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itage Tourism

The impacts of heritagization on heritage identity of residents across generations: A case study of Hani Terraces heritage site in Yuanyang

  • Zhou Xiaofeng , 1 ,
  • Zhang Chaozhi , 2, *
Expand
  •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uhai 519000, China
  • 2. Tourism Department,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 Zhang Chaozhi. E-mail:

Received date: 2024-01-08

  Revised date: 2024-05-03

  Online published: 2024-09-18

Abstract

Heritagization is an important cultural process and means of generating, constructing and deconstructing heritage identity. Elucidating its influence mechanismon the heritage identity of residents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is conducive to realize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of cultural heritag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heritage identity,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heritagization on the heritage identity of residents from different generations in the Hani Terraces heritage site in Yuanyang through field research and qualitative text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Heritagization affects residents’ heritage identity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including value identity, subject identity and space identity. (2) In terms of value identity, heritagization positively affects the identity of aesthetic, scientific and socio-economic values of heritage among different residents, but it has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identity of scientific and socio-economic values of terraces landscape among older generations. (3) In terms of subjective identity,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the impact of heritagization on the subjective identity and self-identity of community residents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4) In terms of space identity, heritagization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he local identity of heritage among different generations of community residents, but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 national scale identity of the heritage. In view of this, the active cultivation of heritage identity among community residents should not only disseminate the holistic heritage values, but also build an inclusive heritage identity system covering multiple subjects and spatial scales.

Cite this article

Zhou Xiaofeng , Zhang Chaozhi . The impacts of heritagization on heritage identity of residents across generations: A case study of Hani Terraces heritage site in Yuanyang[J]. ECOTOURISM, 2024 , 14(3) : 517 -528 . DOI: 10.12342/zgstly.20240008

1 引言

文化兴则国运兴。党的十八大以来,坚定国民文化自信是践行新时代中国文化强国战略的强大支撑,其关键在于培育国民的文化认同,尤其是增进年轻一代群体的文化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而文化遗产认同是培育国民文化认同、生成文化自信的前提,也有益于构建凝聚力更大的共同体意识[1]。在全球化与现代化、多元化的语境下,“遗产化”越来越被视为连结遗产利益攸关方的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及族群情感记忆的重要纽带,在塑造集体认同上的能力甚至超越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2],是当下建构、解构甚至破坏遗产认同的重要路径。因此,遗产化对社区居民遗产认同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关注[3]。研究表明,居民的差异性会导致其遗产认同的多元性与失调性冲突[4],这对遗产地管理与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5],甚至破坏与威胁文化记忆的存续[6]。文化遗产及其认同从年长一代到年轻一代的代际延续与传承既可以强化集体身份认同在时间上的持续性与一致性[7],也可以增强更高层次的国家民族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8]。但是,现有研究多将社区视为一个同质群体,聚焦于年长一代不同职业身份社区居民的遗产认同,忽略了社区内部的其他多元异质性[4]。特别是不同代际社区居民对遗产认同的差异研究仍处于缺位状态,尚未明晰遗产化具体如何影响不同代际居民的遗产认同,难以回应维系内部文化遗产认同的代际传承需要与解决遗产化带来的不同代际遗产认同的失调性冲突。因此,研究元阳哈尼梯田遗产化对不同代际社区居民的遗产认同的具体影响及其差异,对培育社区居民的积极遗产认同,从而促进文化遗产的代际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2 文献综述

2.1 遗产认同理论基础

当代遗产与认同相伴而生、相互作用。一方面遗产是构建和维系身份认同的符号工具,通过塑造文化认同、政治(国家)认同、族群(民族)认同、地方(场所)认同、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以支持某一共同体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9]。另一方面,遗产构建的认同也可以用于生产、保护、破坏遗产[8,10],具有整合与分裂双重作用,既可以增强社会凝聚力,也可以加剧多元社会中不同民族群体间、不同阶层群体间的竞争[11]
近年来,学界对遗产与认同的二元互动作用关系认知逐渐转向二元融合的“遗产认同”讨论,聚焦于时间、空间、价值和主客体4个维度。从时间维度看,遗产认同关注人们对遗产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意义和制度性特质的认同,强调认同的历时稳定性,通常关注企业遗产认同[12]。从空间维度看,遗产认同强调人们对遗产的全球、国家和社区/地方多尺度地理身份的认定,包括超位(超国家的、国际的和全球化的)、高位(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和本位(创造、保护和传承遗产的主体)3类认同[13]。从价值维度看,遗产认同强调当地社区如何表述遗产的象征意义及其这些意义与地方性符号之间的逻辑关系[14],包含文化价值、情感价值、使用价值3个维度[15]。从主客体维度看,遗产客体认同关注遗产被赋予的客观身份,遗产主体认同关注人对遗产的认知、情感、评价、行为实践[4,16-19],包括积极和消极认同[15,19]。可见,遗产认同是主体对遗产客体及其空间尺度交互的结果。
基于现有文献关于遗产认同概念的核心内涵整合[5,13,16],本文将遗产认同构建为由“人(主体)-地(空间)-遗产(客体)”组成的三维概念框架(图1)。其中,遗产客体认同指行动者对遗产价值的认同,以价值保护理论为基础,即《巴拉宪章》中的“科学-历史-美学-精神-社会”5大价值的认可;遗产主体认同指行动者对遗产之于人的身份认同意义的认可,包括行动者对遗产关乎个体的身份意义认同,也包括行动者对遗产关乎群体的身份意义认同,如家庭、民族、人类等主体认同;遗产空间认同体现在行动者对遗产包含的社区、地方、区域、国家、世界等多尺度地理性身份意义的认同。
图1 遗产认同的研究分析框架

Fig. 1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heritage identity

2.2 遗产化与遗产认同

遗产化是一种新现象与新兴研究领域[20-21]。从表面看,遗产化是不同行动者将承载着历史的“物”或“场”通过特定程序赋予其遗产身份并进行价值保护、利用与管理的过程[22],核心表现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或其他官方认定的遗产[23-24]。研究表明,遗产化的攸关方往往关注的不是遗产本身,而是遗产的身份认同[21]:即遗产化本质上是一种制造身份认同并由认同驱动的社会实践[25-26],旨在当下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过程中为特定群体提供身份认同并使某种社会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框架合法化,以凝聚内部成员[27]或排斥外部群体[21]。对于认同,遗产化既是一种压制力量,也是一种创造力量[5,28]。研究表明,中国的遗产化不仅能够增强社区居民对遗产价值的认知与认同[29],而且也有助于提升遗产的族群认同及其在地方、全国乃至他国等更广空间尺度的他者认同[3,30-32],进而增强遗产地居民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自信[3]。但也有研究认为,失调的遗产化会削弱居民的遗产价值认同[18]、地方文化认同[33]、社区认同[34],难以使居民获得更高层次的遗产身份认同[35],进而威胁遗产保护的可持续性与遗产文化认同的延续性[34]
关于遗产化与遗产认同的实证研究近年才出现。现有研究主要关注遗产化对不同职业身份社区居民的遗产认同差异性影响[18],及其对遗产保护态度、行为[36]与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4]。也有学者就不同遗产化阶段遗产客体身份与不同主体(社区居民、专家学者、地方政府、游客)的遗产认同的变化性与异质性[17]展开研究。其中有研究发现,资本-权力-知识不同行动者合力介入的遗产化,剥削了传统文化主体的话语权,并不断边缘化传承主体地位,使当地居民的文化遗产认同面临主体地位不平衡、文化供需不平衡、遗产价值分配不平衡3大矛盾[37]。可见,现有遗产化与遗产认同相关研究强调遗产化对非权威遗产主体身份认同的构建与解构双重作用,但对地方内部多元主体与不同代际群体的影响关注仍不足,尤其是年轻一代的遗产认同发声问题。年轻一代不仅是新时代培育与构建国民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文化自信的主体及文化强国战略实现的主力军[38],也肩负着民族文化传承和弘扬的神圣使命[39]。已有研究表明,基于传统文化的遗产认同对年轻一代的文化适应、幸福感、社区满意度具有积极作用。例如,Dimitrova等[40]通过定量比较研究发现,在保加利亚和德国的土耳其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遗产认同正向影响其文化适应与幸福感;何鑫与单铭磊[41]通过定量方法得出乡村旅游背景下青少年的社区文化认同显著影响其社区满意度。然而,遗产化具体如何影响年轻一代的遗产认同仍未展开探讨。鉴于遗产认同的代际传承的重要性以及相应研究的缺失,本文拟探讨遗产化对元阳哈尼梯田遗产地不同代际社区居民遗产认同的具体影响及其差异。

3 研究方法

3.1 案例地概况

元阳哈尼梯田地位于中国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的哀牢山南部,于2000年由地方政府正式启动世界遗产申报进程,并于2013年获得红河哈尼梯田世界文化景观遗产核心区的标签,成为全球第一个以“族群”命名的世界文化遗产。遗产地不同代际哈尼族社区居民(简称“不同代际社区居民”,下同)既是梯田遗产化过程的非权威群体,也是梯田遗产的创建者、享有者和传承者[24],其遗产认同如何受遗产化影响仍待考察。

3.2 数据收集

本文主要通过实地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与开放性问卷调查等方法收集研究数据,以2016年2月16日—4月17日、2016年12月30日—2017年1月4日、2019年8月19—25日三次实地调研为主,共历时74天。关于年轻一代与年长一代哈尼族居民的划分主要参考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年轻人”的年龄划分依据[42],即界定10~24岁人群为年轻一代,24岁以上人群为年长一代。研究者通过实地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深入了解年长一代哈尼族居民(简称“年长居民”,下同)对地方的遗产化过程与效应及其对遗产认同的描述,获得正式深度访谈样本共有24份(非正式访谈样本不计)。年长居民访谈样本年龄分布在27~70岁,涉及的职业身份有政府工作人员、企业员工与高管、个体经营者、农民、教师、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等。对于年轻一代哈尼族居民(简称“年轻居民”,下同)的遗产认同调查采用匿名的开放式问卷,于2016年3月31日在元阳高级中学发放填写,共回收376份。问卷内容主要包括社会人口统计特征、遗产化与旅游化、地方文化记忆、文化遗产保护、关于民族文化和哈尼梯田文化的未来发展看法等26个开放式问题。回收有效问卷中年轻居民样本有137份,样本年龄分布在14~21岁。

3.3 数据分析

遗产化对不同代际社区居民的遗产认同影响主要使用词频分析与文本内容分析方法。首先,研究者对年长居民的文本数据按访谈先后顺序对样本进行编码,以便进行引用,如160313A;对年轻居民的文本数据依Y1、Y2、Y3等顺序进行编码。其次,将年长居民的访谈文本数据与年轻居民的开放性问卷文本数据整理为txt格式,并按申遗前与申遗后顺序将文本内容分为两份导入Roster Mining软件对其进行分词与词频统计分析,重点抽取前50个高频词汇绘制不同代际哈尼族居民的遗产认同高频词表(表1),进而结合遗产认同的价值认同、主体认同、空间认同3个维度与原文本内容,分析遗产化对不同代际社区居民遗产认同的具体影响内容。最后,归纳遗产化前后不同代际哈尼族居民的遗产认同变迁与差异特征(表2)。
表1 不同代际社区居民的遗产认同高频词

Tab. 1 The high frequency words of heritage identity from residents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序号 年长居民 年轻居民 序号 年长居民 年轻居民
遗产化前
词语
遗产化后
词语
遗产化前
词语
遗产化后
词语
遗产化前
词语
遗产化后
词语
遗产化前
词语
遗产化后
词语
1 梯田 梯田 梯田 哈尼 26 干活 房子 很美 历史
2 小时候 旅游 哈尼 人民 27 热闹 年轻人 生产 家乡
3 价值 发展 人民 梯田 28 珍惜 经济 没什么 方式
4 开荒 居民 文化 哈尼族 29 一辈子 出去 景观 生命
5 哈尼 文化 世界遗产 文化 30 节庆 生活 家乡 精神
6 祖先 哈尼 哈尼族 民族 31 场地 蘑菇房 田地 继承
7 故事 政府 元阳 祖先 32 生态系统 商业化 经济 自豪
8 古歌 现在 种植 骄傲 33 祖祖辈辈 方式 精神 收入
9 个人 游客 美丽 生活 34 哈尼族 关系 特色 家庭
10 喜欢 打工 文化遗产 来源 35 以前 世界 智慧 种地
11 生活 世博 来源 象征 36 一体 父母 土地 全家人
12 田里 开发 世界 智慧 37 森林 规划 产物 保障
13 哈尼语 传统 水稻 传承 38 村庄 套票 申遗 辛勤
14 长街宴 保护 风景 粮食 39 舞蹈 收益 美丽 利益
15 广场 村民 生活 发展 40 美食 收入 骄傲 世界
16 大家 景区 普通 劳动 41 传统服装 工作 辛勤 精神财富
17 学者 回来 民族 经济 42 颜色 遗产 平凡 交往
18 地方 传承 粮食 结晶 43 黑色 没什么 自然 标志
19 感情 酒店 平常 元阳 44 文字 门票 劳动 希望
20 村子 外地人 成功 哈尼人 45 名字 经济效益 辛勤劳动 未来
21 传统 集团 哈尼人 财富 46 记忆系统 利益 景色 长大
22 民俗文化 地方 地方 自己 47 父辈 成本 农田 精神面貌
23 老人 社区 农民 生存 48 人才 民族 汗水 场地
24 爷爷 申遗 保护 传统 49 儿歌 遗产地 民族特色 有文化
25 米汤 哈尼族 传承 养育 50 聚餐 参与 农村 价值
表2 遗产化前后不同代际社区居民的遗产认同变迁与差异

Tab. 2 The changes and differences of heritage identity from residents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before and after heritagization


认同

居民
遗产化前的遗产认同 遗产化后的遗产认同
年长居民 年轻居民 年长居民 年轻居民
价值认同 •积极:历史、精神、社会经济、科学
•消极:美学
•积极:历史、精神、社会经济
•消极:美学
•无:科学
•积极:历史、精神、社会经济
•积极强化:科学
•积极:美学
•积极:历史、精神、社会经济
•积极:美学
•无:科学
主体认同 •强:哈尼族
•弱:家庭、个人
•强:哈尼族
•弱:家庭、个人、人类
•增强:哈尼族
•弱:家庭、个人、人类
•增强:哈尼族
•弱:家庭、个人
空间认同 •地方日常景观 •强:地方日常景观
•弱:云南、中国、世界
•增强:地方认同、相对剥夺感
•弱:中国、世界
•增强:地方标志性
景观
•弱:中国、世界

4 研究发现

4.1 价值认同:遗产化积极影响不同代际社区居民对遗产的美学价值认同,但对年长居民关于遗产的科学与社会经济价值认同影响更为显著

遗产化的前提是对遗产价值要素与内涵识别、筛选与认定[22-23]。在全球权威遗产话语主导下,元阳哈尼梯田景观在遗产化的价值解构与建构下拥有了世界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涵盖历史、美学、精神、科学、社会等多元价值[43]。在不同代际社区居民的遗产价值话语视域下,遗产化主要强化年长居民对梯田遗产的科学、美学与社会经济价值的认同,但对历史与精神价值的认同影响不大。对于年轻居民,遗产化增强其对梯田遗产美学价值的积极认同,但在历史、精神与社会经济价值认同方面变化不大。
遗产化显著增强不同代际社区居民对梯田遗产的美学价值认同。原因在于申遗过程中,专家学者、摄影爱好者与大众游客等多元行动者进入遗产地。其旅游凝视与文化传播活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居民对梯田美学价值认同从作为日常普通景观到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例如,年长居民认为“小时候我们就是在梯田边长大的。那时就是这样跟着父母在田里干活,……也没觉得有多好多漂亮。后来申遗开始了,越来越多的人来我们这边旅游拍照,都觉得我们的梯田景观很漂亮……”(160313A);“自己都没有发现(梯田的美),是一个法国人发现并把我们梯田带到世界上去”(190821B)。同样,年轻居民也认为梯田在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前不受人们的喜爱,其知名度与存在感很低,仅是地方性日常景观,他们并不觉得梯田景观有多美,具体描述的高频词汇有“平淡无奇、普通、平常、平凡、不稀奇”等。
基于价值的遗产化也是专家学者将零散的地方性知识进行系统、权威化的全球性知识再生产过程。权威遗产话语将梯田文化景观遗产的科学价值核心凝练为“森林-村寨-梯田-江河水系”四度同构的生态系统,以此展示与阐释梯田科学保护利用传承价值。据实地调研反映,年轻居民对梯田遗产化的了解更多来自学校教育的简要宣传,日常生活较少涉入梯田旅游、生产等活动信息,因而缺少对遗产化建构的梯田科学价值的深度认知。年长居民因为长期的农业生产与日常的社区旅游参与,在13年遗产化过程中受到科学价值信息的传播影响,对梯田遗产的生态科学价值认同增强。例如,过去,“哈尼四季生产调”作为哈尼族梯田生产技术及其礼仪禁忌的百科大典,是地方传统知识传承和哈尼族文化记忆的关键媒介,生动直观地“告诉哈尼人怎样种田,怎样过节,怎样穿衣,怎样吃饭”(160323B);但历经遗产化的哈尼梯田“四位一体”生态文化系统的知识传播,现在年长居民能够向游客系统地介绍哈尼梯田“四位一体”的景观要素,更全面地理解梯田景观与周边生态环境的科学互动作用关系。
遗产化的结果不仅是梯田世界遗产身份的合法化确认,也显著增加了梯田的旅游经济附加值,如遗产地游客接待量从2001年的8.21万人次到2013年突破了百万人次,并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24]。遗产化转变了年长居民的传统生计资本,成为其脱贫致富的重要路径。如“以前梯田对哈尼族非常重要,因为靠着这个活,靠着这个生存发展”(160313A),“申遗成功了,旅游发展起来了,(我们的)收入、学习到的知识都提高了”(160329B;190821C)。而年轻居民由于尚未处于独立谋生阶段,缺少对遗产化带来的旅游业发展的社会经济价值的深度认可。
遗产化前后,不同代际社区居民对梯田遗产的历史价值与精神价值认同变化不大,在于梯田遗产与社区居民根深蒂固的族群历史记忆与日常情感关联。例如,他们都将梯田视为哈尼族的文化象征和精神象征,是哈尼族祖祖辈辈辛苦开荒、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遗产。

4.2 主体认同:遗产化积极影响不同代际社区居民对遗产的哈尼族主体认同与自我认同,但不同代际社区居民对遗产的主体认同没有显著差异

实际上,梯田是以哈尼族为主的彝、傣、苗、瑶、壮、汉等7个世居民族与大自然长期互动生产的共享文化景观。在遗产化建构下,梯田被冠以“哈尼族”之名以凸显“哈尼族”的遗产主体身份,并纳入体现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世界遗产话语体系之中[23,43]。遗产化后,不同代际社区居民对遗产的族群认同与自我认同显著增强,对遗产的人类与家庭尺度的身份认同表达较弱。年长居民认为“哪里有哈尼族,哪里就有梯田”(160331B);“哈尼梯田申遗成功,然后哈尼梯田成为唯一一个以哈尼族命名的世界文化遗产,我们的哈尼古歌也是唯一在(2015年米兰世博会)中国艺术馆演出的民族节目”(160323B)。“我以自己生为哈尼人感到骄傲”(160313A;160323A;160329A等)。年轻居民认为,梯田不仅是哈尼族历史文化的象征,更是“我们民族的骄傲”(Y8;Y37;Y61等)“哈尼族人民的自豪与荣誉”(Y21;Y37;Y46等)。
不同代际社区居民对梯田遗产的家庭身份认同主要与其生计主导功能、父辈的梯田情感以及与个人成长经历有关,受遗产化影响并不显著。如,年长居民认为“我们这一代跟着梯田一起成长的,对梯田还是有感情的。我们父母这一辈对梯田是有很深厚的感情的,你让他们不干还不乐意,他们不讲经济效益,就是想保住自己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遗产”(160331B);年轻居民认为梯田始终是家庭的粮食来源和经济收入保障,“好比是一个至亲至爱的家人”(Y35)、“我的母(亲),养育我茁壮成长”(Y28)。尽管申遗带来的旅游发展会使梯田耕种面积减少,但居民始终坚信“梯田及梯田文化是不会消失的”,因为“天上的太阳一千年,再过一千年,它照样存在,照耀着大地,天照样还有天,哈尼梯田还是哈尼梯田。再有一千代,哈尼梯田还是会在。哈尼梯田让哈尼人耕作了一千多年,只要是有哈尼人,就会有哈尼梯田,它们不会消失。梯田可能会减少,但是始终会有人去把哈尼梯田耕作文化传承下去的,总是会有人的”(160329C)。

4.3 空间认同:遗产化显著增强不同代际社区居民对遗产的地方认同,但对其国家认同影响不显著

在全球权威遗产话语视域下,具有显著地方性的元阳哈尼梯田遗产被纳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国族话语”与强调“文化多样性”的世界遗产话语体系之中[43]。一方面,遗产化增强年长居民对梯田遗产全球尺度荣誉的自豪感,但也诱发其对地方尺度的边缘感。申遗成功使哈尼梯田与哈尼族文化引起了国家重视,让哈尼族文化走向国际舞台,他们因为身居世界遗产的核心区而自豪。但他们认为将元阳哈尼梯82个村寨列入世界遗产核心区,并非所有村民都能参与或共享申遗带来的旅游经济发展效益。申遗后的村寨“核心”与“非核心”的空间地位划分使不同村落获得资源与机会不同,如箐口村最早开始发展旅游,申遗成功后“游客基本上不会来这边看风景,那些政府和投资商集团什么的不会来我们这边开发了”(190822A),“居民在旅游发展中可获得收益逐渐减少”(160313A),可见他们的边缘感在加强。这也反映了遗产化的“核心-边缘”空间建构一定程度遮蔽了非核心区年长居民对遗产的地方认同。另一方面,大多数年轻居民对梯田的地方尺度身份认同在遗产化后显著增强。常用的话语表述有梯田是“我们元阳的奇迹”(Y47)、“家乡的象征与自豪”(Y54)、“元阳人民的骄傲”(Y101)。个别年轻居民通过大尺度视角描述梯田的空间认同,如梯田是“云南、中国展现世界文化遗产的一朵红花”(Y42)、“世界的奇迹”(Y48)。

5 结论与讨论

元阳梯田的遗产化本质是一个权威遗产话语对遗产多元身份认同解蔽与遮蔽交织互动的过程与结果。遗产化对遗产地不同代际社区居民的遗产认同影响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特征,主要体现在遗产的价值认同、主体认同、空间认同3方面。在价值认同方面,遗产化积极作用于不同代际社区居民对梯田的美学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经济价值认同,但对年长居民关于梯田的科学价值与社会经济价值认同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在主体认同方面,遗产化显著增强了不同代际社区居民对梯田的哈尼族主体认同与自我认同,对梯田的其他主体认同影响不大。在空间认同方面,遗产化使梯田遗产从“地方日常性景观”向“地方标志性景观”转变,进而强化不同代际社区居民对梯田的地方认同,但对其国家认同影响不显著,同时因遗产空间的“核心-边缘”建构弱化了非核心区年长居民对遗产的地方认同。
本研究表明,遗产化能够有效地促进不同代际社区居民对遗产的美学价值、科学价值的认同,进一步强化其对民族文化的本位认同(地方性主体),但对遗产的高位认同(民族国家认同)与超位认同(超国家的、国际的和全球化的身份认同)并无明显影响。这一结论与何银春等[16]、王海霞和张伊铭[44]等学者关于遗产化过程的遗产认同上推和下推双向转化机制理论发现不一致,表明哈尼梯田的遗产化对不同代际社区居民的遗产认同从地方到国家再到全球的尺度上推作用仍待加强。但这一结论与屈册和张朝枝[18,36]的研究发现相呼应,即权威遗产话语主导的遗产化将遗产客观身份从地方尺度提升到国家、全球尺度,但社区居民却很少有国家和世界尺度的遗产身份认同,更多是将遗产视为自我认同、族群认同、地方认同的媒介。而周小凤等[23]、吴薇和王晓葵[37]等学者的研究表明遗产化会使当地居民的文化遗产认同出现显著的主体地位与遗产价值分配失衡矛盾。由于缺少对遗产地多元民族群体对哈尼梯田遗产认同的差异比较分析,本研究发现遗产化给不同代际社区居民带来的遗产认同失调性冲突主要体现在空间尺度方面,而不是在遗产价值与主体地位方面。这与遗产化的对象与主体是哈尼族创造的梯田文化景观有关,同时遗产化也赋予了哈尼族作为梯田景观归属主体身份认同的合理性。因而,不同代际哈尼族社区居民对梯田景观的主体身份认同没有存在显著性差异冲突。
在研究意义方面,现有研究的遗产认同概念内涵以主客体二维视角为主导[4,16-19],关涉多元身份认同及遗产认知、情感、态度、行为等众多维度,不利于实证研究推广;或单一从时间[12]、空间[13]与价值[14-15]维度分析,忽视了遗产认同是主体、客体及空间多维身份综合认知的结果。本研究构建的“人(主)-地(空间)-遗产(客)”三维分析框架,增强了遗产认同概念进行实证研究分析的可操作性[13,19],是对以往遗产认同单维分析视角的整合与优化,有助于全方位反映遗产认同状态,从而为协调遗产的多元身份认同的失调性冲突提供充分依据。同时,本研究表明遗产化情境下遗产地不同代际社区居民的遗产认同也具有多元差异性,是对当前遗产认同研究忽视社区内部的异质性多元视角的补充[4],也是对年轻一代社区居民的遗产认同研究视角缺失的补充。
在实践启示方面,年轻居民对梯田的遗产认同以哈尼族族群身份认同与地方空间身份认同为主导,可以作为建构高层次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45],但其过高的地域文化身份认同会在社会交流中产生排外情绪,进而产生消极的遗产认同。鉴于此,遗产价值传播要关注遗产价值的多元性,也要培育年轻一代形成开放、包容、多元的遗产认同观,从而更好地传承文化遗产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见,本研究对文化遗产认同的代际延续实践建议对在强化集体身份认同[2,25]、增强更高层次的国家民族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8]、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未来的遗产地不仅是一个多元主体汇聚的地方,其认同也是互动、冲突与融合中的认同[33]。在遗产化与多元化理念不断深入的现代化语境下,如何在多民族国家与地区构建多民族融合的遗产认同体系、增加遗产旅游地的文化包容性与延续性是未来研究的关键[46-47]
[1]
郝时远. 文化自信、文化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40(6): 1-10.

[Hao Shiyuan.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cultural identity and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J].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20, 40(6): 1-10.]

[2]
郭伟民. 价值凝练与价值呈现: 从中国土司遗址申遗看考古学理论方法新变化[J]. 东南文化, 2019(1): 28-34.

[Guo Weimin. Identific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heritage valu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hanges of archaeology viewed from Tusi sites’ bid for world heritage inscription[J]. Southeast Culture, 2019(1): 28-34.]

[3]
赵桅. 从“遗产化” 看遗产的生产与再生产: 以老司城为例[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6(1): 151-157.

[Zhao Wei.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heritage in the perspective of heritagisation: A case study of Laosicheng[J]. Journal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9, 46(1): 151-157.]

[4]
屈册, 张朝枝, 金钰涵. 遗产认同与遗产旅游发展[J]. 中国旅游评论, 2019(3): 10-38.

[Qu Ce, Zhang Chaozhi, Jin Yuhan. Heritage identity and heritage tourism development[J]. China Tourism Review, 2019(3): 10-38.]

[5]
Howard P. Heritage as identity[M]//Howard P. Heritage: Management, Interpretation, Identity.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2003: 147-185.

[6]
Linn-Tynen E. Reclaiming the past as a matter of social justice: African American heritage, representation and identity in the United States[M]//Apaydin V.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Cultural Memory and Heritage. London: UCL Press, 2020: 255-268.

[7]
潘君瑶. 遗产的社会建构: 话语、叙事与记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遗产传承与传播[J]. 民族学刊, 2021, 12(4): 41-51, 115.

[Pan Junyao.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heritage in China: Discourse, narrative, and memory: Inherita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heritage under the status of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J]. Journal of Ethnology, 2021, 12(4): 41-51, 115.]

[8]
曹顺庆, 芦思宏. 文化遗产与文化认同[J]. 中外文化与文论, 2015(4): 131-142.

[Cao Shunqing, Lu Sihong. Cultural heritage and cultural identity[J]. 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ry Theory, 2015(4): 131-142.]

[9]
白苏婷, 秦龙, 杨兰. 认同概念的多学科释义与科际整合[J]. 学术界, 2014(11): 80-90, 310.

[Bai Suting, Qin Long, Yang Lan. Split and integration: Multidisciplinary interpreta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of the concept of identity[J]. Academics, 2014(11): 80-90, 310.]

[10]
彭兆荣. 遗产政治学: 现代语境中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25(2): 5-14.

[Peng Zhaorong. The politics of heritage: The relation between expression and the expressed in the modern context[J]. Journal of Yunn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08, 25(2): 5-14.]

[11]
Silva L. The two opposing impacts of heritage making on local communities: Residents’ perceptions: A Portuguese cas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14, 20(6): 616-633.

[12]
Balmer J M T. Corporate heritage identities, corporate heritage brands and the multiple heritage identities of the British Monarchy[J].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2011, 45(9/10): 1380-1398.

[13]
彭兆荣, 李春霞. 遗产认知的共时向度与维度[J]. 贵州社会科学, 2012(1): 5-11.

[Peng Zhaorong, Li Chunxia. The synchronic dimension and dimension of heritage cognition[J]. Guizhou Social Sciences, 2012(1): 5-11.]

[14]
魏爱棠, 彭兆荣. 遗产运动中的政治与认同[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5): 1-8.

[Wei Aitang, Peng Zhaorong. On the politics and identity in the movement of heritage[J]. Journal of Xiamen University (Arts & Social Sciences), 2011(5): 1-8.]

[15]
周小凤, 张朝枝. 城市更新背景下社区居民对建筑遗产认同的变化: 以广州荔湾历史文化街区为例[J]. 城市观察, 2020(4): 88-101.

[Zhou Xiaofeng, Zhang Chaozhi. Change in residents’ architectural heritage identity under the urban renewal context: A case study of Litchi bay historic and cultural blocks in Guangzhou[J]. Urban Insight, 2020(4): 88-101.]

[16]
何银春, 陈果, 王金伟, 等. 世界文化遗产地游客遗产认同的量表开发与实证检验[J/OL]. 旅游科学, 1-16. [2024-04-20]. https://doi.org/10.16323/j.cnki.lykx.20231008.001.

[He Yinchun, Chen Guo, Wang Jinwei, et al. Development and empirical test of the scale of visitors’ heritage identification in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ites[J/OL]. Tourism Science, 1-16. [2024-04-20]. https://doi.org/10.16323/j.cnki.lykx.20231008.001.]

[17]
何银春, 梁越, 曾斌丹. 遗产化进程中遗产认同的内涵及形成路径: 以世界遗产永顺老司城为例[J]. 热带地理, 2019, 39(5): 749-758.

DOI

[He Yinchun, Liang Yue, Zeng Bindan. The connotation and formation path of heritage identity in the process of heritagiz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Laosicheng world heritage, Yongshun[J]. Tropical Geography, 2019, 39(5): 749-758.]

DOI

[18]
屈册, 张朝枝. 元阳梯田原住民的遗产认同: 基于话语分析的视角[J]. 旅游学刊, 2016, 31(7): 43-51.

[Qu Ce, Zhang Chaozhi. Aboriginal heritage identity in Yuanyang rice terraces: On the perspective of discourse analysis[J]. Tourism Tribune, 2016, 31(7): 43-51.]

[19]
张朝枝, 屈册, 金钰涵. 遗产认同: 概念、内涵与研究路径[J]. 人文地理, 2018, 33(4): 20-25.

[Zhang Chaozhi, Qu Ce, Jin Yuhan. Heritage identity: Concept connotation and research approaches[J]. Human Geography, 2018, 33(4): 20-25.]

[20]
Harvey D C. Heritage pasts and heritage presents: Temporality, meaning and the scope of heritage stud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01, 7(4): 319-338.

[21]
Schnepel B. Travelling pasts: An introduction[M]// SchneprB, SenT. Travelling Pasts: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Indian Ocean World. Leiden: Brill, 2019: 1-19.

[22]
张多. 从哈尼梯田到伊富高梯田: 多重遗产化进程中的稻作社区[J]. 西北民族研究, 2018(1): 35-44.

[Zhang Duo. From Hani rice fields to Ifugao rice fields: The rice-cultivating communities in multiple heritagization process[J].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Ethnology, 2018(1): 35-44.]

[23]
周小凤, 张朝枝, 蒋钦宇. 遗产化与旅游化对地方文化记忆系统的影响: 以元阳哈尼梯田为例[J]. 人文地理, 2022, 37(4): 182-191.

[Zhou Xiaofeng, Zhang Chaozhi, Jiang Qinyu. The impacts of heritagization and tourismification on the cultural memory system of place: A case study of Yuanyang Hani Terraces heritage site[J]. Human Geography, 2022, 37(4): 182-191.]

[24]
周小凤, 张朝枝. 元阳哈尼梯田遗产化与旅游化的关系演变与互动机制[J]. 人文地理, 2019, 34(3): 154-160.

[Zhou Xiaofeng, Zhang Chaozhi. The relation and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heritagization and tourismification in Hani Terraces of Yuanyang[J]. Human Geography, 2019, 34(3): 154-160.]

[25]
Mwale K P, Lintonbon J. Heritage,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tribal spaces: An examination of architectural approaches in Mochudi, Botswana and Moruleng, South Afric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20, 26(3): 281-298.

[26]
黄家玲, 徐红罡. 军垦文化遗产化过程中的社区感知[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1, 27(7): 622-625.

[Huang Jialing, Xu Honggang. Community identity of army reclamation culture during heritabilization of heritage[J]. Resource Development & Market, 2011, 27(7): 622-625.]

[27]
Poria Y, Ashworth G. Heritage tourism: Current resource for conflict[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9, 36(3): 522-525.

[28]
Bear L, Feldman J, Avieli N. Imagining communities through friction in the world heritage site of Luang Prabang, Laos[J]. Tourism Geographies, 2023, 25(2-3): 450-466.

[29]
张朝枝, 游旺. 遗产申报与社区居民遗产价值认知: 社会表象的视角: 开平碉楼与村落案例研究[J]. 旅游学刊, 2009, 24(7): 43-47.

[Zhang Chaozhi, You Wang. Applying for world heritage and local residents’ cognition of heritage values: A perspective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Kaiping Diaolou and villages[J]. Tourism Tribune, 2009, 24(7): 43-47.]

[30]
冯晓婧. 民族文化遗产化进程中的公共化、特色化与大众化: 基于洞经音乐遗产化成功的启示[J]. 贵州民族研究, 2017, 38(8): 132-135.

[Feng Xiaojing. Popularization, character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enlightenment based on the success of Dongjing music heritage[J]. Guizhou Ethnic Studies, 2017, 38(8): 132-135.]

[31]
何明, 郗春嫒. 仪式变迁与地方形塑: “布朗弹唱” 的再制与创新[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6): 78-84.

[He Ming, Xi Chun’ai. Ceremonial change and locality shaping: Reproduction and innovation of “Blang folk song”[J].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8, 40(6): 78-84.]

[32]
郑群明, 夏赞才, 罗文斌, 等. 世界遗产申报对居民地方感的影响: 以湖南崀山为例[J]. 旅游科学, 2014, 28(1): 54-64.

[Zheng Qunming, Xia Zancai, Lou Wenbin, et al. The impact of world heritage declaration on residents’ sense of place: A case study of Mount Lang[J]. Tourism Science, 2014, 28(1): 54-64.]

[33]
孙九霞, 周一. 遗产旅游地居民的地方认同: “碉乡” 符号、记忆与空间[J]. 地理研究, 2015, 34(12): 2381-2394.

DOI

[Sun Jiuxia, Zhou Yi. Residents’ place identity at heritage sites: Symbols, memories and space of the “Home of Diaolou”[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12): 2381-2394.]

[34]
刘朝晖. “被再造的” 中国大运河: 遗产话语背景下的地方历史、文化符号与国家权力[J]. 文化遗产, 2016(6): 60-67, 158.

[Liu Zhaohui. The “remaking” of China’s Grand Canal: Local history, cultural symbol and national power[J]. Cultural Heritage, 2016(6): 60-67, 158.]

[35]
杨熊端, 熊仲卿.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话语构建: 以白族“绕三灵” 为例[J]. 文化遗产, 2015(5): 17-24.

[Yang Xiongduan, Xiong Zhongqing.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aking Bai people’s “around the three spirits” as an example[J]. Cultural Heritage, 2015(5): 17-24.]

[36]
屈册, 张朝枝. 谁的遗产?元阳梯田旅游经营者遗产认同比较[J]. 热带地理, 2016, 36(4): 524-531.

DOI

[Qu Ce, Zhang Chaozhi. Whose heritage? A comparison between nonlocal and local tourism business’s heritage identities in the Yuanyang Terraces area[J]. Tropical Geography, 2016, 36(4): 524-531.]

[37]
吴薇, 王晓葵. “文化” 场域的博弈与“遗产” 价值的重构: 基于彝族禳灾记忆遗产化案例的思考[J]. 民族学刊, 2017, 8(6): 37-45, 107-109.

[Wu Wei, Wang Xiaokui. The game of “cultural” domain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heritage” values: A reflection on the heritagization of the disastrous extermination of the memory of the Yi[J]. Journal of Ethnology, 2017, 8(6): 37-45, 107-109.]

[38]
韩丽颖. 青少年国家认同的主体基础、发展趋向和教育进路[J]. 中国青年研究, 2021(4): 38-43.

[Han Liying. The subject foundation, development trend and educational approach of adolescents’ national identity[J]. China Youth Study, 2021(4): 38-43.]

[39]
崔现花.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广西青少年民族文化认同论析[J].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9, 33(3): 39-42.

[Cui Xianhua. Exploration of Guangxi youths’ ethnic cultural identity: A perspective of enhanc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J]. Journal of Guilin Normal College, 2019, 33(3): 39-42.]

[40]
Dimitrova R, Aydinli A, Chasiotis A, et al. Heritage identity and maintenance enhance well-being of Turkish-Bulgarian and Turkish-German adolescents[J]. Social Psychology, 2015, 46(2): 93-103.

[41]
何鑫, 单铭磊. 乡村旅游开发中青少年社区文化认同对社区满意度的影响研究[J].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16, 32(1): 35-40.

[He Xin, Shan Minglei.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adolescent’s community cultural identifying with the satisfaction towards community in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Shandong Youth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6, 32(1): 35-40.]

[4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Young Peopl’s Health: A Challenge for Society[M].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89: 11-12.

[43]
燕海鸣, 解立. 标准化的多样性: 云南哈尼梯田文化景观的世界遗产话语和“去地方化”进程[J]. 东南文化, 2020(2): 6-12.

[Yan Haiming, Xie Li. The standardization of diversity: The world heritage discourse and the “delocalization” of cultural landscape of Hani rice terraces[J]. Southeast Culture, 2020(2): 6-12.]

[44]
王海霞, 张伊铭. 文保腾退中的原住民及其遗产认同: 基于F市两处历史文化街区的经验研究[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6): 188-200.

[Wang Haixia, Zhang Yiming. Aboriginal people and their heritage identity in the retreat of Wenbao: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wo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locks in F city[J]. Fujian Tribune (The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Monthly), 2022(6): 188-200.]

[45]
胡发稳, 李丽菊, 荀利波. 哈尼族青少年的文化适应及其心理效应[J]. 广西民族研究, 2016(3): 94-104.

[Hu Fawen, Li Liju, Xun Libo. Acculturation and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the Hani teenagers[J]. Guangxi Ethnic Studies, 2016(3): 94-104.]

[46]
季国良. 传承和共享: 文化遗产保护的双重伦理向度[J]. 东南文化, 2016(4): 11- 16, 127-128.

[Ji Guoliang. Inherited and shared: Dual-dimensionality of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J]. Southeast Culture, 2016(4): 11- 16, 127-128.]

[47]
Porter B W, Salazar N B. Heritage tourism, conflict,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An introduc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05, 11(5): 361-370.

Outlin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