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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旅游 >

2025 , Vol. 15 >Issue 1: 130 - 146

DOI: https://doi.org/10.12342/zgstly.20240270

乡村旅游

社区参与视角下农业文化遗产地女性地方认同建构路径——以河北省涉县为例

  • 陈振婷 , 1 ,
  • 张秀侠 1 ,
  • 孙业红 , 2, * ,
  • 付娟 2
展开
  • 1.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北京 100088
  • 2.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北京 100101
*孙业红（1981-），女，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旅游开发与规划。 E-mail:

陈振婷（1999-），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遗产旅游，E-mail:

收稿日期: 2024-10-07

  修回日期: 2025-01-07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4-09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264)

收起

The path of constructing women’s place identity in agricultural heritage si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he case of Shexian, Hebei Province

  • Chen Zhenting , 1 ,
  • Zhang Xiuxia 1 ,
  • Sun Yehong , 2, * ,
  • Fu Juan 2
Expand
  • 1. College of Applied Arts and Sciences,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8
  • 2. College of Tourism,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Sun Yehong. E-mail:

Received date: 2024-10-07

  Revised date: 2025-01-07

  Online published: 2025-04-09

Fold

摘要

女性是传承农耕文明、参与农业文化遗产地社区治理的主要力量，却也是话语体系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一方。文章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为例，通过田野调研、扎根理论方法，在认知-情感-意向框架下，探析农业文化遗产地女性如何在投身社会参与的过程中建构其地方认同。研究发现：（1）氛围场的生成是推动农业文化遗产地女性参与社会组织的直接因素。（2）通过对遗产价值的再理解和地方意义的再表达，遗产化成为推动农业文化遗产地女性地方认同生成的关键力量。（3）地方认同内化于女性的自我认同中，表现为对女性价值的再认识和性别意识的觉醒。（4）农业文化遗产地女性的地方认同行为反馈包括生态互动行为和遗产传承行为。地方认同通过社区参与成为遗产地妇女在社区治理中展现女性力量的情感驱动，而社区参与同时也深化了妇女们地方认同的建构过程。

关键词： 农业文化遗产; 女性; 地方认同; 社区参与

本文引用格式

陈振婷 , 张秀侠 , 孙业红 , 付娟 . 社区参与视角下农业文化遗产地女性地方认同建构路径——以河北省涉县为例[J]. 中国生态旅游, 2025 , 15(1) : 130 -146 . DOI: 10.12342/zgstly.20240270

Abstract

Women are the main force to inherit the farming civilization and participate in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sites, but they are also the most neglected party in the discourse system. Taking the dry-farming Shiyan terrace system in Shexian, Hebei Province, a 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site, as an example,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analyzes how women in agricultural heritage sites achieve their place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participating in social participation, under the cognitive-emotional-behavioural framework by means of field research and grounded theory. The study found that: (1) The generation of the ambient field is a direct factor that promotes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agricultural heritage sites. (2) Through the re-understanding of heritage values and the re-expression of local meanings, heritageisation becomes a key force driving the generation of women's place identities in agricultural heritage sites. (3) Place identity is internalized in women’s self-identity,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re-recognition of women’s value and the awakening of gender consciousness. (4) Behavioural feedback of women’s place identity in agricultural heritage sites includes ecological interaction and heritage inheritance. Place identity is emotionally driven by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agricultural heritage areas,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shapes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women’s place identity.

Key words： agricultural heritage; women; place identity;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1 引言

农业文化遗产承载了丰富的历史记忆、独特的农耕智慧和深厚的文化内涵[1]，其本质再现了地方性主体对自然所持有的本位会意和理解[2]。地方认同是人们文化精神的地域性集体心理结构[3]，也是透视居民对农业文化遗产的认知、态度、行为选择的窗口[4]。在地方认同建构中，社区参与不仅增强居民的归属感，也不断塑造地方的意义[5]，推动遗产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文化遗产的活态性在于农民的参与[6]。中国的农业文化遗产地多分布于农村，男性往往外出打工，女性则留在家中，她们对遗产地有着深深的眷恋，通过参与农耕活动和社区治理对遗产地的文化传承、经济发展和生态维护发挥重要贡献。然而在生活中，女性的参与常被视作理所当然，致其贡献在实践中被低估。在研究中，一方面遗产地社区居民常被视为同质群体[7]，另一方面对女性社区参与的主流探讨往往聚焦于个体与社会的交互维度，却忽略了人地关系，即女性投身社区参与绝非是社会规范与个体需求的结果，其核心驱动力之一恰是对地方由衷的眷恋与热爱[8]。
基于此，研究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为例，提出“社区参与视角下农业文化遗产地女性居民的地方认同如何建构?”的命题，探索从地方到遗产的转变中，“我”-社会参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以期拓展对女性地方认同建构机制和地方视角下社会参与的理解，同时为增强农业文化遗产活态性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2 文献综述

2.1 地方认同与社区参与

2.1.1 地方认同

当人们定居某地，就会与该地产生认知和情感上的联系，赋予地方某种意义[9]。人文地理学家Tuan[10]指出“地方”的主要功能在于促使人们产生归属感和依恋感。随后，Proshansky等[11]探讨了“地方认同”的概念，将地方认同视为个人认同的一部分，是自我和物理环境之间的认知联结。其后，Bernardo[12]和Palma进一步研究了地方认同的内涵，地方认同包括空间、物理环境、社会问题以及个人和社会意义、感受、经验等多个维度。
地方认同形成过程复杂，影响因素繁多[8]，因学者的研究背景和目的而异地方认同维度划分出现差异，目前中国多将地方认同划为认知、情感、意向3个维度[13]。从环境心理学到新文化地理学，大量研究开始关注现代化、城镇化背景下，地方所处的社会系统如何推动居民地方认同的重构[7]，不仅深化了对地方认同复杂性的理解，也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地方认同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至关重要。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案例说明了提高遗产地居民的地方认同是推动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4]。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研究显示，情感、经济认同提高了居民的参与意识[14]。目前中国学者对地方认同的研究多从概念属性、地方认同与文化、旅游活动等视角展开，农业文化遗产的地方认同研究较少，该方面研究主题包括空间生产与认同[1]、基于认同的管理途径[15]、居民的认知与保护态度[1]，而从遗产地女性视角探讨地方认同的研究尚未可见。

2.1.2 社区参与

社区参与是指社区居民自愿参与社区事务、表达意见和建议、影响决策权利人的行为[5]。宏观层面是指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区建设的过程；微观层面是指社区成员自愿参与社区公共活动与事务、共享社区发展成果的行为与过程[16]。社区参与被视为社区治理的基础和动力，多类型和多主体的参与形式[16]丰富了社区生活，也增强了社区内部的凝聚力和自治力，形成了规范化的社区治理机制[15]。
女性在社区参与中扮演关键角色。实践证明，提升女性在村委会中的比例[17]不仅推动了妇女自身的发展，也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步。参与非政府组织影响了女性在能力、资源、社区认同等方面的深度和广度[18]。然而乡村妇女的社区参与现状仍不乐观，低文化水平和传统观念等因素制约了她们的参与[17]。从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出发，文章所指的女性的社区参与可理解为农业文化遗产地妇女通过参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地方社会组织，并以此为媒介和平台，为推动遗产地和自身更好发展而介入到社区事务中的过程。

2.1.3 地方认同与社区参与的关系

认同是推动个体参与的心理基础[16]，理解并优化认同感的形成机制，能够更好地促进居民的社会参与，提升社会活力和凝聚力。地方认同中的社区归属感和责任感是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重要动力[19]。地方认同影响个体的社区参与意愿[19]，一方面认同在公共文化生活中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居民持续参与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社区参与的行为本身也加深个体对社区的情感认同和认知评价，形成正向反馈循环[16]。
地方认同视角下社区参与的内生机制表现为功能认同（对社区满意度）和情感认同（居民与社区的情感联系）[20]，二者既关注社区的总体福祉，也关注居民的共享价值观和人际关系。在对遗产地社区的探索中，基于地方认同的社会参与唤醒了居民的未来愿景和文化保护意识[21]。同时，规划者也能利用地方认同加深居民的情感联系，理解其价值观和需求，增强获得感与幸福感[16]。
综上所述，地方认同与社区参与之间存在相互强化的动态关系（图1）。地方认同激发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增强社区的社会资本和凝聚力，推动社区可持续发展。因此，在社区治理和规划工作中，应重视地方认同的影响力，培育和加强居民的地方认同。
图1 社区参与与地方认同的分析框架

注：作者根据参考文献[1⇓⇓⇓⇓⇓⇓⇓⇓⇓⇓⇓⇓⇓⇓⇓⇓⇓⇓⇓-21]整理。

Fig. 1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local identity

2.2 农业文化遗产地女性的社区参与

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具有高度社区黏性的活态复合遗产[1]，当地农户和农业社区是农业文化遗产地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和首要被影响者[4]。因此，女性居民的社区参与对于推动农业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
在全球范围内，安第斯地区的女性负责管理原生马铃薯多样性[22]；非洲农村的女性则是种子和野生近缘种的守护者[23]。在中国，贵州侗族的妇女积极维护种质资源和传统知识[24]；广西桂林龙胜的女村官主导的“种子计划”将梯田文化融入遗产旅游[25]；福建的女性通过参与茶叶竞赛和茶叶协会等组织推动遗产保护[4]；浙江青田的女性居民通过参与旅游活动，在经济、心理和政治等方面获得增权[26]。
关于农业文化遗产系统内女性的社区参与，一系列研究表明：其一，女性通过口头传统和实践经验传播农业知识和维护文化遗产[22]，并在社区中构建了强大的社会网络[24]。其二，女性通过社区参与对家庭和社区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尤其是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26]。其三，女性在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保护中具有较高的行动意识[25]。尽管女性参与具有重要意义，但她们仍在社区参与中面临着性别歧视、资源限制、决策权不足等挑战。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虽然认识到女性在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中的重要性，但对于其参与机制、影响因素以及如何提升参与度和影响力的研究仍存在许多空白之处，因而农业文化遗产地女性的力量需要被看见。

3 研究设计

3.1 案例地概况

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于2022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该系统位于河北省太行山东麓的邯郸市涉县（图2）。系统内食物资源丰富、生态功能显著、农耕文化悠久。居民利用多样化作物，形成了“藏粮于地”“存粮于仓”和“节粮于口”的独特技术。梯田系统涵盖井店镇、更乐镇和关防乡的46个村庄，研究聚焦于遗产地核心区——王金庄5个行政村落。
图2 遗产地地理位置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24)0650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2 The location of the heritage site

2018年，王金庄成立了涉县旱作梯田保护与利用协会和“种子银行”，协会多次组织妇女参与梯田地名、农作物和村落文化的普查整理；2021年，返乡村民成立草根影视组，通过拍摄梯田故事短片助力农产品销售；王金庄的“妇女微家”平台推动基层妇女就业和社会治理，为妇女们提供了在地就业岗位；5个行政村落中有2个村的书记为女性，推动了基层治理现代化和性别平等进程。在农耕生活中，中老年女性积极保护老品种，承担家庭和农业生产的关键角色，成为遗产地社会治理和文化传承的主力（图3）。
图3 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内的社会组织

注：上图分别源于旱作梯田协会发布、作者拍摄和草根影视组。

Fig. 3 Social organisation within Shexian stone-ridge terraces heritage site

3.2 数据获取

课题组采用非参与式观察法、深度访谈法等定性方法，于2024年8月份深入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进行现场调研，历时13天。课题组对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内相关村落的村委会、梯田协会、草根剧组、妇女微家成员进行了访谈，访谈对象共17人（表1），每个访谈对象访谈时间为40~60 min，访谈内容包括遗产认知、社区参与、个体经历与情感、地方性感知等21个开放式问题。受访者的户籍地均为本地，年龄段多集中于30~60岁，受教育程度中大多为初中或小学以下、高中水平约占1/5、大专及以上仅为一成，约有六成家庭年收入在10万以下。
表1 受访者基本情况表

Tab. 1 Profile of respondents

访谈对象 年龄（岁） 身份 生计方式
C01 37 协会领导 讲解员、售卖土特产、手工艺品
C02 38 幼儿园教师、协会会员、草根影视组成员 固定工资
C03 41 协会会员、草根影视组成员、妇女微家成员 帮工、村中打零工、售卖土特产
C04 37 协会会员、草根影视组成员、妇女微家成员 村中打零工、售卖土特产
C05 38 幼儿园教师、协会会员、草根影视组成员、村委会成员、妇女微家成员 固定工资、售卖土特产、协会帮工
C06 42 协会会计 协会帮工、售卖手工艺品
C07 64 协会会员、退休职工 协会帮工、退休金、售卖土特产
C08 40 协会会员 务农
C09 49 协会会员 协会帮工、务农
C10 38 协会会员、草根影视组成员、妇女微家成员 协会帮工、村中打零工、售卖土特产
C11 43 协会会员 务农、开小吃店
C12 63 草根影视组成员、退休职工 售卖土特产、退休金
C13 65 草根影视组成员、环卫工人 售卖土特产、村中打零工
C14 41 村委会干部 工资收入、务农收入
C15 45 村支书 工资收入、务农收入
C16 48 村委会成员 工资收入务农收入
C17 38 妇女微家发起人、制包厂老板、村委会干部 务农、办厂收入、售卖土特产

3.3 研究方法

文章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对访谈文本进行处理分析，通过MAXQDA软件对17位受访者共计约11万字的访谈文本进行了编码分析，通过开放式、轴向式、选择式编码来揭示受访者叙述中的经验。为保证编码有效性，文本随机分为两部分用于探索性和验证性分析。第一阶段基于12位受访者进行概念化、范畴化和理论化分析，第二阶段2名研究人员独立分析剩余5位受访者的文本，直至不再出现新编码、达到理论饱和。最终归纳保留编码得到30个概念化的类属和11个副范畴、5个主范畴（表2、表3）。
表2 开放式编码实例

Tab. 2 Examples of open coding

原始语句 开放式编码 概念化
“搜集老品种，大家都很配合，只要有，要多少人家就给多少。” 搜集老品种 工作机会
“我自己的东西买给梯田协会，然后梯田协会再到北京去卖。” 出售农产品
…… …… ……
“在这接触的人多，见得多了，知道了怎么跟人家沟通。” 表达能力 能力提高
“一开始协会成立需要人，我就来了，会计专业知识也都是现学的。” 专业能力
…… …… ……
表3 主轴式编码结果

Tab. 3 Results of axial coding

主范畴 副范畴 概念化
个人发展 角色矛盾 工作机会、家庭束缚、收入来源
个人成长 知识学习、能力提高、地位提升
认知认同 个体认知 自我价值、自我实现、自我满足
地方认知 遗产价值、地方性知识、外部认知
环境感知 社会文化环境 价值观念、社会交往、历史文化
物质自然环境 居住环境、自然环境、就业环境
情感记忆 集体记忆 农业生产活动、饮食匮乏、洪灾印象
积极情感 奉献与荣誉、热爱与赞赏、见证与守护
消极情感 缺乏特色、干旱、贫穷、苦
行为互动 生态互动行为 亲环境行为、资源利用实践
遗产传承行为 老品种保护、家庭教育、短视频宣传

4 研究结果

围绕核心范畴和故事线理解，农业文化遗产地女性以社会组织为平台，在氛围场的推动下投身社会参与，其价值认同、情感联结、根植行为共同叙述了地方认同的建构路径（图4）。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女性面临生计发展和传统性别角色间的矛盾，为增加收入而参与社会组织，在此过程中其社会交往也开始不断拓展，随着专家的到来，知识也不断介入，女性社会参与的氛围场得以建构。该过程中认知首先发生改变，此时地方认同在意识途径上表现为对认知上的价值认同。其后女性的情感态度也随着不断进行的遗产化进程而流变，地方意义和遗产价值表现为积极的情感流露、理性的地方认知。随着社会参与的深入，女性在遗产地的社会治理中崭露头角，在职场发展和个人成长上都取得了进步，并逐渐认识到遗产地客观环境与妇女的深层联系，妇女们的性别意识得到再塑，此时地方认同内化于女性的自我认同中。最终，妇女们对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地方认同由根植行为反馈至其日常生活中。
图4 社区参与视角下农业文化遗产地女性地方认同的建构路径分析框架

Fig. 4 Pathway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constructing local identity with women’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agricultural heritage sites

4.1 交往和知识参与下的氛围场建构

氛围场由身体在场参与的体验空间构成[27]。氛围场中的活动和文化元素为参与者提供独特的体验和情感联系[22]，可理解为弥漫于空间的情感现象。在王金庄，社会组织为妇女们提供了以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为主题的社交空间，她们在该空间中获得精神文化支持，在男性缺失的日子里集聚于此，相互帮扶，形成了以自我、知识、集体为核心的氛围场。在此氛围场下农业文化遗产的凝聚力，成为增强妇女们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共有精神力量。

4.1.1 母亲与自我角色矛盾的平衡

在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力斗争”中往往是女性做出牺牲[18]。在传统社会规训下，许多女性成为母亲后为了满足家庭和社会的期望而牺牲个人追求和职业发展，“孩子还小没办法，现在就是这样，女人一结了婚就是为了孩子”（C04）。参与梯田协会和草根影视组的妇女们在王金庄率先打破了这一传统束缚，她们被允许保留性格中本我的一面，“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不能为了孩子丢失自己”（C02）“我来这里就是高兴，图个开心”（C13），也开始积极谋求个人发展，“跟社会人员多走动多见识，起码能学点东西，对自己也是提升”（C04）。社会组织为妇女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实体交往空间，使其脱离日常的家庭琐事。
在王金庄，传统家庭中妇女负责日常事务的安排。梯田协会通过年度夏令营为孩子们开设乡土课程，讲解乡土文化，同时也邀请女性会员共同学习，妇女们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也实现了个人发展，母亲与自我间的角色矛盾得到了平衡，“我是幼儿园老师，他们说有外面的老师来讲课叫我过来听，来了以后小朋友学的东西自己也学了，一是对家乡的农作物的知识、农业的发展、历史的变化都有了新的了解，二是从其他老师身上，我也学到了他们是怎么上课的”（C02）。梯田协会对于构建更加公平的性别分工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助力女性打破传统角色限制，使得妇女们在社会参与和亲子生活中实现双向平衡。

4.1.2 知识浸入与社会交往的拓展

自申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以来，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们多次到王金庄开设农民大讲堂，“我爱听老师们讲课，对我很有帮助，老师一直嘱咐我们不要让梯田荒了，鼓励我们要有自己的想法”（C07）。妇女们通过社区参与，将专家们的知识传递，转变为内生的学习动力，“我加入协会以后认识了老师们。我一直有个大学梦，后来被迫辍学。认识他们以后，一是受他们影响，二是协会经常要写东西，2022年我就去涉县开放大学进修了，这些老师们对我有很大影响”（C01）。
从认同的视角看，社会交往的本质是个体在社会互动中进行自我分类，将自己归入某个群体，并通过群体比较来确认自己的身份[13]。妇女们除了与本村人的相处，在社会组织中更容易接触各类专家学者、志愿者，有些妇女甚至与他们结交朋友保持联络，也在社交媒体上互相关心，“会跟他们聊天，互相学习。会和一些同行老师有联系，上次河南发洪水，会沟通联系”（C02）。由此，女性的横向虚拟交往空间得到延伸，纵向的社交对象得以拓展，社会网络中的参与度和归属感不断提高[19]，因此她们把参与梯田协会和草根剧组当成一种内生爱好，在此情境下的社会参与成为了个体在经济生活之外的记忆、情感和价值连接[19]，“我把来这里当成一种爱好，我爱这里，我爱这个气氛”（C13）“以后我也想继续参与下去，只要需要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C09）。无论是集体活动、专家课堂，亦或日常生活中的分享美食、相互关心，妇女们社会交往的深度、广度都得到了提升，社会参与不断增强遗产地的社会信任和社会粘合度。

4.2 地方的遗产化重构

遗产与认同相伴而生，遗产化与地方的关系体现在地方社会如何通过遗产化过程扩展其意义边界[20]。遗产化往往是指遗产被赋予价值并进行识别选择的过程[28]，自申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以来，王金庄便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身份。一方面女性村民的社区参与有效地促进了遗产化进程。另一方面妇女们在社会参与的过程中，也重新发现了这一片土地所承载的独特性，其地方意义和遗产价值在妇女们的地方认知和情感转变中被重新定义，不再将此视为贫困之地，而是具有全球意义的遗产地，其自身也由“山里人”变成“遗产地居民”，个人身份及认同（我是谁）的转变[29]也成为了妇女们地方认同变化的重要体现。至此，遗产化在遗产地的客观空间和妇女的主观心理上推动了地方的重构。

4.2.1 遗产价值的再理解

从本质上说，认同是将“他者”的价值内化为“我者”的过程[30]。妇女们对农业文化遗产地的认同，包括经济价值、生态价值、景观价值、文化价值、科技价值[31]，在五大价值中，研究发现妇女们对系统内的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感知程度更高。
传统美食连接着过去和现在，是了解地方历史、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窗口，也是人们交流、认同和共享的重要元素[31]。在梯田系统内部，妇女们是饮食文化的创造者，“像抿节这些，以前都是我们女人家做的，我妈妈教给我怎么做，我自己也爱吃”（C13），她们所掌握的传统美食制作技艺，通过社会组织的纽带作用，为游客提供了富有地方特色的佳肴，“我自己做一些传统美食招待剧组的游客，他们吃得开心，我也高兴”（C13），也有妇女通过参与协会、在饭堂帮工，依托旅游发展将传统美食的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协会一来人了，我们就在饭堂这里做饭，像豆面汤这些都做给他们喝，有个事干多少有收入”（C09）。农耕时代，农户为了抵抗自然灾害，结成生产和生活的共同体[2]，全球化语境下，面对男性缺失的客观事实，女性已成为传统农耕民俗文化坚守的共同体，“我在五街就组织这些活动，像社火以前可丰富了，现在人都出去了，氛围也淡了，很多人觉得唱唱跳跳没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是老一辈传承下来的文化，我们这几个再不弄的话就没了”（C05）。
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的生态价值包括独特的种质资源、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重要的生态功能。王金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村民靠天吃饭的种植方式，藏种粮于民的生活方式延续了700多年。村庄内多数妇女在管理种质资源中展现了农业文化遗产的独特生态价值，“每年收成后都挑选好的种子留下来，我们现在每年都种，播种的时候会单独分一块地方出来种老品种”（C06）“老品种非常重要，把老品种传承下去，是我们的财富”（C07）。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独特的生态功能则表现在妇女们对物质自然环境（居住环境、自然环境）的感知中，“在这里呼吸着最新鲜的空气、吃着最安全的食品”（C09）“我们这特别有智慧，虽然石头多房子小，但是应有尽有”（C05）。独特的生态环境价值不仅是农业生产生活的依托，也成为了地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生态环境要素的感知和互动，妇女们发自内心认可了地方的独特性，在遗产化进程中对遗产价值的再理解也超越了过去对地方的简单构想。

4.2.2 地方意义的再表达

Tuan[10]认为地方意义是个体的外在经验赋予地方的主观价值，建构的本质是空间转换为特殊地方的过程。在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后，妇女们对地方的认知由自然空间、生活空间、劳动空间演变为具有意义的文化、情感、精神和价值空间。遗产化重新定义了地方性，“这里就像一块朴素的玉石，只是目前它的价值还没有完全显现，为什么要讲农业文化遗产?……未来就是要依托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下一盘大棋，只有这样讲出来的故事才吸引人”（C14）。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不仅成为涉县旱作梯田系统内妇女们地方意义再表达的替代性解释框架：“平常在梯田种地觉得没什么，现在来了协会后才知道这是科学技术，也是我们祖先留下的遗产”（C09），也成为了妇女们对未来发展无限期待的依据，“王金庄是非常美丽的地方，将来也会越来越好”（C02）。
地方意义的形成是层次递进与转换的过程，从理性认知到情感深化再到信念产生，地方意义的再表达则是对地理空间的重新认识和情感的重塑[32]。妇女们心中地方意义的表达分为三个时期。初期，地方的初始意义存在于她们的儿时记忆中，包括采摘花椒、碾磨谷子、喂养毛驴等农业活动，“印象最深的就是以前去摘花椒，妈妈坐前面，我坐驴垛子里面”（C03），以及自然灾害、粮食匮乏带来的生存压力，“以前都是穿补丁衣裳、吃糠窝窝，太苦了”（C13），这部分集体记忆也承载了最初的地方认同。第二个时期，一方面受到外部负面评价的裹挟，另一方面资源匮乏和就业机会缺失也使得村民对自身发展感到迷茫和无力，地方意义外露于消极情感中，“自古以来就是穷地方，没有什么特色养不了人”（C08）。“外面的人认为这里是个小山村，以前特穷”（C05）。如今，依托于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新了解，她们的消极情绪逐渐发生改变，不仅更能看到先辈们的奉献与荣誉，“王金庄从以前的贫苦落后变成今天美丽的样子非常不容易，先辈们受了很多苦”（C05），对地方的热爱与赞赏溢于言表，“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哪个角落我都爱”（C05），她们更是未来的遗产守护者，“以后传承下去也更不容易，哪怕做出一点点，未来还是需要我们更多的保护”（C09）。
地方在遗产化过程中往往通过自身的解释和主动参与构建新的地方意义[30]。在遗产化的作用下，积极情感的转变使得妇女们完成了地方意义的再表达。而地方意义所展现的遗产属性也帮助妇女们诠释了“我的王金庄”[1]，同时遗产化也使得地方认同跨越了时间维度，从过去的困境与苦涩到当下的熟悉、依赖、满足，再变成对未来发展的期许和信念。

4.3 性别意识的再塑

地方认同是自我认同的一部分，是个体与地方互动实现社会化的过程[8]，它允许个体表达、肯定和反思自己的身份[33]。性别意识对地方认同构建的影响体现在地方认同受到个人经历与自我认知的影响和文化与社会规范的塑造[13]。社区参与为王金庄的妇女们提供了融入社会治理的机会，而女性则通过社会参与脱离原有的家庭环境进入遗产保护的环境中，进而感知到了社会文化环境发生的变化，并开始重新认识自我的价值，对传统性别角色进行反思，与地方的联系也不断得到深化，使得地方认同在个人认知和环境感知中不断深化。在家庭生活中，她们把对地方的了解与女性价值联系起来，在公共领域里不断展现地方治理中的女性力量，使地方认同逐步内化于女性的自我认同中。

4.3.1 女性价值的再认识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对自然往往有着更高的依赖性和熟悉性，正如王金庄的妇女们认为客观地理环境决定了系统内部两性分工的选择，“王金庄是靠天吃饭的地方，家里家外都得靠妇女操持，妇女非常重要”（C11）。社区治理中，妇女通过社会参与获得了自我提升的平台，并在公共领域积累了许多知识与经验，“因为社会上女的脑力比较明显，有很多事都是女人在做，例如村委会里的事，女的不比男的弱”（C15）。无论是对客观环境的认识还是公共领域的经验都反向加强了妇女在家庭内部的权威，使得她们在家庭中的话语权得到了提升，对个体与家庭关系有了新的认知，正如部分受访者所言，“现在我在家里就是当家的，我说话比较管用”（C15）。
这些女性本就在生活和工作中非常积极，梯田协会为她们提供了继续发展的平台，使她们在职场中获得更多的尊重和认可，并重新认知自身的能力和潜力，“比如在幼儿园上班，提出的建议多少是有点用的，领导也会改变看法”（C05），也有女性通过旅游讲解逐渐被视为地方性知识的持有者和与外界沟通的代表，展现出超越传统家庭角色的能力和影响力，“加入协会之后，我们这边市里、县里领导来了，都让我去讲解”（C01）。熟悉的社区环境增加了女性的参与感，她们利用以往的生活经验和人际关系来适应新角色[20]，从传统家庭中的母亲、妻子、女人、儿媳妇，转变为代表村落利益、推动农业文化遗产发展的关键人物，村民对她们的看法也从日常的邻里关系转变为对其社会贡献的认可，“村民们觉得我都能跟外面的领导讲，挺厉害的！至少我感觉村里人对我更尊重了”（C01），也意味着这部分女性的社会地位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的扩展。

4.3.2 女性意识的觉醒

性别意识的觉醒促使女性开始质疑传统性别角色并展现出对抗性，主动挑战原有的地方认同框架[34]，提出与男性不同的视角或需求，推动了对既定社会结构的反思和批判，重新定义了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地方认同。
农村性别平等意识低于城市[34]，在王金庄，已婚妇女每年正月初一需向男方长辈亲人磕头、问好、拜年。传统习俗往往被认为是民族认同的载体和社会团结的纽带[3]，“现在好多地方都不磕头，对长辈没有传统礼数了，而我们这还保持着”（C01）。然而象征团结、敬老的社会习俗实则保留着对女性本身的禁忌，即女性不祥之说[35]。妇女们在正月初一、十五、月子期间不被允许回娘家、结婚之前禁止向家人磕头，违反者被认为会给娘家人带来不顺。随着文化环境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全球化语境下的地方认同也随着社会变迁也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36]，“我们这很多老思想，以前女性的地位最低，但随着社会发展，也没有以前那么封建了”（C10）。已有研究发现妇女们投身于社区参与后，展现出较高的性别意识[18]，并开始以精神的进步完成对自我的再生产[37]。随着男尊女卑的意识逐渐被打破，妇女们对这一习俗和合理性也进行了反思，“俺觉得只给男方家磕头不对，俺闺女从小就跟她哥哥一块给我磕头，我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C13）。面对传统习俗中的糟粕她们勇敢说“不”，改变了地方文化中性别角色的定义，使得性别意识在地方认同的流变中获得再塑，地方认同也不再是对传统的固守，更是对新社会价值的接纳和融合。

4.4 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实践

主体对地方的认同可以解释为行为的内在经历[38]，建构的核心在于不断重复的空间行为与空间体验在自我中的内化[33]。在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内部，女性对地方的建构不断内化于实践行为（图5），包含生态互动行为（亲环境行为、资源利用实践）和遗产传承行为（老品种保护、家庭教育、短视频宣传）。
图5 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中的女性身影

注：上图分别源于访谈者C05、旱作梯田协会发布和访谈者C01。

Fig. 5 Female figures in the Shexian stone-ridge terraces heritage site

4.4.1 女性的生态互动行为：自然馈赠下的地方实践

亲环境行为是指个体对广义环境及要素所作出的亲同（善）行为，地方认同增强了个体的自然共情，促使亲环境行为[39]的发生。在王金庄，妇女们常把沉浸在自然环境中当成是辛苦劳作后的放松享受——沿河漫步、登高远眺、欣赏梯田、观赏野花——与环境建立了强烈的情感纽带，与自然的亲密互动使地方特征内化为女性的自身身份，“最喜欢家里的地，一到春天就开始忙活到收割，对这片土地和种地有感情”（C07），并在此之中获得感官体验和情感满足，“我喜欢爬山，或者心情不好了，去地里面走走散散心，地里空气清新，可以缓解压力，特别是一到春天就想去地里走走”（C01），强化了她们的归属感和依附感以及对环境价值的高度认同。
在王金庄，女性承担起家庭和农业生产的主要责任，在山间田野劳作中与自然环境和动植物形成了深厚的联系和独特的自然资源利用方式。每逢特定季节，妇女们相约到山间采摘黑枣、连翘、韭菜花、蒲公英等植物，制作韭花酱、连翘茶、黑枣茶，“韭菜花一熟，我们几个就约着上山采野韭菜，做韭花酱”“有些人也会做酸枣茶、连翘茶”（C01）。共同的经验分享和知识传递也促进了女性间的社会互动和群体价值观生成，“蒲公英是常采的，大家一起采蒲公英，有说不完的话，我们几个的想法都很接近”（C10）。独特的资源利用方式体现了她们对传统技艺的传承，也表达了地方认同框架下女性对遗产地环境的共情与尊重。

4.4.2 女性的家庭生活：地方性知识的代际传承

农村妇女在农业生产中拥有决策权，包括品种选择、间作方式、良种保育等，而这些都是地方性知识的重要内容[40]。在王金庄，女性通常负责种子保管和粮食储存，对家中的粮食和种子最为熟悉，饮食相关事务最为清楚，“每家每户的屋顶上都有个粮仓，储存粮食和种子，都是命根子和宝贝，老南瓜、小米穗子、老玉米，各样种子都得留好”（C07）。在梯田协会的协调下，当地女性组成了种子普查小组，深入村庄进行老种子的登记与收集，共记录了180多个品种。尽管许多老种子无法生长，但仍有不少妇女为老品种的提纯、复壮而努力，“按道理说陈年的老品种不会发芽。但是我一遍遍试，结果长出来40多个”（C01）“前一段时间去繁种基地做提纯复壮，地里的活对我们来说比较简单、熟练，女的往往会更认真、更仔细”（C11），这也体现了女性在保护地方种质资源中的积极性和重要作用。
女性主义认为，妇女往往以具体的、爱的行动与自然界相联系，而母亲也是向后代进行环境教育的最佳人选[41]。在地方性知识的传承中妇女们认识到年轻一代对传统农业和地方文化的了解不足，积极采取措施引导子女与种子、土地和自然深入接触，“孩子们缺少认识，平常也不怎么去地里干活，想让孩子多去地里走动走动，见识见识”（C04），反映了妇女对于子女疏离农业生产的担忧，希望增强孩子对地方性知识的了解。“比如有一次种子交流，我带回来一些豆子种子，拿给孩子看，给孩子讲讲这个老品种”（C03），妇女们在家庭教育中向子女传递地方品种知识，引导孩子们参与农业实践，了解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种质资源特征，推动地方性知识的代际传承。

4.4.3 女性的婚嫁与外出：地方认同的跨地域延伸

在王金庄村，女性结婚后每当遇到收成不顺的年份，往往回娘家向娘家人要种子，“老娘在世的时候每年都给我们留一批种子，我大姐她们种的地多，什么种子都有，哪一年我的种子坏了，我就去我姐姐家拿种子”（C12），也有向邻居们借种子，“看到哪个邻居今年收成好了穗子又大又饱满，就让人家多留点种，要么来年还种子、要么给个一两块意思一下，大家都互相帮忙”（C13）。
梯田协会每年都会组织女性会员外出参与农产品展销会，通过与外界的交流将当地的地方品种、农业经验和传统知识传递到全国各地，“去了北京参会之后，发现很多东西都没有我们的好，我从播种到收获给顾客们讲老品种口感的独特之处，有人问我要老种子、交换种子，我就用我的经验给他们解答”（C06）。这种跨地域的传播加强了地方认同的外部影响，使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的种质资源和生态价值在更广阔的空间中得以延续和弘扬。

4.4.4 女性的自媒体实践：地方认同建构的数字化路径

在遗产活化中，已有研究表明多元主体通过互联网等媒介实现空间表达，旨在达到凝聚地方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目标[42]。以王金庄村的女性为例，她们加入梯田协会和草根影视组后相约一起拍摄文化演绎的短视频，利用抖音等新媒体平台，获得了大量的点赞和关注，将地方认同以数字化方式呈现出来。这种数字化实践不仅是对地方文化的传承，也是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有力推动。
在内容选择上，她们注重展示具有地方特色和故事性的元素，例如当地的传统服饰、特色农产品、农具等：“我想把60、70年代的衣服，王金庄的农产品，以前那种织布那一类的技艺展示出来，我们弄得那个老太太穿旧衣服，大家都喜欢看，最起码有故事”（C05）。通过再现历史文化元素，吸引观众的关注，深化观众对王金庄的了解和兴趣。这种对地方文化的数字化演绎带来的积极情感体验，增强了村民的凝聚力和对家乡的认同感。
女性通过自媒体宣传不仅提升了王金庄的知名度，也为当地居民创造了经济收益。她们希望通过网络平台，将当地的土特产推向更广阔的市场，实现经济与文化的双重收益。“拍视频宣传王金庄，也会给老百姓带来好处，如果人多的话，可以卖些土特产”（C03）。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研究围绕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的核心区——王金庄的女性群体，探讨她们通过社区参与在情感、知识和集体行动的多维作用下构建地方认同的过程。
（1）地方认同通过内化过程嵌入女性的自我认同中，表现为女性价值的再认识与性别意识的觉醒。Proshansky等认为性别影响个体心理结构并对地方认同产生影响，但目前对地方认同的关注大多把性别作为人口统计特征分析。文章揭示了氛围场、遗产化、性别意识推动农业文化遗产地女性地方认同生成的内在逻辑，为地方认同构建路径提供了更为动态化的理论框架。
（2）遗产化成为了农业文化遗产地女性平衡社会性别束缚和自我成长的桥梁。深厚的地方认同推动女性投身社区参与并获得个人发展，该发现拓展了女性在地方社会治理和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中多重角色的理解，也为社会性别平等与地方发展的交叉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3）地方认同的行动反馈表现为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实践。文章通过分析女性如何自发地将地方认同转化为对遗产地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实践的过程，揭示了地方认同对推动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的作用，为农业文化遗产活态性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

5.2 讨论

在理论意义上，文章对理解地方认同和农业文化遗产地女性的社区参与具有3点启示。第一，丰富了性别视角下地方认同建构过程的理解。传统研究大多缺乏对地方认同动态生成机制的探索[43]，研究认为农业文化遗产地女性的地方认同是在自我价值的重新审视及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义中形成的，该发现是对性别视角下地方认同动态机制的补充。第二，拓展了女性在农业文化遗产地社会治理中的意义理解。与同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哈尼梯田相比，未形成完整旅游利益集团下的遗产化并不会导致遗产地内部主体的发展失调[44]，女性仍是这一时期发展的主力，这也与周小凤等[44]的研究结果有异。第三，揭示了地方认同的行为反馈对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地方认同作为在农村地区的发展中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工具[10]，能够有效引导妇女从心理认知层面深度链接遗产资源，转变为遗产保护与传承行动。
在实践层面上，研究发现地方认同普遍存在于各年龄阶段的妇女，因此在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内部培育不同代际妇女的地方认同尤为关键。首先，对于年轻一代的女性来说，可以通过开展地方文化传习活动和实践体验来增强对地方和遗产的了解。其次，对于在外打工多年的中年妇女群体来说，可以设立社区妇女技能培训班，培养创业能力、提供数字化技术培训等方面的教育资源，鼓励她们将在外多年的习得经验转化为在地实践技能。再次，对于年迈的妇女而言，可以通过跨代际的口述传承或文化记录将地方性知识传承下来，为地方认同的延续提供文化支持。
未来可以在以下方面深化相关研究：其一，在研究数据上，补充外出打工或常住县城的女性样本以拓展现有样本数据。其二，在研究方法上，未来可通过多种混合研究方法来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其三，在研究内容上，文章基于认知-情感-意向的传统框架，未来可以从地方认同的其他维度展开讨论。其四，在命题视角上，可以选择旅游发展相对成熟的农业文化遗产地，探讨旅游参与下女性的地方认同建构路径。目前农业文化遗产地中投身社会参与的女性仍然较少，如何强化妇女们的地方认同以提高社区治理能力未来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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