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k factors of poverty relapse by capability deprivation among residents in ethnic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A perception survey of residents in Gan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Zhou Wenli; Zhang Tingyue

doi:10.12342/zgstly.20240095

2024 , Vol. 14 >Issue 3: 574 - 588

DOI: https://doi.org/10.12342/zgstly.20240095

Rural Tourism

Risk factors of poverty relapse by capability deprivation among residents in ethnic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A perception survey of residents in Gan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Zhou Wenli ^,¹^,^* ,
Zhang Tingyue ²

Expand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730020,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Hen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Xinxiang 453003, China

* Zhou Wenli. Email:76495212@qq.com

Received date: 2024-04-12

Revised date: 2024-06-02

Online published: 2024-09-18

Fold

Abstract

Capability deprivation i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for poverty relapse among residents who have previously escaped from poverty. Based on Amartya Sen’s capability deprivation theory,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index system of risk factors for poverty relapse by capability deprivation. Utilizing survey data on the perceived risk of poverty relapse among residents in rural tourism areas of Gan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Gansu Province,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d variance analysis methods are employed to explore the risk factors of capability deprivation for poverty relapse and the impact of residents’ characteristics on their perceived risk of poverty relapse.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1) Seven factors, including the residents’ ability to obtain assistance, to invest in tourism development, to learn autonomously, to participate and accept tourism skills training, to promote tourism to external communities, and to save family property, are the main perceived risk factors for poverty relapse among residents. (2) Personal and family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occupation, education level, physical health, and tourism participation methods, significantly affect residents’ perceived risk of poverty relapse. (3) Residents who are frontline service workers in tourism and those who participate in tourism through individual or family self-employment have a stronger perception of poverty relapse risk. Residents with higher education levels correlate with stronger perceptions of poverty relapse risk. Compared to residents with no sick family members or multiple sick family members, those with only one sick family member are more sensitive to the risk of poverty relapse.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while maintaining the current assistance policies, it is crucial to uphold the primary role of ethnic rural tourism residents, cultivate their sustainable poverty alleviation capabilities, and conduct targeted monitoring and interventions for different resident characteristics, so as to help the local anti-poverty relapse work to be conducted effectively.

Key words： rural residents; capability deprivation; poverty relapse risk; risk perception; rural tourism;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ethnic regions

Cite this article

Zhou Wenli , Zhang Tingyue . Risk factors of poverty relapse by capability deprivation among residents in ethnic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A perception survey of residents in Gan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J]. ECOTOURISM, 2024 , 14(3) : 574 -588 . DOI: 10.12342/zgstly.20240095

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任务和民生工程，精准施策，集中攻坚，以超常规的举措，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防止规模性返贫，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坚守的底线。随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有效推进，防止规模性返贫的目标初步实现，防止返贫的机制逐渐完善，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的路径日渐清晰，但返贫现象仍时有发生，规模性返贫的风险依然存在，乡村振兴依然任重道远^[2]，防返贫工作依然刻不容缓。民族地区是开展旅游扶贫的主阵地，许多民族地区通过旅游开发实现了脱贫，但民族旅游地一般都是经济欠发达和生态系统脆弱的叠加区，脱贫后整体发展水平仍然较低，返贫现象更为突出^[3]。贫困具有多维特征^[4]，其不止体现在物质维度，还体现在居民自我发展能力维度。民族旅游地居民自我发展能力较弱，当以往的“输血式”发展模式逐步转向“造血式”发展模式后，由自我发展能力不足导致的返贫风险陡然增加，当地居民极易陷入“扶贫-脱贫-返贫-再扶贫”的恶性循环。由此，探究民族乡村旅游地居民能力缺失型返贫风险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少数民族脱贫人口倚重外源性与内源性资源^[5]，是生计脆弱性较强的脱贫群体。学者们从农户生计、多维贫困视角开展了返贫风险因素实证研究，认为制度环境感知、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环境脆弱、健康状况等内外源因素对农户可持续生计有显著影响，是影响其减贫返贫的主要因素^[6⇓-8]。赵杭莉和艾信男^[9]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和区域发展特征探讨了民族生态旅游区农户可持续生计水平及影响因素，认为生计资本、环境脆弱性是影响农户返贫的重要因素；梁旺兵和易义湘^[10]以甘肃省5个典型的民族旅游社区为案例地，分析旅游从业者生计脆弱性影响因素后，认为旅游从业者面对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以及健康风险表现出较强的脆弱性；冯楚瑶和翁时秀^[11]以防返贫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为导向，构建旅游地返贫机制分析框架，探讨返贫风险及其可能的发生途径，认为机会、增权、保障3个关键因素不同程度的缺失会导致低资产返贫、低增长返贫、再结构返贫或暂时性返贫的产生；唐艳军^[12]从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视角，探讨了广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返贫问题，提出增强乡村旅游发展内生动力等防返贫措施。在以往有关扶贫效应感知的研究中，学者们认为个人及家庭特征对居民扶贫效应感知存在一定的影响，如刘愿理等^[13]通过重庆4 193户样本农户的调查发现，户主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人口数量、赡养负担、成员身体素质等因素对扶贫效应感知有显著影响；冯伟林和陶聪冲^[14]对重庆武陵山片区5个区（县）的农户访谈结果表明，贫困人口旅游扶贫的效应感知、态度和参与意愿受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及对旅游发展政策的了解等因素的影响；陈南希等^[15]对德夯苗寨景区周边贫困地区居民的调查显示，性别、年龄、职业、居住时间、是否从事旅游活动、家庭人均月收入等因素对居民旅游扶贫效应感知存在影响。那么个人及家庭特征对居民返贫风险感知是否也有类似的影响呢?对此，学术界尚没有明确的结论。

自我发展能力的缺失是民族乡村旅游地返贫的根本原因之一。阿马蒂亚·森能力贫困理论以贫困者的“可行能力”为理论核心，把个人能力结合到贫困与反贫困的研究框架中，突破了传统福利理论的局限^[16]，可作为民族乡村旅游地返贫风险因素确定的重要理论依据。甘南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甘南州”）位于甘肃省西南部，是中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其旅游扶贫减贫模式于2018年入围世界旅游减贫案例，旅游扶贫成效显著，但由于居民自我发展能力不足，返贫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其是民族乡村旅游地返贫风险研究的典型案例地。由此，文章尝试以阿马蒂亚·森能力贫困理论为依据，以甘南州乡村旅游地为案例地，基于居民返贫风险感知调查数据，探讨民族乡村旅游地居民能力缺失型返贫风险因素，并在返贫风险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个人及家庭特征对居民返贫风险感知的影响，以期为民族乡村旅游地防返贫工作提供理论及实践指导。

2 研究设计

2.1 理论基础——阿马蒂亚·森能力贫困理论

阿马蒂亚·森能力贫困理论认为贫困可以用可行能力的被剥夺来合理识别，贫困是基本可行能力的绝对剥夺，是“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17]。该理论的核心是重视贫困者的主体性，关键在于提升贫困者的可行能力。阿马蒂亚·森能力贫困理论从能力的视角去定义贫困，开创了贫困问题研究的新视角，形成了一种研究贫困问题的新方法，即能力分析法。能力贫困理论和能力分析法被广泛应用在专业心理健康^[18]、社会福祉^[19]、粮食安全^[20]和青年失业^[21]等不同学科领域和政策社群中，帮助弱势群体提升可行能力。旅游扶贫是通过开发贫困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使旅游业成为区域支柱产业，旅游业带动区域发展进而实现贫困地区居民和地方财政双脱贫。在旅游发展过程中，贫困户通过参与旅游，实现扶贫与扶智的融合，不仅是经济贫困，连文化贫困、精神贫困等问题都能得以有效解决。旅游扶贫通过激发当地居民的内生动力，提升其可行能力，为永久脱贫提供可能。旅游扶贫的这一功能与阿马蒂亚·森能力贫困理论的核心“重视贫困者的主体性，关键在于提升贫困者的可行能力”相契合，由此，将该理论运用于旅游扶贫、减贫、风险识别具有一定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在能力贫困理论中，阿马蒂亚·森没有给出具体的能力清单，但可以用5种工具性自由维度来测量能力，即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其中，“政治自由”指人们拥有监督并批评当局、拥有政治表达与出版言论不受审查等自由的可能性；“经济条件”指个人分别享有的将其经济资源运用于消费、生产或交换的机会；“社会机会”指在社会教育、医疗保健及其他方面所实行的安排；“透明性保证”指满足人们对公开性的需要，在保证信息公开和明晰的条件下自由的交易；“防护性保障”指提供社会安全网，以防止由于市场风险使个人遭受沉重痛苦、甚至死亡，包括固定的制度性安排和临时因需而进行的安排。5种能力分别可为人们不同层面的生活需要和生计发展提供保障，为研究构建居民能力缺失型返贫风险因素指标体系提供了分析框架。

2.2 变量选择

2.2.1 解释变量——返贫风险因素

已有学者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4个维度构建返贫风险因素指标体系，并开展了实证研究。部分学者考虑了风险承担能力/防护能力和抗逆力/产业保障持续能力^[22⇓-24]，认为贫困人群应具备相应的风险意识和抗风险能力^[23]，这一指标的增加与阿马蒂亚·森理论中5种工具性自由维度的划分不谋而合。文章基于5种工具性自由维度，同时参考相关学者^[25⇓-27]的指标构建思路，结合民族乡村旅游地实际情况，将5种工具性自由维度中的透明性保证与政治自由合并，从主体地位、经济条件、社会机会、产业保障4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文章参考旅游扶贫、民族地区返贫、能力贫困理论相关文献^{[25⇓⇓⇓-29]}，提取了部分二（表1）、三级（表2）成熟指标，然后结合实地调研、专家意见，增加了自主决策能力、贷款意愿、财产储蓄能力等指标，最终从上述4个维度确定了23个返贫风险因素。

表1 返贫风险因素指标体系一、二级指标及内涵

Tab. 1 The first and second level indicators and their connotations of the index system for risk factors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变量类型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内涵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内涵
被解释变量	返贫风险感知	居民认为自己及家庭是否存在返贫风险	—	—
解释变量	主体地位	居民在旅游发展中能够处于主体地位	旅游参与能力	居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融入旅游产业的发展以及居民对旅游的自我掌控能力
	经济条件	居民享有的将其经济资源运用于旅游产业消费生产或交换的机会	旅游就业能力	居民从事旅游产业的意愿及可以凭借自身技能解决旅游就业问题的能力
	经济条件	居民享有的将其经济资源运用于旅游产业消费生产或交换的机会	旅游开发能力	居民进行旅游开发，实现旅游产业盈利的能力
	社会机会	居民在教育、资金和社交等方面的社会安排	旅游技能提升能力	居民通过接受教育提升自身旅游技能的能力
			旅游融资能力	居民在旅游经营中获取资金支持的能力
			旅游社交能力	居民与其他旅游产业主体（政府、企业、游客等）的相互关系，以及与外界的连接情况
	产业保障	居民面对旅游产业风险时的预测及应对情况	旅游产业风险抵御能力	指居民面对旅游产业风险时在储蓄、政策、保险等方面的抵御能力

表2 返贫风险因素指标体系及三级指标内涵

Tab. 2 Index system of risk factors for returning to poverty and the connotation of three-level indicators

变量类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内涵
被解释变量	返贫风险感知	—	—
解释变量	主体地位	旅游参与能力	政策信息获取能力	居民无法获取全面的旅游产业扶贫政策信息
			权益表达能力	居民无法在旅游发展中充分反映自己的意见
			帮扶获取能力	居民难以获取政府、企业等帮扶主体在自我发展旅游业上的有效帮扶
			决策管理能力	居民有机会参与当地旅游决策和管理（反向设计题）
			民主监督能力	居民无法对当地旅游政策的实施工作进行监督
	经济条件	旅游就业能力	自主决策能力	居民知道应该经营或提供什么类型的旅游产品或服务（反向设计题）
			旅游就业机会	居民无法胜任当地的旅游就业岗位
			旅游发展态度	居民不支持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没有参与意愿
		旅游开发经营能力	旅游开发投入能力	居民有能力参与旅游开发，愿意为旅游开发投入足够的资金、时间（反向设计题）
		旅游开发经营能力	旅游经营盈利能力	居民无法通过发展旅游业盈利
	社会机会	旅游技能提升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	读书识字能力差，居民无法自主学习旅游相关知识
			沟通交流能力	由于普通话水平较低，居民无法与游客有效沟通
			技能培训参与能力	由于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居民无法参与技能培训
			技能培训接受能力	居民无法通过旅游培训提升自身旅游技能
		旅游融资能力	贷款意愿	居民有贷款发展旅游产业的意愿（反向设计题）
			融资能力	居民没有融资渠道发展旅游产业
			个人资金积累	居民自由资金少，无法很好地发展旅游产业
		旅游社交能力	主体间配合效果	居民无法在旅游产业发展中与政府、企业良好配合
			与在线旅游平台合作能力	居民无法或没有能力与在线旅游平台合作
			旅游对外宣传能力	居民不会通过社交平台宣传当地旅游产品
	产业保障	旅游产业风险抵御能力	旅游市场风险预测能力	居民无法有效预测旅游市场风险
			家庭财产储蓄能力	居民没有充足的财产储蓄应对旅游市场风险
			政策保障	居民可以通过政策保障应对旅游市场风险（反向设计题）

表（1）中3级指标内涵即为调研问卷中返贫风险因素调查的题项表述，当问卷题项设计比较单调时，受访者持续看到相似度高的题目，很容易会依据习惯反应作出回答，继而产生反应偏差。因此，为了减少习惯性反应，降低反应偏差，提高问卷调查质量，在返贫风险因素调查中设计了正反向题项（表2）。

2.2.2 被解释变量——居民返贫风险感知

文章探讨民族乡村旅游地居民能力缺失型返贫风险因素，基于居民返贫风险感知了解其是否缺失自我发展能力，是否存在返贫风险，因此，居民返贫风险感知为被解释变量。

2.2.3 控制变量——调查对象个人及家庭特征

从居民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2个维度，选取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年可支配收入、居民及家人身体素质、家庭参与旅游方式等7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表3），探讨其对居民返贫风险感知的影响。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文章在家庭特征维度增加了“居民及家人身体素质”和“家庭成员参与旅游方式”2个变量，主要考虑了“民族地区是我国地方病分布重点区域，碘缺乏病等地方病流行县占全国比重较高，威胁人口多、作用时间久、危害程度深^[28]”，民族地区居民极易因病返贫。同时，居民身体素质也与能否接受旅游技能培训、能否参与旅游产业经营息息相关。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有些居民通过政府、企业的统一组织和帮扶参与旅游活动，有的偏向于利用自有资源、技艺自行创业，选择以个人或家庭自主经营的方式参与旅游活动，不同的参与方式会影响居民对于脱贫和返贫的感知。

表3 样本特征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Tab. 3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sample characteristics

变量	类别	频数	占比（%）
性别	男	159	50.96
性别	女	153	49.04
年龄	18岁以下	58	18.59
	18~30岁	112	35.90
	31~55岁	85	27.24
	55岁以上	57	18.27
职业	旅游经营管理人员	56	17.95
	旅游基层服务人员	219	70.19
	其他职业或无业	37	11.86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149	47.76
	高中或中专	110	35.26
	大专或本科或以上	53	16.98
个人年可支配收入	3 000元以下	86	27.57
	3 001~5 000元	140	44.87
	5 001~8 000元	59	18.91
	8 000元以上	27	8.65
居民及家人身体素质（家中患大病、慢性病或残疾的人数）	无人	141	45.19
	1名	78	25.00
	2名	62	19.87
	3名及以上	31	9.94
家庭成员参与旅游形式	个人或家庭自主经营	87	27.88
家庭成员参与旅游形式	政府、企业统一组织	225	72.12

2.3 研究方法

运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居民能力缺失型返贫风险因素。模型构建原理如下：

（1）

P = P Y = 1 | X 1, X 2, X 3, X 4, …, X n

式中，Y为因变量，表示居民返贫风险感知，Y=0表示不存在返贫风险，Y=1表示存在返贫风险；X₁,..., X_n为自变量，代表不同的风险因素，各风险因素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按照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同意来赋值，对应数值1~5；P为不同自变量影响下出现Y=1的概率，由此构建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如下：

（2）

P = e x p β 0 + β 1 X 1 + β 2 X 2 + ⋯ + β n X n 1 + e x p β 0 + β 1 X 1 + β 2 X 2 + ⋯ + β n X n

（3）

L o g i t p = l n p 1 - p = β 0 + β 1 X 1 + β 2 X 2 + ⋯ + β n X n + ε

式中，p为居民存在返贫风险的概率，

ε

代表随机误差，

β 0

代表常数项，

β i

为回归系数，反映自变量

X i

对返贫风险的影响。

2.4 研究区域选择及数据收集

2.4.1 研究区域选择

甘南州位于中国西北地区，是中国及甘肃省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是中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同时，甘南州拥有雄伟的雪山、广袤的草原、幽深的峡谷以及独特的藏族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是中国的“五大牧区”之一，具有发展旅游业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2022年甘南州三次产业结构比为17.1: 11.5: 71.4，旅游业及畜牧业是其主导产业，而旅游扶贫是其主要的脱贫方式，其旅游扶贫减贫模式于2018年入围世界旅游减贫案例，旅游扶贫成效显著。本次重点调查区域为碌曲县，2019年全县常住人口为3.80万人，其中藏族33 082人、回族1 724人，少数民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92%。县内有则岔石林、尕海湖、郎木寺等著名旅游胜地，旅游业发展较好，通过旅游扶贫，碌曲县已于2019年实现贫困县摘帽。但碌曲县地处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交汇处，自然灾害频发，境内交通不够便利，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居民文化水平较低、学习能力较弱，自我发展能力不足。在发展模式由政府、企业帮扶的“输血式”模式逐步转向自我发展的“造血式”模式的巩固脱贫攻坚阶段，碌曲县返贫现象时有发生，规模性返贫风险较大。

2.4.2 数据收集

研究通过实地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式获得数据。调查问卷包括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和返贫风险因素两部分。问卷调研分为预调研和正式调研两个阶段。预调研时间为2022年9月，预调研地点为碌曲县尕秀村，通过预调研对问卷中居民理解困难的题项表述进行了修改，将居民个人的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修改为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形成了最终调研问卷。正式调研时间为2022年12月，将问卷发放范围扩大至碌曲县尕秀村、拉仁关乡则岔村和郎木村，为使调研结果更合理、有效，调研对象主要锁定为通过政府组织或自愿参与旅游业，在旅游扶贫中受益脱贫的、且对旅游扶贫有所了解的居民。问卷通过课题组成员入户调查或由村委会向目标群体发放的方式进行填写，共发放问卷350份，回收350份，剔除填写不完整、题项选择存在明显矛盾、各题项回答基本一致的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312份，有效率89.14%。深度访谈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方式，选取村委会负责人、本村常住居民、优秀旅游从业者等10人进行访谈，主要了解当地旅游发展情况、居民生活情况、脱贫攻坚政策措施、是否存在返贫风险等情况。

3 结果与分析

3.1 调查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调查样本（表3）中，男性人数略高于女性；年龄分布较为均匀，与实际较为相符；旅游基层服务人员人数最多，占比70.19%；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居民人数最多，占比47.76%，说明民族地区居民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大多数居民个人年可支配收入为3 001~5 000元，占样本总量的44.87%，说明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近55%居民家中有人患病，说明当地居民身体素质整体不高。

3.2 变量筛选及模型检验

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Cronbach’s α值为 0.947，变量内部一致性很好。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示：KMO=0.913，大于0.8，调查问卷可靠性较高；Bartlett球形检验中P<0.001，问卷结构效度较高，各变量之间独立性较好。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检验结果（表4）中，各维度的AVE值均大于0.5，组合信度均大于0.6，说明同一维度下各变量间的收敛效度较好；各AVE值的平方根大于皮尔逊相关系数，表示不同维度下的二级指标所描述的内容具有明显的区分效度。

表4 收敛效度及区分效度检验

Tab. 4 Tests of convergence validity and discriminating validity

变量	AVE值	均值	标准差	主体地位	经济条件	社会机会	产业保障
主体地位	0.579	3.628	1.0226	0.761
经济条件	0.524	3.205	1.1900	0.666	0.724
社会机会	0.573	3.266	1.2338	0.631	0.685	0.757
产业保障	0.508	3.641	1.1133	0.605	0.631	0.643	0.713

采用卡方交叉分析对返贫风险因素进行初步判断，结果显示政策信息获取、权益表达、政府企业帮扶等12个变量（12个变量具体见表5）的显著性水平小于0.05，通过了卡方检验，即这12个变量对当地居民返贫风险感知有一定的影响，可以将其引入二元logistics 回归分析模型进行分析。

表5 二元logistics回归分析结果

Tab. 5 Results of binary logistics regression analysis

变量	B	标准误差	瓦尔德	自由度	显著性	Exp (B)
政策信息获取能力	0.093	0.299	1.204	1	0.368	0.912
权益表达能力	0.313	0.307	0.414	1	0.587	1.367
获取帮扶能力	0.237	0.295	14.790	1	0.000	0.993
自主决策能力	-0.504	0.259	0.096	1	0.870	0.604
旅游开发投入能力	-0.272	0.275	7.498	1	0.007	1.313
自主学习能力	0.264	0.260	16.613	1	0.000	0.768
技能培训参与能力	0.238	0.252	7.021	1	0.015	0.788
技能培训接受能力	0.519	0.273	15.912	1	0.000	0.595
与在线旅游平台合作能力	0.490	0.265	0.314	1	0.537	1.633
旅游对外宣传能力	0.458	0.252	8.989	1	0.002	0.633
旅游市场风险预测能力	0.339	0.291	1.076	1	0.417	1.403
家庭财产储蓄能力	0.738	0.301	8.062	1	0.005	2.092
常量	0.869	0.603	2.075	1	0.150	1.384

对12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及整体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的容许度值均大于0.1，VIF值均小于10，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模型的-2对数似然值为165.279，Cox & Snell R²为 0.363，Nagelkerke R²为0.434，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好、预测准确性高，可以进行下一步回归分析。

3.3 居民返贫风险因素回归分析

将卡方交叉分析筛选的12个自变量（表5）导入模型进行二元logistics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见表5），获取帮扶能力、旅游开发投入能力、自主学习能力、技能培训参与能力、技能培训接受能力、旅游对外宣传能力和家庭财产储蓄能力等7个自变量的显著性小于0.05，具有统计学意义，为显著影响因素；政策信息获取能力、权益表达能力、自主决策能力、与在线旅游平台合作能力、旅游市场风险预测能力等5个自变量的显著性大于0.05，为不显著影响因素。其中因为题项反向设计，自主决策能力和旅游开发投入能力B值为负，说明调查结果比较有效。综上，获取帮扶能力、旅游开发投入能力、自主学习能力、技能培训参与能力、技能培训接受能力、旅游对外宣传能力及家庭财产储蓄能力是居民感知的主要返贫风险因素，也即居民感知这7方面能力的缺失会致其返贫。

政府和企业帮扶在大部分贫困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地居民已经习惯且依赖于这种发展模式，目前依旧存在“等、靠、要”等思想，一旦政府和企业的帮扶缺失，居民在不具备自我发展能力的情况下就会惶恐，产生较强的返贫风险感知。

调查结果（表3）显示当地大部分居民的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他们读书识字能力较差，不能通过自主学习获得发展旅游的相关知识和技能。同时，深度访谈了解到，相关部门提供的技能培训较少，现有培训或流于形式，或培训内容与居民所需难以契合，或居民自身原因对培训内容难以理解接受，导致最终培训效果不够理想，达不到居民预期。同时，受人数限制、学历限制等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居民实际培训参与度较低，所以很难通过培训提升自身的知识和技能。作为服务行业，旅游从业人员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技能直接关系到旅游者的出游体验及重游意愿，影响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进而影响居民收益。想必当地居民在日常的旅游服务中已经意识到自身知识储备和旅游技能的不足，所以对自主学习能力、技能培训参与能力及技能培训接受能力的感知较为强烈。

旅游宣传对旅游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毋庸置疑，但当地居民对外宣传意识较差，不会或很少使用抖音、微信等社交平台宣传当地旅游产品，大多依靠政府的官方平台宣传或是游客之间的互相推荐来吸引游客，无法很好地挖掘潜在旅游者。调查显示，受访者大都认为“不大力宣传就没有游客会光临”，客流量偏低极易导致旅游区投入回报失衡，增大返贫风险。

财产储蓄水平是扶贫效果的重要体现，科学储蓄是保住扶贫效果的重要途径，但在获得可自由支配收入后，当地居民面临无法科学储蓄的风险。一方面，他们需要将更多的资金投入旅游业再生产中，另一方面，在经历了长期的贫困生活后，居民会偏向于将更多的资产用于预防性储蓄^[31]，居民难以科学分配财产储蓄和投入之间的比重。没有充足的财产储蓄应对各种风险，一旦出现变故，居民就极易返贫。

少数民族地区居民普遍文化水平较低，收入有限，知识、技能、资金等条件不足以进行有效的旅游开发，许多居民自我尝试性的旅游开发大都以失败告终。同时，由于旅游投资周期长、回报率低、风险高，居民在优惠政策、财政补贴、资金扶持等方面有所欠缺，社会资金投入不足的情况下，依靠自有资金开发旅游，大都规模小，收益低，且如果后续资金缺乏，一些在建的旅游项目就会烂尾，增收无望，甚至亏损。而一些社会资本入住的乡村，部分居民前期投入较多资金、精力，却并未分享到相应的经济利益，长期处于旅游开发的“边缘”地带，利益分配不均，居民难以从旅游开发中获利，返贫风险增加。

在旅游扶贫阶段，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完全依赖政府和企业帮扶，政府的福利性目标、企业的低利润目标和当地居民有效脱贫目标间实现了有效博弈，一切旅游活动都有政府和企业兜底，当地居民在旅游扶贫中充分获益，故而十分信任并依赖政府和帮扶企业，所以居民对政策信息获取、权益表达、自主决策能力、旅游合作能力、市场风险预测能力等返贫变量感知并不明显。

3.4 居民特征差异对返贫风险感知的影响分析

通过方差分析分析个人及家庭特征对居民返贫风险感知的影响（表6）发现，性别、年龄、个人年可支配收入的P值大于0.05，表明这3个变量在居民返贫风险感知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职业、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身体素质的P值为0.000，返贫风险感知差异显著。其中，职业为旅游基层服务人员的居民返贫风险感知最强。基层服务人员是“最直接受益”个体^[30]，最能直观的感受旅游发展的影响，如客流量增减对自身的影响，所以比其他职业的受访者感知更强。学历为高中及以上的居民返贫风险感知更强。拥有较高学历的居民更有机会参与到旅游活动中，获得更高的收益^[31]，此类人群对从事旅游活动所获报酬的期望较高，一旦旅游收入有所减少，就会产生较强的返贫风险感知。居民身体素质感知差异显示，家中有1名患病成员的居民返贫风险感知最强。这与罗玉杰等^[32]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似，这可能是因为家中有2个及以上患病成员的居民，因需要长期支付医疗费用，经济压力及心理压力较大，即使在经济层面脱离了贫困，但自我感知仍处于贫困状态，故而对返贫风险的感知并不敏感。而家中仅有1名患病成员的居民处于返贫的边缘位置，心理上对返贫更为敏感。旅游参与形式的P值为0.000，说明参与形式不同的居民返贫风险感知有明显的差异，参与形式为个人或家庭自主经营的居民依靠自身力量面对市场风险，压力更大，感知更强。这与贾晋和刘嘉琪^[33]的研究结论相似。

表6 返贫风险感知差异分析结果

Tab. 6 Analytical results of perceived difference of poverty relapse risk

变量	类别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偏差	F	P
性别	男	159	0.36	0.551	0.524	0.470
性别	女	153	0.47	0.557	0.524	0.470
年龄	18岁以下	58	0.55	0.530	0.700	0.553
	18~30岁	112	0.41	0.495
	31~55岁	85	0.38	0.490
	55岁以上	57	0.18	0.512
职业	旅游经营管理人员	56	0.28	0.455	11.247	0.000
	旅游基层服务人员	219	0.56	0.578
	其他职业或无业	37	0.34	0.477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149	0.23	0.424	12.439	0.000
	高中或中专	110	0.69	0.537
	大专或本科或以上	53	0.57	0.479
个人年可支配收入	3 000元以下	86	0.59	0.482	0.614	0.487
	3 001~5 000元	140	0.33	0.473
	5 001~8 000元	59	0.35	0.484
	8 000元以上	27	0.30	0.466
家庭成员身体素质（家中患大病、慢性病或残疾的人数）	无人	141	0.35	0.485	13.944	0.000
	1名	78	0.55	0.477
	2名	62	0.28	0.462
	3名及以上	31	0.21	0.424
家庭成员参与旅游形式	个人或家庭自主经营	87	0.48	0.513	11.031	0.000
家庭成员参与旅游形式	政府、企业统一组织	225	0.32	0.469	11.031	0.000

4 结论、建议与讨论

4.1 结论与建议

文章以阿马蒂亚·森能力贫困理论为依据构建能力缺失型返贫风险因素指标体系，基于甘南州乡村旅游地居民返贫风险感知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s回归分析和方差分析，探讨民族乡村旅游地居民能力缺失型返贫风险因素及居民特征差异对其返贫风险感知的影响。

（1）获取帮扶能力、旅游开发投入能力、自主学习能力、技能培训参与能力、技能培训接受能力、旅游对外宣传能力和家庭财产储蓄能力是居民感知的主要返贫风险因素，这与于晓宇和陶向明等学者^{[29⇓⇓⇓⇓-34]}的研究结论相似。政府、企业等相关主体的帮扶在民族乡村旅游地的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阶段，虽然脱贫地区的发展模式正由“输血式”转向“造血式”，但居民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不会一蹴而就，仍需要持续的帮扶。因此，相关部门在逐步扭转居民“等、靠、要”思想的同时，还需合理统筹民族乡村旅游地公共产品供给，完善相关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将旅游产品与少数民族文化相结合，打造具有本地民族特色的旅游产品；引导居民加强自主学习，以思想富裕带动经济富裕；在旅游淡季为当地居民量身打造系列旅游专题培训课程，提升居民技能培训参与度与接受度；鼓励居民借助抖音、微信等公众平台积极宣传民族乡村旅游地，吸引游客来访；定期对居民所经营的旅游产业和旅游产品进行风险评估，依据评估结果制定相应的风险预防措施；邀请专业人士进行培训，引导居民合理储蓄、有效理财。继而从根本上帮助当地居民提升自我发展能力。

（2）居民职业、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身体素质及旅游参与形式影响居民返贫风险感知。其中，职业为旅游基层服务人员的居民返贫风险感知更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居民返贫风险感知越强；与家中无病或有多名患病成员的居民相比，家中有1名患病成员的居民返贫风险感知更为敏感；旅游参与形式为个人或家庭自主经营的居民返贫风险感知更强。这与周真刚和杨艳等学者^[35⇓-37]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因此，相关部门应重视民族乡村旅游地居民返贫风险感知差异，加强对旅游区基层服务人员专业化技能和相关知识的培训，努力稳定其收入，增强他们从事旅游工作的信心；提高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强化居民成人继续教育，提升居民整体素质，同时，吸引高素质人才就业、创业；着力完善医疗保障措施，通过定向培养、定点帮扶等措施提升民族地区整体医疗水平；做好对自主经营的个人或家庭的返贫动态监测工作，定期进行经营风险筛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树立居民自我发展观念，在现有帮扶政策大方向不变的情况下，坚持居民的主体地位，培育居民的可持续脱贫能力。

4.2 讨论

能力缺失是民族乡村旅游地居民返贫的主要因素之一，探究民族乡村旅游地居民能力缺失型返贫风险因素，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已有研究较少从能力缺失视角探讨民族乡村旅游地的这一问题，因此，文章从这一视角切入，以阿马蒂亚·森能力贫困理论为依据构建能力缺失型返贫风险因素指标体系，以甘南州乡村旅游地312位居民为样本，基于居民感知调查数据，探讨了民族乡村旅游地居民能力缺失型返贫风险因素，虽在理论研究框架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依据阿马蒂亚·森能力贫困理论构建能力缺失型返贫风险因素指标体系，实证中也对指标进行了完善，但指标的合理性仍需要通过多案例实证研究进行检验。（2）我国幅员辽阔，各民族地区民俗民风各不相同，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文章只选择了甘南州进行案例研究，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有待商榷，因此，后续应扩大调查样本的范围和规模，使研究结果更具有科学性和普适性。（3）研究结论显示，当前居民对政策信息获取、权益表达、自主决策能力、旅游合作能力、市场风险预测能力等返贫风险因素的感知不明显，文章虽然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但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进一步推进，居民感知可能会发生变化，该结论的合理性还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来确认。（4）文章仅限于通过居民感知来探讨返贫风险，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主体之一的政府部门，在返贫风险感知方面可能有所不同，未来应扩大调查对象范围，探讨不同主体感知的返贫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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