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保护地居民的亲环境行为是保护生态环境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研究融合“知信行”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感知-信念-行为”整合框架，以黄山自然保护地周边社区为案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居民对生态系统文化、供给与调节服务的感知（知）均能直接促进亲环境行为（行），其中文化服务感知的影响最为突出，体现中国“天人合一”自然观的深层影响；（2）生态系统服务感知作为认知基础，显著正向影响行为态度与知觉行为控制（信），呈现清晰的“知→信”内化路径；（3）行为态度与知觉行为控制在“知”到“行”转化中发挥关键中介作用，完整揭示“认知-信念-行为”传导机制，而主观规范的中介作用不显著。研究证实“知信行”理论能有效解释中国情境下亲环境行为的形成路径。为此，应通过文化价值挖掘、赋能-补偿机制构建与社区参与平台创设的综合治理路径，协同推进保护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旅游作为绿色低碳产业，在自然保护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战略价值。文章采用文本分析法系统解析2019年6月以来中央及各部委发布的46份相关政策文件，探讨新质生产力赋能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发展的路径。结果显示：（1）生态旅游是自然保护地资源利用的核心方式，涉及空间布局、运营管理、业态形式及功能目标等多维度政策部署，但尚未形成完整的“生态旅游生产力”驱动的创新发展体系；（2）数智时代生态旅游发展面临理念贯彻、机制适应、发展滞后3大关键问题，其背后折射出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及劳动者的整体性失衡；（3）基于新质生产力三要素，围绕“生态旅游生产力”，提出以数智化技术拓展生态旅游资源空间利用（新劳动对象），以智能化生产工具提升产业运营效率（新劳动资料），以创新型高素质人才为生态旅游注入持续动力（新劳动者）3条赋能路径。文章在厘清新质生产力与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的关系基础上，创造性提出“生态旅游生产力”这一概念，进而提出发展路径，为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规划与政策优化提供了参考。
自然保护地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面对当前发展自然教育的现实需求，如何发挥旅游解说的教育效能亟需深入探索。文章基于UTAUT模型，结合情感认知评价理论，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混合方法，从学段差异视角揭示青年群体旅游解说使用行为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青年群体的绩效期望、社会影响、感知价值和满意度正向影响使用意愿；（2）青年群体的满意度在感知价值和使用意愿间发挥中介作用；（3）解说使用行为的形成由多因素组合协调产生；（4）中学生使用行为形成的关键条件是社会影响和满意度，而大学生的使用行为取决于绩效期望。研究深入剖析了青年群体解说使用行为的影响机制，为优化自然保护地解说系统，精准开展自然教育，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现实指导。
自然保护地依托其独特的生态环境优势，为区域旅游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而旅游开发则成为践行“两山理论”、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关键路径。文章以陕西自然保护地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生态环境与旅游发展两大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热点模型和障碍度模型，系统解析了2011—2021年间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系统发展水平呈倒U形曲线，经历了优势渐衰期、波动回升期、优势恢复期；旅游发展系统发展水平以2016年为界，呈现“快速上升-缓慢下降”的态势。（2）生态环境与旅游发展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2018年达到峰值0.7063，2021年回落至初级协调；研究期内二者协调度以初级协调类型为主，相对发展类型整体由旅游滞后型转变为生态环境滞后型。（3）2011—2017年耦合协调发展优势地区为延安、西安、商洛、宝鸡、渭南、汉中6市，2018年后受生态环境压力与政策调整影响，渭南、延安于2021年退出优势区，区域协同发展热点向汉中、安康、商洛和宝鸡集中。（4）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与旅游发展要获得长期良性发展，需要重视生态响应系统治理效能低以及游发展系统阶段性不足，提高治理效率，优化政策实施，加强固废资源化技术研发，以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高效转化。
旅游地形象的构建与维护对于提升区域旅游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基于携程网、大众点评网、马蜂窝3个旅游网站的在线评论数据，运用文本分析法、扎根理论法，挖掘游客对吉林省冰雪旅游目的地的感知形象。分析发现：（1）冰雪旅游目的地感知形象包括目的地供给方面的自然环境禀赋、运动设施体系、服务保障体系、文化体验、风险管理，以及游客的情感响应、行为意向7个主题维度。（2）感知整体形象呈“核心圈-次核心圈-外围圈”三级圈层结构，核心圈以“滑雪”为中心，关联配套设施，凸显滑雪旅游对综合服务体系的依赖；次核心圈以“雾凇”为中心，延伸至“天气”“运气”等要素，体现其观赏性的客观条件制约；外围圈以“长春”为枢纽，连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等节点，凸显冰雪旅游的跨区域协同效应。（3）游客对吉林省的积极感知形象集中在自然环境禀赋与运动设施体系方面，而消极感知形象主要源于服务保障体系与风险管理不足。据此建议吉林省应通过冰雪旅游目的地间的资源整合与差异化定位，从区域层面挖掘冰雪资源异质性、构建冰雪地域文化认同体系、优化设施服务、强化风险管理来提升游客体验，以促进冰雪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
旅游业绿色转型对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旅游企业是旅游业绿色转型的重要环节，但实际转型进程缓慢，而既往研究又多聚焦激励导向的驱动因素，对转型的限制性因素及其复杂制约路径缺乏关注。研究基于扎根理论和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CA），利用21家不同类型、规模、性质的旅游企业深度访谈数据，探究旅游企业绿色转型的限制性因素和制约路径。研究结论如下：（1）研究识别出7大限制性因素，发现转型受阻是多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2）研究构建了“外部压力-企业响应-执行断裂”的三层动态模型，揭示了3种典型制约路径，即“压力-响应-执行”综合制约型、“压力-执行”双重制约型、“压力-响应”主导制约型，这反映了企业在绿色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多样化挑战和困境；（3）限制性因素中，认知与资源等企业响应因素普遍表现出核心作用，而政策法规等外部压力及执行断裂因素则因情境而异。研究突破“单向驱动力”的研究范式，聚焦绿色转型中的阻力与瓶颈，为精准突破旅游企业转型堵点提供科学依据。
乡村旅游集聚区是乡村旅游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下形成的一种新型旅游空间布局形态，体现了乡村旅游要素集聚与内生动力转型的现实需求，其形成是破解长期以来乡村旅游存在的业态单一、规模偏小、布局分散、监管失序等问题的重要载体。文章结合国内外文献梳理、案例调研和深度访谈获取的资料，解读当前中国乡村旅游集聚区发展的规律、特征、走向和体制机制等命题，建立理论分析框架。研究认为：（1）乡村旅游集聚区是以乡村性为底色、在地文化为特色，在特定空间内布局若干旅游及相关产业要素的新型旅游空间形态。（2）乡村旅游集聚区的基本特征是乡村体验、村民主体、空间集聚、产业融合和传承保护。（3）文章构建以“地理集中-资源整合-产业融合”为逻辑主轴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未来需要加深乡村旅游集聚区类型结构、演化过程、动力因素以及逻辑进路等议题的研究。研究厘清了乡村旅游集聚区相关概念的异同，拓展了乡村旅游研究边界，深化了学理认知。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旅游经济活动为乡村带来发展活力的同时，也加速了空间资源分配的失衡，导致了乡村空间正义问题的日益凸显。文章基于空间生产理论和公平偏好理论，以安徽省大、小岭南村为例，采用问卷调查、访谈和数理统计等方法，探讨旅游型乡村空间正义的居民感知，分析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乡村空间非正义特征并提出治理路径。结果表明：（1）大、小岭南村的物质空间存在居住隔离和空间资源分配不均，制度空间存在政策制度失衡和企业资本逐利，社会空间存在人际关系疏离和主体利益机会分配不均等现象。（2）构建包含意图、程序、互动、结果及情感正义5个维度的评价体系，运用居民感知评价模型分析发现大、小岭南村空间正义感知的各维度感知水平不高，尤其是互动正义整体水平偏低。（3）乡村空间非正义现象应当从优化物质空间、规范制度空间和融合社会空间3方面进行治理，使旅游型乡村更加合理地发展。文章丰富了旅游型乡村居民感知评价的框架体系，为修正旅游型乡村空间非正义现象提供了治理路径参考。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艺术乡建已成为发现、唤醒、重构与复兴乡村的重要载体与工具。文章引入关系嵌入视角，以北京辛庄村为例，分析外来主体在艺术乡建中的嵌入行为和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艺术乡建介入后，辛庄村经历了“传统农业转型-创客经济发展-乡村旅游发展”3个阶段，呈现出外来主体与乡村社会从松散联结到深度嵌入的过程；（2）创客、艺术家等外来主体与村民、政府等本地主体的关系建构，呈现认知嵌入、文化嵌入、结构嵌入与政治嵌入递进深化的动态螺旋路径；（3）辛庄村艺术乡建实践表明，外来主体通过知识、信息与资源的输入与互动，推动乡村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重塑，而主体间融洽关系的建构有助于实现乡村社会协同共治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发现丰富了对外来经济主体嵌入乡村社会现象的理论解释，为艺术乡建赋能乡村振兴提供了实践参考。
南海作为历史上商品贸易、思想交流和技术传播的关键枢纽，其不同时期的文化传播路径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复兴以及区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历史时期，南海区域的旅行活动留下了丰富的游历文献，这些文献不仅见证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独特历程，而且为研究该海域的文化演进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因此，研究主要选取东晋至清末期间的30余份中外游历记录，基于文化扩散理论，分析南海文化交流线路的演变及网络特征。研究发现：（1）历史上南海区域的文化传播范围从沿海地区向海洋扩散，逐步形成了“西线”和“东线”2条主要文化传播路径，传播中心经历了从陆地到海洋再返回陆地的变迁；（2）在元朝之前，海上游历活动和文化传播网络相对较为稀疏，而后期网络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各传播节点间的交流日益频繁；（3）从明朝中期至清朝初期，海上游历活动和文化传播网络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峰；到了晚清，文化传播网络虽再次变得稀疏，但西方文化的冲击引发了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催生了新的交流节点。研究通过对古代游历记录的深入分析，厘清了历史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的文化传播节点、线路及网络，对于理解区域交流和地区关系的演进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的发布为大运河沿线城市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机遇。为评估政策效应，文章采用熵值法构建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基于2010—2021年的面板数据，测量大运河沿线城市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基于测量结果，运用合成控制法实证检验《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以淮河为界，与北方省份的城市相比，南方省份的城市内部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杭州市、苏州市和宁波市的总体发展水平较高，评价结果分别是0.724、0.685、0.522，宿州市和沧州市总体发展水平较低，分别为0.204和0.211。（2）在高质量发展水平中，洛阳市和宁波市绿色发展速度较快，超过40%；洛阳市、郑州市和杭州市的共享发展效果最显著。（3）从省和直辖市的范围看，大运河保护利用政策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显著。其中安徽省、北京市、山东省和江苏省处理组都没有表现出政策的影响效应；河北省和天津市处理组在协调发展、河南省处理组在绿色发展以及浙江省处理组在共享发展维度都表现出正效应。文章从定量角度，客观分析政策实施对城市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各维度的实际影响，对政府精准施策，及时调整实施政策，促进沿线城市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景观价值作为连接人类主观感知与客观环境特征的重要纽带，是评估自然与文化遗产游憩潜力的重要依据。研究基于生态、文化和休闲娱乐三个维度，构建了以多元景观价值为主导的游憩潜力评价体系，并以大运河北京通惠河段为例，运用公众参与地理信息系统（PPGIS）技术、三维协调模型以及多元聚类方法，对其游憩潜力展开分析。结果表明：（1）通惠河沿线的游憩潜力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高潜力区域主要分布在通惠河河道两侧以及沿线的公园、博物馆等地；（2）景观价值聚类可划分为5种景观价值复合类型，分别是文化-历史-教育价值主导型、娱乐-旅游-身心疗愈价值主导型、教育-美学-历史价值主导型、自然-身心疗愈-生物多样性价值主导型、生物多样性-自然-身心疗愈价值主导型；（3）高潜力区域功能协调性不足，资源开发多集中于单一维度，功能失衡问题严重；（4）公众提出通惠河沿线亟需从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文化资源、增加游乐设施、完善基础设施、扩展文化活动空间以及约束游憩行为6个方面进行游憩空间优化。研究创新性地提出了景观价值与游憩潜力融合的分析框架，拓展了游憩潜力评价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为推动社区参与的空间优化和遗产活化实践提供了实证参考。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驱动旅游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和必然趋势。作为一种重要政策引导手段，政府补助对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信息传递和创新引导功能。从信号传递视角出发，文章选取2001—2022年A股34家上市旅游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关键词筛选与人工复核相结合的方法，深入研究政府补助对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1）政府补助对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2）政府补助能够显著地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创新水平，进而推动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3）政府补助对旅游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效果在不同地区和企业呈现出异质性，在民营企业、小规模企业及政府治理环境较好的地区会更加明显。研究不仅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研究视角，还为政府部门优化旅游产业政策、完善补助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
随着导游自由执业政策的全面推广，网约导游服务作为一种新兴模式在满足游客个性化需求的同时，也面临着服务质量监管的挑战。文章聚焦于网约导游服务质量监管问题，构建政府监管部门、网约导游平台和网约导游间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借助系统动力学方法进行数值仿真，探究了各方主体在网约导游服务质量监管过程中的演化稳定策略选择及关键参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系统存在3种潜在稳定策略组合，当满足特定参数条件时，可收敛至政府严格监管、平台自觉监管和网约导游提供高质量服务的理想均衡状态；（2）政府监管部门的策略选择受平台和网约导游的协同影响，政府倾向于在平台自觉监管不足或网约导游提供低质量服务时增大严格监管概率；（3）网约导游平台自觉监管概率随政府监管部门严格监管概率增大而增大，但随导游提供高质量服务概率增大而减小；（4）适度提高政府监管部门对平台的奖励力度或加重对网约导游提供低质量服务的惩罚，是提高网约导游服务质量的有效途径。研究对于构建政府主导、平台协同和导游自律的网约导游服务质量监管体系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