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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旅游 >

2023 , Vol. 13 >Issue 3: 420 - 437

DOI: https://doi.org/10.12342/zgstly.20230021

国家文化公园与遗产旅游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 吴苗苗 , 1 ,
  • 戴俊骋 , 1, 2, * ,
  • 谢帆 1
展开
  • 1.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北京 102206
  • 2.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北京 100081
* 戴俊骋（1984-），男，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化经济与文化地理。E-mail:

吴苗苗（2001-），女，本科生，研究方向为文化和旅游产业。E-mail:

收稿日期: 2023-03-03

  修回日期: 2023-06-13

  网络出版日期: 2023-08-04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207119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20YJC760013)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19YTC039)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21ZDA07)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22YTA024)

中央财经大学“青年英才”培育支持计划(QYP202111)

收起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 project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 Wu Miaomiao , 1 ,
  • Dai Juncheng , 1, 2 ,
  • Xie Fan 1
Expand
  • 1. 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2206, China
  • 2. Institute of Culture and Economic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 Dai Juncheng. E-mail:

Received date: 2023-03-03

  Revised date: 2023-06-13

  Online published: 2023-08-04

Fold

摘要

重大项目是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的关键，也是集中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的核心承载。本研究侧重于当前国家文化公园研究中较少关注的重要项目研究视角，运用数理统计与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并结合地理探测技术分析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重大项目呈现点轴状分布特征，80%以上分布在运河10 km缓冲区内。（2）项目空间分布呈现“核心集聚，相连成片，带状分布”的特点，包括天津市高密度集中区，安徽江苏两省西南交界次密度核心区以及天津市河北区-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回族区、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3条带状分布区。（3）项目空间分布受多重因素影响，各影响因素解释力排名为：运河文化遗产邻近度>第三产业比重>运河水系邻近度>政策支持力度>交通道路邻近度>财政收入水平>常住人口规模。不同影响因素的交互影响力均大于单项影响因素，运河文化遗产邻近度与第三产业比重的交互作用最强。本研究从空间视角研究重大项目，探索了国家文化公园项目的整体空间布局以及项目遴选的空间因素，深化了目前巨型线性文化遗产管理的项目制研究，对优化国家文化公园项目整体格局，促进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国家文化公园; 大运河; 项目制; 空间分布

本文引用格式

吴苗苗 , 戴俊骋 , 谢帆 .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生态旅游, 2023 , 13(3) : 420 -437 . DOI: 10.12342/zgstly.20230021

Abstract

Major projects are the key to building and utilizing National Cultural Park well, and also the core carrier of building important symbols of Chinese cultu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erspective of major projects that are less concerned in the current study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 analyzes their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by using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GIS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and examin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Geodetect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Major projects of the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int-axis distribution, with over 80% within the 10 kilometer buffer zone of the canal. (2)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project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re agglomeration, connected into areas, and belt-shaped distribution”, including the high-density concentration area in Tianjin, the sub-density core area at the southwest border of Anhui and Jiangsu provinces, and three banded distribution areas, namely Hebei District, Tianjin—Rencheng District, Jining City, Shandong Province, Nanle County, Puyang City, Henan Province—Chanhe Hui District, Luoyang City, Henan Province—Yongqiao District, Suzhou City, Anhui Province—Xiuzhou District, Jiaxing City, Zhejiang Province. (3)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projects is affected by multiple factors, and the explanatory power is ranked as follows: the proximity of canal cultural heritage > the proportion of tertiary industry > the proximity of canal water system > policy support > the proximity of traffic roads > the level of fiscal revenue > resident population scale. The interactiv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influencing factors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single influencing factor,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roximity of can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proportion of tertiary industry is the strongest. This paper studies major projects from a spatial perspective, exploring the overall spatial layout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 projects and the spatial factors involved in project selection. It deepens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project system of giant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optimizing the overall layout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 projects and promot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Key words： National Cultural Park; The Grand Canal; project system; spatial distribution

1 引言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进一步为中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指明了方向[1]。国家文化公园以项目制为主要模式，强调国家主导、地方实施、多元参与[2-3]。从具体落实来看，中央到地方积极打造先行示范区、示范段、示范点，推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4]。各省市全面推进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建设，逐步形成了一批涉及遗址、建筑、景观、遗存等各遗产类型的标志性项目[5]。重大项目是推动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以及国家形象展示的生动载体，也是落实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的重要抓手。对重大项目的研究，一方面有利于遴选和建设价值突出、效益优良、影响力强的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另一方面可以对已有项目先行先试的经验进行总结，进一步形成项目建设指导的基本原则和实施方案[6]。
“项目制”是以项目工程为引导，中央与地方基层相结合的管理体制[7]。近年来，“项目制”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国家治理机制[8]。当前对项目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以下3个层面：一是各项目类型的研究，包括扶贫项目、农业项目、经济项目、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等类型，围绕地方项目实践、成效、反思等指出多元主体合作的重要性[9⇓-11]；二是项目运作逻辑、监督管理等与国家体制关系的研究，研究认为项目制打破了原有的科层体系，是一种介于单位制和科层制之间的混合机制[12-13]；三是对项目研究视角的拓展，包括技术性治理[14]、控制权理论[15]、整合机制[16]、时间空间维度[17]等。其中，空间维度是近年来项目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学者们具体结合江苏省特色田园试点项目[18]、黄河流域九省区体育旅游精品项目[19]、全国旅游扶贫示范项目[20]以及国家工业遗产项目[21]等，研究了项目的空间分布特征、影响因素以及优化策略。
现有国家文化公园项目的研究仅涉及项目类型[4]、组织体系[22]，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考虑到目前各国家文化公园项目的建设情况，笔者发现各项目规模不一、进程不一，很难在具体进度或者项目对比上进行研究。因此本研究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标志性项目为切入点，利用空间分析方法探究现有项目的支撑情况、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并结合地理探测器进一步研究各因子的影响程度和协调关系，以期为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建设实践及布局优化提供科学参考和借鉴。

2 研究区域概况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涉及北京、山东、浙江等8个省市[23]。空间层面，大运河纵贯中国东部核心区，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24]。时间层面，大运河是国家统一、经济发展和文脉传承的重要见证，衍生出包括闸、堤、坝、桥、纤道、码头、仓窖、驿站、会馆以及古建筑、古街区等在内的无数生态、样态、形态的运河遗产[25]。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坚持“河为线、城为珠、珠串线、线带面”的基本思路，以项目制为抓手，落实“中央统筹、省负总则、分级管理、分段负责”的建设模式[26]。《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明确，国家文化公园4类主体功能区中的“管控保护区”要先行规划，5项重点基础工程中保护传承工程要前置等[6]。各省市项目建设实践也多侧重于遗产价值高、旅游条件好的项目[27]。空间分布上，项目整体沿大运河呈点状分布，主要涉及省市县三级行政单位（图1）。
图1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空间分布图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22）1873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 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 project

现有58个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主要以保护传承项目和文旅融合项目为主，包含博物馆、遗址公园、古镇、街区、文化旅游廊道、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等具体类型（表1）。其中遗址公园项目共23个，占比达39.66%。从项目内容来看，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一般都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代表性文物和文化遗产资源。
表1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类型

Tab. 1 Types of the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 project

类型 代表性项目 数量 所占比例（%）
博物馆项目 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建设项目、浙东运河博物馆项目、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项目等 7 12.07
遗址公园项目 金门闸遗址公园项目、北厂漕仓遗址公园项目、春秋淹城遗址公园项目等 23 39.66
古镇或历史街区项目 杨柳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邵伯历史文化名镇保护项目、皂河龙运城保护项目等 15 25.86
文化旅游带及文化旅游
廊道复合项目		 大运河嘉兴段文化旅游复合廊道建设项目、德城大运河文化旅游复合廊道建设项目、天津市大运河文化旅游复合廊道建设项目等 6 10.34
运河非物质文化
遗产馆项目		 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中心、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运河民俗文化公园等 7 12.07

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国家文化公园项目数据来源于国家发改委“十四五”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项目储备库。截至2022年12月，项目库累计纳入的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共330个，结合地理位置进行逐一核对，确定了58个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实施方案》明确“十四五”期间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项目储备库要包含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重点文物保护与考古挖掘、自然遗产保护、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等重要内容[28]。总体来看，该项目库较好覆盖了目前大运河文化公园项目建设的成果，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与可信度。
研究团队通过政府公开申请、电话访谈等多种形式与国家发改委、各省发改委部门沟通，58个项目均得到确认。其中，政府公开申请主要通过国家及省（市）两级发改委网站，提出项目储备库名单公开申请；邮件以及电话访谈对象主要为发改委的项目负责人员，了解58个项目名单的准确性、真实性以及各省目前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建设情况。经确认，各省项目数量如下：北京市（1）、天津市（7）、河北省（6）、山东省（10）、河南省（9）、安徽省（8）、江苏省（13）、浙江省（4）。
大运河线路数据参考国家文物局确定的大运河河段地理空间范围以及大运河地理信息开放共享服务平台中的运河数据信息；行政区划、道路、河流等空间矢量数据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运河文化遗产数据主要参考《大运河遗产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中的大运河遗产目录。常住人口规模、财政收入水平、第三产业比重数据均来源于2021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政策数据为58个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所涉及的省、市、县三级规划。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规划/实施方案”为关键词，以“政策文件”为条件进行检索，某一县（区）政策数量为省、市、县三级政策数量之和，若不同县隶属于同一省或市，则该省或市级行政规划均算作县级区域的政策支持文件。

3.2 研究方法

3.2.1 最邻近指数

最邻近分析法最初由Clark等[29]提出，后来Pinder等[30]对其进行改进，主要用于点状要素的空间分布类型分析[31-32]。其计算公式为：
R = r - 1 / r E r E = 1 / 2 m / A = 1 / 2 D
式中，R为最邻近指数， r - 1为实际最邻近距离， r E为理论最邻近距离；m为点要素数量；A为研究区面积； D为单位面积点要素数量。当R=1时，表明点状要素随机分布；R>1为均匀分布；R<1为集聚分布。

3.2.2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分析法是通过样本点密度的空间变化反映样本的分布特征，能够直观呈现研究对象的分布概率[33]。其计算公式为：
f h ( x ) = 1 n h ∑ i = 1 n k x - x i h
式中， k x - x i h为核函数，h为带宽（h>0），n为样本点个数，(x-xi)为样本点到估值点的距离[34]。核密度值越大，空间分布越集中，反之则越分散。

3.2.3 标准差椭圆法

标准差椭圆法最早由美国社会学教授D. Welty Lefever于1926年提出，能够同时分析点要素的方向和分布，包括椭圆圆心、形状、方位角等，可以从多个角度分析研究对象的分布特征和趋势[35-36]。其计算公式为：
S D E x = ∑ i = 1 n ( x i - X - ) 2 n , S D E y = ∑ i = 1 n ( y i - Y - ) 2 n t a n α = ( ∑ i = 1 n x ˜ i 2 - ∑ i = 1 n y ˜ i 2 ) + ( ∑ i = 1 n x ˜ i 2 - ∑ i = 1 n y ˜ i 2 ) 2 + 4 ( ∑ i = 1 n x ˜ i y ˜ i ) 2 2 ∑ i = 1 n x ˜ i y ˜ i σ x = 2 ∑ i = 1 n ( x i c o s - y i s i n ) 2 n , σ y = 2 ∑ i = 1 n ( x i s i n - y i c o s ) 2 n
式中， ( S D E x ,   S D E y )为标准差椭圆的圆心， x i、 y i为第i个点要素的坐标, n为区域总点要素个数，（ X -, Y -）为重心， α为方向角。

3.2.4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主要通过分析某一属性层内方差和总方差的关系，探测空间分异现象及驱动力，其核心优势在于可针对两因子叠加关系，探测其交互作用[37]。本研究主要采用地理探测器中的分异及因子探测和交互作用探测两个探测器，分析58个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和交互作用。
因子探测的作用是探测因子X对于因变量Y空间分异性的解释程度，用q统计量来表示，其计算公式为：
q = 1 - ∑ h = 1 l N h σ h N σ 2 = 1 - S S W S S T S S W = ∑ h = 1 l N h σ h ,   S S T = N σ 2
式中， N h为第h类影响因素的样本量， σ h 2为其对应方差；SSW为层内方差之和；SST为全区总方差；l为第h类影响因素的次级分类个数。q的取值范围为[0,1]，q值越大，表明Y的空间分异性越明显；如果分层由自变量生成，则说明影响因素对空间分布的解释力越强。
交互作用探测用来检验不同因子进行交互之后的效果。具体来说，将两风险因子进行交互后，判断其对因变量Y的因子解释力变化。两风险因子交互作用的结果可以分为5类（表2）。
表2 交互作用探测

Tab. 2 Interaction detector

结果类型 交互作用
q（X1∩X2）>q（X1）+q（X2） 非线性增强
q（X1∩X2）=q（X1）+q（X2） 独立
q（X1∩X2）>max[q（X1）, q（X2）] 双因子增强
min[q（X1）, q（X2）]<q（X1∩X2）<max[q（X1）, q（X2）] 单因子非线性减弱
q（X1∩X2）<min[q（X1）, q（X2）] 非线性减弱

4 空间分布特征

4.1 总体空间分布特征

总体来看，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沿轴带分布特征突出，项目分布的平均中心（117.08°E，36.01°N）大致位于山东省泰安市，邻近东平县、汶上县，以大运河南旺枢纽为代表，区域内闸坝、碑刻、河道、水体等遗存十分丰富。根据式（3），标准差椭圆面积为28.28万km2，偏度为160.41，长轴距离远大于短轴距离，表明项目分布具有较强的方向性（图2），进一步证明了项目沿运河沿线分布特征。
图2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标准差椭圆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22）1873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 2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of the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 project

4.2 区域尺度分布特征

基于不同行政单位和空间观测尺度进一步分析项目空间分布，从各级行政单位来看，在运河沿线八省（市）及其下属87个地级市、734个县区中，项目分布在运河沿线31个地级市、53个县（区）。利用ArcGIS 10.8将省域、市域、县域项目数量进行可视化处理，得出具体分布状况（图3）。
图3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各区域尺度分布（省域、市域、县域）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22）1873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 3 Regional scale distribution of the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 project (provincial, municipal, county levels)

省域层面，天津市、江苏省和山东省项目较为集中，累计接近总体数量的2/3。市域层面，南北方向上项目数量较多，天津市、山东省德州市、河北省沧州市、安徽省淮北市、安徽省宿州市均达到4个及以上，累计超过项目总数的一半；而河南省安阳市、江苏省常州市、河北省衡水市、浙江省嘉兴市、河南省开封市等16个市各有1个项目。县域层面，天津市河北区、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天津市西青区均分布有4个及以上项目；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河南省巩义市、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等在内的40个县（区）各分布有1个项目。

4.3 空间分布集聚区域

根据式（1），计算得出项目平均实际最邻近距离 r - 1=17.76 km，理论预期最邻近距离 r E=45.44 km，最邻近点指数R=0.3908，即R<1，Z值得分为-10.0262且显著性水平p<0.01，说明项目空间分布属于集聚型。
根据式（3）计算核密度，项目在空间密度上呈现“核心集聚，相连成片，带状分布”的特征，主要包括1个辐射范围最广的高密度集中区，1个次密度核心区和3条带状集中分布区（图4）。高密度核心区主要为天津市，包括河北区、西青区、红桥区；次密度核心区主要为安徽省东北部及江苏省西北部，包括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安徽省宿州市萧县、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等。两个点状密度核心区呈现“中心-外围”椭圆式发散。3条带状集中分布区为天津市河北区-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回族区、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
图4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核密度分析结果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22）1873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 4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 project

5 影响因素

5.1 影响因素选取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的空间分布格局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影响因素的选取依据主要如下：一是借鉴前人研究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和自然因素[38-39]。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注重人文生态系统、文化意义系统、文旅产业系统，并体现国家性、开放性、体验性、综合性等[40]。自然环境因素、社会环境因素、经济产业因素等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建设具有重要影响。
二是结合相关指导文件。《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提出，国家文化公园要实现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功能[28]。《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实施方案》中指出，项目依托资源需要具有突出的文化典型性和整体代表性[28]。相关规划性文件也均表明，项目要重点考虑大运河沿线文化资源的整体布局、禀赋差异及周边人居环境、自然条件、配套设施等情况。
三是综合遴选标准。从宏观层面来看，对各地方发改委访谈结果显示，在标志性项目遴选过程中，对文物文化资源丰富和具有独特文化底蕴的地区给予重点关注。国家发改委相关访谈对象表明，主要参照《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实施方案》等进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遴选，鼓励跨地域、多部门联动的重大项目。相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应属于能够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价值内涵的标志性工程[28]。从微观层面来看，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申报主要以县域为基本单位，各县级行政区域政策环境、财政基础、产业发展以及运河遗产资源禀赋等均不相同，极大影响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建设。
运河遗产丰富程度、地理位置、文化旅游业发展等是项目申报及遴选的重要参考。总体来看，运河水系邻近度、运河遗产邻近度、道路邻近度较高以及财政收入水平、常住人口规模、第三产业比重、政策支持力度等较突出的地区总体上更易推动项目建设。综合考虑项目特征、指标代表性以及数据可得性[41⇓⇓-44]，文章从自然环境、文化遗产、社会环境、经济产业、政治环境5个维度选取7项具体指标分析其对项目空间分布的影响（表3）。
表3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分布影响因素

Tab. 3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 project

维度 指标 数据
自然环境因素 运河水系 运河水系邻近度
文化遗产因素 遗产基础 运河文化遗产邻近度
社会环境因素 交通基础 交通道路邻近度
人口基础 常住人口规模
经济产业因素 财政基础 财政收入水平
第三产业基础 第三产业比重
政治环境因素 政策基础 政策支持力度

5.1.1 运河水系邻近度

运河水系是区域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区域内自然环境、人类生产生活以及运河遗产等均存在较大差异，对项目的选址、规模以及类型等产生直接影响。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分布图与运河水系进行叠加（图5a），发现项目主要分布在运河水系附近。进一步对运河水系分别设置1 km、5 km、10 km缓冲区进行统计分析（表4）。通过缓冲区叠加发现，近60%的项目均分布在运河水系5 km缓冲区内，近90%的项目分布在运河水系10 km缓冲区内。随着与运河水系垂直距离的增加，项目数量总体上呈递减趋势。可见，运河水系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规划与布局的重要参照。
图5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与运河水系、运河遗产、交通道路近邻分析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22）1873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 5 Proximity analysis of the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 project and canal water system, canal heritage sites, and transportation roads

表4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与运河水系近邻分析

Tab. 4 Proximity analysis of the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 project and canal water system

与最邻近运河垂直距离（m） 占比（%）
<1 000 22.97
1 000~5 000 36.49
5 000~10 000 24.32
>10 000 16.22

5.1.2 运河文化遗产邻近度

运河文化遗产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内容的重要支撑，遗产资源禀赋是地方项目规划、申报以及国家发改委项目遴选的重要考量因素。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分布图与运河遗产进行叠加（图5b），发现文化遗产资源富集的区域项目分布也较多。同时，《大运河遗产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中运河沿线364处遗产点分布（涉及运河水工遗存、运河附属遗存、运河相关遗产共3类遗产要素类型）与项目总体空间分布也基本重合，说明古城、古镇、窑址、碑刻等运河文化遗产资源对区域有重要的赋能作用。
以各项目点为中心，利用ArcGIS 10.8建立项目点1 km、10 km、30 km缓冲区并计算对应范围内运河文化遗产的数量（表5）。近80%的项目1 km覆盖范围内拥有4~9项运河遗产，近75%的项目10 km覆盖范围内拥有5~15项运河文化遗产，近70%项目30 km覆盖范围内拥有6~20项运河文化遗产。由此可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选址充分考虑到了区域运河文化遗产资源的丰富性，且随着缓冲区范围越大，项目周边的文化遗产资源越富集。
表5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各缓冲区范围内运河文化遗产数量

Tab. 5 The number of canal heritage sites within the buffer zones of the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 project

缓冲区范围（m） 运河文化遗产数量（个） 占比（%）
1 000 0~3 21.62
4~6 60.81
7~9 17.57
10 000 0~4 24.32
5~9 64.86
10~15 10.82
30 000 0~5 31.08
6~15 67.57
15~20 1.35
进一步计算项目与最邻近运河文化遗产的距离（表6），近70%项目与最邻近运河文化遗产的距离小于1 km，100%的项目与最邻近运河文化遗产的距离小2 km。由此可见，所有项目2 km覆盖范围内至少有1项运河文化遗产。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的运河文化遗产邻近特征明显，运河文化遗产资源是影响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分布的重要因素。
表6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与运河文化遗产近邻分析

Tab. 6 Proximity analysis of the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 project and canal heritage sites

与最邻近运河文化遗产点的直线距离（m） 占比（%）
<500 50.00
500~1 000 18.92
1 000~2 000 31.08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多依托代表性文物或文化遗产资源展开，如纤道、塘、堰、坝、斗门、闸、桥、港口、古镇或历史街区等。总体来看，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以“项目”为载体整合运河文化遗产资源，通过对遗产点、遗产段的保护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

5.1.3 交通道路邻近度

交通通达性是连接客源地与各项目的核心保障。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分布与交通道路进行叠加（图5c），可以发现项目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交通依赖性。交通网络密度也影响着项目对游客的吸引力。对项目点与最邻近公路的垂直距离进行统计分析（表7），近76%的项目分布在主要交通道路1 km范围内，由此可见，超过3/4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距离最近公路干道在步行15分钟半径内，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建设充分考虑了交通区位条件。近90%的项目分布在主要交通干道2 km范围内，近96%的项目分布在主要交通干道3 km范围内，全部项目均分布在主要交通干道5 km范围内，交通区位的重要性十分突出。
表7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与交通道路近邻分析

Tab. 7 Proximity analysis of the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 project and highway

与最近公路垂直距离（m） 占比（%）
<1 000 75.68
1 000~2 000 13.51
2 000~3 000 6.76
>3 000 4.05

5.1.4 财政收入水平

国家文化公园的融资渠道主要包括财政资金支持、社会资本融资、社会资本捐赠等[45]。其中，财政支持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建设的核心资金来源。总体来看，地方财政收入影响项目开发程度与建设水平，财政支撑较强的区域项目数量也较多。如天津市西青区、天津市北辰区、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等2021年度财政收入与项目数量均排在前列。在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专项债券、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基金以及省内各县（区）自身的财政收入支持下，江苏省内淮安市淮安区、淮安市清江浦区、淮安市淮阴区、徐州市新沂市等累计13县（区）均有项目分布。运河沿线八省市中，江苏省项目整体分布也最为均衡。可见，财政支持是项目空间分布的重要影响因素。

5.1.5 常住人口规模

人口集聚是运河沿线村庄以及城镇形成的重要基础，并进一步为运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空间载体，人口集聚程度较高的区域项目数量也较多[46]。天津市西青区、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等常住人口数量均在100万以上，其项目数量也均为2~4个。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核心集聚，相连成片，带状分布”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各县（区）常住人口分布情况基本重合。千百年来，大运河与沿线居民活动共同涵育形成了漕运文化、民俗文化、商业文化等多元的运河文化体系，如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也被称为五大国家文化公园体系中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文化公园。大运河为社会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环境，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建设也承担着“公共文化空间”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功能，进一步为人类活动提供重要场所[46⇓-48]。可见，区域人口规模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建设的重要考量因素。

5.1.6 第三产业比重

第三产业比重反映了区域旅游服务业发展水平，总体上第三产业比重较高的县（区）项目数量较多。一方面，旅游产业发展较好的区域具有广阔的客源市场和良好的旅游服务基础设施条件，容易吸引项目布局。另一方面，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通过合理开发又可以进一步转化为文旅资源，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据笔者统计，45.9%的项目所在县（区）第三产业比重超过60%，13.5%的项目所在县（区）第三产业比重超过90%。可见，区域内第三产业比重也与项目空间分布密切相关。

5.1.7 政策支持力度

政策支持是项目建设的重要外部环境，其总体上对项目分布有正向影响。通过省市县三级政策叠加计算，得出58个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累计涉及的政策文件数量高达503项，相关政策文件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浙江段）建设保护规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沧州段）建设保护规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拱墅段）专项规划》等。省、市、县各级建设措施和发展规划共同形成“顶层设计”，为项目建设提供指导[49]。从统计结果来看，天津市南开区，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沧州市沧县、沧州市吴桥县，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淮安市清江浦区、淮安市淮阴区，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绍兴市柯桥区、杭州市拱墅区等22个县（区）的政策文件数量均超10项，从对应项目数量来看，50%以上的项目均拥有十项以上政策支持。可见，良好的政策环境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建设的重要动力。

5.2 探测结果分析

利用ArcGIS 10.8在研究区域范围内创建10 km×10 km的矢量网格，根据网格中心点提取因变量核密度值。将运河水系邻近度（X1，即项目与最邻近运河水系的垂直距离）、运河文化遗产邻近度（X2，即项目与最邻近运河文化遗产点的直线距离）、交通道路邻近度（X3，即项目与最邻近公路的垂直距离）、常住人口规模（X4）、财政收入水平（X5）、第三产业比重（X6）和政策支持力度（X7）7类数据均按自然间断点分类法划分为5个等级，获取7个自变量数据。利用Geodetector软件对项目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因子探测和交互探测分析，以进一步探究项目各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与耦合协调度。

5.2.1 因子探测分析

因子探测结果（表8）显示，7个影响因子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空间分布的解释力从大到小排序为：运河文化遗产邻近度（-0.62）>第三产业比重（0.35）>运河水系邻近度（-0.21）>政策支持力度（0.12）>交通道路邻近度（-0.11）>财政收入水平（0.09）>常住人口规模（0.04）。其中，运河文化遗产邻近度对项目空间分布的影响力最大，主要是因为项目以运河文化遗产为依托，甚至部分项目主要围绕某处特定运河文化遗产展开。此外，第三产业比重对项目空间分布也具有较大影响，主要是较好的旅游服务基础为项目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客源市场潜力大、旅游需求旺盛等发展潜力均进一步吸引并推动项目建设。运河水系邻近度、政策支持力度、交通道路邻近度、财政收入水平、常住人口规模等也进一步影响项目空间格局。
表8 影响因素及因子解释力

Tab. 8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ts determinant values

维度 指标 探测因子 q值
自然环境因素 运河水系 运河水系邻近度（X1） -0.21
文化遗产因素 遗产基础 运河文化遗产邻近度（X2） -0.62
社会环境因素 交通基础 交通道路邻近度（X3） -0.11
人口基础 常住人口规模（X4） 0.04
经济产业因素 财政基础 财政收入水平（X5） 0.09
第三产业基础 第三产业比重（X6） 0.35
政治环境因素 政策基础 政策支持力度（X7） 0.12
已有研究表明，自然环境会对项目空间分布产生重要影响[18,21]。但本研究发现运河水系邻近度对项目空间分布的作用力相对较小。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各项目本身就具有鲜明的“运河”特色，另一方面是“十四五”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项目储备库名单仅包含了国家文化公园体系初期建设的标志性成果，尚未涉及未来的建设进程。理论上，财政收入水平和政策支持力度也应对项目空间分布具有较大影响，但研究发现，两者的因子解释力也较小。主要受制于目前权威可查询的项目库较为单一，数据量不足；且各级政府具体项目信息公开程度不一，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项因子的解释力。

5.2.2 交互探测分析

进一步进行交互探测，探究影响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空间分布的各因素之间的合力作用。结果表明（表9），不同影响因素在交互作用下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空间分布的影响力均大于单项影响因素的作用。
表9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空间分布影响因素交互作用

Tab. 9 Interactions between spatial distribution factors of the Grand Canal National Cultural Park project

A∩B 结果 解释 A∩B 结果 解释
X1 ∩ X2 0.77 双因子增强型 X3 ∩ X4 0.34 非线性增强型
X1 ∩ X3 0.42 非线性增强型 X3 ∩ X5 0.33 非线性增强型
X1 ∩ X4 0.48 非线性增强型 X3 ∩ X6 0.54 非线性增强型
X1 ∩ X5 0.43 非线性增强型 X3 ∩ X7 0.29 非线性增强型
X1 ∩ X6 0.67 非线性增强型 X4 ∩ X5 0.20 非线性增强型
X1 ∩ X7 0.42 非线性增强型 X4 ∩ X6 0.50 非线性增强型
X2 ∩ X3 0.81 非线性增强型 X4 ∩ X7 0.28 非线性增强型
X2 ∩ X4 0.72 非线性增强型 X5 ∩ X6 0.65 非线性增强型
X2 ∩ X5 0.70 双因子增强型 X5 ∩ X7 0.27 非线性增强型
X2 ∩ X6 0.92 双因子增强型 X6 ∩ X7 0.55 非线性增强型
X2 ∩ X7 0.72 双因子增强型
运河文化遗产邻近度分别与运河水系邻近度、财政收入水平、第三产业比重、政策支持力度产生双因子增强作用。其中，运河文化遗产邻近度与第三产业比重的交互作用（X2 ∩ X6=0.92）最强。说明运河文化遗产丰富且旅游产业发展相对较好的区域更有利于项目布局。此外，运河水系邻近度、财政收入水平对项目空间分布的解释力较弱，但与其他因子交互后均存在双因子增强效应，一定程度上表明，两项因子仍然在项目后续建设中不可忽视。运河水系邻近度与交通道路邻近度、财政收入水平与第三产业比重等两两影响因素交互均为“非线性增强”，该互补增强效应进一步提升了其对项目空间分布的影响力。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本研究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标志性项目为研究对象，一方面从空间视角论述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的建设和分布情况；另一方面突破以往简单的省级、地市级行政分区来表达空间分布的通常框架，从县级层面研究项目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以期能为国家文化公园理论研究及实践做出贡献。主要结论如下。
（1）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整体呈现点轴状分布特征，80%以上的项目分布在运河水系10 km缓冲区内。
（2）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最邻近点指数R=0.3908，表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集聚态势，从不同尺度看，省级层面天津市、江苏省和山东省项目分布最为集中；市级层面天津市、山东省德州市、河北省沧州市、安徽省淮北市、安徽省宿州市累计数量超过总项目数量的50%；县级层面天津市河北区、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天津市西青区、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天津市红桥区均拥有3个及以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
（3）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在空间密度分布上呈现“核心集聚，相连成片，带状分布”的特征，主要包括1个辐射范围最广的高密度集中区，1个次密度核心区，3条带状集中分布区。高密度区域多位于运河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常住人口规模、财政收入水平、第三产业比重较高，政策支持力度较大，邻近运河水系，邻近交通道路的区域。
（4）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空间分布、规模和数量受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运河文化遗产邻近度、运河水系邻近度、交通道路邻近度是内在因素，政策支持力度、第三产业比重、财政收入水平、常住人口规模是外在因素。运河文化遗产邻近度分别与运河水系邻近度、财政收入水平、第三产业比重、政策支持力度均产生双因子增强作用，运河文化遗产邻近度与第三产业比重的交互作用最强，其余两影响因素之间产生非线性增强作用。
（5）之前的研究多聚焦于自然、经济、社会影响因素对空间分布的影响，本研究增加了文化遗产因素，表明运河文化遗产邻近度是目前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论证了运河文化遗产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的支撑作用，集中体现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性”。

6.2 建议

国家文化公园项目是落实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功能的重要载体。未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可以关注建设的整体性、协调性和连贯性，以点带面、串点成线，推动运河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利用和标志性项目的建设与开发，服务国家文化公园的战略部署。此外，政府及相关部门也应关注各项影响因素的优化，并充分发挥各影响因素之间的联动效应。在项目申报层面重视当地运河文化遗产资源的挖掘与利用，在项目评定层面完善相关认定机制。针对目前资源丰富但项目建设尚未开发完善的运河沿线地区，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推动跨区域项目在文化保护传承和旅游开发领域的协调与合作等。在持续性保护、活化以及利用背景下，标志性项目的布局优化有利于实现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区域发展的双向赋能。

6.3 讨论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进一步探索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新模式，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建设更是“文物本体保护-整体性保护-区域性保护”的文化遗产保护新思路落地的生动体现。作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支撑，国家文化公园项目的研究兼具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一方面，整体性理论、线性文化遗产理论等不断发展，作为巨型线性文化遗产的代表，通过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的空间分析，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形成一套系统性阐释框架，为整体性保护理论的深入探索提供有益方向。另一方面，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进一步拓展了“项目制”在文化研究领域的应用。通过研究国家文化公园项目的建设与支撑作用，有利于进一步推动重大文化项目性质、形态、推进主体、发展动力和运作逻辑的研究。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是运河水系、历史遗存、沿线村镇以及地域文化的综合体。通过识别和分析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标志性项目的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有助于运河文化保护、传承与利用，也可以为国家文化公园的规划、建设和利用提供更加合理的、可持续的参考。本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一是样本数量有待进一步拓展；二是相关影响因素的选取以及各项影响数据的获取均有待在后续研究中优化；三是将进一步关注五大国家文化公园项目综合建设情况，对其建设发展、空间布局及影响因素进行对比研究和更为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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