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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Vol. 12 >Issue 2: 189 - 207

DOI: https://doi.org/10.12342/zgstly.20220071

Scientific protection of national parks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innovative practice

  • Zhang Jinhe , 1 ,
  • Su Yang 2 ,
  • Zhong Linsheng 3 ,
  • Wu Chengzhao 4 ,
  • Zhang Yujun 5 ,
  • Li Peng 6 ,
  • Xue Huaju 7 ,
  • Xu Feifei 8 ,
  • Zhang Hongmei 9 ,
  • Zhang Xiangju 3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Ocean Scienc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 2.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state Council, Beijing 100026, China
  • 3.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 4.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 5.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 6. School of Business and Tourism Management,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31, China
  • 7. College of Tourism,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810016, China
  • 8. School of Humaniti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18, China
  • 9. Tourism Colleg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5,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03-10

  Revised date: 2022-04-12

  Online published: 2022-06-17

Fold

Abstract

The scientific protection of national parks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are major practical needs and important scientific topics fa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ark systems. On the basis of expla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parks,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s are conducted o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such as ecological protection, eco-tourism, franchising, protection mode, interpretation system, ecological industry,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of national parks. The analysis believes that: (1) scientific research i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scientific protection of national parks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2) Ecotourism is an important way to realize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products in national parks. Its necessary conditions are factor support system, franchise system and key policy breakthrough. (3) Franchise and franchise system are the protection mechanism. It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future development from tourism franchise to community franchise, biotechnology franchise, infrastructure franchise and regional joint franchise. (4)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s the basic guarante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parks. Channel expansion, capacity improvement,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are important way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5) Cultural servi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ultiple functions of national parks.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 system, physical platform and virtual platform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supply of cultural service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 and cultural values.

Key words： national parks; ecological protection; ecotourism; franchis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ite this article

Zhang Jinhe , Su Yang , Zhong Linsheng , Wu Chengzhao , Zhang Yujun , Li Peng , Xue Huaju , Xu Feifei , Zhang Hongmei , Zhang Xiangju . Scientific protection of national parks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innovative practice[J]. ECOTOURISM, 2022 , 12(2) : 189 -207 . DOI: 10.12342/zgstly.20220071

1 主题解读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上升到“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的战略高度,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国家公园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选择,中国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2013年11月,中国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2015年1月,《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发布,提出在9个省份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2017年9月,《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印发。2018年4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正式挂牌。2019年6月,《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印发。2021年10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5个国家公园,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迈出关键一步。
国家代表性、生态重要性、管理可行性是国家公园遴选与认定的三大基本准则,国家代表性与全民公益性是国家公园的基本特性,即国家公园不是无人区,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空间。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国情与国家公园建设背景具有特殊性。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公园建立初期以“自然中心主义”为指导原则,认为国家公园内只限人类探知自然的活动,当地居民须迁出[1]。这种将人与自然割裂的保护模式受到了理论的质疑与现实的挑战[2],人为“画地为牢”的“孤岛式”保护是对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关系的曲解。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国家公园的保护理念已由过去排斥人类的绝对保护走向相对保护,从消极保护走向积极保护。世界各国国家公园都日益重视国家公园内及周边的原住民、当地社区的文化和社会价值,尊重原住民、当地社区的权利,积极引导社区参与国家公园的建设、管理与保护,在立法、规划、社区参与、社区共管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中国人口众多,各类国家公园管理范围内及周边存在大量当地居民,居民生计、游客休闲、科研教育、公园管理等各种人类活动汇聚,土地权属、生计资本、产业形式、资源整合、跨界管理、空间正义、生态伦理等各种现实问题交织,国家公园往往是人地关系复杂,人与自然交互频繁,生态系统敏感性、脆弱性高的区域。
目前国内外有关国家公园的相关研究成果丰富,国外多关注国家公园的管理体制[3-4]、资源保护与利用[5-6]、环境问题与保护[7-8]及发展与利益相关者关系[9⇓-11]等。国内研究多探讨国家公园的根本特性[12]、建设模式[13-14]、发展思路[15⇓⇓⇓⇓-20]以及体制与机制构建[21-22]等。当前,中国国家公园建设面临新的发展环境与机遇,也存在新的问题与挑战,如何做到国家公园科学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这既是国家公园发展的重大现实需求,也是国家公园研究的学术使命和责任担当。为此,《中国生态旅游》编辑部特邀部分学者,围绕“国家公园科学保护与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主题,阐释其基本观点,开展学术争鸣,以期为国家公园创新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参考依据。

2 主要议题

2.1 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的特征与路径

（章锦河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提出“以人民福祉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主张,表明超越自然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秉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的现代环境正义理念,将成为指导国家公园建设与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立足环境正义的视角,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具有6个特征与5个基本路径。

2.1.1 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的特征

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特征具体体现在6个方面。一是生态保护功能提升。国家公园遵循最严格的保护制度,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障生态安全,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二是生态系统健康。生态系统健康不仅是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也是体现生态环境保护成效的指标。生态系统健康主要体现在生态系统充满活力、结构稳定和富有韧性等3个方面。生态系统健康主要受到生态系统的内部威胁与人类活动的外部干扰,前者可能导致生态系统的消亡、退化、恢复或涌现,后者将会出现生态系统受损、抵抗、恢复与退化等情形。厘清“内部威胁”与“外部干扰”对生态系统健康影响的差异,通过指示生物法、指标评价法、环境DNA分析法等加强生态系统健康研究,严格管控社区生计、旅游活动等各类人类活动的方式与强度,是保障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的基础。三是生态服务持续。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各种惠益。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持续性相关研究有3个议题值得关注,即生态系统服务是相对于人类而言,有直接与间接之分,生态过程与生态服务之别;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实现需要人类投入（不同方式、强度可能导致不同生态系统服务的权衡与协同发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高低变化不等同于社区福祉优劣变化。因此,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的质与量如何影响人类福祉水平?人类福祉的不同诉求如何影响生态系统的要素、结构与功能?这两个科学问题的解决有利于保障生态服务的持续性。四是生态居民幸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加强社区参与和社区赋权、实施生态补偿、提供充分就业、复兴传统文化、增强环境教育、生产绿色产品、供给绿色服务等是保障国家公园生态居民幸福的重要措施。“放下牧鞭,为三江源增一抹绿”正是生态居民的担当与幸福写照。五是生态访客满意。发展生态旅游是国家公园全民公益性的体现,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建立生态访客制度、推动绿色生产方式、严格产业环境准入、加强绿色标准引领、提升绿色设施水平、优化生态产品供给、倡导生态文明旅游等是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与提升访客满意度的必然要求。六是生态价值共享。“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协调国家公园居民、访客、公众、政府、企业等不同利益主体目标诉求,保护生物多样性,创新价值共创机制,将有力促进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

2.1.2 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路径主要有5个方面。一是创新管理机制。中西方由于制度背景、经济条件、文化特色、社会心理、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国家公园管理的机制也不尽相同。中国国家公园由国家主导,属国家事权,目的是实现跨行政区域、大尺度的自然生态系统的有效规划、保护、利用与管理。目前针对空间重叠、边界模糊、权责不清、人地矛盾等突出问题,创新国家主导、地方代管、共治共管、共建共享的国家公园管理机制势在必行。二是加大资金投入。在中央和省级财政层面设立国家公园建设专项资金,加大对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资金投入,确保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第一”的目标能够实现。三是加强科研支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加强科技支撑和国际交流。设立重大科研课题,对自然保护地关键领域和技术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构建以科研为主体支撑的国家公园保护体系,各国家公园成立科学研究机构,设立国家公园生态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站,强化多学科交叉融合集成研究等,夯实科学研究支撑是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石。四是推动绿色发展。构建“以生态资源保护为前提,以供给侧的绿色生产为基础,以需求侧的生态消费为核心”的国家公园“生态型”绿色发展理念与实践体系。生态资源保护施行以国家公园生态系统保护的标准与要求,强化科研支撑;绿色生产覆盖各行各业,强化制度建设;生态消费贯穿消费全过程,强化需求管理,建立游客生态消费的信用体系。国家公园应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实践的样板地、生态价值转化的示范地、生态系统保护的标杆地、生态旅游发展的目的地。五是传承传统文化。国家公园不仅拥有绿色自然生态,且有金色传统文化,绿色自然是国家公园的底色,金色文化是国家公园的底气。从构建文化谱系、唤醒社会记忆、传承文化精髓、展示传统特色、凸显生态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等方面,擘画国家公园特有的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美丽画卷,必将有力推动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并成为培育文化自信的高地。

2.2 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的业态特征与发展路径

（苏 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管理世界》杂志社副社长）
国家公园被很多人误以为是旅游的金字招牌。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江浙沪皖最高峰凤阳山时就指出“国家公园就是尊重自然”,这给中国国家公园后来成为中央推动的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新形式奠定了基调。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在考察武夷山国家公园时指出“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统筹保护和发展,有序推进生态移民,适度发展生态旅游,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相统一”。国家公园、旅游、生态旅游的定义和关系亟待厘清,具体从以下三方面来辨析。

2.2.1 生态旅游的特征和发展误区

生态旅游已经成为一个在中国随处可见可闻的“陈词”,但现实中的状况常让人疑窦丛生。不管人迹罕至的深山还是游人如织的胜地,都挂起了生态旅游的大旗;不管一无所有的荒漠还是一应俱全的景区,都号称生态旅游的基地。这种局面的产生,首先是因为生态旅游这个术语本身就容易有歧义,生态和旅游,到底是谁修饰谁呢?是“生态”当定语的旅游还是“生态”在前的旅游?原本这个术语产生时是很清楚的。“生态旅游”一词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生态旅游特别顾问H·Ceballos Lascurain于1983年首先提出,其含义不仅是指所有观览自然景物的旅行,而且强调被观览的景物不应受到损失。世界银行环境部和生态旅游学会给生态旅游下的定义则是有目的地前往自然地区去了解环境的文化和自然历史,它不会破坏自然,而且它会使当地社区从保护自然资源中得到经济收益。换言之,生态旅游并非一般意义的偏正词组,而是生态保护在前、旅游发展在后的一种旅游形式。有一句话可以将生态旅游的定义予以深入浅出的表达,“对以生态为主要吸引物的区域,进去只留下脚印,出来只带走照片”。
要分清中国随处可见的号称的生态旅游到底在哪些方面不符合这个定义,可以从生态旅游区别于传统旅游的两个特点着手：第一,保护性。严格来说,生态旅游也会对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产生负面影响。但是,比较而言,保护性是它区别于传统旅游的最大特点,它要求旅游的开发商和消费者都约束自己的行为以减少这种负面影响。例如观鸟,传统旅游允许旅游者甚至旅游设施靠近鸟到影响其生活的距离,而生态旅游则只能采用对其影响最小的方式,用望远镜和照相机进行旅游活动。第二,专业性。生态旅游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内涵,且这种要求包含两方面：既要求旅游开发商在人力资源、旅游设施、旅游路线、旅游服务的设计和管理方面体现出专业性,以做到使游客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回归大自然的精神享受和满足的同时,尽量维持生态系统的原样;也要求生态旅游者是具有欣赏、探索和认识大自然及当地文化的明确诉求和能力的游客,注重生态体验、享受环境教育。因此,生态旅游很强调科技含量。例如,在国家公园开展生态旅游,对产业和产业要素的生态要求都很高：必须严格控制开发范围和规模,必须控制游客量,并对游客进行游前教育;必须进行科学的生态旅游规划、环境监测评估以及严格的环境管理;必须有科学导游进行环境教育和风险管理等。这些生态要求,都要有专业性来保障。正因为此两个特点兼顾了开发和保护,生态旅游被誉为可持续发展的一面旗帜。按此概念和特点来衡量,中国一些地方宣称的生态旅游,都并非可持续发展的旗帜而只是招客的幌子而已。不少旅游经销商甚至将“生态”二字作为其推销的广告词,用“生态旅游”幌子包装非生态旅游产品向旅游者推销。
尽管生态旅游是在人们对传统旅游反思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反思的结果并非用生态旅游替代传统旅游,而是应该发展一种特殊地域上适合特殊受众的特殊旅游。与传统旅游的“大众”相比,生态旅游从受众（合格的游客）到其存在形式（必须将游客数量限制在环境承载力之内）都称得上是一种小众旅游。这就决定了生态旅游不仅当不成第三产业的龙头,对大多数地区来说也当不成旅游业的龙头。放眼世界,生态旅游尤其是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也是小众的。如大名鼎鼎的非洲国家公园Safari,其保护性和专业性是明显的,而从经营角度来看,其核心特征是生态带来的增值,尤其是物种多样性带来的个性化产品增值。仅从业态来看,白天乘坐越野车（其他交通工具）驰骋在国家公园的草原上,在向导的带领下追踪各类野生动物,沿途记录各类新奇的景象;夜晚入驻与当地景色协调的小规模营地或酒店,享受当地特色餐饮和文娱活动,也有观星和野生动物夜观可以选择。这种收费较高的旅游活动,支撑其高价格的不是酒店和餐饮等的奢华,而是世界顶级的自然资源及配套的专业服务,且野生动物资源与地质景观资源不同,“演员”和“剧情”随机出现,观众的体验常去常新,如没有向导很可能什么剧情都看不到、拍不到。这是典型的小众化的生态旅游,其支撑要素也区别于大众旅游,国内一些地方宣称的生态旅游显然不具有这些特征。

2.2.2 生态旅游的支撑要素

从普通的大众观光旅游转向生态旅游（不是全部转,是部分转,相当于从金字塔基座向上垒塔）,这个过程还要求“生态保护第一”和“全民公益性”,需要管理者、经营者、旅游者都转型,尤其是作为业态引领者和监管者的管理者,其必要条件是要素支撑体系、特许经营制度和关键政策突破。
（1）要素支撑指生态旅游所需要的科研科普基础、人力资源基础和基础设施。生态旅游与观光旅游一样,都需要线路、节点,但一方面“生态保护第一”,另一方面“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生态旅游需要在绝对的生态保护和人身安全前提下开发出“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的吸引物,这没有前期的科研和科普工作打底是不可能的,一条大众观光旅游线路是不可能承载生态旅游业态的。与线路配合,对生态旅游的向导也是高要求的,与旅游团举小旗的导游完全是两个概念,且在一些国家已经形成了专门的职业资格体系（如法国国家公园品牌增值体系中就有专门的向导标准体系）。即便不是职业的,业余的也大多应该是有专业基础的,如近些年科普游发展领先的广东丹霞山（正在创建国家公园的一部分）,就有十余个以高校研究生为主体的各专业志愿者团队来支撑其业态。这一点其实很好理解,从观鸟到观星,哪一个是只会编故事、讲段子的旅游团导游能胜任的,更不用提野外救援等技能。
（2）相对而言,生态旅游的基础设施要求反而较低,在与大众观光旅游线路重合的部分、不具有科技含量的方面可以和观光旅游的要求通用,但专门的观鸟屋、星空拍摄装备和设施、体验式科普设施等,则需要专门建设。这方面,国内很多保护区的科研设施其实是可以和生态旅游群体共享的,只要有专门的管理制度打好基础。
（3）对设备和设施的管理制度是简单的,真正支撑生态旅游的,在于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特许经营制度）和关键政策突破（关系到开展生态旅游活动的空间和方式）。首先是特许经营制度。生态旅游不一定需要特许经营制度,但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没有特许经营制度则多半会乱套,原因有三：①国家公园是生态敏感地,如果不对产业的范围、业态、强度、参与者都有明确的规定,则很容易带来负面影响;②必须由国家公园管理机构来管理,因为如果由其他机构管理特许经营,不可能保证“生态保护第一”,也多半难保证专业性;③必须存在有限有序的市场竞争,这样才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良性作用。非洲许多国家公园的Safari,表面上不一定采用了特许经营这样的名称,但经营较好的区域基本上都是在特许经营制度下运行的。然后是关键政策突破,其实就一句话,即核心区应能有序导入生态旅游业态。真正能将大众观光旅游与生态旅游区别开的资源大多被划入了核心区,但目前中国的相关文件中对核心区的定义太广泛（基本就是资源价值高的区域）,又把人类活动视为对高资源价值的绝对负面影响,才会出现核心区原则上禁止人类活动这样的规定。其实,在很多区域,保护对象与原住民之间甚至形成了共生的关系,在这样的区域,如果控制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活动方式、强度,生态旅游的开展就不仅不会影响“生态保护第一”,反而有可能促进形成共抓大保护的生命共同体,当然,前提是体现保护性和专业性的真正的生态旅游。

2.2.3 中国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及相关绿色产业的发展路径

作为生态文明体制建设的先行先试区,中国国家公园应该也最有条件体现新的发展方式,《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也明确,“除不损害生态系统的原住民生产生活设施改造和自然观光、科研、教育、旅游外,禁止其他开发建设活动”。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就是能将“绿水青山”可持续、增值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新发展方式。但中国国家公园存在明显的“人、地约束”,即目前所有国家公园都有原住居民、都有相当数量的土地的部分权属（或所有权或承包权）不属于国家,在加强国家公园保护时不可能不考虑社区和基层地方政府能够从新的发展方式中获利并支持保护。如果考虑影响面,应该不限于生态旅游这种小众业态,而把生态旅游及相关绿色产业统筹考虑,可以认为其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包括事业和产业,事业的主体是指休闲、游憩、生态体验、教育等方面,是典型的体现全民公益性的活动;产业的主体是指可以对区域发展具有全面的带动作用,但又不会增加环境负担的活动,例如以生态旅游的方式进行。另一方面,以事业形态为主,让生态保护成果易于给公众带来获得感。推敲起来,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及相关绿色产业应该是一种体现“大综合、大学科、大投入”的生态旅游。
大综合是指涵盖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带动一大片区域、重点在转化（“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并增值）的特色农牧渔业及其加工品制造业和与生态资源相关的“高端服务业”,而非靠简单的门票、索道收入就坐享其成的“词义弱化的旅游”。大学科是传统旅游未考虑的。国家公园的旅游应与国家公园的使命相对应,其科普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要求使得科技维度、人文历史维度的环境教育必然是多学科交叉且很多内容是创新的。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发展这么全、科技含量这么高的产业,不仅需要资金上的大投入（要求高、见效慢）,也需要建立与非政府组织、学校、志愿者等的合作机制,这样才能确保其通过多方参与保证专业水平,体现全民公益性。
在国家公园及其周边区域的特色小镇,开展国家公园体制保障的、以事业属性为主的国家公园旅游,构建国家公园产品品牌增值体系,才能够实现国家公园保护第一和全民公益性的目标;才能够带动区域的绿色发展,使各利益相关者形成保护生态系统的合力;才能够在这一区域,使得生态文明制度配套落地,最终全面实现“保护为主、全民公益性优先”。体现保护性在实施起来具有可操作性：只要完善法规、加强监管和正确引导旅游者就可以了,并不存在实施上的能力问题。真正困难的是生态旅游的专业性。对旅游商而言,专业性意味着旅游开发的前、中、后期都要有科学理念,而这又需要地方政府制定完备的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旅游开发法规及管理办法,并依法规划和监管。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这样的专业要求是很高的,毕竟生态旅游这样的小众旅游很难在三五年内就看出比传统旅游更好的经济效益,而为一个看起来的低效益付出那么多的专业劳动完全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式思维;同样,对旅游者而言,从走马观花式的传统旅游发展到以体验探究感悟为主线、以科学文化文明为准绳的生态旅游,也非易事。正因为此,将加强生态旅游专业性的能力建设放在第一位是中国发展生态旅游的重要特色。按这样的方式发展起来的生态旅游,能够使国家公园内及周边的社区、地方政府与国家公园形成利益共同体,这样才能真正形成共抓大保护的生命共同体,最终“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相统一”。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及相关绿色产业,本质上是一种保护的新形式。

2.3 生态旅游：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模式

（钟林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张香菊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特别助理研究员）
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旨在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解决全球性环境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国家公园是中国自然生态系统中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部分[23],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意义重大。生态旅游倡导保护旅游对象、进行环境教育和造福当地社区[24],能满足人民对良好生态环境和优质生态服务的需求,增强人与自然情感联结,是以国家公园为代表的自然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尤其是文化服务价值实现的重要模式[25]。因此,如何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在最大限度减少人为扰动前提下,打造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生态旅游模式,是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命题之一。结合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生态旅游的相关理论和实践,本文认为主要有调查监测、明确权属、产品生产、价值核算和产品交易等关键环节。
一是开展生态旅游信息调查和监测。基于国家公园已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监测体系,筛选具有生态旅游利用潜力的资源,调查分析其类型、数量、分布,并建立动态监测制度,及时掌握各类资源在数量、质量、分布、权益归属、保护和利用情况等方面的变动信息。同时了解国民对不同类型国家公园的生态旅游需求偏好,包括动机、行为规律等。
二是明确生态旅游资源权属。依托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清晰界定国家公园内森林、草原、水体等生态旅游资源资产产权主体,明确所有权和使用权边界,从而合理界定出让、转让、出租、抵押、入股等权责归属,为探索特许经营、生态补偿、绿色金融等生态旅游模式的相关机制奠定基础。
三是规划建设生态旅游产品项目。结合国家公园特色资源禀赋和特殊地理环境,以及主要消费群体的社会文化背景、消费能力和偏好,突出自然教育、生态体验与康养功能,因地制宜合理规划建设国家公园生态旅游产品和项目,延伸产业链,加强区域合作,使国家公园成为增强国民生态文明意识、增进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空间。
四是核算生态旅游服务价值。针对国家公园生态旅游服务的人与自然价值共创特征,核算反映生态旅游资源保护、利用成本和旅游服务供给过程中劳动投入的供给侧价值,以及核算基于市场需求、消费意愿和能力的需求侧价值,从而探索建立体现市场供需关系的生态旅游服务价格形成机制,并逐步推进国家公园生态旅游服务价值核算标准化。
五是促进生态旅游产品交易。在国家公园生态旅游服务项目定价科学化、合理化的基础上,创新土地、资金等政策,探索特许经营等多样化的生态旅游产品供给机制,使生态旅游服务供给满足国家公园保护要求与紧跟公众不断升级的需求。此外,加大宣传推介力度,提升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品牌知名度,引导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绿色消费,增强国民的国家自豪感。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通过生态旅游模式,将搭建起国家公园“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桥梁。未来应结合国家需求与国内外经验,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视角加强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以协调好保护首要功能与其他功能的关系,建立起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利益导向机制,为提升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2.4 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特许权与特许经营制度

（吴承照 同济大学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地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特许是指经过评估批准同意才能开展活动的授权行为,特许经营是指经过批准同意才能开展的商业经营活动。谁批准谁经营,存在授权与受权二类主体的区别,分个人、集体、企业和政府特许等4种类型,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属于后者。对于国家公园来说,国家公园管理局受政府委托履行管理职责,代表政府承担授权主体的责任,特许经营者是受权主体,通过特许经营协议同授权主体达成共识,开展经营活动。受权主体不能是国家公职人员,不能是国家公园管理局工作人员。

2.4.1 国家公园是以生态保护为第一要务的国土空间

国家公园在强调生态保护第一的同时,要满足国民户外游憩需求。国家公园游憩分两类二两层：公益性和商业性游憩活动,基本服务和商业服务。公益性活动与基本服务是国家公园基本职责,属于政府公益供给系统,不属于特许经营;商业性游憩活动与商业服务是社会企业与资本供给,需要政府批准同意,签约协议才可以开展,属于特许经营范畴。公益性与商业性多数情况下是交织在一起的,很多公益性活动需要商业性服务支持,这是旅游特许经营最普遍的一种形式,也是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基本内涵,即旅游特许经营,现在部分学者把特许经营的内涵锁定在此也是这个原因。实际上,从生态保护角度出发,国家公园内所有的人类活动包括科学研究、环境教育、游憩康养、其他社会活动等都必须经过科学评估对生态环境不会产生破坏性影响才能开展,政府才可以批准同意授权,这个制度即特许权制度,即经过政府授权才能开展的活动。特许经营是特许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特许经营的核心要义是社会资本参与、商业性、自我维持、不破坏生态环境。

2.4.2 特许经营是国家公园生态系统保护市场化机制的一种制度设计

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是在产权关系明晰基础上确定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种机制,是在政府主导下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提升国家公园服务质量、提高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与质量的一项政策。特许经营制度的建立是为了更好保护生态系统,更好地调动社会资源、社会资本参与保护,更加有效提高国家公园保护效率和保护质量;特许经营是对政府主导的社会公益制度的一项补充,弥补国家公园政府管理的不足,完善国家公园社会服务功能,适应社会个性化、多样化需求,具有多种商业模式,包括服务类、设施类、技术类和品牌类等4类。服务类特许经营主要指旅游特许经营,包括特色游憩活动、餐饮、购物、住宿、交通等,每一项旅游特许经营活动均有相应的服务标准、价格标准、设施标准、管理标准规范等。设施类特许经营包括基础设施类、旅游设施类等,如国家公园管理机构所有的已建建筑租给旅游经营商使用,按照协议收取一定的使用费。技术类特许经营主要包括农牧业品种优化、生产模式改进、农畜产品加工、生物成分提取等,吸引社会上拥有高新科技的研究院所或企业参与国家公园内农牧产品深加工,提高产品质量和加工效率,增加农牧民收入。技术类特许经营比服务类特许经营有更高的技术要求,即满足生态保护要求,不得改变农牧业传统文化,保护传统农牧民生存智慧,不得扩大农牧业发展空间规模,科学发展林下经济。中国一些国家公园社区居民人口多,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利益主体关系复杂,在国家公园总体保护目标下社区特许经营是一项重要制度,园内服务、园外加工、统一品牌是技术服务类特许经营的基本特点。

2.4.3 特许经营是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重要机制

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是生态产业化的重要制度载体,在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社会福祉语境下,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第一,但同时要满足社会多样化需求包括产品供给多样化、服务供给多样化,作为社会公益事业,政府只能满足社会的基本需求,多样化需求只有通过市场化机制才能激发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本的积极参与。国家公园同社会资本、社会主体之间必须建立一个具有共同目标的合作机制,特许权合同、授权、许可证、租约、执照、地役权契约等授权形式是国际上国家公园普遍使用的一种特许形式,通过这样一个特许制度约定,在共同保护管理目标前提下,履行各自责任,发挥各自的能动性、创新性。国家公园社区在特许权制度下,通过地役权契约同政府建立集体土地共同保护的利益合约,通过特许经营机制使社区居民或集体企业获得旅游服务、文化产业、林下经济发展机会,在社会资本、技术、品牌等社会资源帮助下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获得更高能级的转化。高技术含量的高效生态产业推动国家公园与区域协同发展共同体的建立,调动国家公园及其周边区域社区生态保护积极性,推动形成基于国家公园生态资本和生态产品的区域绿色高质量发展模式,真正实现国家公园全民成为共建共享共治的幸福家园。

2.4.4 特许经营同国家公园管理分区、空间用途管制密切关联

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管理理念通过管理分区空间化来实现,不同分区空间生态系统结构不同,承载力与敏感性不同,资源价值不同,资源利用方式与强度要求不同,对应的经营模式也不相同。目前国际上比较成熟的模式是游憩机会谱（Recreation Opportunity Spectrum, ROS）、可接受改变的极限（Limits of Acceptable Change, LAC）、游客体验与资源保护（Visitor Experience & Resource ion Protection, VERP）模式,这3类模式在逻辑体系上一脉相承,是以生态保护与游憩管理协调共生为基本价值观建立起来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引进中国,必须增加社区要素,游憩-社区-生态共生模式（VECDRP）,简称自然共生模式,可以作为中国国家公园管理分区的参考,空间用途管制与特许权制度相辅相成,是国家公园自然共生模式可持续性的重要制度保障。
总之,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特许权和特许经营制度是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上的一类保护制度,特许权体现了国家保护意志,特许经营体现了国家主导下的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社会化市场化机制,激励全社会多种形式参与保护,从旅游特许经营走向社区特许经营、生物科技特许经营、基础设施特许经营、区域联合特许经营等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特许经营内涵与项目、机制也将不断丰富和创新。

2.5 国家公园实施适应性管理的前提条件

（张玉钧 北京林业大学国家公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2.5.1 国家公园的全面建设途径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推进,中国在国家公园体制改革、体系构建、机构设置、布局方案、管理制度、边界划定、管控分区等方面取得了显著阶段性成效,并于2021年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国家公园是对自然生态系统实施适应性管理的一种有效途径,最终目标是为实现其自然资源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可以从各层面来总结国家公园的全面建设途径,最高层面为战略层面,是指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属于治理体系（governance framework）范畴,目前国家正在制定《国家公园法》和《自然保护地法》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中等层面是国家公园建设本身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也是国家公园建设的核心研究内容,属于生态系统管理范畴,人与自然耦合系统（Coupled Human and Natural Systems, CHANS）应该成为今后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管理的理论基础;基础层面是国家公园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的路径选择,它是针对单体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功能和社会需要建立可实现的具体目标,并通过科学管理、监测和调控活动,以满足国家公园的生态系统容量和社会需求方面变化的适应性管理方法,基础层面的任务落实也是未来国家公园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

2.5.2 自然保护认知的4种理解方式

国家公园理念已被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国家公园成为当今世界自然保护的主流形式,也是全球自然保护事业共同的语言。目前,对自然保护的认知在不同的场合存在不同的理解,一般认为有4种理解方式：第一种为P型自然保护,即严格意义上的保护,包括保存（Preservation）和保护（Protection）。保存是对原生自然或稀有生物的绝对保护,排除人为干扰;而保护是受外来不良因素的影响时,采取人为措施进行的中间干预过程。第二种为C型自然保护,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即保育或保全（Conservation）。保育是为防止资源枯竭,采取人为措施,达到保护的目的,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第三种为R型自然保护,包括恢复（Restoration）和修复（Rehabilitation）。恢复是把退化了的生态系统恢复到未受干扰之前的状态;修复（Rehabilitation）是生境的恢复与重建,以改善退化生态系统的功能为目标。第四种为M型自然保护,即生态影响的减缓（Ecological Mitigation）,是指对受损生态系统影响的减缓措施。

2.5.3 国家公园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能够实施的前提条件

笔者认为,国家公园建设的最高追求是为全球自然保护事业做贡献。结合中国国情和国家公园建设实践探索,在对单体国家公园提出适应性管理策略时,需要解决几个具体问题,这几个问题能否解决也是国家公园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能够实施的前提条件：第一,如何看待自然保护事业、行业管理和产业发展的问题?无疑,自然保护事业崇高而伟大,国家公园的建设的确为这种崇高而伟大的事业做出一定贡献,但中国国家公园候选地的设置大多数根植于原有的传统林区或传统牧区,农林牧业往往与被管理的自然保护地交织在一起,产业发展明显受到限制,能否走出一条中间路径,或者至少提出国家公园建设过渡期传统产业的规模和优先发展序列,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武夷山国家公园的茶产业和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小规模林副产业等该如何对待?第二,如何看待旅游?旅游和国家公园结合的出路在哪里?传统的风景名胜区的旅游开发模式还适用于国家公园吗?可以确定的是,新晋的国家公园肯定不能再按传统意义上的旅游目的地标准去建设,但一些地方政府和普通大众有可能还把国家公园当作普通旅游目的地来看待,如何在国家公园建设过程中寻找到一种保护性游憩利用的最佳方式,以取得保护与利用的平衡,是今后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其实,生态旅游就是国家公园游憩利用的一种最佳选择,只是在目前看来,生态旅游有被污名化的倾向,需要强调以自然为基础,实施自然教育与解说。第三,如何倡导社区参与?这一点在东亚地区尤为突出,由于东亚地区国家大多都是后起的工业化国家,社区的存在可以说是该地区国家公园共同的特点。社区发展与国家公园息息相关,如果国家公园的建设离开了社区的参与支持,社区发展滞后,国家公园也不可能走得太远。因此,倡导社区参与是国家公园建设的基础保障。
中国的国家公园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多方面内容的、具有复杂时空结构的生态系统。面对国家公园这样一个复杂系统及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需要尽快实施适应性管理策略,这将为中国自然保护地管理方式带来变革与活力。

2.6 国家公园体系要成为引领相关生态产品旅游化和旅游产品生态化的标杆

（李 鹏 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教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核心,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加快完善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着力构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政策制度体系,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新模式”。这是国家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作为自然保护地代表的国家公园体系,具有实现“相关生态产品旅游化和旅游产品生态化”的先天优势和良好禀赋,可以引领形成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新模式。

2.6.1 国家公园必然是生态产品旅游化的实现场所

生态产品旅游化就是将国家公园中的相关优良生态产品通过发展旅游的方式实现其价值转换,比较接近生态旅游的概念。生态产品是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的生态服务和最终物质产品的总称,既包括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体、安全的土壤、良好的生态、美丽的自然、整洁的人居,还包含人类通过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形成的生态标签产品[26]。国家公园体系拥有大量的生态产品需要进行有效转换：一是管理机构以国家力量实现了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和自然景观的保护,国家公园体系积淀了大量的生态产品,只有实现价值转换才能彰显其建设成果;二是国家公园为代表的自然保护地,其最终目标之一还是为了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在自然保护的限定之下,游憩是自然保护地比较可行和普遍的资源利用方式,国家公园也不例外。国家公园是自然精华和国家象征,在游憩机会提供中必然是以大尺度大范围移动的国际和国内旅游者为主,而不是以小尺度小范围的当地户外活动为主。只有通过开展旅游活动,而且具备一定的规模方可形成产业,才能满足更多旅游者体验和当地社区居民发展的需要,使国家公园所在区域的生态产品价值得以有效实现,从而实现全民共享自然馈赠的良好愿景。

2.6.2 国家公园必须是相关旅游产品生态化的表率

根据世界旅游组织和中国国家标准的定义,旅游产品包含了有形的吸引物供给和无形的服务供给。此服务不同于生态系统服务,是经营者提供给旅游者的服务。国家公园提供的旅游产品既有壮美的自然景观,如地质景观和生物多样性;又有合适的旅游服务,必要的交通组织和餐饮住宿提供等。由于资源的国家代表性和稀缺性,绝大数国家公园受到了广大游客的青睐,如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和加拿大班芙国家公园更是所在国最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为国内外游客提供了大量的旅游产品。旅游产品生态化就是在产业生态化思想和理念的基础之上[27],全面、系统地将环境因素纳入旅游产品的设计、开发、运营全过程,通过资源充分循环、能源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有限扰动,实现经济与环境兼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比较接近的概念是绿色旅游和可持续旅游。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载体和示范点,国家公园旅游产品必须遵循产业生态化的道路,满足低碳、环保和低干扰的基本要求,主要途径有：一是基础设施生态化,包括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要尽可能地减少对环境和生态的影响,如黄石国家公园无线网络提供都一直充满争议,管理者试图在维持公园宁静环境和游客需求两者间寻求平衡;二是游客行为生态化,在国家公园里的游客行为一定是对环境、对自己和对别人负责的行为方式,如遵循无痕山林（Leave No Trace）七项原则;三是服务提供生态化,国家公园不同于主题公园,旅游服务提供不是以满足游客体验和高消费为主要目的,而是以保障基本需求为目的,不能为了满足游客的过高需求而损害自然。
生态系统经济化和经济系统生态化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国家公园体系只有在实现相关生态产品旅游化和旅游产品生态化方面有所作为,实现国家公园体系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标杆,才能引领世界可持续发展新趋势。

2.7 提升社区参与质量,推进青海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

（薛华菊 青海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习近平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青海自2019年以来全力推动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以实际行动维护全国乃至全球的生态安全,贯彻落实生态价值、生态责任、生态潜力“三个最大”省情。
国家公园的建设目标是保护生态和为当地及周边社区居民提供福祉。作为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单位,青海境内三江源国家公园是目前中国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涉及治多、曲麻莱、玛多、杂多4县和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辖区域,共12个乡镇、53个行政村、7.2万人。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和水源涵养地,其青海片区涉及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祁连县,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德令哈市,共17个乡镇、60个村、4.1万人。三江源国家公园、祁连山国家公园在前期的试点建设中通过为贫困牧民设置了17 635个生态管理公益岗位（三江源16 621个,祁连山青海片区1 014个）,促进牧民成为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的主力军。为践行社区参与、全民共管的国家公园理念,使社区居民转变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最大受益者,还需要在社区参与的广度、深度上进行提升。
（1）渠道拓展：促进社区参与的广度。从国家公园保护、建设和管理全过程拓展社区参与广度。增加生态管护公益岗位和志愿者服务形式,引导牧民直接参与到工程建设、科研监测、巡查巡护等工作中,提供餐饮和住宿服务;通过合作社模式,鼓励牧民参与到农畜产品加工、生态体验、环境教育、民族手工业等特许经营中;提高社区参与意愿,鼓励其参与国家公园管理和利益分配,实现牧民增收。
（2）能力提升：提高社区参与的深度。依托青海大学、青海师范大学、青海民族大学地方院校、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及相关知名企业,对国家公园社区开展分级分类培训,提升社区参与意识与参与水平;重点提高管护人员智能巡护、社区管理、宣传教育展示等综合性的专业技术能力水平,承担体验项目解说和环境教育课程领队工作;鼓励社区参与到包括红外相机监测、草场质量监测、民族植物调研等国家公园的科研和监测活动,培育牧民科学家;将社区居民由投票、举手表决等形式化参与和生态管护员、生态补偿、人兽冲突保险等保障性参与转变为咨询共管纵深式发展,提升社区参与深度。
（3）共建共享：推进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建立社区参与保障机制,实现社区与国家公园的良性互动。一是出台社区参与的法律保障。确立社区居民的主体地位,明确国家公园社区居民应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二是完善社区参与的制度保障。明确管理单位和相关的管理条例,做好制度上的约束和保障;保障社区居民在国家公园建设中的知情权、建议权、保护权、决策权、管理权和发展权,激发社区参与的动力和积极性。建立社区居民意见采纳和反馈机制,对于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工程建设、产业发展等,积极征求社区的意见,引导社区参与重大事项决策;发挥社区自治作用,参与社区环境、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社区产业等方面的管理。三是加强政策与资金上的支持和帮助,通过相应的优惠贷款政策和资金支持,帮助社区更好的参与到国家公园建设中。

2.8 国家公园解说系统是人和环境互动的纽带

（徐菲菲 东南大学生态旅游与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解说通常指的是环境讲解和宣传教育,这是国家公园和其他自然保护地的核心功能之一。解说是展现国家公园的重要价值和建立人与环境互动的纽带。国家公园解说系统承担着树立国家公园形象、向大众展现游憩机会和宣传教育公众对资源合理利用等功能。解说系统通常分为导览（人员）解说和媒体解说,导览解说为游客提供了与解说员亲自交流的机会,包括非正式接触、对话、向导式步行和展示等。然而,使用人员解说服务的只是一小部分游客,大量游客通过媒体服务（如宣传印刷品、报刊杂志、网络信息、解说牌、延伸阅读等）接受解说。传统上,游客中心是解说系统重要的载体。但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技术以及增强现实、混合现实、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发展,解说也变得越来越移动化和场景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公园通过手机软件实现导览和讲解功能。如美国大提顿国家公园导览软件兼顾导览和讲解功能。也有很多国家公园开发了专业的讲解软件,帮助游客了解野生动植物的习性。如英国新森林国家公园开发了一款新森林蝉的软件,向游客宣传介绍蝉的生活习性,帮助游客去聆听国家公园中日常很难发现的蝉鸣声。有些国家公园同专业的公司合作,通过环境识别软件介绍和宣传公园内的环境资源,如英国峰区国家公园同Star Gazing（识别星星软件）、毕肯斯国家公园同Geo-catching（寻宝软件）合作,在传递信息的同时激发兴趣,使得导览经历更加有趣。
美国的国家公园非常重视专业的解说系统规划设计,在20世纪70年代便设立了Harpers Ferry解说设计中心,由他们统一负责对美国国家公园各类解说系统的管理、规划和设计工作。因此,其国家公园的解说系统具有高度品牌性、识别性和规范性,其解说系统主要起到宣传、启发和环境教育的功能[28]。而英国的国家公园采用的是分权式的管理模式,因此,各个国家公园的解说系统的管理和规划设计等相对独立,导致公众对全英国家公园缺乏统一的品牌认知,但总体来说因其国家公园特征以乡村和半乡村的自然景观为主,其解说系统也以接近或基于自然的设计为原则,公园内设施的解说设计也以自然、简朴、与环境相融合为主要特征,让人能够体验自然、放松身心。
国家公园在中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但自然保护地的解说系统管理由来已久。有学者指出中国的一些自然保护地面临解说对象不系统、解说方式缺乏科学性和多样性、解说受众分类不具体、讲解员管理不到位、公众普遍缺乏自然教育理念及自然观等实际问题[29]。中国国家公园的讲解系统可以借鉴统一管理模式,以建立高识别度、高品牌度和高规范性的讲解系统。从解说系统设计来看,应充分考虑受众群体的差异性（如儿童和成人）,解说媒介的多样性（手机讲解、纸媒、解说牌、解说员等）,解说内容的有效性、科学性和趣味性（信息传递、启发和激发兴趣、参与式与互动接受）等,运用新技术创新解说形式、场景和体验。

2.9 国家公园的文化服务与人类福祉

（张宏梅 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教授,《旅游科学》杂志主编）
设立国家公园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通过为人类提供供给、调节和文化生态系统服务,国家公园也成为增进人类福祉的重要区域。比较而言,文化服务在国家公园管理中相对被忽视,其重要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近年来,越来越多人呼吁将文化服务整合进国家公园整体管理决策中,构建多标准决策系统,以实现国家公园生态、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多重价值。
国家公园所包含的一个或多个生态系统为居民和游客提供了多重文化服务,成为提升人类健康和地球健康的重要解决方案。据保守估计,全球保护区每年改善游客心理健康的经济价值可达6万亿美元,比保护区旅游价值高一个数量级[30]。国家公园访问也具有行为方面的效益和价值,通过增进游客的环境意识、环境知识和自然联结水平,促进其形成亲环境行为和亲环境生活方式。而这些环境态度和环境行为的塑造将有利于国家公园以致更大范围和领域的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地球的健康。
国家公园文化服务并不是纯粹由自然生产的,其价值也不是自发实现的,而是受到制度、供给、需求等多方因素的共同影响。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和特许经营单位与自然生态系统共同生产,并为居民和游客提供一系列文化服务,包括审美、游憩、教育、社会、地方感、文化和遗产、精神和宗教等。这些服务通常相互联系,互相依赖,构成一个个服务群（如审美和灵感构成一个群）,并在游客体验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审美、教育、社会等服务往往是吸引居民和游客访问国家公园的重要原因,而游憩和旅游是体验其他服务的主要路径和媒介。除了游憩和旅游服务较容易进行经济价值评估外,国家公园文化服务的价值更多表现为受益人感知到的社会文化价值,如审美价值、知识价值、情感价值、社会价值等,并最终贡献于人类的健康和幸福。这些价值的实现依赖于服务供给端和需求端的资源整合和共同创造。
国家公园可以通过建设实体平台和虚拟平台,为国家公园文化服务参与者提供资源整合和价值共创场所。实体平台指国家公园的物理环境,由自然生态系统、便利设施和相关活动等构成。完善的步道系统和游客教育中心是国家公园重要的基础设施,是人类参与文化服务生产的主要表现,也是文化服务供给的必备条件。虚拟平台指国家公园的网络平台,如网站、公众号、小程序等,为访客提供国家公园虚拟体验,这些虚拟体验的健康和行为价值也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如Kort等[31]）。虚拟平台对国家公园现场体验可能具有促进和替代的双重作用,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平台内容和平台建设质量。在国家公园物理空间内,也可以将现场体验和虚拟体验相整合,通过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等形式,强化游客的自然体验,同时起到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这种方式特别适用于游客无法进入的严格控制区和无法观察到的野生动物的体验。国家公园文化服务不全是“奢侈品”,文化服务对人类和地球的双重健康价值应该得到更多重视,国家公园管理和政策制定应该有利于促进文化服务的供给及其社会文化价值的实现。

3 议题总结

围绕国家公园科学保护与旅游高质量发展主题,各位专家开展了富有理论深度与实践广度的交流,主要达成以下共识。
（1）科研支撑是国家公园科学保护与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建立国家公园肇始于人类对破坏大自然行为的反思,国家公园的管理目标是实现生态系统有效保护与持续利用,综合发挥其保护、科研、教育、游憩和社区发展功能。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具有特殊性,一方面生态系统具有敏感性与脆弱性,另一方面人类活动的影响具有广泛性与复杂性。设置专门科研机构、设立关键科研项目,针对国家公园的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人类活动影响方式与强度、人地关系调控与调适等开展跨学科集成研究势在必行。
（2）生态旅游是实现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第一”和体现“全民公益性”的重要方式。保护性和专业性是生态旅游区别于传统旅游的两个基本特点,“大综合、大学科、大投入”是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的3个基本要求,要素支撑体系、特许经营制度和关键政策突破是大众观光旅游转向生态旅游的3个基础条件,开展生态旅游信息调查和监测、明确生态旅游资源权属、规划建设生态旅游产品项目、核算生态旅游服务价值和促进生态旅游产品交易,是构建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生态旅游模式的5个关键环节,基础设施生态化、游客行为生态化、服务提供生态化则是生态旅游成为相关生态产品旅游化和旅游产品生态化引领标杆的重要路径。
（3）特许制度是国家公园生态系统保护与利用的有效机制。国家公园内所有的人类活动包括科学研究、环境教育、游憩康养、其他社会活动等都必须经过科学评估,在对生态环境不会产生破坏性影响的前提才能开展,政府才可以批准同意授权,即特许权制度。特许经营是特许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国家主导下的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社会化、市场化机制,激励全社会多种形式参与保护,从旅游特许经营走向社区特许经营、生物科技特许经营、基础设施特许经营、区域联合特许经营等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4）社区参与是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目前国内外有关国家公园保护有P型（保存和保护）、C型（保育）、R型（恢复和修复）以及M型（生态影响的减缓）等4类保护模式,加强社区参与不仅是实施国家公园适应性管理策略的需要,也是国家公园管理方式变革与创新的驱动力。渠道拓展、能力提升、共建共享等,是践行社区参与、全民共管的国家公园理念,是不断拓展社区参与的广度与深度、提升社区参与质量的重要方式。
（5）文化服务是国家公园多元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公园为居民和游客提供多重文化服务,成为提升人类健康和地球健康的重要解决方案,也是增进人类福祉的重要空间载体,相比较而言,文化服务在国家公园管理中相对被忽视,其重要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构建科学的解说系统、建设实体平台和虚拟平台,有利于促进文化服务的供给及其社会文化价值的实现,推动国家公园科学保护与旅游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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