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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TOURISM >

2024 , Vol. 14 >Issue 3: 589 - 603

DOI: https://doi.org/10.12342/zgstly.20240064

Rural Tourism

The roles of rural tourism community elites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 Huang Peihua , 1, 2 ,
  • Tao Fan 1, 3 ,
  • Qiao Huafang 1, 2 ,
  • Xie Shuangyu , 1, 2, *
Expand
  • 1.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 2. Wuhan Branch of China Tourism Academy, Wuhan 430079, China
  • 3. Bioengineering College,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0, China
* Xie Shuangyu. E-mail:

Received date: 2024-03-11

  Revised date: 2024-06-20

  Online published: 2024-09-18

Fold

Abstract

Community elites play crucial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This paper takes four villages in Huangpi District of Wuhan City as case studies and using text data collected through sampling, in-depth interviews and online recordings to analyze the roles of community elites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through grounded theo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according to the criteria of "achieving success through tourism participation, mak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having impacts on community decision-making and receiving recognition by most villagers”, five community elites were identified in the case area and they are in four categories, i.e. soci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political elites. (2) Community elites have not only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villagers’ livelihoods and attracted the migrant workers coming back, but also revitalized the idle rural assets and promoted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moreover, they have inherited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stablished civilized rural customs; they have improved the human habitat environ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y have also brought negative impacts, such as uneven distribution of benefits, land requisition conflicts, and increased living cost for the residents. Different types of community elites have played some common roles but have differences. For example, the economic elites have played a relatively weak role in cultural inheritance while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elites contribute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irectly, and only the political elites have a balanced role. (3) At the early stage of participating in tourism, the role of community elites is influenced by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factors such as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and government support; while at the middle and late stages of participating in tourism, it was affected by their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capital.

Key words： rural tourism; community elites; elite types; elite role; influencing factors; grounded theory; Huangpi District of Wuhan City

Cite this article

Huang Peihua , Tao Fan , Qiao Huafang , Xie Shuangyu . The roles of rural tourism community elites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J]. ECOTOURISM, 2024 , 14(3) : 589 -603 . DOI: 10.12342/zgstly.20240064

1 引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培养乡村规划、设计、建设、管理专业人才和乡土人才”。社区精英作为推进乡村振兴和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日益得到广泛关注。乡村旅游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其发展和社区居民的参与以及社区精英的带动甚至支撑作用密切相关[1]；获得社区居民的认可和支持是社区精英能够带动社区居民建设乡村的关键所在。随着社会改革和转型的逐渐深入，乡村社会自主性增强，精英群体再度分化，形成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类型精英共存的格局，各类社区精英在各自活跃的领域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协同促进乡村发展[2-3]。但乡村也存在社区精英固化和区隔化、文化精英作用日渐式微、经济精英作用受阻的发展困境[3]，何种因素影响社区精英作用的发挥亟待研究。
基于精英人才是乡村建设的支点，不断涌现的乡村旅游社区精英备受学界关注。已有乡村旅游社区精英研究成果很丰富，包括探究社区精英的成长历程和经验及其影响因素、权力结构及其变化、发展困境和治理、作用及其机制等。在社区精英的界定上，“资源优势论”认为社区精英是那些拥有普通村民不具有的优势资源的个体[4]，他们利用这些资源成功参与旅游，且在社区或地方产生了一定影响[5⇓-7]；也有学者强调社区精英应具备优秀个人才能和个性，如经营能力、顾全大局、市场敏锐性等[7-8]；并根据社区精英拥有和掌握的资源将其分为经济精英、政治精英、社会精英或文化精英等[4,9]。如何识别乡村旅游社区精英，学界没有明确的标准。许多研究依靠主观判断，直接选定某人或人群作为社区精英并开展调查[5,8,10-11]，或从政府评选结果中挑选社区精英[4,7]，或通过分析媒体报道人物及其事迹和专家评议来识别社区精英[12-13]，忽视了社区居民对于这些社区精英的认可度；只有褚玉杰[14]通过目的性抽样和半结构访谈，调查当地干部和社区成员，把他们主动提及并说明了理由的对象作为社区精英，但其识别的社区精英仅为女性，没有把不同性别的社区精英作统一研究。
学者们通过调查社区精英自身[6,13,15]或村民等他者[16]或社区精英和村民两类群体[8,10,17]收集深度或半结构访谈数据，运用内容分析法[18]、扎根理论法[6,11]进行分析，发现社区精英的作用。国外学者多认为社区精英以牺牲弱势群体利益为代价来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19]，甚至可能剥夺普通居民的权力[20]，使弱势群体更加边缘化[16]，相对弱化了社区精英产生的积极作用。中国学者研究发现社区精英具有促进社区经济发展[6,8-9,17]、维护村民权益[9,15]、提升社区整体利益[8]、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地方文化[6,13,15,17-18]、保护生态环境[9,15,18]、建设文明乡风[8,18]、推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9,13]等积极作用；也存在浪费社区资源[5]、触发社区矛盾[6]、抑制基层民主[18]等消极作用。社区精英是否还存在其他积极/消极作用，发挥作用的途径是什么仍有待深入探究。很多研究也分析了影响社区精英发挥作用的因素，包括个体知识和自信品质[10]、访客需求和建议[9]、传统性别观念[6]、国家政策等制度压力和道德约束[4,7-8]、“在场”精英数量[18]、地方重视程度和“私利”谋取行为[18]等，多数只是关注到了影响社区精英发挥作用的外部因素，相对缺乏对内部影响因素的探讨，在参与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影响社区精英发挥作用的因素是否存在差异有待进一步讨论。
可见，已有研究对乡村旅游社区精英的概念界定、发挥的作用及其影响因素都做了大量有益探索，但仍存在一些不足：（1）社区精英应为社区居民所认同的，但如前所述很少研究通过调查居民来识别社区精英，因此所确定的社区精英不一定能得到社区居民这一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普遍认可；（2）侧重于描述单个社区精英的成长、发展和权力流动，或仅考察单个村庄社区精英的作用，且多关注乡村旅游地的本土经济精英[7,9]和政治精英[10,15]，而忽视了文化精英、社会精英[4,8]以及外来常驻精英[8]，不利于全面认识社区精英发挥的作用和研究社区精英发挥作用的影响因素；（3）社区精英发挥作用的影响因素分析不够深入和全面，相关研究只关注了内部因素[10]，或者只关注了外部因素[4,7⇓-9,18]，且都未考虑社区精英参与乡村旅游阶段的影响。
鉴于此，本研究以武汉市黄陂区4个村为案例地，调查社区居民和干部从而识别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社区精英，划分其类型；采用扎根编码方法，结合利益相关者评价和社区精英自述分析这些社区精英发挥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比较不同类型社区精英作用的异同，揭示社区精英发挥作用的影响因素及机理；以期为提升社区精英作用提供参考。

2 案例地概况和数据来源

2.1 案例地概况

选择武汉市黄陂区典型的乡村旅游地Z村、T村、S村、D村为案例地，以期找到多种类型的精英。Z村位于王家河街东南方，总人口1 580人，集体经济收入以旅游业、农业种植和外出务工为主；该村2007年开始发展旅游，至2020年已拥有1个5A级景区。T村是木兰生态文化旅游区东环线重要节点，总人口1 138人，2008年开始发展旅游，拥有1个4A级、1个3A级旅游景区；2017年4月，成为武汉市“三乡工程”首批市民下乡的试点村之一，2020年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S村位于木兰山南麓的木兰川，总人口2 500多人，其中300多人经营休闲农业；该村于2012年12月被列入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凭借优美的自然环境、丰富的生态资源、完善的服务设施、良好的乡风民俗，年接待游客60万人次，旅游收入5 181.31万元。D村位于姚家集街道、木兰生态旅游区中轴线北端，总人口1 748人；于2020年8月入选文化和旅游部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近年投资了1 000万元进行村庄整体规划，完成了5个自然湾257栋房屋的改造，划分出3个旅游服务区域打造国家4A级旅游景区。

2.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2.1 数据来源

在预调研的基础上，调研组于2022年1月5日前往4个案例地对村民、干部做访谈调查，经受访者同意对访谈全程录音，采用匿名编号方式整理受访者信息。识别出符合条件的社区精英后，对这些社区精英进行深度访谈，访谈内容涉及个人和家庭基本情况、成长经历、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及问题、未来旅游发展规划、旅游参与过程、自我评价、个人与村民、游客、社区整体发展的关系等，以此作为对村民和干部访谈内容的验证和补充。2022年3—4月，通过QQ、微信和电话做补充调研。调研共获取116份访谈样本，有效访谈文字达4万余字。被调查者中，女性占55.17%；50岁以上中老年人较多，占62.93%；参与旅游的居民也较多，占54.31%，但其中近半数只参与了1~3年（表1）。另外，为追踪黄陂区社区精英的成长轨迹，收集了媒体报道、精英的公开报告、记者专访等资料，共计10万余字。
表1 访谈样本基本信息

Tab.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interviewees

类别 特征项 样本数 占比（%） 类别 特征项 样本数 占比（%）
性别 男 52 44.83 参与旅游发展时间 1年以下 12 13.33
女 64 55.17 1~3年 43 47.78
年龄 18~29 9 7.76 3~6年 26 28.89
30~39 15 12.93 6年以上 9 10.00
40~49 19 16.38 职业 参与旅游 63 54.31
50~59 35 30.17 工人 6 5.17
60岁以上 38 32.76 自由职业者 16 13.80
其他 31 26.72

2.2.2 研究方法

在探究社区精英的作用及其影响因素时，运用扎根理论法自下而上依次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式编码，对村民、干部和社区精英的原始访谈材料进行初步概念化和再次概念化，直到最后提取出核心范畴，完成理论建构。

3 社区精英的识别与分类

3.1 社区精英的识别

乡村旅游社区精英指那些比普通村民拥有更多经济实力、个人才能、社会资源等优势，并利用这些优势在本村或更大范围内的乡村旅游发展中做出了贡献、具有一定权威、对社区居民和乡村发展产生了影响的个人或群体。根据此界定及预调研情况确定社区精英判别的依据，即旅游参与获得成功、为社区发展做出贡献、拥有社区决策影响力、获得多数村民认可。为了识别出这样的社区精英，在深度访谈中，引导116位受访者主动说出心目中的社区精英人选及其参与旅游的具体事件和过程；根据访谈资料和判别依据识别、筛选社区精英。
结果识别出5位社区精英（表2）。其中，Y1得到Z村31位受访者推荐，推荐率达90.0%，他参与旅游较早，为社区发展做出了贡献，影响力较大，如村民所说：“我们这的旅游是Y1他带头开发的……带动一方经济致富，给我们带来了流量”；Y2得到T村24位受访者推荐，推荐率为87.5%；Y3和Y4分别是S村29位受访者推荐的社区精英和社区精英群体，推荐率分别为96.6%和79.3%；Y5得到D村32位受访者推荐，推荐率达92.0%。
表2 乡村旅游社区精英识别结果

Tab. 2 Profile of identified rural tourism community elites

精英编号 性别 年龄 学历 参与旅游的工作内容 参与旅游时间 所属社区
Y1 男 60 大专 旅游开发及管理 2005年 Z村
Y2 男 53 高中 社区管理 2007年 T村
Y3 男 88 大专 文化宣传 1989年 S村
Y4 1男，6女 46~50 大专/本科 旅游讲解和文化宣传、食宿接待 2009年 S村
Y5 男 57 高中 旅游开发及管理、社区治理 2014年 D村

3.2 社区精英的分类

以社区精英的影响力来源作为基本标准，结合其活跃领域，将识别出的5位社区精英分为4类：经济精英、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和社会精英（表3）。其中，Y4是一个由本地人和非本地人组成的7人团体。每个社区精英的活跃领域和所做贡献涉及多方面，如Y2初期负责景区管理，带动了乡村经济发展，之后才当选村党支部书记，负责行政事务，获得村民们的认可。因此根据社区精英所具备的其他特点确定其附属类型（表3）。
表3 乡村旅游社区精英的分类结果

Tab. 3 Types of rural tourism community elites

编号 活跃领域 影响力来源 核心类型 附属类型
Y1 旅游经营 财富积累、个人能力 经济精英 社会精英
Y2 社区管理 体制内身份 政治精英 经济精英
Y3 文化保护 文化传承、德高望重 文化精英 社会精英
Y4 社会公益 服务社区 社会精英 文化精英
Y5 旅游经营 财富积累、社区治理 经济精英 政治精英

4 社区精英的作用分析

为了从访谈文本中凝练社区精英所发挥的作用，文章利用Nvivo 11 plus质性分析软件对访谈文本进行编码分析，在此过程中不断对比、讨论与修正，直至理论饱和。

4.1 编码过程

4.1.1 开放式编码

对社区精英访谈文本逐字、逐行地做开放式编码分析，获得初步编码节点312个；删除、合并相互间存在很强隶属关系的节点后，得到83个初始概念；通过反复回归原始访谈文本，不断对概念进行比较，最终归纳出58个概念，形成2~5级编码节点体系。

4.1.2 主轴编码

再次研究材料，厘清前述初始概念类属间的关联性后，可以归纳出促进村民生计转型、吸引外出人口回流并带动居民就业创业、盘活农村闲置资产等15个范畴（表4）。
表4 主轴编码和选择式编码结果

Tab. 4 Result of axical coding and selective coding

编号 选择式编码 主轴编码范畴 参考点
1 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促进村民生计转型、吸引外出人口回流并带动居民就业创业、盘活农村闲置资产、延伸产业链和推动产业升级、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提高乡村社会资本存量 563
2 促进传统文化传承 传承农村优秀文化、推动移风易俗和增强居民的文化自信、树立文明乡风、促进社区和谐发展 256
3 促进人居环境改善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216
4 附带的消极影响 利益分配不均、产生征地矛盾、居民生活成本提高 39

4.1.3 选择式编码

分析主轴编码得到15个范畴之间的关联，进一步概念化，形成4个更高层级的概念类别：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促进传统文化传承、促进人居环境改善、附带的消极影响（表4）。

4.2 编码结果

表4的编码结果表明，社区精英产生了广泛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带来了消极影响；社区精英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途径发挥作用（表5）。
表5 社区精英作用类型及发挥作用的途径

Tab. 5 Types of community elites’ roles and ways of their role-playing

作用类型 发挥作用的途径
直接作用 间接作用
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社区精英招募人才→吸引外出人口回流，拉动村民就业创业 社区精英带头模范，打造景区→吸引游客→促进村民生计转型，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建立旅游专业合作社→盘活闲置资产，合理有效利用资源 充分利用人际关系运作→衔接乡村旅游地和外界市场→提高乡村社会资本存量
整合并制定发展模式→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延伸产业链
从事各类公益活动→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发展
促进传统文化传承 保护文化，促进文旅融合→传承优秀文化，提升文化内涵 建宗祠，奖升学→激励读书，提供场所举办文艺等活动→推动移风易俗、增强文化自信
树立道德模范，调解村民矛盾→树立文明乡风，促进和谐
促进人居环境改善 改造厕所，处理生活垃圾→加快村容村貌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修缮基础设施，解决交通和饮水问题→推动设施提档升级
附带的消极影响 社区精英利用手中的权力从农民征地补偿中获取利益→产生征地矛盾 社区精英占据好地段经营生意→吸引大量游客、
任人唯亲、裙带关系→利益分配不均
社区精英带动旅游发展，完善管理制度→地方物价飞涨，景区不允许随意进入售卖物品→居民生活成本提高

4.2.1 显在的积极作用

（1）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第一，社区精英带动村民就业创业，吸引外出人口回流。如D村的旅游景区吸纳了本村389人就业；Y5将因为景区发展需要流转土地的400个村民招收为员工并安排贫困人口就业；外出务工的村民因家乡旅游发展火爆，纷纷回乡就业创业，使村户增加了27户；村民A率先开起了“农村电商”服务站，吸引了不少回头客。
第二，社区精英盘活农村闲置资产，合理有效利用资源。2017年，Y5以武汉市推出的“三乡工程”为契机，带动农民以闲散房产、集体空闲用地入股建立旅游专业合作社，引进企业、市民等外部资本投资，以增加社区居民收益。Y2提到：“我知道市民下乡能带来好处，但是村民们就不容易接受……最后有46户村民同意……如果有市民来……在水电、网络这些方面给他们优惠”。Y2、Y5的这些举措还给村里带来了文明风尚。
第三，社区精英建立龙头旅游企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延伸产业链。Y2打造了农业体验项目和亲子游项目，吸引了很多游客；积极探索乡村旅游与其他产业有机融合的新途径和方式，创新旅游业态。Y5参与旅游促进了周边村湾的联动发展并推动D村形成以农业为基础、服务业为支撑的产业结构。
第四，社区精英重视旅游的社会效益，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发展。Y4创办的旅游公司已关爱周边孤寡老人100多人次；植树修路；建立乡村公益书屋，开设国学讲堂，使S村的文化氛围更加浓厚。S村村民说：“我们这之前不注重教育……现在好了，有这样一个免费的地方让孩子们阅读，增长知识”。Z村村民也提到：“Y1人挺好的，资助过10余名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新冠肺炎疫情期间，Y2、Y4、Y5都向街道捐款或物资。
第五，社区精英发挥带头示范作用，促进村民生计转型，带动地方经济发展。Z村曾是贫困村，Y1开发旅游，打造景区以吸引大量游客，使村民收入快速增加。Z村书记说：“现在我们村里家家开起了农家乐、超市、旅店，个个办得红红火火……把我们这（儿）贫困落后的生存环境彻底改变了”。乡村旅游发展还拓宽了居民的收入渠道，村民能拿到老房子改造成民宿的分红和土地流转费。
第六，社区精英的基本优势带来社会资本相对优势，提高乡村社会资本存量。社区精英能够比普通村民获得更稳定、可信赖的社会资本，他们在资本积累的同时还将社会关系网络扩展到社区之外，积累起更多高质量的社会资本，如Y1从事建筑行业时认识的朋友和他一起回乡参与旅游发展，组建了人才队伍。
（2）促进传统文化传承
第一，社区精英重视乡土文化的挖掘和利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旅游文化内涵。Y3在保护文物古迹、农业遗迹等的基础上，将其融入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促进了文旅融合。他说：“作为这个村的人，我有责任和义务去保护、传承文化，希望村民能意识到文化对乡村发展真的很关键”；Y4回到S村后建立的“随缘”小楼已成为历史文化名村的景点和接待站；Y5认为美丽乡村建设既需要好山水、好景致，还需要木兰文化回归故里，于是打算投建木兰博物馆，丰富D村文化设施。
第二，社区精英是社区居民的道德模范，促进乡风文明和社区和谐。Y5在D村成立了品牌调解室，化解村民间的矛盾纠纷，在其助力下，D村被授予“全国文明村”荣誉称号；S村村民也说：“Y3为我们做了很大贡献……有的时候村委会解决不了的问题也会找他出面解决”。
第三，社区精英修建宗祠，举办文化活动，推动移风易俗，增强村民文化自信。Y2说：“村里有文化的人多了，移风易俗也更容易……不良风气现在已经绝迹了”。他负责修建的“G氏宗祠”，是社区的“红色文化大礼堂”，每月都举办踩高跷、湖北大鼓等民俗、文艺活动，有利于传承优良家风，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增强其文化自信。
（3）促进人居环境改善
第一，社区精英促进村容村貌建设和人居环境改善。Y2带领T村改造厕所、进行生活垃圾处理和生活污水治理等，几年间，T村一跃成为省级文明村、省级新农村示范村和市级生态村；Y5投资1 000多万元改善D村环境，并在实施“三乡工程”时请设计师为每家每户做设计，助力改善家乡人居环境；Y4团队经常做公益捡垃圾活动，美化家园。
第二，社区精英推动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Y1在旅游发展初期，自费修路桥、修水塔库塘、打水井，解决了长期困扰村民的交通和饮水问题。作为村书记和主任，Y2还担任了村路长，他说：“发展旅游以后，我们就注重村里的基础设施……每天都要清洁道路、清除障碍”。Y5也为D村的美丽乡村建设出力，他说：“我当时还在外面打工……村委会联系到我说要先改厕所、猪圈也要拆……我一拍板，这么好的机会，（一定要）为家乡做点事”；2014年，D村被列为黄陂区美丽乡村建设试点。这些建设成为旅游业发展的基础，支撑乡村旅游蓬勃发展，旅游发展又反过来助推乡村振兴，形成良性循环。

4.2.2 潜在的消极作用

（1）造成利益分配不均
社区精英的带动作用及其覆盖范围和强度反映了乡村社会的差序格局。D村村民说：“Y5搞旅游以后，他们那一片亲戚们发展的都挺好”，一个村有十几个小组，但受益的多是社区精英所在的小组；Z村村民也说：“我们在房子分配的时候，都想要好一点（的）地段，（但）狠人都要（到）好位置（了），老实人要不了”。景区内也存在任人唯亲、裙带关系问题，同样的工作待遇却不一样，有的村民就消极怠工。同时，区位差异也有所反映，地理位置好的农家乐或民宿受到更多游客青睐，生意兴旺，而位置不好的农户家则生意惨淡，造成经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2）征地补偿存在矛盾
有的社区精英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如在土地流转中占便宜，从国家占地征地补偿中获取利益。Z村村民说：“老板有钱有势力，发展旅游对我们老百姓没好处，田挖了但是钱到现在也没给，征用地应该给补助，承诺给但是没给”。景区务工人员也表示：“总的来说开发商做得不好，他也跟农民在抢利益，他想（用）尽可能少的（成本）从农民手里拿到这个土地资源，然后他来经营，经营好了对农民没有反馈”。
（3）居民生活成本提高
虽然乡村旅游吸纳了很多居民就业，拓宽了就业渠道，但由于景区务工工资低，很多青壮年还是选择外出，致使农村老龄化现象普遍存在。村里70岁以上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没有收入来源，又失了基本农田保障，而福利补贴未完全覆盖，因此生活困难。如村民1说：“住在这里电费贵，又不能自己种点菜，发展旅游不好的地方多，生活不如以前，煤气、水电费贵”；村民2说：“想卖小东西，景区的保安不让进去卖，现在连买菜钱都难（挣），游客多的时候能卖菜也强点啊”。

4.3 不同类型社区精英积极作用的差异

比较分析4种不同类型社区精英的积极作用，以便为不同类型社区精英的吸纳与培育提供借鉴。如表6所示，各类社区精英都注重拉动村民就业、增加村民收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但只有政治精英较好地兼顾了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传承传统文化和改善生态环境，其他几类社区精英在突出重点的同时，都有弱项。经济精英在文化传承方面发挥的作用较弱，如Y5作为村书记，更重视D村的经济发展，对文化传承重视不够；文化和社会精英主要通过提高乡村社会资本存量来间接促进社区经济发展，作用相对薄弱。
表6 不同类型社区精英作用的对比

Tab. 6 Functional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mmunity elites

精英类型 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促进传统文化传承 促进人居环境改善
经济精英
Y1、Y5		 促进村民生计转型，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村民收入来源，增加其收入；吸引人口回流，带动村民就业创业；盘活农村闲置资产，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热心社会公益事业 调解纠纷，促进社区和谐 改善农村基础设施
政治精英Y2 增加居民收入；带动村民就业；
盘活农村闲置资产		 传承优良家风；开展文艺活动；推动移风易俗；重视教育和文化传承 促进村容村貌建设
改善农村基础设施
文化精英Y3 带动村民就业；提高乡村社会资本存量 宣传推广本地文化；重视教育和文化传承；树立文明乡风，调解纠纷；号召村民立家训 改善农村基础设施
社会精英Y4 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吸引投资；
提高乡村社会资本存量		 讲解本地的历史掌故与传统习俗；筑巢引凤，传播乡土文化；凝聚乡村精神、留住乡愁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5 社区精英发挥作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扎根理论对访谈文本编码，得到影响社区精英发挥作用的45个概念，归纳为23个初始范畴：造福百姓、为家乡做贡献、吃苦耐劳、创新意识、精准把握国家政策等；通过主轴编码，进一步归并为4个范畴：个性特征、社会资本、创业动机和政府支持；最后，通过选择式编码将4个范畴凝练为2个核心范畴：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

5.1 影响社区精英发挥积极作用的内部因素

5.1.1 回馈家乡的创业动机——内在动力

上述5位社区精英虽然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动机不尽相同，但要回馈家乡的动机是一致的，这是他们能不断地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内在动力。Y1起初就是想要改变家乡现状，他说：“2005年我回老家时看到的情景……一路杂草丛生的土山包，通村的路还是那条开不进车的羊肠小道……我下定决心，一定要为乡亲们做点什么”；Y2、Y3回乡发展旅游的初衷都是为了利用家乡的生态环境、历史文化资源带活农村经济，让其产生价值，吸引人才回乡；Y4团队则是跟随Y3学习时受到了影响，他们说：“我们立志恢复和创造根植于乡野的文化艺术和生活方式，践行自然教育。我们的使命和价值是用非商业化的方式聚三五知己为邻，成就我们的人文情怀和梦想”。

5.1.2 锐意进取的个性特征——核心能力

社区精英共同具有的一些优秀个性特征是促进其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发挥带动作用的核心能力。Y1、Y2、Y5都较早就外出务工，在很多行业尤其建筑业摸爬滚打过，既能吃苦耐劳，又爱学习，责任心强、有创新意识，这些品质让他们能通过务工积累财富，保障他们参与旅游并获得成功、持续产生积极作用。Y4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看到并抓住了城里人怀旧和体验农村生活的需求，开发了特色乡村民宿。Y3热爱家乡、乐善好施、乐见村民和游客来来往往，如他所说：“要有开阔的胸怀，有志气，人生只有一次，来做一次客，有知识才是财富，抬头挺胸，顶天立地，信心百倍，走遍天涯路，故乡永不忘”。

5.2 影响社区精英发挥积极作用的外部因素

5.2.1 及时到位的政府支持——关键保障力

分析社区精英在参与乡村旅游发展中与政府互动的过程发现，及时到位的政府支持（如扶持政策、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等）对于他们发展旅游（尤其初期）起到了关键的保障作用。Y5在回乡发展旅游之前也为家乡做了很多事，但直到2014年政府选择D村作为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才让他看到机遇和希望，从而决定回乡发展。Y2受街道领导和村老书记的邀请，选择回村当书记，带领村民一起脱贫致富，在此过程中，很多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Y1更是得到了黄陂区政府“返乡投资”的邀请和资金支持，如他所说：“区政府听说我的‘草原’项目后，觉得很有前景，当即决定（由）政府出资……景区快速发展起来并且周边基础设施也越来越完善。政府的支持，给了我极大信心”。

5.2.2 丰富多样的社会资本——重要助推力

从社区精英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与村民等利益相关者建立的良好关系来看，多年积累的社会资本，是其发挥作用的重要助推力，而且社会资本类别越多样、数量越丰富，越有利于社区精英的发展。如Y3所说：“我年轻时做过教书匠，当过中小学校长，后来在政府机关工作过，当过文化馆馆长，社会关系比较好……政府比较尊重我的意见，村民也很尊敬我，采纳我的建议，每个人出钱修亭子”；村民也表示，Y3确实在村内受人尊敬，社会资源较广，这让他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占得先机，帮助提高了村庄知名度，吸引了众多投资。Y5也表示：“企业要想在乡村有发展，必须跟村民搞好关系”，正如D村村民所说：“Y5的优点就是很大方，喜欢到外面广结人缘，不是为了自己，不自私”；T村村民说起Y2也是赞不绝口，如“书记人挺好的，对村里的事很上心，谁家有困难就去帮忙、负责，过年了还给村民家写对联，谁家有喜事也会请他主持，（他）不会推脱”。

5.3 影响社区精英发挥积极作用的机理

基于前述编码所得的相关范畴，归纳得出黄陂区社区精英发挥作用的故事线，再结合计划行为、社会交换、人格特质和社会资本理论，构建社区精英发挥积极作用的影响因素模型（图1）。
图1 乡村旅游发展中社区精英发挥积极作用的影响因素模型

Fig. 1 Influencing factors’ model of the community elites playing positive roles in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参与旅游初期，社区精英关注到家乡特色和乡村旅游发展的前景，产生参与乡村旅游的主观愿望，即计划行为理论所谓的行为态度；同时，依据社会交换理论，社区精英投入资本参与旅游后，在改变家乡现状的同时能获得更多财富和自我价值的实现等；在积极的行为态度和对成本与收益权衡的刺激下，社区精英产生了创业动机，这些动机驱动其发挥积极作用。同时，政府大力号召社区精英返乡并为其营造创业环境，如推出贷款优惠政策和扶持旅游产业发展等，为社区精英的创业行动和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关键保障。可见，参与旅游初期，社区精英在创业动机和政府支持的双重驱动下，发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促进人居环境改善的作用。
参与旅游中后期，人居环境基本完善，社区精英除了继续促进村庄的经济增长外，还积极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根据人格特质理论，在此过程中，敢于冒险、热情、责任心强等人格特质是助力社区精英参与旅游并发挥重要作用的核心能力，拥有这些特质的社区精英才会勇于不断创新，实时促进乡村产业链调整，热心公益事业，促进社区和谐等。同时，丰富多样的社会资本是促进社区精英作用最大化的重要助推力。社区精英处于社会网络的核心位置，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有助于提高乡村社会资本存量和解决社区矛盾。因此，个人特质和社会资本促使社区精英在参与旅游的中后期持续为黄陂区的乡村旅游发展做出显著贡献。

5.4 差序与利己：社区精英消极作用的产生

社区精英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消极作用。这首先与乡村的差序结构、不同居民所处地理位置有关。差距往往产生矛盾，精英凭借自身能力等优势在资源利益的博弈中处于有利地位，常与普通村民存在矛盾。同时，区域内部的旅游发展不均，交通越便利、自然环境越好的地段更容易受到游客青睐，并且经济资本较高人群更有能力改造环境，获利更多；引发了利益分配不均、居民生活成本提高的现象。其次，消极作用产生的更重要原因是社区精英所具有的利己思想和行为，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和操控强势的经济资本等从农民的征地补偿中获取利益，任人唯亲、管制居民小本生意，导致征地补偿矛盾产生、利益分配不均和居民生活成本提高。然而，在乡村社会，社区精英的这些利己行为无法避免[18]，并且，根据社会圈子的伸缩性，这种“私心”的社会影响是以社区精英为中心，像水波纹一样逐渐推及出去的，推及的过程具有差等次序，首先是亲属，而后越推越远，越推越薄。这样的差序格局在乡村尤为明显，可以说，没有绝对的公与私，站在任何一个圈子向内看都是“公”[21]。社区精英的这些行为主观上是为了观照小我，但客观上确实为他人、为乡村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创造了更大价值；并且他们的“私心”可能随其社会关系网络的拓展和紧密不断延伸，覆盖更大范围和惠及更多人，从而提升整体利益，具有正面价值[8]。

6 结论和讨论

6.1 结论

研究选取武汉市黄陂区4个村作为案例地，通过访谈等方法收集文本资料，采用内容分析法识别乡村旅游社区精英并划分其类型，采用扎根理论法对访谈文本编码，探索社区精英的作用及其影响因素，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案例地居民和干部推荐出5位社区精英，他们分别为经济精英、文化精英、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
第二，社区精英们参与旅游发展，不仅从多方面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还促进了人居环境改善和地方传统文化传承；发挥了精英阶层的引领作用。政治精英肩负社区和旅游管理职责，兼顾了社区经济提升、文化传承及生态环境治理，作用较平衡。经济精英的文化传承作用较弱，文化精英和社会精英间接地刺激经济发展。同时，社区精英主导乡村旅游发展也带来利益分配不均、征地补偿矛盾、居民生活成本提高等消极影响。
第三，就内部因素而言，创业动机和个性特征是社区精英行动的基础，在社区精英参与旅游的初期和中后期都影响社区精英作用的发挥；就外部因素而言，政府支持和社会资本是社区精英行动的保障，分别在社区精英参与旅游初期、中后期产生主要影响。乡村社会的差序格局和社区精英自身的利己思想使社区精英产生消极作用。

6.2 讨论

已有研究主要从社区精英自身出发，研究其对所属群体、文化和身份的认同[13]，忽视了社区精英是否获得内部和外部认同。学者以政府或专家评议等方式来选取社区精英，忽视了社区居民的认同，同时缺乏对外来常驻精英的关注[8]。为了弥补这些不足，本研究对社区精英的界定不限户籍，通过调查黄陂区4个案例地的村民和干部，结合社区精英自述和他者旁证的方式识别出了村民认同的真正的社区精英。结果表明，黄陂区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确实涌现出了当地居民认同的社区精英，包括外来精英，他们热心公益事业，致力于服务社区，获得了村民们的一致认同；同时，他们得到政府“返乡投资和发展”的邀请甚至资金支持，获得组织认同；如此，社区精英才获得完整的内部认同。另外，社区精英丰富多样的社会资本是乡村和外界联系的纽带，促使社区精英充分吸纳社会各类资源，获得外部认同。内外两种认同是推动社区精英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行动的力量[22]。
帕累托指出精英阶层是社会中最强有力、最生机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18]，并且社区精英往往掌握一定的社会话语资源，对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管理具有重要作用[9]。本研究也发现，不论是活跃在旅游经营领域的经济精英和社区管理领域的政治精英，还是传统文化领域的文化精英和社会公益领域的社会精英，都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积极响应了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促进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把握社区精英这一特殊群体的行动及其作用，既有助于审视地方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回应和实践[4]，也有助于更深入反映乡村旅游发展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本研究在分析社区精英发挥作用的基础上[18]，还比较分析了不同类型社区精英作用的差异，结果发现，黄陂区涌现的政治精英仍扮演着全能型角色，文化精英的作用并没有越发式微且影响力持续下降，而是在传承传统文化和推动移风易俗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这对乡村社会的道德教化和伦理共同体的重构有重要意义[2-3]；可见，多元精英群体各有所长，各司其职，共同促进乡村社会共建共治共享。
在社区精英作用的影响因素方面，首先，与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外部因素[4,7,9]不同，本研究既揭示了促进社区精英发挥作用的外部因素，又揭示了内部因素，尤其关注了社区精英创业动机这样的内驱力；其次，本研究还分析了这些因素在社区精英参与旅游不同阶段产生的影响，发现在不同阶段、不同情景下社区精英发挥的作用不同，表明社区精英是否发挥作用、在什么方面发挥作用具有情景依赖性，且受内外因素共同驱动和影响，这是对已有研究的补充和深化；最后，与已有研究发现社区精英非自觉引发矛盾不同[6]，本研究发现黄陂区的社区精英存在自觉诱发矛盾的现象，即利用自身资源和权力为自己或亲朋好友谋求最大利益，致使其他成员利益受损、产生不满；深化了对社区精英产生消极作用的影响因素分析[5,10]。社区精英利己行为的产生与费孝通在差序格局理论中阐述的“私心”分不开，又正是社区精英抱有的这种“私心”促使他们格外关注家乡发展，对家乡富有责任心，从而选择返回家乡，参与家乡建设；随着社区精英社会关系网络的不断拓展，他们的“私心”所能照顾的范围会扩大，带动更多人的利益提升，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有益[8]。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孙九霞, 阿荣娜. 民族旅游场域中新乡贤的成长路径与社区角色研究[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0(1): 54-62.

[Sun Jiuxia, A Rongna. Growth path and community role of new county sages in the field of ethnic tourism[J]. 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020(1): 54-62.]

[2]
陈勋. 精英吸纳、融入性协同治理与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J]. 观察与思考, 2023(3): 97-106.

[Chen Xun. Elite absorption, integrate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community[J]. Observation and Ponderation, 2023(3): 97-106.]

[3]
张英魁, 徐彩勤. 中国乡村精英群体的赋权机制与治理功能[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1(4): 104-116.

[Zhang Yingkui, Xu Caiqin. Empowerment mechanism and governance function of rural elite groups in China[J].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2, 21(4): 104-116.]

[4]
孙九霞, 黄凯洁. 乡村文化精英对旅游发展话语的响应: 基于安顺屯堡周官村的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9, 40(3): 27-33.

[Sun Jiuxia, Huang Kaijie. The response of rural cultural elites to the discours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Research based on Zhouguan Village of Anshun Tunpu[J]. Journal of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2019, 40(3): 27-33.]

[5]
王林. 旅游社区的非体制精英与文化遗产保护: 以宣科与丽江古乐为例[J]. 社会科学家, 2008(5): 87-90, 99.

[Wang Lin. Non-institutional elite in tourist communities and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Taking Xuanke and Lijiang ancient music as examples[J]. Social Scientist, 2008(5): 87-90, 99.]

[6]
褚玉杰, 赵振斌, 张丽. 民族社区妇女旅游精英角色: 基于性别特质的演绎[J]. 旅游学刊, 2016, 31(1): 37-48.

[Chu Yujie, Zhao Zhenbin, Zhang Li. The roles of women elites within communities engaged in ethnic tourism based on gender traits[J]. Tourism Tribune, 2016, 31(1): 37-48.]

[7]
吴蓉, 施国庆. 乡村旅游发展中乡村经济精英参与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以南京市Z村为例[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38(4): 53-62.

[Wu Rong, Shi Guoqing. A study of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the participation behavior of rural economic elit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The case of Z Village in Nanjing[J]. Journal of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1, 38(4): 53-62.]

[8]
文彤, 张庆芳. 利己? 利他? 社会责任视角下乡村社区旅游精英再认识[J]. 思想战线, 2018, 44(6): 161-168.

[Wen Tong, Zhang Qingfang. Egoism or altruism? Recognition of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ourism elite in rural communities[J]. Thinking, 2018, 44(6): 161-168.]

[9]
朱璇. 新乡村经济精英在乡村旅游中的形成和作用机制研究: 以虎跳峡徒步路线为例[J]. 旅游学刊, 2012, 27(6): 73-78.

[Zhu Xuan. A research on the forming and acting mechanism of new rural economic elites in rural tourism: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Tiger Leaping George hiking route in Yunnan, China[J]. Tourism Tribune, 2012, 27(6): 73-78.]

[10]
张骁鸣. 体制精英的个人经验及其对农村社区旅游的影响: 皖南X村案例[J]. 中国农村观察, 2006(1): 30-38.

[Zhang Xiaoming.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of political elite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rural community tourism: A case of X Village in the southern Anhui, China[J]. China Rural Survey, 2006(1): 30-38.]

[11]
贾榕榕, 吴冰. 乡村旅游精英的权力维度及其阶段性呈现特征: 以袁家村为例[J]. 人文地理, 2020, 35(2): 142-151.

[Jia Rongrong, Wu Bing. The power dimensions and stage present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tourism elite: A case study of Yuanjia Village[J]. Human Geography, 2020, 35(2): 142-151.]

[12]
吴其付. 从普通村民到社区精英: 中国旅游精英的典型个案: 以阳朔“月亮妈妈” 为例[J]. 旅游学刊, 2007, 22(7): 87-90.

[Wu Qifu. From a common villager to community elite: A typical case of China’s tourism elite: Taking “mamamoon” in Yangshuo as a case[J]. Tourism Tribune, 2007, 22(7): 87-90.]

[13]
吴其付. 村寨旅游精英成长与民族文化认同: 以理县桃坪羌寨龙小琼为个案[J]. 旅游研究, 2013, 5(3): 29-32, 42.

[Wu Qifu. Qiang village tourism elite growth and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A case study of Long Xiao-Qiong in Taoping Qiang Stockade Village, Li County[J]. Tourism Research, 2013, 5(3): 29-32, 42.]

[14]
褚玉杰. 西部民族社区女性旅游精英的形成模式与角色影响[D].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Chu Yujie. The formation mode and role influence of female tourism elites in western ethnic communities[D]. Xi’a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2016.]

[15]
王林. 乡村旅游社区文化遗产的精英治理: 以广西龙脊梯田平安寨村委会选举为例[J]. 旅游学刊, 2009, 24(5): 67-71.

[Wang Lin. On the elite governance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rural tourism communities: Discussion about the election in Pingan Stockaded Village, Guangxi Province[J]. Tourism Tribune, 2009, 24(5): 67-71.]

[16]
Montefrio M J F, Sin H L. Elite governance of agritourism in the Philippines[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9, 27(9): 1338-1354.

DOI

[17]
苏醒, 田仁波.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女性社区精英的角色实践: 基于云南大理州云龙县N村旅游社区的个案考察[J]. 云南社会科学, 2019(1): 122-131.

[Su Xing, Tian Renbo. Role practice of female community elit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 case study of N Village tourism community in Yunlong County, Dali Prefecture, Yunnan Province[J]. Social Sciences in Yunnan, 2019(1): 122-131.]

[18]
姜爱, 刘春桃. 乡村“过疏化” 背景下传统村落乡村精英的角色: 基于鄂西南盛家坝乡E村的个案考察[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39(5): 33-37.

[Jiang Ai, Liu Chuntao. The role of rural elites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over-sparseness”: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E Village in Shengjiaba Township, southwest Hubei Province[J].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9, 39(5):33-37.]

[19]
Graburn N H. Tourism and prosperity in Miao land: Power and inequality in rural ethnic China[J]. Mounta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8, 38(4): 407.

[20]
Knight D W.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local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pro-poor tourism outcomes in Cuzco, Peru[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8, 26(4): 631-648.

[21]
孟凡行, 色音. 立体结构和行动实践: 费孝通“差序格局” 理论新解[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43(1): 29-36.

[Meng Fanxing, Se Yin.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and action practice: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Fei Xiaotong’s theory of “Structure of Grade”[J]. Journal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6, 43(1): 29-36.]

[22]
徐少癸, 韩佳钰, 陈换, 等.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精英研究进展与展望[J]. 人文地理, 2023, 38(5): 24-35.

[Xu Shaogui, Han Jiayu, Chen Huan, et al. Rogress and prospect of rural elite research under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J]. Human Geography, 2023, 38(5): 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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