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Belt and Road Tourism Cooper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The impact of 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on outbound tourism under the role of entity industry: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44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 Zha Ruibo , 1, 2, 3 ,
  • Xu Zhihang 1, 2 ,
  • Ren Keying 1, 2, 3
Expand
  • 1. School of Cultural Tourism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China
  • 2. The Higher Educational Key Laboratory for Smart Tourism of Fujian Province, Fuzhou 350117, China
  • 3.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8-29

  Revised date: 2023-11-14

  Online published: 2024-02-06

Abstract

Entity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driver for human development, and outbound tourism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indicators to measure human development level.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tity industry, outbound tourism and human development level has not been confirmed yet. This paper selects 44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s samples, takes 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 as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 the outbound tourism rate as the explained variable, the Entity Industrial Index as the control variable, and the Price Level Index as the regulating variable, adopts the dynamic panel model to analyze the mechanism of human development level on outbound tourism under the influence of real industry. The study found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outbound tourism rate and the above variables, and indicated that both 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and the Entity Industrial Index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outbound tourism rate, while the reciprocal of the Price Level Index (relative tourism prices) has a certain negative impact on the outbound tourism rat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entity industries, the stability of market pric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level in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can enhance the willingness of residents to travel abroad. The study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ications for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o firmly promote sustainable cooperation in entity economy, livelihood industries and tourism exchanges.

Cite this article

Zha Ruibo , Xu Zhihang , Ren Keying . The impact of 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on outbound tourism under the role of entity industry: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44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J]. ECOTOURISM, 2023 , 13(6) : 962 -975 . DOI: 10.12342/zgstly.20230137

1 引言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将“一带一路”(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简称BRI)建设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同中方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伙伴国家数量已超过世界国家总数的70%,相关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GDP占世界总量的近40%,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今后长时期的高质量发展、经济稳步增长及国际合作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容之一,出境旅游是民心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出境旅游是指人们离开自己的国家或地区前往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旅游活动,可带来区域间经济和文化交流,促进国际关系的发展。目前,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境旅游发展的影响机制尚不明确,亟待深入探究。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重点关注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改善,提升区域的实体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即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3项基础变量,按照一定的计算方法得出的综合指标,可以作为反映当地居民的生存水平、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的客观工具。实体工业是经济的重要支撑和着力点,是指物质、精神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虚拟经济是脆弱和不可持续的,其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需要依靠实体工业来支撑和实现。宏观上看,人类发展水平与实体工业经济是相辅相成的,良好的实体工业是人类发展指数的基础,人类发展水平的提升会伴随劳动力质量与人口素质的提高,进而也会促进实体工业的升级和进步。此外,旅游需求理论认为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人们的可自由支配收入及生活稳定性、保障性等因素均正向影响出境旅游需求。从已有研究[1-2]可以看出,提升人类发展水平与发展实体工业可以带来居民在教育[3]、医疗保障[4]、收入[5]、就业机会[6]和贸易[5]等方面收益的变化,并在一定程度影响到出境旅游的发展。因此,本研究拟通过收集“一带一路”沿线44个样本国家的数据,运用计量面板模型进行分析,为明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体工业和人类发展指数对出境旅游的影响机制,提供一定理论和实践参考价值。

2 文献评述与模型假设

2.1 人类发展水平与出境旅游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学术界对沿线国家居民人类发展水平的关注度持续增长[3-4]。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出境旅游作为民心相通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也受到关注。然而,目前基于人类发展水平与出境旅游相关性的研究还比较稀缺,现有人类发展水平和出境旅游有关的研究中,人类发展指数研究的侧重点多为时空分异[7-8];而出境旅游相关文献对客源国居民生活水平关注度较高,但使用最广泛的解释变量是客源国的人均收入水平[9-10]。已有相关研究认为人类发展水平与旅游的发展存在相关关系,国外学者Biagi等[11]在研究中证实了旅游业与人类发展指数存在正相关关系;国内学者刘德谦最先将人类发展指数用于探讨中国国民的旅游发展问题[12]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视角下沿线国家人类发展水平的提升应该是促进出境旅游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从客源国视角出发,以人类发展指数作为解释变量提出以下假设。
H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类发展水平对出境旅游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2.2 实体工业与出境旅游

经济因素是出境旅游需求最根本的决定因素,发展实体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并对当地居民的医疗、收入、教育水平和就业率等有重要的积极影响[13-19]。前人相关研究集中在旅游发展与实体工业的联系等方面,例如张英和曾晨明[13]以甘肃省为例,分析了旅游业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产业关联效应和波及效应[13];任国征[2]提出在当今背景下要顺利推进中国旅游业协同发展,需提升实体经济能力。目前来看,现有文献对实体工业与出境旅游的关注不多,其中部分研究表明,国民收入的提高是出境旅游需求增长的根本原因,长期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出境旅游规模的扩大[14-16],实体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就业率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17-19]。因此,本研究引入实体工业经济作为控制变量,并提出以下假设。
H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体工业发展对出境旅游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2.3 价格水平与出境旅游

价格水平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国家(地区)的相对物价水平和货币的国际购买力(即汇率因素),代表相对旅游价格,能够反映目的地国与客源国旅游价格水平之比[20]。出境旅游作为一种跨境消费行为,涉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货币兑换,因此汇率变动会导致旅游产品价格的相对变化,进而影响到出境旅游需求的变动[21]。如人民币升值或旅游目的地国货币贬值意味着中国居民的境外消费能力相对变强,这将会刺激中国居民的出境旅游需求,对中国出境旅游起到一定推动作用,反之则会一定程度上抑制出境旅游需求[22-23]。现有文献集中于价格水平波动与入境旅游的关系探究,且研究已证明价格水平是跨境旅游的影响因子之一。如成英文等[14]构建了包含实际汇率变动和居民收入水平两个因素的国际旅游需求理论模型。因此,本研究引入价格水平指数作为调节变量,探究其在实体工业、人类发展水平和出境旅游三者影响机制中的作用,提出以下假设。
H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价格水平指数对出境旅游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2.4 实体工业、人类发展水平和出境旅游的关系及理论模型构建

实体工业的发展促进就业率和收入水平的提高[14-19],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基础建设和民生改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关注点[24-29]。已有研究表明,实体工业经济和人类发展水平都对旅游业具有正向促进作用[10-11]。可以说,“一带一路”视域下,实体工业和人类发展水平可视为拉动出境旅游需求的重要驱动因素,因此有必要对该区域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
基于以上研究与假设H1~H3,本研究以出境旅游率为被解释变量;以客源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作为解释变量;考虑到实体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出境旅游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将实体工业作为控制变量;此外价格水平的波动对出境旅游及其与人类发展水平、实体工业的关系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将价格水平指数作为调节变量。由此建立以下假设理论框架(图1)。
图1 “一带一路”框架下沿线国家出境旅游动力机制模型

Fig. 1 Dynamic mechanism model for outbound tourism under the BRI framework

3 研究设计

3.1 变量选取

本研究所构建的研究框架共包含4个变量,包括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以及调节变量。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见表1
表1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Tab. 1 Variables description and the source of data

变量类别
变量名
变量含义
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 客源国居民出境旅游率(OTR 客源地居民出境旅游率是指客源地出境旅游总人次占人口总数的比例,用以表示一个国家(地区)的出境旅游水平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解释变量 人类发展指数
HDI
综合反映一个客源地的医疗、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和民众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控制变量 实体工业指数
IND
即客源地的人均工业增加值,是指单位人口的国内工业生产单位的生产总值,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所创造出的新的价值,用以表征实体经济发展水平 世界银行数据库
调节变量 价格水平指数
PLI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综合反映一个国家(地区)的相对物价水平,以其倒数来表征相对旅游价格 世界银行数据库
(1)被解释变量:出境旅游率(OTR)。出境旅游率能够综合反映一个国家(地区)的民众出境旅游意愿和出境旅游行业发展水平,通过客源国出境旅游总人次除以客源国人口总数进行衡量[5]
O T R = O T P T P × 100 %
式(1)中,OTR为出境旅游率;OTP为出境旅游总人次;TP为域内居民人口总数。
(2)解释变量:人类发展指数(HDI)。人类发展指数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区)整体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它对国家(地区)民众经济生产水平、受教育程度和预期寿命进行综合考察与评估,能够反映各国家(地区)的人类发展水平。人类发展指数由3个指标构成: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人均GDP的对数。分别反应长寿水平、知识水平和生活水平。其中:
L E I = L E - 20 83.2 - 20
M Y S I = M Y S - 0 13.2 - 0 E Y S I = E Y S - 0 20.6 - 0
I I = l n G N I p c - l n 163 l n 180211 - l n 163      
H D I = 1 3 L E I + E I + I I
式(2)~(4)中,各分项指数值意为(实际值-最小值)/(最大值-最小值)。式(2)中,LEI为预期寿命指数;LE为预期寿命。式(3)中,EI为教育指数;MYSI为平均学校教育年数指数;EYSI为预期学校教育年数指数;MYS为平均学校教育年数(一个大于或等于25岁的人在学校接受教育的年数);EYS为预期学校教育年数(一个5岁的儿童一生将要接受教育的年数)。式(4)中II为收入指数; G N I p c为人均国民收入。
(3)控制变量:实体工业指数(IND)。即人均工业增加值,是指工业企业扣除在生产过程中消耗或转移的物质产品和劳务价值后的全部生产活动的总成果,反映了工业生产单位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
I N D = T I O - I M P T P
式(6)中,IND为实体工业指数;TIO为工业总产出;IMP为工业中间投入。
(4)调节变量:价格水平指数(PLI)。价格水平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国家(地区)的相对物价水平和货币的国际购买力,以客源国货币单位表示,其倒数代表相对旅游价格,能够反映目的地国与客源国旅游价格水平之比[20]
P L I i = P P P i E X i
式(7)中, P P P ii国价格与基准国的价格的比值; E X ii国对基准国的汇价。

3.2 研究方法

已有研究探讨了客源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相对旅游价格对出境旅游需求的影响,得出如下国际旅游需求模型[20]
l o g q ' = a 0 + a 1 l o g y + a 2 l o g 1 P L I + ε
式(8)中,q'表示出境旅游率,反映了客源国居民出境旅游需求;y表示人均GDP,反映了客源国居民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PLI表示价格水平指数,(1/PLI)则为价格水平指数的倒数,反映了目的地国与客源国旅游价格之比,即相对旅游价格; ε表示随机误差项。
有学者指出工业增加值能够表征实体工业水平[30,6],为探究实体工业产生的发展水平对人类发展水平和出境旅游需求的影响,本研究根据研究需要,将式(8)中的人均GDP指标替换为实体工业指数,以此衡量客源国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得出如下模型:
l o g q ' = a 0 + a 1 l o g z + a 2 l o g 1 P L I + ε
式(9)中,z表示实体工业指数。
基于式(9)的基础模型,本研究引入人类发展指数这一综合指标,同时将各国人口影响和相关误差纳入考虑范围,得到以下回归方程:
l n O T R i t = l n I N D i t + l n P L I i t + H D I i t + μ i + ε i t
式(10)中, O T R i t表示it时期的出境旅游率, I N D i t表示it时期的实体工业指数, P L I i t表示it时期的价格水平指数, H D I i t表示it时期的人类发展指数, μ i表示个体效应, ε i t为随机误差项。
由于人类发展指数与出境旅游率可能产生反向因果关系,同时前一期的出境旅游率可能会对本期出境旅游率造成影响,因此本研究在式(10)的基础上加入出境旅游率的滞后项,从而解决内生性问题,并兼顾各国居民相互之间口碑传播及出境旅游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建立了以下动态面板模型,并使用计量软件Stata 17.0进行数据分析:
l n O T R i t = L . l n O T R i t + l n I N D i t + l n P L I i t + H D I i t + μ i + ε i t
式(11)中, l n O T R i t为出境旅游率的滞后项。

3.3 数据样本来源

自“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部署和要求在世界范围得到落实以来,相关国家的旅游合作日益密切,国际旅游产业链条逐步完善,跨国特色旅游路线日趋丰富,各国居民出境旅游意愿也不断增强,因此本研究选择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境旅游进行研究。考虑到2008—2009年全球经济发展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10年以前人类发展指数的计算方式频繁改动,2019年之后很多国家因疫情统计资料存在缺失,因此本研究将面板数据时间区间确定为2010—2019年。对数据进行归纳整理,剔除空缺值后,本研究最终选取44个数据连续的有代表性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研究样本(图2),各变量观测值为440个。从空间分布来看,样本主要分布在欧洲、亚洲和美洲3个大洲,涵盖了出境旅游主要的新兴国际旅游市场。由此可见,本研究的样本在地理空间结构上具有较强代表性。
图2 “一带一路”沿线样本国家分布图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6)1667号的标准地图,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2 Distribution map of sampl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4 结果分析

4.1 变量描述性统计

根据各个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表2)可知,出境旅游率自然对数的标准差为1.288,可以看出不同国家之间的出境旅游率相对于其他变量差异较大,说明选取样本的类型多样,代表性强。实体工业指数自然对数的最小值为7.058,最大值为12.310,标准差为0.953,这说明样本国家中实体工业指数也有着一定的差异。人类发展指数的标准差为0.101,表明样本国家中人类发展指数这一解释变量的离散程度相比其他变量并不大。而出境旅游率滞后项的自然对数的观测值为396个,总体情况与出境旅游率自然对数的统计结果一致。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OTRit) 440 -1.107 1.288 -4.767 1.418
ln(INDit) 440 9.995 0.953 7.058 12.370
ln(PLIit) 440 -0.663 0.357 -1.628 0.230
HDIit 440 0.782 0.101 0.399 0.931
L.ln(OTRit) 396 -1.129 1.287 -4.767 1.418

4.2 Pearson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纳入Pearson相关性分析,考察了5个不同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根据表3结果可知,出境旅游率、实体工业指数、人类发展指数、价格水平指数和出境旅游率的滞后项相互之间均在1%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由此可见,本研究所选取的4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境旅游率、人类发展指数、实体工业指数及价格水平指数变量间均存在较强关联性。
表3 Pearson相关性分析

Tab. 3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变量 ln(OTRit) ln(INDit) ln(PLIit) HDIit L.ln(OTRit)
ln(OTRit) 1
ln(INDit) 0.562*** 1
ln(PLIit) 0.433*** 0.734*** 1
HDIit 0.722*** 0.818*** 0.645*** 1
L.ln(OTRit) 0.996*** 0.560*** 0.423*** 0.719*** 1

注: *、**、***分别代表检验统计量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相关(双侧检验)。

4.3 单位根检验

由于非平稳数据可能导致回归分析结果中出现伪回归的现象,因此在进行回归分析前应首先对研究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此判断时间序列中是否存在单位根,检验数据是否为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
为验证数据的平稳性,本研究采用LLC检验方法,对人类发展指数、出境旅游率、实体工业指数、价格水平指数等4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并在单位根检验中进一步纳入出境旅游率的滞后项。由表4可知,所有变量的原序列均通过单位根检验,为平稳时间序列数据,无需再进行一阶差分和协整检验,可以进一步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表4 单位根检验结果

Tab. 4 Test results of unit root

变量 LLC检验 结论
ln(OTRit) -12.5826 (0.0000) 平稳
ln(INDit) -12.5546 (0.0000) 平稳
ln(PLIit) -10.5359 (0.0000) 平稳
HDIit -13.9304 (0.0000) 平稳
L.ln(OTRit) -15.9925 (0.0000) 平稳

注:括号中p值为零说明面板数据为平稳过程。

另外,在共线性检验步骤中,自变量的VIF值均小于10即可认为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经检验,本研究模型内各变量的VIF值均小于2,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可以继续深入进行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

4.4 回归模型选择检验

传统静态面板数据的回归模型主要有3种:随机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以及混合回归模型,变量的检验结果见表4。本研究运用F检验、BP检验和Hausman检验分别对式(10)执行回归模型选择检验。首先,借助F检验结果用来确定模型应选择固定效应还是混合回归,结果显示拒绝原假设,因此固定效应更优。然后,利用BP试验来确定模型应选择随机效应还是混合回归,结果表明随机效应更好。最后,进一步利用Hausman检验来确定应该选择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结果得出随机效应要更优于固定效应。故本研究最终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对于动态面板模型式(11),如果继续选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将可能会使得所估计的最终结果出现偏差,因此本研究最终通过差分GMM方法估计该动态面板模型[32]

4.5 模型回归分析

通过自相关检验是运用差分GMM计算的重要前提,即应当保证随机误差项的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但并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回归结果表5中AR(1)和AR(2)说明式(11)无法拒绝原假设,随机误差项不存在自相关,符合前提条件,即可通过差分GMM进行估计。同时,根据异方差稳健的Hansen检验的结果,式(11)无法拒绝“所有工具变量均为外生”的原假设,说明模型估计中使用的全部工具变量均有效,检验得以通过。动态面板模型可以包含更准确更广泛的信息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静态面板模型的缺陷,并且动态面板可以更好地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研究最终决定采用式(11)的回归结果。
表5 研究模型回归结果

Tab. 5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model

变量 方程式(10) 方程式(11)
HDIit 8.053*** 3.984***
(12.00) (2.79)
ln(INDit) 0.162** 0.081**
(2.37) (2.10)
ln(PLIit) 0.071 0.141
(0.93) (1.12)
L.ln(OTRit) 0.530***
(3.91)
Constant -8.972***
常数 (-14.09)
Observations 440 352
样本量
Number of countries 44 44
国家数
R2(within) 0.632 0.757
F检验 (p值) 276.03
(0.000)
BP检验 (p值) 1828.65
(0.000)
Hausman检验 (p值) 1.72
(0.632)
AR(1) (p值) -2.22
(0.027)
AR(2) (p值) -0.68
(0.499)
Hansen检验(p值) 34.67
(0.484)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表示p<0.1,通过10%显著性检验;**表示p<0.05,通过5%显著性检验;***表示p<0.01,通过1%显著性检验。

(1)人类发展指数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其对出境旅游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验证了假设H1。由于人类发展指数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包括了对人类预期寿命、教育水平以及经济生活质量的综合评价,因此可以间接推断出国家的医疗、教育和经济发展状况与国家民众的出境旅游意愿息息相关,社会医疗设施越完善、成人识字率和青少年入学率越高、社会经济越发达,民众越希望进行跨国旅游活动。以教育为例,已有许多研究证实了受教育程度对出境旅游存在正向影响[31-32],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同时,根据式(10)的回归结果,人类发展指数每增加1%,出境旅游率增加约8.053%。但将出境旅游率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加入模型后,这种影响极大程度减小。式(11)回归结果显示,人类发展指数每增加1%,出境旅游率增加约3.984%。这一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由滞后项表示的内生性问题,以及各国居民之间口碑相传和出境旅游习惯等因素对研究结果具有较大的影响。总体来看,人类发展指数与出境旅游率存在正相关关系。
(2)实体工业指数在5%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实体工业对出境旅游需求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验证了假设H2。式(11)结果显示,实体工业指数每增加1%,出境旅游率平均增长0.081%。工业增加值是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一种新的附加值,可以代表实体经济发展及社会发展水平。已有研究显示,发达国家的旅游企业是在国家工业化后期或工业化完成后才普遍开始跨国经营,目前没有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国家出现世界影响力较大的旅游跨国企业[33]。就本研究结果来看,所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人类发展水平和实体经济这两个因素对样本国家的出境旅游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
(3)价格水平指数对出境旅游率存在较弱正向影响,即客源国和目的地国的相对旅游价格水平对出境旅游具有较弱的负向影响。由于本研究聚焦客源国,式(11)的回归结果表明价格水平指数正向影响出境旅游,但相对旅游价格为价格水平指数的倒数,根据回归结果,相对旅游价格指数每上升1%,出境旅游率下降0.141%。因此方程式(11)间接验证了相对旅游价格对出境旅游的负向影响。

5 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根据全球4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分别运用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估计模型,对人类发展指数、实体工业指数、相对旅游价格与出境旅游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相较已有研究,本研究将人类发展指数和实体工业指数引入模型,丰富了出境旅游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理论价值。
(1)出境旅游率与人类发展指数、实体工业指数和相对价格水平间均存在显著相关性。本研究选取的4个变量均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众生活水平,因此在研究结果中也表现出了较强的相关性。
(2)人类发展指数显著正向影响出境旅游率。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要划分为五大种类(生理、安全、社交需要、尊重、自我实现),后拓展为八大种类(生理、安全、归属与爱、尊重、认知、审美、自我实现、自我超越)。人类发展指数所涵括的健康水平指标、教育水平指标和经济水平指标均为相对基础的人类需求,而旅游需求在马斯洛需求层次中属于较高级别的需求[34],在低级需求得到一定满足后,人的高级需求才会出现。因此,人类发展指数是影响出境旅游需求产生的相关因素。
(3)实体工业指数对出境旅游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业增加值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和提供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的总和,同时也反映了生产单位或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实体工业指数的增高,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国家(地区)工业化程度、社会发展程度以及经济水平的提高程度,居民的经济收入越高,地区交通、网络、旅行社等设施建设得越完善,国家(地区)出境旅游率越高[35-37]。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这种现象更加显著。
(4)相对旅游价格对出境旅游率存在一定负向影响。本研究通过价格水平指数来表征相对旅游价格,从旅游客源国的角度建立出境旅游需求模型,克服了在客源国视角下,因为没有目的地国旅游产品价格数据的相关信息而无法得出相对旅游价格的实际问题,但可能由于没有按照具体目的地国来分类做出相应的价格估计,导致价格信息遗漏,还可能因为出境旅游的门槛较高,导致游客对价格的敏感度较低,所以相对旅游价格对出境旅游率表现出的负向影响较弱。一方面,价格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目的地国旅游产品的相对旅游价格越低,则客源国往该地旅游的人数越多[38]。另一方面,当客源国的货币升值,民众会将目的地国实际保持不变的消费水平视作有所降低,因此前往该目的地国旅游的人数也将随之增加。

5.2 讨论与建议

“一带一路”已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合作平台,其倡议的核心内容包含了政策、设施、贸易、资金和民心相通5个方面。基于出境旅游率与人类发展指数、实体工业指数和相对价格水平间均存在显著相关性的结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合作可以更具体地聚焦于提升人类发展指数和实体工业指数以及稳定价格水平等“一带一路”倡议核心内容的具体相关实践。
(1)人类发展指数是刺激居民出境旅游意愿重要的方面。“一带一路”的发展要聚焦人类发展指数,关注如何将发展成果惠及最广大的居民。首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应当尽可能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机制是将经济发展落实到群众的重要方式,在居民教育、就业、医疗等方面起到重大保障作用,其完善程度直接影响当地的人类发展水平。
(2)实体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支撑。坚持聚焦实体经济、发展实体工业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一带一路”倡议聚焦于推进相关国家社会经济水平稳步增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要聚力实体经济,才能真正促进经济和贸易发展,促进就业率的提升,提高国民经济收入水平以及消费能力。
(3)贸易始终是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居民福祉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要构建合理的国际金融合作体系,促进沿线区域实现协调发展。一方面,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沿线其他国家的贸易合作不断加强,为保证各项生产要素能够全面流通以及较高的资源利用率和资源合理配置,需要新的更加稳定的贸易体系,以及更多元、更平等的贸易结算,如本利互换等方式,可以有效减少或分散市场利率风险,促进公平交易,有利于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中国应考虑各国货币政策的波动性,并采取相应降息措施,进而与沿线国家更好地开展金融合作。同时中国正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此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应对因汇率变化所产生的风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中国应循序渐进,用长远目光制订完善计划,扩大货币的流通范围,促进国家间良性互动。

5.3 局限与展望

“一带一路”建设是沿线各国开放合作的宏大经济愿景,其发展速度及扩张规模较快,沿线国家已增加至65个,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更是多达152个,因此相关研究收集的样本国家的数据有必要进行不断地更新,今后会持续关注和跟进相关政策,不断完善样本与数据以便进行后续研究工作。此外,目前研究的关注点是从客源国角度出发的出境旅游及其影响因子和影响机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目的地国的入境旅游也值得探讨,吸引国外游客来当地旅游也是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方式,从目的地国视角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入境旅游吸引力的相关影响因子及其影响机制也是未来可以继续完善相关研究的一个较好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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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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