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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Vol. 12 >Issue 2: 208 - 219

DOI: https://doi.org/10.12342/zgstly.20220037

Constructing a natural protected area system in China: Red line management,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 Wu Bihu , 1 ,
  • Ying Bin , 2, * ,
  • Yang Qiufe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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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 2. School of Karst Scienc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China
  • 3. Brand Academy of BES Culture and Tourism Group, Beijing 100101, China
* Ying Bin. E-mail:

Received date: 2022-03-17

  Revised date: 2022-04-18

  Online published: 2022-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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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stablishing a natural protected area system that mainly based on national parks is a fundamental action to practice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It is also a major reform task proposed by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2017.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atural protected areas has always been a difficulty and focus in the process of achieving the goal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green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Informed by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how natural protected areas function effectively in providing the ecosystem servic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ddresses the problems and obstacles existing in three aspects: delineation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cultural elements deposition in nature reserves. Then, the solutions to those problems are formulated through policy sorting,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betwee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o construct a natural protected area system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mits of Acceptable Change (LAC) should be applied in in the delimiting and managing the red lines of natural protected areas, and issuing polici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continuous monitoring; the 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recreation opportunity spectrum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China to realize the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tional protected area system in China should give value to the identification, symboliz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cultural landscape,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express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via national parks.

Key words： natural protected area;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 ecotourism development; recreation opportunity spectrum;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Cite this article

Wu Bihu , Ying Bin , Yang Qiufeng . Constructing a natural protected area system in China: Red line management,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J]. ECOTOURISM, 2022 , 12(2) : 208 -219 . DOI: 10.12342/zgstly.20220037

1 引言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贯彻落实新时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1]。中国的自然保护地经过60余年的发展,已形成包括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10多个类别的自然保护地体系[2],覆盖了中国90%的自然生态系统类型、85%的野生动植物种类、65%的高等植物群落[3]。2019年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自然保护地体系制度建设等系列文件,主要为解决长期以来中国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面临的重叠设置、边界不清、权责不明、保护与发展矛盾突出等痼疾问题[4]。中国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主要借鉴了国际保护地建设成果和管理目标分类系统[5⇓⇓-8],与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共同构成了中国生态文明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要贯彻实现“严格保护,世代传承,生态为民,科学利用”的建设原则,强调了自然保护地在实现严格保护的基础上,还需发挥精神与宗教、游憩与生态旅游、审美等方面的生态系统文化惠益功能[9],这体现了在生态文明制度下,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所秉持的护用并举的科学观。
生态文明融入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全方面全过程的建设内容[10],是一种具有底线思维的文明形式,即客观设立最低防线,在此基础上需要积极谋求最理想的生态目标[11]。从这个意义上讲,推行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就是实现生态文明的重要基础,是生态文明建设不可逾越的“底线”,也是保障绿水青山的安全线和金山银山的保障线。在守住生态红线的基础上,还需要积极谋求最理想的生态目标,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状态[12],而发展生态旅游则是实现生态利民、生态惠民、生态为民这一生态文明价值归宿的重要途径与载体,与生态红线制度共同构成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一体两面”。文化建设作为一种“软实力”,是构筑生态文明制度的重要支撑,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借鉴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历程中得到实践和升华,形成了“天人合一”的生态观[13]。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过程中,有效彰显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文化沉积要素,有利于唤起民众向上向善的文化自信与自觉。因此,中国的生态红线制度、生态旅游发展与蕴含传统生态智慧的文化表征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生态文化自信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论文从生态文明建设视角,围绕有效发挥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这一问题框架,从政策、学理、国内外对比三方面分析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涉及的3个关键问题：一是如何实现自然保护地多目标管理理念下的生态保护红线管控;二是如何发挥自然保护地保护目标导向下的生态旅游服务惠益功能;三是如何表征自然保护地内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沉积要素。以期为建设与国际接轨兼具中国特色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提供科学支撑,亦为未来自然保护地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提供思路借鉴。

2 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的非理性管控与优化策略

2011年中央文件《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首次提出“生态红线”[14],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生态红线”进一步完善成“生态保护红线”[15]。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政策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生态保护红线”成为继“18亿亩耕地红线”后又一条被提到国家层面的“生命线”,成为地方政府界定保护和开发的管控边界。然而,由于不同地方政府和部门对生态保护红线内涵的认知理解不足,导致自然保护地红线划定忽视了地域系统的差异性,执行“一刀切”式的非理性管控措施。为此,我们提出基于科学与法理相结合的生态保护红线管控策略,倡导施行基于生态系统“可接受的改变极限”（Limit of Acceptable Change, LAC）理念的自然保护地分区管控。

2.1 红线划定忽视地域系统多样性与差异性

长期以来,中国自然保护地流行使用从西方引进来的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同心圆结构的概念体系和规划管理模式[16],后又转为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的二分法（图1）[17]。空间结构组织本身是一种高度抽象的理论框架,是一种指导思想而非具体实施办法,任何一个自然保护地在空间上都不是均质的,其科学价值、美学价值、生态敏感性、经济利用价值等都会表现出各自的区划特点。现有政策和相关研究对自然保护地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仍存分歧[18⇓-20],但随着功能分区的调整变化,部门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时简单把原来的缓冲区全部划入生态红线区,忽视了不同区域（纬度、海拔、降水量、有效积温）、不同保护对象（季节性候鸟、岩石地貌、高生物生产量的热带雨林与特别脆弱的高寒干旱生境）的巨大差异,这种武断的解决方案不仅违背《生态红线划定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提出的“合理性”、“协调性”和“可行性”三大科学原则,也为缓冲区内的原著居民产权地位与发展利益带来不公平问题,加剧了地方政府和涉事主体的法律冲突和利益矛盾。
图1 我国自然保护地管控分区演变图

Fig. 1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nature reserve’s management zoning

2.2 “禁止开发”的内涵理解与执行存在偏差

根据“指南”要求,生态保护红线原则上应当按照禁止开发区要求进行管理,严禁在被划定为生态保护红线的区域内进行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21]。禁止开发区是指依法设立的各级各类自然文化资源保护区域,以及其他禁止进行工业化城镇化开发、需要特殊保护的重点生态功能区,主要是指“禁止进行工业化城镇化开发”,而非“禁止人为活动”的区域[22]。根据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指导意见”,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并不排斥传统农牧业以及自然教育、自然游憩、生态旅游和观光游览等低强度低密度利用方式。但是相关部门在进行环保督察和土地督察过程中,却又出现保护范围“悄悄扩大”、保护力度“逐步收紧”的现象,对禁止开发区（工业化城镇化）内的自然游憩和生态旅游设施也执行“一刀切”式的关停与拆除政策,对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了负面影响。

2.3 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管控的科学与法理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山”）理论,具有高度科学性和实际指导性。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是一体两面、辩证统一的关系。习近平同志生态文明思想明确回答了“保护生态”要“以人为本”,“要正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不能把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从这个思想内涵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现的是“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相统一”的平衡智慧。因此,生态红线绝非划在地上的一根线,而是保持生态系统稳定性的最低要求,更是习近平“两山”理论的平衡线。
从学理上看,生态保护红线应是在对不同生态系统特征进行充分诊断后的科学划定结果,生态保护红线应该在地理学和生态学理论指导下,在充分认识和深刻理解不同地理环境人地关系差异性基础上,综合权衡多方价值观和利益链后,识别出的具有一定差异性和灵活性的动态平衡线,而不应理解为一条静态的物理空间上的边界线。目前,国际大多数国家的生态保护地是根据人类活动强度不同而制定的差异化管控措施[23]。保护地内的红线管控可以借鉴国际经验,根据划定红线范围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因时施策实施不同的管理政策和管控措施,而非被“万园一策”的划定思路和管理模式所限定。从法理上看,红线管控应当坚持“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法治原则,对于经过正常审批程序、合法建设的项目,特别是建设前就获得了部门规划、发改委立项审批,以及响应国家号召的扶贫项目,不应“一刀切”地全部拆除。建议在相关法律法规出台之前,不要急于出台未经充分讨论和试验的政策条规,盲目开展基于现有保护边界和分区展开环境执法,而应当由行动部门与项目批准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共同参与讨论,通过科学论证来决定保护地内建筑的拆与留。

2.4 施行基于LAC理念的分区管控措施

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立长期受到美国国家公园建设秉持的过度保护主义思想影响,将保护地内核心区的居民看作是生态环境的破坏者而非建设者,为了实现保护地内单一的生态保护目标,通常采取将居民进行“生态移民”的办法,其产生的效果往往适得其反,例如,秦岭深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鹮的生存,就需要当地农民水稻耕作形成的生态环境的支持,朱鹮栖息地的人为活动恰恰是保护对象赖以生存的条件之一。因此,大多数情况下,保护地内长期生活的原住居民已经成为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那种认为可以利用一条红线将人与环境机械割裂而达到生态保护的认识不仅片面,也非科学。地理学和生态学理论都表明,生态红线应该是生态系统能够承受的外界干扰（包括人类活动）带来的自身系统改变的范围,即LAC。因此,我们认为可以借鉴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LAC管理理念来进行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的自然保护地管理[24],通过限制自然保护地中人类活动的数量,提高人类活动的行为质量,降低单位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强度,最终将人类活动控制在生态系统稳定性可以接受的“红线”之内。因此,利用生态保护红线开展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管理应当包括两个基本步骤：一是基于不同保护地的生态系统特征及其持续监测资料,因地制宜科学划定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的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而非直接沿用旧的分区界线）,并确认不同区域能够提供的游憩机会类型;二是对所有类型自然保护地应用LAC思想和工具,设立不同管控区域内的动态监测指标,并开展持续的监测,因地制策、因时制宜、动态管理、健康发展。

3 自然保护地旅游发展的现实问题与建设路径

长期以来,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秉持过度保护主义思想,将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保护对立起来,具体表现在忽视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区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一刀切”地将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视为人类禁区,而忽视自然保护地在建设之初所秉持的为公众提供风景和游憩的原旨目标[25]。这种对立源于发达国家自然保护体系建立与公民闲暇时间和经济收入增加同步发生,自然保护地尚未做好迎接大规模访客准备而引起对自然环境的冲击与破坏,促使保护目标与旅游走向冲突关系,也使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将“旅游”作为生态系统“入侵者”而非建设者[26],从而异化了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关系。为此,我们认为在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明确旅游在保护地中的重要定位,科学认识二者关系,破除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二元对立的传统观点,发挥自然保护地准公共产品属性功能,通过科学制定自然保护地不同类型旅游准入标准,实现生态保护与旅游的相得益彰。

3.1 明确生态旅游是践行“两山”理论的定位

习近平同志在2018年考察吉林查干湖时对于查干湖发展提出“一方面要保护生态,另一方面要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在2021年考察武夷山国家公园时,更是明确表示“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统筹保护和发展,有序推进生态移民,适度发展生态旅游,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相统一”。2022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的通知》中,用了920字,约占5%的篇幅来阐述自然保护地旅游发展的问题[27],并辟出专章来阐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利用体系”的构建问题。但在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过程中,官方及部分研究者也避谈“旅游”,在不得不谈时,则以“游憩”“生态体验”“生态教育”等词替代,导致社会上曾一度认为国家公园内禁止商业和旅游,也导致学术研究领域关于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发展的发文数量明显处于下降态势[28]。因此,要实现对生态保护和旅游发展的相得益彰,首先需要对现存的误区进行指导、纠偏,消除保护地内开展生态旅游“谈虎色变”的心理。

3.2 科学认识生态旅游与自然保护地的关系

中国旅游业的发展与自然保护地密不可分,已有研究表明保护地旅游正在进入一种新的“共生”范式[29]。一方面,自然保护地体系是发展生态旅游的基础,保护地内卓越的自然景观和自然资源作为重要的吸引物受到广泛关注。另一方面,旅游发展为自然保护地提供了保障和支持,做出了诸如增加保护资金渠道、带动社区居民就业并增加其收入、普及生态环境教育等贡献。从国际上看,不同国家自然保护地的分类与管理也经历了从早期追求荒野到护用并举的变化过程,美国的国家公园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与发展,经历了萌芽、成型、发展、停滞与再发展5个阶段,也从早期注重生态保护走向教育拓展与合作[30]。旅游在中国自然保护地实践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无实质旅游开发阶段（1956—1981年）、旅游开发力度渐强阶段（1982—1999年）、市场化导向的高强度开发阶段（2000—2014年）,到了现如今保护思想导向的绿色发展阶段（2015年至今）[31]。因此,从保护地的历史演化视角看,需要从科学理论角度再次深入论证一系列问题,诸如什么是旅游的适度发展,哪些类型旅游产品才符合中国自然保护地不同区位、不同地段的保护和发展要求,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内到底能不能容许人类进入,哪些类型的保护地适宜人类进入,在适当的时空条件下可以允许什么样的人进入等。

3.3 明确游憩与生态旅游的准公共产品属性

自然保护地是自然资源的承载形式,也是开展生态旅游活动的重要依托和空间载体[32⇓-34],游憩和旅游是自然保护地的一类客观存在且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形式,具有提高人民福祉的重要功能[33]。2017年发布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中提出“全民共享”这一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基于自然保护地的游憩和旅游是一类重要的准公共产品[35-36],其供给是政府作为人民的权利代理人履行其义务的具体行为,例如政府应通过多种治理手段对准公共产品进行配置,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给,促进公民福利,包括义务教育、公费医疗等免费或低价的直接供给,也包括对进入和价格的批准、许可制度等规制的间接供给等[37]。然而,源于早期发达国家游客大规模涌入自然保护地而带来的负面影响,促使国内的生态保护主义者将旅游作为与生态保护对立的“入侵”因素[26],往往通过抬高景区门票价格等排他的方式来降低游憩和旅游对保护地的影响,这难以体现自然保护地作为准公共产品的全民公益性,也违背了准公共产品的社会功能定位。因此,管理部门需要实现作为管家而非业主的身份转型,明确自然保护地游憩和旅游的准公共产品定位,制定诸如逐步降低门票价格、实施特许经营、增加和错峰假期供给、加强需求引导等应对策略。

3.4 制定自然保护地的生态旅游活动谱

形成于20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的游憩机会谱（recreation opportunity spectrum,ROS）作为一种有效的规划和资源游憩管理方法,其渐变式思想方法突破了以往旅游地开发中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38]。ROS框架体系不同于一般的资源分类体系,它同时关注游憩者体验和资源环境,在自然资源环境管理、游憩地科学功能分区、游憩者科学决策、游憩活动选择等方面优势明显。作为一种被实践证明有效的游憩资源规划和管理技术,我们倡议中国大多数自然保护地应该根据自然和人文资源相互结合的实际情况,构建中国文脉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的本土化游憩机会谱,将游憩机会谱理论应用于自然保护地旅游开发指导上,针对不同的自然保护地构建适合的游憩机会谱,据此制定该自然保护地的旅游者准入条件、旅游活动类型的正面和负面清单,以便于更清晰、更精准地管理。因此,国内应加大游憩机会谱的研究及应用实践,在自然保护地相关法律法规滞后于实践的背景下,更应该拓宽研究思路,寻找更好的实践解决办法,通过有效的实践案例总结、反思、纠偏,倒逼法律法规的完善。

4 自然保护地文化沉积表征的缺位与重建策略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贯彻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决定了自然保护地承载着传播生态文明、树立文化自信的历史使命。国家公园作为自然保护地体系最重要的一类保护地类型,具有代表国家形象和彰显中华文明等功能定位。民族文化认同意味着个体或集体对民族起源、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等的认可、接纳和支持,并由此产生的依附感、归属感和忠诚感[39]。具有文化认同的自然环境在中国的自然保护地内广泛存在,尤其在中国泰山、黄山、武夷山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地,自然景观雄伟绝奇,沉积着数千年的精神文化内涵,浓缩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信仰。但当前“指导意见”中对国家公园的定位侧重自然景观、自然遗产、生物多样性、生态过程等方面,而对中国保护地文化要素的重视程度有限,对自然保护地内能彰显民族文化自信的丰富文化沉积避而不谈,导致了自然保护地文化沉积表征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存在缺位的现象。为此,我们从东西方自然保护地建设的背景差异出发,提倡借鉴同属东亚文化圈的日韩自然保护地的保护建设经验,建立国家圣地和天然纪念物体系,建议提高文化学者和文化旅游部门在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中的参与度,共同建设彰显国家文化自信、传承民族精神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4.1 正确认识自然保护地建设的东西方文化差异

现代保护地概念源于美国的国家公园建设,随后形成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保护地管理目标分类系统主要借鉴了美国的国家公园、国家森林等分类系统[40-41],中国现代保护地体系在传统自然保护制度基础上,深受西方保护地体系影响[42]。但是,因传统哲学理念的差异,导致东西方对自然环境的认识理解存在很大不同。一方面,笛卡尔主义主导的西方世界观,倾向于将文化与自然、物质与精神二元分离,但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认为,人应该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的利益是统一而非对立的,人生的最高理想便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43];另一方面,与美国追求的荒野不同,中国的自然保护地中几乎不存在纯粹、没有任何人类活动的荒野,更多是融合了地方文化或作为国家文化象征的综合性景观[42]。例如,中国许多著名山地,仅在明清时期的诗词中就被提到2000多次,而收录历代山水画《名山图》也覆盖了今天众多的山地名胜[44],这些频繁出现在山水诗画中的山地名胜,今天多以风景名胜区或森林公园这两类自然保护地形式出现。因此,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不能完全模仿西方,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应坚持中国特色,重视自然保护地文化景观的提炼识别及其表征、传播。

4.2 建立国家圣地体系和天然纪念物体系

东亚地区的中、日、韩三国,因其极其密切的历史渊源和十分相似的文化传统,共同缔造了“东北亚文化圈”[45-46],在共同环境观认同下,我们可以更多地借鉴日韩两国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理念。韩国的自然公园以文化财保护作为重要的公园管理目标,而文化财又由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等类型组成,韩国的所有国立公园中都存在文化财,共覆盖了668种,其中有14处名胜和220处天然纪念物[47]。日本的名胜和天然纪念物体系与其国立公园和自然公园同样关系密切,例如,富士箱根伊豆国立公园内,“富士见”道路作为一种以眺望富士山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信仰产物,被视为唤起场所感与文化认同的重要纪念物[48]。在中国华夏文明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自然环境孕育了丰富的文化沉积,形成了包括五岳和少数民族神山圣水的圣地体系,以及诸如梅兰竹菊、蝙蝠、龟鹤等被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纪念物体系。因此,在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形成国家圣地体系和天然纪念物体系有利于巩固自然保护地的国家文化意义,促进中国特有珍稀濒危动、植物或地质地貌特征形成新的文化符号。遗憾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先生曾建议国家设立保护天然纪念物的机构,认为中国的水杉、熊猫、野牛等珍稀动、植物均应被列为天然纪念物加以保护[49],只是当时这一建议未能得到足够重视。

4.3 强化自然资源与文化旅游部门的协同

自然崇拜对中国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等传统思想体系的形成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文化史占有重要地位[50],自然保护地具有显著的文化属性,是中国传统文化沉积的重要场所[44],不仅是中国传统哲学观点的孕育之源,也是宗教信仰与中国山水文化起源和载体[51⇓-53],这决定了中国的自然保护地不仅需要保护自然生态系统、自然景观、自然资源,还需要传承保护地文化特征。当前,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智库成员主要以林业、环境、野生动物等自然学科背景为主,专家智库的学科背景结构多样化水平有待进一步增强。建议保护地体系智库增加中国哲学、历史、地理、宗教、文学等学科学者和专家,并借鉴同为东北亚文化圈的日本与韩国的经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与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推进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加强中国保护地文化基因的传承与活化。

5 结论与展望

论文围绕如何有效发挥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这一问题框架,系统分析中国自然保护地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旅游发展与文化要素表征3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与障碍因素,通过政策梳理、学理辨析、国内外对比等研究方法探讨当前保护地体系建设实现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相平衡的方案与路径,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生态保护红线不能简单理解为空间层面的一根线,而是应将其视为保持生态系统稳定性的最低要求,是习近平“两山”理论的平衡线。自然保护地需要运用LAC思想和工具,因地制策、因时制宜,动态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并持续监测。（2）国内应加大游憩机会谱的研究及应用实践。在自然保护地相关法律法规滞后于实践的背景下,更应该拓宽研究思路,寻找更好的实践解决办法,通过有效的实践案例总结、反思、纠偏,倒逼法律法规的完善,实现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的相得益彰。（3）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应重视文化景观的提炼识别及其表征、传播,重视国家公园文化认同意义表达,形成国家圣地体系和天然纪念物体系,丰富自然保护地建设专家库学科类型,在责任部门方面,自然资源与文旅部门应协同推进保护地文化体系建设。
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相关研究尚有较大提升空间,需要更加跨学科、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不断深化拓展研究内容,加强对不同尺度（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及不同类型（自然生态系统类、野生生物类、自然遗迹类等）保护地的利用模式和一般性规律的总结。今后的研究应在生态文明思想理念指导下,系统考虑自然保护地的保护与利用,本着合乎国情、坚持中国特色的原则,加强政府治理、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社区参与、生态系统服务等方面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以推动自然保护地制度创新,推动保护地在保护优先基础上,可持续发挥其多尺度的生态服务惠益效用,实现“绿色青山”与“金山银山”相得益彰。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 人民日报, 2017-10-28( 001)

[ Xi Jinping. Secure a decisive victory i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nd strive for the great succes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N]. People’s Daily, 2017-10-28( 001).]

[2]
高吉喜, 徐梦佳, 邹长新. 中国自然保护地70年发展历程与成效[J]. 中国环境管理, 2019, 11(4): 25-29.

[ Gao Jixi, Xu Mengjia, Zou Changxin. The development co and effect of nature reserves in China in the past 70 years[J].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China, 2019, 11(4): 25-29.]

[3]
余振国. 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构成研究[J].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 2019, 32(4): 10-15.

[ Yu Zhenguo. Study on the structure of natural protected areas system in China[J]. Natural Resource Economics of China, 2019, 32(4): 10-15.]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EB/OL]. (2019-06-26).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6/26/content_5403497.htm.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sued the “Guiding Opinions on Establishing a System of Natural Protected Areas with National Parks as the Main Body” [EB/OL]. (2019-06-26).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6/26/content_5403497.htm.

[5]
朱春全. 关于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思考[J]. 生物多样性, 2014, 22(4): 418-421.

DOI

[ Zhu Chunquan. Perspective on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park system in China[J]. Biodiversity Science, 2014, 22(4): 418-421.]

DOI

[6]
蒋志刚. 论保护地分类与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中国保护地建设[J]. 生物多样性, 2018, 26(7): 775-779.

DOI

[ Jiang Zhigang. On classification of protected area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protected area system with national parks as a leading part[J]. Biodiversity Science, 2018, 26(7): 775-779.]

DOI

[7]
庄优波. IUCN保护地管理分类研究与借鉴[J]. 中国园林, 2018, 34(7): 17-22.

[ Zhuang Youbo. Research and reference on IUCN protected areas management categori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8, 34(7): 17-22.]

[8]
周睿, 肖练练, 钟林生, 等. 基于中国保护地的国家公园体系构建探讨[J]. 中国园林, 2018, 34(9): 135-139.

[ Zhou Rui, Xiao Lianlian, Zhong Linsheng, et al. Discuss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park category system based on China’s protected areas[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8, 34(9): 135-139.]

[9]
Alcamo J, Ash N J, Butler C D, et al. Ecosystems and Human Well-being: A Framework for Assessment[M]. Washington: Island Press, 2003.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Party Literature Research Center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Excerpts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M]. Beijing: Central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7.]

[11]
刘希刚. 论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底线”与“底线思维”[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41(2): 5-11, 189.

[ Liu Xigang. “Bottom line” and “bottom-line thinking” i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J].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5, 41(2): 5-11, 189.]

[12]
李小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辩证法意蕴[J]. 实事求是, 2021, (4): 5-12.

[ Li Xiaochun. The dialectical implication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J]. Seek Truth from Facts, 2021, (4): 5-12.]

[13]
黄承梁.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概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Huang Chengliang. An Introduction to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8.]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EB/OL]. (2011-10-20). http://www.gov.cn/zwgk/2011-10/20/content_1974306.htm.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pinions of the State Council on Strengthening the Key Work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EB/OL]. (2011-10-20). http://www.gov.cn/zwgk/2011-10/20/content_1974306.htm.

[15]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 人民日报, 2013-11-16( 001).

[Decision of the CCCPC on Some Major Issues Concerning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the Reform[N]. People’s Daily, 2013-11-16( 001).]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技术规程: 7功能区划: GB/T 20399-2006[S].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06: 6.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Quality Supervision,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Standardization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General Planning of Nature Reserves: 7 Function Zoning: GB/T 20399-2006 [S]. Beijing: Standards Press of China, 2006: 6.]

[17]
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范围及功能分区优化调整前期有关工作的函[EB/OL]. (2021-01-21). https://lcj.qinghai.gov.cn/ztzl/zxzt/qhygjgywztdzrbhd/sfsjs/content_7532.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National Forestry and Grassland Administration. The preliminary work of optimizing and adjusting the scope and functional zoning of nature reserves [EB/OL]. (2021-01-21). https://lcj.qinghai.gov.cn/ztzl/zxzt/qhygjgywztdzrbhd/sfsjs/content_7532.

[18]
辛培源, 田甜, 战强. 自然保护地与生态保护红线的发展关系研究[J]. 环境生态学, 2019, 1(4): 29-33.

[ Xin Peiyuan, Tian Tian, Zhan Qiang.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ural protected areas and the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red line[J]. Environmental Ecology, 2019, 1(4): 29-33.]

[19]
闵庆文, 马楠. 生态保护红线与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区别与联系[J]. 环境保护, 2017, 45(23): 26-30.

[ Min Qingwen, Ma Nan. The difference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lines and nature reserves system[J].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17, 45(23): 26-30.]

[20]
王应临, 赵智聪. 自然保护地与生态保护红线关系研究[J]. 中国园林, 2020, 36(8): 20-24.

[ Wang Yinglin, Zhao Zhicong. 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tected areas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lines[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0, 36(8): 20-24.]

[21]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 关于印发《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的通知[EB/OL]. (2017-05-27). https://www.mee.gov.cn/gkml/hbb/bgt/201707/t20170728_418679.htm.

[The Office of 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Circular on the Publication of the Guidelines for the Delineation of the Red Line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EB/OL]. (2017-05-27). https://www.mee.gov.cn/gkml/hbb/bgt/201707/t20170728_418679.htm.

[22]
樊杰. 中国主体功能区划方案[J]. 地理学报, 2015, 70(2): 186-201.

DOI

[ Fan Jie. The plan of main function regionalization in Chin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70(2): 186-201.]

DOI

[23]
刘冬, 林乃峰, 邹长新, 等. 国外生态保护地体系对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管理的启示[J]. 生物多样性, 2015, 23(6): 708-715.

DOI

[ Liu Dong, Lin Naifeng, Zou Changxin, et al. Enlightenment of foreign ecological protection land system 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management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 in China[J]. Biodiversity, 2015, 23(6): 708-715.]

[24]
杨锐. LAC理论: 解决风景区资源保护与旅游利用矛盾的新思路[J]. 中国园林, 2003(3): 19-21.

[ Yang Rui. LAC: A framework to deal with the conflicts between resource protection and tourism management[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03(3): 19-21.]

[25]
Phillips A.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categories[J]. Parks, 2004, 14(3): 4-14.

[26]
Budowski G. Tourism and conservation: Conflict, coexistence and symbiosis[J]. Parks, 1977, 1: 3-6.

[27]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的通知[EB/OL]. (2022-01-20).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1/20/content_5669468.htm.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ircular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Printing and distributing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plan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EB/OL]. (2022-01-20).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1/20/content_5669468.htm

[28]
高彩霞, 刘家明, 张书颖, 等. 生态旅游理念下国内自然保护地利用模式研究进展[J]. 中国生态旅游, 2021, 11(1): 127-140.

[ Gao Caixia, Liu Jiaming, Zhang Shuying,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natural preserve utiliza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tourism[J]. Journal of Chinese Ecotourism, 2021, 11(1): 127-140.]

[29]
Weaver D B, Lawton L J. A new visitation paradigm for protected area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7, 60: 140-146.

DOI

[30]
曹越, 杨锐. 美国国家荒野保护体系的建立与发展[J]. 风景园林, 2017, (7): 30-36.

[ Cao Yue, Yang Rui.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wilderness preservation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J].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7, (7): 30-36.]

[31]
李群绩, 王灵恩. 中国自然保护地旅游资源利用的冲突和协调路径分析[J].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12): 2105-2117.

DOI

[ Li Qunji, Wang Ling’en. Conflicts and coordination of tourism resource use in protected areas in China[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0, 39(12): 2105-2117.]

DOI

[32]
杨锐. 论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六项特征[J]. 环境保护, 2019, 47(S1): 24-27.

[ Yang Rui. Thinking on the six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national park system construction[J].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19, 47(S1): 24-27]

[33]
吴必虎, 谢冶凤, 张玉钧. 自然保护地游憩和旅游: 生态系统服务、法定义务与社会责任[J]. 旅游科学, 2021, 35(5): 1-10.

[ Wu Bihu, Xie Yefeng, Zhang Yujun. Recreation and tourism supply in protected areas: Ecosystem services, legal obligation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ies[J]. Tourism Science, 2021, 35(5): 1-10.]

[34]
钟林生, 马向远, 曾瑜皙. 中国生态旅游研究进展与展望[J]. 地理科学进展, 2016, 35(6): 679-690.

DOI

[ Zhong Linsheng, Ma Xiangyuan, Zeng Yuxi. Progresses and prospects of ecotourism research in China[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6, 35(6): 679-690.]

DOI

[35]
植草益, 朱绍文. 微观规制经济学[M].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2.

[ Zhi Caoyi, Zhu Shaowen. Micro-regulation Economics[M]. Beijing: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1992.]

[36]
Carson R T, Flores N E, Martin K M, et al. Contingent valuation and revealed preference methodologies: Comparing the estimates for quasi-public goods[J]. Land Economics, 1996, 72(1): 80-99.

DOI

[37]
Mankiw N G. Principles of Economics[M]Stamford: Cengage Learning, 2015.

[38]
Clark R N, Stankey G H. The Recreation Opportunity Spectrum: A Framework for Planning, Management, and Research[R]. United States: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1979.

[39]
张严峻. 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的历史流变与现实境遇[J]. 俄罗斯研究, 2018(4): 104-143.

[ Zhang Yanjun. Historical changes and realistic situation of Belarusian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J]. Russian Studies, 2018(4): 104-143.]

[40]
Dudley N. IUCN自然保护地管理分类应用指南[M]. 朱春全, 欧阳志云, 等译.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6.

[ Dudley N. IUCN Guidelines for Applying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Categories[M]. Zhu Chunquan, Ouyang Zhiyun, et al. Trans. Beijing: China Forestry Publishing House, 2016]

[41]
梁诗捷. 美国保护地体系研究[D]. 上海: 同济大学, 2008.

[ Liang Shijie. The study on protected area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D].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2008.]

[42]
宋峰, 代莹, 史艳慧, 等. 国家保护地体系建设: 西方标准反思与中国路径探讨[J]. 自然资源学报, 2019, 34(9): 1807-1819.

[ Song Feng, Dai Ying, Shi Yanhui, et al.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rotected areas system: A reflection on the Western-based criteria and exploration of a Chinese approach[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9, 34(9): 1807-1819]

DOI

[43]
张岱年. 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5(1): 3-10.

[ Zhang Dainian. An analysis of the thought of “the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in Chinese philosophy[J].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985(1): 3-10.]

[44]
吴必虎. 中国山地景区文化沉积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1996.

[ Wu Bihu. Study on cultural deposit in Mountain scenic spot in China[D].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1996.]

[45]
蔡美花. 东北亚区域合作路径与文化认同[J]. 东疆学刊, 2015, 32(1): 1-7, 112.

[ Cai Meihua. Path of regional corpor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northeast Asia[J]. Dongjiang Academic Journal, 2015, 32(1): 1-7, 112.]

[46]
孙起. 论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文化认同[D].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17.

[ Sun Qi. On the cultural identity in Northeast Asia regional cooperation[D]. Jinan: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2017.]

[47]
Shin W. Korea’s Protected Areas: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South Korea’s Protected Areas System[M]. Seoul: Korea National Park Service, 2009: 50-52.

[48]
石渠, 李雄. 文化线路视角下日本富士见道路的保护与复兴: 以富士箱根伊豆国家公园为例[C]//中国风景园林学会2019年会论文集(上册).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9: 232-240.

[ Shi Qu, Li Xiong. The protection and revival of Fujimi road based on cultural route in Japan: Take Fuji Hakone Izu national park as example[C]//Proceedings of the 2019 Annual Meeting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volume 1).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19: 232-240.]

[49]
胡先骕. 应该设立保护天然纪念物的机构[J]. 科学通报, 1957(9): 288.

[ Hu Xianxiao. Institutions for protecting natural monuments should be established[J]. Scientific Bulletin, 1957(9): 288.]

[50]
钟年. 置于时空流中的自然崇拜: 《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读后[J]. 民族研究, 1994(2): 61-63.

[ Zhong Nian. The worship of nature in spatiotemporal flow: Chinese Natural God and the Worship of Nature review[J]. Ethnic Studies, 1994(2): 61-63.]

[51]
阙维民, 谢凝高, 陈耀华, 等. 世界遗产视野中的中国五岳[J]. 人文地理, 2009, 24(4): 26-31.

[ Que Weimin, Xie Ninggao, Chen Yaohua, et al. Wu-Yue in China under the view of world heritage[J]. Human Geography, 2009, 24(4): 26-31.]

[52]
Shaw M. Buddhist and Taoist influences on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88, 49(2): 183-206.

DOI

[53]
迈珂·苏立文. 山川悠远: 中国山水画艺术[M]. 洪再新, 译.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5.

[ Sullivan M. Symbols of Eternity: The Art of Landscape Painting in China[M]. Hong Zaixin,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Calligraphy & Painting Publishing Hous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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