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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 Vol. 13 >Issue 1: 26 - 43

DOI: https://doi.org/10.12342/zgstly.20220135

流域视角下旅游地协同演化过程与机制——以新安江流域为例

  • 徐琳琳 , 1, 2 ,
  • 虞虎 , 1, *
展开
  • 1.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 2.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049
* 虞虎（1986-），男，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生态旅游。E-mail:

徐琳琳（1998-），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自然保护地。E-mail:

收稿日期: 2022-09-29

  修回日期: 2023-02-01

  网络出版日期: 2023-03-09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701164)

收起

Processes and mechanisms of synergistic evolution of tourism destinations from a river basin perspective: The case of Xin’an River Basin

  • Xu Linlin , 1, 2 ,
  • Yu Hu , 1, *
Expand
  •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 Yu Hu. E-mail:

Received date: 2022-09-29

  Revised date: 2023-02-01

  Online published: 2023-03-09

Fold

摘要

流域范围内旅游地之间的协同演化是一个复杂适应过程，其复杂性在外部环境快速变迁的情境下显著加剧。本研究基于协同理论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以新安江流域为案例地探讨旅游地演化过程与协同演化机制。结果表明：新安江流域的旅游地协同演化可划分为4个阶段，分别为系统起步期（1978—1988年）、系统发育期（1989—2004年）、协同发展期（2005—2013年）以及调整优化期（2014年至今）。流域范围内的旅游地协同演化存在微观、中观、宏观3个尺度的共同作用：（1）微观层面，旅游地主体的自适应行为不断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表征为管理运营、市场营销、产品创新等方面的模式分异；（2）中观层面，外部牵引力、原始动力、创新动力、支撑力量等共同推动系统的整体演化进程；（3）宏观层面，流域旅游地系统反映出从简单到复杂、混沌到有序、独立到集群的非线性演化特征。本研究结论可为流域范围内旅游地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 流域旅游; 旅游地; 协同演化; 演化机制; 复杂适应系统; 新安江流域

本文引用格式

徐琳琳 , 虞虎 . 流域视角下旅游地协同演化过程与机制——以新安江流域为例[J]. 中国生态旅游, 2023 , 13(1) : 26 -43 . DOI: 10.12342/zgstly.20220135

Abstract

The synergistic evolution of tourism destinations within the basin is a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that is significantly intensified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changes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Based on synergy theory and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es and mechanisms in the Xin’an River Basin as a case stud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ynergistic evolution of tourism destinations in the Xin’an River Basin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including the period of system initiation (1978—1988), system development (1989—2004),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2005—2013),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2014—present). Synergistic evolution of tourism destinations in the basin function can be identified into micro, meso and macro scales. (1) At the micro scale, self-adaptive behavior of destination entities align with the changes of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showing differences in management, marketing and innovation. (2) At the meso scale, external traction, original dynamics, innovation dynamics together with supporting forces drive the overall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the system. (3) At the macro scale, tourism destination system in river basin area reflects a non-linear evolution from simplicity to complexity, chaos to order, and independence to clustering.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provide decision-making guidance for optimizing tourism development policies in the basin.

Key words： river basin tourism; tourism destinations; synergistic evolution; evolution mechanism;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Xin’an River Basin

1 引言

流域是集合了自然、经济、文化等要素的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是人类文明的摇篮[1]。流域包括山林河湖水系等自然要素，作为人类聚居之地，长期演化过程中形成了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多样的自然景观与地域文化景观共同形成了流域独具特色和吸引力的旅游空间，沿河流构成了主题鲜明的线性风景廊道。流域上中下游不同区段在旅游资源禀赋、生态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具有差异性，合理的流域分工有利于充分发挥各区段的比较优势[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探索流域协同一体的综合治理体系，构建流域联动机制”，以流域一体化为目标的流域经济带建设已成为国家战略重点[3]。流域生态经济强调以河流为纽带促进区域协同发展[4]，旅游业作为流域生态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能够将流域生态本底与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对于推动全流域一体化、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旅游地是承载旅游业发展的客观实体，是在一定空间内旅游服务设施、基础设施、旅游产品和其他相关条件的有机整合[5]。流域范围内的旅游地发展面临着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受到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变革、旅游消费需求升级等外部动力因素的多重影响，导致流域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结构、功能不断演化，同时，旅游地之间的组织结构、空间格局、发展状态等也处于动态调整之中。旅游地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产品同质化、供需错配、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普遍存在，部分传统旅游地在这一过程中逐步走向衰落。新时期需要精准科学地识别流域范围内旅游地协同演化特征及作用机制，否则极易误判旅游地演化方向，加剧流域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不确定性。
旅游一体化发展强调协同与合作，以打破旅游地合作的制度壁垒、政策壁垒、交通壁垒和信息壁垒[6]。相关研究在理论探讨的基础上[7]，分析其影响因素[8]以及静态、动态影响效应[9]，并从空间结构[10]、发展战略[11]、信息化建设[12]等方面提出发展对策。流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旅游协同和产业分工联动是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流域作为更强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特殊区域，相关研究多关注流域旅游与生态保护的耦合协调[13]，测度旅游生态效率以优化旅游要素投入[14]，科学审视流域旅游生态安全[15]，研究流域旅游资源分布特征及其保护利用[16-17]。有研究从地理学视角揭示桂林-漓江-阳朔旅游地的空间演化模式，总结出均质发展、极化发展、扩散发展、板块发展的空间演化规律[18]。此外，流域以河流为纽带紧密相连，不同河段在自然资源禀赋、生产要素条件、区位条件等方面各具特点，上中下游具有较强的产业互补性。流域旅游也继承了上述特性，具有产业布局梯级化、经济协作联动化等潜在特点[19]，客观上有利于流域范围内的旅游地在产品业态布局、线路组织、生态保护等方面实现协同演化，充分发挥流域范围内旅游地的开放性、互动性和效益综合性[20]。目前较少有研究从流域全局视角进行旅游地协同演化研究，其演化特征及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探索。
新安江流域是中国流域旅游发展的典型代表，黄山、千岛湖、西递宏村等知名旅游地均位于此。作为旅游资源禀赋突出、旅游地集聚的流域旅游发展先行区，在较长的演化周期中不断凸显出旅游系统、经济活动和生态过程的整体性。2012年，新安江流域成为中国首个推行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试点区域，新安江-千岛湖生态保护补偿试验区等平台的建立，进一步推动了新安江流域的旅游一体化合作发展[21]。作为长三角大都市区的重要辐射区，新安江流域在旅游地发育阶段、新发展要素生成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特点，消费变迁、交通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动力因素引导着新安江流域范围内旅游地的协同演化。本研究以新安江流域为案例地，基于协同理论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划分旅游地演化的时序阶段，分析新安江流域范围内旅游地协同演化的过程及机制。研究有利于认识流域范围内不同旅游地的层级、结构和空间调整逻辑，提升流域范围内旅游地协同发展能力。

2 理论框架

2.1 协同理论

协同理论由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用于研究复杂系统内部各组分以及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自组织演化问题。协同理论认为一个完整的复杂系统由多个子系统构成，子系统虽然属性不同，但彼此之间可以通过物质、能量或信息交换的方式发生作用关系，从而实现系统整体的协同效应[22]。协同理论以序参量描述系统的有序程度，当系统接近临界值时，子系统间形成的关联逐渐增强，当序参量达到“临界值”时，系统发生变化，则需要序参量重新运动，以再次达到平衡状态[23]。在这一过程中，竞争与协同共存并产生交互作用，带动旅游地系统“平衡-非平衡-再平衡”的往复循环，成为旅游地演化的活跃动力。

2.2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omplex Adaptive System，CAS）是第三代系统理论，由约翰·霍兰德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24]。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文献将旅游目的地视为典型的复杂性适应系统[25]。系统主体之间的关系、结构的自组织、对外部冲击的韧性是CAS的主要特征，以上3点在旅游目的地中均有所体现，因此与本研究具有较好的适配性[26]。CAS强调系统中每个主体的协调性和持存性均依赖系统中各主体的相互作用、多要素集聚、适应和学习。CAS具有聚集、非线性、流、多样性的基本特性，在适应和演化中发挥作用[27]。
该理论与旅游地系统具有较高的契合度。在旅游地演化过程中，各主体作用具有性质和程度的差异，导致旅游地系统内部结构与外部联系的非线性变化，形成多目标、多层次的非线性系统，促使空间聚集体差异化的发展。适应过程中，旅游吸引物、旅游者需求的多元化会导致主体间的分化，表现出多样性特征。不同类型、规模、等级的旅游地构成区域旅游空间聚集体，旅游地的有机联系组成流域旅游发展的网络。区域旅游空间聚集体外部和内部都存在元素流的相互作用，包括游客流、物质流、资本流、技术流和信息流等。旅游地可以通过各种元素流的传递，与其他主体和外部环境进行交换、更新和代谢，从而不断发展和进化，产生溢出和涌现效应[28]。

2.3 流域视角下旅游地协同演化框架

结合协调理论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思想观点，本研究提出了流域视角下的旅游地协同演化框架（图1），借助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中流、聚集、多样性、非线性的基本特性，从空间尺度、层级尺度和时间尺度三方面理解流域复杂适应系统内部的旅游地协同演化。流域复杂适应系统内包含若干流域旅游地子系统和外部环境子系统，各旅游地子系统在空间上和其他目的地与外部环境之间不断发生互动，河流则是连接各旅游地子系统的纽带，是要素流动的重要载体。旅游地主体在持续行动的过程中积累经验、总结和学习，继而改变其内部结构和竞争合作模式，适应和影响外部环境，提升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29]。其中，流域旅游地子系统内部又表现出系统的往复循环，旅游吸引物系统与旅游支持系统、旅游设施系统产生相互作用，推动旅游地系统整体由无序走向有序，由低级向高级跃迁。空间尺度上流域范围内旅游地由独立走向集聚，旅游地子系统和外部环境子系统的多样性得到提升，具体分别体现在旅游产品、旅游饭店、旅游标识和市场需求、政策法规、创新能力等方面。时间尺度上呈现非线性发展的整体趋势，正如同流域生态系统并非绝对稳定，流域范围内旅游地系统的发展也不是一一对应的传统映射关系，需要在实证分析中进一步加以探究。
图1 流域视角下旅游地协同演化框架

Fig. 1 A framework for the synergistic evolution of tourism destinations from the river basin perspective

3 新安江流域的旅游地演化过程

新安江发源于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由黄山市歙县街口镇流入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境内。新安江流域面积为11 850 km2，范围涵盖浙江杭州市淳安县、建德市和安徽黄山市黄山区、屯溪区、徽州区、歙县、黟县、休宁县、祁门县以及宣城市绩溪县，共3个地级市10个区县（图2）。新安江流域集合了黄山、西递宏村、千岛湖、建德梅城等类型繁多、资源品位高的旅游目的地，已成为国内知名的黄金旅游线路。
图2 新安江流域范围示意图

Fig. 2 Map of Xin’an River Basin

3.1 演化阶段划分

结合logistic模型和新安江流域旅游地发展具有“突变”意义的里程碑事件，综合考虑旅游地主体聚集程度、流要素涌现程度等进行阶段划分[30]。Butler通过对logistic方程微分推导，认为其可能是对旅游目的地发展过程较为满意的近似。本研究采用logistic模型（式1）对新安江流域旅游人次数进行拟合，辅助开展演化阶段的划分。
y = K 1 + a e - b t
式中，y表示某一年新安江流域旅游人次数，e为自然常数，t为时间变量，K为新安江流域游客数能够达到的理论极限值，a、b为参数，为保证迭代后的拟合结果，将各年份旅游人次数换算为累积频数。拟合曲线结果如图3所示，R2为0.996，说明曲线对原有数据有较高的解释力，p=0.000<0.05，说明拟合结果显著。本研究借鉴张城铭等学者的划分方式，利用logistic模型推导出划分旅游地生命周期（Tourism Area Life Cycle, TALC）的3个时间节点，分别是 ( ( a -1.317 ) / r ， K / 4 .732)、 ( a / r ， K /2 )、 ( ( a +1.317 ) / r ， K /1.268 )[31]。根据logistic曲线性质求得2004年、2013年、2023年3个时间节点。由于新安江流域于1978年便开始正式进行旅游开发，但缺少1995年前的新安江流域旅游数据，因此综合考虑新安江流域旅游发展实际情况，将1988年黄山成立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新安江流域迈入市场化开发阶段作为时间节点，划分新安江流域的系统起步期和系统发育期。最终，共划分4个演化阶段，包括系统起步期（1978—1988年）、系统发育期（1989—2004年）、协同发展期（2005—2013年）和调整优化期（2014年至今）。
图3 新安江流域旅游发展拟合曲线

Fig. 3 Tourism development fitting curve of Xin’an River Basin

3.2 系统起步期（1978—1988年）

新安江流域旅游开发较早，山水景观、多元文化构成独特的魅力空间。系统起步期，新安江流域以传统农林经济为主导产业，仅有资源禀赋极为突出的少量旅游地开始形成，旅游地开发几乎完全依赖政府和社区的自主探索。同时，公路等级较低导致区域内部连通性弱，旅游景区相对独立，旅游地之间较少有物质流、信息流和旅游流的传递，河流主轴和支线发挥的纽带功能均较弱。系统面临的外部环境同样处于起步阶段，旅游市场发育不足、数量较少、类型单一，以团队观光市场为主[32]。新安江流域的旅游地发展也呈现出产业规模小、投资少、管理散、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要素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系统孕育初期，原始的自然与人文禀赋是旅游地开发的主要推动力，旅游吸引物以黄山、千岛湖、西递宏村为代表，旅游产品多为初级的风景观光。1982年11月，国务院确定黄山、富春江-新安江为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而以西递宏村为代表的徽州传统村落开发多数处于以村集体为主体的自主探索阶段[33]。国家在政策层面上引导新安江流域旅游发展，1984年新安江水库更名为“千岛湖”，1987年11月国务院批准撤销县级屯溪市并设立地级黄山市，并提出“以旅游牵头，建设以黄山为中心的皖南旅游区”的战略定位，奠定了新安江流域旅游业的主导地位。受限于投资水平和开发年限，上述旅游地仅配备了初级旅游服务设施，使其初步具备旅游接待能力。该阶段新安江流域在区域管理和生态管护方面的政策非常薄弱[34]，生态保护并未受到重视，水质破坏严重，死鱼事件频繁发生[35]，对新安江流域的旅游发展也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3.3 系统发育期（1989—2004年）

系统发育期，流域旅游地系统复杂性持续提升，以核心旅游地为主体、以次级旅游地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流域旅游地系统初步形成。该阶段流域范围内的旅游地开发模式依然以资源驱动型为主导，其组织运营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介入转变。流域内涌现出更多旅游地以满足日益旺盛的市场需求，且旅游地不再孤立发展，而是逐渐形成小的集聚组合，不同类型、规模、等级的旅游地构成区域旅游空间聚集体的初始状态。
市场化改革为旅游地发展提供新的动力。1989年黄山管委会撤销旅游处，成立黄山旅游总公司，并于1996年成立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西递宏村也与旅游企业合作开展整体开发[36-37]。2000年千岛湖成为全国首批4A级旅游区，景区管理和发展建设走向质的转变[38]。在黄山、西递宏村和千岛湖的三重“标识”作用下，旅游客流开始集聚，并推动翡翠谷、棠樾牌坊群、花山谜窟、徽州古城等新旅游地的开发，初步形成规模较小的集聚区。1992年，“杭州-千岛湖-黄山”被国家旅游局命名为国际黄金旅游线，但流域整体缺少统一的旅游规划，尚未形成以新安江为标识的整体品牌。市场投资主导下的旅游配套设施加快完善。21世纪以来，新安江流域开始进行高速建设，2003年芜（湖）宣（城）杭（州）高速的通车缩短了流域范围内旅游地间的时空距离，为元素流的相互作用提供良好条件。流域生态环境问题也得到一定关注，淳安县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关停造纸、化工等30多家污染企业[39]，但水生态污染事件仍时有发生。流域生态环境的破坏直接对旅游地景观造成负面影响，流域上下游之间亟待确立共建共管共享的协同机制。

3.4 协同发展期（2005—2013年）

协同发展期，新安江流域旅游地之间的要素交流得到大幅强化，凸显了以新安江为纽带的生态系统的联系。国家从政策层面推动旅游地正式走向协同演化路径，市场导向型发展在该阶段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致使旅游地产品类型、组织结构日趋多元化。国民经济水平的快速增长和各类旅游发展政策的出台带来外部环境的持续优化，企业、政府、社区等多元主体参与互动，新安江流域旅游收入增速持续提升（图4）。该阶段旅游地边界不断扩张，表现为旅游地空间上的扩散与拓展。旅游地之间通达性的提升为新安江沿线旅游地之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流动提供了客观条件，并形成皖南国际旅游文化区等大规模的旅游地集聚区，系统内旅游地的协同演化效应逐渐增强。
图4 新安江流域旅游总收入变化情况

Fig. 4 Changes of tourism revenue in Xin’an River Basin

新安江流域旅游产品业态不断丰富，以适应旅游消费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千岛湖开始由传统的观光游向休闲、度假等业态转变，“新安江山水画廊风景区”等线性廊道风景区的开发得到重视。旅游交通网络逐渐畅通，杭千高速、绩黄高速、徽黄高速全线开通，形成了完善的高速公路网络体系。旅游服务设施呈现品质化发展趋势，以匹配新消费需求的增长，如千岛湖进贤湾国际旅游五星级精品酒店群落、黄山高尔夫五星级酒店等。作为生态保护协作的样板地，“新安江模式”逐步成为中国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典范。2010年，新安江流域正式开展跨省流域水环境补偿试点，黄山市、淳安县积极响应，开始联合监测跨省界断面。2011年“三江两岸”生态景观保护与建设全面启动，三江即为“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从流域尺度整合自然景观与人文资源，实施环境整治与景观提升，打造黄金生态旅游线，形成“点-轴”空间结构，带动沿江旅游地协同发展[40]。

3.5 调整优化期（2014年至今）

调整优化期，新安江流域旅游地开始探索高质量发展路径，具体表现为旅游发展、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耦合协调，以新安江为主线带动区域空间组织结构的调整优化。进入调整优化期后，以长三角地区中产阶级为主的旅游客源群体消费需求升级，旅游需求向高端化、品质化发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也为新安江流域范围内的旅游地协同发展带来新机遇，高铁网络化时代的到来、全域旅游的空间全景化系统旅游还进一步推动新安江流域旅游地空间组织呈现由“点-轴”结构向网络化结构发展的趋势，旅游地范围不断扩张，由沿江、沿湖集聚向全域发展。外部环境变迁下，新兴旅游地快速涌现，依托新安江-千岛湖生态补偿试验区建设，打造杭黄世界级自然生态与文化旅游廊道、皖浙1号风景道，上下游地区的协同发展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
水陆并进的交通轴线建设成为推动新安江流域旅游发展一体化的重要动力。杭黄高速铁路于2018年开通，仅1小时26分钟即可由杭州市到达黄山市，极大地拉近了浙北皖南的时空距离。三江两岸绿道已初具规模，新安江生态航道、旅游航道建设正有序推进，沿线7个5A级旅游景区和100多个A级旅游景区串联成一条黄金旅游线路，致力于将三江两岸水上旅游打造成为世界级的内河旅游目的地[41]（图5）。由于旅游地系统内部结构与外部联系的非线性变化，旅游空间聚集体呈现差异化发展，如黄山风景区突破市域界限，整合周边市区的旅游资源，打造“大黄山”国际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为适应市场的多元化需求，一系列乡村旅游地、体育旅游地在新安江流域涌现出来。截至2022年，千岛湖已建成民宿农家乐1 122家[42]，黄山市共有民宿2 455家，成为首批“全国民宿产业发展示范区”[43]，旅游服务设施的建设目标转向个性化和品质化。
图5 新安江流域旅游景区分布图

Fig. 5 Distribution map of tourism attractions in Xin’an River Basin

愈发密切的区域合作和生态补偿机制为全流域旅游协同发展提供了条件。2018年黄山市加入杭州都市圈，2020年宣城市也成为杭州都市圈合作发展协调会观察员城市，杭黄毗邻区（淳安-歙县）、杭黄廊道的跨省域联动进一步强化了新安江流域范围内旅游地之间的联系。从少数政府部门的局部连接，到全局性的整体连接，到社会主体的广泛参与，新安江流域初步形成了多类型、多层次的行动者互动网络。同时，流域跨省生态补偿机制日益完善且成效显著。生态补偿与旅游产业协同发展的长效化机制正在建立，如杭州市和黄山市共同参与编制生态文化旅游建设方案，推动新安江流域旅游地迈入高质量协同发展阶段。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内旅游市场带来巨大冲击，为旅游地高质量发展提出新的挑战。新安江流域范围内部分传统景区难以适应疫情时期国内游客的消费取向，存在恢复乏力的问题，如黄山市2020年旅游总人数同比下降41%[44]，而淳安县则在2020年接待国内外游客1 928.52万人次，同比增长2.3%[45]，实现疫情冲击下的逆势增长。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旅游地旅游资源整合水平、旅游产品创新、旅游公共服务等多方面的问题暴露出来，需要更加迫切地推动其向智慧化、信息化、数字化转型。
综上可知，河湖水系始终是推动流域旅游地系统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旅游地发展的4个阶段呈现不同特征，包含人与自然、开发与保护的渐进式互动关系。从系统起步阶段到调整优化阶段，旅游地发展从对水资源、水环境的单一利用，到融入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尤其在新安江跨界流域生态补偿等重大区域战略出台后，流域不同河段的发展被统一到一个整体框架之下。在这一过程中，流域范围内旅游地的多元化、异质性、协同性不断增强。

4 新安江流域的旅游地多层次演化机制

根据复杂适应系统内部要素的构成和级联关系，Dominici等将一个复杂的自适应系统中的关系和交互分为3个互补和内聚的层次[46]。本研究参考这一系统框架，在上文理论框架提出的系统要素构成基础上揭示内在作用机理，提出了流域视角下旅游地复杂适应系统的多层次演化机制（图6）。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演化机制从要素类型和尺度类型上共同刻画出新安江流域范围内旅游地协同演化的全貌，揭示新安江旅游地系统的流、聚集、多样性和非线性特征。
图6 流域视角下旅游地复杂适应系统的层次结构

Fig. 6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of tourism destination from the river basin perspective

从空间尺度来看，由微观到宏观，尺度层次从旅游景区到旅游区，再到整个流域旅游地系统，不同尺度强调的侧重点有所差异。微观层面仅关注旅游地单一主体，作为流域旅游地复杂适应系统的主体，其适应性行为是维持系统运行的前提基础，主要聚焦旅游地的旅游景点、旅游产品、旅游服务等，且不考虑主体之间的关联性，因此主要分析单主体的适应性行为及模式分异。中观层面则由微观层面的主体尺度上移构成，以旅游景区为代表的旅游地单一主体经过协同演化过程，主体之间存在联系较强的网络结构，从而形成集聚的旅游区，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和韧性有所提升，来自内外部的牵引力、原始动力、创新动力、支撑力量为多主体的自组织演化提供动力源泉，推动旅游区内旅游地主体之间、旅游地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协同演化。宏观层面则涉及整个流域系统网络，强调全系统的时空演化特征。混沌环境中整个流域的旅游地复杂适应系统经过一系列适应过程，向更高级的形态发展并逐渐达到稳定状态。以下对流域视角下旅游地复杂适应系统的3个层次进行具体剖析。

4.1 旅游地主体的适应性行为及模式分异

适应性行为具体表现为旅游地主体在外部环境信息变化情境下不断改变其行为以适应系统演化和发展。根据Holland提出的竞争与信用分派规则[47]，适应性主体能够根据行为规则的实践效果修改其竞争强度，通过多次检验和动态调整，最有利于主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行为规则才能被保留并沿用，继而形成不同种类的发展模式。新安江流域上中下游、左右岸具有资源和环境的差异性。系统起步期，自然环境和资源禀赋的差异导致旅游景区初始开发方向存在异质性，在景区生命周期历程中人类活动不断叠加，系统发育期和协同发展期由于旅游景区受到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生态环境等不同程度的外部刺激，各景区产生差异化的适应性调整和行为响应，从而导致旅游景区在产品业态、运营组织、营销手段等方面出现模式分异。
（1）旅游产品模式分异。长三角地区市场需求的日益多元化，为适应新的旅游消费偏好，新安江流域多数旅游景区从单一的传统观光产品，开始发展度假旅游产品、体育旅游产品、非遗旅游产品、研学旅游产品等，或多种产品的组合模式（表1）。（2）运营组织模式分异。在政府宏观决策调整、市场化环境改善、多元行动者参与等外部环境转变下，新安江流域的旅游景区分化出政府型、市场型、中介型、综合型等多种组织模式。尤其是在流域环境下，景区运营模式的关键目标和导向也有所不同，临湖临江景区的生态保护功能愈加凸显，如新安江山水画廊等旅游景区的开发带动周边社区居民退捕上岸、转型旅游，缓解了居民生计与水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3）营销模式分异。信息化、大数据时代的信息交互方式飞速变化，面向不同客源群体的差异性特征和多样化需求，新安江流域范围内的景区积极调整、更新营销模式，开始借助新媒体营销、体验式营销、精准营销、节庆营销等方式进行宣传推广。结合旅游特色、市场发展方向和竞争情况提出品牌建设策略，如“17 ℃建德新安江”、千岛湖“长三角高端游客的后花园”、“寻味徽州”等，在同质化竞争环境中凸显差异化特色。
表1 新安江流域主要旅游产品类型及代表性旅游地

Tab. 1 Main types of tourist product and representative tourism destinations in Xin’an River Basin

旅游产品类型 代表性旅游地
观光旅游产品 黄山风景区、太平湖风景区、新安江山水画廊等
度假旅游产品 千岛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东黄山旅游度假区、建德航空小镇温泉度假村等
康养旅游产品 千岛湖龙川湾国家森林康养基地、石台西黄山富硒农旅度假区森林康养基地等
体育旅游产品 皖浙1号旅游风景道·徽州天路、新安江滨水旅游景区汽车自驾运动营地、浦溪河汽车自驾运动营地等
非遗旅游产品 建德下梓非遗传承村、黄山非遗传承基地、黄山徽艺小镇、屯溪老街等
研学旅游产品 千岛湖国际夏令营，黄山市4个国家级研学基地、22个省级研学基地，绩溪文学小镇等
数字旅游产品 花山谜窟沉浸式主题夜游、千岛湖元宇宙虚拟岛“梦之岛”等
新安江流域范围内，流域环境对旅游景区的空间布局、产品开发具有先天决定作用，但由于旅游地主体的行为规则不同，不同景区的适应性行为响应也有区别。行为规则的形成和变化受流域内外部环境、旅游地历史行为等多方面影响。与其他地域系统内旅游地的不同之处在于，流域范围内旅游地需要具备水环境生态保护这一特定的行为规则。对于新安江流域河湖沿岸景区而言，进入协同发展期后，新安江生态文明建设致使景区发展附加上生态保护的刚性约束，这一行为规则的形成是为了适应新安江流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旅游地特色品牌的营造、新安江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等标识类信息均在其中发挥推动作用。无法根据环境变化做出行为规则调适的旅游景区将面临淘汰风险，如4A旅游景区建德灵栖洞、黟县打鼓岭等均面临单一门票经济带来的困境，若不进行转型升级，将会在景区生命周期中走向衰落。

4.2 多旅游地主体协同演化及动力响应

旅游地主体能够按照空间、市场等规律聚集成异质的群体。在旅游地系统的协同演化过程中，新的旅游地不断被生产和创造，最终涌现出具有层次性特征的、相对稳定的聚集区[48]。演化中期，黄山、宏村等旅游景区由于区位相近、类型互补、知名度高，与花山谜窟、屯溪老街等自发形成旅游地集聚区。在这类旅游地聚集区内部，不同旅游地间的相互作用、影响更为明显，并带动整个集聚区实现协同[49]。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等区域性旅游规划进一步优化了旅游地的协同发展环境，推进区域产品联动、品牌共建和资源共享。
这一过程中，由于流域范围内不同旅游地在技术水平、管理运营上存在差异，异质的旅游地空间引起旅游流、信息流、资金流等要素流动，整个流域旅游系统不断涌现出新的特质，如知识溢出、效率提升、区域创新等，促进流域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复杂适应系统自适应演化。在旅游地主体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推动复杂适应系统自适应演化的核心动力，包括牵引力、原始动力、创新动力和支撑力量，共同形成序参量（ P）的重要控制参变量，即： P = f （ 牵 引 力 ， 原 始 动 力 ， 创 新 动 力 ， 支 撑 力 量 ），各控制参变量在多旅游地主体协同演化过程中发挥拉动和驱动作用（图7），随着协同演化进程的推进，各控制参变量发挥的作用此消彼长，牵引力和创新动力成为中后期决定系统整体结构、推动旅游地协同发展的关键力量。
图7 新安江流域范围内旅游地协同演化的主要动力

Fig. 7 Main dynamics of synergistic evolution of tourism destinations within Xin’an River Basin

（1）市场需求的快速更迭成为新安江流域旅游地主体协同演化的重要牵引力。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区域之一，代表了中国最前沿的旅游市场需求，旅游消费需求在数量提升的同时，也对质量产生更高的要求，游客对旅游品质、休闲消费、沉浸式旅游体验的新需求，拉动产品业态、服务设施创新水平、质量品质的全面提升，千岛湖、黄山等多个旅游地主体均不断完善旅游产品业态，从景点观光向休闲户外、乡村度假拓展，实现旅游地与旅游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
（2）原始动力是推动旅游地主体初期发育、定位的重要动力，也是影响多旅游地主体协同演化形态的关键因素，包括文化底蕴、资源禀赋、自然要素等。流域视角下，相似的文化符号也有助于旅游地走向一体化发展，如以徽州文化为代表的地域文化成为推动新安江流域范围内形成旅游集聚区的重要力量。资源底蕴代表了早期旅游地主体在区域中的核心优势，还决定了旅游地前中期的开发方向。新安江流域的黄山早期以观光旅游为主，千岛湖则较早确定了休闲度假的发展定位。由于新安江流域跨越多个自然单元，不同区段展现的景观也有所差异，客观上丰富了旅游地主体的组合度，以河流为主轴的流域特征有利于旅游地形成带状空间分布模式。新安江及其沿岸的山、水、林、湖、各类人文景观的组合塑造出一条国家级黄金游线，景观资源的高品级和丰富性成为新安江流域重要的旅游吸引力。
（3）创新动力是旅游地主体在演化过程中后期最为关键的动力来源，包括科学技术、制度空间、人才素质、管理水平等要素。科学技术与旅游业融合发展正向推动运营管理水平和旅游产品质量的提升，“2030数字千岛湖”、黄山官方数字化旅游服务平台等均推动旅游地向智慧化、数字化转型，技术进步为旅游地演化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合理的制度空间用以弥补原始动力在长期发展惯性中模式单一的缺陷，提升旅游地主体在自适应演化和系统演化中的效率，推动多旅游地主体由同质化的无序竞争向差异化的协同发展转变。政府部门颁布了一系列针对全流域的政策举措（表2），推动新安江流域在旅游地协同演化、交通互连互通、公共服务共享等领域的一体化发展。较高的人才素质和管理水平则是政策制度能否正确落实的关键保障，黄山旅游管理学校、浙江旅游职业学院作为长三角旅游教育联盟成员，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持续向市场输送旅游专业人才。
表2 新安江旅游地系统协同演化的政策措施

Tab. 2 Policy measures for the synergistic evolution of the Tourism destination system in Xin’an River Basin

年份 具体政策
2011年 启动“三江两岸”生态景观保护与建设工程
2012年 皖浙两省实施新安江跨省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试点
2015年 黄山市与杭州市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深化旅游合作交流的协议》
2019年 颁布《关于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打造杭州都市圈合作示范区战略合作协议》《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2020年 《杭黄世界级自然生态和文化旅游廊道建设方案》
2021年 《杭黄毗邻区块（淳安、歙县）生态文化旅游合作先行区建设方案》
2022年 规划建设新安江-千岛湖生态保护补偿试验区
（4）支撑力量是旅游地主体实现协同演化的前提基础，包括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社会环境等要素。以流域空间为边界的旅游地协同演化组织形式中，沿岸水陆交通体系发挥纽带作用，尤其是以河流为依托的航运和以高铁、高速为依托的陆路运输，杭黄高铁的开通使新安江流域旅游地间的时空距离得到缩短，为流域范围内旅游地主体各类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的畅通提供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是旅游地协同演化的物质基础，2021年新安江流域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为45.8%，淳安县更是高达60.42%[45]，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新安江流域经济较为依赖旅游业发展。旅游地所具有的优势特色产业也可与旅游业有机融合，激发新旅游地的涌现，如建德航空小镇、农夫山泉工业旅游区等。

4.3 旅游地系统协同演化的非线性规律

从宏观尺度来看，旅游地复杂适应系统的动态演化呈现出由简单到复杂、混沌到有序、独立到集群的整体特征。非线性意指流域复杂系统的演化并非简单的单一线性路径，任一微小的要素扰动都可能影响系统的运行轨迹。新安江流域旅游地系统演化过程中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并存：流域发展模式向旅游转型，基础设施的改善是具有确定性的；不确定性在于市场投资、消费需求变化、区域及生态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是促使旅游地系统产生非线性变化的主要因素。
（1）简单到复杂。旅游地复杂适应系统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在内外部双重环境的影响下，当市场需求变化、前沿信息技术迭代、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加大等要素带来的影响超出一定临界点时，系统演化会出现分岔和突变现象。分岔侧重程度小但连续地偏离原有线性轨道，容易造成系统拓扑结构的改变；突变则是无法预测的变化，直接推动系统在结构、功能等方面涌现出新特征，使得系统跃迁至更加高级的演化阶段。从系统起步期到调整优化期，新安江流域旅游地的系统复杂度不断提升，主体的多样性也随之丰富，除传统的观光旅游地外，乡村旅游、生态旅游、红色旅游、体育旅游、康养旅游等均涌现出具有鲜明特征的主体功能，适应旅游市场新的消费偏好。尤其在调整优化期之后，在交通网络建设和利好政策的共同推动下，系统内部旅游地之间的要素流动、协同水平显著提升。
（2）混沌到有序。系统起步期尚处于混沌状态，旅游要素整合能力和信息摄入都较为有限，行为规则尚未建立，旅游地处于缺乏约束的自由探索发展阶段，如21世纪初期，西递宏村随着旅游接待能力的提升，污水排放、固体废弃物污染、学生写生倾倒颜料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逐步加重。在多种影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旅游地混沌系统具有非稳定性，细微扰动都可能对系统主体产生强有力的作用。随着流域系统内旅游地的发展至系统发育期，政府、旅游企业等逐渐建立起组织管理规范，相关体制机制日益健全。同时，旅游地主体通过自适应学习不断修正、调整组织模式和要素结构，旅游地复杂系统走向有序发展。当步入协同发展期，新安江流域范围内核心旅游地（如黄山、千岛湖等）的发展进入成熟阶段，所具有的强带动效应和溢出效应不断显现，周边旅游地与其形成组合资源，逐步建立起旅游地聚合体的规则秩序。
（3）独立到集群。复杂系统形成早期，核心旅游地主要依靠资源禀赋、区位优势独立发展起来，在自适应学习过程中不断成长，使其自身更加契合旅游者需求。但随着旅游地生命周期走向稳定和成熟，集聚是提升旅游地规模效率的必然选择。规模小、品级低的旅游地通过特定组织形式粘附成为较大、较高层次旅游地集群，通过与其他产业之间的融合共生，不断吸纳相关产业、专业服务机构的集聚。如以黄山为龙头的旅游地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打造“大黄山”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在规模、质量和竞合关系上均有所提升。规划与政策也在积极引导旅游产业集聚、旅游地协同演化，在“杭黄世界级自然生态和文化旅游廊道”建设的推动下，新安江流域范围内旅游地实现跨区域联动绿色发展。

5 结论与讨论

基于协同理论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本研究构建流域视角下旅游地协同演化的理论框架，以新安江流域为例，划分演化过程并剖析流域内旅游地协同演化机制，具体结论如下：
（1）新安江流域的旅游地协同演化可划分为4个阶段，其中，系统起步期（1978—1988年），新安江流域仅有典型旅游节点得到初步开发；系统发育期（1988—2004年），以核心旅游地为主体、以次级旅游地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流域旅游地系统初步形成；协同发展期（2005—2013年），旅游地主体间的连接强度不断加深，形成跨行政区划的旅游地集群；调整优化期（2014年至今），系统演化走向更高级阶段，关注旅游发展、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耦合协调。
（2）单一主体的自适应行为是复杂适应系统建构的基础。旅游景区受到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生态环境等外部刺激后，在自适应学习形成的行为规则下，将会在管理运营、市场营销、产品创新等方面作出反馈，呈现出不同的分异模式，推动同质景区向多元化、差异化发展。在自适应闭环当中，旅游地主体不断优化这一过程，并对行为规范进行修正。
（3）在牵引力、原始动力、创新动力和支撑力量的交互作用下，旅游地主体间、旅游地主体与外部环境间逐步走向协同演化，并带动系统不断涌现出知识溢出、效率提升、区域创新等新的特质。流域范围内旅游地复杂适应系统的动态演化呈现出由简单到复杂、混沌到有序、独立到集群的整体特征。系统演化过程中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并存，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分岔和突变不断提升系统复杂度，推动系统内部要素组织走向高级阶段。这一过程中，不同规模、等级的旅游地以及旅游生产要素不断集聚，呈现为旅游地由独立存在逐渐汇聚为集群发展。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流域一体化的切入视角，揭示旅游地的协同演化过程和多层次演化机制，尝试将纵向剖析与横向比较相结合，从宏观、中观、微观三级尺度着手，分析不同类型动力因子驱动下流域范围内旅游地的时空演化过程。未来研究可应用定量模型精准比较原始动力、创新动力、支撑力量等动力因子在旅游地系统各演化阶段的作用强度，对动力转换过程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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