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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15 >Issue 2: 383 - 396

DOI: https://doi.org/10.12342/zgstly.20240256

目的地管理

熏腊禁令：环境政策介入下饮食文化资源利用的多主体互动

  • 卢红飚 , 1 ,
  • 何佳书 , 2, * ,
  • 林明水 3 ,
  • 吴立明 1 ,
  • 查瑞波 1, 4
展开
  • 1.福建师范大学文化旅游与公共管理学院，福州 350117
  • 2.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西安 710062
  • 3.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福州 350117
  • 4.智慧旅游福建省高校重点实验室，福州 350117
* 何佳书（2002-），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人类学与区域文化。E-mail:

卢红飚（1969-），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管理。E-mail:

收稿日期: 2024-09-13

  修回日期: 2025-04-12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5-2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27125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37118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20126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179)

2023年度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一般项目(FJ2023XZB015)

收起

Prohibition of preserved meat curing: A multi-stakeholder interaction in the utilization of dietary cultural resources under environmental policy intervention

  • Lu Hongbiao , 1 ,
  • He Jiashu , 2, * ,
  • Lin Mingshui 3 ,
  • Wu Liming 1 ,
  • Zha Ruibo 1, 4
Expand
  • 1. School of Cultural Tourism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China
  • 2. Institute for Western Frontier Region of China,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 3.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China
  • 4. The Higher Educational Key Laboratory for Smart Tourism of Fujian Province, Fuzhou 350117, China
* He Jiashu. E-mail:

Received date: 2024-09-13

  Revised date: 2025-04-12

  Online published: 2025-05-20

Fold

摘要

在饮食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中，新时期环境政策的推行极易与地方性知识体系所内生的资源认知、权属观念及文化惯习产生冲突，甚至无意间引发群体性事件。研究以四川省T县城区禁止私自熏制腊制品事件为例，基于拓展后的政策执行互动模型和扎根理论方法，探讨公众、政府、媒体等主体在环境政策执行中的互动过程。研究表明：（1）各主体利益诉求差异是政策执行遭遇梗阻的主要原因，政府希望通过执行相关环境政策实现完成行政任务并保障公共权益的双重目标，公众则主要关注个体经济利益与时间精力损失、民俗文化传承断裂风险以及政府行政工作失误，媒体在其中作为中介因素不断调节两者关系；（2）各主体间存在对抗关系与合作关系两种类型，在政府工作失误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情景中，其对抗关系可能对行政工作、政府形象、文化传承及资源利用产生负面影响；政府致歉后，政府、公众及媒体通过自主责权平衡走向合作，并及时对公共利益损失进行止损；（3）政策执行梗阻及群体性事件的化解对策包括理论的调适机制与现实的发展路径，其涵盖政府治理与统筹、公众参与与协同两个维度，前者包括建立结构性矛盾化解路径、双向信息沟通模式、政策评估机制3项内容，后者则包括文化传承与旅游利用2条路径。研究拓展了互动模型，深化了传统饮食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理论基础，也可为群体性事件的化解、环境政策的制定及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 饮食文化; 环境政策; 保护利用; 互动模型; 公众参与; 群体性事件

本文引用格式

卢红飚 , 何佳书 , 林明水 , 吴立明 , 查瑞波 . 熏腊禁令：环境政策介入下饮食文化资源利用的多主体互动[J]. 中国生态旅游, 2025 , 15(2) : 383 -396 . DOI: 10.12342/zgstly.20240256

Abstract

In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dietary cultural resourc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era environmental policies is highly prone to conflict with resource perceptions, ownership concepts, and cultural habits inherent in local knowledge systems, potentially triggering collective incident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ase of the prohibition of private curing of preserved meat in the urban area of T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Using an expanded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teraction model and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 it explores the interaction processes among key stakeholders—such as the public, government, and media—during the execu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1) divergence in stakeholders' interest demands is the primary cause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blockages, the government seeks to achieve dual objectives through implementing environmental policies: fulfilling administrative tasks and safeguarding public interests, while the public primarily focuses on protecting personal economic benefits, avoiding time and energy costs, mitigating risks of cultural heritage disruption, and addressing governmental administrative errors, and the media acts as an intermediary factor, continuously medi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2) Stakeholder interactions manifest two types of ralations, i.e., adversarial and collaborative relations, when governmental errors escalate social conflicts, these tensions negatively impact administrative operations, institutional credibility, cultural preservation, and resource governance, yet after the apologies, tripartite cooperation emerges through accountability realignment, enabling timely containment of public interest losses. (3) Solutions to policy implementation obstruction and mass incidents include theoretical adjustment mechanism and realistic development path, which cover two dimensions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and coordinatio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coordination; the former includes the establishment of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resolution pathways, two-wa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mode and policy evaluation mechanism, while the latter includes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tourism utilization path. This study expands the interaction model, deepen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raditional food culture resources,, and also puts forward systematic sugges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to resolve collective incidents, introduc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trol policies, and protect and utilize tradit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Key words： dietary culture; environmental policy;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interaction model; public participation; collective incidents

1 引言

中国饮食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民族特色鲜明[1]。据统计，2023年全国餐饮收入超5万亿元，其中，旅游餐饮占比超24%[2]，饮食文化资源的旅游利用是其保护与传承的重要路径之一。然而，在饮食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中，新时期环境政策的推行极易与地方性知识体系所内生的资源认知、权属观念及文化惯习产生冲突，加之旅游者需求日益走向多元化与复杂化，公众、游客、政府、媒体等主体为最大化自身利益而产生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2023年11月15日，四川省T县发出通告：城区禁止私自熏制腊制品，熏制腊肉、腊肠等需送到指定的集中熏制点。该公告发出后随即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央广网等官媒与各类自媒体相继发声并催化了事件的持续发酵。在环境政策执行与饮食文化资源的旅游利用中，多方利益的相互调适是政策成功执行与合作共赢的重要保障，各方对抗则将显著影响公共利益的实现。
“民以食为天”，饮食文化是地方文化生产的重要构成部分。进入大众旅游与休闲度假新阶段，饮食文化资源作为居民日常消费和外出旅游体验的核心要素愈加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焦点，相关研究多集中于饮食文化资源的民族特征与旅游开发[1,3]、空间分布与人地关系[4-5]、文化认同与原真性重塑等方面[6-7]。值得注意的是，当下饮食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还受到社会与自然环境不断动态调整变化的影响。在传统文化守正与创新的博弈中，能否有效利用生产资料、有机整合文化资源、更有针对性地协调各利益主体，对饮食文化旅游利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其中，政府、公众、企业与媒体作为资源利用的核心主体，其积极作为与合理调适的影响力不断提升。而从自然环境上看，饮食文化有其天然适宜的地方生态环境，但在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进程的剧烈冲击下，饮食文化内涵及其文化生态已产生了深刻变迁[8]。地方政府由此制定了多元环境政策，较好控制了总体环境质量[9]，各类环境约束性指标在其中发挥了正向作用[10]。但与其他政策相较而言，环境政策因涉及更多利益相关者，加之无法在短时间内全面兼顾政府政绩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差异诉求[11]，故在其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更易使各利益主体产生矛盾，加之自媒体的片面宣传与引导，极易引发各类舆情或局域性社会冲突[12]。当前，因利益格局发生变动、社会矛盾相互牵连、政府体制逐渐转型等多重原因[13]，中国已进入社会冲突的高发期，当冲突发展到一定阶段，其往往以集体行动的形式表现为群体性事件[14]。群体性事件一般围绕“群体性”“利益性”“目的性”“社会危害性”与“非法性”等关键词展开[13]。从影响上看，群体性事件虽在短期内不利于社会稳定，但长期看也有益于释放社会情绪、警示政府工作、促进社会进步[15]。综上，当前围绕饮食文化的相关研究多关注因环境污染治理不力导致的环境类群体性事件，对因公众而非企业反对环境政策所导致的群体性事件研究较为缺乏，其中网络媒体的中介作用、多主体的互动过程更有待系统性分析，故此，案例对探究新媒体时代下环境政策的调适与优化具有代表性意义。
政策执行本质上是相关政策主体间基于利益得失考虑进行利益博弈的过程[16]。基于此，文章以四川省T县城区禁止私自熏制腊制品事件为研究对象，在扎根理论的指导下，选用并拓展深化了麦克拉夫林（Mclaughlin）政策执行的互动模型，在兼顾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多方利益主体的前提下构建了执行者与受影响者间的互动框架，以期揭示各主体在舆论场中既对抗又合作的交互关系及其形成的复杂影响因素，进而为T县及其他旅游目的地化解相关群体性事件、出台环境政策及促进文旅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2 研究设计

2.1 框架模型

1976年，美国学者麦克拉夫林提出了政策执行的互动模型，作为经典的公共管理学理论模型，其通过利益主体的互动机制，构建了全面系统的理论框架，被各类环境政策研究广泛采用[17]，互动模型核心内容包括3个方面：一是政策执行过程本质上是政策执行者与受政策影响者之间就目标或手段相互调适的互动过程；二是政策执行的有效与否从根本上取决于政策执行者与受政策影响者之间行为调适的程度；三是政策执行者与政策接受者之间的相互调适过程并非“上令下行”的单向信息流程，而是双向的信息交流过程[18]。
在案例中，政府及商家作为政策执行者，公众及游客作为政策接受者，其分别从自身利益出发参与双向的信息交流，并由此展开调适行为，契合互动模型理论的运作机制，故此，文章采用该模型构建理论框架。同时，官方媒体与自媒体作为重要的参与主体，为引导、汇集及化解公众舆情提供了多重依据与多元平台，拓宽了信息传达策略，因此，通过引入参与式媒介的中介作用过程对互动模型进行拓展（图1）。该模型为阐释T县城区禁止私自熏制腊制品事件提供了多主体参与政策制定及执行进程的理论依据。
图1 参与式媒介中介作用过程

Fig. 1 The mediating process of participatory media

2.2 事件概况

T县位于四川盆地，是典型的农业县。腊制品作为T县传承千年的传统饮食，兼具多重属性，其既作为传统饮食满足当地公众日常所需，也作为文化遗产蕴藏个人及社会历史记忆，同时作为饮食文化旅游资源成为T县旅游吸引物，由此联结了多元利益主体。因地形地貌条件制约，T县县委、县政府及时将“坚持文旅兴县”写入《T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以期通过旅游利用推动地方饮食文化传承及社会经济发展。
2023年11月15日，T县发出通告：为平衡传统习俗保护与生态环境治理需求，其依据相关法规，对县城区腊制品熏制活动实施空间管制，城区内仅允许在经审批的集中熏制点开展腊制品加工活动，严禁私自设置熏制装置，且集中熏制点二限定原料来源为该企业所产肉制品。该则通告随即引来大量网络关注及负面舆情。以抖音平台为例，2023年11月15日—12月1日期间，熏腊肉词条搜索指数同比增长5 731.31%，平均值为9.7万次；11月23日飙升点内容为官方回应禁止私自熏制腊肉，24日波峰点内容为央媒评禁私自熏制腊肉，双日搜索量均超40万次。事件在半月内吸引了央广网、央视网等多家媒体相继发文，事件性质及过程具有一定典型性。相关舆情主要聚焦于以下几点：一是当地政府以环境保护为由“一刀切”禁止私自熏制，是否属于不作为、乱作为?二是集中熏制在风味差别、品质差异、安全保障与便捷程度上是否存在欠缺?三是不合理的熏制限制条件、熏制价格及其罚款是否意味着存在“利益输送”问题?四是公众转向集中熏制后，腊制品熏制作为民间传统所蕴含的文化价值是否会遗失?

2.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3.1 实地访谈

文章的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半结构化访谈与网络评论收集。在对各利益主体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的互动过程及饮食文化资源保护开发相关文献进行阅读梳理后，基于研究目标，针对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商家、当地公众与游客设计半结构化访谈提纲[19]。访谈提纲主要包括4个部分：个人基本信息，包括年龄、职业等内容；对T县城区禁止私自熏制腊制品事件的认知，包括对传统熏制模式可能产生的社会、经济与环境影响以及对该事件过程的了解等内容；对T县城区禁止私自熏制腊制品事件的态度及行为，包括是否支持该政策、支持或反对的理由以及可能采取的行动等内容；个人参与公共政策执行进程对饮食文化资源文化传承及旅游利用的影响，包括受访者对腊制品文化传承与旅游利用的认知、事件对T县旅游业发展的潜在影响、个人参与对事件可能产生的影响等内容。访谈提纲同样适用于网络评论收集，微信公众号平台作为影响最广的自媒体平台之一，拥有巨量的微信用户做支撑，其内容供给丰富、高效及时，受众范围较广、互动活跃，故文章选择该平台以收集网络媒体评论。通过搜索关键词“私自熏制腊肉”，按照“最热”排序，从上至下收集10份推文及其精选评论作为媒体与公众视角补充材料。同时，在案例中，政府选择政企合作模式执行政策，故将商家访谈内容作为政府视角补充材料。
调研时间为2024年1月25—27日以及2024年6月20—26日。除事件所涉固定对象外，均采取理论抽样方法，根据研究理论框架发展的要求，共选择16位访谈对象。为尽量全面了解各方对本政策及相关事件的认知参与，访谈对象类型包括当地公众、游客、集中熏制点负责人及事件所涉及的主要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考虑到个体差异，在公众的抽样选择中，相关对象涵盖体制内外多种职业，包括青、中、老各年龄段，且男女性别比例平衡。在游客的选择中，因访谈过程中多个游客同时参与对话，但相关回复内容同质性极高，故选择主要发言的核心人物为访谈对象。集中熏制点负责人及制定执行该政策的3个主要政府部门则为固定访谈对象。正式访谈时，笔者首先询问受访者是否知晓该政策及事件，然后进行开放式提问，对个人基本信息及生活状况进行了解，该部分为其之后立场差异的来源，然后按照对事件的了解及看法、个人参与的态度及行为、相关行为的影响及作用的提纲顺序层层深入，并注重重要问题的发散与整合。访谈过程中，每位访谈对象的访谈时间为0. 5h~2 h不等，除集中熏制点负责人因时间协调问题、县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工作人员因工作不便而接受电话访谈与微信访谈外，其他人员均采用线下访谈形式。因部分受访者存在隐私要求，无法对所有访谈过程进行录音，故所得访谈文本有原始文本及笔者整理文本2种类型，总文本量约6万余字。通过收集整理上述16份访谈内容与10份报道评论，从中随机抽取23份，用于概念提取与模型构建，剩余3份将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确保再无新的概念与范畴出现。访谈对象及网络媒体信息表如下（表1）。
表1 访谈对象信息

Tab. 1 Profile of interviewees

编号 性别/性质 年龄(岁)/运营时长(年) 利益主体类型 职业/网媒名称 编号 性别/性质 年龄(岁)/运营时长(年) 利益主体类型 职业/网媒名称
P01 女 21 当地公众 大学生 G01 男 36 政策制定及执行者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
P02 女 22 当地公众 大学生 G02 男 49 政策制定及执行者 县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
P03 男 30 当地公众 电信公司工作人员 G03 男 49 政策制定及执行者 县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工作人员
P04 女 46 当地公众 自由职业者 M01 官方媒体 32 网络媒体、网民 央广网
P05 男 38 当地公众 县纪念馆工作人员 M02 官方媒体 28 网络媒体、网民 央视网
P06 女 72 当地公众 自由职业者 M03 官方媒体 28 网络媒体、网民 极目新闻
P07 男 80 当地公众 退休干部 M04 官方媒体 9 网络媒体、网民 南风窗
P08 男 35 当地公众 镇政府工作人员 M05 官方媒体 1 网络媒体、网民 大皖新闻
P09 女 44 当地公众 镇政府工作人员 M06 官方媒体 10 网络媒体、网民 澎湃新闻
P10 男 38 当地公众 镇政府工作人员 M07 自媒体 8 网络媒体、网民 凯叔的胡说八道
T01 女 37 游客 企业工作人员 M08 自媒体 6 网络媒体、网民 旅行者的故事
B01 男 42 商家 集中熏制点一负责人 M09 自媒体 3 网络媒体、网民 拾点金子
B02 男 53 商家 集中熏制点二负责人 M010 自媒体 9 网络媒体、网民 唐唐Talk

注：编号中字母代表不同类型的使用者，P代表当地公众、B代表集中熏制点商家、T代表游客、G代表政府部门工作人员、M代表媒体；数字编号代表第某位受访者，如P01代表第一位参与受访的当地公众；在第三列中，样本若为受访者，则该数字表示其年龄，样本若为微信公众号，则该数字表示其运营时长；在网络媒体的资料收集中，精选评论也作为公众类型访谈信息被收集。

2.3.2 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作为质性研究的经典理论方法，将实证研究和理论建构相联系，使得其研究成果具有符合实际情景与理论可重复检验的双重优势[20]。研究选择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的编码方式[21]。首先，通过对深度访谈资料进行初步分析，获取最能反映字句核心概念的初始范畴，在此过程中通过撰写分析型备忘录逐步深化初步理论[21]；其次，在完成开放式编码后，梳理出初始范畴间的联系，通过将原始数据逐层概念化与抽象化以形成主要范畴[19]。再次，在主要范畴的基础上确定核心范畴和次要范畴，开发出案例的故事线并以此联系各类范畴，在明晰范畴间关系的基础上探索出各主体参与公共政策互动对文化旅游资源保护开发影响的理论模型。最后，对初步理论模型进行饱和度检验，若理论不饱和，则补充资料，重复编码过程，直至理论饱和；若理论饱和，则可提炼出最终理论模型，最后对模型内在机理进行阐释。

3 结果分析与讨论

3.1 政策执行互动模型构建

3.1.1 开放式编码

在开放式编码阶段，首先对因隐私原因没有进行录音的材料总结成文，对存有录音的相关原始材料逐句阅读，删除无用信息，从中抽取或能反映受访者态度行为、或反复出现、或与研究问题紧密联系的词句，再由该类词句提炼出能反映其谈话本质的初始概念。其次，对概念进行分类与整合，剔除出现频次过低及前后矛盾的初始概念，最终形成能反映并包含86条初始概念内涵的31个初始范畴（表2）。同时，在现象、概念和范畴内部及三者间不断进行比较，以保证所得编码如实反映事件本质[22]。
表2 开放式编码示例

Tab. 2 Opening coding examples

资料文本 概念化 初始范畴
你晓得我们是叫重点生态工作防治县嘛，只要那个指数一出问题，马上上面就要问责了 T县为重点生态工作防治县 环保指标严格
有关这个污染天数指标，国家是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的，要综合考虑承载力和可行性各方面因素，和省内其他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比，我们可以被接受的污染天数是相对少的，为的是省内整体环境的改善，不止是我们两个县。 S省省内环保指标分配不均
我们是已经被通报批评过的，B市是很看重这个的，（20）22年的时候就发了专项整治的方案 T县曾因环保工作不力被通报

资料来源：作者实地访谈及媒体报道与评论。

3.1.2 主轴式编码

在主轴式编码阶段，返回原始访谈材料，分析了初始范畴间的内在逻辑与有机联系，以期挖掘构建由范畴联系而形成的理论[23]，并由此得出公众利益诉求、政府利益诉求、社会矛盾激化、主体责权平衡4个主范畴与10个副范畴，各主、副范畴及其关联关系见表3。
表3 主轴式编码

Tab. 3 Axial coding

主范畴 副范畴 初始范畴 主范畴 副范畴 初始范畴
公众利益诉求 传统方法适宜 延续传统风味 政府利益诉求 政策执行基础 环保指标严格
私熏更有保障 地理环境限制
传承传统民俗 前期建设完备
政府考虑不周 执行不接地气 完成行政任务 并非全域禁止
内容不合时宜 集中并不获利
缺乏动态反馈 保证熏制品质
实质利益损失 公众情绪应激 保障公共权益 改善大气环境
经济精力成本 方便城区居民
习俗不易改变 遏止安全隐患
社会矛盾激化 其他影响因素 环保指标缺陷 主体责权平衡 公众责权平衡 接受政府致歉
媒体片面引导 配合政府工作
公众认知不全 承担公共成本
事件所致后果 文化传承受阻 政府责权平衡 审慎制定内容
旅游利用受困 加强媒体合作
行政工作受挫 优化行政程序
政府形象受损

信息来源：作者实地访谈及媒体报道与评论。

3.1.3 选择性编码

在选择性编码阶段，从T县城区禁止私自熏制腊制品事件中提炼出3个故事线，其分别为：公众利益诉求与政府利益诉求存在差异、政府与公众形成对抗关系、政府与公众达成合作关系。将所得故事线放回原始资料并通过验证，以此建构出该政策执行的互动模型（图2）。
图2 政策执行的互动模型

Fig. 2 Interactive model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3.1.4 理论饱和度检验

研究随机选择2份访谈资料与1份网络媒体报道，对其开展理论饱和度检验。结果显示，没有发现除公众利益诉求、政府利益诉求、社会矛盾激化、主体责权平衡外的主范畴，4个主范畴内部也未出现新的关系类别。由此得出，在事件中，政策执行的互动模型在理论上是饱和的。

3.2 政策执行互动模型分析

3.2.1 政府利益诉求与公众利益诉求差异

对于公共政策而言，公民利益及其参与是确保其公共利益取向的内在要求[24]。在事件中，T县传统熏制模式是在特定环境下积淀而成、归属于当地公众并由其长期实践的生存智慧，作为地方性知识的组成部分，其已深度嵌入T县社会结构，并浸润于当地公众的生产生活之中，其顺应当地气候条件，契合公众生活节奏，有益于食品安全的保证、传统风味的延续及民俗文化的继承，同时，作为凝聚了人情与乡愁的文化惯习，其也承载了当地公众的群体归属感与心理寄托，蕴含合理正当的传承逻辑。政府的宏观视角虽顺应了环境保护的长远目标，但在涉及与公众日常生活贴近的议题时，其高位决策也导致其容易忽视基层具体情境与需求。首先，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未能吸纳公众意见并开展试点工作，预留给公众的适应时间也较短，导致政策缺少公众反馈。其次，其未能阐明政策实施必要性，由此加剧了信息不对称，加之过于严格的行政处罚规定，导致政策出现公正性和合法性争议。最后，官方将民间熏制模式降格为“非环保”或“非科学”现象，也使得难以适应集中熏制的公众被划作边缘群体并产生抵触心理，腊制品传统熏制技艺及其文化随之面临失传与同质化风险，由此导致了公众的情绪应激及其利益的实际损失。
尽管该政策存在一定争议，但其仍具有一定的实施必要性及现实意义。从政府利益诉求来看，因人口建筑密集、冬春静稳天气、河谷狭窄地形等因素，每年11月—次年2月，T县空气质量都因腊制品熏制所产生的细颗粒物而严重下降（表4）。同时，因重点生态工作防治县的特殊定位、省内环境指标的不等分配以及上级部门的通报批评，T县环境管理工作具有较严格的执行要求。故此，其在合理设定限制区域、经物价局审批加工价格的前提下开展集中熏制工作，其集中熏制点选址科学，并已配备环保熏制设备与清洁设施，其将有效防治环境污染、方便城区公众、并遏制因建筑稠密、熏制不当可能导致的相关安全隐患。总体而言，在事件中，公众与政府的利益诉求都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其差异来源于政府环境工作失误后所凸显的地方生活与现代治理以及生态、文化与经济间的结构性矛盾，这也是群体性事件产生及政策执行遭遇梗阻的核心原因。
表4 B市2015—2024年AQI及PM 2.5指数

Tab. 4 The AQI and PM 2.5 index of City B from 2015 to 2024

时间段 AQI PM 2.5 时间段 AQI PM 2.5
2015年11月—2016年2月 308 210 2020年11月—2021年2月 261 180
2016年11月—2017年2月 343 248 2021年11月—2022年2月 244 171
2017年11月—2018年2月 285 201 2022年11月—2023年2月 280 197
2018年11月—2019年2月 302 214 2023年11月—2024年2月 268 183
2019年11月—2020年2月 257 178

数据来源：中国空气质量在线监测分析平台。

3.2.2 政府与公众的对抗关系

多元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与现实利益分配格局之间的偏差是社会公共问题产生的本源所在[25]，但在事件中，舆情的大量爆发仍有其他影响因素存在。首先，在当前“压力型”政治激励模式下，环保指标存在制度性缺陷[26]，以量化指标为目标的考核压力易使地方官员的环保工作难以适应不同地域的差异化情境，其往往导致形式主义、权责失衡与社会公平等问题的出现，由此极易引发公众的情感抵触与行动抗争。其次，政府部门前期保密工作失误，使得未完成版公告流出，加之各类自媒体有意识地引导公众忽略文件中的地区限制，通过网络舆情对信息进行碎片化传播，该问题被迅速放大，执法局曾对相关媒体进行提醒，但因平台条例无法对其进行举报，错失危机公关的“黄金时间”。最后，公众对环境污染的整体认知水平偏低，加之不断扩大的网民规模与急速增加的下沉用户及其普遍具有的从众心理或“仇官心态”促使了“群体极化”倾向的形成，由此导致了公众理性诉求与非理性表达的并存与混杂。
在矛盾激化的情境下，其所形成的对抗关系可能会导致T县出现文化传承受阻、旅游利用受困、行政工作受挫、政府形象受损等问题。集中熏制工作开展后，熏制点将由个人转向政府指定，熏制过程将由透明走向封闭，熏制技艺亦将从多样走向单一，其将湮灭风味差异、中断手艺传承并冲淡乡土风情，由此将严重阻碍T县腊制品熏制的文化传承与旅游利用。同时，因缺乏沟通与信任机制，其与公众间存在对立情绪与紧张关系，有关“官商利益勾结”与“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等言论加剧了T县政府与公众间的“信任危机”，致其公信力急剧下降，相关部门的声誉与形象严重受损，政府各部门工作人员普遍表现出信息披露的审慎性，同时出现了士气低迷的工作氛围以及投鼠忌器的工作心态。

3.2.3 政府与公众的合作关系

政府与公众利益的诉求不仅涉及公益与私利的对抗，也关系同为公共利益的绿色转型与文化传承两者间的冲突，故此，在处理相关事件时，既要平衡公益与私利间的紧张关系，也要依靠“价值秩序”调和具体个案中公共利益的相互矛盾[27]，通过理性回归推动压制式管理向回应型治理模式的转变[28]，以此建立政府与公众间相互信任、责权平衡与沟通协作的长效合作关系。首先，通过向其详细阐述工作背景，当地公众及网民展现了对该公共政策的支持态度，可见政府的态度转变与信息的广泛公开有助于公众深入了解政策制定初衷，提升其对公共政策的理解、减少解读偏差，从而促进政策的有效执行。其次，从腊制品集中熏制实际成效来看，2024年春节期间，T县集中点共熏制65 000 kg腊制品，足见情绪表达与理性判断、群体思维与个体选择、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间的差异距离。最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民权利意识不断提升，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强调权利与义务统一的环境公民身份的相关范式是回应当下环境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29]，多数公众在访谈中认为“保护环境，人人有责”，愿为集中熏制承担部分公共成本。
对于政府而言，其在致歉公告中对行政措施做出改进，同时对自身舆情管理工作做出反思，提升自身的行政治理能力并健全对参与式媒介的监管机制已成此后需重点推进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一是政策内容更加慎重，面向与公众联系紧密的日常工作时，既要回应行政压力，也要通过着重做好前期调查，详细说明工作背景以观照公众利益与情感，保障公共政策内容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二是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推动自媒体平台通过关键词监测等手段加强监管；三是工作规范更加严格，在自媒体平台迅速加快信息传播速度的情况下，将回应时间从24 h缩减到1 h内，将舆情遏制在萌芽状态中。

3.3 机制及路径

3.3.1 理论机制：构建相互调适的协调机制

（1）建立结构性矛盾化解路径：政策出台前综合各方利益诉求。在此类由利益诉求差异导致的群体性事件中，实际隐含着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生态以及统一政策与多样地方的结构性矛盾，以前述事件中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舆情聚焦点为例，此类政策有以下改进策略：首先，就“一刀切”的质疑而言，需为环境指标保留一定的弹性空间，以保证其适应本地实际情况。同时，在政策推行前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如通过测算不同熏制模式的污染差异，在证实改善熏制模式必要性的基础上灵活应变，如引入改良炉具延续家庭熏制模式，或通过建立文化生态博物馆为传统技艺提供在现代生存的“豁免区”。其次，就“集中缺陷”的质疑而言，需在政策推行前向公众详细阐释工作背景，以减少信息壁垒、增强情感共鸣、降低行政阻力。再次，就“利益输送”的质疑而言，在面临此类关切民生的重要议题时，需尽量公开政企合作程序细节，或搭建生态补偿机制，尊重公众权利意识，避免其因环境政策承担过多社会成本而加剧矛盾。最后，就“文化遗失”的质疑而言，T县腊制品熏制技艺作为地方性知识既负载了公众情感，也储备了生存智慧，因此，政府需提升文化保护的敏感度，通过守卫文化多样性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能。总体而言，以达成各方利益平衡为目标，对政策出台前的行政环节进行改良，将有效推动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等多领域的相互协调，由此亦可保障社会整体系统的顺畅运作。
（2）建立双向信息沟通模式：政策执行过程中要适应数字化趋势。数字化时代，信息的透明与及时性对政府政策执行及群体性事件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极大改变了传统的点对点或点对面的交流方式。首先，在浙里办、闽政通、12345等一站式平台中，过去政务服务的单一监管模式已逐步向社会协同治理的模式过渡[30]，其信息交流越来越强调双向交互，其中，既有政府系统内部的信息交流，也要有政府系统外部的信息交流；既有政府自上而下指令性的信息传达，也要有自下而上公众民意的信息传递，从而保证了信息资源的合理整合与多方通达。其次，对公众而言，在向政府直接传达信息不便或受阻的情况下，通过中介媒体，如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各类平台对社会事件进行集体发声已成为表达公众不满、解决社会问题、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方式，其安全而强有力，舆情声势越浩大，对相关工作所产生的影响越深刻，所得到的反馈回应也越及时，政府和公众在掌握和利用信息等方面因而愈加趋向平等。最后，在两者沟通中发挥了重要中介作用的各类媒体，同样存在为人民发声的“正义执言”和为获得流量的“假公济私”的差异。因此，建立双向互通的信息沟通模式，保证政府在信息交流中及时把握公众动向并引导各类媒体发挥正向作用，将有利于推动形成“横向”“纵向”及“时间维度”上的政策协同[31]。
（3）建立政策评估机制：开展全周期政策评估及调适政策。政策评估是对某一公共政策体系的全部内容、实施情况及效果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评价，是政策“执行-评估-调整-执行”循环中重要的一环，是完善政策的重要手段（图3）[32]。政策评估核心内容包括判断政策是否应该实施（前评估）、政策实施后的实际效果如何（实施评估），以及政策对相关要素配置干预产生的预期效果（后评估）等[33]。在事件中，政策起始点（P0）前期论证不够充分，政策出台明显仓促，政策执行点（P1）与政策终结点（PE）仅相隔半月，全周期政策评估较为缺乏。因此，在行政工作的开展中，首先，需开展试点工作与政策前期评估，验证政策的公正性、可行性、合法性与科学性，明晰其实施实际效果与预期效果的差距，及时完善政策方案。其次，重点开展政策实施阶段的节点化评估，保障政策调适的动态系统。如在执行点（P1）一星期、一月等时间节点，或执行点与终结点（PE）中期等重要节点对其进行评估并适时调整，以政策的韧性迭代适应环境的动态变迁。最后，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对于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敢于担当的干部，要宽容对待，为干部及时纠正错误、继续创业干事撑腰鼓劲[34]。
图3 公共政策生命周期与政策评估

Fig. 3 Lifecycle and evaluation of public policy

3.3.2 现实路径：构建文化传承及旅游利用路径

（1）文化传承路径。在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危机之后，最终需回归到公众切身日常及腊制品真实处境中去。腊制品熏制习俗及技艺在川地延续千年，其既是T县公众记录四时变化与四季往复的历法坐标，也是其安置历史记忆与乡土情怀的传统民俗，其中凝结了顺应自然、和睦协作以及耕耘收获等朴素智慧与美好品质，在公众个人选择转变及能力有限的现实背景下，政府需承担相关传统文化传承的主要责任。
首先，政府应塑造提升公众环境保护意识、文化遗产传承意识以及文旅事业参与意识，并创建组织各类社区活动以推动其参与各项产业事业。如可通过举办腊制品文化节、开发文化遗产保护点、创办熏制工作坊等途径，推动本地社区居民了解腊制品的多重性质与价值。其次，政府与社会组织也可培养本地志愿者，对其开展相关文化培训，组织其在社区活动中管理、讲解与推广。最后，政府应鼓励本地具有艺术功底的公众发挥创新精神，以更多元更具吸引力的方式为T县腊制品熏制技艺培育替代性文化载体，即可通过绘画、剪纸、音乐、戏剧等艺术形式守正创新，以此传承社会历史记忆、增强地方文化认同感、培育乡土情怀并留住绵绵乡愁，保障公众与政府以及文化与生态的利益平衡。
（2）旅游利用路径。以治理环境污染为前提发展乡村旅游，将有益于构建农户参与的农村绿色发展机制及生态环境治理外部性收益分享机制，进而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促进乡村振兴[35]，而旅游乡村的生态保护需要形成多行为主体对旅游发展及乡村振兴目标的共识，为此更需实施差异化的生态行为引导和环境教育[36]。
T县腊制品具有传统饮食、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三位一体的价值作用，推动相关品牌建设不仅是提升其影响力的关键，也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故此，对T县腊制品旅游利用提出以下建议：一是政府联合企业，将腊制品开发为旅游伴手礼，此类商品应以平价为主。同时，在部分仍保留传统熏制技艺的乡村地区，选择部分熏制点建设“文化生态博物馆”以传承相关技艺文化，并开发最具有原始与地域风味的高品质腊制品。二是结合刨汤饭（或称刨汤肉、刨汤宴）这一春节食俗对腊制品进行创新开发。杀年猪与刨汤饭作为T县人民的传统习俗，凝结了由山区人民传承千年方形成的文化内核，其适宜向游客进行展示，由此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可发挥旅游对地方文化传承的重要功能。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

文章借助扎根理论，以四川省T县城区禁止私自熏制腊制品事件为案例，探究了饮食文化资源利用中的环境政策介入。主要结论如下。
一是在T县案例中，主要存在政府与公众、游客两方利益主体，其利益诉求存在一定差异。政府希望通过相关环境政策实施实现完成行政任务与保障公共利益的双重目标，公众则主要关注自身经济利益与时间精力的损失、民俗文化传承以及政府行政工作失误，媒体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主要主体的终极诉求都在于满足公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但在短期目标上存在一定冲突。
二是在T县案例中，因受媒体、政府、公众三重因素影响，其存在政府与公众形成对抗关系与达成合作关系2种类型。政府与公众利益诉求的差异及其沟通机制的不顺畅导致了对抗关系的产生，由此损害双方利益，并进而产生相关连带效应，对腊制品作为饮食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开发造成负面影响。在政府致歉后，公众态度发生转变，其由对抗关系走向合作关系，在此过程中双方通过自主的责权平衡对公共利益损失进行止损。
三是在T县案例中，理论的调适机制与现实的发展路径涵盖政府治理与统筹及公众参与与协同2个维度，前者包括建立完善信息反馈路径、双向信息沟通模式、政策评估机制3项内容，后者则包括文化传承与旅游利用2条道路。总体而言，唯有将互动过程的各方主体统一纳入应对机制以最大化公共利益，方能留住这片美丽的人间烟火与绿水青山。

4.2 研究贡献与局限

文章剖析了饮食文化资源利用中环境政策介入的整体过程，厘清了多方主体在该过程中的互动始末。在理论上，通过引入参与式媒介中介作用完善了政策执行的互动模型，在实践中，推动了对此类群体性事件的正确认识与深入理解，并对基层政府优化其环境政策的制定执行过程提出了系统建议，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性及现实价值。但同时，文章因主要采用二元的分类视角，缺少对如公众与网民、公众与游客、商家与政府、官方媒体与自媒体等内部主体间互动过程的探索，故事件形成发展的复杂影响机制仍有待深入研究。此外，因T县腊制品熏制习俗以年度为循环，调研结束之时距事件发生之时仅隔有半年，故欠缺对该政策及事件的长时段关注，未能了解该政策再次实施时的具体变化及各方态度的实际转变。故此，多视角及历时性的探究将成为相关研究未来亟待完善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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