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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旅游 >

2023 , Vol. 13 >Issue 3: 526 - 539

DOI: https://doi.org/10.12342/zgstly.20220163

研学旅游

城市动物园的动物景观演变与自然教育实践：广州动物园案例

  • 温士贤 , 1, 2 ,
  • 陈钰妍 1 ,
  • 廖健豪 , 1, *
展开
  • 1.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广州 510006
  • 2.华南师范大学文化空间与社会行为广东省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631
* 廖健豪（1996-），男，硕士生，研究方向为旅游人类学与旅游社会学。E-mail:

温士贤（1982-），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人类学、动物伦理问题与城市民族关系。E-mail:

收稿日期: 2022-12-25

  修回日期: 2023-04-11

  网络出版日期: 2023-08-04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184)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团队项目(2018B030312004)

收起

The evolution of animal landscape and practice of nature education in urban zoos: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Zoo

  • Wen Shixian , 1, 2 ,
  • Chen Yuyan 1 ,
  • Liao Jianhao , 1
Expand
  •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 2. 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Cultural Space and Social Behavior,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 Liao Jianhao. E-mail:

Received date: 2022-12-25

  Revised date: 2023-04-11

  Online published: 2023-08-04

Fold

摘要

动物园是城市社会的重要旅游空间，也是开展动物保护与自然教育的重要基地。近年来，动物园的动物福利和伦理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本研究以广州动物园为案例，综合运用实地调研与文本分析两种方法，尝试以“动物景观”为理论框架，探讨城市动物园的动物景观演变及其自然教育实践。研究发现：城市动物园经历了从猎奇与流动的观赏性动物景观，到扩张与亲近的娱乐性动物景观，再到丰容与科学的生态性动物景观的进阶演变过程，动物景观的进阶动力源于人类越发正视和尊重动物天性及可供性的显著趋势。人类并非动物景观的唯一生产者，动物的能动性和主体性贯穿城市动物园动物景观演变的全过程，动物会根据人类所设的生存条件参与动物景观的生产过程，并以自身的身体、习性和行为等维度深刻影响自然教育的形式及层次。做好动物保育工作和注重伦理问题有利于生产更高阶的动物景观，从而助促自然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动物园; 动物旅游; 动物伦理; 文化景观; 动物景观; 自然教育

本文引用格式

温士贤 , 陈钰妍 , 廖健豪 . 城市动物园的动物景观演变与自然教育实践：广州动物园案例[J]. 中国生态旅游, 2023 , 13(3) : 526 -539 . DOI: 10.12342/zgstly.20220163

Abstract

Zoo is an important tourism space in urban society, as well as a key base for animal protection and nature education. In recent years, animal welfare and ethical issues in zoos have attracted a wide social attention. Taking Guangzhou Zoo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uses both field survey and textual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animal landscapes and nature education practices in urban zoos, using “animal landscape” a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 study finds that urban zoos have evolved from ornamental animal landscapes of curiosity and mobility, to recreational animal landscapes of expansion and intimacy, and to ecological animal landscapes of enrichment and science, which was driven by the remarkable trend of humans’ increasing appreciation and respect for the nature and affordance of animals. Humans are not the only producers of animal landscapes, dynamic and subjective nature of animals was presented throughout the evolution. Animals participate in the production of animal landscapes according to the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set by humans, and their bodies, habits and behaviors profoundly influence the form and level of nature education. The valuing of animal conservation and ethical issues are conducive to the production of higher order animal landscapes, thus contributing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nature education.

Key words： zoo; animal tourism; animal ethics; cultural landscape; animal landscape; nature education

1 引言

动物园是城市社会的重要旅游空间，也是所在城市的重要旅游名片。各类动物园不仅为民众提供了休闲娱乐空间，同时也承载着物种繁育、科学研究、科普教育等多重功能。特别是对于远离自然生态的城市居民而言，动物园是认知自然生态和各类野生动物的重要场所。然而，囿于有限的门票收入难以支撑起较高的运营成本，目前中国部分动物园仍存在利用动物进行商业化表演的现象，并面临动物福利水平较低、自然教育发育不足等质疑和批评。相比之下，一些国外动物园对动物福利的前沿探索为中国动物园提供了经验借鉴。美国动物园与水族馆协会对其会员单位的要求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好的动物园和水族馆”蓝图：拥有专业工作团队和大量野生动物，为动物提供适宜的照料，并以美学的方式定时定点地展出动物，其主要业务是以教育和科学的方式展示、保护和保存地球动物族群[1]。从实践案例来看，新加坡动物园以“合理混养动物”为亮点，同时兼顾了游客沉浸式观赏体验与动物的圈养环境丰容；伦敦动物园面积虽小，但通过“布局多层次绿植配以圈养小型动物”的方式巧妙提高展示密度，丰富了游客的观赏学习体验[2]。近年来，中国民众的动物保护意识和动物福利观念逐步增强[3]，这对动物园的运营管理和动物福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内外的双重压力下，动物园亟待探索运营管理的转型之路。
早在近代中国，动物园就被赋予休闲娱乐和社会教育的双重功能[4]。动物园在为游客建构动物景观的同时，也意图通过展示活体动物对民众进行生命教育和自然教育。总体来看，早期动物园以满足民众娱乐观赏需求为主要目的进行动物景观建构。然而，这样的动物景观建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动物福利问题。随着动物保护政策的迭代和动物伦理观念的进步，动物园更注重提升动物保育与自然教育的内在价值。在多重力量的推动下，城市动物园的动物景观生产也在发生重要演变。目前，诸多城市动物园正在逐步探索向生态化动物园转型[5]。可以看出，城市动物园动物景观的演变历程，与国家的动物保护政策、民众的动物伦理观念以及对自然教育的诉求有着内在的联系。
近年来，研学旅行与自然教育井喷式发展，这为城市动物园进一步拓展自身自然保护、科学研究、科普教育等功能提供了良好机遇[6-7]。与此同时，部分动物园仍忽视动物福利和动物伦理问题，甚至存在与当前的相关法律政策和动物伦理观念相悖的经营行为①(① 中国绿发会. 志愿者: 建议科普研学活动禁看野生动物表演: 中国绿发会2020年“两会”建议征集[EB/OL]. (2023-03-31). https://mp.weixin.qq.com/s/8MYbqZofUiY4FNYbS9wD1g.)。如何理顺动物福利、动物景观及自然教育三者间的关系，是实现动物园良性运营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本研究尝试以“动物景观”为理论框架，剖析城市动物园中动物景观的演变历程，着重分析动物景观与自然教育发展的内在联系机制。主要探讨以下问题：动物园的动物景观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何表征?何种因素推动着动物园动物景观的演变?动物景观与自然教育有何具体关系?当前动物园应如何转型以实现自身内在价值与可持续发展?探索以上问题有利于窥见城市动物园的发展轨迹，并为其运营管理和业态转型提供重要理论指导。

2 理论框架

“景观”（landscape）一词最早发轫于地理生态学，指代自然风景和地表地貌特征[8]。对景观进行辨别、描述和解释，是西方地理学者的长期重要工作。早在19世纪初德国地理学家洪堡（Von Humboldt）就曾提出，景观包含区域中自然和人文双重要素的总体特征[9]。到20世纪，地理学者越发注重剖析原始的自然景观转变为文化景观的过程，譬如施吕特尔（Otto Schluter）将“景观”划分为存在于经受人类活动改变之前的“原始景观”以及原始景观经受人类活动变化之后的“文化景观”，还提出了“文化景观形态学”的概念，强调景观背后的社会、经济和精神力量，对后续的地理学者产生了深远影响[10]。
索尔（Carl Sauer）继承了施吕特尔的思想，将景观视作地球表面的基本单元，他在1925年发表的《景观形态学》（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这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中提出，文化是作用因子，自然环境是媒介，文化景观是文化作用于自然的结果[11]。索尔将未进行过人工雕琢的景观视为“自然景观”，将经过人工雕琢的景观视为“文化景观”，他还主张地理学应致力于探讨人类文化与景观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景观的形态及其变化[12]。1927年，索尔在《文化地理学的近期发展》（Recent developments in cultural geography）一文中，将“文化景观是人类施之于物质景观的各种叠加因素及组合形式”视为伯克利学派文化地理学的基本理论观点[13-14]。文化景观由此成为文化地理学的核心话题[15]。
存在于地表的文化景观由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两部分组成，其中自然因素以动物、植物和地貌为代表，是文化景观建立和发展的基础[16]。换言之，文化景观虽是人类社会的产物，但包括动物在内的非人类一直是其重要组成，诞生于人类对自然因素施加影响的文化景观是折射各时期人地关系的重要棱镜，依托不同自然因素的多元文化景观能深刻透视人类与自然相处关系的演进过程。因此，早期的文化地理学热衷于将文化景观作为研究文化生态学、文化源地、文化扩散和文化区等核心话题的切入点或观察对象[17]。实际上，动物在此时的文化景观研究中业已成为“常客”，譬如以索尔为代表的伯克利学派在其研究中剖析了包含动物驯化的农业生产对特定区域从“自然景观”转变为“文化景观”过程的关键作用，并探讨了人类文化在形塑人与动物的关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18]。
然而，面对这种将动物视为一种文化产物以及人类塑造景观的中介、漠视非人类动物的可能作用与能动性的惯例，Bennet呼吁建立一种“文化的动物地理学”（Cultural Animal Geography），以深入研究特定时空脉络中人与动物的关系，并进一步关注不同人类活动中“动物与人类文化”在空间尺度的互动关系[19]。直到20世纪80年代，发生“文化转向”的新文化地理学依然将文化景观作为一个稳定的研究话题，并将其视为类似于电影和报纸等可被解读为充满意识形态和意义的“文本”[20]。此时的新文化地理学者开始怀疑人类是产生文化景观的唯一行动者，并逐渐思考动物等非人类存在具有能动性的可能性[21]。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新文化地理学兴起“再物质化”（re-materialization）思潮[22]，再度推动学者重新系统审视人类中心主义[23]，并逐步形成诸如自然的社会建构[24-25]、超越人类地理学[26]和新动物地理学[18]等对非人类能动性的研究潮流。同时，新近文化地理学者所运用的网络（networks）、拼装体（assemblages）和多元互动（multiple interactions）等概念框架业已表明，文化景观具有显著的超越人类（more-than-human）的理论涵义[27-28]。由此，作为自然界不可或缺部分的动物，获得文化地理学者的进一步关注[29]，并在文化景观研究中占据越发重要的位置，譬如Wolch旗帜鲜明地认为动物是营造地方和景观的关键因素，并呼吁地理学者重新考虑动物与城市景观的复杂关系[30]。
在所谓的人类世（Anthropocene）下，日益进步的科学技术为人类在城市中更深层次邂逅更多种类动物提供可能性，城市中的动物园[31-32]、动物咖啡餐厅[33-34]、动物马戏团[35-36]等诸多旅游休闲场所正在依托以动物为核心的自然因素生产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但目前中国旅游与文化地理研究对这类话题的关注较为有限。此外，部分学者受“文化转向”和“再物质化”的影响，逐渐正视动物在文化景观中的重要地位，譬如Barua直接将动物视为参与塑造景观的“劳动者”[37]，尹铎等认为动物作为具有能动性的非人类行动者对景观进行组建[38]。综上，本研究沿袭文化地理学对文化景观及其动物的研究思路，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动物在文化景观的生产过程中具有主体位置，并试图对“动物景观”的概念内涵进行界定：一种由人类和动物共同生产的文化景观，在其生产过程中，人类基于动物的可供性展开行动，动物根据所受影响施展能动作用。
正如文化景观能够深刻反映人类文明与自然生态的共生关系，剖析动物景观亦能透视人类与动物的生态位育。城市中的动物园作为城市居民接触和了解动物的重要场所，在促进游客保护动物与环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39]。部分学者通过案例研究阐释，城市动物园正处于娱乐展演和自然教育杂糅的复杂状态[3]，且逐步将自然教育作为核心功能而发生业态转型[7]，解析其中的人类与动物之间的伦理关系有助于旅游行业乃至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40]。自然教育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目标，倡导民众主动参与体验自然、认知欣赏自然、学习自然技能，与自然产生情感联结进而激发尊重自然和保护生态的行为方式[41]。动物作为自然生态的重要代表，是城市动物园开展自然教育的关键物质承载[42]。与过往对城市动物园自然教育的形式[43]、效果[44]和影响因素[45]等研究侧重点不同，动物景观的概念涵义将人类和动物有机地并置在一个社会体系之中，可为我们思考自然教育的演进过程提供一个整体性和替代性的视角。因此，研究城市动物园的动物景观演变历程并明晰其间城市动物园的自然教育实践，有助于窥见城市情境中人类与动物、与自然迈向和谐共生的动态过程。

3 研究案例与研究方法

广州动物园建成于1932年，是中国较早建立的动物园之一，与北京动物园、上海动物园并称为“三大动物园”。广州动物园曾以丰富的动物品种、亲密的动物互动及娱乐性动物表演吸引颇多客源。2000年以来，在国家相关动物保护政策的规范引导下，广州动物园逐渐向注重科普教育和动物保育功能转型。近年来，广州动物园全面推进动物丰容工程，逐步完善科普教育设施，并打造常态化的自然教育项目。截至2022年9月，广州动物园已开发600多个不同主题的课程，走进全市约90所中小学和幼儿园开展自然教育科普活动①(① 南方报业. 5年勤耕不辍, 广州动物园“动物课堂”不负众望[EB/OL]. (2022-11-18). https://static.nfapp.southcn.com/content/202209/17/c6899738.html.)，并获评“全国野生动物保护科普教育基地”“广东省自然教育基地”等称号。广州动物园的转型发展案例，对探讨城市动物园动物景观演变与自然教育实践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自2017年以来，研究者持续关注广州动物园的发展变迁[36]，运用实地考察和文本分析等方法进行资料收集。在实地考察过程中，一方面，以游客身份体验园内旅游项目与科普教育活动；另一方面，以研究者身份观察园内的动物展区设计、动物行为状态、保育员及游客与动物的互动关系等，了解广州动物园在全面取消动物表演后5年内的动物景观变化与自然教育发展。在每次实地调研中，辅以拍摄图像和文字记录。此外，为追溯探讨广州动物园开园至今的景观演变过程及其机理，研究者对1932年以来关于广州动物园动物景观的历史文献、图片影像、新闻报道、官方宣传、社交媒体网友评价等文本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力图全面了解广州动物园动物景观演变与自然教育实践的政策脉络与内在逻辑。

4 研究结果

4.1 猎奇与流动的观赏性动物景观（1932—1969年）

20世纪初，受到西方动物保护观念影响的吕碧城等人成立了民间组织“中国动物保护会”，汲取佛教“戒杀护生”等动物伦理思想，积极宣传和推动保护动物运动[46]。在此背景下，1932年广州市政府将荒废的法领署旧址改建成动物公园，为公众提供观赏动物、休闲娱乐和社会教育之用。开园之初，公园主要以发函各地搜罗、号召社会捐赠、专款购买或代为陈列等多种方式收集珍禽异兽，并按猛兽、爬虫、鸣禽和其他奇异动物等进行分类展示，展出动物曾多达60多种、200多只[47]。为竭力追求和谐自然之景观，公园栽种了颇多古树，还设计有花坛、草坪绿地、喷泉等园艺景物（图1a）。但此类园林要素更多是迎合游客对观览自然的想象而非照顾动物对生态环境的需求，动物圈养环境的适配性尚未被充分考虑，以致动物园中时常发生动物因无法适应新环境而死亡的事件。
图1 20世纪70年代之前广州动物园的动物景观

图片来源：广州动物园微信官方订阅号， https://mp.weixin.qq.com/s/1c8IeWq9CN6Ffn0mKnrGXA.

Fig. 1 Animal landscape of Guangzhou Zoo before the 1970s

不可否认，近距离目睹鲜活动物是民众前所未有的新奇体验，满足民众“亲生物性”（biophilia）的精神需求[48]，对于唤醒民众爱护生物、敬畏自然的文明意识起到一定作用。据当时的市民表示“在整个广州市，除了越秀山市立博物馆陈列有较多的博物标本差强人意外，假如你想找到活的动物园，收集有少数动物，供大众观看的，可以说除了这处是没有了[49]。”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动物景观表现为猎奇的观赏性特征，意在让民众认识自然界中人类曾经的动物同伴。但囿于园内所圈养动物的生命周期较为短暂，动物景观缺乏稳定性和持久性，其对民众的教育意义有限。其后，1938年因日军侵占广州城爆发战争，园内饲养的动物散失殆尽，动物公园随之停止运营。
1958年，迁址重建的广州动物园落成开放，面积扩增至15 hm2，约为旧址面积的7倍。园方开始重视动物笼舍的设计布局，意图从更多方面展示动物的行为和相关知识。为响应时任市长朱光“以现代科学进化论建园”的提议，园区设计成按“低层爬行动物、中层卵生和哺乳动物、高层灵长动物”进化次序的阶梯式笼舍布局[50]。同时，部分笼室设有可供动物活动、交配和生育的专用场地，能够展示更丰富的动物行为和饱满的动物形象，初步展现出尊重圈养动物的基本生理需求的伦理观。此外，国家保护稀有动物等政策的出台，推动广州动物园开始研究和尝试动物繁殖，以承担起动物园“繁育动物与移地保护”功能的应有责任。20世纪60年代，广州动物园先后成功繁殖猩猩、亚洲象、华南虎等动物，被新闻媒体广泛宣传报道。可见，动物园正从单一的向外搜集动物向兼有展览自繁动物转变，寻求一种减少捕获野外动物、自繁动物生产动物景观的可能性策略。
事实上，60年代的广州动物园正经历艰苦创业阶段，尤其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更面临着近乎无法供养动物的巨大压力。1962年，国务院颁布《关于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指示》，首次明确要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教育。恰逢1964年国家鼓励文化下乡，广州动物园成立了“动物表演外展队”，带领野生动物到全国各地展览巡演（图1b），藉此门票收入补贴全园开支。据当时的外展队员回忆，各地民众对于动物巡演非常惊喜、热情高涨，这支首创动物表演队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可见，此时园方已认识到人类可以规训动物配合展示特定行为，且动物的珍稀性对民众有着强吸引力，由此以“动物外出巡游表演”的表征形式生产一种流动的观赏性动物景观。尽管动物表演并不能展示野生动物的自然行为，但在一定程度上为公众接近和了解野生动物发挥了重要作用。

4.2 扩张与亲近的娱乐性动物景观（1970—1999年）

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州动物园逐渐恢复财政支持并得以继续推进动物繁殖，其越发丰富的繁殖成果不仅能够稳定地增添动物总量，还能用于与国外动物园交换珍稀动物以扩充动物种类，引进的异国动物品种因其独特性而成为满足游客新一轮猎奇观赏的动物景观。与此同时，受到动物外展的积极反响及国外部分动物园的先进设计理念影响，广州动物园逐步尝试淡化游人与动物的区隔边界，营造游人与动物更易于互动的体验场景。譬如，借鉴国外卡尔·哈根贝克（Carl Hagenbeck）“全景动物园”设计理念，建成虎山、狮山等半开放式笼舍，拉近了游客的观赏距离。其后，又借鉴国外“接触式儿童动物园”理念，建成可供游客触摸、投喂温和动物的“逗趣园”（图2a），这意味着动物景观不再限于被凝视观赏，而是具有更多种可能的邂逅方式。
图2 广州动物园的娱乐项目

图片来源：广州动物园微信官方订阅号， https://mp.weixin.qq.com/s/ub9a612GzYbTcd8XQp0kJQ (a)； https://mp.weixin.qq.com/s/iahWQQeNkCuHJ5vgx_Sw-g (b).

Fig. 2 Entertainment at Guangzhou Zoo

在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广州动物园提出了“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综合发展”的发展方针，兴建和引入了颇多动物主题的实体经济项目。其开设的动物表演场、跑马场、广州海洋馆等园中园，多以亲近认识动物为由而开展娱乐动物项目，甚至将圈养在笼舍中的动物训练成“演员”送上舞台，推出马戏表演（图2b）、海豚表演等，满足游客走近与支配动物的欲望。正如Anderson将动物园视为被铭刻各种人类表征和物质策略的文化机构，动物园驯化、神化和美化了动物世界并创造出人类对自然的幻觉[31]。园方着重利用动物的工具价值生成娱乐性动物景观[51]，其训练动物表演非自然行为等娱乐节目有悖于动物福利原则，带有明显的人类对动物施加强权的痕迹。
正如段义孚先生曾指出，人类对于动物的情感既是喜爱迷恋的，又有着掌控和支配的欲望[52]。这种复杂的情感牵绊往往让游客沉浸于动物拟人化行为的景观幻象，进而忽略了对动物伦理问题的关注。在这一阶段，游客与动物亲近的过程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其与动物的情感联结、加深其对动物的认知水平，但部分不尊重动物生理习性甚至伤害动物身心健康的景观内容，也对游客产生了误导。另外，在园区有限的场地内不断增加圈养动物和开设经济项目使得动物的生活空间越发受到挤迫，导致园内动物的精神状态不佳且寿命较短，加之引进的异国物种多为单只或单性动物而无法繁衍延续，园内动物数量在20世纪初开始大幅减少，动物景观的吸引力亦逐渐消退。
为引导动物园更规范发展，90年代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连续出台《关于加强动物园野生动物移地保护工作的通知》和《城市动物园管理规定》等政策文件，严格要求动物园善待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重视加强野生动物移地保护和科普教育工作①(① 资料来源: 根据1993年和1994年建设部文件《关于加强动物园野生动物移地保护工作的通知》《城市动物园管理规定》整理。)。这些政策的相继出台，推动广州动物园从追求动物种数向优化动物种群转变，从侧重娱乐休闲向强化教育功能转变。但需要指出的是，动物园对于政策内容的响应实施并非立竿见影，同样经历了较为漫长的转型发展过程，其间呈现出娱乐展演与自然教育杂糅的动物景观内容，亦受到媒体与公众的颇多关注与争议。

4.3 丰容与科学的生态性动物景观（2000年—至今）

21世纪初期，面对园内动物景观老化以致营业收入减少的生存压力，广州动物园不得不延续娱乐性动物景观的生产策略，以“与动物拥抱合影”等形式再度吸引游客消费。但其后园区内“被合影的小老虎遭遇行为虐待”②(② 搜狐新闻. 广州动物园工作人员虐待小老虎遭游人谴责[EB/OL]. (2022-03-13). http://news.sohu.com/20051005/n227128087.shtml.) “海洋馆L海豚误吞玻璃钢导致死亡”①(① 信息时报. 广州海洋馆海豚误吞玻璃钢抢救无效死亡[EB/OL]. (2022-03-14). https://news.sina.com.cn/s/2005-06-09/04446886705.shtml.)等负面事件引发新闻媒体与社会公众的强烈谴责，民众开始对园内动物的生活环境及训练动物表演的手段表示质疑。在舆论批评的推动下，广州动物园自2006年起调整发展方向，重视提升动物展示的科普教育功能。但囿于园区展馆和圈养动物均较为老旧，早期的科普教育活动主要借助动物标本、宣传手册、互动图示等低成本教具，举办动物专类展览或科普知识讲座。此时，广州动物园的科普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单独呈现的内容，并未完全将动物的能动作用纳入考虑范围。
2010年以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陆续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动物园管理的意见》和《全国动物园发展纲要》两个重要文件，明确要求停止所有动物表演，通过丰容设计和动物训练保障动物福利及健康生活，重视保护生物多样性及对公众的科普教育②(② 资料来源: 根据2010年和2013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动物园管理的意见》《全国动物园发展纲要》整理。)。基于此，广州动物园在市政府的财政支持下全力投入动物展区改造（图3a）和动物丰容工程（图3b），逐步打造生态动物景观。据园区工作者表示，广州动物园正通过环境丰容、食物丰容、感知丰容、认知丰容及社群丰容等途径模拟动物原产地野外生境，以激发动物天性及自然行为，从而使游客更加全面和科学地学习动物知识。丰容的目的是动物只有在享受到较好的动物福利时，动物应有的自然行为才能较好地被展示出来，游客才能从中受到更好的教育[53]。
图3 广州动物园的环境丰容状况

图片来源：作者于2022年3月6日实地调研拍摄

Fig. 3 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at Guangzhou Zoo

2017年8月，随着广州动物园内承租的马戏团合同期满，长达24年的马戏表演正式结束。恰逢2016年底研学旅行被纳入义务教育课程的相关政策出台，广州动物园联合广州市林业局和教育局等多个单位推出“动物课堂”自然教育项目，努力打造自然类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其后，园方陆续建成新科普长廊、多功能课室、自然教育径、观鸟望远镜、VR动物园等配套科教设施，开展常态化自然教育的基础条件日趋成熟。当前，广州动物园已建立起涵盖不同年龄段人群的自然教育活动（表1），但与早期将动物视为玩物的娱乐活动不同，如今的课程项目在较大程度上兼顾了尊重动物天性、亲近认识动物以及宣传保护动物。
表1 广州动物园“动物课堂”项目的代表活动①

Tab. 1 Representative activities of the “Animal Classroom” Project in Guangzhou Zoo

活动形式 活动主题 活动内容 面向对象
自然研学课程（收费） 动物园奇妙夜 读绘本、夜视仪观察动物行为 3~6岁亲子家庭
观鸟亲子活动 学习观鸟方法和自然科学知识 6~13岁亲子家庭
动物征名活动 认识动物家族和学习动物知识 5~12岁亲子家庭
动物宝宝过节 寻找动物宝宝和科普动物繁育 7~12岁儿童
动物营养师 了解动物食性和培养动手能力
少年动物学家 参与野生动物保护的实践课程 中小学生
公益科普课堂（免费） 科普大讲堂 开设动物科学知识的主题讲座 全公众
动物故事会 讲解动物行为习性等趣闻知识
校外课堂 在园或到校开讲动物知识课堂 幼儿园和小学
科普志愿服务（免费） 野生动物代言人 为游客宣讲野生动物科学知识 中小学生
丰容志愿者 制作动物玩具和布置丰容设施 18岁以上
自然导赏员 学习组织开展自然教育课程 18~64岁
主题日宣传教育（免费） 世界野生动植物日 宣传野生动植物保护法律法规 全公众
爱鸟周主题活动 宣传鸟类识别和护鸟科学知识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宣讲动物保护政策与法律法规
野生动物宣传月 宣传生物多样性与动物栖息地

① 资料来源: 根据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9月1日广州动物园微信官方订阅号的相关推文整理。

经过多年的发展积累，广州动物园已繁育发展出多个“动物种群家族”，并培养出一支专业素养较高的人才队伍，形成了人类与动物共同生产动物景观的和谐状态。一方面，以保育工作者和丰容志愿者为代表的人类主体，将照料动物的各类细节精心编织成能够传递科学保育知识的动物景观。广州动物园“为黑猩猩煲汤”“为动物御寒保暖”“为动物庆祝生日”等重视动物可供性的行动，受到了民众的广泛认可②(② 南方都市报. 广动黑猩猩喝汤避暑的背后: 动物福利源自于持续不断的丰容[EB/OL]. (2022-11-13). http://www.syscb.cn/a/3338992.html.)。另一方面，动物在得到较好的动物福利时表现出应有的健康状态和自然行为，被园方或游客记录下“动物行为互动”“动物分娩幼崽”等精彩瞬间，甚至以短视频或图文结合的形式分享在社交媒体平台，这种虚拟动物景观对公众接受沉浸式自然教育发挥了一定作用。可以说，动物丰容已成为动物园生产动物景观的重要手段，也是开展自然教育的重要内容。

5 结论与讨论

随着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人类与自然生态的联系日益疏远，加快城市自然生态的修复与开展公众自然教育在现代城市社会显得越发重要。动物园是城市居民了解自然生态和野生动物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是开展自然教育进而培育民众生态文明观念的重要载体。从实践来看，相当一部分动物园仍未实现动物旅游与自然教育的协调发展，其生产的动物景观暴露出不少动物伦理问题，与其宣称提供自然教育的功能相悖。本研究尝试以“动物景观”为理论框架，对广州动物园近百年的动物景观演变与自然教育发展历程进行探讨，研究有如下发现。
第一，城市动物园经历了从猎奇与流动的观赏性动物景观，到扩张与亲近的娱乐性动物景观，再到丰容与科学的生态性动物景观的进阶演变过程，动物景观的进阶动力源于人类越发正视和尊重动物天性及可供性的显著趋势。第二，人类并非动物景观的唯一生产者，动物的能动性和主体性贯穿城市动物园动物景观演变的全过程，动物会根据人类所设的生存条件参与动物景观的生产过程，并以自身的身体、习性和行为等维度深刻影响自然教育的形式及层次。第三，做好动物保育工作和注重伦理问题有利于生产更高阶的动物景观，从而助促自然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城市动物园需整合和借助旅游学、教育学、伦理学、生态学、动物学等各领域专家的优势资源。与此同时，还需以更开放包容的态度接受以野生动物保护组织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动物保护意识和动物伦理观念逐渐萌生的游客民众等民间层面的舆论话语监督。本研究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体现在以下方面。
从理论价值来看，第一，本研究以景观视角探讨城市动物园的动物景观演变，是对以往旅游空间的景观生产相关研究的案例拓展。以往相关研究多聚焦民族景观[54]、历史文化景观[55]、乡愁景观[56]等人文旅游资源的景观建构方式及游客从中获得的旅游休闲体验。本研究剖析了城市动物园的动物景观生产历程，发现动物作为一种“有生命力”的旅游资源，其被圈养并参与景观生产时，园方不应仅关注游客体验，更要注重动物福利关怀。不同于其他旅游空间中静态的凝视性景观，动物旅游中即时性的动物自然行为、人与动物互动等赋予动物景观显著的动态性和鲜活性。第二，鉴于城市动物园的教育功能[57]与旅游活动的教育价值[58]被不断重视和挖掘，笔者对动物景观与自然教育的关系、动物景观对自然教育的价值进行思考，印证了景观的文化教育功能在动物园自然教育实践中的具体应用。第三，本研究在分析动物景观演变历程时，纳入动物园如何响应动物保护的相关政策，以及回应民众对动物伦理问题的争议和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动物旅游和动物伦理的关系研究。
从实践意义来看，第一，本研究以广州动物园为案例，追溯了近百年中国城市动物园动物景观演变的发展历程，折射出广州动物园运营管理的转型经验，为中国动物园转型升级提供案例参考。城市动物园普遍面积较小，动物的生存活动空间有限，需要合理控制动物种数与不断提高动物丰容水平，方可保障动物福利、做好移地保护与承担起自然教育义务。第二，该研究借助动物景观的整体性视角优势，探讨动物景观的内容呈现、动物伦理与教育价值，论证了现代动物园保护、研究、教育、休闲等功能是一体的、相互影响的关系。随着民众对动物旅游教育意义需的求不断提高，动物园不应停留于简单展示珍稀动物，而应注重普及动物保育、动物丰容、动物繁育等动物科学知识，促进“科学繁育-宣传教育-保护动物”的良性运转。第三，该研究对于城市动物园开展自然教育具有一定的经验启示。儿童是动物园的主要使用群体[59]，在动物园旅游中观看动物时儿童喜欢通过自发性地提问来习得知识[60]。动物园可以根据中小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学习兴趣，设置适配不同年龄段的研学旅行课程，组织开办学习营；针对成年人，可以通过动物保育志愿活动与线上教育形式开展自然教育。
当前，提升动物福利与开展自然教育已成为动物园回归公益属性的发展共识。得益于政府财政资金的支持，广州动物园较快完成了生态化园区改造，并积极探索动物保育和科普教育的新形式。但仍有不少动物园在转型发展中面临不同程度的资金压力，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曾在网络直播中发起动物“云认养”等公益性项目进行筹款。在生态文明理念的宣传教育下，越来越多的民众愿意对动物园的动物保护和动物福利工作给予支持。城市动物园不再是单向度的“政府投建-园方保护-公众学习”，而应是社会各界共建共享的“动物保护与自然教育中心”。本研究仅以广州动物园为案例地，缺乏其他动物园的多案例比较分析，这使本研究的理论探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此外，由于广州动物园发展历史悠久，文本分析以二手资料为主，材料收集缺乏完整性。后续研究可以补充民营动物园等其他类型动物园的发展模式，并进一步优化研究方法。

致谢

匿名审稿专家与编辑老师在文章修改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在此致以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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