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中国生态旅游 >

2022 , Vol. 12 >Issue 6: 938 - 948

DOI: https://doi.org/10.12342/zgstly.20220057

山地旅游

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机理研究——来自民族地区山地景区的启示

  • 明庆忠 ,
  • 凌俊杰 ,
  • 史鹏飞 , *
展开
  • 云南财经大学旅游文化产业研究院，昆明 650221
*史鹏飞（1996-），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旅游开发与管理、山地旅游。E-mail:

明庆忠（1963-），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旅游开发与管理。E-mail:

收稿日期: 2022-05-09

  修回日期: 2022-10-09

  网络出版日期: 2023-01-16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61021)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22Y485)

收起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mountain tourism driven by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 case study of mountain scenic spots in ethnic areas

  • Ming Qingzhong ,
  • Ling Junjie ,
  • Shi Pengfei , *
Expand
  • Institute of Tourism and Cultural Industry,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Kunming 650221, China
*Shi Pengfei. E-mail:

Received date: 2022-05-09

  Revised date: 2022-10-09

  Online published: 2023-01-16

Fold

摘要

从制度性约束和经济激励转向文化自觉视角探究山地旅游发展机理，有助于明晰山地旅游发展的原生驱动力，形成可持续的山地旅游发展模式。文章从文化自觉与旅游发展的关系切入，结合布迪厄的场域理论，通过对云南省丽江市玉龙雪山景区的政府工作者、居民、旅游从业者和游客的实地调研和相关思考，探究了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1）主客交往背景下的自我观照是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缘起；（2）文化资本旅游化转换和惯习调适是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具体表现过程；（3）旅游地资源价值的创造性转换以及被游客所感知的供给内容更新是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结果；（4）“文化-人-旅游”关系链的塑造是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核心；（5）从文化自觉到发展自主是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本质。研究在一定程度深化了文化自觉在山地旅游研究中的应用，同时也能为民族地区山地景区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些许参考。

关键词： 山地旅游; 旅游景区; 文化自觉; 文化资本; 驱动机理; 场域理论; 民族地区

本文引用格式

明庆忠 , 凌俊杰 , 史鹏飞 . 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机理研究——来自民族地区山地景区的启示[J]. 中国生态旅游, 2022 , 12(6) : 938 -948 . DOI: 10.12342/zgstly.20220057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mountain tou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hift from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nd economic incentives to cultural consciousness will help clarify the original driving force of mountai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form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 of mountain tourism. B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mountain tourism development driven by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paper employs Bourdieu’s field theory for analysis, and selects the Yulong Snow Mountain Scenic Spot in Lijiang City, Yun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o conduct field research on the government workers, residents, tourism practitioners and tourist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1) Cultural consciousness can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mountain tourism, which originates from the self-inspection in the context of subject-object interaction. (2)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and the adjustment of habitual habits are the specific process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untain tourism. (3)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value of tourism resources and the perceived update of the supply content by tourists are the results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untain tourism. (4) The shaping of the “culture-people-tourism” relationship chain is the core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untain tourism. (5) The realization from cultural consciousness to development autonomy is the essence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untain tourism. The research extends the application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n mountain tourism studies, and also provides new ideas and reference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ountain scenic tourism in ethnic areas.

Key words： mountain tourism; scenic spot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cultural capital; driving mechanism; field theory; ethnic areas

1 引言

文化自觉这一概念自被我国著名人类学、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以来，得到了学界广泛响应。文化自觉既包括生活在一定文化圈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认识、了解（即费孝通所说的“自知之明”）[1]，又包括对其文化的热爱、自信和坚持[2]，还涉及对世界各种文化的认识、了解，并能将其他文化的精华主动吸收、接纳、融合进自己所处的文化圈内，进而实现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与共同发展的意蕴[3]。既有研究表明，民族文化变迁实质就是文化自觉的历史过程，而文化自觉这一动力的本质特征与内涵就在于其“内源性”[4]。文化是旅游的内核，旅游发展亦离不开文化自觉赋予的内生动能。特别是对文化吸引力显著的旅游目的地而言，文化自觉既是对文化保护传承的保障，也是促进旅游发展的途径[5]，可持续的旅游发展理应建立在东道主文化自觉的基础上，这种由文化自觉生成的驱动力将会带来旅游开发的良性循环[6]。然而从实践层面来看，部分地区旅游发展过程中外部力量过度涉入而对文化资源挖掘不足、理解不深，易导致文化旅游产品肤浅化等问题。基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鼓励旅游目的地开发采取人类学中所倡导的基于文化自觉的、自下而上的社区参与式旅游开发模式已形成学界共识，并得到业界响应[7]。稍显遗憾的是，当前社区参与更多的理论观照和实践反馈仍以社区增权、旅游吸引物权等为重点[8-9]，相较之下，结合文化自觉开展的相关研究区别于立足经济外部性和制度化路径的探索，更强调从人的主体性和内意识出发。虽已在社区旅游、遗产旅游中有所尝试[10-11]，但仍显薄弱，尤其是缺少理论建构导向的探索。因此，对文化自觉驱动旅游发展这一主题进行系统性探究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区域旅游发展驱动机理的理论问题研究，并为目的地发展探寻新的实践路径。
民族地区山地景区体现了山地景区多样性旅游资源及民族地区多元文化赋彩的综合作用，形成了不同于平原景区和以主题公园为代表的人工景区的独特吸引力，并造就了特殊且复杂的人地关系巨系统，也因此历来受到旅游研究者关注。值得一提的是，文化因素从未在民族地区山地景区的研究中“缺位”。较早地，便有学者指出，山地由于其封闭性特点以及受其他自然、人文属性的长期影响，形成了以保守性、排他性和崇尚个性为主要标志的山地文化特性[12]。后续研究亦紧盯民族地区山地景区文化的特殊性。基于现有研究来看，文化一直作为民族地区山地开发的重要资源，这也深受长久以来人山关系演变赋予的山地文化意义影响。是故，不论是从目的地发展视角的探讨[13-14]，还是从游客视角所进行的“拉力”因素、体验差异等研究[15-16]，都体现了对文化“资源观”一以贯之的坚持。虽然这些研究的价值毋庸置疑，却在一定程度忽略了文化对民族地区山地景区发展中作为主体的人的塑造价值，尚未将文化之于人、人之于旅游的关系链进行深度探究。由此，引入文化自觉概念，选取民族地区山地景区为典型案例对山地旅游发展机理进行探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从文化自觉这一概念出发，选取云南省丽江市玉龙雪山景区作为实证案例，对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机理进行探究，并重点关切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缘起、过程、结果以及核心特征与本质指涉等。希冀通过此项研究，明确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基本逻辑，并为推动民族地区山地景区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2 研究设计

2.1 案例地介绍

玉龙雪山是云南省丽江市境内著名雪山群、欧亚大陆距赤道最近且终年积雪的山脉，聚居着纳西族、彝族、普米族、汉族、傈僳族、藏族、苗族、白族等少数民族，文化特色鲜明，旅游资源丰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丽江市以玉龙雪山自然禀赋及文化遗存为依托，大力丰富产品供给，持续提升品牌形象，使玉龙雪山成为享誉海内外的知名旅游目的地和民族地区山地景区的典型代表。玉龙雪山及其周边区域近些年颇为重视景区景点的协同合作，形成了文化特色鲜明的山地旅游发展集群、中国神奇自然与多样民族文化的极品展示区，彰显了文化自觉对山地旅游发展的重要意义，为本文探究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机理问题提供了重要支撑。鉴于玉龙雪山及其周边区域及客源市场间的紧密关联，为了兼顾东道主与游客访谈资料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了东巴谷生态文化园、甲子村、白沙古镇、玉湖村四个案例地展开调研。四地既是玉龙雪山及其周边区域重要的景区景点，也较好地保留着地方文化特色，且东道主生计方式与玉龙雪山旅游发展息息相关。为了便于分析，下文以“玉龙雪山景区”代表整体研究区域。

2.2 数据来源

笔者分别于2020年9月和2021年9月两次前往玉龙雪山景区开展实地调研工作。预调研阶段，笔者根据前期查阅的资料和对玉龙雪山景区及其周边民族文化发展概况的了解，主要前往东巴谷生态文化园、甲子村、白沙古镇三地（图1），采取入户访谈的形式收集了一手访谈材料与结构化问卷。调研样本涵盖了甲子村村“三委”成员、民族文化产业主要负责人、民族文化非遗传承人、旅游演艺从业者以及当地居民等。正式调研阶段，研究团队前往的案例地主要包括东巴谷生态文化园、甲子村、白沙古镇、玉湖村四地（图1），同样采取深度访谈与结构化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将访谈对象更明确地聚焦于政府工作者、居民、旅游从业者以及游客4个部分。调研范围基本涵盖了所选取案例地旅游发展较好的区域，被访者样本也有较好的代表性（表1）。正式调研共计获得59份访谈资料。笔者在征得受访者同意的前提下，对所有访谈内容进行了录音，录音累计总时长为17小时40分钟，有效人均访谈时长20分钟。在调研结束后，所有访谈录音经过筛选处理后整理成访谈录音文本，并利用MAXQDA 2020软件进行整理分类以便进行编码分析，文本有效字数100 678个。
图1 案例地位置和调研线路示意图

Fig. 1 Diagram of case location and field research route

表1 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

Tab. 1 Profile of the interviewees

类目 数量 百分比（%） 类目 数量 百分比（%）
性别 男 32 54.24 访谈对象 旅游从业者 21 35.59
女 27 45.76 游客 16 27.12
年龄区间 16~25岁 10 16.95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30 50.85
26~40岁 20 33.90 高中/中专 15 25.42
41~60岁 25 42.37 本科/大专 10 16.95
61岁以上 4 6.78 研究生及以上 4 6.78
民族 彝族 6 10.17 年收入 1万元以下 1 1.70
苗族 4 6.78 1万~5万元 30 50.84
藏族 3 5.09 5万~10万元 26 44.07
纳西族 39 66.10 10万元以上 2 3.39
汉族 5 8.47 是否从事旅游工作 是 34 57.63
其他 2 3.39 否 25 42.37
访谈对象 政府工作者 5 8.47 现居地 本市 49 83.05
案例地居民 17 28.82 外市 10 16.95

3 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机理诠释

3.1 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缘起：主客交往背景下的自我观照

尽管民族地区山地景区地处相对封闭的环境，但也使其在旅游业发展之前便受到探险者、旅行家的关注，并在这种相互交往中进一步深化了对自身文化的理解。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环境的相对封闭性与源远流长的主客交往并非矛盾的，从徐霞客到洛克，玉龙雪山景区所在地区便已经在与外界接触中逐步强化了文化自觉。旅游业的发展推动民族地区山地景区的封闭性逐步瓦解，随着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游客进入，东道主有了更多的机会在感知异文化的过程中与自身文化加以比较，东道主的“地方感”得以显现[11]，既主动接纳了异文化，也增强了对本土文化的自知之明，即文化自觉。特别是其中的部分社区精英逐步审视自身文化资本与惯习，面向文化发展能力和旅游发展目标积极进行文化资本旅游化转换和惯习调适，以丰富民族地区山地景区旅游资源内核，消弭主客交往中难以相互适应的部分，这种在主客交往背景下的自我观照也逐渐由社区精英向更广泛的东道主群体渗透，人们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不断增强，也更为积极地进行普遍的文化创新，增强山地旅游发展内生动能。

3.2 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过程：文化资本旅游化转换和惯习调适

3.2.1 文化自觉驱动文化资本旅游化转换

特定的文化资本是特定的文化活动开展的前提条件。对于民族地区山地景区而言，通过惯习所流传下来的民族文化传统、习俗、思想及手艺并结合了后天的自主学习所凝结成的具身化文化资本，成为东道主从事文化活动的前提，更是将“东道主”和“游客”划分开来的标志，即布迪厄所强调的“区分、区隔和秀异”。东道主通过从事独特的文化活动来维持自身的文化独特性，表明了文化场域的符号边界，而这本身也是极为独特和宝贵的一种旅游资源，对游客产生了独特吸引力。随着民族地区山地景区旅游业的深入发展尤其是游客的“反馈”，东道主逐渐意识到文化资本在旅游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开始了自觉的文化回归。特别是对于所谓的“文化能人”“民族文化传承人”而言，其拥有的文化资本程度高，在文化自觉意识的驱动下更愿意为保护和发扬自己的文化作出贡献。与此同时，在旅游场域中，客观化和制度化的文化资本也成为拥有文化自觉意识的东道主竞争的筹码。从事旅游活动的文化主体将文化商品、民族手工艺者证书等文化资本作为吸引游客的重要载体。
（1）具身化文化资本驱动山地旅游发展
具身化文化资本直接储存在个人身体产生联系的方式中，包括文化知识、技能与涵养、举止仪表、交际行为等。具身化文化资本是文化主体文化资本或文化禀赋的“根基”，往往是伴随文化主体的性格、成长环境、民族影响的不同而各具差异[17]。富有差异的具身化文化资本使得不同民族甚至是同一民族的不同个体凭借自己强大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底蕴“输攻墨守”，为民族文化发展贡献出力量。随着文旅融合消费渐成趋势，越来越多的游客开始不满足传统的观光游览，而是去追求体验游与文化探寻，东道主文化主体具身化文化资本所蕴涵的巨大能量将会推动景区旅游发展迈向新形态[18]。当东道主在与游客的交往中认识到具身化文化资本的意义时，文化资本就自觉地转化为民族地区山地景区旅游发展的重要凭借。一方面在文化自觉的影响下，东道主将具身化文化资本“外化”为积极的文化行为，这些积极的文化行为促进了文化传承发展进而辐射至对旅游宣传、推广和升华的带动作用，从而达到驱动旅游发展的意义[19]，比如对东巴文化的宣传为玉龙雪山景区营造了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另一方面，拥有文化自觉意识的东道主直接推动具身化文化资本实现旅游化转换，形成旅游资本，将之融入旅游发展思维与服务之中。在白沙古镇、玉湖村等地，游客能从旅游经营者经营性格、民族品质以及推销时的民族文化因素注入等方面感受到民族文化魅力，从而实现具身化文化资本的旅游功能转换，使民族文化迸发活力[20]。
（2）客观化文化资本驱动山地旅游发展
客观化文化资本往往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存在，是文化概念的凝结，具象化了文化概念的价值，最常见的形式包括民族手工艺品、民族特色餐饮、物质文化遗产等[21]。客观化文化资本将更加直观地呈现给异文化群体。在文化自觉意识的作用下，东道主意识到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差异性以及对旅游发展的价值，会主动强化文化体系中具有差异性的客观化文化资本，放大被游客理解为“文化秀异”的部分，精致打造民族文化旅游产品，自觉在旅游业发展中融入民族文化元素。玉龙雪山景区积极主动地将白沙壁画、东巴壁画、洞经古乐、民族风情舞蹈等客观化文化资本整合起来，通过文化活态化融合，艺术化创作了《印象·丽江》等一批旅游演艺产品，并积极将文化元素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呈现给游客。这逐步确立了东道主在民族地区山地景区旅游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丰富了游客体验的同时又激发了游客文化学习与探寻的欲望，从而实现利用客观化文化资本驱动民族地区山地景区旅游发展的过程。客观化文化资本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具身化文化资本的“物质化”，其使得具身化文化资本可以被很好地体现出来，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具身化文化资本不易被感知、无法发挥作用的弊端，两种资本形式的联动让游客最直观了解到旅游目的地文化的存在，激发文化信任感与探寻意识，推动山地旅游发展。
（3）制度化文化资本驱动山地旅游发展
制度化文化资本指的是类似于荣誉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等彰显价值或地位的资本条件，东道主凭借制度化文化资本向游客最直接地证明和彰显其文化实力[18]。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游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的情有独钟令东道主很快发现了制度化文化资本在游客眼中的价值，于是自觉形成了围绕制度化文化资本的旅游发展行动策略。一方面，玉龙雪山景区在发展过程中非常注重文化资源遗产属性的旅游化利用，高度重视高品质文化资源尤其是被国家、省级权威机构认定资源的旅游功能挖掘，以玉龙雪山、白沙古镇为代表的景区获得了世界文化遗产、5A级旅游景区、国家地质公园、省级自然保护区等头衔。另一方面，玉龙雪山景区及其周边大力推动线路整合、联合营销等行为也可以看出东道主利用制度化文化资本优势，充分集合品牌效应以获得游客对其文化资本认同的用意。东道主在制度化文化资本旅游化利用的过程中不仅为其带来了经济报酬，也满足了其文化荣誉感，使得东道主更有积极性将文化资本投入旅游发展中，形成良性循环。不仅如此，制度化文化资本为游客提供了高效的旅游选择方式，引导了旅游发展趋势，规范了旅游发展市场，这种来自旅游业的认可反作用于东道主本身，从而驱使其提供更加高质量的文化服务，驱动山地旅游发展。

3.2.2 文化自觉驱动惯习调适

“人”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人类的情感与行为不只受大脑和意识控制。除了在大脑思考和情感依恋控制下做出的行为反应外，还有一种无意识的主体行为，即“惯习”。虽然“文化自觉”强调了主体的主观意识选择，但是没有惯习的支撑，文化自觉将很难“形成”或“保持”，惯习强化了文化自觉的形成，也为文化自觉的发展提供了保证。
布迪厄所提出的“惯习”是指以往流传下来或长时间实践积累下来，被视为“常态化”的一种习性。游客与东道主在民族地区山地景区旅游场域内的相遇，双方的惯习差异立刻显现出来[22]，这进一步可能导致主客间的文化冲突。由于惯习具有稳定持久的特点，双方都会在这个过程中做出坚持惯习的利己行为。避免冲突的办法自然应是一个相互调适的过程，从东道主的角度看，便是东道主能否进行惯习调适。文化自觉的意义在于，其令东道主对自身文化有了深刻认知，也能进一步明确文化资本在旅游发展中塑造自身优势地位的价值。因此，文化自觉驱动下的东道主面对游客惯习差异的冲击，能够主动地调整自己的惯习结构。因为惯习虽然是稳定持久的，但并非永久不变[23]，惯习主动调适的过程恰恰是文化自觉的体现。文化自觉驱动惯习调适主要集中反映在两个层面：其一是旅游发展中的文化传承。东道主采取了更积极的文化传承与保护行为，并且尝试结合旅游业态培育探索更广泛的创新传承形式，如依托玉龙雪山景区打造旅游演艺，实现了旅游发展与文化保护的双赢，提升了文化传承效率；其二是积极推动实现文化资本再造。东道主会自觉迎合游客需求，积极恢复和丰富能够形成旅游吸引力的文化资本形态，改进不易向游客展现的文化资本形态，体会游客的情感、观念，深度了解游客的信仰等。例如，在白沙古镇，当地居民通过滇绣还原已被损坏的白沙壁画等，在主动转变文化展示形式的同时也赋予了其新的生命力。在文化自觉驱动惯习的主动调适中，东道主与游客一道推动了文化资本再造，继而实现了双方需求结构的和谐，以此促进了民族地区山地景区旅游发展。

3.3 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结果：价值转换与内容更新

由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结果表征来看，其意义在于旅游地资源价值的创造性转换以及被游客所感知的供给内容更新。以民族地区山地景区为代表的山地旅游地有着深厚的文化遗存，这赋予了其旅游发展的潜在优势。东道主凭借文化资本的旅游化转换和惯习调适以驱动山地旅游发展，在结果层面首先意味着资源价值优势的确立，并在其持续在场的主人翁意识与市场冲击的交互作用中实现文化属性与市场效益的统一。进一步地，这意味着文化资本与惯习已深刻嵌入旅游市场的供给端。因此，文化自觉这一内生动能主导下的山地旅游实现了从隐性资本到显性价值的创造性转换，使得山地旅游市场供给能力大幅提升。与此同时，从游客感知的层面来看，供给能力的提升显著地表现为产品功能的升级，游客可以更多地感知到山地旅游地自然禀赋之外的人文内涵。游客所在的旅游场成为被自然和人文双重包裹的场域。此外，游客亦能觉察到旅游感知范围不断地向东道主的生活世界渗透，从中体会旅游地文化在当代的延续性与生命力。总体来看，游客能够在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过程中直观感知旅游地供给内容的更新，为其带来更为丰富的体验。

3.4 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核心：“文化-人-旅游”关系链的塑造

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核心可以归纳为“文化-人-旅游”关系链的塑造过程。民族地区山地景区承载了独特鲜明的民族文化和山地文化，其既具有旅游的吸引力也兼备地方的遗产性。在主客的互动交往和跨文化的比较之下，东道主意识到了自身文化资本的旅游化转换优势以及与游客之间存在的惯习差异，其背后则是对自身文化的深刻理解，文化自觉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形成并强化。在文化自觉的驱使下，东道主的主体意识进一步彰显，这使得“文化-人”的关系链得到贯通；文化自觉的凸显，令东道主深刻把握文化的延续性、生命力和创新价值，以文化资本的旅游化转换和惯习调适的方式作用于山地旅游发展现实，畅通了“人-旅游”关系链，最终增强了民族地区山地景区旅游发展的内生动能。因此，文化自觉的驱动机理，根本地在于通过资本转换和惯习调适将人山关系内的“文化-人-旅游”关系链紧密相嵌、共融共生，这一关系链的塑造与强化外显为文化自觉对山地旅游发展的强力促进。

3.5 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本质：从文化自觉到发展自主

文化自觉的形成背后是时代赋予的文化转型过程，意味着一种自主的文化适应选择。从文化自觉概念本身出发，文化自觉代表的就是“本土化”的文化主体而非异文化主体[24]。与此同时，文化自觉也是从文化自知、自省到自主的阶段性发展过程。因此，文化自觉赋予了人以文化资源的价值认同和文化再生的创造能力。山地广布的民族地区往往因经济、交通等缘故而面临欠发达的状况，旅游开发不失为一条有效的发展路径，却亦面临着强势文化的冲击。文化自觉驱动旅游发展的意义在于，民族地区山地景区的特色文化并未丧失或过度涵化，反而在外部压力下深刻理解了自身的文化资本优势，进一步塑造了文化自觉。由此，山地旅游发展不再是外部力量驱动的路径选择，而成为东道主主体意识凸显下自主的行为决策。山地旅游的发展亦不仅仅具有生存的和经济的意义，更具有了强化文化自觉、增进文化自信的价值。在这一背景下，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本质是文化自觉驱使东道主形成了发展的自主意识和自觉行为，并且该过程超越了制度化约束，彰显了“内源性”动力的强大能量。

4 结论与讨论

文化自觉理论发展至今，已不再是一个孤立概念，而是成为一种内涵深刻的文化理论甚至“文化观”[24]，其虽已在旅游研究中获得关注，却鲜有以之进行山地旅游发展的系统性研究。研究以云南省丽江市玉龙雪山景区为实证案例、结合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所带来的不少启迪，循之而探究了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机理（图2），具体剖析了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缘起、过程、结果、核心特征与本质指涉。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图2 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机理框架

Fig. 2 The mechanism framework of mountain tourism development driven by cultural consciousness

（1）主客交往背景下的自我观照是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缘起。主客交往的增多使得东道主在感知异文化的过程中反身观照自身文化，加深了对自身文化的理解，增强了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感，显现出“地方感”，逐步瓦解了山地环境封闭性和文化封闭性的桎梏，并在文化自觉中深刻意识到自身文化对山地旅游发展的价值与意义，觉察到自身文化与旅游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在从自知到自省中积极进行文化创新，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
（2）文化资本旅游化转换和惯习调适是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具体表现过程。在山地旅游发展过程中，主客互动交往和跨文化比较令游客更深刻地理解了文化资本优势和主客之间的惯习差异，进一步促进了文化自觉意识的形成与强化。在此基础上，东道主积极促进文化资本的旅游化转换和惯习调适，以此塑造了山地旅游发展优势并逐步消弭主客冲突，形成了文化自觉驱动旅游发展的强大动能。
（3）旅游地资源价值的创造性转换以及被游客所感知的供给内容更新是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结果。东道主以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在山地旅游的供给端与需求端都赋予了独特意义。从供给端来看，文化自觉实现了山地旅游地资源由隐性资本到显性价值的创造性转换。从需求端来看，自觉的资源价值转换也令游客直观感知到旅游地供给内容的更新。这背后是东道主的主人翁意识在与市场冲击的交互作用中实现了文化属性与市场效益的统一。
（4）“文化-人-旅游”关系链的塑造是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核心。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将人山关系内的“文化-人-旅游”关系链紧密相嵌、共融共生。在主客跨文化的交往中，东道主对自身文化的观照使其文化自觉意识得以强化，并进一步增进了东道主行为决策与价值塑造的内意识，塑造了“文化-人”关系链，在文化资本旅游化转换和惯习调适的过程中，东道主自觉地提升了山地旅游地的旅游功能，畅通了“人-旅游”关系链。
（5）从文化自觉到发展自主是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本质。文化自觉作为一个从文化自知、自省再到自主的阶段性发展过程，是在强弱文化博弈下文化转型的必然。文化自觉赋予了人以文化资源的价值认同和文化再生的创造能力，理解了自身的文化资本优势，从本质上使得山地旅游发展不再是外部力量驱动的路径选择，而转变为东道主主体意识凸显下自主的行为决策。这一过程超越了制度化约束，彰显了“内源性”动力的强大能量。
基于旅游研究的“文化转向”和“人本转向”，对目的地旅游发展驱动力的探究必须跨越制度性约束和经济激励的范畴，系统理解文化自觉的重要意义。整体来看，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缘起于主客交往背景下的东道主的自我观照，是通过驱动文化资本旅游化转换和惯习调适的过程而实现的。这是一个立足自身文化优势，发挥文化价值而增强内生式“造血”功能的过程，实现了山地旅游资源价值的创造性转换以及供给内容更新，在各利益相关者互动博弈之下明确了山地旅游发展方向，打通了“文化-人-旅游”的关系链，本质上意味着自觉的文化意识显化为自主的山地旅游发展路径选择。既有研究已然对此有所关切[11,25]，但鲜有从理论建构的角度出发进行深度剖析。本文结合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所进行的探索，不仅明确了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的价值与意义，亦揭示出文化自觉驱动山地旅游发展的缘起、过程、结果、核心以及从文化自觉到发展自主本质特征中潜藏的机理（图2）。研究进一步巩固了既有文化自觉对旅游发展意义的认识[11,25]，在将研究情境拓展至民族地区山地景区的基础上，厘清了制度性约束和经济激励之外文化自觉“内源性”对山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这对民族地区山地旅游发展亦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在本研究基础上，后续研究一方面可以通过多元案例的实证研究对现有分析成果进行检验，尤其要重视多类型目的地的跨案例研究，并尝试对文化自觉驱动旅游发展的相关范畴作进一步地操作化尝试，通过定量方法的嵌入，增强研究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后续研究还应竭力弥补本研究对历时性因素考虑不充分的局限，通过历史比较分析和纵向案例研究，进一步促进研究深化。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费孝通. 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J]. 学术研究, 2003(7): 5-9.

[ Fei Xiaotong. Some confessions about “cultural consciousness”[J]. Academic Research, 2003(7): 5-9.]

[2]
张冠生. 反思是文化自觉的尝试: 费孝通教授近读访谈(二)[J]. 博览群书, 1998(4): 4-5.

[ Zhang Guansheng. Reflection is an attempt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Fei Xiaotong on recent reading (2)[J]. Extensive Reading, 1998(4): 4-5.]

[3]
张冠生. 开创文化自觉的新风气: 费孝通教授近读访谈(三)[J]. 博览群书, 1998(5): 4-5, 1.

[ Zhang Guansheng. Creating a new atmosphere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Fei Xiaotong on recent readings (3)[J]. Extensive Reading, 1998(5): 4-5, 1.]

[4]
甘代军. 文化自觉的动力: 一个布依族村寨文化的审思[J]. 云南社会科学, 2010(2): 68-72.

[ Gan Daijun. The power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 reflection on the culture of a Buyi Village[J]. Social Sciences in Yunnan, 2010(2): 68-72.]

[5]
黄世杰. 大明山旅游开发需要“文化自觉”[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29(S2): 11-16.

[ Huang Shiji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s needed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in Daming mountain[J].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7, 29(S2): 11-16.]

[6]
王瑀. 文化自觉基础上的嘉绒藏族骀日节旅游开发与扶贫的内生机制研究[J]. 现代经济信息, 2020(13): 173-174.

[ Wang Yu. Research on the endogenous mechanism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Jiarong Tibetan Day Festival on the basis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J]. Modern Economic Information, 2020(13): 173-174.]

[7]
辛利波. 民族旅游开发与文化自觉[D]. 昆明: 云南大学, 2011.

[ Xin Libo. Nat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D]. Kunming: Yunnan University, 2011.]

[8]
保继刚, 杨兵. 旅游开发中旅游吸引物权的制度化路径与实践效应: 以“阿者科计划”减贫试验为例[J]. 旅游学刊, 2022, 37(1): 18-31.

[ Bao Jigang, Yang Bing.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ractices of the “rights to tourist attractions” (RTA) in “Azheke Plan”: A field study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J]. Tourism Tribune, 2022, 37(1): 18-31.]

[9]
郭文. 乡村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轮流制模式及社区增权效能研究: 云南香格里拉雨崩社区个案[J]. 旅游学刊, 2010, 25(3): 76-83.

[ Guo Wen. Study on the “alternate system mode” regarding rural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community empowerment effectiveness[J]. Tourism Tribune, 2010, 25(3): 76-83.]

[10]
李渌, 闫亚旗. 从“文化自觉”走向“遗产自觉”: 古民居遗产的激活与展望[J].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22, 14(1): 133-143, 156.

[ Li Lu, Yan Yaqi. From “cultural consciousness” to “heritage consciousness”: Activation and prospect of ancient residential heritage[J]. Journal of Ethnic Culture, 2022, 14(1): 133-143, 156.]

[11]
王帆, 梁向明. 乡土文化自觉与内生式社区旅游发展: 基于宁夏泾源县冶家村的个案研究[J]. 广西民族研究, 2020(6): 163-172.

[ Wang Fan, Liang Xiangming. Local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endogenous community 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Yejia village in Jingyuan county, Ningxia[J]. Guangxi Ethnic Studies, 2020(6): 163-172.]

[12]
陈钊. 山地文化特性及其对山地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J]. 山地学报, 1999, 17(2): 179-182.

[ Chen Zhao.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effect on regional economy in mountains[J]. Mountain Research, 1999, 17(2): 179-182.]

[13]
吴忠军, 张瑾. 旅游业发展对山地少数民族村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 以广西龙脊梯田景区为例[J]. 经济地理, 2008, 28(5): 891-896.

[ Wu Zhongjun, Zhang Jin. The influence of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on the of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of the ethnic minorities’ stockade village[J]. Economic Geography, 2008, 28(5): 891-896.]

[14]
邓小海, 云建辉. 小、精、特:贵州山地旅游发展的现实选择[J]. 贵州社会科学, 2017(7): 162-168.

[ Deng Xiaohai, Yun Jianhui. Small, refined and special: Realistic choi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untain tourism in Guizhou[J]. Guizhou Social Sciences, 2017(7): 162-168.]

[15]
Wall-Reinius S. Wilderness and culture: Tourist views and experiences in the Laponian world heritage area[J].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2012, 25(7): 621-632.

[16]
Zhang Q, Xu H. Understanding aesthetic experiences in nature-based tourism: The important role of tourists’ literary associations[J].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 2020, 16: 100429.

[17]
杨寒, 陆志军. 基于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的语言相对论重新审视[J]. 外文研究, 2021, 9(3): 49-54, 108.

[ Yang Han, Lu Zhijun. Re-examination of linguistic relativity based on Bourdieu’s social practice theory[J]. Foreign Studies, 2021, 9(3): 49-54, 108.]

[18]
Chakraborty A. Emerging patterns of mountain tourism in a dynamic landscape: Insights from Kamikochi valley in Japan[J]. Land, 2020, 9(4): 1-19.

DOI

[19]
Tripathi A, Hayes S, Tucker H. In search of ‘oher’ voices: on the need for non-Western (auto) ethnographic/(auto) biographical accounts of tourist culture[J]. Journal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Tourism, 2020, 1(1): 112-120.

DOI

[20]
Simovic O, Perovic D, Raicevic M. How organizational culture influences satisfaction of employees shown on the example of tourism businesses in Montenegro[J]. Interdisciplinary Description of Complex Systems, 2020, 18(2-B): 223-240.

DOI

[21]
张传亮. 布迪厄实践理论的整体性解读[J].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34(2): 59-65.

[ Zhang Chuanliang. A ho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Bourdieu’s theory of practice[J].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1, 34(2): 59-65.]

[22]
皮埃尔·布迪厄, 罗克·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 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 李康,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 Bourdieu P, Wacquant L D.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M]. Li Meng, Li Kang, Trans.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1998.]

[23]
宋秋, 杨振之. 场域: 旅游研究新视角[J]. 旅游学刊, 2015, 30(9): 111-118.

[ Song Qiu, Yang Zhenzhi. Field: A new perspective of tourism research[J]. Tourism Tribune, 2015, 30(9): 111-118.]

[24]
方克立. “和而不同”: 作为一种文化观的意义和价值[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3(1): 26-33, 109.

[ Fang Keli. “Harmony but difference”: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a cultural view[J]. Journal of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03(1): 26-33, 109.]

[25]
郭凌. 乡村旅游发展与乡土文化自觉: 旅游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结构与解构[J]. 贵州民族研究, 2008(1): 44-50.

[ Guo Ling. Rustic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in the view of tourism anthropology[J]. Guizhou Ethnic Studies, 2008(1): 44-50.]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