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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TOURISM >

2023 , Vol. 13 >Issue 2: 237 - 251

DOI: https://doi.org/10.12342/zgstly.20230012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and evolving features of allometric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economy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 Ma Xiaobin , 1, 2 ,
  • Zhang Jinhe , 1, 2, 3, * ,
  • Sun Yi 1, 2 ,
  • Zhou Leying 1, 2 ,
  • Wang Peijia 1, 2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Ocean Scienc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 2. Huangshan National Park Ecosystem Observation and Research St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Huangshan 245899, China
  • 3. Academy of Plateau Science and Sustainability, Xining 810016, China
*Zhang Jinhe. E-mail:

Received date: 2023-02-15

  Revised date: 2023-04-06

  Online published: 2023-05-25

Fold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economy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is a key issue in the 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 of quality tou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Taking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allometric growth model of regional economy-tourism scale and explores the spatiotemporal correl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allometric growth level transition process of regional economy-tourism scale from 2010 to 2019 using exploratory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regional economy and tourism scale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show a trend of ‘high in the southeast and low in the northwest’, and their spatiotemporal correlation indicates a temporal stability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There are inter-basin differences and intra-basin differences in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2) The longitudinal (time) scale factor of the regional economy-tourism scale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shows a fluctuating trend of first rising and then falling. The allometric growth relationship is dominated by the regional economy growing faster than tourism. Horizontally (space), positive allometry dominates overall. The evolution of allometric growth level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verall stability with regional fluctuations’, with greater changes in the upper and middle reaches and more stability in the lower reaches. (3) The change in allometric growth level of regional economy-tourism scale in Yangtze River Basin is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upward transforming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allometry levels. Tourism development has a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regional and economy for most areas. The allometric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economy-tourism scale reveals complex internal connections between tour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iver basin tourism economy.

Key words： regional economy; tourism scale; allometric growth; temporal and spatial patterns; Yangtze River Basin

Cite this article

Ma Xiaobin , Zhang Jinhe , Sun Yi , Zhou Leying , Wang Peijia .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and evolving features of allometric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economy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J]. ECOTOURISM, 2023 , 13(2) : 237 -251 . DOI: 10.12342/zgstly.20230012

1 引言

旅游产业是增长迅速、充满活力和潜力的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是提升国民幸福感、认同感、获得感的重要途径[1]，在生态保护、消费升级、文化互鉴、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独特且重要作用[2⇓-4]。旅游产业和经济发展存在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关系，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地区消费水平提升、优化基础设施配套、缓解行业壁垒以及助力客源市场形成，进而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良好条件；旅游产业增效提质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促进产业融合、结构优化的助力器功能。随着国民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旅游产业在经济结构换挡阶段缩小与经济发展的震荡空间成为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1]。
2001年，“旅游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假说”（Tourism-Led Growth Hypothesis，TLGH）被提出[3]。鉴于旅游业对区域经济存在双重作用，关于区域经济和旅游发展的关系引发学者热烈探讨[1,4⇓⇓-7]。学者们重点探讨了“旅游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假说”的存在与否，有学者认为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作用，其立论基础是由于旅游发展不同程度上具有“资源诅咒”效应[8]，旅游产业的资源依托、环境消耗特点会造成产业结构单一，对其他产业产生“挤出效应”[9]，降低区域经济系统的韧性。但是，主流观点认为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主要基于旅游业带来的外汇收入、税收增加、促进就业等[3]，在农村减贫、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10⇓⇓-13]。
随着讨论的深入，旅游业的不同要素结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旅游业与不同经济要素和活动的关系受到关注。前者主要包括旅游外汇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4]、旅游产业高级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15]等；后者主要包括旅游对税收和就业的经济贡献[16]，旅游对经济、能源、二氧化碳排放的多维影响[17]，旅游业、民航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联[18]等。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形成以协整检验和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为主的时间序列分析框架和以面板数据计量为主的面板数据分析框架[8,13,19⇓-21]。已有研究多关注区域经济和旅游产业的数量关系，运用了多种数理模型检验二者的因果关系以及作用过程，但对二者相对发展增速聚焦较少。区域经济和旅游产业的增长速度，能够反映整体的发展阶段，探究二者的增速关系有助于更加明晰区域经济和旅游产业之间的相对发展阶段差异。已有研究证实，区域经济和旅游发展关系的尺度效应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发展阶段具有差异[6,17-18]。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之间和内部，区域经济和旅游发展的因果关系、促进关系存在不稳定性和多变性[13]，这些差异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国家或区域的发展阶段、发展条件、发展基础等。因此探讨不同空间尺度的旅游产业和区域经济增长关系，是论证“旅游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假说”，全面揭示二者关系复杂性的重要议题。
流域是一种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耦合的典型异质空间，上游、中游和下游在地形地貌、资源禀赋以及发展机遇等多方面存在区域性差异，流域间和流域内非均衡现象显著[22⇓-24]。同时流域是重要的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并举的区域系统，发挥旅游业在流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促进作用是流域生态保护、经济转型、城市发展的重要任务。
因此，揭示流域尺度的经济和旅游发展关系，是全面理解旅游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功能与作用的研究任务。本研究选择中国最具活力的流域区域——长江流域为案例地，以长江流域所覆盖的城市为研究单元，构建区域经济-旅游规模的异速增长模型，借助探索性空间分析等方法刻画区域经济和旅游规模的空间关联，以期为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2 方法和数据

2.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单元

长江流域，横跨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区，干流流经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11个省级行政区，支流延展至贵州、甘肃、陕西、河南、浙江、广西、广东、福建等8个省级行政区，流域总面积180万km2，占中国国土面积的18.80%。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走在中国前列，同时，长江流域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富集，旅游产品丰富、产业兴旺、产能突出，行业规模不断增长，旅游产业成为生态保护和协同发展的依托，长江流域形成生态文明建设和旅游转型发展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
现有经济和旅游的相关统计数据往往以行政区划为单元，为此本研究选择长江流域所覆盖城市为研究单元。由于长江流域边界与部分城市行政区划不一致，存在城市部分区域不属于流域范围的现象。因此，研究遵循以下原则确定城市研究单元：（1）长江流域所覆盖的范围超过市域面积的50%；（2）考虑到支流流域的完整性，将长江流域上中游的区域尽可能纳入研究区内，主要涉及玉树州、昌都、大理州等地；（3）针对省直管县、省管地区等，由于其在面积、经济体量、产业结构等与其他研究单元存在较大区别，湖北神农架、仙桃、潜江、天门等城市未纳入研究对象。据此，研究所涉及的城市单元共计103个（表1）。同时，长江流域依据干流所处的地理环境及水文特征可以划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但由于上中下游范围与城市行政区划存在差异，本研究主要遵循以下划分原则：（1）根据流域上中下游面积占行政区面积的比例大小，上游流域面积占比大，则划为上游区域，以此类推；（2）湖北恩施州虽大部分区域处于长江流域中游，但是长江上游干流穿境而过，因此将其划分为上游区域；（3）湖北宜昌市为上中游分界点，结合《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和中游在宜昌市面积占比，将宜昌市划入长江流域中游区域。
表1 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城市及数量

Tab. 1 Cities involved in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流域 城市
上游
（38个）		 重庆、成都、自贡、攀枝花、泸州、德阳、绵阳、广元、遂宁、内江、乐山、南充、眉山、宜宾、广安、达州、雅安、巴中、资阳、阿坝州、甘孜州、贵阳、遵义、毕节、昆明、曲靖、昭通、丽江、楚雄州、大理州、迪庆州、昌都、天水、陇南、玉树州、海西州、凉山州、恩施州
中游
（45个）		 南昌、景德镇、萍乡、九江、新余、鹰潭、赣州、吉安、宜春、抚州、上饶、南阳、武汉、黄石、十堰、宜昌、鄂州、荆门、孝感、荆州、黄冈、咸宁、随州、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邵阳、岳阳、常德、张家界、益阳、郴州、永州、怀化、娄底、湘西州、桂林、铜仁、汉中、安康、商洛、襄阳、黔东南州、黔南州
下游
（20个）		 上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镇江、泰州、杭州、嘉兴、湖州、合肥、芜湖、马鞍山、安庆、黄山、滁州、池州、宣城、铜陵、南通

2.2 研究方法

首先，本研究基于旅游总收入和旅游总人次构建旅游规模指数，量化长江流域旅游规模发展状况。其次，通过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探究长江流域区域经济和旅游规模的空间关联，刻画区域经济和旅游规模的集聚特征，形成对区域经济和旅游规模时空关联的基本认知。最后，借助异速增长模型，拟合长江流域区域经济-旅游规模异速增长关系，分析流域区域经济和旅游规模在相对增速方面的非均衡现象。3种方法遵循指数构建→空间关联→异速识别及时空差异的框架。

2.2.1 旅游规模指数

本研究利用旅游总收入和旅游总人次构建旅游规模指数[25]。通常来讲，旅游总收入并非最终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总和，会出现地区旅游总收入比地区GDP大的现象，二者存在可比性误差。但旅游总收入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统计指标，反映了地区旅游市场的规模，不同地区之间旅游总收入的大小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揭示地区旅游市场的空间差异性。此外，本文所研究的是区域经济和旅游规模关系的相对增速问题，并非绝对数量问题，相应地缓和了数据统计带来的绝对误差。最后，结合实际情况，尽管旅游统计数据存在不确定性和重复统计等问题，但旅游总收入、旅游总人次依然是描述大尺度区域内部旅游规模空间异质性的良好指标，为探究区域内部旅游业发展提供较好的量化参考。因此，本研究选择旅游总收入和旅游总人次作为旅游规模的度量指标，不仅参考了相关研究基础，也遵循了数据可获取性、区域可对比性的原则。采用熵值法和极差标准化进行旅游规模指数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T S i = ∑ j = 1 2 w j Q i j
式中： T S i为城市i的旅游规模指数， Q i j为城市i的旅游总收入或旅游总人次， w j为旅游总收入或旅游总人次的权重。

2.2.2 双变量空间自相关

空间自相关是一种空间统计方法，反映了具有空间位置的某种地理现象或某种属性值与相邻空间点上同一现象或属性值是否相关及其相互关联的程度[26]，用来描述地理现象的空间聚集性，主要包括全局自相关、局部自相关和双变量空间自相关等。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是评估一个位置变量值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程度，可以有效反映区域经济和旅游规模发展空间分布的关联和依赖特征[26]。本研究采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来识别研究区不同年份区域经济和旅游规模发展的空间关系。

2.2.3 异速增长模型

异速增长最早用于生物学研究，用来描述生物生长过程的不成比例关系，主要反映局部和整体的幂级关系[27-28]。具体来讲，异速增长关系主要指一个局部的相对增长率与系统或其另外一个局部的相对增长率具有恒定的比值[28]。已有学者将其应用到城市地理学研究中，论证了城市人口、面积、经济、工业等要素的异速增长关系[29-30]。异速增长可以分为纵向异速增长和横向异速增长，纵向异速增长为时间维度，横向异速增长为空间维度。
异速增长计算公式如下：
纵 向 异 速 A t = a E t b
横 向 异 速 A j = a E j b
经过推导可以转化为：
纵 向 异 速 l n A t = l n a + b l n E t
横 向 异 速 l n A j = l n a + b l n E j
式中： A t为t时刻城市旅游规模指数， E t为t时刻城市区域经济水平； A j为城市j的旅游规模指数， E j为城市j的区域经济水平，a为比例系数，b为标度因子，即异速增长系数。大量研究表明，标度因子处于0.6667~1之间，平均值约为0.85[28⇓-30]。即b=0.85时，区域经济和旅游规模等速增长；b>0.85时，为正异速生长，即区域经济相对增速小于旅游规模相对增速；b<0.85时，为负异速生长，即区域经济相对增速大于旅游规模相对增速。各异速等级划分标准见表2。
表2 区域经济-旅游规模异速关系分级表

Tab. 2 The classification of allometric growth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economy and tourism scale

异速增长阶段 异速等级 划分标准 异速关系类型 异速关系特征
正异速生长 正异速3级 3≤ b 旅游规模扩张强型 旅游规模相对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区域经济相对增长速度
正异速2级 1≤ b <3 旅游规模扩张弱型 旅游规模相对增长速度高于区域经济相对增长速度
正异速1级 0.85≤ b <1 区域经济、旅游规模基本协调 旅游规模相对增长速度稍高于区域经济相对增长速度
负异速生长 负异速1级 0.5≤ b <0.85 区域经济扩张弱型 旅游规模相对增长速度低于区域经济相对增长速度
负异速2级 0≤ b <0.5 区域经济扩张强型 旅游规模相对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区域经济相对增长速度
负异速3级 b <0 区域经济、旅游规模有所收缩 旅游规模和区域经济其中一个减少或同时减少

2.3 数据来源

相关数据来自2011—2020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城市统计公报、《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各城市年鉴。行政区域范围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s://www.resdc.cn/）。

3 结果分析

3.1 区域经济水平与旅游规模的时空分布

利用ArcGIS 10.2将区域经济水平与旅游规模（旅游总收入和旅游总人次）进行空间可视化，并且通过统计得到上中下游的描述性统计量，分别得到表3和图1。
表3 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区域经济和旅游规模描述性统计

Tab.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tourism scale in the sub-basins of Yangtze River Basin

时间 指标/单位 统计量 上游 中游 下游
2010年 GDP/亿元 最小值 31.86 242.48 300.84
最大值 7925.58 5565.93 17165.98
平均值 893.01 1000.59 3266.22
2010年 旅游总收入/亿元 最小值 0.50 18.03 22.80
最大值 917.85 750.00 2956.58
平均值 111.78 98.39 454.71
2010年 旅游总人次/万人次 最小值 9.65 285.02 411.41
最大值 16137.02 8942.00 22314.28
平均值 1614.10 1523.27 3705.44
2019年 GDP/亿元 最小值 59.82 552.00 818.00
最大值 23606.00 16223.00 38156.00
平均值 2539.58 2658.95 7889.15
2019年 旅游总收入/亿元 最小值 9.38 61.09 212.36
最大值 5734.00 3570.79 4789.00
平均值 898.22 824.41 1469.53
2019年 旅游总人次/万人次 最小值 147.78 796.51 2535.09
最大值 65700.00 31898.31 33966.30
平均值 8169.87 8602.68 9992.26
图1 2010年和2019年长江流域区域经济和旅游规模的空间格局

Fig. 1 Spatial layout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tourism scale in the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in 2010 and 2019

上中下游区域经济和旅游规模均值结果显示出上中下游在区域经济、旅游总收入和旅游总人次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流域间的差距逐步拉开。其中，下游区域经济和旅游规模均处于领先地位，上游和中游的区域经济和旅游规模在平均水平上较为相似。结合上中下游的极值，发现上中下游内部区域经济和旅游规模同样存在差异性，表明依据水文特征、地形地貌等特征所划分的上中下游，不仅上中下游经济发展和旅游市场存在流域间差异性，而且在上中下游内部也存在流域内差异性。一方面，长江流域在上中下流域间和流域内均具有显著的自然地貌差异；另一方面，长江流域上中下流域间和流域内的发展基础、资源禀赋、旅游吸引力、政策制度、外部环境等也十分不同，两方面相互叠加共同影响长江流域区域经济和旅游规模的异质性。
2010—2019年长江流域区域经济和旅游规模的时空布局特征较为相似，呈现为“东南高西北低”的特征，且具有空间稳定性。在区域经济的空间布局变化中（图1a~图1b），上游如海西州、玉树州、昌都、甘孜州、迪庆州等，虽在研究期内经济水平有所增长，但仍属于整个长江流域的低值区。长江流域中下游的区域经济发展处于流域前列，尤其是上海、南京、杭州、合肥、长沙、武汉等省会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在旅游总收入和旅游总人次的空间布局变化中（图1c~图1f），二者的演变格局较为相似，与经济水平空间格局基本保持一致，均是“东南高西北低”的分布格局，且在时间上具有稳定性。海西州、玉树州、昌都、甘孜州的旅游总收入和旅游总人次均处于流域较低值，中下游的上海、南京、杭州、合肥、长沙、武汉等城市的旅游总收入和旅游总人次较高。长江流域区域经济和旅游规模相似的时空分布特点表明，区域经济和旅游规模存在紧密且复杂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时空过程。
通过旅游规模指数和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方法探究长江流域区域经济和旅游规模的时空关联特征，借助ArcGIS 10.2得到图2，并统计得到表4。
图2 长江流域区域经济和旅游规模的时空关联

Fig. 2 Spatial and temporal correlation between regional economy and tourism scale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表4 上中下游间区域经济和旅游规模的时空关联

Tab. 4 Spatial and temporal correlations between regional economy and tourism scale in the sub-basins of Yangtze River Basin

时段 聚类类型 上游（个） 中游（个） 下游（个） 占比（%）
2010年 不显著 22 39 9 67.96
高-高 0 0 8 7.77
低-低 10 2 0 11.65
低-高 4 3 3 9.71
高-低 2 1 0 2.91
2015年 不显著 24 40 12 73.79
高-高 0 0 5 4.85
低-低 9 1 0 9.71
低-高 4 3 3 9.71
高-低 1 1 0 1.94
2019年 不显著 22 35 16 70.87
高-高 0 0 3 2.91
低-低 9 3 0 11.65
低-高 6 5 1 11.65
高-低 1 2 0 2.91
长江流域区域经济和旅游规模的双变量空间相关性存在时间演变稳定性和流域空间异质性特征。在时间变化方面，区域经济和旅游规模的不同类型聚类城市数量上发展稳定，其中低低聚类、低高聚类和高低聚类较为稳定，低低和低高聚类占比稳定在10%左右，高低聚类占比稳定在2%左右，高高聚类收缩明显，占比不断下降。在流域空间变化方面，区域经济和旅游规模的高高聚类仅在长江流域下游出现，且存在收紧态势，占比从2010年的7.77%，下降到2019年的2.91%；低低聚类稳定出现在长江流域上中游地区，所占比例基本稳定在10%左右；低高聚类多数分布在长江流域上中游交界区域，聚集在重庆周边，在下游逐步减少，2010年和2015年的空间分布未发生变化，2019年增加为12个城市，存在扩张趋势；高低聚类城市数量较少，且在空间零散布局，具体分布在长江流域上游和中游，主要包括重庆、昆明、武汉、成都、宜昌等区域。
总体上，长江流域区域经济和旅游规模的空间关系在上游、中游和下游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聚类类型存在“空间锁定”特征。

3.2 区域经济-旅游规模异速增长特征

3.2.1 纵向异速增长关系

根据纵向（时间）异速增长模型，拟合长江流域区域经济-旅游规模的纵向异速增长模型，得到2010—2019年流域纵向异速增长拟合模型（表5）。
表5 2010—2019年长江流域区域经济-旅游规模纵向异速增长拟合模型

Tab. 5 Fitting model allometric growth between regional economy and tourism scale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during 2010-2019

年份 标度因子系数 拟合优度 异速等级 常数
2010 0.7720 0.8388 负异速1级 -1.0372
2011 0.8067 0.8087 负异速1级 -0.8164
2012 0.7915 0.8025 负异速1级 -0.7469
2013 0.7834 0.8005 负异速1级 -0.6671
2014 0.7470 0.8019 负异速1级 -0.6749
2015 0.7157 0.7959 负异速1级 -0.6288
2016 0.7003 0.7897 负异速1级 -0.5409
2017 0.6816 0.7772 负异速1级 -0.4397
2018 0.6724 0.7760 负异速1级 -0.3394
2019 0.6649 0.7681 负异速1级 -0.2789
长江流域区域经济-旅游规模的纵向异速增长结果显示，2010—2019年，标度因子的范围在0.6649~0.8067之间波动，异速等级均属于负异速1级，模型拟合度在0.7681以上，表明整体拟合良好。在研究期内，长江流域区域经济-旅游规模异速增长关系的标度因子呈现整体下降趋势，表明在纵向异速增长关系上，长江流域区域经济和旅游规模的增速差距逐步拉大。具体来讲，根据时间划分，2010—2014年，长江流域区域经济-旅游规模异速增长的标度因子由2010年的0.7720，增加到2011年的0.8067，然后逐步减少到2014年的0.7470，呈现倒“U”形的变化，年均降低0.005。2015—2019年，长江流域区域经济-旅游规模异速增长的标度因子呈现逐步下降趋势，年均减少0.0102，下降幅度快于研究前期，表明该时期内长江流域区域经济-旅游规模的异速增长更具有内部的波动性。进一步计算长江流域区域经济-旅游规模异速增长标度因子的年际变化，发现2010—2012年增幅显著，增加了0.0347，2013—2014年和2014—2015年降幅显著，分别减少了0.0364和0.0313。表明在年际变化中，各个时期存在较大差异性。
长江流域区域经济-旅游规模纵向异速增长的标度因子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初期的增幅和降幅都显著高于后期，异速等级均属于负异速1级，处于区域经济扩张弱型，经济体量与旅游规模的绝对差异在扩大。长江流域涉及中国众多省份，在经历十多年发展后，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和旅游规模存在显著差异，并且绝对差距存在扩大趋势[31]，伴随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承担的作用逐步加大，流域核心区和边缘区的区域经济和旅游协调发展问题越发显现。

3.2.2 横向异速增长关系

运用横向（空间）异速增长模型，计算2010—2014年和2015—2019年长江流域区域经济-旅游规模异速增长的相关参数，将结果中标度因子等级及其变化通过ArcGIS 10.2进行可视化（图3），并且统计上游、中游和下游异速等级，得到表6。
图3 2010—2014年和2015—2019年长江流域区域经济-旅游规模异速等级及其变化分布

Fig. 3 Distribution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tourism scale allometric growth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during 2010-2014 and 2015-2019

表6 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区域经济—旅游规模的异速等级描述性统计

Tab. 6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tourism scale allometric growth between sub-basins of Yangtze River Basin

时段 异速等级 上游（个） 中游（个） 下游（个） 占比（%）
2010—2014年 负异速1级 2 0 1 2.91
负异速2级 1 0 1 1.94
负异速3级 0 0 0 0.00
正异速1级 1 4 1 5.83
正异速2级 34 41 17 89.32
正异速3级 0 0 0 0.00
2015—2019年 负异速1级 1 0 1 1.94
负异速2级 1 1 0 1.94
负异速3级 2 0 0 1.94
正异速1级 1 0 1 1.94
正异速2级 28 36 18 79.61
正异速3级 5 8 0 12.62
在上游中，研究期内区域经济-旅游规模异速增长新增负异速3级和正异速3级，表明区域经济和旅游规模增速差距有扩大趋势；在中游中，研究期内区域经济-旅游规模异速增长新增负异速2级和正异速3级，后者数量大于前者，表明中游虽存在区域经济扩张型，但主要仍是区域经济和旅游规模增速差距逐步扩大；在下游中，区域经济-旅游规模异速增长的等级变化较为稳定，保持正异速2级，即旅游规模扩张弱型。
从异速等级来看，2010—2014年和2015—2019年长江流域区域经济-旅游规模异速增长中多数城市属于正异速增长，表明在横向异速增长方面，长江流域绝大部分城市表现为旅游规模扩张型，验证了旅游规模相对增长速度高于区域经济相对增长速度。在横向异速增长的时空特征方面，2010—2014年，长江流域区域经济-旅游规模的异速等级多数为正异速增长，主要包括正异速1级和正异速2级，分别占所有城市的5.83%和89.32%。其中，正异速1级分布较为分散，在上中下游均有分布，中游分布较多，主要包括迪庆州、张家界、益阳等；正异速2级分布最为广泛，上游和中游分布较多，下游分布较少，主要包括武汉、重庆、昆明等省会和区域中心城市。正异速增长结果表明，在2010—2014年，长江流域旅游规模的相对增长速度要快于区域经济的相对增长速度，旅游市场的快速发展为区域经济提供了重要活动和动力。2010—2014年，长江流域区域经济-旅游规模的负异速等级主要包括负异速1级和负异速2级，分别占比为2.91%和1.94%。负异速1级分布较为分散，出现在长江流域上游和下游；负异速2级分布在两端。对比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发现中游城市区域经济-旅游规模均为正异速等级，没有出现负异速等级，表明长江流域中游整体城市旅游规模增速高于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区域经济发展和旅游业相互促进，发展较为稳定。
2015—2019年，长江流域区域经济-旅游规模的异速增长等级最为丰富，正负异速占比分别为94.17%和5.83%，与上一时期基本持平。正异速1级占所有城市的1.94%，分布于流域上游和下游；正异速2级数量最多，占比79.61%，空间分布广泛，中游分布最多，其次是上游、下游，主要包含南京、杭州、武汉、重庆、昆明等城市；正异速3级数量相对较多，占比12.62%，出现在流域的上游和中游。负异速1级、负异速2级和负异速3级均占比1.94%，但负异速3级仅布局在上游。整体上，长江流域内多数城市属于旅游规模扩张型，在上中下游间，上游异速增长等级最为丰富，表明长江流域上游城市经济和旅游规模的差异性大于中游和下游。对比来看，2010—2014年和2015—2019年两个时期长江流域区域经济-旅游规模异速增长关系表现为整体稳定、局部波动的特征。
长江流域区域经济-旅游规模异速增长关系在研究期内多数城市未发生变动，变动城市单元主要以向上变动为主。其中，有76个城市异速等级未发生变化，占比73.79%，有27个城市异速等级发生变化（向上或者向下变动），占研究区的26.21%。异速等级发生向上变动的有21个城市，占研究区的20.38%，多数集中分布在流域南部区域；异速等级发生向下变动的有6个城市，占研究区的5.83%，以上游布局为主（图3）。2010—2014年和2015—2019年长江流域区域经济-旅游规模的异速增长关系存在跨级变动现象（表7），占研究区的6.80%，其中向上跨级类型有上海、南京、贵阳，表明这些城市旅游发展速度迅速，相对增长速度显著快于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向下跨级类型有鄂州、滁州、阿坝州、资阳，表明这些城市经济发展与旅游规模快速转换，处于经济扩张型发展，旅游发展速度弱于经济发展速度。
表7 长江流域区域经济-旅游规模异速增长关系的跨级变动

Tab. 7 Cross-sectional variation in the allometric growth between regional economy and tourism scale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城市 2010—2014年异速等级 2015—2019年异速等级
上海 负异速2级 正异速1级
南京 负异速1级 正异速2级
贵阳 负异速1级 正异速3级
鄂州 正异速2级 负异速2级
滁州 正异速2级 负异速1级
阿坝州 正异速2级 负异速3级
资阳 正异速2级 负异速2级

4 讨论和结论

4.1 讨论

长江流域不仅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依托，同时也是生态现代化的先行示范区。旅游业在长江流域现代化浪潮中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旅游业对国内经济发展甚至世界旅游业的繁荣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出游成为小康社会的标志写照。旅游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着丰富国民精神世界、带领居民增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重要功能和作用。依据长江流域水文地貌特征和自然经济社会发展划分出上游、中游和下游。研究验证了上中下游区域经济-旅游规模异速增长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区域性。在上游和中游区域经济和旅游规模发展存在较多相似，与下游差异较大。流域间的差异一方面源于自然环境地貌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政策制度、外部环境等方面，长江下游引领中国改革开放，市场规模、结构、要素均处于流域前列；流域间城市群建设存在发展程度差异。
因此，长江流域上中下游间应该因地制宜地统筹旅游和经济发展，尽管上游区域水文特征与中游相差较大，但是结合自然环境地貌来看，上游和中游区域存在较为相似的发展基础，例如成都平原和江汉平原、横断山脉和衡山山脉等，上中游复杂的自然地貌是丰富且富有吸引力的天然旅游资源，上中游可以依托丰富的水文资源、地质资源、森林资源、物种资源等发展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满足游客对产品多样化和服务个性化的需求。尤其是在高原山地区域，发挥好旅游业的先行示范效应，促进旅游业健康发展，依托旅游业辐射能力，优化地方交通基础、信息化基础等，借此为地方区域经济的结构调整和优化增加活力。下游多数地区为平原地区，该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处于流域领先地位，在整个流域中扮演重要的引擎作用。同时，下游也是旅游业发展较为完善的地区，旅游产品和服务加速融合，逐步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研究验证了下游区域经济-旅游规模异速增长关系处于相对均衡状态，在后续发展中，促进经济和旅游发展更加协调是重要方向。
此外，长江流域上中下游中区域经济和旅游规模异速等级较高的城市需要辩证对待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防止出现“资源诅咒现象”[8-9]，在产业结构转型、人民福祉提升、城市品牌建设、流域一体化保护、城市产业韧性等方面，科学定位旅游业的角色和功能，避免因旅游发展带来的挤出效应，在旅游发展和经济结构优化中寻找平衡点，凸显旅游业在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重贡献，促进长江大保护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实施。

4.2 结论

（1）长江流域区域经济和旅游规模存在较为相似的时空布局特征，整体上表现为“东南高西北低”特征，时空依赖性显著。区域经济和旅游规模的均值和极值分别表明在上中下游间和上中下游内存在流域间差异性和流域内差异性。下游在区域经济、旅游总收入和旅游总人次上均处于领先地位，上游和中游的平均水平差距较小。区域经济和旅游规模的时空关联具有显著的异质性，主要呈现出时间稳定性和空间异质性特征。长江流域区域经济和旅游规模的时空变化过程是长江流域各流域间和流域内的自然地理条件、区域发展政策、旅游资源禀赋、外部市场环境等差异所产生的非均衡现象。
（2）通过异速增长模型构建了长江流域区域经济-旅游规模的异速关系，在纵向异速增长关系中，长江流域区域经济-旅游规模异速等级均为负异速1级，属于区域经济扩张弱型，其标度因子具有波动降低趋势，表明在纵向异速增长关系上，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和旅游规模逐步拉大。标度因子的波动具有复杂性，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年际变化差异性显著，初期的增幅和降幅都显著高于后期。
（3）在横向异速增长关系中，长江流域区域经济-旅游规模的异速增长等级呈现出“整体稳定，局部波动”特点。上中游区域经济-旅游规模异速增长等级变化较大，下游较为稳定。2010—2014年和2015—2019年长江流域区域经济-旅游规模的异速增长等级和异速关系类型均以正异速等级和旅游规模扩张型为主。在异速等级关系变动中，大多数城市异速等级不变，产生异速等级跃迁的城市以向上变动为主。研究期内长江流域旅游和经济均处于增量快速发展阶段，同时，大众旅游时代下，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长江流域旅游业在流域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提升，旅游的相对增速显著大于经济发展的相对增速。
本研究未能对经济发展和旅游规模异速增长关系格局特征产生的外在影响和内部逻辑进行量化分析，下一步可以结合相关研究探究政策制度、科技发展、资源禀赋、旅游效率等对区域经济-旅游规模异速增长关系的时空效应，深入解析经济-旅游相对速度关系的演化机理。同时，在探究影响机制过程，需要进一步结合增强回归树模型、SEM模型、随机森林回归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细化长江流域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地形、地貌对区域经济-旅游规模异速增长的响应差异、作用路径、时空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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