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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14 >Issue 4: 785 - 799

DOI: https://doi.org/10.12342/zgstly.20240150

生态旅游

手机成瘾对生态旅游意愿影响的心理机制

  • 崔凤军 , 1 ,
  • 王财玉 , 2, *
展开
  • 1.绍兴文理学院高等人文研究院，绍兴 312000
  • 2.绍兴文理学院大脑、心智与教育研究中心，绍兴 312000
*王财玉（1980-），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环境心理与行为。E-mail:

崔凤军（1966-），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乡村旅游、文旅融合。E-mail:

收稿日期: 2024-06-16

  修回日期: 2024-08-06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1-03

基金资助

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计划项目(2023GH022)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3NDJC290YB)

绍兴文理学院2024年度“社科赋能山海协作（松阳）”专项课题(2024XYB03)

收起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mobile phone addiction on ecotourism willingness

  • Cui Fengjun , 1 ,
  • Wang Caiyu , 2
Expand
  • 1. Institute of Higher Humanities, 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312000, China
  • 2. Center for Brain, Mind and Education, 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312000, China
*Wang Caiyu. E-mail:

Received date: 2024-06-16

  Revised date: 2024-08-06

  Online published: 2025-01-03

Fold

摘要

越来越严重的年轻群体手机成瘾现象，已经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以自然景观为核心吸引力的生态旅游能否将手机成瘾者拉回现实世界，从而促进他们健康成长?文章以大学生群体为对象，使用问卷调查法，从揭示手机成瘾对生态旅游意愿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入手对这个沉重的话题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1）手机成瘾行为对生态旅游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2）手机成瘾行为降低了人的生命意义体验感，强化了追求短期愉悦感，从而负向影响了生态旅游意愿。该影响路径中的“-”和“+”作用体现了精神自我变得“更空洞”和生理自我变得更追求“刺激”。（3）相对于女性，男性年轻群体手机成瘾后对愉悦感的追求会更强（生理性别所致）、意义体验感会更差（社会性别所致），从而导致了更低的生态旅游意愿。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手机过度依赖是如何影响生态旅游意愿的，还为互联网环境下生态旅游产品信息传播方式的改进提供一个新视角。

关键词： 手机成瘾; 旅游意愿; 愉悦追求; 意义体验感; 性别差异; 心理机制; 生态旅游

本文引用格式

崔凤军 , 王财玉 . 手机成瘾对生态旅游意愿影响的心理机制[J]. 中国生态旅游, 2024 , 14(4) : 785 -799 . DOI: 10.12342/zgstly.20240150

Abstract

The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mong young people has become an increasingly serious social problem. Can ecotourism with natural landscape as its core attraction pull mobile phone addicts back to the real world, thus promoting their healthy growth? This is concerned and become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sponsibilities of tourism as a spiritual product.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this article explored the impact of mobile phone addiction on eco-tourism willing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its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1) mobile phone addiction behavior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ecotourism willingness. (2) Mobile phone addiction reduced people’s sense of meaning in life and strengthened their pursuit of short-term pleasure, thereby negatively affecting their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ecotourism. The “-” and “+” in this pathway reflect the fact that the spiritual self becomes “emptier” and the physical self becomes more “thrill-seeking”. (3) Compared with women, men had a stronger pursuit of pleasure (due to biological sex) and a weaker sense of meaning experience (due to social sex) after becoming addicted to mobile phones, which led to a lower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ecotourism. The findings not only helped to understand how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ffected ecotourism willingness, but also provided a new perspective for improv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ecotourism.

Key words： mobile phone addiction; willingness to travel; pleasure pursuit; sense of meaning experience; gender differences;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ecotourism

1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使用已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手机也承载着越来越多的功能。第54次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近11亿人（10.9967亿人）[1]。手机的普及对旅游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2⇓-4]，比如智能手机使得旅行者能够更快速、便捷地获取旅游目的地的相关信息。但与此同时，手机成瘾现象在年轻群体中愈演愈烈。过度沉溺于网络世界，不仅会严重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引发社会问题，也会极大地抑制年轻群体的旅游愿望。
生态旅游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准则，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5]。在生态旅游过程中，游客到相对不受干扰、未受污染的自然地区[6]，可以满足回归自然的心理需求[7]。已有研究充分探讨了生态旅游的积极效应[8-9]，并基于旅游体验理论[10]和计划行为理论[11]揭示了生态旅游形成的心理机制，但对阻碍生态旅游意愿形成的研究关注不足。
营造环境友好型社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不仅需要年轻一代积极融入自然环境、肩负起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更需要这些“高学历的年轻群体”发挥引领作用，影响更多周围的人亲近自然、保护环境。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生态旅游把沉溺于网络空间的年轻群体“引导”到现实世界中来，享受美好生活新空间，这对于养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建设创新型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然而，在提出“引导策略”之前，需要揭示智能手机成瘾是否会影响年轻群体的生态旅游意愿?智能手机成瘾又是如何影响年轻群体生态旅游意愿的?鉴于此，文章通过问卷调查法，拟揭示手机成瘾对生态旅游意愿影响的心理机制，进而从生态旅游的视角提出“拯救”手机成瘾者的建议。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 手机成瘾与生态旅游意愿

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远离自然环境，但这也增加了他们的健康风险[12]。在当代社会，个体在成长的早期亲近自然的次数和时间都在逐渐变少，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缺失症”[13]，儿童和青少年尤其如此[14]。长期沉迷于社交网站以及短视频等，个体会越来越倾向于逃离现实生活：手机依赖往往伴随着更多的屏前静态行为[15-16]，如久坐久卧等，身体层面的户外活动会急剧减少；并且长期沉湎于手机还会导致社交技能的严重退化，在人际互动中处于被动位置[17]，社会行为也会变得更加消极。
年轻一代是数字原住民，面对身心压力，手机恰好为他们提供了逃避现实压力的工具。手机成瘾者更倾向于将生活关注点转移于手机网络以逃避现实压力，这会减少他们对自然景区的探索欲望。然而，生态旅游者则是以参访自然界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为主要动机的游客，其目的为观察、体验与学习自然环境[18]。因此，手机成瘾者与生态旅游者在心理与行为模式上存在着明显冲突。基于此，文章提出研究假设：
H1：手机成瘾程度越高生态旅游意愿就越低。

2.2 意义体验感与愉悦寻求的中介作用

大脑是由内啡肽机制和多巴胺机制共同掌控的，二者的激活虽然都能给个体带来快乐，但它们存在着本质差异。在付出艰辛努力后实现了一个长期目标，身体会释放内啡肽激素，内啡肽机制就被激活了，个体将从中获得更为持久的幸福感。当“及时行乐”时，身体则会释放多巴胺激素，个体将从中获得短暂的愉悦，多巴胺机制便被激活。
个体通过艰辛的努力实现了目标，可以从中获得意义体验感和持久的幸福感，比如“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一过程对应于内啡肽机制，偏向精神层面。愉悦寻求则在于生理快感的即时满足，比如各类成瘾行为，它对应的则是多巴胺机制，主要发生在生理层面。
为了揭示手机成瘾对生态旅游意愿影响的心理机制，文章将围绕意义体验感与愉悦追求两个中介变量展开研究，即从精神自我和生理自我两个层面探讨手机成瘾影响生态旅游意愿的发生机制。

2.2.1 意义体验感的中介作用

生命意义是指个体对自己生命目的、目标的认识和追求[19]。Steger等[20]将生命意义感定义为人们理解自己的生活以及认为生活重要性的程度。
那么，如何获得生命的意义感呢?研究发现，积极情绪是意义体验感的重要来源，积极情绪不仅能预测生命意义感[21]，二者还存在因果关系，如启动积极情绪可以提升个体的意义体验感[22]。个体在使用手机的过程中虽然能够获得暂时的快乐，但从长期来看，手机成瘾会给个体带来更多的消极情绪体验，进而影响心理健康。一项针对青少年手机成瘾的研究发现，手机使用时间越多，负性情绪水平就会越高[23]。抑郁、焦虑、压力是大学生常见的负性情绪[24]，手机成瘾会对他们的学习、生活、日常人际交往等产生消极影响，使其感知到的压力水平显著升高[25]，并导致抑郁情绪[26]、焦虑水平[27]增加。手机成瘾虽然为个体逃离现实提供了暂时的避风港，却给日常生活带来更为深远的负面影响，从而降低意义体验感的获得。因此，手机成瘾负向预测意义体验感。
更进一步来看，意义体验感又会影响生态旅游意愿的产生。意义体验感会让人感到愉悦、心流等正向情绪[20]，意义体验感的提升往往伴随着精神的愉悦[28]。根据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积极情绪能够拓展个体的思维行动范畴，促使个体进行整体聚焦，从而促进个体提取更多与意义体验相关的信息，增加更多与积极情绪相关的活动[29]。在欣赏自然的过程中，个体能体验到更多积极情感[30]，也会变得更幸福[31]。这意味着，意义体验感高的个体更可能开展一次有趣的生态旅游。与之相反的是，意义体验感缺乏则会导致精神空虚、无聊，进而增强自杀倾向[32]以及降低社会联结[33-34]，甚至引发反社会行为[35]、犯罪行为[36]。生态旅游活动发生于自然环境，在满足游客精神体验的同时，还会兼顾游客的伦理道德倾向[18]。这意味着，意义体验感缺乏的个体，精神更贫乏、责任感更低，也更可能抑制生态旅游意愿的产生。综上，意义体验感越高、生态旅游意愿越强，反之，意义体验感越低、生态旅游意愿越低，即生命意义感正向预测生态旅游意愿。
基于以上分析，文章认为，手机成瘾会破坏意义体验感，意义体验感缺乏又会让个体更加空洞，从而抑制生态旅游意愿的产生。因此，文章提出研究假设：
H2：意义体验感在手机成瘾与生态旅游意愿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2.2.2 愉悦追求的中介作用

自我控制资源理论指出，个体进行自我控制的资源是有限的，一旦消耗，短时间内很难补充，从而导致自我控制力的降低。长时间使用手机会消耗大量的自我控制资源，从而降低自我控制力[37]。网络上充斥着各种商业广告，个人越沉迷于手机，就越容易从游戏、直播、视频、音乐等功能中接触到商业信息。从更深层次的价值取向来看，过度沉浸于充满商业刺激的网络环境会增强个体的物质享乐主义[38]，在压力环境之下个体也更容易产生各种具体的愉悦寻求行为。为逃避负面情绪体验，手机成瘾者由于缺乏自我控制力更可能通过愉悦寻求释放压力，如沉溺于网络世界以获得愉悦感[39]。因此，文章认为，手机成瘾正向预测愉悦寻求。
更进一步来看，愉悦追求又会抑制生态旅游意愿的产生。手机成瘾者自我控制力会变弱，然而，如果个体不能有效地进行自我控制，日常生活将会由一系列冲动、欲望等情绪等所构成[40]，以生理满足为目标的愉悦追求将成为生活的主宰。愉悦追求主要依赖生理刺激的实现[41]，研究发现，毒品及相关线索会显著增强物质成瘾者奖赏脑区的激活[42]，长期的物质成瘾会导致奖赏阈限提高[43]。手机成瘾是一种行为成瘾方式，与药物成瘾存在相似之处。手机成瘾者的快感阈限增高，也会偏向寻求更刺激的目标以获得愉悦。然而，在生态旅游的过程中，个体欣赏自然环境所感受到的是一种宁静、平和的心态，甚至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体验到物我两忘的精神幸福。因此，愉悦追求与精神幸福又是冲突的，这意味着愉悦追求会降低生态旅游意愿。
综上，文章认为，手机成瘾会降低自我控制力，增强愉悦追求动机，由于手机成瘾者的奖赏阈限更高，会追求更具有刺激的对象满足自我，而不是到自然中寻求精神幸福。为此，文章提出研究假设：
H3：愉悦追求在手机成瘾与生态旅游意愿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2.3 性别的调节作用

关于性别有两层含义：第一是生理性别，指男性和女性在生理上所存在的差异；第二是社会性别，是根据社会角色将个体划分为男性化和女性化。文章将从这两个维度分别论述性别在上述路径中的调节作用。
第一，生理性别。从生理层面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与社会情绪系统相关脑区中多巴胺的量在迅速增加，而多巴胺在大脑奖赏系统中起着重要作用。男性大脑内多巴胺的活跃程度高于女性，自我控制能力弱于女性[44]，愉悦追求可能会存在着性别差异。比如，在压力之下男性吸烟率显著高于女性，男性更容易尝试吸烟[45]，这是因为吸烟所诱导的多巴胺激活发生在男女不同的脑区，男性的尼古丁依赖强度要比女性产生地更快。此外，男性面对风险刺激时，也更倾向于采取行动以获得生理快感[44]。面对手机成瘾会带来各种消极情绪，为了自我补偿，男性可能会产生更强的愉悦追求。因此，性别在手机成瘾与愉悦追求之间起到调节作用（H4-1）。
第二，社会性别。从社会层面来看，在社会化过程中个体会习得相应的性别图示，从而影响个体的行为方式。对于女性，社会往往期望她们表现出温柔、体贴、善良等具有亲和力的特质；男性则从小被社会鼓励拥有成功、独立、勇敢、果断等特质。当男性对手机依赖的程度增加时，消耗在手机上的时间和精力就会增多，而投入在学业、工作、社会交流等方面上的资源则会减少，这与社会所赋予的男性角色不符，将使男性的自我效能感降低，产生更多的消极情绪，进而破坏意义体验感。这意味着，相对于女性，手机成瘾所产生的社会适应问题会给男性带来更多更低的意义体验感。据此，文章提出研究假设H4-2：性别在手机成瘾与意义体验感之间起到调节作用。
综上分析，文章认为：手机成瘾对生态旅游意愿具有负向预测作用（H1），并且通过意义体验感与愉悦追求的中介作用产生影响（H2、H3），此外，性别在手机成瘾与愉悦追求、意义体验感之间起到调节作用（H4）。在以上假设的基础上，文章提出研究假设H5：性别调节愉悦追求、意义体验感在手机成瘾与生态旅游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具体来说，相对于女性群体，愉悦追求、意义体验感的中介作用弱于男性群体。
根据以上假设，文章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图1），以揭示手机成瘾对生态旅游意愿影响的过程。
图1 手机成瘾对生态旅游意愿影响的概念模型

Fig. 1 Conceptual model of the impact of mobile phone addiction on ecotourism willingness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大学生是网络使用的主力军，同时也是未来社会的建设者。面对生态环境问题，大学生也是生态旅游的热心参与者，外出旅游对于大学生身心健康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因此，文章选取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采用方便取样法，选取55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测量。由于是横断研究，仅收集了一次数据。施测前已取得相关人员的知情同意。其中男生269名（48.91%），女生281名（51.09%）。被试平均年龄为20.94±1.51岁。

3.2 研究问卷

文章采用手机成瘾、愉悦追求、意义体验感以及生态旅游意愿等量表，拟揭示手机成瘾是如何通过愉悦追求和意义体验的中介作用影响生态旅游意愿的，以及二者的中介作用是否存在着性别差异。

3.2.1 手机成瘾

文章采用Kwon等人[46]编制简版手机成瘾量表，该量表采用六点计分法，得分越高说手机成瘾程度越高，例如“因使用智能手机在课堂上完成作业或工作时无法集中精力”。Cronbach’s α为0.86。

3.2.2 愉悦追求

李彦章等[47]修订了激活和抑制系统的量表，并证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文章从中选取愉悦追求这一维度，共包括5个条目，采用4点计分。得分越高意味着愉悦追求的程度越高，例如“我喜欢刺激及新鲜感”。Cronbach’s α为0.80。

3.2.3 意义体验感

采用刘思斯和甘怡群[48]修订的量表，该量表分为拥有意义感和寻求意义感2个维度，选取拥有意义感这一维度代表意义体验感。该维度包括5个题项，采用7点计分法，分数越高说明被测试者的生命意义体验感就越强，例如“我的生活有明确的目标感”。在文章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6。

3.2.4 生态旅游意愿

根据生态旅游的定义[5-6]，生态旅游具有环境保护与回归大自然2个关键属性。问卷调查前向研究对象介绍了这一概念“生态旅游景区包含多种类型，如森林公园、大草原、湿地公园等，在其中可以观鸟、滑雪、漂流、徒步探险等，但前提是要注重自然环境的保护”，问卷使用了单一题项进行测量，即“我在未来一年内会参加生态旅游活动”，采用七点计分法（1=非常愿意，7=非常不愿意）。

4 数据分析

4.1 共同方法偏差

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采用Harman单因子模型法进行检验。在该检验过程中，对所有变量的项目同时进行未旋转的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9个，抽取的第一个因子解释了总变异的33.98%，低于40%的临界值，这说明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4.2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矩阵

===表1列出了各个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及皮尔逊相关矩阵。结果表明，手机成瘾与愉悦追求显著正相关，与意义体验感显著负相关，与生态旅游意愿显著负相关；愉悦追求与生态旅游意愿显著负相关；意义体验感与生态旅游意愿显著正相关。
表1 各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矩阵（n=550） Tab. 1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matrix of each variable (n=550)
变量 手机成瘾 愉悦追求 意义体验感 生态旅游意愿
手机成瘾 -
愉悦追求 0.56** -
意义体验感 -0.40** -0.52** -
生态旅游意愿 -0.41** -0.56** 0.61** -
M 3.88 4.89 3.03 2.81
SD 1.08 1.06 1.06 1.16

注：*、**、***分别表示p<0.05、p<0.01、p<0.001。

4.3 意义体验感与愉悦追求的中介作用检验

首先，探讨意义体验感和愉悦追求的中介作用模型。结果发现，手机成瘾对生态旅游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0.39，p<0.001）。在此基础上，加入意义体验感与愉悦追求后发现，手机成瘾对愉悦追求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53，p<0.001），对意义体验感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0.37，p<0.001）；意义体验感对生态旅游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43，p<0.001），愉悦追求对生态旅游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0.29，p<0.001），而手机成瘾对生态旅游意愿的直接效应依然显著（β=-0.08，p=0.03）。以上结果说明意义体验感和愉悦追求的中介模型成立，参见图2。
图2 手机成瘾对生态旅游意愿影响的中介路径图

Fig. 2 Mediating pathway of the impact of mobile phone addiction on ecotourism willingness

其次，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由表2可知，手机成瘾对生态旅游意愿影响总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为（-0.47，-0.32），意义体验感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为（-0.22，-0.11），愉悦追求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为（-0.21，-0.10），手机成瘾对生态旅游意愿影响直接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为（-0.15，-0.01），均不包含0。因此，意义体验感和愉悦追求在手机成瘾与生态旅游意愿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41%（-0.16/-0.39）和38%（-0.15/-0.39）。
表2 效应分解及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的95%置信区间

Tab. 2 Bias-corrected non-parametric percentile Bootstrap estimates of different effects (95% CI)

路径 效应值 Bootstrap标准误 95%的置信区间
BootCI下限 BootCI上限
总效应 -0.39 0.04 -0.47 -0.32
间接效应1（意义体验感） -0.16
 0.03
 -0.22
 -0.11
间接效应2（愉悦追求）
 -0.15
 0.02
 -0.21
 -0.10
直接效应 -0.08 0.04 -0.15 -0.01

4.4 性别的调节效应检验

4.4.1 性别对意义体验感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检验

首先，检验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为检验性别在手机成瘾通过意义体验感影响生态旅游意愿中前半段的调节作用，使用Process的模型7对数据加以处理。结果表明（表3）：在方程1中，手机成瘾对意义体验感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β=-0.38，p<0.001），性别对意义体验感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0.17，p<0.05）；手机成瘾∗性别对意义体验感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β=-0.27，p<0.001），这说明性别在手机成瘾对意义体验感的预测中起调节作用。在方程2中，手机成瘾对生态旅游意愿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β=-0.08，p=0.02），意义体验感对生态旅游意愿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0.43，p<0.001）。根据以上结果，说明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成立。
表3 性别在手机成瘾与意义体验感之间关系的调节中介模型检验

Tab. 3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est of gende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nd sense of meaning experience

预测变量 意义体验感（方程1） 生态旅游意愿（方程2）
β SE t β SE t
手机成瘾 -0.38*** 0.04 -10.07 -0.08* 0.04 -2.27
性别 0.17* 0.08 2.19
手机成瘾∗性别 -0.27*** 0.07 -3.62
意义体验感 0.43*** 0.04 11.55
R2 0.18 0.47
F 30.02*** 118.87***

注：*、**、***分别表示p<0.05、p<0.01、p<0.001。

其次，具体分析性别在手机成瘾与意义体验感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简单斜率分析表明：对女性来说，手机成瘾对意义体验感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0.24，t=-4.42，p<0.001），但对于男性来说，手机成瘾对意义体验感的负向预测作用则显著增强（β=-0.51，t=-10.02，p<0.001）。
最后，分析性别对意义体验感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在手机成瘾→意义体验感→生态旅游意愿路径中，判定指数为-0.12，置信区间为[-0.20，-0.02]，置信区间不包含0，说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显著。总体上来说，对于男性而言，意义体验感的中介作用在显著增强（β女性=-0.10，β男性=-0.22）。

4.4.2 性别对愉悦追求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检验

首先，检验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为检验性别在手机成瘾通过愉悦追求影响生态旅游意愿中前半段的调节作用，使用PROCESS的模型7对数据加以处理。结果表明（表4）：在方程3中，手机成瘾对愉悦追求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0.55，p<0.001），性别对愉悦寻求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β=-0.30，p<0.01）；手机成瘾∗性别对愉悦追求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0.17，p=0.01），这说明性别在手机成瘾对愉悦追求的预测中起调节作用。在方程2中，手机成瘾对生态旅游意愿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β=-0.08，p=0.02），愉悦追求对生态旅游意愿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β=-0.29，p<0.001）。根据以上结果，说明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成立。
表4 性别在手机成瘾与愉悦追求之间关系的调节中介模型检验

Tab. 4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est of gende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nd pleasure pursuit

预测变量 愉悦追求（方程3） 生态旅游意愿（方程2）
β SE t β SE t
手机成瘾 0.55*** 0.03 16.27 -0.08 0.04 -2.27
性别 -0.30*** 0.07 -4.31
手机成瘾∗性别 0.17* 0.07 2.48
愉悦追求 -0.29*** 0.04 -7.04
R2 0.34 0.47
F 69.50*** 118.87***

注：*、**、***分别表示p<0.05、p<0.01、p<0.001。

其次，具体分析性别在手机成瘾与愉悦追求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简单斜率分析表明：对女性来说，手机成瘾对愉悦追求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47，t=9.44，p<0.001）；但对于男性来说，手机成瘾对愉悦追求的正向预测作用更强（β=0.64，t=13.72，p<0.001）。
最后，分析性别对愉悦追求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在手机成瘾→愉悦追求→生态旅游意愿的路径中，判定指数INDEX为-0.05，置信区间为[-0.10，-0.001]，置信区间不包含0，说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显著。总体上来说，对于男性而言，愉悦追求的中介作用在显著增强（β女性=-0.13，β男性=-0.18）。

5 研究结果与机制分析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游客出游提供了各种便捷服务。然而，过度的手机使用（手机成瘾）则会抑制旅游动机的产生，文章以“生态旅游”作为主题，验证了这一假设。

5.1 “封闭在网络世界”的手机成瘾者具有更消极的生态旅游意愿

研究发现，手机成瘾对生态旅游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即个体手机成瘾程度越高，生态旅游意愿就越低。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人们常常面临各种压力，旅游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逃离日常压力的机会，具有积极的疗愈功效，还可以增强人们的精神富有程度[49]。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旅游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它是一种以自然环境为基础，强调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旅游方式。因此，生态旅游可以有效实现个人健康与环境保护的统一。然而，智能手机的流行，让越来越多的年轻群体变成了手机成瘾者，更倾向于“封闭在网络的世界里”，生态旅游意愿越来越低。手机成瘾者往往将大量时间花费在手机屏幕上，减少了探索和体验现实世界的机会，错过了生态旅游过程中许多美好的自然风景、文化体验，这些原本可以丰富他们的人生经历并拓宽他们的视野。
文章将当代年轻群体生活的两个场域（网络世界与自然世界）结合在一起，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合理使用互联网技术有利于人们了解各种信息，可以增加对生态旅游地的认知、喜爱以及生态旅游意愿，但过度卷入互联网则会导致个体网络成瘾，这将割裂与外部自然环境的联系，进而抑制了生态旅游的产生。因此，二者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过往关注手机成瘾对个体“封闭”影响的研究主要聚焦社会交往，文章则以生态旅游作为切入点，进一步阐明了手机成瘾的危害：手机成瘾会削弱他们对外部自然世界的兴趣和探索欲望，从而降低生态旅游意愿。

5.2 长期的意义体验感缺失和追求短期的愉悦体验是抑制生态旅游意愿的两个中介机制

“封闭”在网络世界里的个体，精神上变得“更空洞”（精神自我）、生理上则偏好“更刺激”（生理自我），进而抑制了生态旅游意愿的产生。文章将“精神自我与生理自我”纳入到手机成瘾对生态旅游影响的研究框架中，揭示了手机成瘾会通过降低意义体验感（精神自我）和增强愉悦寻求（生理自我）来影响生态旅游意愿，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手机成瘾通过降低意义体验感从而抑制生态旅游意愿。生态旅游是一种富有意义体验感的行为。生态旅游地提供了回归自然、探索未知的机会，这种探索的过程有助于思考自己的生命意义，并为生活增添色彩。然而，手机成瘾者往往沉迷于社交媒体、短视频、即时通讯等碎片化信息，这些信息通常缺乏深度和系统性，长时间接触此类内容的个体会变得空洞。空洞的自我对外部环境的感知能力下降，不再关注自然界的风景、声音和气味，而是专注于手机屏幕上的内容，从而不愿开展生态旅游活动。
第二，手机成瘾通过增强愉悦追求从而抑制生态旅游意愿。长时间使用手机会刺激大脑释放大量的多巴胺等神经递质，这些递质会带来愉悦感和满足感。然而，当停止使用手机时，这种刺激就会突然消失，使人感到不适或焦虑；为了缓解这种感觉，手机成瘾者可能会再次使用手机来寻求快感，从而形成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会更加远离以意义体验感为主的生态旅游。该发现从享乐生活取向的角度对手机成瘾与生态旅游意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解释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手机成瘾可以通过降低意义体验感和增强愉悦寻求动机来影响生态旅游意愿，影响路径中的“-”和“+”作用恰恰体现了精神自我变得“更空洞”和生理自我变得更追求“刺激”。一个健康的个体，不仅要拥有富足的精神自我，同时还要适度控制生理需求。然而，手机成瘾破坏了两者间的平衡，这也导致个体更不愿意到生态旅游区探索未知。

5.3 男性比女性手机成瘾者具有更低的生态旅游意愿

文章发现，手机成瘾通过愉悦追求与意义体验感的中介作用影响生态旅游意愿，但二者的中介作用因性别不同而有所差异。
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文章将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纳入到同一个分析框架中，以生态旅游为切入点，揭示了不同性别的手机成瘾者是如何通过意义体验感和愉悦追求影响生态旅游意愿的。
一方面，从生理层面上，文章揭示了手机成瘾对愉悦追求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对于男性来说，大脑内多巴胺的活跃程度更高，自我控制力也更弱，更偏好风险刺激。这意味着，生理快感的阈限更高，寻求“更刺激”，从而降低了他们对生态旅游区的探索欲望。
另一方面，从社会层面上，文章也揭示了手机成瘾对意义体验感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进入成年阶段需要思考自我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对于男性来说，要实现独立、对未来发展的规划，然而，手机成瘾程度越高，“封闭在网络世界里”的程度就越严重，体验到的社会压力就越强，意义体验感就越弱，自我就变得“更空洞”。
综上，生态旅游兼具亲近自然与环境保护，在手机成瘾的影响下，男性比女性会变得在精神上“更空洞”、在生理上“更刺激”，也更不愿意探索生态旅游区。

6 对策与建议

城市化带来的优质生活红利和信息化快速发展带来的网络红利，对年轻群体的影响和冲击是巨大的。衣食无忧的生活条件让年轻群体不必忧心现实世界，“快乐”非凡的网络空间使得部分年轻群体沉溺于互联网的虚拟世界而难以自拔。这在当今社会有一定的普遍性。然而，作为未来美好世界的创造者，青年群体过度沉迷于网络世界，会导致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储备不足，时间久了，群体大了，必然会构成全社会的重大问题。对此，社会各界都要高度重视、积极作为。
一是加强年轻一代媒介素养教育以降低手机依赖。全社会要大力宣传手机过度依赖的负面作用，倡导年轻群体合理调配网络使用时间，增强年轻群体对手机使用的掌控力度。教育机构和家长要充分认识手机依赖的危害，帮助年轻群体制定使用时间限制计划，培养更多兴趣爱好，增强自我控制能力。
二是充分发挥生态旅游和自然教育对手机成瘾者的疗愈功效。通过年轻群体喜欢的抖音、小红书、微信等社交平台，大力宣传生态旅游对于身心调节成效，引导他们进入美好现实世界。生态旅游景区要设计更多网红打卡点，吸引年轻群体到景区打卡。鼓励年轻群体结伴旅行，增强旅游过程的趣味性。高校要发挥组织者作用，安排更多的大学生开展研学旅行等。
三是鼓励社会团体开展手机成瘾者疗养行动。对自我控制力低的沉溺者进行自然教育，辅助以心理治疗和生理理疗，帮助他们走出网络世界，培养积极健康心态，科学使用手机。
总之，生态旅游作为自然教育的重要载体，是治愈手机依赖症的一副“良药”。大自然的神秘与美妙，会激发他们的内心喜悦感和情绪价值，有效消除孤独感、社交恐惧症，进而激发创造力和对生命的热爱。但根据前述研究，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极大，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7 创新与不足

文章探讨了手机成瘾与生态旅游意愿的关系，在揭示愉悦追求与意义体验感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基础上，探讨了中介作用的性别差异，具有一定的创新之处。
第一，理论上丰富了手机使用与旅游之间关系的认知。已有研究主要关注“正常手机使用”对旅游的积极促进作用[2⇓-4]，比如信息获取、行程安排等，但尚未有研究关注“问题性手机使用”（即手机成瘾）在旅游中所起的消极作用。文章围绕手机成瘾与生态旅游意愿的关系，揭示了问题性手机使用在旅游中的消极作用，丰富了手机使用与旅游之间关系研究的理论框架。
第二，现实中揭示了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危害。已有研究围绕问题性手机使用，主要揭示了手机成瘾对身心健康的广泛影响[17,23]，文章则以生态旅游作为研究对象，揭示了手机成瘾会降低个体对外部世界（生态旅游区）的探索意愿。随着手机功能的增强，人们甚至可以宅在家里“云旅游”，但这种“云旅游”缺乏对实体景观的接触，在个体层面上难以获得人-景融合后的沉浸体验，在社会层面上也无助于实现旅游业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因此，揭示手机成瘾对生态旅游区的探索意愿具有一定现实价值。
第三，在综合考虑纵向维度的理论价值和横向维度的现实意义基础上，文章选择二者的交叉点，尝试将当代年轻群体生活的两个场域（网络世界与自然世界）结合在一起开展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从实证层面验证了手机成瘾对生态旅游意愿的破坏作用，即手机成瘾抑制了年轻群体对外部世界的探索意愿，越来越倾向于“封闭在网络世界里”。这一结果虽然符合常理，但将现象转化为科学研究只是文章的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文章进一步挖掘了该现象背后的作用机制（手机成瘾后精神层面变得更空洞、生理层面变得更偏好刺激），还揭示了该机制发生的性别差异。
文章存在两个局限尚需后续研究进一步改善：首先，有关研究设计。文章采用的是横断设计，虽然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初步确立了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但依然不足以确立手机成瘾与生态旅游意愿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可采用追踪设计进一步检验研究结果。其次，有关研究对象。文章揭示了互联网时代年轻群体生活方式对生态旅游意愿的影响，但主要是以大学生这个高学历群体作为样本展开的，未来研究应该尽可能地将其他群体考虑进去，需要充分兼顾地区、生源以及学历等人口统计学特征，以扩大研究的生态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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