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地理研究回顾与展望

国家战略需求与中国旅游地理研究实践

  • 张捷 , 1 ,
  • 董雪旺 2, 3 ,
  • 汪侠 1 ,
  • 张宏磊 , 1, * ,
  • 崔凤军 2 ,
  • 徐一帆 1
展开
  • 1.南京大学海洋与地理科学学院,南京 210023
  • 2.台州学院台州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台州 318000
  • 3.浙江工商大学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杭州 310018
*张宏磊(1985-),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E-mail:

张捷(1960-),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E-mail:

收稿日期: 2021-01-25

  要求修回日期: 2021-02-10

  网络出版日期: 2021-01-1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7115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71134)

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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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strategy demand and tourism geography research practice in China

  • ZHANG Jie , 1 ,
  • DONG Xuewang 2, 3 ,
  • WANG Xia 1 ,
  • ZHANG Honglei , 1, * ,
  • CUI Fengjun 2 ,
  • XU Yifan 1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Ocean Scienc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 2. Taizhou Academ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Taizhou University, Taizhou 318000, China
  • 3. School of Tourism & Urban-rural Planning,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ZHANG Honglei. E-mail:

Received date: 2021-01-25

  Request revised date: 2021-02-10

  Online published: 2021-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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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reserved © 2021

摘要

在中国旅游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旅游地理学研究成果始终结合国家战略需求,为中国旅游实践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中国旅游地理学者在此进程中形成了突出影响,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理念的支撑下,旅游业是将资源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经济优势的重要途径,通过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构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政策制度体系;凭借资源优势,发展旅游业成为落后地区摆脱贫困的重要手段,通过对旅游多维减贫效应的测度和分析,有助于更加精准地识别贫困,进而研究旅游发展对于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多维减贫效应。交通运输系统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中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产业和重要的服务性行业,其要素的变动对旅游发展及多尺度旅游空间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通过对新时期交通影响下旅游空间格局的演化、旅游影响区域的差异、旅游交通空间行为等的研究,可以为旅游交通的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面对国家战略需求和工作重点,旅游地理研究实践须与国家需求有效结合,来拓展广阔的学术天地。

本文引用格式

张捷 , 董雪旺 , 汪侠 , 张宏磊 , 崔凤军 , 徐一帆 . 国家战略需求与中国旅游地理研究实践[J]. 中国生态旅游, 2021 , 11(1) : 27 -41 . DOI: 10.12342/zgstly.20210045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tourism industry, tourism geography research has always been integrated with national strategic needs, providing crucial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China's tourism industry practice. Chinese tourism geographers have made a noticeable impact in this process, with tourism being a meaningful way to transform the advantages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to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under the support of the critical concept of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by establishing a mechanism to realize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and building a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system to transform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into invaluable assets. By establishing a mechanism for realizing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tourism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means for backward regions to get rid of poverty. The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tourism can help identify poverty more accurately, and then study th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the economy, society,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of impoverished regions.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of tourism spatial pattern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ransport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differences in tourism influence regions, and the spatial behavior of tourism transportation, we can provide som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sustainable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ourism transportation. Facing the national strategic needs and work priorities, tourism geography research practice is both an effective combination with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a broad academic world.

改革开放后中国旅游业开始振兴发展,从早期改革开放的窗口和外汇创汇产业,发展到当今已然成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国民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为国民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旅游地理学研究成果的类型也已经从传统的论文专著形式走向多元化趋势,实现国家战略政策需求与旅游地理研究实践的快速结合,例如通过刊物笔谈、社会媒体来快速共享学科思想、学术观点,共同形成学术共同体;通过政府咨询报告和决策建议报告,快速实现研究成果和国家政策的衔接,并进行以学科观点为导向的研究成果推送。在此背景下,通过对“两山”理念的精神实质探讨,识别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对中国旅游业和旅游地理学理念的重塑;通过对全球贫困地区与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地理重叠性的探讨,指导进行旅游减贫,让旅游业在中国脱贫攻坚战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我国交通的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安全有效的交通为目的地区域提供了外部的可达性和内部的流动性,影响旅游流的大小和方向,改变旅游产业要素的集散,深刻地影响区域旅游发展和旅游空间结构的变化。这些问题的提出是从实践经验的角度而不是常规学术规范即综述归纳角度出发,但是对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更为重要,值得推广。

1 张捷:国家旅游产业振兴背景下的中国旅游地理研究实践

伴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旅游业的振兴征程和快速发展,诸多地理学家在中国旅游发展的进程中留下了汗水、重要足迹乃至重要标志。不同于古代具有地理学特征的风景和旅行描述类山水文学(郦道元、徐霞客等)和早期任美锷等地理学家偶尔对风景进行的地学研究,目前旅游地理学研究成果已成为中国旅游实践重要的理论支撑。作为旅游产业发展的理论支撑和旅游地理独立学科,中国大陆旅游地理学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
(1)基于旅游业实践经验的旅游地理学科体系的探索萌芽阶段(代表学者有郭来喜、陈传康等);
(2)旅游地理学术规范引进和国际学术衔接的理性学术研究阶段(保继刚、吴必虎、陆林、肖洪根等);
(3)衔接国际旅游学术趋势开展独具中国国情特色的特殊旅游现象的研究(徐红罡、张捷、张朝枝等)和在国际经典旅游理论的升华(吴必虎、张晓鸣等)的理论创新阶段。保继刚指出中国大陆旅游地理发展具有一种任务带动学科的互动模式[1]

1.1 中国旅游地理学者的突出影响

中国旅游地理学者在大陆学术界和国际学术界形成了突出影响。例如,吴必虎、保继刚的旅游地理类专著经CSSCI统计为经管类高被引前十;旅游地理学者在中国知网检索中涵盖所有学科的H-index排名中进入前200名的学者有陆林、保继刚、张捷、吴必虎等;在《地理学报》《地理研究》《旅游学刊》发布的本刊高被引论文作者中,旅游地理学者吴必虎、保继刚、陆林、章锦河、张捷、黄震方等位列其中;多个旅游研究相关文献计量研究[2]揭示了旅游地理学者在大陆旅游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大陆旅游地理学者掀起了近年国际旅游学界的“中国风”,中国旅游地理学者在国际旅游学术刊物(包括最顶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成为普遍现象、且比例越来越高,在国际旅游学术刊物担任编委以上人数越来越多(肖洪根、徐红罡、保继刚、吴必虎、张捷、张宏磊、张朝枝、徐菲菲、苏明明、陈钢华等),很多国际旅游刊物开始设置中文摘要;中国学者在国际旅游学界的作用越来越大——加入国际旅游顶级学术机构国际旅游科学院(保继刚、吴必虎、徐红罡)和国际地理联合会旅游休闲地理专业委员会(张捷、徐红罡)、中国学者主导创立国际学术组织(吴必虎与ITSA、保继刚等与IACTS)、获得国际学术奖(徐红罡等)、组织旅游国际学术会议(中山大学、宁波大学等)等越来越普遍;同时涌现了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旅游研究论文,有些可以说已具有中国特色理论的价值。中国旅游地理学者在学术研究、学术组织、社会服务、国际影响等多个方面的成就客观上也成为地理学振兴发展和国际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1.2 中国旅游地理学者的理论指导

旅游地理学者在旅游产业发展尤其是旅游规划理论指导方面也有突出贡献。20世纪80年代包浩生结合“沙溪流域自然资源和国土整治规划”中对福建永安市喀斯特石林地貌的鉴定及旅游开发规划,直接劝停了地方石灰岩开采并奠定了鳞隐石林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建设基础;保继刚大喀纳斯旅游区规划构想实施具有引领中国国家公园的新模式的意义;郭来喜、吴必虎、保继刚、葛全胜、刘峰、章锦河等一大批旅游地理学者的旅游规划在国内业界形成了广泛的影响,旅游地理学者提出的多种旅游规划框架模型,旅游意象导向型规划、大地景观、书法景观、声景观旅游规划等新思潮如雨后春笋。2004年国内第一个“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博士点在南京大学设立并招生。

1.3 中国旅游地理学科建设的重视

中国旅游地理与旅游学科建设面临挑战并需要更多的重视。Tourism Geographies是国际上第一个旅游地理专门学术刊物,其名称中“地理学”一词用的是复数,创刊主编Lew A教授说明其原因是旅游地理涉及的地理学分支学科是多学科而不是单一学科。这就涉及了旅游科学和旅游地理学学科体系问题。目前,虽然旅游学客观上在国际学术界已经具备一个一级学科的学术地位,如“旅游、休闲与接待业”在多个权威检索系统(如ARWU、ESI等)中是一个与哲学、数学、物理等并列的一级分类学科,但在宏观学术知识体系方面仍然具有管理学科和产业经济导向的知识体系结构属性,而这种管理导向,导致了旅游研究的本体、主体和文化研究与旅游现象实际的差异性。因此与旅游相关的学术制度体系成为关键性问题。实际上国内目前缺乏旅游一级学科的管理体系与目前学术上旅游知识体系不衔接,因此除了从知识体系进一步提升,形成独立的、有特色的旅游学科体系、特色理论和丰富的成果,也需要学科制度性建设——呼唤“大旅游管理”乃至“旅游学”一级学科。全国人大代表、旅游地理学者殷红梅在全国人大提出了设立旅游(管理)一级学科的提案,非常符合旅游学科发展的国家需求。在这个体系下,旅游地理作为地理学分支的同时,也将成为旅游学的一个分支,成为地理学、旅游学的交叉学科和衔接渗透文化、经济、社会、自然、环境、区域、规划、民生、生态文明等多个方面的重要桥梁和渠道。

1.4 中国旅游地理研究视野的拓展

中国旅游地理研究需要更广泛的视野。中国旅游地理研究发展进程中,研究范式从早期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简单范式,走向了人文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实证主义乃至女性主义等多种范式,然而很多范式如批判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等仍然值得分析、探索乃至借鉴。例如法国学术思潮在国际人文社会学术中影响极大,但是法国学术乃至文化在英美文化为主导的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在西方文化体系中地位发生变化,同样面临了学术话语乃至社会文化话语的某种程度的衰退和限制。中国在西方以英美文化为核心的全球化时代同样面临着学术话语和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话语限制。因此,在当前面临的全球大变局情境下,中国旅游地理如何进一步与国际学术界、社会文化界平等、深入交流对话,为促进全球从单极全球化走向一种多元全球化的多极世界的形成发挥智库和理论指导作用,需要从更为广泛的学术体系和范式思考中寻求路径和方法。沈世伟博士关于中法旅游地理思想的梳理就是一种唤起关注的尝试。一些管理学视野难以接受的学术研究,如地域案例旅游研究,在旅游地理研究中应该逐渐研究其规范乃至范式并予以确认。因为地理学角度的案例,从地域性、空间分异和区域地理环境(自然地理生态环境、人文社会经济地理环境)等方面的特殊性出发分析旅游现象,与经济学、管理学角度出发的产业部门或者经济部门一样,都是明确的独立的研究对象。同时,Johnston提出地理学存在组成性规律和功能性规律[3],前者描述空间分异、空间分布规律和空间格局,后者阐释这种空间格局的内在机制。按照Masterman关于范式的三分法[4],这是一种介于哲学范式和技术范式之间的学科范式,涉及了研究的宏观方法论(Methodology)和具体研究方法(Method)的衔接问题,是值得旅游地理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1.5 中国旅游地理融合实践的挑战

当前,旅游地理研究面临着衔接国家十四五规划中的科技创新、产业发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国内市场、文化发展、绿色发展、社区发展、平安中国等主题的任务。其中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成为我国近期和未来发展的重要国策。乡村旅游地理和旅游减贫研究如何促进乡村振兴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的实现,旅游如何助推乡村脱贫,既是匹夫之责,也是广阔学术天地。乡村振兴与旅游地理研究从学术内容体系角度看,涉及了乡村性、乡村景观、乡村发展、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农业更新、基本农田保护、乡村生态环境、乡村生计生产、乡村地方依恋、乡村历史遗址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乡村社区、乡村组织等多个方面,很多问题值得关注。例如,乡村景观和传统农业(农田)景观作为重要资源和遗产,在以往乡村遗产和乡村旅游研究中常常被忽视,实际上乡村景观作为Lynch意象5要素中的一种边界景观[5],其构成尤其是“农田旷野-乡村聚落”的特殊组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同时不同地区的农田(如水乡农田的河网农田、传统桑基鱼塘、山区的梯田、喀斯特地区的坡立谷农田等)存在不同的空间格局特征和景观效应及遗产属性,或者说人们长期居住耕作和逐步革新发展逐渐形成的、可以反映特色人地关系的农田格局就是一种新的遗产类型——“农田遗产”,这在以往遗产清单中属于相对忽视的类型,并且区别于乡村建筑聚落景观。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田的集约化过程常常忽略或破坏这种组合和农田格局遗产。同时,在国内文旅融合从政府机构融合走向产业-事业融合和全范围融合的背景下,遗产旅游的原真性、遗产保护本身的原真性、多感官旅游景观、文旅资源的管理融合、以及建立在这种融合基础之上的泛文化事业和泛旅游产业等诸多问题,值得关注。

2 董雪旺 崔凤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与旅游地理学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安吉余村考察时,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下文简称“两山”理念)。2021年2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提出要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构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政策制度体系。“两山”理念的精神实质是要实现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 [6],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也对中国旅游业和旅游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2.1 经济生态化:“两山”理念对旅游业的改造和重塑

(1)经济生态化带来旅游资源及其经济意义的重新理解
从全域旅游的视角来看,作为旅游资源的绿水青山,并不单指奇山异水,也不限于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17)》中的范畴,还包括目的地居民司空见惯的宜人气候、清新空气、蓝天白云、明媚阳光等自然生态环境,广义上还涉及乡风民俗、乡土文化、村落景观、田园风光、生产生活方式等生态文化景观 [7]。例如“两山”理念的发源地浙江安吉,并没有名山大川,充分利用“山水林田湖”自然要素和自然村落,建成了全国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县[8]。有研究表明,旅游资源丰度和地方旅游经济或区域经济绩效存在错位现象[9],这一现象在发展经济学中称为“资源的诅咒”(Resource Curse),其核心思想是:从经济发展的长期绩效来看,资源的丰度与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反相关关系,丰富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有抑制作用,丰裕的自然资源可能是经济发展的诅咒而不是祝福[10]。“资源的诅咒”在旅游经济领域是否成立?有些研究显示,旅游资源的丰度与区域旅游经济或区域经济绩效成负相关[12,13,14],从而证实了“旅游资源诅咒”的存在,并分析了挤出效应、去工业化、“荷兰病”等可能的传导机制;但现有的“旅游资源诅咒”研究模型,普遍以具有观赏性的景观价值作为衡量旅游资源的核心变量[15],而忽略了以生态环境、乡风民俗、宜人气候、田园风光等为代表的青山绿水;如果考虑到旅游资源的动态性和遍在性,则上述结论是值得怀疑的。从“两山”理念的视角来看,旅游资源更多的是一种体验性资源。绿水青山不仅仅是一种吸引外地游客的旅游资源,其对投资、人才、知识、技术等具有吸引力,对经济发展更有可能产生协同效应。一些研究发现旅游发展有利于改善人力资本,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甚至有学者将此现象称为“旅游资源的福音”[16]。因此,要避免“旅游资源诅咒”,需要牢固树立“两山”的理念,拓展旅游资源价值观,挖掘旅游资源价值的新价值,创新旅游产品,改善生产、生活、生态环境,增强旅游地的吸引力,改善区域形象[17],强化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协同发展,提高区域竞争力。
(2)经济生态化带来旅游需求特征和旅游空间格局的重塑
旅游活动曾经是一种典型的低频消费,旅游者在做出出游决策之前需要慎重考虑自身的时间和经济预算,在空间上表现为尽量游览更多的高级别旅游地[18],在时间上表现为旅游的消费密度增加,即单位时间内消费的旅游产品数量增加,旅游活动呈现出“休闲忙碌化”的特征[19,20]。然而近年来,传统的以旅行社为主体、以景区开发为导向的点线旅游运行方式已然无法适应旅游新形势的变化[21],一日游、休闲度假、旅居养老等以绿水青山为核心吸引物的新兴业态蓬勃发展,旅游由低频消费转型为以近距离、碎片化、重复性为特征的高频消费。散客成为主导旅游市场的游客主体,在空间上表现为由点线旅游向区域板块化旅游转变。旅游者的活动空间范围也突破了“旅游罩”的限制[22],从旅游景区景点扩大到整个旅游目的地环境,旅游环境和旅游资源日益融为一体。
(3)经济生态化带来旅游产业性质的重新认知
一般认为,旅游业是一个低投入、高产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有研究认为,我国旅游业已经开始超越依赖旅游资源的阶段,越来越多地依靠创意和资金投入,呈现出“脱物化”倾向[23],正在转型成为资金密集型或知识密集型产业。但事实上,这种认识的前提是旅游资源和环境(绿水青山)没有被纳入到旅游产业的成本核算体系之中,造成成本的低估和利润的虚高。旅游资源和环境是旅游业发展必要的物质投入,如果将绿水青山的价值计算进来就会发现,旅游产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高投入、长周期的资源密集型或环境密集型产业[24,25]。即便是最依赖资金和文化创意的主题公园,在选址中也越来越考虑优良的生态环境。

2.2 生态经济化:旅游业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

践行“两山”理念的关键在于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构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政策制度体系,旅游业是将资源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经济优势的重要途径。
(1)旅游资源价值评估:以价格机制改革促进生态经济化
生态经济化是将生态环境作为稀缺资源,按照经济规律赋予生态资源经济价值,从而使得生态环境资源的配置、流通和使用可以通过价格机制得以实现和运转,从资源环境无偿使用到有偿使用,实现资源环境从“无价”到“有价”的转变[26]。在生态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绿色GDP等相关研究已成为热点,资源环境的价值估算方法也较成熟。在实践中,旅游资源的调查、分类与评价已经成为旅游开发中的基本内容,而其价值核算却仍停留在理论层面,鲜有实际应用的案例。原因在于,学术界和业界对于旅游资源环境价值核算的方法和结果仍没有取得共识。这些研究在方法上可以概括为两大类:一类是显示偏好法RP (Revealed Preference Approach),包括旅行费用法TCM (Travel Cost Method)、享乐价格法HPM (Hedonic Price Method)等。另一类是自述偏好法SP (Stated Preference Approach),包括条件价值法CVM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选择实验法CE (Choice Experiment)、选择模拟法CM (Choice Modeling)等。这些方法各有优劣和适用范围,需要在实践中择优使用或加以修正[27]
(2)旅游吸引物权:以产权制度的改革促进生态经济化
旅游吸引物权是指对土地上附着的旅游吸引物的占有、支配、使用和处分的权利,是一种由土地及附属物的旅游吸引价值转化而来的土地级差收益及其权利[28]。根据科斯定理,生态经济化过程首先需要明晰产权。然而,作为旅游吸引物的绿水青山,长期处于产权不明、免费使用的状态,大众尚未意识到绿水青山的经济价值,我国现行的法律也不支持这种价值的实现。因此,这些价值表现为对社会和个人都有益的外部性,造成资源的错配和滥用,是一种“环境红利”,既不公平也无效率,现代旅游业的发展将这一切商品化、资本化了[29]。旅游开发改变了绿水青山的利用方式,使作为旅游吸引物的绿水青山的潜在使用价值得到了价值实现。从哈维的资本三级循环(Three Phases of the Circulatory Process of Capital)和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理论视角来看,绿水青山的价值来源于资本操纵下的空间资本化,以及旅游者和开发商按照自身审美需求对自然生态景观的建构和改造。因此,接下来应推动为旅游吸引物权立法,同时加强旅游吸引物价值评估的研究,通过“生态银行”[30]、生态资产折价入股、生态信用评价、旅游资源资产负债表等多种方式,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

3 汪侠:后贫困时代的旅游多维减贫效应

3.1 旅游发展是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

贫困是困扰人类发展的重大难题。2015年,联合国通过以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核心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列为首要目标,提出“2030年在全球所有人口中消除极端贫困”。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减贫成就有目共睹。2020年中国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以2011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不变价为贫困识别标准),832个贫困县实现摘帽,绝对贫困现象历史性消除。中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成为全球第一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世界范围内消除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旅游业在中国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全球贫困地区与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具有很高的地理重叠性。我国“老、少、边、穷”等集中连片特困区,同样集聚了丰富的旅游资源[31],凭借资源优势,发展旅游业成为落后地区摆脱贫困的重要手段。1996年国家旅游局便把旅游减贫问题作为旅游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2000年以来先后成立了宁夏六盘山、河北阜平、江西赣州、江西吉安、内蒙古阿尔山等5个国家旅游扶贫试验区;2011年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的实施意见中,提出要大力推进旅游扶贫;2015年5月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旅游局启动贫困村旅游扶贫试点工作,在全国选取部分建档立卡贫困村开展试点;2016年9月国家旅游局等12个部门联合印发《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提出要发挥乡村旅游在精准扶贫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文化和旅游部旅游扶贫工程观测中心还在全国25个省区市设立乡村旅游扶贫监测点,监测结果表明旅游扶贫助力贫困人口脱贫成效明显。2019年乡村旅游脱贫人数占脱贫总人数的33.3%,乡村旅游对贫困人口的就业贡献度达30.6%。
中国旅游减贫取得的成绩令世界瞩目。2018年以来,世界旅游联盟与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世界银行联合发布了3本《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减贫案例》,累计收录全球100个旅游减贫案例,其中90%来自中国。中国的旅游减贫经历,为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3.2 多维贫困测度成为重要研究议题

科学测度贫困是评价旅游减贫效应的重要前提,在学界,用收入测度贫困是最经常使用的方法。然而,贫困问题的持久性使学者近年来质疑将收入作为评估贫困的唯一指标是否过于片面,认为教育、健康、资源以及公共品的可获得等都会影响到贫困程度,这些因素也应作为评价贫困的变量[32,33],由此揭开“多维贫困”的研究序幕,并日益成为贫困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主流。国际著名刊物《World Development》《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等出版了多篇基于多维贫困的减贫效应研究成果。研究表明:贫困测量随着贫困内涵的演进,已经逐步从单一的以收入为标准转移到教育、住房、健康、营养等多视角的测量。随着贫困测量标准的转变,减贫效应的评价指标和视角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2010年起,联合国在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中开始使用多维贫困指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此外,全球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国家多维贫困指数,除了经济指标外,还使用包括社会、文化和环境在内的多维贫困测度指标。
多维贫困测度指标有利于更加精准地识别贫困。随着我国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我国脱贫攻坚将步入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收入贫困转向多维贫困的新阶段,多维贫困将成为新的贫困存在形态。因此,从多维角度对贫困进行界定,并进而研究旅游发展对于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多维减贫效应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3.3 旅游多维减贫效应研究亟待加强

受经济学使用货币手段单一测度贫困的影响,早期对于旅游减贫效应的研究,多集中于经济效应的评价。近年来,受多维测度贫困的思潮影响,旅游多维减贫效应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如研究旅游发展对于教育水平[34,35,36]、健康条件[37,38]、基础设施[38,39,40]、医疗设施[35,39]、贫富差距[35]、人口素质[41,42]、城镇化水平[43]等方面的影响,但总体而言,相关文献还比较零散,对于旅游多维减贫效应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献非常有限。从研究内容看,旅游多维减贫效应的研究多从微观视角出发,使用居民感知等心理变量进行评价,数据多来自小样本的入户调查和访问,运用地理学、社会学等多种方法,基于统计部门的面板数据,从历时和共时性方面探讨贫困地区旅游多维减贫效应时空关系变化的文献较少。

3.4 旅游多维减贫效应研究思路和方向

(1)构建旅游多维减贫效应评价指标
旅游多维减贫效应评价指标,一方面应参考联合国多维贫困评价指数,多维贫困评价指数包括健康(营养状况、儿童死亡率)、教育(儿童入学率、受教育程度)、生活水平(饮用水、电、日常生活用燃料、室内空间面积、环境卫生和耐用消费品)等评价指标,该指标评价覆盖面广,能从多个维度刻画贫困人口的真实情况,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另一方面应结合相关文献进行评价指标遴选。在前人研究成果中,已有学者发现旅游业发展除了经济影响外,带来了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健康以及人口素质等多方面社会条件的改善[34,38],在贫困地区戛纳,居民对于医院、饮用水、交通及安全的需求可以在可持续旅游发展中得到满足[39],此外,经过多年旅游业的发展,贫困地区居民不仅家庭收入得到提高,且教育和医疗设施也得到了改善[35,37,44-45]。综上,结合中国后贫困时代相对贫困的客观情况,建议从经济、教育、健康、医疗、营养、社会福利、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水平、交通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多方面考虑,构建旅游多维减贫效应评价指标体系。
(2)分析时空变化下的旅游多维减贫效应
相关研究表明,旅游减贫效应存在时间和空间变化。未来需要从多维贫困视角探讨旅游减贫效应的时间和空间变化规律并揭示其成因机制。可以考虑运用耦合分析、脱钩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进行旅游发展和多维贫困协同及因果关系的研究;使用地理加权回归、GIS空间分析方法对旅游多维减贫效应的空间集聚和差异特征进行分析;采用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综合法揭示旅游多维减贫效应的空间差异水平;使用聚类分析等方法对旅游多维减贫效应的模式进行归纳;使用地理探测器等对旅游多维减贫效应时空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
(3)选择镇、村尺度的旅游多维减贫研究案例地
受数据可得性的限制,目前对于旅游减贫的研究案例地多从区域、省、市、县等尺度出发,对于镇、村等尺度的旅游多维减贫效应研究少。在后贫困时代,随着集中连片贫困区等“区域性贫困”的解决,“个别性贫困”仍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贫困村应成为中国相对贫困问题解决的重要瞄准对象,以贫困村作为旅游多维减贫研究对象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近年来,文化和旅游部以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为单位,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工程,并开展乡村贫困户建档立卡工作,为村级尺度旅游多维减贫效应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数据保障。

4 张宏磊 徐一帆:交通发展与中国旅游地理研究

人类社会中的经济发展、资源利用、社会互动以及休闲娱乐等主要依赖于物质、资金、信息、人员等的流动与配置,而这种流动与配置的社会网络的基础就是交通。旅游作为人类重要活动之一,交通也在其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构建了旅游通道,满足了人们的旅行需求。旅游交通在空间上扮演了4种角色[46]:在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提供联系的通路,在目的地区域提供流动性及通道路径,在具体的旅游景点内提供通道路径,交通还可以作为一类旅游体验。交通是旅游地前期成功开发和后期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必要条件[47]。安全有效的交通为目的地区域提供了外部的可达性和内部的流动性,影响旅游流的大小和方向,改变旅游产业要素的集散,深刻影响区域旅游发展和旅游空间结构的变化。

4.1 百年大变局下中国交通与旅游发展新契机

进入新世纪,交通运输系统作为社会发展重要的生命线,是我国国民经济中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产业和重要的服务性行业,因而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一直受到各方高度重视。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浪潮”时期,从建设投资角度看,1997—2007年间全国交通建设投资累计达到了7.2万亿元,仅2020年1-7月,全国共完成交通投资17 957亿元,创造了近几年来非常罕见的投资增速。从快速交通网络密度或者营业里程看,截至2020年底,我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达3.79万km,较2015年末的1.98万km,相当于在“十三五”期间翻了近一番,稳居世界第一。大规模的交通投资和交通建设带来了综合交通运输网络的全线拓展和升级,而交通系统中各个要素的变动对旅游发展及旅游空间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如在国家尺度上,交通系统影响旅游互动、自身发展转型及内部空间结构;在城市群尺度上,交通系统改变城市群内部旅游空间结构和外部空间关系;在城市尺度上,交通系统影响沿线与端点区域的城市发展等等。交通系统的要素变化在不同尺度上为旅游发展和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
而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交通对于加强互联互通、促进交流沟通日益重要。在这样的背景下202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提出到2035年,我国要基本建成便捷顺畅、经济高效、绿色集约、智能先进、安全可靠的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并且要推进交通与旅游、现代物流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交通的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是未来我国发展的工作重点,这也为旅游发展带来新的契机,给旅游地理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4.2 新时期旅游地理和交通交叉研究方向

综合新时期我国交通、旅游及相关产业发展,未来旅游地理和交通交叉研究方向可以考虑从以下4个方面展开:
(1)新交通影响的旅游空间格局演化研究
交通系统要素及其变动发展不断作用于旅游空间要素。不同交通方式之间日益复杂的竞合关系、交通系统的技术革新、各级政府的政策决定、上位规划的方向指引以及商业公司开创性的运营策略等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旅游空间结构[48]。宏观层面上,公路、铁路以及航空运输在发展中相互博弈,对区域空间结构的影响越来越复杂;微观尺度上,交通技术革新会催生新的交通工具。如互联自动驾驶汽车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其发展可能颠覆包括旅游业在内的所有与交通相关的行业,尤其会从空间行为等方面对发达国家的城市旅游空间结构演变产生重大影响,相关研究需要具有更高的前瞻性和系统性。
(2)快速交通带来的旅游影响区域差异研究
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等快速交通体系逐步连通我国各级区域单元。在交通网络连通性加强的同时,交通的改善使得中国的国土面积大大“减少”,仅高速铁路网建成后就“使中国南北旅行时间减少65%,东西减少75%”。交通花费时间的急剧减少给中国旅游发展和空间结构带了巨大的影响。进一步思考,我们就会发现这类影响在不同尺度上,不同区域单元等级及不同区域区位上都呈现了不同方向和强度的影响。同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对部分区域的旅游发展还存在一定的威胁,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国土空间的隔离以及区域性差异的影响都应当予以重视。
(3)移动性范式下的旅游交通空间行为研究
移动性范式自诞生以来,相关研究逐步增多。当前“移动性”已成为了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最重要的、也是最具包容性的理论之一,也是交通研究和旅游地理中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旅游交通研究以往过多关注于需求、环境等问题,对移动性范式下的空间行为研究较少。移动性突出社会需求、强调行为导向,是渗透了多种意义的移动组合。从移动性范式出发,旅游交通的研究可以从个体和群体的空间行为模式和形成机制等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4)新兴数据和技术方法引领下的旅游交通研究
交通地理学诞生于地理学“计量革命”,发展于地理信息革命,如今正进入DT(Data Technology)时代[49]。新兴数据和技术方法,如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极大地拓展和提升了旅游交通可用数据的类型和规模,可以帮助学者获得以往难以获取或者无法获取的数据,进而对空间演化等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展开研究。新兴数据和技术方法还可以更有效地探索旅游交通系统的网络结构、空间模式及发展趋势,对旅游地空间优化、线路组织、旅游设施布局等提供更科学的依据。

5 结论与讨论

文章围绕国家战略需求下的旅游地理实践,针对旅游地理的学科发展,旅游地理在生态文明、多维减贫和交通发展中的理论应用与研究拓展进行了讨论,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伴随着中国大陆旅游业的振兴征程和快速发展,中国旅游地理学者在此进程中形成了突出影响,同时旅游地理学研究成果始终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对中国旅游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2)在“两山”理念的支撑下,旅游业是将资源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经济优势的重要途径,可以通过拓展旅游资源价值观,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构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政策制度体系。
(3)在脱贫攻坚的战略背景下,落后地区可凭借资源优势发展旅游业,通过对不同尺度案例地时空变化下旅游多维减贫效应的测度和分析,有助于更加精准地识别贫困,进而研究旅游发展对于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多维减贫效应。
(4)目前交通运输系统是社会发展重要的生命线,通过对新时期交通影响下旅游空间格局的演化、旅游影响区域的差异、旅游交通空间行为等的研究,可以为旅游交通的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的路径支撑。
中国旅游业已从早期的开放窗口和创汇产业,发展到当前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在此背景下,快速变化的战略需求也在不同尺度和时空维度为旅游地理发展和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同时旅游地理学作为旅游产业发展的理论支撑和独立学科,也呈现出学科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成果多元化趋势。在国家重大战略背景下,应通过拓展学科视野,实现需求导向的旅游地理学理念重塑,通过多元成果推送形式,实现旅游地理研究成果和国家政策的衔接,以此实现国家战略需求与研究实践的快速结合,让旅游业在当下重要国策和主要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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