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作为社交媒体分享的重要群体，受到研究的广泛关注，但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女性在网络分享意愿与行为的影响机制方面是否以及存在何种差异鲜有探讨。文章结合技术接受模型和社会交换理论构建研究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多群组分析方法对628份样本进行总模型检验，并进一步比较单身（空巢期）、已婚未育（筑巢期）和已婚已育（满巢期）3个群体的模型差异。研究发现：（1）非功能性要素方面，单身女性看重感知互动性，已婚未育女性强调感知趣味性和互动性，感知炫耀性对各群体的分享意愿和行为均有显著影响。（2）功能性要素方面，单身和已婚未育女性关注感知易用性，而已婚已育女性注重感知有用性。（3）3个群体的网络分享意愿对分享行为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文章丰富了女性旅游者网络分享行为研究，拓展了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为旅游企业和社交媒体平台的精准营销与个性化服务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证支持。

森林旅游是推动区域“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重要路径。文章基于中国60个重点城市2009—2022年的面板数据，将福州市获批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市视为区域实施森林旅游政策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合成控制法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等深入探究森林旅游政策对区域“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福州市通过建设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市能够显著增加城市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明森林旅游政策能够推动区域“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2）森林旅游政策推动区域“两山”转化的促进效应存在一年的政策预期，且该效应逐年增强。（3）通过中介检验模型发现，森林旅游政策通过发挥就业增收乘数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绿色旅游供应链效应与生态服务价值释放效应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助力区域“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据此，文章提出发挥示范区引领带头作用、促进居民就业增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完善绿色旅游供应链与助力生态价值释放等措施，进一步提升森林旅游政策对区域“两山”转化影响效应的管理对策。

在饮食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中，新时期环境政策的推行极易与地方性知识体系所内生的资源认知、权属观念及文化惯习产生冲突，甚至无意间引发群体性事件。研究以四川省T县城区禁止私自熏制腊制品事件为例，基于拓展后的政策执行互动模型和扎根理论方法，探讨公众、政府、媒体等主体在环境政策执行中的互动过程。研究表明：（1）各主体利益诉求差异是政策执行遭遇梗阻的主要原因，政府希望通过执行相关环境政策实现完成行政任务并保障公共权益的双重目标，公众则主要关注个体经济利益与时间精力损失、民俗文化传承断裂风险以及政府行政工作失误，媒体在其中作为中介因素不断调节两者关系；（2）各主体间存在对抗关系与合作关系两种类型，在政府工作失误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情景中，其对抗关系可能对行政工作、政府形象、文化传承及资源利用产生负面影响；政府致歉后，政府、公众及媒体通过自主责权平衡走向合作，并及时对公共利益损失进行止损；（3）政策执行梗阻及群体性事件的化解对策包括理论的调适机制与现实的发展路径，其涵盖政府治理与统筹、公众参与与协同两个维度，前者包括建立结构性矛盾化解路径、双向信息沟通模式、政策评估机制3项内容，后者则包括文化传承与旅游利用2条路径。研究拓展了互动模型，深化了传统饮食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理论基础，也可为群体性事件的化解、环境政策的制定及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提供参考。

以推进区域合作为主导方式的典型路径难以满足跨界旅游目的地的发展需求。研究从发展和治理的背景特征出发，讨论跨界旅游目的地的特征和发展路径，并基于路径依赖理论构建演化模型，探讨其发展路径固化风险。通过对茅山风景名胜区开发模式和治理体系的实证分析，总结其演变特征并提出优化建议。研究发现：（1）跨界旅游目的地的发展路径受资源禀赋、关键节点事件和区域治理模式等多重因素驱动，因资源整合有限、治理模式分散及行政区划分割等特性，呈现出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2）发展路径的演进逻辑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演化方向由初始条件和关键节点事件共同塑造，部分跨界旅游目的地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和治理创新实现了积极的路径锁定，而另一些则因资源整合不足和区域间协调不力陷入了消极的路径锁定。（3）演化机制上，旅游资源禀赋等初始条件通过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强化路径依赖，奠定了跨界旅游目的地的发展基础；随机事件则作为外部扰动推动路径调整或转型。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强化顶层设计、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及构建创新协调管理体系三方面优化建议，以期规避跨界旅游目的地的同质化竞争，实现统一规划与利益共享的核心目标。

近年来景区景点过度旅游造成区域客流分布失衡现象日益严重。文章以重庆主城区为例，基于多智能体方法，模拟“有”与“无”社交媒体参与情境下游客的路径选择与空间移动，构建城市旅游流微观仿真系统（TFS），探讨社交媒体介入如何形塑城市旅游流分布及其对旅游区域极化现象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1）在社交媒体介入情境下，游客空间分布更易迅速向特定热点区域集聚，并出现极化态势。（2）社交媒体能够加速游客对“必去景点”的认知趋同，进而导致热门景点客流激增，其他景点游客数量大幅下滑。（3）社交媒体的个性化推荐和病毒式传播效应是区域旅游极化现象的主要驱动。研究不仅证明了社交媒体对游客决策及空间行为的深刻影响，也为区域旅游流的预测、干预及管理策略优化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实践启示。

旅游目的地演化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基础命题和实践热点。文章以黄山市为例，从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结合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效应，运用logistic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黄山市旅游目的地演化机制。研究发现：（1）黄山市旅游目的地演化经历了路径导入、路径转型、路径升级、路径创新4个阶段；（2）演化过程呈现由外驱向内驱、由点状集聚向网络集聚、由单一向复合的特征；（3）演化阶段总体受资源禀赋、政策环境、资本条件、消费需求等多因素的正向影响，且不同阶段作用程度有差异；（4）在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的迭代循环下，黄山市旅游目的地通过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动态调整、宏观情境的复杂变化、多元主体协同作用，形成了非线性的复杂适应系统演化机制。文章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可为旅游目的地转型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和决策参考。

红色旅游是一种构建红色记忆、促进国家认同感的体验学习方式。文章基于旅游学习过程理论模型，通过3项实验揭示了“红色旅游-积极情绪-反思-国家认同感”和“红色旅游-消极情绪-反思-国家认同感”两条路径，完善了红色旅游对促进游客国家认同感的作用机制。（1）实验一证实不同类型的红色旅游能够激发不同的情绪反应（H1）；（2）实验二验证了无论是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都显著正向影响红色旅游者的国家认同感（H2），并且情绪在目的地刺激与国家认同中具有中介作用（H3）；（3）实验三在再次验证H1与H2的基础上，引入反思作为中介变量，验证了反思具有单独中介作用（H4），并揭示了情绪与反思的链式中介效应（H5）。研究丰富了红色旅游的实证研究，并为红色景区的开发和管理提供了参考。

旅游发展尤其是红色旅游作为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区域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依据五大发展理念构建革命老区县域旅游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从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3个维度衡量共同富裕水平，基于2012—2022年湘鄂渝黔革命老区县域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门槛模型及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实证分析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旅游发展能显著提升县域共同富裕水平，但旅游发展与共同富裕之间呈现明显的非线性关系，存在“显著提升-增势减缓”的单重门槛效应。（2）空间效应下，旅游发展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对本地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邻地共同富裕发展则产生负向空间溢出作用。（3）旅游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在维度上表现为直接效应对共享性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溢出效应中对可持续性的负向影响显著；在区域上表现为湖北片区旅游发展对本地和邻地共同富裕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贵州片区和湖南片区的正向效应较弱，而重庆片区旅游发展对本地和邻地共同富裕则均呈现显著的负向效应。

数字乡村建设加快背景下，互联网已经成为乡村创业的重要推动因素。研究构建互联网嵌入、创业学习、创业环境与农民创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采集北京市郊区405家乡村民宿的实证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SmartPLS软件，分析互联网嵌入对农民民宿创业绩效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1）互联网嵌入通过联系度、匹配度和牺牲感3个维度对农民民宿创业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创业学习的影响路径呈现差异化特征。联系度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创业者的经验学习和实践学习，但对认知学习影响不显著；匹配度对农民创业者的认知学习与实践学习有正向影响，而对经验学习的影响不显著；牺牲感显著正向影响创业学习。（2）创业学习在互联网嵌入与创业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其中，经验学习和实践学习比认知学习的中介效应更为显著。（3）外部环境因素对创业学习与绩效关系具有调节作用。政府支持能够显著调节创业学习3个维度与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金融支持仅在经验学习和创业绩效的关系中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市场环境在经验学习以及实践学习和创业绩效的影响关系中存在调节效应。研究为数字时代乡村产业发展研究提供了科学案例，为完善乡村创业生态系统、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践启示。

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降雨事件频发，给乡村地区带来巨大挑战。旅游型乡村社区通常地处山区或邻近水域，在发生极端降雨时面临着更大的自然灾害风险和潜在经济损失。文章以在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中受灾严重的北京市门头沟区S村为例，采用问卷调查、半结构化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开展案例研究，探讨旅游型乡村社区对极端降雨事件的应对及其启示。研究发现：（1）S村在灾前通过防灾宣传演练等方式进行备灾，灾中通过有效组织完成抢险救灾，灾后结合旅游业转型发展需求推进重建，形成了系统的社区灾害应对模式。但其防灾准备仍显不足，体现为前期防洪工作的参与主体配合不足、基础设施存在隐患、旅游资源保护不力，以及居民防灾意识薄弱。有受灾经历后，居民的防洪知识储备与灾害感知明显提升。（2）从S村的经历看，旅游型乡村社区应根据灾害发展阶段采取针对性措施，发挥不同主体的灾害应对作用，促进多元主体协作，保障基础设施的承灾能力，实现有效响应。并且，需对特色旅游资源进行针对性保护，着力将旅游产业发展中形成的社会资本和自组织基础转化为灾害响应的协作优势。灾后则要把握重建机遇，提升社区韧性，实现乡村旅游社区与产业的可持续发展。（3）未来的极端降雨事件大概率会增多，仍需进一步加强旅游型乡村灾害应对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为其有效提升抵御灾害的能力提供科学支撑。

数字经济改变了乡村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式，为农旅融合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文章采用2014—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熵值法分别测度各省农旅融合、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及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乡村数字经济赋能农旅融合的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乡村数字经济正向促进了农旅融合发展，其效应在东部地区、南方地区、教育高水平地区、旅游资源低丰度地区更为明显。（2）乡村数字经济通过推动技术创新这一中介机制，实现农旅产业发展需求的精准对接与商业模式创新，从而为农旅融合注入新的动能。（3）在空间维度上，乡村数字经济赋能农旅融合发展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文章从加快数字乡村建设、畅通技术创新的中介机制、加强区域协作3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促进农旅深度融合发展、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提供借鉴。

乡村旅游是提振乡村经济、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在扩大内需激发农村居民消费潜力背景下，探究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研究基于需求系统（QUAIDS）、双固定效应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使用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研究了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得出以下结论：（1）乡村旅游发展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总消费和消费结构升级；（2）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村居民总消费和消费结构的升级作用受个体和家庭特征影响显著，年长、已婚、年代经历波折和健康状况较差等因素呈现显著负向影响；（3）乡村旅游发展通过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拓宽非农就业渠道作用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4）不同地区农村居民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响应不同，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大于东部地区。研究发现不仅厘清了乡村旅游发展推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内在逻辑，也对制定乡村旅游发展政策、优化农村消费环境、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体育旅游融合是推动体育与旅游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对区域经济发展、社会文化传承以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06—2024年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690篇体育旅游融合相关文献，运用ITGInsight软件进行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系统梳理了中国体育旅游融合的现状、热点领域及未来发展趋势。研究发现：（1）中国体育旅游融合研究自2006年起步，经历了概念探索、理论构建、应用研究和创新拓展4个阶段。（2）研究内容聚焦融合理论机制、水平评价、战略路径、地方应用及政策驱动5大领域，形成以产业融合理论、耦合协调理论和协同效应理论等为核心的跨学科理论框架。（3）总体来看，中国体育旅游融合的研究脉络已从理论探索到多元发展，但仍存在理论创新性不足、数据动态性欠缺、新技术应用不足、区域协同与可持续性研究薄弱等短板。未来需加强跨学科融合理论体系构建、推动动态化智能化分析方法创新、深化跨区域协同差异化发展探索、强化实践应用系统可持续性研究,为体育旅游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现有旅游体验研究主要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结构主义以及还原主义视角，往往忽略了异质的人与非人类要素能动作用下的旅游体验空间关系的复杂生成过程。鉴于此，文章引入一种后结构主义的拼装理论视角，再探讨旅游体验的本体论、认识论以及方法论。研究发现：（1）“旅游体验”可以被视为在生活、旅游世界情境中，人与非人类的多元异质要素能动地发生共同作用，进而动态生成的一种关系性拼装体；（2）旅游体验拼装体的生成存在“欲望”驱动下“领域化-去领域化”的动态关系性过程逻辑。此种旅游体验“拼装”认识论，为真实性、表征性等体验研究提供了能动关系性新视角；（3）拼装方法论须秉持“物-人”广义对称性原则与发生学视域，融入新物质主义的图谱绘制、物质民族志、心理语言学的隐喻分析等多学科方法，并重点关注与分析多元异质要素为何，以及何时、何地、如何参与和影响旅游体验的复杂生成过程、关系与意义，即关注与分析旅游体验拼装体与拼装关系的形成、解离、重组、再塑等进程以及拼装体生成的价值。以“物”和“关系”为本体导向的拼装理论视角可以为旅游体验理论研究以及“人-地”冲突关系管理实践等提供来自后结构主义视野下包容性与批判性启发。

传统村落作为乡村旅游中的独特形态，分析其舒适物集聚度与游客情感的关系，有助于提升旅游体验并为旅游发展决策提供支持。文章从游客感知视角，运用扎根理论的编码方法，对传统村落舒适物的类型进行构建，利用区位熵、情感值计算、Getis-Ord Gi*和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探讨传统村落舒适物集聚度对游客情感的影响。结果表明：（1）传统村落舒适物的类型由文化、生态、产业、人才、组织舒适物构成。（2）在积极情感热点区和消极情感冷点区中，生态舒适物集聚度高的传统村落数量最多；而在积极情感冷点区和消极情感热点区中，产业舒适物集聚度高的传统村落数量最多。（3）在文化、人才、组织舒适物集聚的县域中，积极情感主要分布在冷点区，消极情感主要分布在热点区，而在生态舒适物集聚的县域中，情感分布特征相反；在产业舒适物集聚的县域中，积极和消极情感均主要分布在热点区。（4）传统村落舒适物集聚度与游客积极和消极情感具有较强的关联性，文化和产业舒适物是影响游客积极和消极情感的主要因素。文章根据游客情感空间特征，从鼓励发展型、适度发展型、稳定发展型和不适发展型的角度提出发展建议，为传统村落的保护与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参考。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乡村民宿提质升级的关键路径，对民宿适应数字时代技术变革、提升民宿服务质量与效率、增强民宿市场竞争力具有深远意义。文章基于浙江省部分地区乡村民宿的案例调查，运用Gioia归纳式主题分析方法，分析乡村民宿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技术易用和数字技术有用等数字化转型推力，是民宿数字化转型的外部技术动力，技术易用促使民宿对技术有用的判断；而数字平台成本高和数字平台变现难等数字化转型阻力，则构成外部技术障碍，民宿在选择进行数字化转型时，是基于利弊权衡的理性考量。（2）除外部技术因素之外，民宿数字化转型还受游客需求响应和市场危机影响等民宿市场响应力的影响，这是其数字化转型的外部市场动力。（3）技术、市场等外部因素激励管理者提升数字化能力，如加强数字管理和推进数字营销等，成为民宿数字化转型的内部主体动力。（4）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数字人才需求和数字人才培训等人才支持力，以及期待数字化支持和给予数字化支持等政策支持力作为内外调节因素共同促进民宿数字化转型。研究结论增强了乡村民宿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理论解释，不仅丰富了乡村民宿的理论成果，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的应用场景，而且为推动乡村民宿的数字化转型指明实践方向，有助于实现数字乡村及乡村振兴目标。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旅游型传统村落声景观作为感知空间环境和评估景观效益的重要维度，对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以皇都村为案例，运用语义细分、问卷调查和因子分析等方法，构建了旅游型传统村落声景观研究框架，深入解析旅游型传统村落声景观特征，旨在探讨其在提升旅游吸引力和推动村落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研究发现：皇都村声景观是独特的乡土文化，具有生活声塑造地方特色、生态声呈现疗愈功能、生产声蕴含联想意境、复合声传递和谐氛围并甄别空间环境等旅游吸引力功能特征。同时，村内存在生活声地方感同质化、生态声疗愈感衰微化、生产声联想感形式化、复合声空间与和谐感模糊的问题。为此，研究依据不同类型声景观的特点，提出借声、掩声、补声及综合利用等提升策略，以期实现对皇都村声景观的有效保护与优化，进而促进传统村落景观吸引力提升与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人居环境治理作为民族村寨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单元，具有乡村治理的一般性以及民族村寨的独特性。文章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基诺山寨为案例地，尝试从共生理论视角出发，依托深度访谈获取的一手数据以及“线上+线下”途径获取的二手数据，使用扎根理论方法探讨民族旅游村寨人居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研究发现：（1）政府、企业、村民、游客构成了基诺山寨人居环境治理的共生单元，是实现村寨旅游产业与环境治理协同发展的主体力量。（2）制定规章制度、治理资金扶持和民族文化信仰是基诺山寨人居环境治理共生环境的重要构成，形塑着基诺山寨人居环境治理主体的认知方式、价值理念和行动逻辑。（3）村民环境需求、游客体验需要以及相关者环境利益构成了基诺山寨人居环境治理的共生界面，三者的动态变化促使基诺山寨人居环境治理机制不断进行调整。（4）基诺山寨作为政府、企业、村民、游客等多元主体的空间载体，相关主体受益是推动村寨人居环境多元共治机制形成的关键。

面对旅游活动这一外部扰动，传统村落不断调整自身韧性能力，使其在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等方面达到新的动态平衡。文章基于适应性循环理论和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以晋江市梧林古村落为例，采用文献分析法、田野调查法和加权TOPSIS等方法，探讨旅游型传统村落社会-生态系统韧性水平与响应机制的周期差异。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传统村落社会-生态系统韧性水平整体呈阶梯上升趋势，但周期差异明显，这与自适应循环理论视角下韧性演化阶段曲线相符。（2）传统村落韧性各维度能力增长速度趋势差异明显，抵御能力增长速度是先慢后快，适应能力呈现匀速上升，转型能力则上升速度最快、幅度变化最大。（3）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传统村落韧性响应机制呈现“探索期-抵御能力”“起步期-适应能力”“发展期-转型能力”的周期分异特征。研究丰富了扰动-状态-响应理论解释框架模型，初步揭示了传统村落适应演化过程，为村落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对策参考。

女性是传承农耕文明、参与农业文化遗产地社区治理的主要力量，却也是话语体系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一方。文章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河北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为例，通过田野调研、扎根理论方法，在认知-情感-意向框架下，探析农业文化遗产地女性如何在投身社会参与的过程中建构其地方认同。研究发现：（1）氛围场的生成是推动农业文化遗产地女性参与社会组织的直接因素。（2）通过对遗产价值的再理解和地方意义的再表达，遗产化成为推动农业文化遗产地女性地方认同生成的关键力量。（3）地方认同内化于女性的自我认同中，表现为对女性价值的再认识和性别意识的觉醒。（4）农业文化遗产地女性的地方认同行为反馈包括生态互动行为和遗产传承行为。地方认同通过社区参与成为遗产地妇女在社区治理中展现女性力量的情感驱动，而社区参与同时也深化了妇女们地方认同的建构过程。

乡村居民作为乡村旅游地治理的目标群体与重要参与者，获取其对政策的支持即实现政策认同对当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中国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黄姚古镇为例，结合社会交换理论，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探究乡村旅游地居民政策认同的生成机制。研究发现，乡村旅游地居民：（1）政策认同的生成受6个条件影响，其中政策阐释为外源性条件，过往经历、政策参与、旅游效益感知为内源性条件，政策稳定性、政策适配性为政策特征。政策认同的生成表现包括政策认知、政策情感和政策行为意向。（2）政策认同的生成需经过交换风险评估、交换行为尝试、交换秩序稳定3个阶段，是当地居民与政策执行机构历经利益碰撞与融合，最终实现交换关系重构的过程。（3）政策认同的生成机制呈现出“抵制-尝试合作-理性博弈”的跨阶段转变，且各阶段均遵循“政策认知-政策情感-政策行为意向-新政策认知”的认同逻辑。文章提出应反思乡村旅游地居民“不认同”治理政策的价值，并呼吁政策执行机构将工作重心由关注政策完成度转向解决旅游目的地实际困难。

多主体协同参与社区治理是推动国家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但旅游社区中非旅游从业型居民的角色往往被忽视。文章以社区政府行政服务质量为切入点，基于信任转移理论，采用PLS-SEM方法对302份问卷数据进行分析，构建并验证“感知行政服务质量-政府行政服务信任-政府发展旅游信任-价值共创意愿”理论模型，探究非旅游从业型居民感知行政服务质量对政府行政服务信任及政府发展旅游信任的影响，以及两种政府信任对其旅游价值共创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1）感知行政服务质量正向影响非旅游从业型居民政府行政服务信任；（2）政府行政服务信任正向影响政府发展旅游信任，且旅游知识正向调节该影响关系；（3）政府行政服务信任仅正向直接影响面向社区的价值共创意愿；政府发展旅游信任分别正向直接影响面向社区的价值共创意愿和面向游客的价值共创意愿；两种政府信任在感知行政服务质量和两种价值共创意愿之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文章强调了对旅游社区不同类型居民的区分，并揭示了旅游社区非旅游从业型居民政府信任及价值共创意愿的形成路径，对旅游社区治理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乡村旅游精英在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助力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文章探讨乡村旅游精英公共服务动机对社区公民行为的影响，并分析责任知觉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以及组织支持在整个影响机制中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精英的公共服务动机对社区公民行为有正向影响。（2）乡村旅游精英的责任知觉在其公共服务动机与社区公民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具体表现为乡村旅游精英公共服务动机正向影响责任知觉，而责任知觉又正向影响社区公民行为。（3）组织支持调节公共服务动机与责任知觉之间的关系，以及通过责任知觉调节了公共服务动机与社区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当组织支持较高时，乡村旅游精英的公共服务动机对社区公民行为的影响减弱，同时，对责任知觉的正向作用更强。文章丰富了公共服务动机的解释，为管理乡村旅游精英提供了有益参考。

乡村旅游开发是一个涉及多元利益主体的复杂系统工程，而社会组织在多方主体的演化博弈中可以发挥协调作用。通过构建政府、旅游企业和社区居民三方博弈模型，选择社会组织发挥协调作用的均衡点进行仿真分析后发现：（1）政府支持、旅游企业合作、社区居民参与的策略组合是乡村旅游开发的最优选择，但因利益诉求差异难以自发实现政府、旅游企业、社区居民三方的深度合作，必须依赖于社会组织在其中的协调作用；（2）社会组织的协调作用可通过反馈系数衡量，其效用受政策环境支持程度及自身协调服务针对性和有效性影响；（3）作为关键调节者和利益平衡者，社会组织可通过倡导与落实政策、促进信息交流与合作、引导企业合理分配利益及提升社区参与意识等方式发挥协调作用促进政府、旅游企业和社区居民之间达成共识与合作，规范各方行为，优化整体乡村旅游开发环境。

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促进了社区与外界的交往、交流、交融。文章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四姑娘山镇为案例地，运用扎根理论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等方法，构建旅游促进民族“三交”（交往、交流、交融）的分析模型，以揭示影响民族交融感知的多种因素组态。分析发现，前因条件呈现出显著的复杂性和异质性：（1）低学历、年轻、高收入的女性对民族交融持积极态度；（2）高质量的旅游活动和效益显著提升居民的民族交融感知；（3）低教育水平的男性在实现较高收入并积极参与旅游活动时，对旅游效益感知较高，并与游客保持高质量互动，形成积极的民族交融感知。研究结果强调，旅游活动和旅游效益的积极产出是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基础，有助于构建一个基于文化共享、物质共享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动系统。研究为深化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与促进民族交融提供新的视角和实证支持。

价值共创是促进政府、居民等内生主体与游客、企业等外来客体在乡村旅游社区治理中建立信任、反馈和合作机制的有效手段。文章以南京市江宁区黄龙岘村和龙乡·双范为案例，运用质性研究、内容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乡村旅游社区治理中“主-客”价值共创的过程和机制。结果发现：（1）传统价值共创理论的信息、平台、服务等创新理念通过主客互动进入乡村旅游社区治理中，并通过价值链形成和价值传递过程促进旅游乡村治理模式转型；（2）“主-客”价值共创过程存在社区居民、消费者及企业“共盼-共建-共享”的价值传递轴线，体现为不同价值主体的空间策略、共创需求和治理结果的互动，以及对乡村资源转型旅游利用的认同和实践；（3）“主-客”价值共创的机制在于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村旅游社区价值链的参与式传递和治理模式创新，以此促成乡村旅游空间的高质量发展。游客作为社区治理的新参与者，承继与发展了旅游社区的价值内涵。为此，乡村旅游应注重游客和社区居民的价值转化能力，注重数字化营销和平台建设，鼓励更多主体自发参与到治理中来。

乡村旅游社区治理是扎实有序推进乡村旅游实现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文章借助知识图谱分析工具，探究乡村旅游社区治理的研究进展。研究发现：（1）乡村旅游社区治理研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历程可以划分为理论应用与本土萌芽、机制解构与实践探索、系统整合与范式跃迁3个阶段，研究内涵和外延日益丰富；（2）已有文献多以个案实证研究为主，重视探索社区治理理论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实践效用；（3）研究主题主要聚焦于居民感知行为对乡村旅游社区治理的影响反馈、多元主体参与的乡村旅游社区治理模式、文化与生态保护驱动的乡村旅游社区治理路径、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乡村旅游社区治理等4个方面，形成了“影响-模式-路径-目标”的实证研究体系。针对已有文献在研究对象区域偏倚、治理效能评估虚化、方法论革新与跨学科融合等方面的不足，文章建议（1）强化复杂性治理思维、突破区域偏倚与范式局限；（2）推动方法论融合创新、重视多源数据与数字伦理；（3）深化跨学科协同机制、构建动态性知识生产机制；（4）响应国家战略需求、完善中国乡村治理理论体系；（5）强化全球学术对话、拓展治理研究文明互鉴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