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工作旅游的忽视是山地旅游不能满足国际社会高期待的根本原因。根据纳坦·乌列利（Natan Uriely）工作旅游概念框架和希望旅游批判性转向的转化性旅游发展趋势，本研究认为，大游学（Grand Tour）既是现代工作旅游，也是现代山地旅游的起源，转化性旅游关注旅游者与目的地社区的共同学习和共同创造，凸显了山地旅游的工作旅游特征，对口援藏是一种中国山区独具特色的工作旅游类型。进而认为山地旅游具有五大工作性特征：地形条件导致的旅行艰苦性和情境压迫性、与政治结构和权力联系的文化性、与环境和文化多样性关联的创造性、基于个体动机的精神价值导向性、难于解释和理解的理论性。建议从先进文化建设的引领发展、红色旅游引领的价值化和精神化体验的创新发展、产业集群集聚高效融合的现代化发展、品牌声誉建设的开放发展4个方面，探索山地旅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工作性战略路径，并处理好休闲与工作、休闲旅游与工作旅游的统一性和互补性的一体二元性关系，从而为山地旅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超越单一产业思维的工作旅游新思维。
以典型山地旅游区武陵山片区为研究对象，本研究选取2010—2019年为研究时段，综合运用熵权法、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场强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解析武陵山片区旅游地交通可达性格局、空间聚散效应特征及内在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片区初步形成以南部怀化市为中心，“V”字形向西、向北递减的交通可达性格局，各市（区）旅游综合实力指数总体保持小幅波动式增长，片区内部发展差距缩小；（2）片区空间聚散效应格局由研究初期的“孤岛式”演化成“多核心”环状发散格局，初步形成以点带面的协同发展模式；（3）片区旅游空间聚散效应格局核心影响因子由人口流动转变为交通条件，二者交互作用共同影响了片区聚散效应格局，推动片区实现动态化均衡发展。本研究可为巩固区域旅游扶贫成果、实现乡村振兴有机衔接提供科学参考。
从制度性约束和经济激励转向文化自觉视角探究山地旅游发展机理，有助于明晰山地旅游发展的原生驱动力，形成可持续的山地旅游发展模式。文章从文化自觉与旅游发展的关系切入，结合布迪厄的场域理论，通过对云南省丽江市玉龙雪山景区的政府工作者、居民、旅游从业者和游客的实地调研和相关思考，探究了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1）主客交往背景下的自我观照是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缘起；（2）文化资本旅游化转换和惯习调适是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具体表现过程；（3）旅游地资源价值的创造性转换以及被游客所感知的供给内容更新是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结果；（4）“文化-人-旅游”关系链的塑造是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核心；（5）从文化自觉到发展自主是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本质。研究在一定程度深化了文化自觉在山地旅游研究中的应用，同时也能为民族地区山地景区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些许参考。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时代，从需求角度对旅游景区发展效率进行更加深入的剖析，具有一定现实意义与决策参考。本研究以云南山地旅游景区为研究对象，以“需求获得”为着力点，对旅游景区发展效率进行类型划分和测评，并对其空间分布、时间演化、效率类型进行进一步阐释。结果表明：（1）城郊型旅游景区社会责任效率较高，经营特种业态的旅游景区供给效率较高，而旅游景区可持续效率普遍偏低；（2）空间上，供给效率和社会责任效率高值核分布区域为滇西北以及滇中区域，可持续效率则呈现从东北向西南递减的格局；（3）时间上，可持续效率呈现较弱态势，但具备向好发展的潜力，而供给效率与社会责任效率则体现出一定疲软状态。以“需求获得”为视角探讨山地旅游景区发展效率，为旅游发展效率赋予了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新的时代含义，也为云南山地旅游景区乃至中国其他地方山地旅游提供一定借鉴意义。
旅游驱动山地景区社会、经济、环境等人地关系要素不断变化，影响景区地域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构建以土地利用、社会经济和旅游驱动力为主要指标的山地景区人地关系演化评价体系，探讨玉龙雪山景区人地关系演化过程及其特征。研究表明，旅游驱动下的玉龙雪山景区人地关系演化可分为前旅游、旅游早期发展和旅游有序发展3个阶段。前旅游阶段旅游对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不明显，人地关系的制约因素为山地自然环境；旅游早期发展阶段旅游驱动作用逐渐明显，景区人地关系发生较大异化，经济快速发展，同时环境受到一定破坏；旅游有序发展阶段旅游成为景区发展的主导力量，不断驱使“景”“社”共同发展，人地关系走向协调。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是山地景区人地关系演化的重要表征，“旅游业反哺农业”举措是景区人地关系演化趋向和谐的关键。研究丰富了山地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状态和效应评估方法，为旅游地人地关系演化研究提供了参考案例。
引入相对剥夺感作为调节变量，构建涉及社区参与、增权感知、去权感知、社会幸福感的结构模型，以贵州省雷山县郎德上寨为案例地，实证分析企业介入对民族旅游村寨居民社会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1）社区参与对村寨居民的社会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增权感知与去权感知对村寨居民的社会幸福感分别具有显著正向与负向影响；（3）增权感知与去权感知在社区参与对村寨居民社会幸福感的影响中产生部分中介作用；（4）相对剥夺感负向调节增权感知与去权感知对村寨居民社会幸福感的影响。上述结论从社会幸福感角度深化了企业介入后社区参与程度与权力感知差异对村寨居民的社会心理状态的旅游影响，证实了企业介入后存在“社区参与→增权感知→社会幸福感”和“社区参与→去权感知→社会幸福感”两条影响村寨居民社会幸福感的路径，揭示了企业介入后权力感知对社会幸福感的影响在不同相对剥夺感的村寨居民中存在差异，为旅游地居民社会幸福感的影响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企业介入后的民族村寨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践指导。
本研究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为基础，采用CiteSpace知识图谱方法，分析了近30年国际民族旅游研究进展。研究发现：国际民族旅游研究的热点经历了从概念界定到民族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再到民族旅游地社区响应的演进过程，大致可划分为探索、发展和深化三个阶段；研究议题主要集中在民族旅游地可持续性评价、民族旅游原真性研究、民族旅游政治化研究、民族旅游文化遗产研究、民族旅游社区管理研究和民族旅游地文化管理研究六个方面。建议中国学界增强民族旅游研究的政策指向性、问题指向性和学术前瞻性，重点加强民族旅游地高质量发展和民族旅游地文化真实性、文化胁迫与文化韧性等研究，以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旅游研究学术话语体系。
旅游区作为区域旅游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功能性空间，受到行政区划设置和行政边界的明显影响。随着全域旅游推进和旅游地之间联系加深，统筹推进行政区划与区域旅游的协调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从跨行政区旅游合作、跨界旅游区整合两个尺度分析了行政区划与区域旅游的耦合关系，并基于行政区经济理论、政区位势理论，提出受行政区经济的刚性约束效应，兼跨不同行政区的旅游区发展不均衡、管理不统一等现象难以得到及时解决。此外，由于行政区与旅游区界线的非耦合而造成多个旅游区发展的异质性人文界面，对旅游功能区发展、管理的支撑能力具有较大差异，因而造成旅游功能区发展水平不均衡和利益冲突，导致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出现不和谐状态。据此，本研究提出今后需要重点加强五个方面的研究：行政区划与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理论与政策创新；行政区与旅游区不耦合的问题评估与成因；行政区与旅游区耦合的时空过程、效应与机理；行政区划与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路径与模式；跨界旅游区的体制机制改革与政策保障。
分权化带来的要素资本的非均衡投入和路径依赖，影响着现阶段中国旅游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尤其在三亚市等较为成熟的旅游城市表现尤为明显。本研究从分权化的视角剖析了旅游城市化进程中空间失衡发展的机制和表现，提出促进旅游城市均衡发展的优化措施，并以三亚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条块结构下的行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诱导了旅游城市不同功能空间的要素布局，带来利益主体获利机会缺位和旅游经济效益分配不均，从而导致旅游城市空间失衡局面的产生。实现均衡发展需要综合考虑多方利益诉求，重构旅游城市要素投入结构，优化旅游城市政府管理组织、地域功能空间和产业空间。三亚市旅游城市发展经历了行政分权、城市增权、功能强权、赋权创新4个阶段，分权化不断引导三亚城市发展从空间失衡累积转向为均衡消解，其中，引导城市-乡村-生态地域空间分类发展的制度建设，建立自上而下分权化与市场化的纵横联系增益、自下而上产业联系和社区参与的价值共创共享，并通过多元机制促进融合-协同-创新的新路径尤为重要。本研究成果为认识和理解中国旅游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空间分化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各自为政的“属地管理”模式难以满足跨行政区旅游目的地的发展诉求和游客消费需求。本研究以“案例选取-模式总结-发展建议”为研究主线，从合作成熟度角度，选取3个处于不同合作阶段的跨行政区的景区级旅游目的地进行分析，分别是处于成熟合作阶段的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开发模式为政府主导下的跨区域多元合作；处于破局起步阶段的武功山景区，开发模式为人大立法保障下的企业统一运作；处于尚待突破阶段的天堂寨景区，开发模式为浅层合作下的相互独立运营。研究还发现，成熟的跨行政区旅游目的地开发需要更高行政级别政府的顶层设计；大型战略项目驱动会显著增强区域间的合作意愿；区域协同立法是跨行政区旅游目的地协同发展的创新手段；统一的品牌宣传和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则有助于旅游目的地的成熟化发展。
跨界景区作为相邻政区间的交错区域，其内部一体化的旅游资源因客观存在的行政边界而被相对割裂，成为区域空间治理的特殊类型。研究以全国306个5A级旅游景区为研究对象，利用地图数据和GIS空间分析研究得出：（1）中国现有69个跨界5A级旅游景区，整体呈现集聚型空间分布格局；（2）跨界景区可从开发目的、主体资源类型、边界尺度和跨界单元角度进行划分，不同类型跨界景区的旅游开发与管理存在明显差异；（3）跨界景区现有一方政府主导、多区治理、管委会治理和企业主导4类管理模式，不同管理模式既有阶段性特征也存在共有问题。最后基于不同空间尺度，提出行政区划调整、政区横向联系和企业统一经营3种具体整合路径，以期突破边界屏蔽效应，实现有效的区域旅游合作治理。
跨行政区旅游空间治理是国土空间治理系统化、精细化转型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旅游风景道作为典型跨行政区旅游空间，其空间生产与治理优化研究可为线性旅游空间精细化治理提供参考。本研究刻画了旅游风景道空间特征，基于空间生产理论从空间表征、空间实践和表征空间三方面解构旅游风景道的空间生产机制。旅游风景道的空间表征表现为国家政策主导道路空间的快速旅游化再生产，“旅游风景道构想”权力结构分散使空间利用无序化，政区位势和“行政区经济”使旅游风景道建设管理碎片化。空间实践表现为旅游风景道通过纵向连接和横向外推营造休闲景观和旅游空间，形成旅游流和一般交通流的混合空间，带动沿线商业和旅游空间不均衡发育；表征空间表现为社区居民对空间表征结果的“大内化”与差异化抵制，旅游者在和交通运输人员争夺空间过程中减少使用旅游风景道。据此，本研究提出旅游风景道空间生产优化路径，包括：推进“旅游风景道构想”的权力结构协调与统一；促进旅游风景道区域效益的公平与正义；保障社区居民及旅游风景道使用者等空间主体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