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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14 >Issue 5: 1086 - 1102

DOI: https://doi.org/10.12342/zgstly.20240123

Northeast Tourism Column

Coordin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economy and human settlements resilience in the Bohai Rim cities

  • Cong Xueping , 1, 2 ,
  • Wang Yongxia , 1, * ,
  • Yang Jun 1, 2 ,
  • Tian Shenzhen 1, 2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China
  • 2. Centre for Human Settlements,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China
*Wang Yongxia. E-mail:

Received date: 2024-05-24

  Revised date: 2024-10-02

  Online published: 2025-01-24

Fold

Abstract

The human settlements environment of coastal cities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astal tourism, yet vulnerable to disaster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17 coastal cities in the Bohai Rim from 2010 to 2021,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uses the entropy weight-TOPSIS model 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to explore the tempo-spatial evolution feature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tourism economy and human settlements resilience, and uses the obstacle degree model to identify the obstacle factors preven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syste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ourism economy and human settlements resilience shows a slow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but the latter was better than the former;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systems are similar, showing a “multi-pole” pattern with three typical tourist cities of Tianjin, Dalian and Qingdao as high-value areas, and the low-value area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northwest and southwest regions of the Bohai Rim. (2) The level of coupled coordination of tourism economy and human settlements resilience of coastal cities in the Bohai Rim has gradually evolved from the stage of near-disorde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search period to the stage of bare coordination at the end of the research period, and dominant type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is economy lagging behind human settlements resilience type; the coordination level of typical tourist cities represented by Tianjin, Dalian and Qingdao is higher than that of non-traditional tourist cities such as Cangzhou, Binzhou, Jinzhou and Huludao. (3) The lagging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y has always been the bottleneck of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ordination level of the two systems.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the downturn of the inbound tourism market, the insufficient reception of domestic tourists and the imperfect tourism service facilities restric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systems.

Key words： tourism economy; human settlements; resilience; coupling coordination; coastal tourism; Bohai Rim

Cite this article

Cong Xueping , Wang Yongxia , Yang Jun , Tian Shenzhen . Coordin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economy and human settlements resilience in the Bohai Rim cities[J]. ECOTOURISM, 2024 , 14(5) : 1086 -1102 . DOI: 10.12342/zgstly.20240123

1 引言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自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以来，海洋经济作用日趋凸显。滨海旅游作为中国海洋经济的重要构成和增长点，亦是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1]。据《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滨海旅游业增加值在中国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中的占比达29.35%，在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中的占比达34%，滨海旅游已成为推动沿海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支撑。沿海城市具有滨海地理区位特征及海洋资源禀赋优势，其滨海旅游业发展势头日益强劲。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交互强烈，使本就存在自然脆弱性的沿海城市人居环境系统更易遭受不确定性风险。作为沿海城市持续健康发展的两大推动力，旅游经济和人居环境韧性相互依存、双向制约。增强人居环境韧性能够提高城市人居环境系统风险免疫和自愈能力[2]，更好地适应旅游活动带来的未知冲击，进而保障旅游经济的稳定性和高效性。
目前，有关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关系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已有研究聚焦于山地[3]、黄河流域[4]、长江经济带[5]、青藏高原[6]等不同类型旅游地，采用耦合协调度[7]、PVAR模型[5]、空间引力模型、地理探测器[8]等方法，对两者空间关联特征、互动响应关系、驱动因素等进行探析。研究发现，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和社会经济等人居环境要素是旅游活动的基础与保障[9-10]，旅游经济为改善人居环境提供资金及技术支持[11]。不同地理区域的旅游发展与人居环境关系在逻辑构建及具体实践中呈现出差异化互动及阶段性特征[12]。沿海地区是中国热门旅游目的地之一，其旅游发展与人居环境关系受海平面上升[13]、科技创新[14]、社区参与机制[15]、服务联结与属地文化营造[16]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与其他地区相比，沿海地区资源丰富[17]，对外开放水平较高，发展旅游业有利于发挥其比较优势[18]，但同时沿海地区海洋灾害风险日益突出[19]，存在脆弱性强、敏感度高的潜在劣势和挑战[20]。随着中国国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滨海旅游市场稳步扩大[21]，沿海地区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要素互动频繁，两者关系也在不断地深化和发展。然而，过度追求旅游经济容易忽视人居环境建设[4]，致使人居环境恶化，进而制约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5]。
“韧性”最早源于物理学领域，用以表示系统受到干扰或冲击后维持自身稳定并恢复原状的能力[22]。近年来，韧性逐渐被扩展到不同学科中。在人居环境科学领域，学者们较早地对人居环境脆弱性[23-24]展开研究，为理解人居环境韧性提供了理论支撑。人居环境韧性强调在面对内外多种因素的冲击扰动时，人居环境系统所表现出的防风险、抗冲击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2]。相关学者运用空间马尔科夫链、地理探测器、障碍度模型等方法，在人居环境韧性时空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指出人居环境韧性水平提升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25-26]。然而，当前对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关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城市韧性[27]、城市风险[28]、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29]的研究之中，鲜有学者从抵御风险的角度将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作为相互关联的系统进行深入分析。基于此，文章选择环渤海17个沿海城市为研究对象，将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放在同一视域下进行研究，深层次挖掘两系统协调作用机理，厘清两者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其障碍因素，以期为旅游与人居环境交叉综合研究提供新视角，为相关部门正确认识并精准助力环渤海地区旅游发展及人居环境整治提供参考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耦合协调机制分析

旅游经济是增强人居环境韧性的有利推手[30]，人居环境韧性所具备的抵御风险能力和适应能力，能够为旅游经济提供稳定、高效发展的重要保障[8]，二者协调发展、相互促进，共同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和宜居宜业宜游的韧性城市建设。然而，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互动过程中也会面临诸多挑战。旅游经济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对人居环境系统抵抗能力及自我恢复能力产生胁迫[5]，而人居环境韧性的削弱，也会约束旅游经济的稳定发展[3]。若二者关系拮抗则会诱发环境破坏、基础设施压力及游客体验感欠佳等消极效应[7]，进而制约区域可持续发展。随着旅游业发展与人居环境建设深度融合需求增加，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系统之间及内部各要素之间势必趋向互馈耦合、协同共进（图1）。
图1 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耦合协调机制

Fig. 1 Coupling coordin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ourism economy and human settlements resilience

具体来看，一方面，旅游经济发展是增强人居环境韧性的动力引擎。旅游经济在社会经济稳定、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作用于人居环境韧性。首先，积极发展旅游经济有助于优化城市经济结构，增加就业机会，助推城市经济发展[27]。其次，旅游经济可以促进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的提质升级[31]，从而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为人居环境韧性提供稳定、有序发展的物质基础。最后，旅游经济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提供资金支持[32]，从而提高人居环境系统抗压、存续和适应的能力。另一方面，人居环境韧性是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保障。韧性的提升有助于良好人居环境建设[25]，通过调适抵御风险与冲击，更好地适应各种变化和不确定性因素，为旅游产业稳定发展提供更坚实的安全保障[5]。和谐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经济基础，为旅游经济提供优质的发展空间，提升旅游品质和吸引力[33]。完善的交通体系、网络通信和公共服务等有助于提高旅游接待能力与服务质量，提升游客满意度[34]，进而扩大旅游市场规模，创造旅游经济效益。良好生态环境能够提高旅游业的可持续性[35]，从而激发旅游消费活力，推动旅游经济实现良性循环。

2.2 指标体系构建

认识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协调关系的关键是构建一套科学合理、操作性强的指标体系。已有研究表明，旅游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居住条件改善及生态环境保护，进而增强人居环境韧性[27,32]。同时，人居环境韧性的增强为旅游活动开展提供保障，释放旅游消费潜力，有助于扩大旅游市场规模，提升旅游产业水平，提高旅游经济效益[33⇓-35]。基于现有文献，文章从引用率高和数据便于获取等选取标准出发，从多维度视角构建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评价指标体系

Tab.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ourism economy and human settlements resilience

系统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权重 系统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权重
人居
环境
韧性
系统		 自然
韧性		 PM2.5浓度X1 0.0208 人居
环境
韧性
系统		 支撑
韧性		 万人拥有病床数X19 0.0348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X2 0.0645 万人拥有图书馆藏书量X20 0.1287
污水处理率X3 0.0063 互联网渗透率X21 0.0649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X4 0.0161 人均道路面积X22 0.0375
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X5 0.0151 万人拥有公交车数X23 0.1043
人类韧性 人口密度X6 0.1012 旅游
经济
系统		 旅游
市场
规模		 入境旅游人次Y1 0.2372
人口自然增长率X7 0.0117 国内旅游人次Y2 0.1182
性别比X8 0.0086 游客密度指数Y3 0.0538
老龄化率X9 0.0201 旅游
经济
效益		 旅游人均消费水平Y4 0.0047
万人大学生数X10 0.0964 入境旅游收入Y5 0.0272
居住韧性 人均住房面积X11 0.0554 国内旅游收入Y6 0.0078
房价收入比X12 0.0370 旅游
产业
水平		 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Y7 0.0816
人均房地产住宅投资额X13 0.0392 旅游总收入占第三产业产值比重Y8 0.0739
燃气普及率X14 0.0023 文化和旅游财政支出占比Y9 0.0381
社会韧性 人均GDPX15 0.0347 旅游
发展
潜力		 旅游收入增长率Y10 0.0133
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16 0.0354 旅游人数增长率Y11 0.0136
城镇登记失业率X17 0.0394 旅游收入增长弹性Y12 0.0016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X18 0.0256 旅游
保障
能力		 星级酒店数量Y13 0.1119
A级以上景区数量Y14 0.0866
旅行社数量Y15 0.1305

2.3 研究区概况

《环渤海地区合作发展纲要》指出，环渤海地区是中国最具综合优势和发展潜力的经济增长极之一。参考狄乾斌等[36]的有关研究，文章选取环渤海沿海的天津、唐山、秦皇岛、沧州、葫芦岛、锦州、盘锦、营口、大连、丹东、威海、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东营和滨州17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作为研究区域（图2）。目前，环渤海地区面临多方面机遇，正处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以及山东蓝色半岛经济区建设等国家战略推进时期。该地区地理位置优越，海洋资源丰富，发展旅游经济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2021年环渤海沿海17市共接待游客量7.60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8 925.06亿元，占地区GDP总量的10.50%。然而，海洋灾害、海洋环境污染等风险挑战日益凸显，加上城市间发展差距较大，不同城市人居环境系统在经历冲击与调适过程中存在差异[37]。由此，文章选择环渤海沿海城市作为研究对象颇具代表意义。
图2 研究区域示意图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23)2767号的标准地图绘制，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research area (Bohai Rim)

2.4 数据来源

研究选取2010—2021年间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和各地级市相关部门统计公报。基于数据存在少量缺失的情况，文章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值。

2.5 研究方法

2.5.1 熵权-TOPSIS

熵权法和TOPSIS（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an Ideal Solution）法的有效结合能够实现对多目标、多因素的指标体系进行更加系统和科学地评价[38]，避免主观因素产生的偏差。熵权-TOPSIS法通过计算正负理想解距离的贴近度，以选择最优方案确定评价指数。具体计算公式参考马雪莹等[39]的研究。

2.5.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用以衡量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参考贺小荣等[40]的研究，文章采用耦合协调度（D）模型测算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的耦合协调性。为更准确地反映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协调关系，参考田深圳等[41]的相关划分标准，将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耦合协调度划分为10个等级。
文章采用相对发展度（E）模型衡量两系统相对发展程度[42]，将两系统相对发展状态划分为旅游经济发展滞后型（0<E≤0.8），即旅游经济滞后于人居环境韧性；同步发展型（0.8<E<1.2），即旅游经济发展同步于人居环境韧性；人居环境韧性滞后型（E≥1.2），即人居环境韧性滞后于旅游经济发展。基于此，文章将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的协调发展类型进一步划分为30个子类别（表2）。
表2 耦合协调度划分标准

Tab. 2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耦合协调度D 等级 相对发展度E 协调发展类型 耦合协调度D 等级 相对发展度E 协调发展类型
0.0<D≤0.1 超级严
重失调（Ⅰ）		 0.0<E≤0.8 旅游经济发展滞后Ⅰ1 0.5<D≤0.6 勉强
协调
（Ⅵ）		 0.0<E≤0.8 旅游经济发展滞后Ⅵ1
0.8<E<1.2 同步发展Ⅰ2 0.8<E<1.2 同步发展Ⅵ2
E≥1.2 人居环境韧性滞后Ⅰ3 E≥1.2 人居环境韧性滞后Ⅵ3
0.1<D≤0.2 严重
失调
（Ⅱ）		 0.0<E≤0.8 旅游经济发展滞后Ⅱ1 0.6<D≤0.7 初级
协调
（Ⅶ）		 0.0<E≤0.8 旅游经济发展滞后Ⅶ1
0.8<E<1.2 同步发展Ⅱ2 0.8<E<1.2 同步发展Ⅶ2
E≥1.2 人居环境韧性滞后Ⅱ3 E≥1.2 人居环境韧性滞后Ⅶ3
0.2<D≤0.3 中度
失调
（Ⅲ）		 0.0<E≤0.8 旅游经济发展滞后Ⅲ1 0.7<D≤0.8 中级
协调
（Ⅷ）		 0.0<E≤0.8 旅游经济发展滞后Ⅷ1
0.8<E<1.2 同步发展Ⅲ2 0.8<E<1.2 同步发展Ⅷ2
E≥1.2 人居环境韧性滞后Ⅲ3 E≥1.2 人居环境韧性滞后Ⅷ3
0.3<D≤0.4 轻度
失调
（Ⅳ）		 0.0<E<0.8 旅游经济发展滞后Ⅳ1 0.8<D≤0.9 良好
协调
（Ⅸ）		 0.0<E≤0.8 旅游经济发展滞后Ⅸ1
0.8<E<1.2 同步发展Ⅳ2 0.8<E<1.2 同步发展Ⅸ2
E≥1.2 人居环境韧性滞后Ⅳ3 E≥1.2 人居环境韧性滞后Ⅸ3
0.4<D≤0.5 濒临
失调
（Ⅴ）		 0.0<E≤0.8 旅游经济发展滞后Ⅴ1 0.9<D≤1.0 优质
协调
（Ⅹ）		 0.0<E≤0.8 旅游经济发展滞后Ⅹ1
0.8<E<1.2 同步发展Ⅴ2 0.8<E<1.2 同步发展Ⅹ2
E≥1.2 人居环境韧性滞后Ⅴ3 E≥1.2 人居环境韧性滞后Ⅹ3

2.5.3 障碍度模型

障碍度模型用以研究各项指标对系统的影响程度，从而确定影响系统的障碍因素。障碍度排名靠前，表明该因素对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阻碍作用显著。文章引入障碍度模型探究影响环渤海地区沿海城市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协调发展的障碍因素。具体计算公式参考王冠孝等[43]的研究。

3 结果分析

3.1 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时空演化

3.1.1 旅游经济水平时空演化

2010—2019年环渤海沿海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呈缓慢上升态势，由0.186上升至0.265。2020和2021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内外旅游业遭受巨大冲击，各城市旅游经济水平大幅度下滑后有所回升（图3）。研究期内，天津、青岛和大连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始终居于前三，显著高于其他城市。未来发展需重视发挥天津、青岛和大连的引领带动作用，以点带面，实现旅游资源优势互补、基础设施互通、生态环保共建，引领周边城市开放合作，进而增强环渤海地区联动发展动力。同时需着力解决城市间旅游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寻求深层次协同发展，扎实推动旅游经济持续向好。
图3 环渤海地区沿海城市旅游经济水平时序演变

Fig. 3 Temporal evolution of tourism economy in coastal cities in Bohai Rim

环渤海沿海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性突出，高值区零散分布，呈现以天津、大连、青岛为引领的“多极”格局，低值区则集中于西北与西南方向（图4）。随时间推移高值区未表现出明显的扩张态势，表明环渤海各沿海城市旅游发展尚未形成有效的联动机制，整体发展水平仍有待提升。具体来看，（1）高值区：天津、大连、青岛作为典型旅游城市，研究期内其旅游经济始终保持高水平发展。天津毗邻首都北京，面向渤海湾，区位优势明显，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以及迷人的自然景观，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最高；青岛和大连作为中国北方著名的滨海旅游城市，旅游资源丰富，旅游吸引力强。（2）较高值区：包括烟台、丹东、秦皇岛、威海等，与典型旅游城市相比，该类型城市在旅游服务质量和旅游产品创新等方面缺乏竞争力。（3）低值区：包括滨州、沧州、锦州等非传统旅游城市，该类型城市主要以石油化工、钢铁等工业为支柱产业。由于经济水平限制以及旅游开发不足，其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然而，此类城市各自拥有独特的旅游资源，旅游经济前景广阔，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合理开发旅游资源，以旅游发展为契机带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图4 2010—2021年环渤海地区沿海城市旅游经济水平空间分布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23)2767号的标准地图绘制，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economy in coastal cities in Bohai Rim from 2010 to 2021

3.1.2 人居环境韧性水平时空演化

2010—2021年环渤海沿海城市人居环境韧性水平呈波动缓升态势，由0.284上升至0.428，总体向好发展。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相比，环渤海沿海城市人居环境韧性水平整体较高且增速较快。由图5所示，天津、大连、青岛、威海、秦皇岛和烟台的人居环境韧性水平高于环渤海沿海17市平均水平，葫芦岛、丹东、沧州、滨州、锦州和潍坊的人居环境韧性水平较低。各城市在人居环境韧性与旅游经济子系统中的排序具有较高相似性。大连、唐山、秦皇岛等个别城市人居环境韧性在快速提高过程中出现较大波动。
图5 环渤海地区沿海城市人居环境韧性水平时序演变

Fig. 5 Temporal evolution of human settlements resilience in coastal cities in Bohai Rim

环渤海沿海城市人居环境韧性空间分布特征与旅游经济相似，非均衡性明显，呈以天津、大连和青岛为引领的“多极”格局（图6）。相较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人居环境韧性处于高值区和较高值区的城市较多。2010—2021年，高值区由天津、大连2市增长为天津、大连、青岛、威海4市，低值区和较低值区的城市数量明显减少。具体来看，（1）高值区：如天津、青岛和大连均为环渤海地区核心城市，经济发展、承载能力、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表现较好，因此人居环境抵抗力、恢复力和适应力强。（2）较高值区：如威海、秦皇岛、东营等，具有良好经济基础，加之城市政策扶持，积极开展生态环境建设，人居环境韧性水平较高。（3）低值区：如葫芦岛和丹东，由于历史、经济、政策、自然环境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人居环境韧性水平较低。
图6 2010—2021年环渤海地区沿海城市人居环境韧性水平空间分布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23)2767号的标准地图绘制，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uman settlements resilience in coastal cities in Bohai Rim from 2010 to 2021

3.2 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化

3.2.1 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耦合协调度时间演化

虽2020和2021两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环渤海沿海城市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耦合协调度骤然下降，但总体而言，该区域协调水平整体有所提升，由濒临失调阶段逐步迈入勉强协调阶段（图7）。天津、大连和青岛耦合协调度显著高于其他城市，天津处于中级协调阶段，大连和青岛处于初级协调阶段；沧州平均耦合协调度最低，处于轻度失调阶段；其他城市大多处于濒临失调阶段。
图7 环渤海地区沿海城市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耦合协调度时序演变

Fig. 7 Temporal evolu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ourism economy and human settlements resilience in coastal cities in Bohai Rim

就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协调发展类型而言（表3），2010—2021年环渤海沿海城市旅游经济滞后、同步发展、人居环境韧性滞后占比依次为75.49%、21.57%、2.94%。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协调水平逐年提升，旅游经济滞后型占比显著高于同步发展型和人居环境韧性滞后型，其中濒临失调-旅游经济滞后型（Ⅴ1）占比最高。2010—2019年，青岛、潍坊和丹东实现了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的同步发展，天津由人居环境韧性滞后向同步发展转变，其他城市旅游经济发展长期滞后于人居环境韧性。2020和2021年受疫情影响，各城市旅游经济发展均滞后于人居环境韧性。总体而言，环渤海地区沿海城市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协调关系整体处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人居环境韧性水平的磨合阶段，系统间协调发展仍待进一步加强。
表3 环渤海地区沿海城市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协调发展类型

Tab. 3 Coupling coordination types of tourism economy and human settlements resilience in coastal cities in Bohai Rim

注：不同颜色表征协调度类型（罗马数字）的差异。

3.2.2 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耦合协调度空间演化

2010—2021年环渤海沿海城市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耦合协调度的空间非均衡分布特征明显，以天津、大连和青岛为代表的典型旅游城市协调水平高于沧州、滨州、锦州、葫芦岛等非传统旅游城市（图8）。研究期内，旅游经济和人居环境韧性协调发展水平逐年提高，但尚未有城市达到良好或优质协调等级，总体协调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随着两系统的持续优化，未来中级协调区域或将继续扩展。具体来看，（1）耦合协调高值区以初级协调和中级协调等级为主，如天津、大连和青岛，作为典型旅游城市，其旅游资源丰富，旅游吸引力较高。同时作为环渤海地区宜居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及环境保护投入不断加大，人居环境韧性较强，故两系统协调水平较高。（2）耦合协调低值区以轻度失调和濒临失调等级为主，主要分布于环渤海西北与西南方向，包括沧州、滨州、锦州、葫芦岛等非传统旅游城市，旅游资源未能充分开发利用，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同时此类城市多以传统工业为支撑，生态系统退化，影响人地关系协调发展，削弱人居环境系统的抗风险能力及自我恢复能力。由此，该类型城市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水平处于“双低”状态。
图8 2010—2021年环渤海地区沿海城市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23)2767号的标准地图绘制，底图边界无修改。

Fig. 8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ourism economy and human settlements resilience in coastal cities in Bohai Rim from 2010 to 2021

3.3 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耦合协调障碍因子识别

文章分别从指标层和准则层对研究期内阻碍环渤海城市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协调发展的障碍因素进行深入探析。从指标层来看，2010、2014、2018和2021年排名前五的障碍因子（表4）具有高度相似性。2010年和2014年前五位障碍因子排序均为：入境旅游收入>入境旅游人次>国内旅游人次>旅行社数量>万人拥有图书馆藏书量；2018年前五位障碍因子排序为：入境旅游收入>入境旅游人次>旅行社数量>国内旅游人次>星级酒店数量；2021年前五位障碍因子排序为：入境旅游收入>入境旅游人次>国内旅游人次>旅行社数量>星级酒店数量。由此发现，困扰环渤海沿海城市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为入境旅游市场、国内外游客接待量及旅游服务设施。入境旅游收入不仅对于衡量城市旅游经济发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人居环境韧性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助力沿海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的修复与保护，为环渤海地区开放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因此，积极发展入境旅游是推动环渤海旅游经济和人居环境韧性高水平协调发展的关键。星级酒店和旅行社数量表征旅游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环渤海沿海城市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适当增加星级酒店和旅行社数量，完善旅游服务设施，有助于提升旅游品质，增强游客体验感。
表4 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协调发展的指标层主要障碍因子及障碍度

Tab. 4 The main obstacle factors and obstacle degree of the indicator layer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tourism economy and human settlements resilience

年份 第一障碍因子
障碍度(%)		 第二障碍因子
障碍度(%)		 第三障碍因子
障碍度(%)		 第四障碍因子
障碍度(%)		 第五障碍因子
障碍度(%)
2010年 Y5(17.35) Y1(13.02) Y2(6.87) Y15(6.60) X20(5.65)
2014年 Y5(17.81) Y1(13.44) Y2(6.74) Y15(6.63) X20(5.76)
2018年 Y5(19.56) Y1(14.34) Y15(6.36) Y2(6.27) Y13(6.00)
2021年 Y5(20.27) Y1(15.79) Y2(6.64) Y15(6.24) Y13(6.04)
从准则层来看，2010、2014、2018和2021年排名前五的障碍因子（图9）均为：旅游市场规模>旅游经济效益>旅游保障能力>支撑韧性>旅游产业水平。其中，前三名障碍因子均属于旅游经济子系统，3个障碍因子的障碍度总和超过50%且逐年增加。这一结果表明环渤海沿海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相对较低，存在旅游市场规模有限、旅游消费水平低以及旅游配套设施不完善等问题，成为制约该地区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协调发展的瓶颈。在人居环境韧性子系统中，支撑韧性障碍度较高，表明环渤海沿海城市在发展旅游经济的同时需注重交通路网体系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质。
图9 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协调发展的准则层障碍度

Fig. 9 The criterion layer obstacle degree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tourism economy and human settlements resilience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1）2010—2021年，环渤海沿海城市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子系统的发展规律具有相似性，均呈波动缓升趋势，但后者整体优于前者。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两系统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性，均呈以天津、大连和青岛3个典型旅游城市为高值区的“多极”格局，低值区集中于环渤海西北与西南区域。
（2）研究期内，环渤海沿海城市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耦合协调度呈波动上升态势，耦合协调等级从濒临失调阶段逐渐向勉强协调阶段演进，但两系统整体协调水平不高。从协调发展类型来看，旅游经济滞后型占比远高于同步发展型和人居环境韧性滞后型，其中濒临失调-旅游经济滞后型占比最高。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两系统协调发展水平呈明显的非均衡性分布，以天津、大连和青岛为代表的典型旅游城市协调水平高于沧州、滨州、锦州、葫芦岛等非传统旅游城市。
（3）研究期内，旅游经济发展滞后是阻碍环渤海沿海城市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协调水平提升的瓶颈。指标层主要障碍因子为入境旅游收入、入境旅游人次、国内旅游人次、旅行社数量和星级酒店数量；准则层主要障碍因子为旅游市场规模、旅游经济效益、旅游保障能力、支撑韧性和旅游产业水平。

4.2 讨论

文章发现环渤海沿海城市中天津、大连和青岛的旅游经济发展和人居环境韧性水平较高，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胡宇娜等[44]认为天津、青岛和大连旅游发展水平在环渤海地区处于第一梯队，旅游发展质量高且稳定性强。崔丹等[45]认为天津在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等级较高，是该区域旅游的核心枢纽。王兆峰和张先甜[46]对黄河流域旅游经济韧性的研究发现，青岛、威海和烟台呈高水平发展态势。Cong等[47]对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探索，认为天津、青岛和大连的人居环境处于高水平发展阶段。此外，文章还发现旅游经济发展滞后是制约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协调水平提升的症结，该结论与马梦瑶和唐健雄[8]的研究结果相似，他们指出国际旅游收入是影响西部地区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协调度差异的关键。自然生态条件作为人居环境的本底，He等[48]同样认为旅游经济和旅游规模是制约黄河流域旅游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和东北振兴等国家发展战略背景下，推动环渤海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居环境韧性提升是必行之策。首先，文章以环渤海沿海城市为研究区域，旨在提升沿海城市韧性与宜居性，同时充分发挥滨海旅游业潜力，助力环渤海地区可持续发展。其次，文章将韧性理论与人居环境5大系统相融合，探究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协调演变特征，拓展了旅游与人居环境的研究视角。最后，文章识别影响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以期为两系统有序、高效发展提供针对性的信息参考。然而，文章还存在不足之处，由于部分地级市数据大量缺失，旅游经济相关指标选取受限，致使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尚不够完善。此外，未来仍需深化旅游经济与人居环境韧性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及优化路径研究，为提升滨海城市人居环境韧性、促进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深层次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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