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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 Vol. 13 >Issue 2: 316 - 328

DOI: https://doi.org/10.12342/zgstly.20220082

工业遗产旅游

工业遗产创伤记忆及其对社区文化身份认同的作用机制——沈阳铁西案例研究

  • 刘丽华 ,
  • 何军 , *
展开
  • 沈阳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沈阳 110034
*何军（1975-），男，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历史记忆、工业遗产。E-mail:

刘丽华（1975-），女，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历史记忆、遗产保护、遗产旅游。E-mail:

收稿日期: 2022-05-28

  修回日期: 2022-08-29

  网络出版日期: 2023-05-25

基金资助

202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2YJA850008)

收起

Traumatic memory of industrial heritage and its mechanism for community cultural identity: A case study of Tiexi District, Shenyang

  • Liu Lihua ,
  • He Jun , *
Expand
  •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4, China
*He Jun. E-mail:

Received date: 2022-05-28

  Revised date: 2022-08-29

  Online published: 2023-05-25

Fold

摘要

当前的工业遗产运动中，遗产逐渐成为脱嵌社区发展的新型消费飞地或“纪念碑”式“工业圣地”。社区是遗产的原生主体，社区关于遗产的历史、记忆、知识以及身份认同等情感关系，构成了遗产保护利用和持续发展的重要挑战。本文以创伤记忆为理论视角，以沈阳铁西为案例地，通过综合分析国有大型工业企业厂志、网络文本、工人的访谈文本，旨在从理论上揭示创伤记忆影响社区身份认同和遗产保护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工业遗产保护过程对遗产的情感价值认识不足，缺少与社区的互动，导致社区将工业遗产看作外来文化；社区围绕环境、身体和文化创伤，形成了遗产的创伤记忆，这使得遗产地意义被重构，变成“爱恨交织”的伤痛之地；创伤记忆作为影响社区工业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会限制社区在遗产保护中的参与和行动。因此，应承认工业遗产的冲突性和伤害性，并给予正视、呈现和回应；要重视社区的遗产主体身份，重建社区和遗产的关系；通过口述史、见证文学、集体叙述、旅游展演等途径，对创伤进行宣称和充分言说，建立过去与当下的联系，以便受创者走出记忆困境，形成遗产认同。这将有助于社区与权力、资本、专业知识形成合力，将工业遗产建构为社会的共同遗产，实现遗产保护利用的持续发展目标。

关键词： 工业遗产; 遗产社区; 创伤记忆; 文化身份认同; 作用机制

本文引用格式

刘丽华 , 何军 . 工业遗产创伤记忆及其对社区文化身份认同的作用机制——沈阳铁西案例研究[J]. 中国生态旅游, 2023 , 13(2) : 316 -328 . DOI: 10.12342/zgstly.20220082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industrial heritage movement, heritages have gradually become a new type of consumer enclave or monumental industrial holy site that is dis-embedded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heritage communities. The community is the primary environment of a heritage, and the emo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ty and a heritage's history, memory, knowledge and identity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challenge to the conservation, ut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 heritage.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traumatic memory,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factory records of state-owned large-scal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network texts, and interview texts of workers, this paper aims to reveal the mechanism of traumatic memory affecting community identity and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Tiexi District of Shenyang. It is found that the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heritage’s emotional value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the lack of interaction with the community are reasons for the community to treat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as a foreign culture. Influenced by the environment, body and cultural trauma, the community forms the traumatic memory of the heritage, which makes the meaning of the heritage site reconstructed and become a “love-hate” painful place. A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community industrial cultural identity, traumatic memory will limit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action in heritage conserv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ontradictory and detrimental features of industrial heritage should be recognized, and envisaged, presented and responded to; We should value the identity of community as the primary environment of heritage and rebui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and heritage; Through oral history, witness literature, collective narration, tourism exhibition and other ways, trauma can be declared and fully explained, so as to establish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thus the “victims” can depart from the memory dilemma and form a heritage identity. This will help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grow into the common heritage of the society, and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through the collaboration of community and power, capital,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Key words： industrial heritage; heritage communities; traumatic memory; cultural identity; mechanism

1 引言

全球化使得遗产逐渐成为表征国家象征的公共资源，并通过国家主体的遗产运动[1]，完成遗产意义的国家化建构。然而，遗产国家化的过程同时也是遗产脱离地方的过程，遗产与社区、族群的关系及意义被切断，遗产主体逐渐沦为自身文化的他者。随着遗产被抽离于其产生的地方情境，当地人的权力也被限制或剥夺，造成对地方文化的记忆异化[2]。20世纪后期，“承认的政治”“遗产批判”思潮的发展，促使人们从社群、动态过程等方面重新审视遗产，提出“谁的遗产”[3]的遗产权属问题。在这一背景下，社区遗产[2]、家园遗产[4]等新的遗产观开始反思权威遗产话语，认为这种话语实践专注于阐释遗产抽象的国家意义，却排除了地方社区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体验[5]，影响遗产社区的身份认同。
遗产日益被视为一种文化过程[6]，是关于身份、地方和记忆的带有主观性的政治协商[7]。身份认同是个体对自己归属群体的认知[8]，群体成员资格对个体具有情感和价值意义[9]。个体通过内群体和相关外群体的比较，努力获得并维持积极的社会认同[10]。当环境发生变化，个体拥有了多重身份，一些关键事件干扰了身份认同时[11]，就会出现身份认同失败和身份挣扎[12]。而种族、性别以及政治因素也会对身份认同产生重要影响。文化身份认同除具有一般身份认同的内在特性之外，如归属感是认同的本质，认同具有社会属性，需要在社会中建构和完善[13]，它更强调文化的作用，特指个人或群体在文化的作用下形成的一种身份认知。文化身份包括3个类型，即完全独立的文化身份，以一种文化身份为主、兼容其他文化要素的文化身份，以及混杂化的文化身份。文化身份作为一种“叙事认同”，需要通过文化建构和时间的积累而产生[14]，同时文化身份又不具备永恒性，会随着时间的流逝、空间的迁移而呈现断裂性，进而带来身份危机。
遗产及其文化认同是近年来国际遗产研究中的重要主题。遗产承载着个体、社区、族群、国家有关过去和历史的记忆[15]，因而涉及多重认同。其中，涉及遗产与国家认同之间关系的研究最多[16]。而遗产运动带来的当地人的文化认同危机正引起学者的关注和反思[17]。作为后工业时代全新的遗产类型，工业遗产本质上是一种根植于工业社区的生产性遗产。而当前的工业遗产运动中，政府、企业、学术精英因掌握权力、资本和专业知识，事实上操控了遗产保护和利用的方向。无论是文化价值导向的博物馆式工业圣地[18]，或经济价值导向的艺术区、文创园，向观众展示的都是被净化或美化过的场景[19]。这个过程表现出明显的中产阶级化特点和绅士化现象[20]。相应地，工业社区则较少参与遗产建构。社区建构只在英国、德国等具有悠久工业文明、工业荣耀感的国家有所发展。典型实践如英国的世界遗产地布莱纳文工业景观和德国的鲁尔区[21]，这两个地方的社区受申遗带动的旅游业经济发展的外部刺激，有意识地将地方价值观、本土知识融入居民经营的遗产项目中[19]。而在欧洲的一些非工业化强国以及世界其他区域大多数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社区对工业遗产则普遍持有消极和淡漠的情感，出现遗产主体边缘化、社区记忆碎片化[22]等社区文化断裂问题。
社区是工业遗产的原生主体，社区关于工业遗产的集体记忆与权力范式下的官方记忆不同，后者意图建构一种静止纯洁的、具有普世意义的公共记忆[20]。社区的遗产观也不同于传统的专家知识，社区有关遗产的意义阐释源自其切身经历，既包括工业伟大成就的辉煌记忆，也卷入了权利斗争、劳资协商[23]，以及负面的乡愁记忆[24]等复杂情感。因此，从长远来看，遗产如果不与社区联系[25]，其发展将会受到挑战。近年来“伤心遗产”“遗产之痛”[26]研究开始将创伤作为新的议题，触及了族群、社区遗产发展中负面或黑色的属性。本文以此为背景，尝试以创伤记忆作为理论视角，选取铁西工业区作为典型案例，探讨工业社区围绕工业遗产形成的创伤记忆，旨在从理论上揭示创伤记忆影响社区身份认同及工业遗产保护的作用机制。

2 创伤记忆的理论内涵及理论启示

2.1 创伤记忆理论源起及内涵

创伤记忆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成为西方记忆研究的热点，用于研究群体的创伤经历及其引发的创伤效应，并于20世纪90年代末引入国内人文学科，广泛应用于文化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等领域。创伤记忆是指对生活中具有严重伤害性事件的记忆[27]，其类型包括精神创伤和身体创伤，个体创伤和集体创伤，历史性创伤和结构性创伤等[28]，其中，2004年由美国文化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提出的文化创伤理论最具影响力。该理论认为，当集体成员感觉他们遭遇了一个可怕事件，这一事件在他们的集体意识中留下永久、不可磨灭的痕迹，并从根本上无法逆转地改变他们未来的身份认同时，文化创伤就产生了[29]。这种创伤虽然以真实性事件为基础，但事件不会自动转化为集体创伤。只有经过媒体舆论的言说，创伤由个体体验建构为群体共享的体验时，创伤及其记忆才最终形成。
创伤记忆不同于普通记忆。其独特性首先在于它是亲历性而非想象性记忆，在时间上表现为即时性，在空间上表现出场地性[30]，创伤体验不仅无法由他人替代，还将长久镌刻在受创者的头脑中；创伤记忆也是一种情感记忆，通常表现为麻木、冷漠、悲伤、苦闷、绝望、羞愧等负面情感；创伤记忆还是一种隐性的程序性记忆，受创者会有意识地对其进行搁置或压抑。但过往体验留下的记忆痕迹常会以片段式的感觉、情绪等形式出现，或以害怕、恐惧等形式反复上演、重播[31]。从这个意义上，创伤记忆又被视作固定和静止的记忆。

2.2 创伤干预及创伤记忆理论启示

上述特征使得创伤性的过去会以幽灵的方式与现在共存，不仅阻碍受创者走进当下，还会进行代间和代际传递，进而危及甚至粉碎身份认同[32]。因此，需要对创伤进行干预。创伤干预作为一种应对创伤的对抗力量，强调当事人要积极面对创伤[28]，同时通过与创伤记忆达成和解来修复创伤。在和解的策略中，见证文学作为对创伤记忆的自觉性书写，能使公众感受到受创者的经历，从而产生认同，帮助修复公共世界[33]；证词等个人或集体的叙述行为也被视为治疗创伤的有效策略[34]；此外，与文化的重新联系同样被看作是创伤群体身心健康的康复手段，尤其在保护年轻群体免受历史创伤代际影响方面具有重要作用[35]。
创伤记忆的根本在于创伤。创伤是文化建构的产物[36]，创伤事件的意义只有通过大众传媒的挖掘和传播，被大众所知晓和接受，事件承携者的创伤记忆才能形成。而且只有受创主体自觉面对创伤，并且社会对创伤实施积极干预策略，才能帮助受创群体走出创伤困境，重建社会生活。

3 沈阳铁西工业遗产保护与地方文化身份建构

3.1 铁西地方工业文化身份的形成

沈阳铁西区作为我国典型的老工业基地城市工业区，其文化身份的形成离不开区域的工业发展史。伴随铁西工业区的发展，两个历史阶段为地方生产了文化意义。第一阶段为1904—1945年间，日本将铁西规划为工业区，奠定了南满铁路以西发展工业、以东发展市街的城市空间格局。到1938年，铁西工业区基本形成，并于1945年成为亚洲最大的城市工业区。第二阶段为1949年后，铁西成为国家“一五”“二五”计划重点改造发展的工业区，1965年建成全国重工业制造基地。区内聚集了3项苏联援建项目和沈阳市80%以上的国有工业企业，成为“中国制造业之都”。政府为产业工人配套建造工人村，形成典型的产业工人社区。在长期工业生产、生活影响下，铁西形成独特的地方工业文化。工厂、工人村、烟囱等成为物质性文化，劳模文化、工业精神等成为非物质性文化，以及产业工人群体成为表征铁西地方性的典型符号，地方成为充满工业文化意义的社区。

3.2 铁西逆工业化中的工业文化身份变迁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计划经济体制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求，铁西开始进入逆工业化的衰退期。为了重建地方发展活力，2002年，铁西政府实施“东搬西建”的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战略，对工业区实施整体性搬迁改造。房地产和现代服务业取代传统制造业成为主导产业。改造是对地方空间的再生产，厂房、烟囱等生产性景观，工人村等生活性景观被大规模拆除。“南宅北厂”的空间意象、“工一色”的历史风貌随之消失，老城区的工业文化身份被打破，新的商业文化身份快速形成。

3.3 权力推动的工业遗产保护与工业文化身份重构

遗产是地方在现代性的全球语境下保留特色的关键[37]。而且，对遗产的强烈感知和基于地方的身份认同也是地方发展的有益资产。因此，铁西地方政府采用国家工业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街区等多种文化政策，对工业遗产实施保护（表1）。一方面，利用工业遗产建造工业博物馆、工人村生活馆和工业景观雕塑等纪念物，保留和展示地方工业记忆。工业遗产也被广泛用于文化创意园改造，截至2020年12月，已建和在建的文化创意园多达11处（表2）。再利用是通过保留工业建筑的结构和立面，留存工业风貌特征，或借助为园区命名来传递场地历史上的工业意义。这一过程中，政府借助权力话语的力量，积极重塑在逆工业化中被打破的工业文化身份，重建地方形象，使铁西成为装备制造业发展示范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以及工业遗产旅游地。
表1 2005—2020年间铁西区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简况

Tab. 1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in Tiexi District from 2005 to 2020

遗产名称 保护方式 利用现状 遗产名称 保护方式 利用现状
沈阳铸造厂 国家工业遗产 中国工业博物馆 铁西老工厂传说故事 非物质文化遗产 铁西文化馆展览
铁西工人村
历史建筑群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工人村生活馆 铁西工人村 历史文化街区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综合性商业业态
沈阳重型机械
集团二金工车间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05文创园 沈阳市工人
文化宫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沈阳职工文化体育活动中心
东北耐火材料厂旧址建筑群 历史建筑 奉天工场 沈阳红梅味精厂
建筑群		 历史建筑 红梅文创园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调研资料整理。

表2 铁西区利用工业遗产建成和在建的主要文化创意园

Tab. 2 Major built cultural and creative parks and those under construction based on industrial heritage of Tiexi District

园区名称 再利用企业 功能与业态 名称内涵
1905文化创意园 沈阳重型机械厂 文化创意产业综合体、AAA级旅游景区 铁西工业区始建时间
奉天记忆文化创意园 沈阳飞轮厂 多功能文化产业园 城市记忆
铁西梦工厂文化创意街区 沈阳弹簧厂 体育潮流文化街区 城市记忆
红梅文创园 沈阳红梅味精厂 艺术孵化基地 企业历史记忆
电机厂文化创意产业园 沈阳电机厂 东北联合艺术大学堂 企业历史记忆
奉天工场 沈阳冶金机械有限公司* 综合性园区 城市记忆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调研和访谈资料整理。

注：*1964年，东北耐火材料厂改为沈阳冶金机械有限公司。

4 沈阳铁西工业遗产创伤记忆影响社区文化身份认同的作用机制

4.1 文本选择及资料获取

文章从3个方面获取社区有关工业遗产创伤记忆的文本资料，即铁西国有大型工业企业厂志、下岗潮的网络文本以及工人群体的深度访谈，用以挖掘工业社区创伤记忆的维度和特点，分析创伤记忆影响工业社区身份认同的作用机制。综合企业的创建时间、历史价值以及行业和社会影响等因素，确立9家企业作为分析对象，即沈阳冶炼厂、重型机器厂、鼓风机厂、变压器厂、东北制药厂、电缆厂、汽车制造厂、线材厂和电力机械厂，编号分别为YLC、ZXC、GFJC、BYQC、DYC、DLC、QCZZC、XCC、DLJXC，时间范围为1949—1986年，企业厂志的文本内容涉及企业污染和工伤事故。下岗潮网络文本8篇，编号为M1~M6、W1~W2，时间范围为1996—2020年，内容涉及大众传媒制度场域对铁西国企改制的报道，下岗工人子代民间场域对父辈下岗经历及其家庭影响的回忆。访谈对象25人，其中下岗工人10人、非下岗工人15人，编号为LW1~LW10、OW1~OW15，访谈时间为2015—2020年，地点包括3处工业遗产地，即工人村生活馆、中国工业博物馆、1905文化创意园，以及5处工业旧址再利用建成的商业和社区，访谈问题聚焦于工人的工业遗产记忆、工人与工业遗产再利用场所的关系，以及工人作为亲历主体对下岗事件的记忆。

4.2 工业社区创伤记忆形成及创伤类型

4.2.1 环境创伤记忆

2002年“东搬西建”前，铁西老城区是典型的工厂城。全区共有3 500余户工业企业（M6），建设大路以北20平方千米的土地集中了沈阳市75%的国有大中型企业（M4），其中很多是重污染企业（表3），工业废水、废气、废渣造成社区生活环境严重污染：“家在工人村重工街，那时，地都是绿的，有毒那种”（LW1）；“长跑时从和平区向铁西区跑，味道刺鼻子，跑完脸都是花的”（OW9）；“到处都是红烟、黄烟”（LW6）；“ZXC的煤焦油味闻一会儿就喘不上气”（OW11）；“过去铁西的水沟臭气熏天，比其他区得少活十年”（OW5）。而且，这一时期铁西工业缺少花园工厂、劳动美学理念，生产车间和作业场所环境恶劣。冶炼车间的金属粉尘，铸造车间的噪音，制药厂的爆炸、中毒、刺激性气味等，已经内化为工人的日常生活体验：“工厂破烂不堪，环境不好，植物都不易活”（OW7）。工人通过具身体验、共享往事形成的集体记忆中，传统工业被塑造为“傻大黑粗”和环境伤害的形象特征。
表3 铁西区9家大型国有企业污染类型

Tab. 3 Pollution types of 9 larg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iexi District

YLC ZXC GFJC BYQC DYC DLC QCZZC XCC DLJXC
烟气污染、金属粉尘、工艺污水、金属废渣 酚、油、烟尘、病原体、噪声 粉尘、烟尘、毒物、污水 烟尘、油、六价铬、氰化物、镍等 废水、废渣、废气 铜、油废水，二甲苯、沥青烟、酸雾等废气，废渣等 粉尘、含铬、氰污水、烟尘 烟尘、铁尘废水、含油废水、氧化铁皮废渣 烟尘、粉尘、含油废水

资料来源：企业厂志。

4.2.2 身体创伤记忆

身体创伤源自车间生产操作引发的工伤事故和职业病。铁西工业区是典型的重工业基地，以铸造、机床、冶炼、化工等大型装备制造企业为主。9家工厂厂志20世纪40—80年代期间工伤事故统计数据显示（表4），因违规作业、设备陈旧、工艺落后、工种特殊等原因，工伤事故频繁发生。伤害程度区分为死亡、重伤和轻伤，类别包括物体打击、灼烫烧伤、机械伤害、化学伤害等。工伤事故千人负伤率最高时达到121.3‰（GFJC），死亡事故多达56人（ZXC），重伤多达408人（YLC）。长期从事毒害工种及处于噪音等暴露式生产环境，还引发了工人尘肺病、矽肺病等不可控的职业病，造成身体损伤。
表4 铁西区9家大型国有企业工伤事故统计

Tab. 4 Statistics on industrial work-related accidents of 9 larg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iexi District

企业
年份		 YLC
1950—1986		 ZXC
1953—1984		 GFJC1952—1985 BYQC
1949—1984		 DYC
1951—1985		 DLC
1956—1986		 QCZZC
1962—1985		 XCC
1965—1985		 DLJXC
1958—1984
事故人次（人次） 7 255 12 190 4 935 5 301 4 645 5 412 1 216 1 836 830
职工总数（人） 14 999 12 880 4 218 5 983 8 758 11 139 7 554 2 506 1 371

资料来源：企业厂志。

注：事故人次是20世纪40—80年代期间的累计人次。

4.2.3 文化创伤记忆

文化创伤源自国企改革及由此引发的工人群体的结构性下岗。1985年国家开始取消国有企业的“三包”政策，铁西被动进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制探索。到2001年，全区3 500余户工业企业中，4/5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30余万产业工人中，13万通过买断工龄等方式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铁西被媒体和工人描述为“下岗之城”，工人村等社区成为城市的新贫困空间：“现在的铁西已成‘毒瘤’，偌大的工业区成了一座空城”（M3）；“除少数历经磨难事业有成，大多数下岗工人都在苦苦撑着，卑微挣扎地活着”（W2）。长期的集体主义生活使工人形成“厂家一体”的观念，离厂造成工人与“家”的断裂，产生剥夺感等情感创伤：“一心幻想着单位不会解体，最后真下岗了，感觉被抛弃了”（LW3）。事件虽然结束，但亲历性的创伤体验被传递到子弟一代：“我曾经为自己父母是工人而感到骄傲，下岗后，爸爸整天阴沉着脸……我们被称为失败者，尊严没有了，一切都没有了”（W1）。转型带来的制度性下岗，在家庭生活、子代际遇、职业尊严和社会地位上，使工人遭受经济和精神的双重打击，成为社区的创伤性事件。

4.3 创伤记忆影响社区文化身份认同的作用机制

4.3.1 社区的低层次文化身份认同

认同是个人与他人或群体在感情和心理上趋同的过程[38]，没有认同，文化身份就不具有意义。综合3处工业遗产地的访谈发现，虽然铁西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已开展近20年，但社区对工业遗产仍然是陌生的，对工业遗产的认同整体上处于较低层次。当被问及与3处遗产地的关系时，只有少数工人回应曾有过游览经历。其中，工人村生活馆因位于工人村社区内，是工人听说和参观最多的一处遗产地；中国工业博物馆的游客群体中，工人游客多为退休工人；1905文创园则因功能和业态过度关注经济价值，被批判为与社区无关的消费空间，参观客群以都市青年和中产阶层为主，少有工人进入。
进一步分析有过游览经历的工人群体发现，社区对工业遗产的感知并不相同，内部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第一种是管理岗位工人群体，这一群体多以退休方式离开工业活动，往往具有较高的参观频次和情感认同：“这应该是第七八次参观中国工业博物馆了，多次参观是因为对工作时光的怀念和对这些机器的热爱，只有我们这些老工人才能理解蕴含在冰冷机器中的工业精神，年轻人并不了解”（OW3）。第二种是从车间操作岗位退休的工人群体，他们很少将工业遗产建构为自我或社区的一部分：“工人村生活馆刚开时去过一次，记忆淡薄，生活馆未来怎么变都和我个人生活没啥关系”（OW1）；“去过很多次啊，那就是一个展览的地方”（OW2）；“和生活的联系不大，像是旅游景区，不是为我们居民提供的场所”（OW6）；“知道这些红楼是文物，但对老百姓没有太大意义”（OW8）。第三种是以下岗方式退出工业的工人群体，基于自身的创伤经历，通常认为展示的纪念物虚假、无意义：“下岗后生活更加劳苦，生活馆失真，跟过去不太一样，都是一些虚假的创意，是为‘建造’而建造的产物”（LW4）；“回忆工人时代想到更多的是辛苦，生活馆感觉真实性差很多”（LW2）。
与此相反，社区对新的商业文化身份却形成了一致性的认知。当被问及最近20年铁西最大的变化时，大多数工人普遍的感知是：“过去是工业区，现在是商业区了”（OW10）；“原来是烟囱林立，现在是4S店多”（OW12）；“环境好了，雾霾减少了，居住环境提升了”（OW7）。与工业文化身份相比，新的商业文化身份获得了一致性的认同。

4.3.2 创伤记忆影响社区文化身份认同的作用机制

由于创伤强度、特点和结果的差异，3种创伤以不同方式对工业社区产生影响。环境创伤具有空间上遍在性和时间上日常性等特征，主要影响工人群体生产场所和生活空间的品质，并引发对发生重大疾病的情感焦虑。身体创伤中，死亡和重伤发生率虽低，但创伤强度却最大，也最不可逆转。身体作为创伤的承载者会长期保留创伤痕迹以及强烈的负面情绪。相对工伤事故，职业病的伤害需要较长时段以缓慢方式显现，而在伤害发生前，工人通常通过劳动保护装备进行日常防护，单位则以福利制度的方式开展职业病体检和轮休疗养。然而，这主要是一种象征意义，是对他们精神焦虑的慰藉和补偿，而非抵御创伤发生的机制。文化创伤是工业社区不可逆转的创伤经历。工人群体是工业区衰败、破产这一历史性事件的亲历者，作为行动主体，工人初期以“堵路、护厂、上访、谈判”等激烈方式做出反应，最终则以集体买断下岗的形式结束与工厂的关系。这种被动性退出带来工人及其家庭的剧烈变动：政治层面，结构性下岗引发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形成的传统工人阶级的瓦解和工人阶级的整体性溃败[39]；经济层面，下岗后工人以失业者身份成为社会中的流散人员，并因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而迅速底层化；社会层面，改制前国企“铁饭碗”“高福利”“单位制”生活方式的优越感，工人阶级的主体性社会地位塑造了工人在社会中“有尊严”的职业形象，再就业则以劳务工人、摊贩业主等职业为主，这种低收入、低社会地位、低稳定性的流散生活方式造成工人群体在社会地位和尊严上的丧失感，以及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缺失。
而且，工业社区的创伤记忆由于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造成当前创伤形成的负面情感并未被充分言说[24]。从内部因素来看，社区作为创伤主体，多以平静、沉默、麻木、失落的方式回应创伤，有意识地通过控制这部分记忆来平衡创伤性的过去与现实之间的关系[21]，达到缓解痛苦或治愈创伤的目的。外部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计划经济时代集体主义规训的影响。长期的集体生活建构了工人是“工厂主人翁”的社会角色，“以厂为家”“厂兴我荣、厂衰我耻”的集体意识盛行，集体认同感和政治觉悟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工人的个体意识。另一个因素来自官方有关体制转型的话语叙事，从城市发展、产业转型、宜居城市建设等宏大主题视角重构了下岗事件的意义，这也造成工人对创伤选择集体沉默：“厂子黄了，那都是高能耗、高污染、高消耗的企业”（LW7）；“要建设新沈阳，时代要发展，国家很困难，我们也理解”（LW9）。这表明工人群体的“失忆”事实上是“对权力范式的依赖”[40]，创伤被选择性地遗忘、搁置，而没有得到充分表达。
在创伤对工业社区的影响以及创伤的负面情感未被充分言说的推动下，社区重构了地方的意义。在他们看来，工厂既是曾经的“神圣乐园”，又是见证伤痛的记忆场所。工业的标志物成为伤痛的身份标签，工业社区努力想要将其去除，以便以新的形象创建新生活。在这一过程中，社区既无法确信工业废弃地能创造生产以外的其他价值，也难以理解或认同专家建构的遗产意义，这都阻碍了社区对工业遗产的价值判断。通过分析可知，工业遗产创伤记忆影响社区地方文化身份认同的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社区在工业生产和发展的进程中，形成了宏观层面的环境创伤，微观层面的身体创伤，以及制度层面的文化创伤。创伤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对社区产生结构性的影响。创伤记忆的亲历性、情感性、隐匿性等特点作为社区内部因素，计划经济时代集体主义规训、官方有关体制转型的话语叙事作为外部因素，合力推动社区对创伤记忆形成有意识地搁置或压抑。创伤影响和记忆搁置推动社区重构了地方的意义，遗产地变成伤痛之地。这造成社区对工业遗产产生“爱恨交织”的冲突情感，既有工业乡愁，又有疏离和排斥，降低了社区对地方工业文化身份的认同，约束了社区在遗产保护中可能的社会参与和行动能力。而社区对工业遗产保护的缺失和退出，又以反作用力的方式进一步弱化了社区的文化身份认同。
图1 工业遗产创伤记忆影响社区文化身份认同的作用机制

Fig. 1 The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heritage trauma memory influencing community cultural identity

5 结论与启示

上述综合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铁西区的工业文化身份是历史形成的，在逆工业化前是完全独立的工业文化身份，2002年“东搬西建”后演化为由工业文化和以现代服务业为核心的商业文化共同组成的混杂化文化身份。
（2）铁西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是在重构地方工业文化身份和塑造地方新形象的背景下展开的，这个过程表现出3个特点：第一，权力和资本联合主导了遗产实践，但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缺少与社区的互动；第二，企业改造过程中保留的多是具有纪念碑价值的工业文物，保护理念源自西方以“物”为核心的遗产观，强调普世价值，忽略了遗产的情感价值；第三，文化创意产业和遗产旅游看重的是工业遗产的经济价值，建构的是服务于都市中产阶层的消费文化，这个过程使地方逐渐成为脱嵌遗产社区的新型消费飞地，地方工业文化记忆沦为消费背景或文化隐喻。
（3）在工业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上，社区普遍认为被保护和再利用的工业遗产纪念物是与社区有隔阂的外来文化，是有意为外来参观者建造的景区，与社区的互动较少，没有为社区创造出新的意义。而且，受岗位、退出工业方式等因素影响，工人群体内部对工业文化身份并没有形成集体认同感。
（4）社区围绕与工业生产、日常生活的关系，以及个体在工业发展、衰败、转型进程中的经验和遭遇，形成了共享的创伤记忆。其类型表现为环境创伤、身体创伤和文化创伤，在创伤强度、效应及作用方式上显现出不同特征，并通过环境污染、职业病、工伤事故、阶级解体、底层化和丧失感等方式对社区造成影响，加之创伤记忆的搁置，将遗产重构为伤痛之地。社区对遗产形成的冲突性情感影响了社区对工业文化身份的认同，成为社区参与遗产保护的抑制因素。
因此，未来从建构工业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良性互动关系来看，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承认工业遗产具有冲突性、争议性和伤害性是必要的。“创伤记忆”故事和“纪念碑”故事同样是工业遗产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被有意识地社会性忘却，也不应以“民间记忆”的方式局限于工人圈层文化，只产生同时代见证人证实的意义，或以“反记忆”的方式存在于网络空间，而应给与充分的回应、正视和呈现。
（2）社区作为遗产的原生主体，应积极参与遗产建构和遗产地旅游发展。人的记忆是工业遗产地不可替代的资源，社区对工业遗产的态度、情感以及对遗产价值的认可是遗产保护最可靠的方式。在制定工业遗产旅游政策时，应思考工业遗产社区的制度增权，让更多的工人群体及其子代有机会重返工业遗产地，重建社区与遗产的关系。
（3）可以借助口述史、见证文学、集体叙述、旅游展演的理论和方法，讲述社区在工业建设、辉煌、衰落、振兴等不同阶段的故事和情感记忆，工业区的衰败、国企改革、产业工人下岗等事件也可以作为工业社会变迁的叙事主题，用以反思工业发展中黑色、伤痛和不舒适的记忆，共创遗产意义。
（4）通过创伤宣称，实现社区的遗产认同和包容性发展。记忆不仅重构着过去，而且组织着当下和未来[41]。只有当工人群体所承受和经历的工业伤害在与大众互动中完成创伤的宣称过程，创伤才能超越个体体验被社会所感知，在过去与当下间建立联系，形成对受创者的补偿。工业遗产才能获得社区的情感认同，从政府、企业、遗产专家和学术精英建构的遗产转变为全社会的共同遗产。并借助遗产保护和旅游等方式的利用，真正实现遗产推动地方发展的社会责任。
当然，本文选取的铁西案例虽然具有突出的典型性，但该案例主要反映了城市老工业基地型社区与工业遗产创伤记忆的关系。而为中国现代工业化做出突出贡献的其他重要类型的工业社区，例如独立的矿业小镇、三线工业社区，以及在“世界工厂”崛起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三来一补”、乡镇企业的农民工群体等，在工业发展、转型及遗产化的过程中，其创伤记忆是否具有差异，这些情感记忆的独特性又是如何影响文化身份认同和认识工业遗产复杂价值的，未来均需要开展深入性的研究。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魏爱棠, 彭兆荣. 遗产运动中的政治与认同[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5): 1-8.

[Wei Aitang, Peng Zhaorong. On the politics and identity in the movement of heritage[J]. Journal of Xiamen University (Arts & Social Sciences), 2011(5): 1-8.]

[2]
葛荣玲. 遗产研究: 理论视角探索[J].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27(1): 9-13.

[Ge Rongling. Heritage studies: Exploration of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J]. Journal of Xu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2, 27(1): 9-13.]

[3]
Ashworth G J, van der Aa B J M. Bamyan: Whose heritage was it and what should we do about it?[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02, 5(5): 447-457.

DOI

[4]
彭兆荣. 家园遗产: 现代遗产学的人类学视野[J].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28(5): 73-78.

[Peng Zhaorong. Homestead heritage: The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modern heritage[J]. Journal of Xu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3, 28(5): 73-78.]

[5]
屈册, 张朝枝. 元阳梯田原住民的遗产认同: 基于话语分析的视角[J]. 旅游学刊, 2016, 31(7): 43-51.

[Qu Ce, Zhang Chaozhi. Aboriginal heritage identity in Yuanyang rice terraces: On the perspective of discourse analysis[J]. Tourism Tribune, 2016, 31(7): 43-51.]

[6]
Smith L. Uses of Heritage[M]. London: Routledge, 2006.

[7]
Samuel R. Theatres of memory, Volume1: Past and present in contemporary culture[J]. Labour History Review, 1996, 61(2): 271-275.

[8]
Kay D. Reconstructing social identity[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93, 19(1): 4-12.

DOI

[9]
Abrams D, Hogg M. Social identity theory: Constructive and critical advances[J]. Contemporary Sociology, 1991, 20(6): 944-945.

DOI

[10]
Brown R. Social identity theory: Past achievements, current problems and future challenges[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0, 30(6): 745-778.

DOI

[11]
Kiecolt K J. Stress and the decision to change oneself: A theoretical model[J].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1994, 57(1): 49-63.

DOI

[12]
Burke P J. Identity change[J].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2006, 69(1): 81-96.

DOI

[13]
张淑华, 李海莹, 刘芳. 身份认同研究综述[J]. 心理研究, 2012, 5(1): 21-27.

[Zhang Shuhua, Li Haiying, Liu Fang. Review on research of identity[J]. Psychological Research, 2012, 5(1): 21-27.]

[14]
钟亚妹. 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理论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 2018.

[Zhong Yamei. A study of Stuart Hall’s cultural identity theory[D]. Jinan: Shandong University, 2018.]

[15]
宋峰, 熊忻恺. 国家遗产·集体记忆·文化认同[J]. 中国园林, 2012, 28(11): 23-26.

[Song Feng, Xiong Xinkai. National heritage,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2, 28(11): 23-26.]

[16]
Macdonald S J. Museums, national, postnational and transcultural identities[M]//Museum Studies:An Anthology of Context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2012: 273.

[17]
Smith L, Akagawa N. Intangible Heritage[M]. London: Routledge, 2008: 24.

[18]
Russell B. Preserving the dust: The role of machines in commemorat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J]. History and Memory, 2014, 26(2): 106-132.

DOI

[19]
多米尼克·沃克, 杜冬. 朝向有益的世界遗产: 布莱纳文工业景观的社区参与[J]. 国际博物馆, 2011, 63(2): 24-31.

[Dominic Walker, Du Dong. Towards beneficial world heritag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he industrial landscape of Blaenavon[J]. Museum International, 2011, 63(2): 24-31.]

[20]
潘天舒. “文明”“历史遗产”和“士绅化”的人类学批判: 以赫兹菲尔德的田野民族志实践为例[J]. 思想战线, 2017, 43(4): 15-22.

[Pan Tianshu.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civilization, historical heritage and gentrification through the ethnographic lens of anthropologist Herzfeld[J]. Thinking, 2017, 43(4): 15-22.]

[21]
斯蒂芬·伯格, 赵欣. 工业时代的象征: 鲁尔和南威尔士的工业遗产与文化身份认同[J]. 地域文化研究, 2017(1): 89-102, 155.

[Stefan Berger, Zhao Xin. A symbol of the industrial age: Industrial heritage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Ruhr and South Wales[J]. Regional Culture Study, 2017(1): 89-102, 155.]

[22]
吕飞, 武海娟. 遗存·记忆·再生: 哈尔滨“156项工程”物质遗存与更新路径探索[J]. 城市发展研究, 2018, 25(10): 80-87, 95, 2.

[Lv Fei, Wu Haijuan. Heritage memory revival: Tangible heritage and renewal paths of “156 projects” in Harbin[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8, 25(10): 80-87, 95, 2.]

[23]
Del Pozo P B, González P A. Industrial heritage and place identity in Spain: From monuments to landscapes[J]. Geographical Review, 2012, 102(4): 446-464.

DOI

[24]
李蕾蕾. 乡愁与工业遗产保护[J]. 中国名城, 2015(8): 28-31.

[Li Leilei. Nostalgia and industrial heritage conservation[J]. China Ancient City, 2015(8): 28-31.]

[25]
Crooke E. The politics of community heritage: Motivations, authority and control[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10, 16(1-2): 16-29.

DOI

[26]
Uzzell D, Ballantyne R. Heritage that hurts: Interpretation in a postmodern world[M]//Uzzell D, Ballantyne R. Contemporary Issues in Heritage and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98: 152-171.

[27]
杨治良, 孙连荣, 唐菁华. 记忆心理学[M]. 3版.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412.

[Yang Zhiliang, Sun Lianrong, Tang Jinghua. Psychology of Memory[M]. 3rd ed.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2: 412.]

[28]
朱荣华. 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对创伤理论的建构[J]. 浙江学刊, 2012(4): 102-106.

[Zhu Ronghua. Lacapra D’s construction of trauma theory[J].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2012(4): 102-106.]

[29]
Alexander J C.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M]//Alexander J C, Eyerman R, Giesen B, et al.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1-30.

[30]
赵静蓉. 创伤记忆: 心理事实与文化表征[J]. 文艺理论研究, 2015, 35(2): 110-119.

[Zhao Jingrong. Traumatic memory: Psychic reality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J].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2015, 35(2): 110-119.]

[31]
彼得·莱文, 曾旻. 创伤与记忆: 身体体验疗法如何重塑创伤记忆[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7: 11.

[Peter Levine, Zeng Min. Trauma and Memory: Brain and Body in a Search for the Living Past: A Practical Guide for Understanding and Working with Traumatic Memory[M]. Beijing: China Machine Press, 2017: 11.]

[32]
Lacapra D. Trauma, history, memory, identity: What remains?[J]. History and Theory, 2016, 55(3): 375-400.

DOI

[33]
陶东风. 文化创伤与见证文学[J]. 当代文坛, 2011(5): 10-15.

[Tao Dongfeng. Cultural trauma and witness literature[J].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2011(5): 10-15.]

[34]
Hunter A C. “To tell the story”: Cultural trauma and holocaust metanarrative[J]. Holocaust Studies, 2019, 25(1-2): 12-27.

DOI

[35]
Gray A P, Cote W. Cultural connectedness protects mental health against the effect of historical trauma among Anishinabe young adults[J]. Public Health, 2019, 176(11): 77-81.

DOI

[36]
孙珂. 文化创伤认知及其价值[J]. 河南社会科学, 2018, 26(12): 71-74.

[Sun Ke. Cultural trauma cognition and its Value[J]. Henan Social Sciences, 2018, 26(12): 71-74.]

[37]
范晓君, 徐红罡. 旅游驱动的再地方化: 地方视角下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创新路径[J]. 旅游论坛, 2020, 13(2): 17-27.

[Fan Xiaojun, Xu Honggang. Tourism-driven re-localization: An innovative approach for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from the place perspective[J]. Tourism Forum, 2020, 13(2): 17-27.]

[38]
车文博. 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 (上卷)[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375.

[Che Wenbo. Selected Works of Freudianism (Volume I)[M]. Shenyang: Liaon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8: 375.]

[39]
李静. 瓦解与重建: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形象的书写 (1999-2011)[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5: 16.

[Li Jing. Collapse and reconstruction: Image analysis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contemporary China (1999-2011)[D].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15: 16.]

[40]
刘亚秋. 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对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J]. 社会, 2010, 30(5): 217-242.

[Liu Yaqiu. From collective memory to individual memory: 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social memory studies[J].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0, 30(5): 217-242.]

[41]
扬·阿斯曼. 文化记忆: 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 金寿福, 黄晓晨,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35.

[Assmann J. 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M]. Jin Shoufu, Huang Xiaochen, Tran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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