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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Vol. 12 >Issue 6: 905 - 922

DOI: https://doi.org/10.12342/zgstly.20220068

山地旅游

工作旅游视角：山地旅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新思维

  • 李立华 , 1 ,
  • 周瑾 1, 2 ,
  • 雷若然 1, 2
展开
  • 1.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成都 610041
  • 2.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李立华（1964-），男，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山地旅游与山区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22-05-13

  修回日期: 2022-12-07

  网络出版日期: 2023-01-16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071091)

九寨沟灾后重建先导项目(Y9D2130130)

收起

Workation perspective: New thoughts on sustainable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ountain tourism

  • Li Lihua , 1 ,
  • Zhou Jin 1, 2 ,
  • Lei Ruoran 1, 2
Expand
  • 1. Institute of Mountain Hazards and Environ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Ministry of Water Conservancy, Chengdu 610041, China
  •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05-13

  Revised date: 2022-12-07

  Online published: 2023-01-16

Fold

摘要

对工作旅游的忽视是山地旅游不能满足国际社会高期待的根本原因。根据纳坦·乌列利（Natan Uriely）工作旅游概念框架和希望旅游批判性转向的转化性旅游发展趋势，本研究认为，大游学（Grand Tour）既是现代工作旅游，也是现代山地旅游的起源，转化性旅游关注旅游者与目的地社区的共同学习和共同创造，凸显了山地旅游的工作旅游特征，对口援藏是一种中国山区独具特色的工作旅游类型。进而认为山地旅游具有五大工作性特征：地形条件导致的旅行艰苦性和情境压迫性、与政治结构和权力联系的文化性、与环境和文化多样性关联的创造性、基于个体动机的精神价值导向性、难于解释和理解的理论性。建议从先进文化建设的引领发展、红色旅游引领的价值化和精神化体验的创新发展、产业集群集聚高效融合的现代化发展、品牌声誉建设的开放发展4个方面，探索山地旅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工作性战略路径，并处理好休闲与工作、休闲旅游与工作旅游的统一性和互补性的一体二元性关系，从而为山地旅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超越单一产业思维的工作旅游新思维。

关键词： 山地旅游; 工作旅游; 对口援藏; 共同转化; 共同创造

本文引用格式

李立华 , 周瑾 , 雷若然 . 工作旅游视角：山地旅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新思维[J]. 中国生态旅游, 2022 , 12(6) : 905 -922 . DOI: 10.12342/zgstly.20220068

Abstract

Ignoring workation is the root reason that mountain tourism has not been developed to an internationally expected level. In terms of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workation by Uriely N. (2000, 2001), this article firstly consents that both workation and mountain tourism had synchronously originated from the Grand Tour, and secondly finds the workation turn in mountain areas aiming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ourists and host residents through co-learning and co-creating, which indicates the workation features of mountain tourism. The Tibet-pair aiding is a special workation type in China.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five characteristics of workation existing in mountain tourism: the hardship caused by the complicated topographical condition and oppression caused by contextual condition, the culture related to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power, the creative feature induced by 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diversity, the spiritual value orientation of tourists driven by individual motivation, and the theoretical pursuits that is difficult to be explained and understood. Accordingly, this article suggests to explore the sustainable high-quality mountain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such as the leading development through culture construction,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hrough value and spiritual experience led by red tourism, the modernized development through industrial cluster agglomeration and efficient integration, and the opening development through brand construction and reputation management. This article also suggests to leverage the duality of the oneness and complementarity of leisure and work, leisure tourism and workation, thus providing new thoughts of workation that surpass the singularity of the industrial thinking for the sustainable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ountain tourism.

Key words： mountain tourism; workation; Tibet-pair aiding; co-transformation; co-creation

1 引言

21世纪以来，山地旅游发展已引起国内学者广泛关注与重视[1-2]。2017年8月15日，国际山地旅游联盟（International Mountain Tourism Association，IMTA）在贵州省正式成立①(① http://www.imtaweb.net。)，标志着中国山地旅游发展已进入国际视野。自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颁布的《21世纪议程》强调山地以及山地旅游重要性[3]以来，山地旅游的作用和贡献被不断揭示[4⇓-6]。山地旅游起源于17—19世纪欧洲的大游学（Grand Tour）[7]，同时大游学也被认为是现代旅游的开始，换句话说，现代大众旅游是大游学的延续[8]。随着二战后世界旅游业高速发展，特别是联合国宣布2002年为国际山地年和国际生态旅游年，山地旅游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减缓山区贫困、矫正区域发展差距、带领山区参与全球经济循环等一系列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工具和不多选择[6]。新冠病毒全球肆虐的当下，世界性隔离封控从反面显示出自由开放的旅游空间对于人类健康的潜在重要性[9]，山地地区因其区位偏远性和人口稀疏性，被称为感觉安全的“非接触性”（untact）旅游目的地[10]，被誉为抗击疫情的“绿洲”[11]、“安慰剂”[12]，再一次拓展了人类社会对山地旅游乃至各类旅游的潜在功能认知。
山地旅游到底还隐藏多少“秘密”功能，亟待深入探究山地旅游的性质和特征。本研究基于工作旅游对休闲旅游与工作分离的传统观念的挑战，概略梳理欧洲历史上的大游学、转化性转向的希望旅游、中国特色的对口援藏旅游的休闲性与工作性关系，重新审视山地旅游的工作性特征，据此提出山地旅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工作性思路和建议，旨在弥补山地旅游发展中工作性方面的研究不足。

2 山地旅游发展现状：工作旅游被忽略

2.1 山地旅游的高期待与低份额

2.1.1 高期待

国际山地意识起源于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该报告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凸显了约占地球表面积1/4的山地的重要性。1992年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多国政府首脑和国际组织签署《21世纪议程》，将山地与热带雨林砍伐、全球气候变化、荒漠化等脆弱生态系统纳入国际议程，并识别出山地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四大价值，即山地的“水塔”功能价值、生物与文化多样性价值、环境敏感性价值和休闲旅游价值[3]。山地旅游从此进入国际视野，联合国宣布2002年为“国际山地年”和“国际生态旅游年”[13]。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地区之间、国家之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均衡成为影响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国际社会山区意识由对山区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性关心，转向山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性关心。山区的难可进入性、隔绝性、边缘性、人口稀疏性、经济结构单一性等困难和问题被广泛识别，于是旅游业被赋予了很高期待，如旅游业是山区发展不多的机会选择，是山区经济多样化发展、增加山区居民就业、减缓山区贫困、带领山区参与经济全球化活动、矫正山区发展差距的潜在工具[14]，旅游业似乎成为国际社会解决山区问题的灵丹妙药[15]。

2.1.2 低份额

现代旅游业起源于山地旅游。尽管山地旅游发展历史悠久，但直到2021年才由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给出一个狭义的定义：发生于具有明确地理空间界定的丘陵和山地，并在景观、地形、气候、生物多样性（动植物）和地方社区方面具有独特特征和固有属性，涵盖户外休闲和运动的一类旅游活动[13]①(① www.unwto.org。)。该定义的山地旅游主要包括冬季运动旅游、步行旅游、探险和运动活动、乡村旅游、自然和文化遗产旅游、精神旅游和康养旅游等，实际上是除城市旅游和海滨旅游之外的所有旅游类别。与乡村旅游相比，山地旅游包含有乡村旅游特定排除的大型景区旅游，而乡村旅游包含低地平原地区的乡村旅游。
Price于1999年首次估计世界山地旅游市场份额为15%~20%[5]，这个占比虽然比山区经济对国家经济重要性要高很多[13]，但相对于山地旅游悠久的发展历史以及享有众多旅游目的地而言，山地旅游占各类旅游总和的20%份额显然有些偏低。Oppermann于1996年在德国南部阿尔卑斯山麓的乡村旅游调查研究也证实，山地乡村旅游收入难以作为东道主的第二收入来源，除了山地旅游特别明显的季节性影响外，主要原因是山地旅游企业普遍“散-小-弱-差”[16]。类似的例证在新西兰[17]、美国[18]都有报道。从宏观层面而言，旅游收入在地区经济总量中占比较高的旅游相对发达地区，普遍是经济不发达地区，旅游产业矫正经济区域差距的作用不明显[19-20]，不到20%的旅游份额本身也说明旅游业没能摆脱“中心-边缘”规律。即使是口碑略好的旅游扶贫[21-22]，虽然以提升通达性为目的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山区居民带来一些好处，对减缓绝对贫困有贡献，但旅游发展给当地也带来了物价飞涨、外来人口增加、资本介入等问题，也造成了相对贫困加剧等负面影响[23-24]。山地旅游在山区发展的实践层面并没有产生国际社会广泛期望的积极贡献。

2.2 工作旅游的被忽视

2.2.1 工作旅游概念框架

纳坦·乌列利（Natan Uriely）首先观察到，近代工作与旅游密切结合的场景越来越多，传统休闲旅游与工作活动分离概念已被后现代旅游大大突破[25]。乌列利进一步将这类现象进行系统化整理，将这类旅游者细分为4类。
第一类是旅行性职业工作者，如商业考察、公务考察、会议会展、科学考察等活动中的科技人员、外交接待的行政人员、导游、空乘人员、职业经理人、专业运动员等，形式上与大众旅游者相似，只是旅行动机主要是为工作挣钱养家，而不是休闲愉悦。
第二类是带有移民倾向的旅游工作者，他们既有寻找就业工作机会的旅行动机，又有考察游览观光异地民情风光之目的。这类人员通常在家乡没有满意的工作或薪水，进而试图移民，中国大批量“农民工”等打工族完全可以归属这类旅游工作者。
第三类是非固定的工作性旅游者，如各类“漂族（drifts）”、背包客（backpackers）、长途经济型旅行者等，他们旅行不是为了寻找工作挣钱，但他们在旅行途中也会做一些短期临时性工作挣钱，以补充继续旅行的费用。
第四类是工作度假旅游者，他们是异地的短期工作者，如农庄的农事体验者、工厂或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实习生、一些机构的志愿者等。他们并不看重工资高低，而是将工作看作整体体验的一部分，或是学习知识和技能的受教育机会。
乌列利将这4类工作与旅游同时结合的现象称为“工作旅游者”（working tourist）[26]。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将乌列利的工作旅游者概念转译为“打工度假旅游者”或“打工旅游者”似有不妥，因为“打工”一词的中文语义显然不包含第一类旅行性职业工作者，这大大缩小了乌列利的工作旅游者概念范畴。关于工作旅游者相关概念的演化历史，韦俊峰和明庆忠[27]、徐红罡和唐香姐[28]已有详尽介绍，限于篇幅，在此不做讨论，但本研究坚持乌列利的本意，沿用“工作旅游者”称谓。

2.2.2 工作旅游的被忽视

首先是产业思维导向下的被忽视。自二战以来，旅游业的辉煌历史实际是旅游产业思维推动的，中国旅游过去40年的飞速发展同样也是经济产业思维的结果，原国家旅游局行政大楼的标语“中国旅游产业促进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便是明证。乌列利概述的“工作旅游”不仅广泛存在于低地平原发达地区，也发生于欠发达的山地地区，如在中国西南山区的成都、拉萨、丽江、大理等山区城市就有不少“蓉漂”“拉漂”“丽漂”“理漂”等各类“漂族”存在[27-28]，西南山区也不时有徒步“驴友”因为“失联”而成新闻热点事件的报道，318国道已是国内最热门的骑游线路[29]等。由于这类旅游者总体数量不多，且普遍选择低廉的客栈和简约旅游消费方式，因此他们既不是政府意向中的游客群体，更不是旅游企业重点争取的客源市场，不但难以纳入政府统计范围，甚至在有过事故发生的地区还出现了明令禁止该类旅游的地方法规。
其次是理论认知误导下的被忽视。长期以来，至少在中国至今如此：旅游与工作被认为是应该分离的。旅游与工作分离的观念不仅深刻根植于社会，也固守于旅游从业人员、行业领导者和旅游科研教育专业工作者，例如公务学习和考察的主要动机是工作和学习，不是休闲娱乐，即使这些活动的出行是通过旅游企业安排完成的，也不被认为是旅游。即使在假日旅游浪潮下，假日客流被认为是旅游流动，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最亮丽景观的“春运”一直没有被旅游部门、旅游学界所关注。因为“春运”的主要成员是在异地城市工作挣钱养家的“农民工”、返乡探亲访友的城市职业工作者，他们出行的初始动机不是休闲娱乐，即使世界旅游组织等国际组织早就将探亲访友列为旅游类型之一，“春运”也一直被认为属于交通运输行业。“春运”的主要成员实际上是中国最大的乡村旅游客流，是维系中国乡村文化传承和乡村经济振兴的最大动力，但遗憾的是，甚少有人将之与旅游联系起来，包括山区在内的工作旅游在这样的观念和理论认知误导下被忽略了。
随着交通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传统工业农业社会的就地工作、就地生活的惯常环境空间已被无限放大拉长[30]，不仅产生了大量与旅行直接关联的如导游、空乘、火车和轮船乘务、长途驾驶等职业旅行者，而且形成了如职业经理人、异地工作行政人员、商业代理人、职业运动员等旅行性的固定工作人员，现代社会已进入Urry称之的“流动社会”（mobility）[31-32]，工作与休闲旅游分离的观念已严重背离现代社会。山地地区固有的难进入性和隔离性，让山区保留部分人类社会过去的生活生产方式，所以山地旅游与乡村旅游一样具有“怀旧”因素，这既是现代旅游市场需求的“卖点”，也是山区现代化建设的难点[33]。因此，山地旅游作为山区现代化的主要路径和工具不能只重视山地大众旅游，也应该重视山区工作旅游。本研究以为，忽视山区工作旅游是现代山地旅游发展的认识误区。

3 重新认识山地旅游：工作旅游视角

3.1 大游学：工作旅游和山地旅游共同起源

“大游学”一词最早见于Richard Lassels于1670年发表的《意大利之旅》（Italy Voyage），概指17—19世纪欧洲上流社会青年贵族在本国完成大学教育后，在导师的带领下到欧洲各国游历的现象[34⇓-36]。17世纪，英国青年贵族经船渡跨过英吉利海峡抵达法国巴黎，再通过马车等跨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罗马、威尼斯等历史名城进行观光游览和拜师学习，后经过西班牙、葡萄牙等地返回英国。这种游学方式在18世纪又风行于欧洲大陆，由于当时交通困难，游时多在一年以上。19世纪中叶，由于火车的发明，游时大大缩短至4个月左右[36]，平均花费3~4年的长时间大游学现象才消失，成为历史。

3.1.1 大游学的创造性影响

大游学持续时间长达200多年，其影响最大的是欧洲青年贵族阶层。根据相关研究文献，历经大游学后的青年贵族大多摆脱封建贵族世袭，转向政府、法律、军事等权力部门任职。由于相同的大游学经历，他们彼此心领神会地相互关心和帮助，构成欧洲社会新兴阶层和社会力量，推动欧洲大陆的社会变革，促进了旅游地法国和意大利发展。这些影响包括：一是大游学赋予旅游（tourism）一词积极含义。对于参与大游学的个体而言，他们旅行的主要目的是教育和训练，当然也包括交流学习美学信息、语言技能、与国际贵族建立联系等。虽然观光游览并不是大游学的明确目的，但它却是大游学必不可少的基本部分，从此，tour一词已不再全是负面内涵。二是促进了时尚（fashion）兴起。据Mansén以及阎照祥的研究，17世纪时的大游学花费相当昂贵，其中约一半是花费在服装上，当时旅游者将消费服装认为是一种投资，这也许是现在欧洲巴黎时尚奢侈品牌创建的源头[35-36]。
最为重要的是，大游学改变了当时欧洲社会对山地的态度。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初期之前的欧洲社会对山地态度基本上是负面的，认为山地缺乏规律、对称、比例和约束等艺术美学要求，不是上帝创造的，它们大多是无用的、不能生产可用之物的贫瘠之地，是损害地球表面美丽的“疤痕”[37⇓⇓-40]。17世纪后半叶起源于威尼斯的风景画（picturesque）被旅行者带入欧洲大陆，并在荷兰、英国艺术界流传。托马斯·伯内特（T. Burnet）于1681年在他的《地球的神圣理论》中识别了山地“崇高（sublime）”美学[37⇓-39]，之后便得到康德等一大批西方哲学家的认同和发展。到18世纪，山地的“崇高”之美和“漂亮”之美被广泛接受，游学者对山地的感觉已由过去的原始、恐怖、危险等负面词汇，变成“愉悦的恐怖（a delightful horror）”和“惊恐的快乐（a terrible joy）”等正面词汇。到19世纪，阿尔卑斯和苏格兰高地等山地已成为作家和诗人的创作主题，山地等自然景观已不再是艺术画中的一个背景和符号，风景画也不再被认为低于艺术画[37⇓-39]。从这个意义上讲，大游学改变了当时欧洲社会对山地的态度，直接推动了欧洲浪漫主义运动，“taste”一词也由本意的“味觉”延伸至“品味”之意。大游学既推广了旅游地的艺术创造，又推动了客源地观念创新，同时推动了当时欧洲文化变迁和社会进步。

3.1.2 大游学旅游性质的界定

首先，从上文乌列利关于工作旅游的界定可知，发生于欧洲17—19世纪的大游学事实上是一种工作旅游，只是他们的工作是访学。Loker-Murphy和Pearce也认为，现在流行于山区的年轻经济型背包客旅游者是大游学的延续[7]。
其次，从大游学对“旅游”一词含义的转变，特别是欧洲社会对山地态度的转变来看，大游学主要活动于阿尔卑斯山主体及其南北山麓的自然和人文胜地，这无疑可归入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定义的山地旅游范畴。
所以，大游学实际上是工作旅游和山地旅游的共同起源。或者可以说，山地旅游是一种独特的超大规模的工作旅游，山地旅游独有的艰苦性和压迫性将在后文叙及。

3.2 转化性旅游：工作旅游与山地旅游的共同关心

3.2.1 批判性转向与希望旅游：关注转化性共同学习与共同创造

20世纪最后10年，欧洲发生了旅游研究的“批判转向”[41]。Ateljevic等认为两方面因素促使旅游研究范式转化，一是伴随旅游产业高速增长，旅游引发的政治权力、社会公正、伦理文化等问题日益凸显；二是旅游关联学术期刊数量急速扩张，由20世纪70年代的10多种激增至约150种，其中，60%是2000年之后创刊的。由于大多数研究论文是“狭隘的实证研究”，少见理论构建和概念表述[42]，引发部分学者从旅游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视角对旅游研究进行系统性反思。此后，旅游研究视野扩展至安全与政治挑战、经济与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和资源枯竭等全球性事物，并高度重视和重新审视与人类发展相关的转化性模式和理论，如全球变化理论、恢复力和可持续性理论等，提出了新的旅游研究范式倡议——希望旅游（hopeful tourism）[43]。
与传统的客观、理性、有距离、不受价值影响的理性科学研究范式不同，希望旅游研究范式强调跨主体间性、反演性（reflexive）、转化性（transformative），拥抱身（体）-心（智）-（精）神的综合统一，强调授权与参与驱动。希望旅游认为，旅游影响对自我和他人同时存在，所以它致力于转化性共同学习和共同创造，更注重旅游业的价值融合和心智成长，反对无心智（mindless）发展。正是这些主张和理念，使希望旅游这一基于旅游研究和教育的知识生产倡议，对旅游产业实践产生重要影响，从而使旅游更关注残疾人、老龄人的公民权利，更关心公正与和平、不平等、人权、教育和知识生产、目的地的声誉管理等公共议题[43]。或者说，旅游研究期望从“工作”的背面走向正面，从“生活”的苟且转向“工作”的远方。

3.2.2 转化性旅游：工作旅游走向山地旅游

受希望旅游思潮影响，Mezirow的转化性学习理论被引入旅游研究[44]，并快速形成了新的研究领域——转化性旅游[45-46]。转化性旅游研究重点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1）教育旅行促进转化的影响因素，包括海外学习、工作实习、实地学习、实验式教学等沉浸式国际服务项目，青年学生等工作性度假旅游者游后的变化成为近年研究前沿议题[47⇓⇓-50]；（2）跨文化的旅行经历，艰苦的跨文化旅行之后对旅游者自身影响，特别是山地骑游者的价值观改变已吸引诸多学者关心[29]；（3）志愿者旅游已成为转化性学习研究的独立分支领域，大多案例地均为山区和偏远地区，研究内容经历了前期倡导、接续警示、调整适应阶段后，正在走向科学化阶段[51-52]，讨论的议题包括游前动机是自我兴趣还是利他主义、组织的作用是改变的代理还是殖民主义的商业新版本、是否是以社区为中心的旅游发展新范式的机会等，但转变潜能是关注核心[53-54]；（4）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育对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产生的影响等。
总之，转化性旅游将焦点转向了工作旅游和山地旅游，自然地拉近了两者的距离。对游后旅游者和旅游地社区共同转变的关注，完全区别于过去单向度对目的地影响的关注，不仅突破了旅游与工作分离的边界，而且为工作层面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因此，转化性旅游为理解和认知山地旅游提供了新视角，可为山地旅游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一种新思维。

3.3 对口援藏：中国特色的山地工作旅游

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制定了“中央支持西藏、全国支援西藏”的“对口援藏”政策。从1995年至2020年，18个对口援藏省（市）、60多家中央国家机关及17家中央企业分9批共选派9 682名优秀干部，到西藏全部74县（区）及自治区和地市主要部门及企事业单位任职，与西藏本地干部职工共同工作3年后，再回到派出单位工作[55-56]。由于该模式的巨大成功，被先后于2008年6月应用于汶川特大地震灾区恢复重建，称为“对口援建”；2010年应用于青、甘、川、滇四省涉藏县区和新疆自治区，称为“对口援青”、“对口援藏”、“对口援疆”；2016年应用于扶贫攻坚战略，称为“对口帮扶”；2020年应用于全国抗击湖北武汉新冠疫情，称为“对口抗疫”。本研究暂以最早起源的“对口援藏”指代这种“一地有难，全国对口帮扶”政策模式，但其内涵显然不能仅限于字面意义[54-55]。

3.3.1 对口援藏的转化性影响

首先是产生重大现实影响。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这一彪炳人类发展史册的重大事件是在与“对口援藏”一脉相承的“对口帮扶”模式下攻坚完成的。其中，西藏作为全国唯一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也于2019年12月9日宣告整体脱贫，创造了雪域高原上的人间奇迹。这一成绩的取得直接得益于中央政府长达半个世纪的艰苦探索所创造的“对口援藏”机制，从1995年至今，9批次共计9 682名对口援藏干部完成支援西藏经济社会建设项目6 330个，总投资527亿元，在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全面领导下，西藏广大干部群众与援藏干部共同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拉入快车道。“十三五”期间，西藏GDP年均增速达到9.0%，高出全国3.3个百分点，经济增速和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基础设施极大改善，民生福祉显著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成绩显著，发展动能不断增强，对口援藏对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文化建设等产生巨大的“革命性”影响[57]。
其次是吸引广泛学术关注。自2010年靳薇发表首篇关于对口援藏的期刊论文和出版了首部关于对口援藏的博士论文专著开始[58-59]，对口援藏已成为新的学术热点，笔者以对口援藏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和百度学术简单检索，分别就有2 000多条和4 000多条词条，如果加上对口援疆、对口帮扶等，词条数还会更多，而且不少是硕博论文，涵盖众多的人文社会学科、经济发展和管理学科等。尽管导游等旅游人才援藏是对口援藏的重要内容，但鲜见旅游研究方面的相关词条。就对口援藏而言，前期多集中在对口援藏机制的形成过程及其效益和效率分析，如靳薇、马戎在肯定对口援藏取得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也指出存在限制与不足[56,58-59]；王磊和黄云生更是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进行研究，虽然认为总体效率较高，但也存在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较低问题，特别是指出存在相对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资源配置的空间效率较高和中度发达地区空间效率较低的“极化现象”[60]；贺新元承认还存在不完善之处，但从政治安全、国家统一、经济发展等综合视角高度肯定了对口援藏成就[55]；而霍孟军和李超则对援藏干部在扶贫攻坚方面的贡献高度赞誉[61]。近几年更多是对对口援藏政策的法理性思考，从李国政等的“共享型经济”[62]、李瑞昌的“政治性馈赠”[63]、到杨明洪基于概念反思的“政治话语逻辑”[64]、杨力源和史本林等的“治藏方略逻辑”[65-66]，加上早期马戎关于少数族群治理的“文化化”和“去政治化”建议[67]，形成了一个关于对口援藏学术研究新领域。
最后是对干部队伍建设的积极影响。西藏由于高寒缺氧、地广人稀、经济滞后、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落后、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以及清洁用水和环卫等便民设施不足，较长时间的工作和生活对人体健康和能力成长均有重要影响，不利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既是当地发展滞后的客观原因，也是“对口援藏”制度创建的起因。从“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到“缺氧不缺精神、革命理想高于天，一茬接一茬、一代接一代干下去”的新时代“援藏精神”( 2021年7月习近平在西藏考察时的讲话。)，西藏已成为考验锻炼干部理想信念的基地[68]，3年“对口援藏”工作已成为培养教育干部的实践课堂、“锻炼了干部、成长了队伍” 的重要途径。援藏干部不仅在藏工作期间充实提升当地干部队伍的领导能力和水平，而且在完成对口援藏工作后，绝大部分援藏干部在思想境界、精神品质、能力素质等方面显著提升，成为内地干部队伍的中坚力量[68]。

3.3.2 “对口援藏”旅游性质界定

“援藏干部”作为“对口援藏”政策的关键要素[68]，实质上是一支利基性的工作旅游者队伍，完全符合乌列利的工作旅游者特征。一是援藏工作期间，他们最主要的工作是基层调研和决策交流，期间也多次往返于家庭和工作地之间，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几乎全部在“旅行”中完成，可以等同于乌列利的旅行性职业旅游者。二是援藏工作时间长达3年，援藏干部不是以挣钱为目的，但要争取部分费用，如高原工作补贴，以维持继续旅行工作的积极性，类似于乌列利的经济型长途旅行者。三是他们是有组织的自愿前往群体，工作任务是与当地的干部群众一起推动当地发展，这一点与志愿旅游者类似。四是他们通过3年在目的地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不仅对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社会环境有深度体验，而且期间在与援藏干部、地方干部和藏族群众的合作和交流中结下深厚友谊，这一点类似工作性度假旅游者。当地居民既是援藏干部的工作合作者，也是他们了解当地社会历史的导师，与大游学时期的青年贵族旅游者极为类似。因此，本研究首次提出，应将援藏干部及类似工作性质群体纳入旅游者范畴。
从休闲旅游视角看，“对口援藏”具有后文提到的创造性旅游性质，是山地旅游的一种创新模式。一是援藏干部虽然不是通过传统的旅行组织渠道抵达目的地，但实际上成为了赴藏游客市场的一部分；二是援藏干部自身具有休闲旅游需求，在实施自身旅游活动的同时，还会吸引亲朋好友到西藏旅游；三是援藏干部是西藏旅游的组织管理者，不仅参与西藏旅游资源开发、旅游产品建设和旅游业发展政策制定，还参与组织招揽游客。这个群体实际是连接内地游客-东道主企业-政府管理三方于一体的“包裹体”，虽然这一群体数量有限，但对西藏旅游产业产生了创造性影响，直接驱动西藏旅游业高速发展和支柱产业地位确立。
所以，“对口援藏”既是中国创造的一种工作旅游，也是世界山地旅游中最具创新意义的方式。这种山地旅游方式既对旅游地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和生态环境与历史文化保护产生了重大积极影响，同时又对包括支援地在内的全社会干部队伍建设，以及基于学术话语体系建设与发展的社会文化产生了强烈影响，“对口援藏”体现了工作旅游与山地旅游的创造性转化的共同本质。

4 山地旅游的工作性特征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工作性路径

4.1 山地旅游的工作性特征

4.1.1 地形条件导向的旅行艰苦性和情境压迫性

尽管现在还没有全球统一的关于山地的科学定义[69-70]，但一定范围的绝对高度和相对高度（坡度）一定是山地的基本特征。受此影响，在山地不论是旅还是游均需较高的体力消耗，亦即艰苦性。同时，由于山体相对于人体的巨大落差，山地旅游者在旅游现场情境的反应均有一种直接的压迫感。这种共同的艰苦性拉近了山地旅游者之间，以及旅游者与地方居民之间的情感交流，而共同的压迫性则刺激旅游者同时具有康德的崇高美和宏伟美等美学感知[40]，或者中国传统所谓的“三远”（平远、深远、高远）感知[71]，这是山地旅游与低地平原地区或者湖泊海洋水域地区旅游最大的不同。这种情感与情绪的同时性和一致性可能是导致中国人山水情结以及大游学带给17—19世纪欧洲对山地态度转变的根源，也可能是志愿者旅游者与社区居民、援藏干部和当地干群密切合作的情感基础。Nepal等总结的山地旅游六大特征，即多样性、边际性、难可进入性、脆弱性、利基性和美学性，实际是山地旅游的资源特征[72]。从产业角度而言，由产业要素的“散-小-弱-差”导致的不经济性，产品属性的准公共性，旅游商业活动的高季节性，以及产业的脆弱性和多样性等，也只是旅游产业化特征[73]，还不完全是旅游过程的本身特征，而艰苦性和压迫性才是山地旅游活动过程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山地旅游高质量发展应该正视的基础，也是对口援藏实行“三年轮换”制度的科学依据。这种艰苦性与压迫性驱使山地旅游某种程度上具有工作旅游特点，山地旅游途中总有抵达某个“高地”、观看某类“胜景”的目标任务，在实现这样一个个小目标之后，收获美学感知，获得全身心愉悦。这种带有目标任务的体验类似于工作性体验，与低地平原地区的没有目标任务要求的“逃逸”式或者“闪现”式的休闲体验完全不同。

4.1.2 与政治结构和权力关联的文化性

虽然以青年贵族为主体的大游学总体数量有限，但从大游学对后期欧洲文化变迁影响来看，这一群青年贵族不仅自身拥有庞大的经济金融资本，而且后期他们很大一部人服务于政府、法律、军事等权力部门，这可能也是大游学能够风行于欧洲200余年的背后原因，而且推动了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彻底推翻欧洲宗教统治和封建主义，推动了欧洲资本主义建立。由于政治结构和权力等意识形态在文化分类中的作用一直被认为是处于优先的“前置”重要地位[74]，大游学在欧洲一直也被称为是一种文化现象[36]。类似的例子还有美国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的建立，洛基山旅游的兴起，也是因为美国国会颁布的世界上第一部国家公园法令。志愿者旅游很大成分得益于志愿者组织章程的合法性和正确性，国际性的工作性度假旅游的根本前提是双方政府间合作法规，对口援藏旅游则完全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产物。山地因为其具有的生态屏障功能和地域边界功能，历来与低地平原地区人们的安全感相联系，所以少数民族“神山”崇拜文化历来都上升至政治和文化层面[75-76]，它甚至可能追索至人类的山地起源及其关联的原始信仰和神话传说，基于人类安全感的山地意识形态文化是山地文化形成变迁的主要推动力，山地旅游资源保护与利用、山地旅游产业发展和旅游产业文化建设都应该以意识形态文化为统领。

4.1.3 与多样性关联的创造力

这里的多样性既包括山地的自然环境条件的多样性，又包括文化的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既指山地由阻隔性导致的山区本土文化的多样化存在，又指各类旅游者与当地本土文化碰撞交融而形成的“跨文化”多样性现象。心理学的创造力理论认为，当人们在一个陌生环境，面临一个复杂情境时，人们思维方式便处于发散性模式，以建立适宜的空间认知，创造力于是产生和发挥作用[77-78]。在创意旅游中，Richards识别出一个创造力阶层存在[79]，虽然他的创造力阶层非指山地旅游，但转化性旅游研究中，对转化性解释几乎都没有脱离创造或创造力，如Pritchard等就常常将共同创造与共同转化平行成对使用[43]。本研究关注对口援藏旅游开始并非是基于转化性旅游考虑，而是基于对西藏近20多年的创新性发展成就的思考[56]，自实施“对口援藏”政策的20余年时间内，西藏经济社会高速发展，这种同步绝对不是偶然的，除了党中央的组织制度创新外，实际层面便是援藏干部与当地干部群众的联合创造，也就是说，对口援藏旅游产生的创造力才是西藏近20年快速摆脱绝对贫困的藏地“密码”，也是旅游影响形成的实际动力过程。

4.1.4 基于个体动机的精神价值导向性

根据前文述及，不论是早期的大游学青年贵族，还是中国工作旅游的对口援藏干部，以及市场上关注的志愿者旅游者和工作性度假旅游者，他们都不是将美学欣赏愉悦享乐摆在旅游动机首位，而是将学习、训练、体验、视野、游历、工作、情怀等精神价值确定为优先出游动机，虽说低地平原地区的城镇旅游和滨水滨海旅游亦有精神层面价值，但如果根据身体、心智和信念信仰建立旅游精神谱系，山地旅游的精神性一定处于靠近信念信仰一端，而休闲度假则处于身体愉悦享乐放松的另一端[80]，追求精神价值是山地旅游者的主要出游动机之一，或者说，山地旅游者游后的精神价值增益是他们最珍视的[81]，这样就部分解释了山地旅游者要么是实现财务自由的利基旅游者，要么是不被统计的“驴友”背包客[50]。

4.1.5 难于解释和理解的理论性

英国著名登山家George Mallory被问之为什么要攀登珠穆朗玛峰时，他只是简短而哲学地回答说“因为它就在那里”，笔者理解这句话总觉得类似于孔子的“逝者如斯夫”。旅游大师Tribe认为“旅游自身就是哲学的行为”[82]，旅游与文化一样，可能是不说似乎还清楚，越说越令人糊涂的词语或概念[83-84]。工作旅游完全突破过去多年建立的工作与旅游分离的概念，这种工作与旅游的交织状态可能会成为后现代旅游的常态，那些“被忽视”的介于工作与休闲边缘的自由式旅游，可能随着人类社会向后现代转化将凸显其重要性。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山地旅游成为欧洲社会人们抗疫的“绿洲”[11]，山地旅游对于人类究竟还有多少有益潜能还有待认知。人类起源于山地，现代旅游起源于山地旅游，欧洲的山地旅游成就了欧洲的风景画美学，中国人山地旅游成就了中国人储存于基因的山水情结，对山地旅游特征的认识还有待哲学、美学等理论解释。

4.2 山地旅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工作性战略路径建议

4.2.1 先进文化建设引领发展

新文化地理学的文化是组合的文化、实践的文化和媒介的文化[85]，是超越静态“超级有机体”传统文化观的动态活力文化，是注重“身体”具身性感知的身（体）、心（智）、（精）神整合的文化。旅游的观光游览实际是各类景观在旅游者视觉中的反射性组合，是电影院观影的反演，景观镜头不动而观看视觉移动，在景观多样性山区的“景随步移”实际是反身性积极主动性观影。在山区，旅游实际是人体与自然交流、人与人之间交流、人与自己内心交流、人体与生命信念交流，山地旅游既是休闲与生活，更是工作与生产，还是生存与生命。所以，对于山地旅游而言，不但文化形塑旅游，而且旅游也创生文化，文化与旅游的关系已不限于如何融合，而本身就是“硬币”一体两面的共生关系。所以，如何高质量发展山地旅游命题实际可以转化为如何发展山区先进文化命题，解决山地旅游产业“散-小-弱-差”难题或者高质量发展难题不能交付于或者局限于山地旅游本身圈内，要完成国际社会对山地旅游的高期待不能就山地论山地，就旅游论旅游，而是需要借用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智慧发展。所以，本研究建议山地旅游高质量发展应该优先发展业已被人类社会长期发展证明的先进文化，如科教文化、法律文化、生态文明等，具体而言，以中国人深厚的山水文化情结为法理依据，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导向，以山地科技教育为指导，优先编制并尽快颁布山地旅游发展法律或以旅游为主导的山区发展法律，规范现在与低地平原地区无差别的旅游制度、标准、理论和方法，建设山地旅游文化，引领山地旅游高质量发展。

4.2.2 红色旅游引领的价值化和精神化体验的创新发展

山地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既是游憩地，更是精神家园，“神山圣水”文化源远流长，山地旅游者既有休闲享乐需求，更有精神疗愈愿景，不论是独特的自然景观、典型的科学化石遗迹，还是特色的文化技艺、古老的历史遗存，以及山地独有的运动式休闲和“软”“硬”探险科考，均应以红色旅游等先进精神旅游产品建设的思路和方法为引领，丰富各类旅游产品和旅游服务的精神价值内涵和功能。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创造性地改革和传承传统优秀文化，以生活化和旅游化的润物细无声方式，实现旅游者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修复和调停，回归山地旅游发现美好、认识自我、善待他人的初心和本质。通俗地讲，在保障旅游者基本的可进入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山地旅游应该以旅游者的内在动机和需求出发，建设符合情境条件匹配的旅游产品，提供满足利基市场需求的旅游服务，摒弃低地平原地区一味“高-大-上-强”理念，开发既有美国66号公路，又有欧洲“圣地亚哥之路”等多等级的旅游产品服务，不但不能禁止独立“驴友”们的旅游，而是应主动为他们开发建设专门的旅游产品，提供必要的相应旅游服务，体现山地的“父爱仁慈”。

4.2.3 产业集群集聚高效融合的现代化发展

山地旅游市场的利基性决定了山地旅游发展必然实施“+旅游”和“旅游+”战略，实现产业共融共创。也就是说，一方面，山区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工业、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山区产业不但要走精品化道路，而且要赋予他们作为旅游吸引物和旅游消费品的功能，增强旅游产品供给；另一方面，旅游业内部也要实施旅游产业与地方产业融合发展，提升旅游消费效率和效益。通过旅游经营活动，激发旅游业创新能力，缓解山地有效空间狭小的天然制约；积极引导山地社区和居民参与旅游业，实现山区居民、低地平原地区居民，特别是旅游者的共融共建，提升山区空间社会承载力的质量水平，以产业融合走向社会融合，再到文化融合，以原始创新解放山区落后的生产力，实现山区现代化。

4.2.4 品牌声誉建设的开放发展

山区较差的通达性和可进入性不仅是山区旅游发展的制约因素，也是影响山区社会文化进步和经济科技发展的最大障碍因素，是导致山区封闭、缺乏创造力而致使贫困肆虐的总根源。可以说，便捷和高效的对外交通是山区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对外交流文化是提高生命线效率与效能的关键因素。其中，品牌和声誉文化建设既是规避通达性导致山区弱势化的软实力体现，又是维持山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因此，优先发展山区对外交通，加速山区旅游品牌化建设，强化山地旅游经营的规范和信誉，加强山地旅游声誉建设与维护，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等方式，加速山区自身的旅游开发、经营和管理能力建设，积极迎接低地平原地区旅游挑战，实现社会对旅游平衡经济发展差距的高期待。

5 结束语

旅游行业目前面临学科、管理和市场的多重焦虑，从Franklin和Crang的理论焦虑[86]，到Gale的方式焦虑[87]，以及Winter的范式焦虑[88]，旅游事业似乎已经到了Tedeschi和Calhoun的伤后复原力再创新阶段[89]，保继刚等的“旅游吸引物权”和“阿者科计划”等原始创新已为实现Winter的旅游亚洲范式崛起点燃了希望曙光[90-91]。本文作者以为，处于十字路口的山地旅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也亟待理论、思维、范式、方式的创新和突破。
本研究从工作旅游视角，认为山地旅游应该突破传统的旅游与工作分离观念，山地的游憩行为既具有休闲性，又具有工作性特征，实际上，所有的旅游游憩行为均具有休闲性和工作性两面。Smith和Hall从移动性视角首先探讨旅行与工作的关系，他们分为4类，分别是工作地旅行、在运动中的工作、移动推动的工作、移动作为工作[92]。Banner和Himelfarb则从休闲视角探讨休闲与工作关系，认为工作与休闲不是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处于工作与休闲连续谱系的两端，其间尚有有趣工作和义务休闲等变体或亚类[93]。Stebbins更是提出系统的正式休闲观，他将休闲分为正式的（serious）、临时的（casual）、项目的（project-based）3类休闲，他认为休闲或者工作实际由自己的内在和外在压力以及强制和自愿决定的[94]。Kelly等更是根据休闲的正式性和工作与休闲的相似性，揭示了休闲与工作的复杂关系[95]，休闲学的工作休闲理论似乎契合了乌列利的工作旅游思维，正如前文论述，与其他类型旅游方式相比，山地旅游的工作性特征比重更高，所以更应该加强工作旅游的创新发展。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本文提出的工作旅游视角既包括创新和规范发展山区典型的工作旅游，又包括再创新山区非典型工作旅游的发展路径和模式。主张抛弃传统的旅游与工作分离观念，但绝不是主张抛弃过去的休闲旅游的产业化思维模式，而是主张要再创新起航超越该模式，加速激发旅游者转化性创造，加大政府这只“有形手”在“工作”面的作用。主张山地旅游高质量发展要从山地所在区域的综合利益出发，从提高山区整体创造力出发，从对旅游者和旅游地共同有利影响最大化和负面影响最小化出发，因山因人制宜谋划旅游发展大格局，以国家意识形态为引领，积极建设山地旅游大文化，培育山地旅游大市场，带动发展山地旅游大产业，以山地旅游产业发展建设创新山区文化，润育旅游者和从业人员的国家民族意识、自觉意识和创新意识，从而实现山地旅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由于该领域是个被选择性忽视的全新旅游领域，国际学界的研究仅仅数年时间，不论是理论、方法，还是知识积累均很有限，加上本文作者能力和认识水平的限制，本研究的分析只是粗线条的、线索性的、定性的，诸多涉及山地旅游的大问题，如国家公园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等弥久常新的大问题，限于篇幅未能涉及，很多理论问题没能展开，有些议题思考还有待深化，提出的路径建议仅停留在思考性的战略层面，但无论如何，本文反对现在狭隘的纯经济产业思维的山地旅游发展径路，呼吁山地旅游的工作性创新发展，科学智慧发展。

：对匿名审稿人无私提供的参考文献和善意的学术批评致以崇高敬意和真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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