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旅游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旅游景观的内涵不断拓展，旅游地的“人”在旅游场中“我者”和“他者”的凝视下成为旅游景观，实现从自然人到景观人的角色转变。研究结合数字社会发展背景，基于凝视理论解析景观人的内涵，构建人的景观化生命周期曲线模型，探讨人的景观化过程。研究认为：（1）景观人是指在旅游情景中，附着旅游地独特人文风情和文化符号的，能够满足游客体验和凝视需求的当地居民、旅游服务人员、体验性旅游者及旅游主播（博主）。（2）人的景观化因旅游凝视而产生，随着旅游地的发展不断进行景观重构，呈“S”型演化路径，是从“他者建构”走向“自我建构”的过程。（3）随着旅游地人的景观化发展，旅游地人的景观化程度最终会出现3种结果，良性景观化、中性景观化和过度景观化，“对话”是过度景观化向良性景观化与中性景观化转变的调适方式。（4）人的景观化是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受到多利益主体的共同驱动。研究丰富了旅游景观和旅游凝视的理论解释，也为数字社会背景下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创新性的实践思路。

学界从未停止对文化和旅游本质的追问，但鲜有从外学科交流对话视角展开。文章依据地理学4Ss空间理论和心理学4Ps创造力理论，解构最新8Ps创造力理论为8维度主体间性空间，就此集成新概念——创造力空间，重新解释文化和旅游的本质。研究认为：（1）创造力空间是创造力与空间相互修饰、相互界定，共同形成发展演化的空间，是创造性寓于空间性、空间性隐含创造性，主观与客观呈二元性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主体性或主体间性空间。（2）以创造力空间为棱镜，映射现有的文化和旅游本质认知存在忽视创造力、空间性理解不足、文化边界被放大和旅游边界被缩小等问题。（3）创造性消除旅游与工作的对立，指向创造力情境过程；空间性赋予文化“4·8”维度空间构成，指向创造力产品和结果；二元性的主客观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提供文化和旅游对称分析的基础。（4）文化的本质是空间性，旅游的本质是创造性；文化和旅游关系的本质具有二元性，实质是创造力的形成发展和循环演化。创造力空间概念不仅为重新认识文化和旅游的本质提供了自洽的理论性解释，而且为它们的正式性认知、学科建设、融合发展、工作机制解释等提供新视角。

遗产化是生成、建构与解构遗产身份认同的重要文化过程与手段，阐明其对不同代际社区居民的遗产认同影响机制，有利于实现文化遗产的代际传承。文章以遗产认同理论为基础，通过田野调研与质性文本分析遗产化对元阳哈尼梯田遗产地不同代际社区居民的遗产认同影响差异。研究发现：（1）遗产化对不同代际社区居民的遗产认同影响包括价值认同、主体认同与空间认同。（2）在价值认同方面，遗产化积极影响不同社区居民对遗产的美学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经济价值认同，但对年长居民关于遗产的科学价值与社会经济价值认同影响更为显著。（3）遗产化没有显著影响不同代际社区居民对遗产的族群认同与自我认同。（4）在空间认同方面，遗产化显著增强不同代际社区居民对遗产的地方认同，但对遗产的国家尺度身份认同影响不显著。积极培育遗产地社区居民的遗产认同，既要完整地传播遗产价值，也要构建涵盖多元主体、多空间尺度的包容性遗产认同话语体系。

古道是重要的线性旅游目的地，也是典型的文化记忆空间。厘清游客对古道的文化记忆感知过程及其内在机理，对于促进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发展、盘活古道旅游目的地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文化记忆理论，从游客的视角出发，以徽杭古道作为研究案例，探究古道旅游地文化记忆感知的维度、特征和形成路径。研究认为：（1）徽杭古道的文化记忆感知由时间维度、空间维度、文化维度、情感维度和身体维度五部分构成，其中身体维度是记忆感知的必要构成，身体、情感和文化记忆三者之间密不可分，存在“身心-文化记忆”转化机制。（2）徽杭古道的文化记忆感知具有显著的时空差异性、身心交互性、文化耦合性等特征。（3）徽杭古道的文化感知路径包括文本系统、意向系统和仪式系统，游客在此3类系统的刺激下形成多维、循环的文化记忆感知路径。

“食”是旅游目的地特殊吸引物类型之一和必不可少的旅游接待服务。本研究以169项饮食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为数据源，运用地理空间方法分析其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饮食类国家级非遗空间上总体呈“南多北少、东多西少”的“集聚型”格局，北京、四川、山西、浙江等省域集聚程度高。（2）饮食类国家级非遗类型分布特征差异明显，茶类主要分布于苏浙皖地区，酒类以川黔地区、京冀地区及苏浙地区为主要分布区，粉面食类则在浙江及两广地区、“甘东-宁南-陕晋-京津冀”带形成集聚，酱料调味类主要分布在川渝黔地区和晋东地区，菜肴类集中展布于京津冀地区，甜品小吃类集中分布在长三角地区、京冀以北、粤西南等地区。（3）自然地理环境因素通过影响作物的天然分布间接作用饮食类国家级非遗的形成，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旅游发展及文化事业财政支持是影响饮食类国家级非遗空间分异的主要人文地理环境因素，历史文化因素为非遗的传承与集聚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生态系统保障。研究可为饮食类国家级非遗的保护传承和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提供学理参考。

随着家庭人力资本提升，消费者旅游需求呈现多样化。文章探讨了家庭人力资本对非遗旅游消费的影响，并分析了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下这种影响的差异性。研究表明：（1）家庭人力资本的提升，包括家庭成员的教育水平、健康水平和经济收入等，对非遗旅游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家庭生命周期在家庭人力资本对非遗旅游消费影响中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特别是在满巢II期家庭中，家庭人力资本对非遗旅游消费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而对筑巢期和空巢期家庭的影响相对较小。（3）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成员对非遗旅游消费模式的偏好也存在差异，如筑巢期家庭更偏好民宿和文创结合的旅游项目，满巢期家庭倾向于研学和文创类项目，空巢期家庭则更青睐节庆和文创类体验。据此建议非遗旅游的开发和推广在重点关注高人力资本水平家庭的同时，可针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家庭开发适宜的非遗旅游项目。文章不仅丰富了家庭旅游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非遗旅游的市场策略制定和产品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能力缺失是脱贫居民返贫的根本原因之一。研究依据阿马蒂亚·森能力贫困理论，构建能力缺失型返贫风险因素指标体系，基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乡村旅游地居民返贫风险感知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s回归和方差分析方法，探讨民族乡村旅游地居民能力缺失型返贫风险因素及居民特征对其返贫风险感知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1）获取帮扶能力、旅游开发投入能力、自主学习能力、旅游技能培训参与及接受能力、旅游对外宣传能力、居民家庭财产储蓄能力等7个因素，是居民感知的主要返贫风险因素。（2）职业、受教育程度、身体素质、旅游参与方式等个人及家庭特征对居民返贫风险感知影响显著。（3）职业为旅游基层服务人员的居民、旅游参与形式为个人或家庭自主经营的居民返贫风险感知更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居民返贫风险感知越强；相较于家中无人患病或有多人患病的居民，家中只有1名患病成员的居民返贫风险感知更敏感。研究建议在现有帮扶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坚持民族乡村旅游地居民的主体地位，培育居民可持续脱贫能力，针对不同特征居民进行返贫检测与干预，有助于当地防返贫工作的有效推进。

社区精英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研究以武汉市黄陂区4个村为案例地，通过抽样调查、深度访谈、网络检索等方式获取资料，采用扎根理论分析社区精英的作用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按照“旅游参与获得成功、为社区发展做出贡献、拥有社区决策影响力、获得多数村民认可”4个方面的要求，识别出案例地有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4类5位社区精英。（2）社区精英促进了村民生计转型、人口回流、闲置资产利用、产业结构调整、地方优秀文化传承、文明乡风树立和人居环境改善；同时也带来了利益分配不均、征地矛盾和居民生活成本提高等消极影响；不同类型的社区精英的作用有共性，也存在差异，经济精英的文化传承作用薄弱，文化和社会精英间接发挥经济带动作用，只有政治精英作用均衡。（3）参与旅游初期，社区精英作用的发挥受到创业动机和政府支持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参与旅游中后期，个性特征和社会资本是影响社区精英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

开发主体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利益主体间诉求存在差异，并由此产生不同决策与行为，可能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造成挑战。研究构建演化博弈模型，仿真分析基层政府、乡村精英和社区居民三方博弈，发现：（1）在乡村旅游开发决策过程中三方主体均呈现出追求利益最大化，同时降低自身成本投入的意图，可能导致开发策略的分歧。（2）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基层政府的决策主要受到奖励成本、治理收益和声誉损失等因素的影响，乡村精英的决策则主要受到开发项目的额外成本支出、乡村旅游项目带来的回报、投机行为的收益、损失等因素的影响，社区居民的参与决策主要取决于参与成本，高投入、低收益是削弱各主体乡村旅游开发积极性的核心因素。（3）开发初期，各种前期投入加大财政负担，降低基层政府积极支持乡村旅游的意愿，并导致乡村精英的投机行为；开发中后期，政策奖励门槛升高、项目同质化、收入减少，社区居民参与意愿有限，不愿配合，为获取投机收益，乡村精英可能会放弃努力开发乡村旅游项目的策略。研究通过分析各方行为的影响因素，提出乡村旅游不同阶段的策略调整建议，优化乡村旅游项目开发管理，促进可持续发展。

城市功能与结构的复杂性给旅游产业要素空间布局带来了新挑战。文章以福州市主城区为研究区域，在分析旅游产业6要素（吃、住、行、游、购、娱）空间分布的基础上，引入双变量Ripley’s K函数揭示旅游产业6要素“距离-集聚”关联模式。结果显示：（1）分布特征上，旅游产业6要素空间分布密度与城市功能分区具有较强相关性，6要素点格局呈现“沿江、大集聚和小分散”的分布特征，并形成了多个空间组团。（2）集聚特征上，旅游产业6要素的集聚热点具有空间共性和异质性，旅游餐饮、旅游购物和旅游娱乐要素的热点分布具有较强的空间耦合性，旅游游览要素的热点分布呈单核特征，旅游出行要素的热点分布范围较广，旅游住宿要素热点分布具有较强的客流和交通导向性；（3）旅游产业6要素空间分布格局之间共形成了4类“距离-集聚”空间关联模式，其中，“近距离-强集聚”“近距离-弱集聚”模式以旅游购物要素为核心，“远距离-弱集聚”模式以旅游出行和旅游游览要素为核心，“远距离-强集聚”模式以旅游娱乐要素为核心。文章为认知旅游产业要素关联提供了更加精确的地理学空间视角。

滨水空间是反映城市空间品质、承载城市游憩功能的重要场所，推进城市滨水游憩空间生产是城市更新的重要议题。研究引入可供性理论，运用文本挖掘、空间分析和扎根理论方法，解析城市滨水游憩空间生产过程中的人-境互动机制。研究发现：（1）城市滨水游憩空间的人-境互动要素包括基础条件、基础设施、游憩环境、景观质量、游憩设施与游憩服务。（2）人-境互动存在意象识别、在场体验和回忆反馈3个阶段。在意象识别阶段，基础条件、基础设施要素刺激潜在游憩主体形成空间认知；在在场体验阶段，游憩环境和景观质量要素触动游憩主体形成场所感知，游憩设施、游憩服务要素支持游憩主体在开展活动中形成使用体验；在回忆反馈阶段，游憩主体整合其知觉到的互动要素，形成游憩反馈，并作用于其他主体的空间认知和空间实践。（3）递进式、阶段性的人-境互动实现了认知可供性、场所可供性、功能可供性及交互可供性，进而推动了城市滨水游憩空间意义与功能的循环再生产。研究为空间生产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案例，并可供城市滨水游憩空间更新与空间体验品质提升决策参考。

剖析旅游者时空行为特征对国家公园旅游规划和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利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者的GPS轨迹和标注点数据、OSM路网数据以及风景名胜POI数据，运用季节强度指数和相关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不同出行方式的旅游者时空行为特征。结果表明：（1）步行、骑行和驾车旅游者的出行时间存在明显的季节性特征，步行和骑行旅游者冬季出行居多，驾车旅游者则以夏季出行为主，且不同季节下不同出行方式的旅游者总里程、总耗时、标注点数和均速变化有所差异；（2）受道路交通和景点的影响，旅游者标注点在空间上分布不均衡，步行旅游者标注点呈整体分散、局部聚集的特征，骑行和驾车旅游者标注点的分布更为集中；（3）步行旅游者轨迹在国家公园范围内分布最广、最密集，骑行和驾车旅游者轨迹则主要分布在道路建设较好的五指山片区。基于研究结果，文章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格局优化和可持续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沙漠旅游适宜区（DTSA）的识别是推动沙漠旅游发展的首要条件和选址依据。文章综合考虑区域旅游发展支撑条件、生态约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最大边际效益建立了DTSA评价指标体系，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简称新疆）为案例地，基于区域条件进行评价因子分级优化，进而实现DTSA模型构建并开展空间识别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自然因素、交通可达性、要素支撑、产业促进是构成DTSA的4个维度，其中自然因素和交通可达性的影响权重较大。低海拔和低坡度沙漠外围，同时水源充足、交通路网发达和客源市场丰富的区域是新疆沙漠旅游适宜性较高的分布区，识别结果和新疆77.78%已建国家级沙漠公园的选址相吻合。文章提出的DTSA评价体系和识别方法能够为沙漠旅游资源开发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政府网站是连接政府与公众的重要渠道和数字政府建设的核心工具，其服务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是打通信息壁垒、提升公众用户使用意愿的保障。文章立足信息生态系统理论，从网站和用户视角出发，基于DEWEM和UTAUT模型，尝试构建政府网站服务生态系统评价框架，使用系统动力学方法，以文化和旅游部网站为对象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得出：（1）根据信息生态系统理论构建的政府网站服务生态系统评价框架中，用户的使用感知和使用期望共同作用于使用满意度，进而影响用户持续使用意愿，最终决定政府网站服务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2）政府网站服务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用户使用感知和用户使用期望两部分，其中，用户使用感知包括透明度、信息适宜性、服务便捷性、安全性和公众参与度5个评价维度的12个代表性指标；用户使用期望包括用户需求和社会影响2个评价维度的8个代表性指标；（3）对政府网站服务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有效性检验发现，自然人办件量与法人办件量两个单项指标对文化和旅游部网站服务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影响最大；依申请公开数量、安全检测评估次数、征集调查期数等指标组合影响显著。建议文化和旅游部网站未来遵从协同发展思路，更加注重在线业务办理功能的建设开发，保障网站服务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