迁总体上有助于提升农户生计资本[55],说明易地搬迁对农户生计资本有正向作用,与本文研究结果类似。然而,在旅游语境下,易地搬迁安置对农户生计的影响需要结合生计方式转型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探讨风险因素和生计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本文构建了新的生计资本分析框架,针对景区依托型安置区失地农户提出用“旅游资本”取代原来的自然资本,具有一定的理论探索意义。本研究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并关注心理因素对安置区失地农户生计的影响,然而在研究设计阶段并没有将心理资本纳入生计资本的框架内,导致调研所获取的资料信息无法对农户的心理资本进行更深入的分析。针对普遍具有土地依恋情结的中国农民,今后的研究应更多地考虑失地和旅游市场不稳定的双重影响,将景区依托型安置区农户的心理资本作为影响可持续生计的重要因素,构建更完善的生计资本和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推动理论创新。

5.3 对策建议

新冠疫情进一步暴露了易地搬迁农户生计的脆弱性。为增强景区依托型安置区农户生计的抗风险能力,应该多方面发挥和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1）提高农家乐经营的组织化程度。一盘散沙、缺乏有效的组织是银湖湾安置区农家乐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要改变农家乐经营散、弱、小的状态,应该组建农家乐协会,提高农家乐经营的组织化程度。为此,需要借助当地政府即三清山风景区管委会以及第三方力量（如专家学者、NGO、NFO等）等外力帮助安置区建立农家乐协会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物色致富带头人,实现农家乐经营的组织化发展。（2）加强培训实现经营户技能增权。访谈中发现,市场意识和经营管理能力的欠缺是安置区农家乐经营的重要制约因素。为此,可采取聘请专家授课、组织外出考察等方式开展农家乐经营管理培训,实现技术赋能和技能增权,增加安置区农户的人力资本。此外,可结合面向社会人员的高职扩招新政推进村两委干部和高素质农民职业教育,为乡村旅游发展培养和储备后备应用型人才。（3）帮助安置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银湖湾农家乐严重依赖三清山景区的客源市场,应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开拓自己的客源市场。例如利用三清山的生态环境条件和道教养生文化资源,借助上饶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的政策和资源,为中老年游客提供中医药养生保健、养老等特色服务,发展康养旅游,吸引南昌及周边城市的中老年人来避暑度假,实现传统农家乐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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