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基于2014—2023年中国31个省份（不含港澳台）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QCA方法，分析新质生产力驱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组态路径，并检验其时空分异。结果表明：（1）新质生产力中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任何单一要素均不构成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各类要素效能发挥依赖于多要素的系统协同与组合效应。（2）新质生产力驱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存在4种类型的5条路径：设施-科技-生态协同增效型、设施-产业-生态催化跃升型、科技-产业复合补位型与消费拉动-供给创新型，体现了新质生产力要素的不同组态模式。（3）5条路径均未呈现统计上显著的时空分异，但呈现一定区域倾向性：东部地区已趋于形成新质生产力多要素高度协同的优势格局，以设施-科技-生态协同增效型与消费拉动-供给创新型为主；中部地区依靠部分要素的局部组合与突破实现追赶，倾向于科技-产业复合补位型与设施-科技-生态协同增效型；西部地区受要素协同不足的制约，各类组态覆盖度较为接近，仍处于路径探索阶段。时间维度上，2016年与2020年组态一致性因政策调整、自然灾害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出现短期波动，但冲击后迅速回升，表明各路径具有较强的抗冲击韧性。研究结论为文旅相关部门政策制定与推动产业升级提供理论参考。

高速铁路作为中国交通发展的重大革新成果，对推动中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深远。研究基于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及其拓展形式，尝试从高铁的准入门槛、车次供给强度、网络节点中心度3个递进维度，系统刻画高铁网络化发展对区域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高铁开通显著提升了区域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且这种促进效应随开通时间的增长逐渐增强；（2）高铁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的发展层级异质性，在高铁网络由“单线接入”向“多线交汇”再向“枢纽中心”发展的不同演进阶段中，高铁对区域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影响程度不同，表现为高铁开通阶段影响最强，高铁网络枢纽提升阶段影响最弱；（3）高铁对区域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促进效应存在公路条件和地理区位的异质性，在长江经济带上中游地区，高铁与公路呈现互补关系，而在下游地区表现出替代关系。研究通过解构高铁“准入-供给-能级”的多维作用路径，在理论上揭示了高铁旅游效应的阶段分异规律与空间适配机制，在实践上为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依据自身网络枢纽地位及公路配套条件实施分类梯度的旅游协同发展战略，提供了差异化的量化决策依据。

海岛是典型的地理隔离单元，对外交通依赖程度高、替代性交通通道有限，其游客数量较大陆旅游目的地更易受到交通条件变化和外部冲击的影响。文章围绕海岛交通与游客数量波动的关系开展中英文相关文献检索，经筛选与复核，最终纳入129篇文献，从核心概念、作用机制和不同类型岛屿的实证研究3个方面梳理现有研究进展。研究发现：（1）现有研究主要从交通可达性、交通供给-旅游需求耦合及交通-旅游系统脆弱性与韧性3个视角解释海岛交通条件与游客数量波动之间的关系。（2）海岛交通通过改变游客进入条件、供需匹配状态及出行行为影响游客流动，季节性压力与外部冲击则可能进一步放大游客数量波动，并影响冲击后的恢复过程。（3）不同政治属性和空间形态的岛屿在交通组织方式、客源市场结构及游客波动特征方面存在差异，相应研究重点与模型方法也呈现不同的适配要求。总体而言，相关研究不仅关注交通条件与游客规模的关系，也逐步涉及波动机制、空间差异及系统韧性等问题，但在跨类型比较、因果机制识别及游客波动与空间-生态压力的关联分析等方面仍存在不足。未来应加强岛屿类型与研究方法的适配分析，深化交通变化对游客数量波动的作用机制及韧性响应研究，为海岛旅游调控、交通组织优化与风险预警提供参考。

科学认识旅游效率和旅游规模关系是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综合采用Super-SBM模型、旅游规模系数与异速增长模型探索2005—2019年黄河中下游城市旅游效率与旅游规模异速关系的时空演变特征，并运用XGBoost-SHAP可解释性机器学习模型分析异速关系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2005—2019年，黄河中下游城市旅游效率和旅游规模时空格局较为稳定，且具有较高的相似性，整体上呈现由西向东增高的特征，旅游效率和旅游规模时空格局在研究区内呈现“十”字型分布；（2） 黄河中下游城市旅游效率-旅游规模纵向异速增长先上升后下降，其发展特征由旅游规模扩张弱型转变为旅游效率扩张弱型。在横向异速增长关系上，多数城市以负异速为主；（3） 黄河中下游城市旅游效率-旅游规模异速增长关系受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各因素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产业结构状况、交通服务能力、人员投入力度、邮政通信水平、科教资源投入、旅游资源丰度是影响二者异速关系的核心因子。研究结果可为黄河流域旅游效率与旅游规模协调发展提供参考，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会展产业是数字技术先发展示的重要平台和数字经济价值转化的关键枢纽。研究选取会展产业较为发达的长江经济带作为研究区域，基于2013—2022年9省2市的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时空分析法与机器学习模型，分析会展产业与数字经济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会展产业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均值总体呈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度从轻度失调逐渐转向勉强协调；研究期末，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基本形成“领先-追赶-滞后”三级梯队。（2）上游、中游、下游耦合协调水平差异显著，区内均方差指数为下游>上游>中游，区内差异贡献率是空间差异形成的主导因素。（3）时空互动关系中，研究期初，理想、不理想与协同互动类型并存；期中，转为理想互动类型主导；至期末，协同互动类型完全消失，且不理想互动类型占比回升，耦合协调水平稳定性随之减弱。（4）基础设施、会展环境、会展质量、数字化基础设施4个维度所涵盖的6项关键驱动因素，通过空间承载、人才支撑、质量提升与数字连接等通道，共同驱动两系统耦合协调水平持续提高。研究在理论上揭示了会展产业与数字经济双向互馈、协同演进的耦合协调发展机理，在实践上为制定分层分类的区域提升策略与构建结构适配的协同机制提供了科学依据。

缩小农村贫富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任务，但旅游收益能否公平惠及农户仍存争议。研究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构建涵盖收入、健康、教育、安全4个维度的农村多维贫富差距指数，利用广西111个县域2010—2024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旅游发展对农村多维贫富差距的非线性影响及其调节机制。研究发现：（1）旅游发展与农村多维贫富差距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拐点位于旅游发展水平约0.406处，当前广西超过80%的县域-年份观测值仍处于拐点左侧。（2）县域基础设施水平和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能够使拐点显著左移、强化下降阶段的缩小效应。（3）旅游资源禀赋则呈负向调节效应，高资源禀赋地区因旅游收益集中分配而阻碍贫富差距缩小。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理论上，将可行能力理论引入旅游分配效应研究，拓展了贫富差距的评估维度；机制上，提出并检验了“扩散性力量”与“集中性力量”的分析框架；证据上，为欠发达多民族聚居区提供了县域层面的长期面板证据。研究结论为实施差异化旅游发展战略、优先基础设施与数字普惠金融布局、完善旅游收益共享机制提供科学依据。

在“双碳”战略与绿色转型背景下，环境规制政策对服务业发展的外溢效应日益显著。研究将 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实施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11—2019年间1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与三重差分模型，系统评估环境规制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并引入地方政府响应与多路径机制进行拓展分析。研究发现：（1）《环保法》的实施显著提升了高污染水平城市的人均旅游收入和旅游消费水平；（2）地方政府的响应行为在政策效果中发挥着调节作用，其中“态度响应”效应强于“实践响应”；（3）机制分析表明，环境规制通过提升公众环境关注度和促进绿色创新间接推动旅游业发展。研究进一步识别了政策在不同地区和旅游资源禀赋下的异质性效应，揭示了环境政策在央地协同与行为传导中的多重路径，拓展了绿色发展视角下的旅游经济研究边界。

在“双碳”目标纵深推进与旅游业外部冲击频发的背景下，ESG表现能否以及如何影响旅游企业韧性亟待检验。研究以2015—2024年中国A股41家旅游上市企业为样本，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序变动衡量企业韧性，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考察ESG表现对旅游企业韧性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结果显示：（1）ESG表现显著提升旅游企业韧性，该结论在多重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高ESG表现能够显著缓解外部冲击对企业韧性的负向影响，表现出明显的风险缓冲功能。（2）ESG表现通过推动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运营效率与应急响应能力，并通过信号传递缓解融资约束、充实资源储备，形成双中介路径。（3）异质性分析表明，ESG的企业韧性赋能效应在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大规模企业和综合服务类旅游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旅游企业制定差异化ESG策略、政府完善文旅领域ESG制度供给提供了经验依据。

旅游活动的多样化及空间扩张，使其与高原生态脆弱区生态保护之间的冲突风险日益凸显。研究构建旅游冲突风险指数，基于西藏自治区2010—2025年户外旅游轨迹数据，测度生态保护与旅游活动冲突风险的时空演化格局，尝试解构驱动冲突的非线性阈值与因果传导路径。研究表明：（1）研究期内旅游冲突风险总体上升，风险指数由1.0068增至1.0208；冲突热点由早期的碎片化散布演变为连续的线性分布。（2）高海拔、复杂地形区域的冲突风险显著增强，非建制化旅游吸引物与旅游服务节点逐渐成为高风险的核心驱动因子。（3）区域交通基础设施提升空间可达性的同时，对冲突风险的产生具有间接驱动作用；旅游服务设施在冲突风险形成中起中介作用。应通过空间分区、设施引导、动态预警、生态保护宣传等措施提升风险防控能力。研究结论可为旅游风险治理提供科学支撑。

湿地型国家公园作为生态保护的重要载体，在发挥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作用的同时，也提供了丰富的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提升了游客的主观生态福祉。研究以辽河口国家公园为例，构建“文化服务-地方依恋-福祉”的理论分析框架，运用问卷调查法和地理探测器，深入探讨湿地型国家公园的美学、教育、精神与文化和游憩4类核心文化服务对游客福祉的影响路径及空间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对游客福祉的驱动效应存在维度差异，美学服务通过直接感官体验对福祉的提升作用最为显著，精神与文化服务次之；（2）地方依恋在文化服务与福祉的关系中起着关键中介作用，在美学、精神与文化服务路径中表现为部分中介作用，在游憩服务与教育服务路径中表现为完全中介作用；（3）文化服务对福祉的影响呈现显著空间异质性，游憩服务的空间解释力最强，各服务维度之间存在协同增强效应，其中美学与游憩服务的交互作用最为突出。研究揭示了湿地型国家公园文化服务影响游客福祉的多维路径与空间机制，为湿地型国家公园的文化服务优化与差异化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矿业城市面临资源枯竭、生态赤字与产业锁定等多重困境，数字经济为实现其旅游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提供了新契机。文章基于2012—2023年中国109个矿业城市面板数据，构建了耦合协调度模型、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系统探究了数字经济驱动下旅游与生态产品价值的耦合协同发展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对二者耦合协同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驱动效应，政府治理能力、环境规制强度、生态资本存量与人力资本水平均可正向调节数字经济的赋能效果；（2）数字经济驱动效应受到数字基础设施、市场化水平、旅游市场规模与科技创新基础等条件的非线性约束，在低基础条件下边际改善效应最为显著，高基础条件下效应出现分化；（3）数字经济对再生型、成熟型、成长型城市，以及中西部矿业城市的驱动作用尤为显著，呈现出依转型阶段与区域梯度而异的条件依赖特征。研究拓展了数字经济赋能生态产品价值的研究视角，为矿业城市差异化推进数字赋能与绿色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政策启示。

高寒湖泊型生态旅游地在运营过程中面临生态保护压力与旅游季节性失衡问题。研究以新疆赛里木湖景区为研究对象，基于2010—2024年旅游运营与生态响应数据，构建旅游运营-生态响应协调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月度季节性分析和贝叶斯网络情景推理等方法，分析季节性差异视角下景区旅游运营与生态响应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1）赛里木湖景区旅游运营与生态响应综合水平均呈提升态势，但旅游运营水平提升快于生态响应水平；研究期内二者的耦合协调等级由严重失调提升至中度协调，景区旅游运营扩展与生态响应改善之间的相对匹配关系由低水平失调转向逐步协调；（2）伴随冰雪旅游发展和冬季产品供给增加，景区旅游运营季节性特征由“夏季单峰集聚”转为“夏冬双峰及多季延展”，冬季旅游产品供给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夏季单峰集聚特征，但旅游运营季节差异仍明显存在；（3）贝叶斯网络情景推理显示，夏冬双峰情景下，景区旅游运营与生态响应较高协调等级概率明显增加，说明协调关系改善与季节性产品结构优化、旅游规模变化和生态响应水平具有一定概率关联，这一结论通过了稳健性与敏感性检验。研究可为高寒湖泊型等季节性特点明显的生态旅游地优化旅游运营季节结构、完善冬季旅游活动管控和提升生态治理响应能力提供参考。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生态旅游在理论上被赋予亲环境、可持续的属性，但在实践中，生态旅游景区关于低碳消费劝导的信息干预多停留在宏观层面的理念倡议，难以转化为落地的旅游碳足迹行为实践。研究以重庆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景区为案例，基于规范激活理论，通过贴合真实旅游场景的模拟实验对比分析差异化信息干预对碳足迹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1）标准化的数量信息与非标准化的图文标识，均能显著降低整体碳足迹水平；（2）标准化和非标准化信息干预形式在总体效果上无统计学差异，但前者通过量化数值使游客明确环境代价和后果意识，而后者则通过情境叙事唤醒游客的道德责任，这种差异化的影响路径进而表现在不同旅游环节碳足迹减排效果的异质性上；（3）信息干预规范激活效果具有跨环节联动效应，包括正向协同和负向补偿。研究聚焦信息干预，厘清了低碳旅游从理念共识到行为实践的具体机制，弥补了碳足迹研究停留在观念倡导和宏观统计层面的缺憾，并为景区管理部门建立有效低碳引导的信息系统提供了实证依据。

良好的情感形象是在国际交往中促进理解、消除偏见、令中国故事打动人心的关键。在全球媒介传播中，大运河凭借温婉、连通、包容的独特形象优势，成为提升中国“魅力攻势”的战略文化符号。基于海外受众的调研分析，文章通过PLS-SEM和fsQCA方法，探究媒介传播场景下大运河认知形象与中国情感形象的关联机制。研究显示：（1）遗产欣赏、遗产关联性在大运河的4类认知形象（历史传承、文明杰作、包容连通、温婉宁静）与中国情感形象之间发挥正向中介作用；（2）温婉宁静认知形象与中国情感形象正相关，历史传承、文明杰作、包容连通认知形象对其直接效应不显著；（3）4类大运河认知形象均直接与遗产理解正相关，而遗产理解与中国情感形象不相关，从而无法在大运河认知形象与中国情感形象之间发挥中介作用；（4）有4类条件组合对良好中国情感形象的形成具有较高解释力，彰显组态复杂性和情境多样性。研究为文化遗产有效赋能中国国际形象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流行文化在赋能非遗节日创新性发展的同时，也可能引发真实性丧失与代际传承断裂，如何在保护与创新之间寻求平衡成为核心研究议题。基于情绪评价理论与最佳唤醒理论，利用1 188份问卷数据，从代际差异视角深入剖析非遗节日中流行文化卷入度与游客地方认同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在不同代际游客中，流行文化卷入度与唤醒均呈现倒U形关系；但就地方认同而言，这种倒U形关系仅存在于Z世代游客中。（2）唤醒在流行文化卷入度与地方认同之间的中介作用存在代际分野，在Z世代游客中为完全中介，在前Z世代游客中表现为部分中介。（3）理想真实对流行文化卷入度与唤醒之间的倒U形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削弱了Z世代游客中的倒U形关系，同时使前Z世代游客中的倒U形关系转变为U形关系。研究揭示了流行文化的“过犹不及”效应，能够为非遗节日中传统文化与流行文化的融合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