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测度与审视旅游生态系统“空间均衡”演化对促进世界自然遗产地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本研究基于系统科学与公理性思维范式，尝试厘定了旅游生态系统“空间均衡”演化内涵、性征及公理化定义，并以贵州4个世界自然遗产地为研究样本，采用系统动力学（SD）模型、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熵权法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其旅游生态系统“空间均衡”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探析。研究发现：（1）旅游生态系统“空间均衡”演化是指区域旅游生态系统在受到局部、可承受范围内的扰动时，通过自身正负反馈作用于整体，并通过系统调控机制进行调节与补偿，最终旅游发展与区域自然、文化和人类生存环境形成良性互动的理想状态；（2）旅游生态系统“空间均衡”的基本性征是相对性与动态性，短期“振荡”与长期“周期”；（3）通过改进的旅游生态系统“空间均衡”演化的公理化定义N=Te，可以判断出旅游生态系统“空间均衡”的3种演化状态，包括均衡状态、超载状态及滞后状态；（4）2000—2020年，4个案例地旅游生态系统“空间均衡”演化发展呈现不同时空演化特征、地域差异与规律；（5）旅游压力水平、旅游经济水平、旅游环境状态和旅游政策调控是旅游生态系统“空间均衡”演化的共同影响因素。其中，旅游经济水平在各案例地、各年份中均是首要因素，旅游压力水平以及旅游环境状态的影响力随时间推移有所减小，旅游政策调控的影响力在逐渐增大。
交通基础设施在区域旅游一体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旅游城镇集聚格局的形成和优化具有显著影响。本研究运用复合区位熵和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测度湘西地区2000—2019年旅游城镇集聚水平和交通可达性，借助改进的场强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探讨旅游业发展典型区域的旅游城镇集聚场强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机制。研究表明：（1）研究期内湘西地区旅游城镇集聚场强值和交通可达性呈不断提升的态势，交通最优辐射范围在1.6h以内。（2）旅游城镇集聚场强空间格局经历了由“单向主导型”到“双向互动型”的动态演变过程，具体表现为以凤凰为主的高场强区转向以武陵源、永定和凤凰为龙头形成的三大高场强区；交通可达性表现为以中部地区为中心沿南北轴线扩散的不规则圈层结构。（3）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人居环境状况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通过改善交通条件而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促进旅游城镇人口、土地和产业等要素聚集，提升地方旅游经济效率，并增加资源利用的机会成本，进而推动旅游城镇集聚空间结构实现了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的转变。
构建高标准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成为中国实行文化强国战略的必要选择，国家文化公园的诞生为优化遗产保护体系提供了契机。本研究以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发展现状为背景，通过文献回顾分析其作用失调的关键成因和作用机制，并基于国内外经验探寻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改革路径。研究发现：（1）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以文物本体保护为中心、多类型保护体系形成、升级改革3个阶段；（2）由于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在保护观念、类型体系、管理体制和保障机制等4个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严重影响了保护成效；（3）为提高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治理效能，提出4条改革路径，以整体性保护和相容性利用为原则，重塑保护理念；以国家文化公园为统领，重构分类体系；以统一机构为前提，优化管理体制；以“人、财、法”护航，升级保障体系。本研究为完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顶层设计提供了方向与建议。
建构国民的国家认同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目的之一。本研究基于超有机体文化和有机体文化的概念，结合海德格尔“去蔽”概念，运用焦点小组和现象学反思方法，分析人们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文化认同是如何上升为国家认同。本研究得出两个结论：首先，大运河文化遗产宣传中的国家认同属于整体性的超有机体文化。由于历史“不在场”和生活“不在场”，因此人们被“遮蔽”从而难以理解文化遗产的文化意义。其次，基于现象学建立的思维框架，可以指导人们从基于身体的反思和基于理性的反思两条途径，将个人与超有机体的国家认同联系起来。在两种反思的基础之上，人们通过“去蔽”可以得出可被人们理解和认同的国家文化符号。研究结论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如何塑造国家认同这一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
重大项目是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的关键，也是集中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的核心承载。本研究侧重于当前国家文化公园研究中较少关注的重要项目研究视角，运用数理统计与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并结合地理探测技术分析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重大项目呈现点轴状分布特征，80%以上分布在运河10 km缓冲区内。（2）项目空间分布呈现“核心集聚，相连成片，带状分布”的特点，包括天津市高密度集中区，安徽江苏两省西南交界次密度核心区以及天津市河北区-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回族区、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3条带状分布区。（3）项目空间分布受多重因素影响，各影响因素解释力排名为：运河文化遗产邻近度>第三产业比重>运河水系邻近度>政策支持力度>交通道路邻近度>财政收入水平>常住人口规模。不同影响因素的交互影响力均大于单项影响因素，运河文化遗产邻近度与第三产业比重的交互作用最强。本研究从空间视角研究重大项目，探索了国家文化公园项目的整体空间布局以及项目遴选的空间因素，深化了目前巨型线性文化遗产管理的项目制研究，对优化国家文化公园项目整体格局，促进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游客是目的地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申遗”）过程中的重要见证者和体验者。基于认知-情感理论，运用泉州市用户生成内容（UGC）网络文本数据和内容分析法，探究游客在“申遗”成功前后对世界遗产地形象的感知差异，揭示“申遗”对游客形象感知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相较于“申遗”前，“申遗”后游客对历史、宗教、艺术等文化价值的感知程度加深，对自然类景点的感知弱化；游客对世界遗产地形象感知更加清晰，对文化品牌与地位更加认可；虽然“申遗”后游客对世界遗产地的情感态度总体变化不大，但对世界遗产地的文化地位、服务品质、旅游环境、城市发展等产生了更高期望。文化类目的地通过“申遗”可以触发媒体外驱力和文化内驱力，推动游客对目的地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的改变，进而促进游客对目的地品牌认同、服务价值认同、文化认同、地方认同与情感认同的强化。分析“申遗”成功对游客形象感知的影响，可为同类目的地旅游形象的构建和提升提供借鉴。
乡土工艺中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位育特性，在当前及未来社会发展中具有多重价值。本研究从生物形态学的环境位育理论出发，以黄河上游典型传统农耕器具为例，对其形态演化做历时性和共时性分析，以探讨乡土工艺地域位育特征及其设计传承和未来转型方向。研究认为：（1）乡土工艺形态是位育的产物，黄河上游的水车形态历经西南筒车-兰州水车-黄河上游水车的演变与定型过程，水车轮辐、制作材料、外形结构等均发生较大变化；（2）黄河上游甘青宁段的黄土高原地形地貌、干旱半干旱气候等自然环境以及黄土文化、干旱半干旱农耕文化等文化环境是黄河水车形态位育性演变的主要动因，自然环境是直接因素，文化环境是间接因素；（3）乡土工艺的位育系统由人地因素共同组成，其天人合一特质不仅具有生态理论价值，也具有旅游应用价值；（4）乡土工艺位育性可通过保留符号特征、转换功能角色、提升材料及工艺等方法实现其多重价值传承。
公众教育是自然保护地担负的重要使命之一，但中国自然保护地普遍面临教育旅游产品开发不足的短板。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广东丹霞山教育旅游产品生产机制进行研究，发现：（1）丹霞山教育旅游产品的生产环节分为知识生产、知识转化、课程设计、产品设计与运营4个部分；（2）丹霞山教育旅游产品生产形成了以自然科学类教育旅游产品为主、生产实践类教育旅游产品为辅的格局；（3）丹霞山教育旅游行业形成了“核心-外围-边缘”的结构，圈层间的互动与合作，驱动更优质、更丰富、更具可持续性的教育旅游产品生产。研究表明，教育旅游产品具有知识性强、政策解读要求高、对从业人员能力要求高的特点，教育旅游产品开发是自然保护地旅游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本研究从自然保护地行动者的角度揭示教育旅游产品开发的内在机制，阐明教育旅游特殊性对自然保护地旅游行业的结构性影响。
自然教育是一种帮助人们认识自然、了解自然、理解自然的有效方法，科学构建自然教育课程模式有利于人们通过参与自然教育活动深入理解自然。本研究在分析李子柒“一生”系列视频评论文本的基础上，基于学习进阶理论，探索性构建了自然教育进阶式课程模式。该模式以乡村自然资源的要素与现象为起点，涵盖进阶维度、成就水平、进阶终点与测评工具。自然教育课程的进阶维度包括经验、映射、关联、系统与整合，受众逐层认知乡村自然资源。自然教育课程成就水平包括受众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与创造水平。问卷测试是测评课程成就水平的有效工具，测试结果可以完善自然教育课程的流程和内容。受众生态观念提升与行为方式优化是自然教育课程进阶终点。建议自然教育课程设计应强化自然课程的价值意蕴，加强课程内容的生活联系，优化课程场景的维度设置，以此提升受众对自然价值的认同，破解当前青少年“自然缺失症”困境，促进自然教育课程的高质量发展。
博物馆研学旅游既是一种重要的旅游业态，也是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本研究基于情境认知和学习理论，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和非参与式观察，辅助网络文本分析，对博物馆研学旅游中的教学机理进行探索性分析。研究发现：博物馆能够提供本真性的、多类型的、跨时空的和整合性的知识内容。博物馆所具有的允许全身心体验复合型时空情境和群体互动式情境特性，使得亲历者在接触后，生成认知通道。博物馆研学旅游亲历者的认知通道生成后，教育意向性被开启，自我建构式学习被激发，促进自我生成式发展的形成，最终完成自身的认知与行为优化。本研究尝试分析博物馆研学旅游中的教与学的内在逻辑，建立起基于情境认知与学习理论的博物馆研学旅游情境教学机理模型，为博物馆研学旅游产品开发提供了参考。
基于态度-行为-情境理论，引入主观幸福感变量，将环境态度分为保护和利用两个层面，考察自然联结和环境态度对儿童环境行为的作用路径，以及环境行为在自然联结与环境态度这两个变量和儿童幸福感关系间的中介效应机制。针对332份有效问卷的分析结果显示：儿童环境利用态度与自然联结、环境行为、幸福感均无显著关系；自然联结、环境行为均是儿童幸福感的前驱因素；环境行为在自然联结与儿童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环境行为在环境保护态度与儿童幸福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环境保护态度和环境行为在自然联结与儿童幸福感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基于上述结论，社会、学校、家长应增加儿童与自然接触和户外活动的时间和机会，通过开展儿童环境教育课程和研学旅行活动，培养儿童的环境保护态度，丰富儿童与自然接触的方式，提升儿童幸福感。本研究所构建的模型以及相关结论丰富和拓展了儿童环境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在推动儿童环境行为与儿童幸福感的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动物园是城市社会的重要旅游空间，也是开展动物保护与自然教育的重要基地。近年来，动物园的动物福利和伦理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本研究以广州动物园为案例，综合运用实地调研与文本分析两种方法，尝试以“动物景观”为理论框架，探讨城市动物园的动物景观演变及其自然教育实践。研究发现：城市动物园经历了从猎奇与流动的观赏性动物景观，到扩张与亲近的娱乐性动物景观，再到丰容与科学的生态性动物景观的进阶演变过程，动物景观的进阶动力源于人类越发正视和尊重动物天性及可供性的显著趋势。人类并非动物景观的唯一生产者，动物的能动性和主体性贯穿城市动物园动物景观演变的全过程，动物会根据人类所设的生存条件参与动物景观的生产过程，并以自身的身体、习性和行为等维度深刻影响自然教育的形式及层次。做好动物保育工作和注重伦理问题有利于生产更高阶的动物景观，从而助促自然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