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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TOURISM >

2024 , Vol. 14 >Issue 2: 375 - 390

DOI: https://doi.org/10.12342/zgstly.20231202

Ecotourism

The national park visitors’ perception of nature education forms and the impacts on their behavioral intentions

  • Cao Aihong , 1 ,
  • Wu Zekun 1 ,
  • Wu Huizhen 1 ,
  • Abudusaimi Maimaitiyimin 1 ,
  • Wu Liu 1 ,
  • Cao Hui , 1, 2, *
Expand
  •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Xi Jinp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 Cao Hui. E-mail:

Received date: 2023-12-05

  Revised date: 2024-04-10

  Online published: 2024-08-06

Fold

Abstract

Nature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func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parks. Based on the Stimulus-Organism-Response (S-O-R) analysis framework,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of the influence of nature education form perception-behavioral intentions in the Fujian area of Wuyishan National Park is construct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visitors' nature education form perception on their behavioral intentions.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show that: (1) the overall SEM model of the influence path is well adapted, the structural validity is well-established, and the path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riables is applicable to the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role of nature education in the national parks. (2) Nature education in the form of plant and animal tours, science exhibitions and themed outdoor classes have been well responded by visitors, and the Qinglong, Tianyoufeng, and the Dahongpao are the areas that are better perceived by the visitors. (3) The S-O-R process significantly affects visitors' revisit intention mainly through educational perception, functional cognition, which are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path relationships; the S-R process is manifested in the direct positive effect of educational perception on revisit intention, and the nature education results of national parks have the composite effect of S-O-R and S-R at the same time, and the partially mediating effect is significant between the perception of nature education and revisit intention. Finally,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nature education in national parks should consider the level of public perception in the form of education, and should emphasize the content of nature education, improve the design of suitability for visitors, and explore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nature education.

Key words： national parks; nature education; perceptions of forms; behavioral intentions; path of influence; S-O-R framework; Wuyi Mountains

Cite this article

Cao Aihong , Wu Zekun , Wu Huizhen , Abudusaimi Maimaitiyimin , Wu Liu , Cao Hui . The national park visitors’ perception of nature education forms and the impacts on their behavioral intentions[J]. ECOTOURISM, 2024 , 14(2) : 375 -390 . DOI: 10.12342/zgstly.20231202

1 引言

自然教育是中国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要功能，也是国家公园全民公益性和国家代表性的重要体现途径之一。“国家公园坚持全民共享，着眼于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开展自然环境教育，为公众提供亲近自然、体验自然、了解自然以及作为国民福利的游憩机会。”（《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2017）伴随着2021年中国第一批国家公园的正式成立、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进一步贯彻实施，国家公园与自然教育的理念、方法和形式受到中国社会公众越来越多的关注。自然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方式，被纳入中国基本国民教育的活动范畴（《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2016）。国家公园积极开展自然教育对国民教育、公众服务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自然教育在理论上与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都有一定的联结，近年来该领域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并在德国、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实践中已转化为广泛的社会公众行为[1⇓-3]。大多数学者认为，自然教育在缓解青少年的心理与生理压力，提高学习兴趣、专注力和学习成效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4-5]；成年人参与自然教育活动能够加深其对自然环境功能的认知、保持自身的生理心理健康以及培养个人的社会责任感[6-7]，特别是2005年美国作家理查德·洛夫（Richard Louv）《林间最后的小孩》所述的“自然缺失症”现象，引起了社会公众与学界的持续性的重点关注[8⇓-10]。在美国，自然解说与教育服务被认为是美国国家公园的基本功能产品[3,11]。对国外自然主义教育理念的引入、批判和分析是中国现代环境教育、自然教育研究的出发点[8,12]，特别是在自然环境中广泛的户外游憩行为及引致的相关现象是中国学者重点关注的领域[9,13-14]，从“全人教育”层面思考中国自然教育的方法[12]，在国家公园[15]、鸟类湿地[16]、森林露营地[17]等旅游目的地中如何实现自然教育功能，不同目的地场景下自然教育的效果如何改进?自然教育在中国的研究方法、内容和范围正在逐步拓展[18-19]，网络分析、质性分析和量表分析等研究方法被引入自然保护地实践，环境解说的体验、旅游者感知分析等主题是常被关注的重点[14,20]，研究群体的范围不仅包含了幼儿和中小学生等传统对象，还拓展涵盖了大学生和一般旅游者[13,21]。总体而言，自然教育的学科切入角度较广，自然教育行为感知、教育效果、公众体验等方面的计量分析方法多样，但对不同条件下自然教育实践与公众行为仍需要更多的积累与观察，特别是对于国家公园这种中国重要的自然保护地而言，作用机理上的模糊和不完善对国家公园自然教育功能的发挥形成了一定的方法、规范上的制约[22]。
在自然实践场所（in nature）中，实现人们体验自然（by nature）、认识人类与大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about nature）、促进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for nature），这种自然教育行为（in-by-about-for nature）不仅是一种教育过程[2]，也是一种访客的消费行为过程，符合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市场特征。基于此，研究尝试运用消费行为学中的刺激-机体-反应（Stimulus-Organism-Response，S-O-R）框架理论，通过对武夷山国家公园访客的调查，从自然教育的不同形式感知角度，分析自然教育活动中公众的感知、认知、评价和实际支付意愿等要素，尝试解决以下问题：（1）研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来探讨国家公园访客对自然教育形式的感知，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支付意愿和重游意愿?（2）分析与探讨自然教育影响过程的关键环节与主要路径，何种方法有助于提升国家公园的自然教育效果?研究有利于丰富中国国家公园管理和建设实践，为更好地服务公众、提升国家公园综合管理水平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2 研究区概况

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片区（简称武夷山国家公园）位于中国福建省北部武夷山脉的东南麓，地理坐标介于北纬27°31′20″至27°55′49″、东经117°24′13″至117°59′19″之间，总面积为1 001.41 km2。简称武夷山国家公园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均气温约17 ℃~19 ℃，年相对湿度85%，是福建省降水量最多地区，气候四季分明，旅游宜游季较长。武夷山国家公园自然资源与生物多样性丰富，保存了全球同纬度带最完整、最典型、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作为“儒、释、道”三教名山、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地以及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武夷山国家公园具有较高的自然保护、科研开发和休闲游憩价值，并且在世界国家公园和中国国家公园中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代表性和典型性。2019年，区域旅游接待总人数1 625.66万人次，生态旅游收入363.66亿元①(①数据来源于武夷山市人民政府。)。
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自然教育主要利用武夷山丰富的自然资源（亚热带原始森林、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资源、丹霞地貌景观等）和悠久的文化资源（理学文化、茶文化、石刻文化等），在一线天、天游峰、大竹岚等区域建设自然科普教育线路和基地（表1），同时依托武夷山自然博物馆和武夷山国家公园宣教馆等现有设施，积极开展了自然课堂、自然体验、教学实习和社会实践等形式的自然教育活动。武夷山国家公园2021年正式成为中国第一批国家公园以来，还积极推进周边社区（大洲村、洋庄乡）的国家公园户外自然教育项目、野生动植物青少年科普教育实践基地的建设，公园2022年获“国家青少年自然教育绿色营地”称号。
表1 武夷山国家公园重点自然科普教育线路

Tab. 1 Key nature education routes in Wuyishan National Park

序号 路径 里程（km） 重点科普教育资源
1 一线天-虎啸岩一带 4.0 奇特的地质构造
2 大竹岚-先锋岭一带 3.0 典型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蝶类资源
3 莲花溪一带 2.5 湿地景观、植物资源
4 大红袍景区 2.0 大红袍古茶
5 天游峰区域 5.0 丹霞地貌景观
6 翡翠谷区域 3.0 森林景观、植物资源、鸟类资源
7 青龙区域 2.5 森林景观、植物资源、鸟类资源
8 白塔山区域 4.5 宗教文化、千年古道遗迹
9 清溪河区域 5.0 库塘景观、湿地景观、瀑布景观

注：资料来源于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

3 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3.1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刺激-机体-反应（S-O-R）模型框架属于认知学习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源于1974年环境心理学者Mehrabian和Russell的理论观点。与美国学者华生（John B.Watson，1913）的行为学习理论不同的是，这个模型理论认为每一个个体的行为，是在各种刺激因素下产生的个体的认知或心理反应的共同行为结果，在现代消费行为决策及相关研究中，该模型被广泛应用，用以解释行为的成因及结果[23]。
自然教育不仅是一种符合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市场行为，也是一种访客接受教育的过程行为。结合前人研究结果[24⇓-26]，国家公园访客的自然教育可能不仅是自然教育感知（Stimulus，刺激）与反应（Response）的联结（S-R，刺激-反应理论），存在着依靠人的主观构造作用，形成个体主观认知结构（Organism，机体），再到主动的、有选择性的接受刺激并进行加工，从而形成个体多样化的行为结果（Response，反应）的过程。从实践观察中发现，虽然武夷山国家公园自然教育实际效果与访客预期目前仍有一定差距，但从作用过程上分析，访客是从国家公园不同自然教育形式接受到一定的教育感知刺激，进而形成了一定的个体感知体验，这一过程对访客认知产生了一定的作用，比如访客对武夷山丹霞地质地貌、森林调节、动植物多样性等功能的了解和体会，可能直接影响了当前的访客行为（支付意愿、停留天数等），也可能对访客的再次重游决策产生影响。
因此，为了提升自然教育效果，为国家公园管理者改善访客体验感和支付意愿提供参考依据，研究结合SEM模型原理，以自然教育感知为自变量要素（主要包括5种教育形式感知），功能性认知和重要性评价为中间要素，行为意愿为因变量，构建国家公园自然教育的影响机制模型，有以下研究假设：
H1：教育感知正向影响功能性认知；
H2：教育感知正向影响重要性评价。
由于主要调查对象是到达武夷山国家公园的访客，出访行为已发生或正在进行中，故行为意愿要素主要考虑出行天数、支付意愿和重游意愿3个方面，其中由于出行天数因子在后期模型适配与修正时被筛除，按SEM模型潜变量包含因子不低于3个的构建要求，故直接以支付意愿和重游意愿为因变量，有以下假设：
H3：功能性认知正向影响支付意愿；
H4：功能性认知正向影响重游意愿；
H5：重要性评价正向影响支付意愿；
H6：重要性评价正向影响重游意愿。
在武夷山国家公园，一些游憩活动本身也带有较强的自然教育属性，公众也可能是在游憩过程中直接参与了国家公园的自然教育，两者之间产生了直接作用和关联。为充分考虑刺激直接到反应（S-R）的理论可能性，研究同时假设了H7、H8两种情况，因此，模型总体上有H1~H8等8个假设条件。
H7：教育感知正向影响支付意愿；
H8：教育感知正向影响重游意愿。
具体来说，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公众自然教育感知主要包括导游解说、引导标识牌设计、视听媒体播放、模型或实物展示和导游图或宣传册发放5种基本形式。参照前人研究结果，公众的自然教育体验引致了功能性认知和重要性评价两方面的认知，其指标可以划分为自然效益、人文效益、社会效益3个大类[27]，有空气净化、气候调节和生态旅游等11个二级指标[28]（表2）。
表2 自然教育问卷题项及参考来源

Tab. 2 Items and reference sources of nature education questionnaire

测量维度 变量 题项 主要参考来源
自然教育感知 感知刺激 导游员或讲解员的解说(EAP1) 何思源等[27,29-30]；
毕赛云等[31]；
崔庆江等[32]；
刘军和岳梦婷[33]
引导标识牌的设计(EAP2)
视听媒体的播放(EAP3)
模型、实物的展示(EAP4)
导游图及各种宣传册的发放(EAP5)
功能性认知 自然效益认知 空气净化功能的了解程度(NP1) 崔庆江等[32]；
何思源等[27,29-30]；
马娇和唐雪琼[34]
气候调节功能的了解程度(NP2)
湿度调节功能的了解程度(NP3)
土壤调节功能的了解程度(NP4)
社会效益认知 茶叶种植功能的了解程度(SP1)
竹林种植功能的了解程度(SP2)
淡水供给功能的了解程度(SP3)
蜜蜂养殖功能的了解程度(SP4)
人文效益认知 生态旅游功能的了解程度(HP1)
历史文化功能的了解程度(HP2)
审美提升功能的了解程度(HP3)
重要性评价 自然效益评价 空气净化功能的重要程度(NBP1) 赵鑫蕊等[35]；
郑文娟等[36]；
曹辉等[37]；
马娇和唐雪琼[34]；
何思源等[28]
气候调节功能的重要程度(NBP2)
湿度调节功能的重要程度(NBP3)
土壤调节功能的重要程度(NBP4)
社会效益评价 茶叶种植功能的重要程度(SBP1)
竹林种植功能的重要程度(SBP2)
淡水供给功能的重要程度(SBP3)
蜜蜂养殖功能的重要程度(SBP4)
人文效益评价 生态旅游功能的重要程度(HBP1)
历史文化功能的重要程度(HBP2)
审美提升功能的重要程度(HBP3)
行为结果 支付意愿 游憩消费意愿(PW) 刘军等[33]；
雷硕等[38]；
何思源等[28]
重游意愿 重游的意愿程度(RW) 马娇和唐雪琼[34]；
赵鑫蕊等[35]；
曹辉等[37]

3.2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参照何思源等[27,29-30]、毕赛云等[31]、崔庆江等[32]的研究成果，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和预调查，经修正后的正式问卷主要采用了量表评判和选择题形式，主要包括3部分内容。（1）个人信息。该部分主要收集访客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受访者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月收入和职业等。（2）出游信息及自然教育感知的基本情况。出游信息主要包括受访者的游玩次数、出行天数、主要交通方式和出发地等，自然教育感知的基本情况主要包括受访者自然教育了解途径、期待开展的活动主题、重游意愿和支付意愿等。（3）自然教育体验评价。该部分主要了解访客对公园自然教育的体验与感悟，主要包括公园自然教育的不足和认知评价等，评价部分根据各个要素情况又区分为功能性认知和重要性评价2个方面（表2）。
自然教育评价采用李克特量表形式，分值为5分至1分，了解程度评价依次对应非常了解、比较了解、一般、不了解和非常不了解5种程度；重要程度评价则对应非常重要、比较重要、一般、不重要和非常不重要5种程度。
外业调查采用面对面访谈方式进行，调查期为2019—2021年（具体为2019年10月、2020年1月、2021年1月和2021年7月），调查地点主要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天游峰、九曲溪、大红袍、虎啸岩、访客主要聚集点（南北出入口、古街、游览车候区）、三姑度假区以及部分酒店场所。调研活动共发放1 184份问卷，回收问卷为1 107份，有效问卷为1018份，总回收率为93.50%，有效回收率为91.96%。

3.3 数据处理工具与方法

研究主要采用IBM AMOS 24.0与SPSS 23.0工具软件，通过KMO系数、Cronbach’s α系数、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法，对自然教育各观测变量进行信度、效度检验。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自然教育过程中的各个潜在变量和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变量检验、修正和路径系数分析，采用Bootstrap法对自然教育SEM模型的中介效应进行归纳。

4 结果及分析

4.1 感知形式分析

武夷山国家公园访者以中青年为主体，年龄多在19~39岁之间，占比70.1%；男性45.2%，女性54.8%；职业结构以公司、企业人员所占比例最高，为34.2%，学生群体次之，为26.3%；月收入3000元以下群体数量最多，为30.0%，月收入3 001~5 000元次之，为19.3%；本科以上学历的受访者占比达59.3%；第一次到武夷山的客群占74.5%，2~3次的为17.6%；游览天数以2~3天为主，占比66.1%。受访者来源地共涉及27个省（区、市）以及部分国外访客，分布较广泛，福建省内受访者占比56.7%，省外及其他受访者占比43.3%，比例情况与2018年武夷山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调查的情况大体一致。
综合考虑个案百分比和响应百分比情况，观察到受访者了解自然教育的主要途径为网络途径（61.2%，个案百分比，下同）、电视（45.4%）、报刊杂志（37.1%），了解途径呈现多样化、新媒体化的特点；受访者期望能开展或加强的自然教育活动有动植物观光科普、科普展览、团队拓展活动、主题户外课堂等，其分布较均匀，百分比都介于40%~55%，而选择以旅游纪念品形式开展自然教育活动的受访者较少（16.3%）；访客希望在活动类型（45.5%）、科普体验性（38.5%）、服务配套设施（33.6%）、宣传影响力（28.7%）、接待服务规范化（26.8%）等方面进行创新与改进，同时也提出了增加英语解说、减少环境破坏（尽可能保护大自然原貌）、增强文化知识宣传等建议，详见图1。
图1 游客总体特征与感知分析图

Fig. 1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ts and the perception analysis

4.2 影响因子分析

4.2.1 信度检验分析

利用Cronbach’s α系数法对各个自然教育观测变量进行信度检验，结果显示：总体量表α值为0.915，教育感知、功能性认知和重要性评价的α值分别为0.835、0.923和0.905，均大于0.7，表明各变量内部一致性良好。测量因子校正后的α值均大于0.7，且删除项后的α值无法使得量表信度显著增加，故保留最后一次检测的各测量因子，不予删除，详见表3。
表3 信度检验分析

Tab. 3 Reliability test analysis

维度α值 删除项后α值
教育感知αETP=0.835 αETP1=0.828；αETP2=0.818；αETP3=0.785；αETP4=0.783；αETP5=0.792
功能性认知αUP=0.923 αNP1=0.921；αNP2=0.917；αNP3=0.915；αNP4=0.921；αSP1=0.913；αSP2=0.912；αSP3=0.911；αSP4=0.912；αHP1=0.913；αHP2=0.918；αHP3=0.916
重要性评价αIP=0.905 αNBP1=0.902；αNBP2=0.899；αNBP3=0.894；αNBP4=0.907；αSBP1=0.892；αSBP2=0.892；αSBP3=0.893；αSBP4=0.891；αHBP1=0.895；αHBP2=0.896；αHBP3=0.899

4.2.2 效度检验分析

（1）探索性因子分析
测量变量KMO值为0.903（>0.6），显著水平为0.000（<0.001），均通过检验。自然教育的3个维度变量因子的累计方差解释率为56.720%（>0.5），能基本反映变量的原始信息，旋转因子的载荷矩阵与预期保持一致（旋转因子载荷系数均>0.5，交叉因子载荷系数均<0.4），各个变量与构成指标之间的结构效度符合模型分析的要求。
（2）验证性因子分析
使用平均萃取方差（AVE）和组合信度（CR）评价模型收敛效度，经计算，测量因子中的NP3和NBP3的因子载荷量过小，SP4和SBP4与其他因子的相关性过大，不符合模型标准，予以剔除。其中，教育感知（CR=0.838，AVE=0.511）、功能性认知（CR=0.908，AVE=0.525）和重要性评价（CR=0.895，AVE=0.491）的CR值均通过检验、 A V E均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各个变量之间区分效度较好（表4），收敛效度检验通过（表5）。
表4 区分效度检验

Tab. 4 Discriminant validity test

AVE 教育感知 重要性评价 功能性认知
教育感知 0.511 0.715
重要性评价 0.525 0.307 0.725
功能性认知 0.491 0.349 0.107 0.701
表5 收敛效度检验

Tab. 5 Convergent validity test

路径 Estimate Un-Estimate S.E. t-value P SMC CR AVE
ETP5←教育感知 0.752 1.000 0.566 0.838 0.511
ETP4←教育感知 0.802 1.028 0.042 24.660 *** 0.643
ETP3←教育感知 0.781 1.038 0.044 23.512 *** 0.610
ETP2←教育感知 0.624 0.648 0.035 18.641 *** 0.389
ETP1←教育感知 0.590 0.674 0.039 17.417 *** 0.348
NP1←功能性认知 0.809 1.000 0.654 0.908 0.525
NP2←功能性认知 0.809 1.003 0.034 29.730 *** 0.654
NP4←功能性认知 0.779 1.011 0.037 27.573 *** 0.607
SP1←功能性认知 0.579 0.733 0.039 18.911 *** 0.335
SP2←功能性认知 0.624 0.772 0.038 20.573 *** 0.389
SP3←功能性认知 0.695 0.893 0.038 23.645 *** 0.483
HP1←功能性认知 0.792 0.997 0.035 28.250 *** 0.627
HP2←功能性认知 0.682 0.843 0.037 23.027 *** 0.465
HP3←功能性认知 0.715 0.882 0.036 24.440 *** 0.511
HBP3←重要性评价 0.629 1.000 0.396 0.895 0.491
HBP2←重要性评价 0.676 1.013 0.054 18.688 *** 0.457
HBP1←重要性评价 0.714 1.010 0.053 19.214 *** 0.510
SBP3←重要性评价 0.724 1.045 0.055 19.088 *** 0.524
SBP2←重要性评价 0.566 0.873 0.055 15.799 *** 0.320
SBP1←重要性评价 0.546 0.764 0.050 15.250 *** 0.298
NBP4←重要性评价 0.779 1.137 0.057 20.110 *** 0.607
NBP2←重要性评价 0.805 1.092 0.054 20.340 *** 0.648
NBP1←重要性评价 0.814 1.106 0.054 20.508 *** 0.663

注：***表示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

4.3 影响路径分析

4.3.1 模型适配、检验与修正

分别对教育感知、功能性认知和重要性评价3个测量模型的适配验证，显示3个测量模型修正后的CMIN/DF、TFI和RMSEA指标值均在参考值范围内，如教育感知测量模型修正后的CMIN/DF为1.985，RMR为0.006，GFI为0.998，NFI为0.998，IFI为0.999，TFI为0.995，CFI为0.999，RMSEA为0.031，3个测量模型各路径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p<0.001，C.R.值>1.96），测量模型适配度良好。
用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潜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显示模型的初始指标值并不理想。对SEM模型关系展开进一步调整修正后，模型的各项指标值分别为：CMIN/DF=4.877，RMR=0.039，GFI=0.914，NFI=0.913，IFI=0.930，TLI=0.912，CFI=0.930，RMSEA=0.062（表6），大部分指标值均在参考值范围内，适配良好，结构效度理想，各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可用于分析（表7、图2）。
表6 模型拟合指标值

Tab. 6 Model fit index values

拟合指标 CMIN/DF RMR GFI NFI IFI TFI CFI RMSEA
拟合标准 <5 <0.05 >0.85 >0.85 >0.85 >0.85 >0.85 <0.08
初始指标值 9.997 0.071 0.805 0.800 0.817 0.795 0.816 0.094
修正指标值 4.877 0.039 0.914 0.913 0.930 0.912 0.930 0.062
表7 模型拟合路径系数

Tab. 7 Model fit path coefficients

假设 路径 Estimate Un-Estimate S.E. C.R. P 结果
H1 教育感知→功能性认知 0.334 0.363 0.039 9.277 *** 通过
H2 教育感知→重要性评价 0.311 0.232 0.030 7.727 *** 通过
H3 功能性认知→支付意愿 0.013 0.070 0.070 0.348 0.728 不通过
H4 功能性认知→重游意愿 0.137 0.032 0.032 3.925 *** 通过
H5 重要性评价→支付意愿 0.025 0.104 0.104 0.660 0.509 不通过
H6 重要性评价→重游意愿 0.018 0.047 0.047 0.496 0.620 不通过
H7 教育感知→支付意愿 -0.070 0.074 0.074 -1.918 0.055 不通过
H8 教育感知→重游意愿 0.340 0.035 0.035 9.579 *** 通过

注：***表示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

图2 国家公园自然教育影响机制的SEM模型关系图

注: Chi-square=1165.498，DF=239，chi/DF=4.877，GFI=0.914，AGFI=0.883，RMSEA=0.062；***表示p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实线箭头表示通过初始假设检验；虚线箭头表示未通过初始假设检验。

Fig. 2 Relationship of influence mechanism of nature education in national parks reflected by SEM model

4.3.2 模型关系与路径系数分析

S-O关系路径分析。在模型中，教育感知与功能性认知的路径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β非标准化=0.363>0，p <0.001），故假设H1成立，即教育感知正向影响功能性认知，其路径系数β标准化为0.334；教育感知与重要性评价的路径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β非标准化=0.232>0，p <0.001），故假设H2成立，即教育感知正向影响重要性评价，其路径系数β标准化为0.311。与重要性评价相比，教育感知对功能性认知的影响作用更为重要。
O-R关系路径分析。在模型中，功能性认知与支付意愿的路径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β非标准化=0.070>0，p >0.001），故假设H3不成立，即功能性认知对支付意愿并不具备正向影响；功能性认知与重游意愿的路径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β非标准化=0.032>0，p <0.001），故假设H4成立，即功能性认知正向影响重游意愿，其路径系数β标准化为0.137；重要性评价与支付意愿、重游意愿的路径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分别为β非标准化=0.104>0，p >0.001；β非标准化=0.047>0，p >0.001），故假设H5、H6均不成立，即重要性评价对支付意愿、重游意愿均不具备正向影响。在以上的O-R关系中，功能性认知与重游意愿之间是最为重要的关系路径。
S-R关系路径分析。在模型中，教育感知与支付意愿的路径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β非标准化=0.074>0，p >0.001），故假设H7不成立，即教育感知对支付意愿不具备正向影响；教育感知与重游意愿的路径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β非标准化=0.035>0，p <0.001），故假设H8成立，即教育感知正向影响重游意愿，其路径系数β标准化为0.340。

4.3.3 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功能性认知、重要性评价在教育感知与支付意愿、重游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采用Bootstrap方法进行按95%的置信区间估计进行验证，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
表8 中介效应分析

Tab. 8 Mediating effect analysis

效应类型 路径关系 效应值 β Product of
coefficients		 Bootstrap 5 000 time 95% CI Bias-corrected 占比(%)
SE Z Lower Upper
总效应1 教育感知→支付意愿 -0.117 0.075 -1.560 -0.272 0.022 -
直接效应1 教育感知→支付意愿 -0.142 0.078 -1.821 -0.298 0.003 -
总间接效应1 教育感知→支付意愿 0.025 0.029 0.862 -0.027 0.085 -
间接效应1 教育感知→功能性认知→支付意愿 0.009 0.027 0.333 -0.041 0.064 -
间接效应2 教育感知→重要性评价→支付意愿 0.016 0.026 0.615 -0.033 0.069 -
总效应2 教育感知→重游意愿 0.389 0.040 9.725 0.310 0.468 -
直接效应2 教育感知→重游意愿 0.339 0.042 8.071 0.256 0.421 87.15
总间接效应2 教育感知→重游意愿 0.051 0.016 3.188 0.020 0.085 13.11
间接效应3 教育感知→功能性认知→重游意愿 0.046 0.013 3.538 0.022 0.076 11.83
间接效应4 教育感知→重要性评价→重游意愿 0.005 0.014 0.357 -0.023 0.032 1.29
在教育感知与支付意愿之间，总效应1的置信区间（-0.272，0.022）包含0，中介效应不显著，表明教育感知无法通过功能性认知或重要性评价来影响支付意愿。
在教育感知与重游意愿之间，总效应2、直接效应2、总间接效应2、间接效应3的置信区间皆不包含0，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11.83%和1.29%，总中介效应占比13.11%，直接效应占比87.15%，部分中介效应显著，此部分中介模型说明教育感知直接效应起到核心主导地位，但中介效应也在访客行为决策中有重要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间接效应3的置信区间（0.022，0.076）不包含0，中介效应显著，间接效应4的置信区间（-0.023，0.032）包含0，中介效应不显著，表明教育感知主要通过功能性认知来间接正向影响重游意愿。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武夷山国家公园自然教育类型和访客的调查分析，结合S-O-R理论框架和SEM模型原理，探讨了国家公园自然教育形式感知的影响因素和影响路径，经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模型适配修正，得到以下结论。
（1）武夷山国家公园的自然教育内容、活动类型和公众了解程度与其知名度还有一定差距。自然教育内容反响较好的形式是动植物观光、科普展览、主题户外课堂等，自然教育线路反响较好的集中在青龙、天游峰和大红袍等区域。受访群体普遍比较注重国家公园的自然教育类型和自身的体验感。
（2）自然教育影响机制模型关系总体有效。对武夷山国家公园访客在自然教育感知方法和自然教育体验进行认知分析，构建出的国家公园自然教育影响机制模型，大部分指标值均在参考值范围内，适配较良好，结构效度较理想，各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适用于国家公园自然教育的路径分析。
（3）自然教育存在着刺激-机体-反应过程复合结果。对访客而言，教育感知正向影响功能性认知，且该过程的影响作用较高，同时也正向影响重要性评价。重要性评价对支付意愿、重游意愿均不具备正向影响作用。功能性认知对重游意愿具备正向影响，对支付意愿不具备正向影响。自然教育S-O-R过程主要通过教育感知、功能性认知与重游意愿之间发生作用，三者之间是最为重要的路径关系。教育感知亦会直接正向影响重游意愿，国家公园自然教育过程表现为S-R（刺激-反应）和S-O-R（刺激-机体-反应）的复合作用结果。
（4）自然教育影响机制的路径效应为部分中介效应。教育感知与重游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功能性认知和重要性评价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11.83%和1.29%，总中介效应占比13.11%，直接效应占比87.15%，部分中介效应显著，教育感知直接效应处于核心主导地位；在教育感知与支付意愿之间，其总效应置信区间为（-0.272，0.022），教育感知无法通过功能性认知或重要性评价来影响支付意愿。

5.2 讨论

在国家公园中，管理者通常会在不同的类型区域设计不同的游憩活动，来保障或提升公众的游憩体验质量，游憩机会谱理论的实践（Recreational Opportunity Spectrum）和杨会娟等[30]、肖随丽等[23]的研究成果都有类似的结论。而通过武夷山国家公园的实践，本研究认为自然教育的教育活动、教育体验和教育环境都与国家公园的游憩活动管理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结关系（图2），文中所构建出的自然教育模型更偏向于行为意愿上的体现，这一点与现有的游憩机会谱理论有所不同，其更加注重不同类型的游憩环境下不同教育活动与教育体验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差异分析和交叉结合研究，有助于理解访客在不同的刺激（S）条件、不同游憩机会的偏好选择与不同的反应（R）结果之间的作用机理与影响路径。
本文对国家公园自然教育的测量和操作还停留在解说系统层面，从自然教育的核心内涵上来看还存在明显的不足，理想的研究框架应是将教育内容、解说形式、环境特征、课程设计等与认知、反应联系起来的机制模型，在预调查过程中发现这样的问卷设计过于复杂，受访者往往填不出答案或不愿做答，所以退而求其次，采用访客感受较直观、明显的解说形式来替代。明显地，解说形式只是教育内容的表层，无法真正替代自然教育感知的内涵本质。自然教育的目的不仅体现在提升访客的游览体验、认知水平和支付意愿等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教育过程影响社会公众的亲环境/社会行为、访客（个体）健康、公众福祉等内容，这也是未来国家公园自然教育发展研究的重要方向。基于以上综合分析结论，本研究有以下建议。
（1）自然教育解说应注重解说内容、途径和能力水平的同步提升。许多现代游憩活动都呈现出网络化和信息化特征，网络是国家公园自然教育最重要的载体，但访客最感兴趣的自然教育活动仍是较传统的动植物观光科普和科普展览，认为最适宜的教育方式是模型或实物的展示，反响最差的是导游员讲解员的解说。究其原因，可能是武夷山国家公园自然教育的实物展示的确令人印象深刻，有些展品可以给访客带来较为强烈的感官冲击或惊奇感受，而在室内或室外自然环境中，自然教育人工讲解效果的干扰因素较多[1,20]。在实践中，国家公园自然教育讲解对解说人才和自然教育师有较高的要求，不仅需要拥有自然学科学习背景以及较丰富的知识储备，包括对常见动植物、昆虫、鸟类等生物和生态系统知识的了解，更重要的是能针对不同对象（青少年、成人）和自然教育场所（森林、草原、湿地等保护地）进行合理的安排与策划，了解和规避各种危险因素，与访客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引导，如此才能有效地保障国家公园自然教育活动的总体效果。
（2）应考虑自然教育感知形式设计与公众认知水平的匹配。美国国家公园被认为是“美国最大的没有围墙的大学”“公园任何地方都包含着有意义的信息”[2,11]。国家公园的自然教育体系设计应充分考虑广大公众的认知与效应反馈[18]，影响国家公园访客自然教育效果的因素很多，社会公众对中国国家公园功能认知及其在自然教育中的体现也有不同理解。从武夷山国家公园访客的自然教育感知结果来看，自然教育作用结果是复合的，自然教育感知与受访者了解程度、重游意愿之间关系显著，路径系数明显。对于访客体验而言，教育感知方法越适宜、教育活动认知越高，受访者对自然教育接受程度就越高，也就越能体会与认可国家公园功能的重要性，从而形成较好地自然教育体验与效果。
（3）自然教育活动过程应注重适游性设计和文化内涵挖掘。与国家公园生态旅游活动内容的深度融合是自然教育值得重视的方向[14,17]，生态旅游功能是影响访客对自然教育了解程度的最重要因素。“边玩边教，在玩中育，在育中玩”才能有效地提高其游憩兴趣，“再玩再了解再教育”形成良性的自然教育效果循环，而这一切却与“钱”（支付愿意）的相关程度较低，访客的支付意愿显著性检验说明了“钱并不是最重要的”。一般访客对国家公园功能的重要性感受并不深刻，也较难通过现有的自然教育技术和活动形式，体会到国家公园在气候调节、土壤调节和历史文化留存等方面的重要意义[2,20]。在重要性评价中，自然效益的感知高于人文效益感知，原因主要在于武夷山国家公园相对丰富的自然游憩资源和产品类型相对更容易被访客认可，从这个角度讲，武夷山“双遗产”所涵盖的丰富文化底蕴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地挖掘与展现。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徐诗涛, 宋希强, 凌鹏, 等. 日本演习林制度对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国家公园建设的启示[J]. 生物多样性, 2018, 26(1): 96-104.

DOI

[Xu Shitao, Song Xiqiang, Ling Peng, et al. The University Forests of Japan and implications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national park development in China[J]. Biodiversity Science, 2018, 26(1): 96-104.]

DOI

[2]
张琳, 李丽娟, 詹晨. 美国国家公园环境教育成功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 世界林业研究, 2021, 34(5): 103-109.

[Zhang Lin, Li Lijuan, Zhan Chen. National park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the USA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J]. World Forestry Research, 2021, 34(5): 103-109.]

[3]
Macháčková K, Zelený J, Kolářová D, et al. Nature ideas exchange: Education of sustainable business principles based on parallels with forest ecosystem[J]. Sustainability, 2021, 13(9): 5306.

[4]
Gong Y C, Li Y, Zhang L X, et al. Informal learning in nature education promotes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behaviors of nature reserve employees: A preliminary study in China[J]. Global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2021, 31: e01814.

[5]
Kidd A M, Monz C, D’Antonio A, et al. The effect of minimum impact education on visitor spatial behavior in parks and protected areas: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using GPS-based tracking[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5, 162: 53-62.

DOI PMID

[6]
Uzun F V, Keles O. The effects of nature education project on the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behavior[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2, 46: 2912-2916.

[7]
Aridi A S, Burrell D N, Wright J B, et al. Education concerning the complex nature of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through an exploration of health disparit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mart Education and Urban Society, 2022, 13(1): 1-13.

[8]
李英飞. 公民道德与自然教育: 涂尔干论社会科学教育的重要性[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6, 14(4): 45-60, 186.

[Li Yingfei. Civic morality and natural education: Durkheim on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on of social sciences[J]. Peking University Education Review, 2016, 14(4): 45-60, 186.]

[9]
连进军, 解德渤. 作为概念体系的自由教育及其发展脉络: 兼与博雅教育、通识教育辨析[J]. 高等教育研究, 2013, 34(1): 25-31.

[Lian Jinjun, Xie Debo. Liberal education as a concept system and its development track: Comparison between liber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education and common education[J].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2013, 34(1): 25-31.]

[10]
杨莎. 利伯蒂·贝利的自然伦理观与自然教育理念[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2, 44(3): 109-117.

[Yang Sha. Liberty H. Bailey’s natural ethics and natural education idea[J]. Journal of Dialectics of Nature, 2022, 44(3): 109-117.]

[11]
Myers G, Park C I. Review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the US National Parks service according to social transition: A case study on two Pacific northwest national park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2013, 22(4): 385-396.

[12]
冯建军. 论全人教育[J]. 中国教育学刊, 1999(3): 12-15, 27.

[Feng Jianjun. On holistic education[J]. Journal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Education, 1999(3): 12-15, 27.]

[13]
李圆圆, 吴珺珺, 董秀维, 等. 以自然教育理念为导向的幼儿园户外空间营建策略研究[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1, 43(3): 167-176.

[Li Yuanyuan, Wu Junjun, Dong Xiuwei, et al. Study on the strategy of outdoor space construction in kindergartens orientated by the concept of natural education[J].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21, 43(3): 167-176.]

[14]
陈东军, 钟林生, 马国飞, 等. 自然保护地自然教育资源分类与评价: 以神农架国家公园为例[J]. 生态学报, 2022, 42(19): 7796-7806.

[Chen Dongjun, Zhong Linsheng, Ma Guofei, et al. Class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of natural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 the protected areas: A case study of Shennongjia National Park[J].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22, 42(19): 7796-7806.]

[15]
崔庆江, 赵敏燕, 唐甜甜, 等. 基于国家公园生态体验机会谱系的公众体验意向评估研究: 以大熊猫国家公园为例[J]. 生态经济, 2021, 37(7): 132-139.

[Cui Qingjiang, Zhao Minyan, Tang Tiantian, et al. Evaluation research of public experience intention based on the spectrum of ecological experience opportunities in national parks: Taking the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as an example[J]. Ecological Economy, 2021, 37(7): 132-139.]

[16]
公媛, 沈小雪, 丁欢, 等. 深圳湾福田红树林湿地鸟类资源价值评估[J].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9, 55(6): 1078-1084.

[Gong Yuan, Shen Xiaoxue, Ding Huan, et al. Value evaluation of birds resources in Futian mangrove wetland of Shenzhen Bay[J]. Acta Scientiarum Naturalium Universitatis Pekinensis, 2019, 55(6): 1078-1084.]

[17]
符全胜, 王丹. 森林露营地自然教育功能研究综述[J]. 林业经济, 2019, 41(12): 32-36.

[Fu Quansheng, Wang Dan. Review of studies on the natural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campground[J]. Forestry Economics, 2019, 41(12): 32-36.]

[18]
庞国辉. 自然即艺术: 自然主义教育学的三种历史形态及其追求[J]. 教育学报, 2020, 16(2): 28-38.

[Pang Guohui. Nature is art: Three historical forms of naturalism pedagogy and its pursuits[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2020, 16(2): 28-38.]

[19]
苗曼. 卢梭教育思想的实践形态: 英国夏山学校[J]. 外国教育研究, 2018, 45(12): 20-32.

[Miao Man. The practice form of Rousseau’s educational idea: Summerhill school[J]. Studies in Foreign Education, 2018, 45(12): 20-32.]

[20]
张语克, 张琼悦, 张跃, 等. 自然保护地环境解说资源研究: 以九寨沟芦苇海解说步道为例[J]. 生物多样性, 2022, 30(2): 73-90.

[Zhang Yuke, Zhang Qiongyue, Zhang Yue, et al.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 resources for protected areas: Using the Reed Lake interpretation trail in the Jiuzhaigou as a case study[J]. Biodiversity Science, 2022, 30(2): 73-90.]

[21]
翟俊卿, 陈蕴琦, 王西敏. 移动设备促进儿童在户外自然情境中的学习: 基于国外实证研究的系统分析[J]. 现代远距离教育, 2021(5): 43-51.

[Zhai Junqing, Chen Yunqi, Wang Ximin. Mobile devices promote kids’ learning in outdoor nature settings: A systematic review[J]. Modern Distance Education, 2021(5): 43-51.]

[22]
林昆仑, 雍怡. 自然教育的起源、概念与实践[J]. 世界林业研究, 2022, 35(2): 8-14.

[Lin Kunlun, Yong Yi. Natural education: Origin, concept and practice[J]. World Forestry Research, 2022, 35(2): 8-14.]

[23]
肖随丽, 贾黎明, 汪平, 等. 北京城郊山地森林游憩机会谱构建[J]. 地理科学进展, 2011, 30(6): 746-752.

[Xiao Suili, Jia Liming, Wang Ping, et al. Construction of recreation opportunity spectrum in suburban mountain region of Beijing[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1, 30(6): 746-752.]

DOI

[24]
刘雷, 史小强.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体育旅游消费行为影响机制: 基于S-O-R框架的MOA-TAM整合模型的实证分析[J]. 旅游学刊, 2021, 36(8): 52-70.

[Liu Lei, Shi Xiaoqiang. Research on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sports tourism consumption behavio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COVID-19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mpirical analysis of MOA-TAM integration model based on S-O-R framework[J]. Tourism Tribune, 2021, 36(8): 52-70.]

[25]
杨会娟, 李春友, 刘金川. 中国森林公园游憩机会谱系(CFROS)构建初探[J]. 中国农学通报, 2010, 26(15): 407-410.

[Yang Huijuan, Li Chunyou, Liu Jinchuan. A primary study on Chinese forest recreation opportunity spectrum (CFROS)[J]. Chinese Agricultural Science Bulletin, 2010, 26(15): 407-410.]

[26]
林秀治. 武夷山国家公园游憩机会谱的构建研究[J]. 林业经济问题, 2020, 40(3): 244-251.

[Lin Xiuzhi. Research on construction of recreation opportunity spectrum in Wuyishan National Park[J]. Issues of Forestry Economics, 2020, 40(3): 244-251.]

[27]
何思源, 苏杨, 程红光, 等. 国家公园利益相关者对生态系统价值认知的差异与管理对策: 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建设为例[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8(1): 93-102.

[He Siyuan, Su Yang, Cheng Hongguang, et al. Value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measures of National Parks based on multi-stakeholder selection: A case of Wuyishan National Park[J]. Journal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19, 18(1): 93-102.]

[28]
何思源, 魏钰, 苏杨, 等. 保障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社区居民利益分享的公平与可持续性: 基于社会-生态系统意义认知的研究[J]. 生态学报, 2020, 40(7): 2450-2462.

[He Siyuan, Wei Yu, Su Yang, et al. Guaranteeing fair and sustainable benefit sharing for communities in the National Park: A study from perception of meanings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J].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20, 40(7): 2450-2462.]

[29]
何思源, 王博杰, 闵庆文. 游客对国家公园功能的认知及其实现路径: 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J]. 中国生态旅游, 2022, 12(2): 237-250.

DOI

[He Siyuan, Wang Bojie, Min Qingwen. The perception of national park functions among tourists and the paths to improve services: A case study of Wuyishan National Park[J]. Journal of Chinese Ecotourism, 2022, 12(2): 237-250.]

DOI

[30]
何思源, 魏钰, 苏杨, 等. 基于扎根理论的社区参与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的机制研究[J]. 生态学报, 2021, 41(8): 3021-3032.

[He Siyuan, Wei Yu, Su Yang, et al. A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national park establishment and management[J].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21, 41(8): 3021-3032.]

[31]
毕赛云, 李兵, 韩玉婷, 等. 基于文本分析的国家公园亲子游憩体验研究: 以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区为例[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8(1): 118-123.

[Bi Saiyun, Li Bing, Han Yuting, et al. Parent-child recreation experience in National Park: Based on content analysis in Wuyishan National Park pilot[J]. Journal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9, 18(1): 118-123.]

[32]
崔庆江, 赵敏燕, 唐甜甜, 等. 基于网络文本分析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公众体验感知研究[J]. 生态经济, 2020, 36(11): 118-124, 131.

[Cui Qingjiang, Zhao Minyan, Tang Tiantian, et al. The public experience perception of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based on network text analysis[J]. Ecological Economy, 2020, 36(11): 118-124, 131.]

[33]
刘军, 岳梦婷. 游客涉入、地方依恋与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 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9, 38(2): 112-116, 128.

[Liu Jun, Yue Meng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ts’ involvement, place attachment and willingness to pay of tourism eco-compensation: A case study of Wuyishan National Park[J].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9, 38(2): 112-116, 128.]

[34]
马娇, 唐雪琼. 社区居民对普达措国家公园的认知情况分析[J]. 西南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1, 5(2): 23-29.

[Ma Jiao, Tang Xueqiong. Analysis on community residents’ cognition of Pudacuo National Park[J]. Journal of 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1, 5(2): 23-29.]

[35]
赵鑫蕊, 何思源, 苏杨. 生态系统完整性在管理层面的体现方式: 以跨省国家公园统一管理的体制机制为例[J]. 生物多样性, 2022, 30(3): 178-185.

[Zhao Xinrui, He Siyuan, Su Yang. How ecosystem integrity is realized at the management level: A case study on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the unified management of a cross-provincial national park[J]. Biodiversity Science, 2022, 30(3): 178-185.]

[36]
郑文娟, 郑蔚, 郑文婷. 武夷山国家公园游憩服务质量研究: 基于对游客的现场问卷调查[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2): 40-46.

[Zheng Wenjuan, Zheng Wei, Zheng Wenting. The quality of recreation service in Wuyishan National Park: Based on on-sit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tourists[J]. Journal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0, 19(2): 40-46.]

[37]
曹辉, 林施琦, 张静娴, 等. 福利值与异质性: 武夷山国家公园旅游者的选择实验分析[J].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2022, 38(1): 126-135.

[Cao Hui, Lin Shiqi, Zhang Jingxian, et al. Welfare value and heterogeneity: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tourists’ choice in Wuyi Mountain National Park[J]. Journal of Ecology and Rural Environment, 2022, 38(1): 126-135.]

[38]
雷硕, 甘慧敏, 郑杰, 等. 农户对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的认知、参与及支持行为分析: 以秦岭地区为例[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0, 41(2): 16-25.

[Lei Shuo, Gan Huimin, Zheng Jie, et al. An analysis of houselolds’ cognition, participation in and support for ecotourism in National Parks: A case study in Qinling Mountains[J].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20, 41(2): 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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