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mily on the road: The impact of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ravelers

Wang Nan; Ye Xinliang; Sun Ruihong

doi:10.12342/zgstly.20240197

ECOTOURISM >

2024 , Vol. 14 >Issue 5: 994 - 1008

DOI: https://doi.org/10.12342/zgstly.20240197

Cultural Tourism

Family on the road: The impact of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ravelers

Wang Nan ,
Ye Xinliang ^,^* ,
Sun Ruihong

Expand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Shanghai 201620, China

*Ye Xinliang. E-mail: yexinliang@sues.edu.cn

Received date: 2024-08-06

Revised date: 2024-10-16

Online published: 2025-01-24

Fold

Abstract

Family tourism can enhance individual well-being and family cohesion; however,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interactions contribute to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participants during travel have not been extensively explored. Drawing on family systems theory,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and cultural adaptation theory, this paper introduces family functioning as a mediating variable and cultural intelligence as a moderating variable. It constructs a correlational test model to examine the formation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ough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s during family tour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s are closely linked to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ourists and positively promote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ourists. (2)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among family members is a key factor in the health of family functioning, and family functioning plays a key mediating role in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and tourists' subjective well-being. (3) The cultural intelligence level of travelers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positive associations of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se findings provide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willingness and motivation of Chinese-style families to travel, expand the application of cultural intelligence in the field of tourism from the level of cultural adaptation, and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tourism market.

Key words：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subjective well-being; family tourism; family functioning; cultural intelligence; cultural adaptation

Cite this article

Wang Nan , Ye Xinliang , Sun Ruihong . Family on the road: The impact of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ravelers[J]. ECOTOURISM, 2024 , 14(5) : 994 -1008 . DOI: 10.12342/zgstly.20240197

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家庭结构的多元化演变，家庭旅游作为一种独特的情感交流与生活体验方式，日益受到青睐。据统计，2023年中国家庭旅游市场呈现强劲复苏态势，游客数量相比2019年同期激增56%^[1]，这一数据凸显了家庭旅游作为旅游业中增长最为迅猛的细分领域之一。作为典型的亲人陪伴活动，家庭旅游本质上是情感与体验的深度融合^[2]。旅途中家庭成员间的互动行为会远超日常生活中的互动^[3]。这种在异地陌生环境中的高频交流，不仅促进情感的深化，还会激发前所未有的旅游体验创新。每一次互动都是心灵的触碰，不断生成新的意义与价值，将家庭成员的情绪唤醒至最佳状态^[4]，从而营造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愉悦氛围。这种愉悦体验不仅仅局限于旅程之中，更在归途后延续，成为家庭成员间宝贵的情感财富，对于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2]。

家庭旅游的快速发展及其对家庭和谐的积极作用已经引起旅游研究学者的关注^[5]。学者们认为旅游的根本动机是寻找和收获旅游幸福感^[6]，旅游可以提升游客的主观幸福感这一结论在家庭旅游中同样成立，家庭旅游也可以提升游客幸福感^[7]。在探讨家庭旅游与幸福感的关系时，学者认为家庭旅游者的参与行为，如家庭成员间的互动行为，会影响家庭成员主观幸福感^[8]。其中，不同代际的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是家庭成员互动的重要形式，这种互动对于家庭和睦、家庭成员的个体感受有着重要的影响^[3,7]。

代际互动是指不同世代个体在特定情境下进行的交往和互动过程^[3]。近年来，随着社会老龄化趋势加剧，家庭代际关系及其对个体心理主观感受的影响成为研究热点。旅游作为增进代际互动的有效手段之一，在家庭旅游情境中，代际互动不仅体现在物质支持上，更包括情感交流、信息共享及价值观传递等多方面。这种互动对于促进家庭关系和谐、增强个体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主观幸福感作为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心理健康，更是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的基础^[9]。但是代际互动之于家庭成员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路径如何形成，还未完全明晰。探讨家庭旅游中代际互动对旅游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仅有助于丰富旅游心理学的研究内容，还能为家庭旅游产品的设计和推广提供科学依据。

综上所述，文章将从家庭旅游视角出发，围绕“互动→主观幸福感”这一线索，构建“代际互动-家庭功能-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模型，深入分析代际互动对旅游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通过文献梳理、实证研究等方法，揭示家庭旅游中代际互动的特点、模式及其与旅游者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以期为提升家庭旅游体验、促进家庭和谐贡献理论智慧和实践指导。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 代际互动和主观幸福感

代际互动指不同代际之间的互动交流，其发生不仅限于家庭内部，还可能发生在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中。文章研究旅途中不同代际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心照料、情感交流等多种形式的互动^[10-11]。旅途中的家庭代际互动一方面促进了家庭跨代成员间的分享交流，同时也创造了彼此间的专属回忆。在家庭旅游过程中，成员同处一个旅游环境，对外部的感受更趋一致，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更能促进彼此之间的互动与交流^[3]。旅游为家庭成员创造了场景，促进代际之间的沟通，增强主观幸福感^[12]。在风景名胜地，受大自然瑰丽景色的震撼，家庭成员之间交流的数量和质量都会提高，平时羞于表达的感情借助旅游场景纷纷外露，由此，家庭成员的亲密度升高、心理距离变近^[13]。在非惯常环境的影响下，家庭成员在群体中“我们”的概念变强，他们开始无意识地区分“我们”与“他们”，团体意识增强，成员之间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14]，互动的频率增加，创造属于家庭的专属记忆碎片^[15-16]。

依据对幸福类别的划分，心理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以快乐论为基础的主观幸福感和以实现论为基础的实现主义幸福感两大派系，这两大流派成为旅游界研究旅游者幸福感的依据^[17]。实现主义幸福感以实现论为基础，以伊壁鸠鲁为代表人物，认为幸福是个人的自我实现，强调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的个人成长^[2]。主观幸福感以快乐论为视角，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人物，认为幸福是一种积极心理，强调旅游者对自身生活满意度的认知评价^[18-19]。文章聚焦家庭旅游活动，强调游中的幸福感和游后的满意度，认同幸福是人们对自身生活满意度的认知评价这一理念，并采用旅游者生活满意度去测量主观幸福感^[20-21]。

过往研究已经发现，旅游中家人的互动和陪伴能提升旅游者积极的情绪体验^[22]，使其对生活更加满意，增强主观幸福感^[23-24]。旅途中家人间各种分享、互动行为显著放大了旅游动机实现对整体旅游满意度的正面影响，进而增强了他们的主观幸福感^[25]。不论是父母携带儿童出游，还是子女携带老年亲代出游，都存在广泛的代际互动行为^[26]，并对家庭成员带来正向的情感影响^[27-28]，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1：代际互动对旅游者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2.2 家庭功能在代际互动和旅游者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上，家庭这一组织形式存在了上千年。家庭中血缘、亲缘关系的存在形成“代”，至此家庭的各种功能有了存在的基础。中华文化注重“家”的存在和精神价值，家庭的幸福与否也是中国人衡量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重要维度。

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家庭成员是系统的组成部分，且每个成员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强调在家庭这个系统中，家庭成员的思想变化、行为变化以及情绪波动等都会在彼此之间造成羁绊与影响^[29-30]。良好的家庭功能会对个人的亲社会行为产生积极正向的影响，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成长，会拥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31]。家庭功能可直接作用于主观幸福感^[32]，旅游过程中，家庭功能是连接代际互动与主观幸福感的关键纽带，良好的家庭功能可以促进家庭成员间的有效沟通，增强家庭成员的情感联结^[33]，从而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基于此，研究引入家庭功能这一中介变量，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2：代际互动对家庭功能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H3：家庭功能对旅游者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H4：家庭功能在代际互动与旅游者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2.3 文化智力在代际互动对家庭旅游者主观幸福感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文化智力作为一种特定形式的智力，不同于智商，特指在文化多样性的情况下掌握、推理和有效行为的能力^[34]。家庭中年轻一代与老一代成员由于成长背景和教育经历的差异往往持有不同的文化观念。我们将处理代际之间文化差异的能力也看做一种文化智力^[35]，文化智力的高低直接影响个体对代际互动的感知和评价^[36]。这种代际文化智力对于家庭成员处理彼此关系和开展旅游互动具有重要影响。

资源保存理论强调资本获取螺旋原则^[37]，个体拥有的资源愈多，承担风险和投入资源的决心与动力愈强，获取更多资源的可能性愈大^[38]。高文化智力个体在该理论下被认为是拥有更多资源的，资本优势下他们更愿意去互动，互相接触的频率更高。文化适应理论提供了分析和理解个体处于不同文化环境中适应和调整的框架^[39]。高文化智力的个体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尊重不同代际的文化差异^[40]，减少在家庭旅游过程中的冲突和误解，从而使代际成员获得更高的主观幸福感。此外，拥有较高文化智力的个体，能更加深入地理解并尊重多元文化中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能灵活运用适合的语言和非语言行为，有效地化解文化冲突，促进文化适应^[40]。文化适应能力的增强，进一步提升了个体在异质文化环境中的舒适度和归属感，从而正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36]。资源保护理论和文化适应理论有助于理解跨代家庭成员在旅游过程中的行为和反应，以及代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和支持。基于以上阐述，我们认为文化智力是一个随情境变化而动态调整的参数，与多种因素有复杂关联。由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5：文化智力在代际互动对旅游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2.4 概念模型

文章的核心目标是探究家庭旅游中代际互动如何塑造并影响旅游者的主观幸福感，引入家庭系统理论、资源保存理论以及文化适应理论以深化这一理解。这些理论构成了研究框架，助力分析代际互动与家庭功能、文化智力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互作用。具体来看，家庭系统理论强调在跨代背景下审视家庭关系，指出代际互动不仅直接塑造个体的幸福感，还可能通过家庭功能的中介效应间接产生影响。同时，资源保存理论和文化适应理论提出文化智力是一种个体资源，这种资源的有效运用和文化环境的适应对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至关重要。综合这些理论视角，并基于假设H1~H5，研究构建了概念模型，阐明了研究假设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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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代际互动对旅游者主观幸福感影响关系模型图

Fig. 1 Relationship model diagram of the effect of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ourists

3 研究设计

3.1 量表构建与变量测量

文章的调查研究问卷采取结构化设计，由5个部分构成。前4个部分量表分别测量代际互动、家庭功能、文化智力以及主观幸福感，这些量表均参考国内外知名期刊已经发表并经过充分验证的学术研究。每个量表项采用5点Likert评分方式，让参与者对给定的陈述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进行评分。最后一部分收集个体的人口结构特征信息。

关于代际互动的测度上，研究参考屈小爽^[41]及Lehto等^[13]的测量量表，将代际互动划分为分享交流和创造回忆2个维度。旅游者主观幸福感的测度上，研究借鉴Sirgy等^[42]旅游者生活满意度的测量方法，使用4个问项来测量。鉴于研究背景为中国家庭旅游，家庭功能这一变量选用并修正了Olson等^[43]编制、费立鹏等^[44]翻译的中文修订版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去测量，包括家庭亲密度和家庭适应性2个维度。研究的目的是针对家庭功能的现实状况进行调查，所以参考许翠^[45]的做法只测量现实情况。关于文化智力的测量，选取由Ang等^[46]编制、王琦琪等^[47]改进的文化智力量表，该量表在文化智力的相关研究中已被广泛验证。原量表包括4个子维度：元认知文化智力、认知文化智力、动机文化智力以及行为文化智力。考虑到文章的自变量为代际互动，是一种基于动机而发生的行为，故而选取其中的动机文化智力和行为文化智力2个维度去衡量家庭成员的文化智力水平，具体维度和问项见表1所示。

表1 测量维度及问项

Tab. 1 Measurement variables and items

变量	二级变量	代码	测量题项	来源
代际互动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II）	分享交流 Share Exchange （SE）	SE1	在此次旅游中，我会与父母（或子女）一起感受新鲜事物（如品尝当地美食、体验特色文化等）	屈小爽^[41] 及Lehto等^[13]
		SE2	在此次旅游中，我与父母（或子女）彼此交流旅游体验和感悟
		SE3	在此次旅游中，我与父母（或子女）彼此分享各自的兴趣和曾经的兴趣
	创造回忆 Creating Memories （CM）	CM1	在此次旅游中，我尽可能多得和父母（或子女）待在一起
		CM2	在此次旅游中，我和父母（或子女）共同参加活动项目
		CM3	在此次旅游中，我会与父母（或子女）用拍照合影、录视频等方式留下旅游记忆
家庭功能 Family Function （FF）	家庭亲密度 Family Proximity （FP）	FP1	家庭成员自己要作决策时，喜欢与家人一起商量	Olson等^[48] 及费立鹏等^[44]
		FP2	在我们家，娱乐活动都是全家一起做的
		FP3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FP4	家庭成员都很主动向家里其他人谈自己的心里话
	家庭适应性 Family Adaptation （FA）	FA1	家庭成员一起讨论问题，并对问题的解决感到满意
		FA2	家庭状况有变化时，家庭平常的生活规律和家规很容易有相应的改变
		FA3	当家庭中出现矛盾时，成员间相互谦让取得妥协
		FA4	我们家喜欢用新方法去解决遇到的问题
文化智力 Cultural Intelligence （CI）	动机文化智力 Motivational CQ （MCQ）	MCQ1	我喜欢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交往	Ang等^[46]、王琦琪等^[47]
		MCQ2	我相信自己能够与陌生文化中的当地人进行交往
		MCQ3	我确信自己可以处理适应新文化所带来的压力
		MCQ4	我喜欢生活在自己不熟悉的文化中
		MCQ5	我相信自己可以适应一个不同文化中的购物情景
	行为文化智力 Behavioural CQ （BCQ）	BCQ1	我根据跨文化交往的需要而改变自己的语言方式（如口音、音调）
		BCQ2	我有选择地使用停顿和沉默以适应不同的跨文化交往情景
		BCQ3	我根据跨文化交往的情景需要而改变自己的语速
		BCQ4	我根据跨文化交往的情景需要而改变自己的非语言行为（如手势、头部动作、站位的远近）
		BCQ5	我根据跨文化交往的情景需要而改变自己的面部表情
旅游者主观幸福感 Tourists’ Subjective Well-Being （TSWB）		TSWB1	经过这次家庭旅游，我的生活更有质量了	Sirgy等^[42]
		TSWB2	经过这次家庭旅游，我的生活更幸福了
		TSWB3	经过这次家庭旅游，我的生活更丰富多彩了
		TSWB4	经过这次家庭旅游，我的生活满意度提高了

3.2 数据收集

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参与过家庭旅游的旅游者。调研问卷从“您近3年是否有参加过两代人及以上（带父母辈或者子女辈）同游的家庭旅游经历”这一问题开始设问，对调查对象进行初次筛选；第二个问题以“您是作为什么角色（子女或父母）开展家庭旅游的?”进行对象分类调研，以确保各个代际的旅游者都存在，保证调查的全面性。

研究利用问卷星调研平台，先后完成了预调研和正式调研的数据收集工作。问卷开头即向回答者明确表示调查结果仅用于学术研究，对回答者的信息严格保密。采用IP地址限制技术，当所有题目填写完成时可提交问卷。由于研究使用测量工具的具体场景发生变化，因此采取预调研对问卷进行验证和修订^[49]。预调研阶段，在问卷星平台上发放问卷200份，回收问卷167份，问卷有效率为83.5%。正式调研阶段为2023年4—7月，期间共收到问卷1 184份。通过控制回答时间、设置反向问题等操作删除无效问卷128份，最终得到有效样本1 056份，样本有效率为89.18%。有效样本基本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有效样本基本情况

Tab. 2 Profile of respondents

4 结果及分析

4.1 量表检验

4.1.1 探索性因子分析

研究基于家庭旅游情景，在采用成熟量表的基础上，考虑到其应用于旅游研究的特殊性，因此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进行检验。利用SPSS 26.0对预调研所获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保留因子载荷量大于0.5、交叉符合小于0.4且同一构面中测项内涵保持一致的题项^[50]，最终形成正式问卷。因子旋转的最终结果见表3。数据分析显示，KMO=0.891，近似卡方值=2 741.284，显著性Sig.=0.000，解释的总方差为73.387%，各项指标数据均达标，适合做因子分析。表3结果可以看出，同一理论层面构念的测量条目经因子旋转后均聚类到一起，说明量表结构信效度较好，预调研结果良好，可继续进行正式调研。

表3 探索性因子分析矩阵

Tab. 3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指标	类别
指标	SE	CM	FP	FA	MCQ	BCQ	TSWB
SE1	0.801
SE2	0.769
SE3	0.765
CM1		0.859
CM3		0.821
CM2		0.806
FP2			0.824
FP3			0.823
FP4			0.814
FP1			0.716
FA4				0.830
FA1				0.820
FA2				0.801
FA3				0.743
MCQ1					0.814
MCQ5					0.796
MCQ2					0.759
MCQ4					0.758
MCQ3					0.740
BCQ5						0.821
BCQ4						0.794
BCQ2						0.785
BCQ1						0.751
BCQ3						0.730
TSWB2							0.799
TSWB1							0.779
TSWB4							0.774
TSWB3							0.769

4.1.2 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了衡量测量因子与量表题项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否与之前预测的保持一致，我们对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确定模型的拟合情况。整体模型的拟合情况可根据绝对适配度指数、增值适配度指数、精简适配度指数3类指标来判断。经过检验，发现模型拟合良好，绝对适配度指数χ²/df=1.148、RMSEA=0.012、GFI=0.975、AGFI=0.969、RMR=0.029；增值适配度指数CFI=0.997、TLI=0.996、NFI=0.972。根据吴明隆提出的标准^[51]，所有指标均在对应参考值以上，因此整体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

4.1.3 信度与效度检验

为了确保研究工具的质量，保证研究的可靠性，我们对所得数据进行信效度检验。在信度检验方面，研究使用Cronbach’s α系数进行检验。量表整体的Cronbach’s α系数值为0.921，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0.804%。由表4可知，各构面Cronbach’s α系数值均超过0.7的标准，数据信度较好。在效度检验方面，选用收敛效度检验两面性，选用区别效度检验排他性。在收敛效度检验中，选取标准化载荷量、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平均方差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等指标进行检验。结果见表4，测量指标的信度较高。参照以往研究，CR值的最低水平为0.7，表中的CR值均大于0.7。此外，AVE在理想状态需要大于0.5，表4数据中AVE值均大于0.5，表明研究所选取的研究构面解释度较好。

表4 信度与收敛效度

Tab. 4 Reliability and convergent validity test

类别		指标	载荷	组合信度CR		信度系数 Cronbach’s α		平均方差萃取量AVE
代际互动II	分享交流SE	SE1	0.828	0.856	0.920	0.838	0.836	0.664	0.658
		SE2	0.807
		SE3	0.809
	创造回忆CM	CM1	0.825	0.849		0.832		0.653
		CM2	0.789
		CM3	0.809
家庭功FF	家庭亲密度FP	FP1	0.771	0.854	0.912	0.857	0.864	0.594	0.565
		FP2	0.763
		FP3	0.795
		FP4	0.752
	家庭适应性FA	FA1	0.793	0.855		0.855		0.596
		FA2	0.765
		FA3	0.764
		FA4	0.765
文化智力CI	动机文化智商MCQ	MCQ1	0.780	0.886	0.940	0.884	0.881	0.608	0.609
		MCQ2	0.775
		MCQ3	0.786
		MCQ4	0.770
		MCQ5	0.788
	行为文化智商BCQ	BCQ1	0.796	0.887		0.885		0.611
		BCQ2	0.772
		BCQ3	0.793
		BCQ4	0.766
		BCQ5	0.780
旅游者主观幸福感 TSWB		TSWB1	0.797	0.878		0.860		0.642
		TSWB2	0.790
		TSWB3	0.818
		TSWB4	0.800

注：载荷描述了观测变量与潜在因子的关联程度；CR衡量潜在变量指标的整体可靠性；Cronbach’s α衡量一组项目的内部一致性或可靠性；AVE为潜在变量由其指标共同解释的方差量。

在区别效度检验中，研究所有构面AVE值的算术平方根（对角线部分数值）均大于与其他构面之间的相关系数（对角线下方数值）（表5），说明选取的构面之间具有较好的区别度。

表5 区别效度

Tab. 5 Discriminant validity test

指标	SE	CM	FP	FA	MCQ	BCQ	TSWB
分享交流SE	0.815
创造回忆CM	0.553	0.808
家庭亲密度FP	0.401	0.403	0.770
家庭适应性FA	0.360	0.376	0.543	0.772
动机文化智商MCQ	0.368	0.387	0.483	0.446	0.780
行为文化智商BCQ	0.366	0.378	0.447	0.456	0.467	0.781
旅游者主观幸福感TSWB	0.338	0.323	0.420	0.451	0.345	0.356	0.801

4.2 描述性统计分析

代际互动、家庭功能、文化智力以及旅游者主观幸福感的均值和标准差均未超出标准范围。对旅游者的调研数据分析可知，代际互动分别与家庭功能（r=0.444，p<0.01)、文化智力（r=0.449，p<0.01)、旅游者主观幸福感（r=0.329，p<0.01)呈显著正相关；家庭功能分别与文化智力（r=0.553，p<0.01)、旅游者主观幸福感（r=0.437，p<0.01)呈显著正相关；文化智力分别与旅游者主观幸福感（r=0.363，p<0.01）呈显著正相关。基于此，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结果为后续检验奠定了基础。

4.3 研究假设检验

通过回归模型检验各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机制，具体的公式为：

（1）

Y = β 0 + β 1 X 1 + β 2 X 2 + … + β n X n + ϵ

式中，Y是因变量，即要预测或解释的变量；β₀是常数项（截距），表示当所有自变量为0时因变量的预测值；

β 1

，

β 2

，…，

β n

是自变量X₁，X₂，…，X_n对应的回归系数，表示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大小；X₁，X₂，…，X_n是自变量，即用来预测或解释因变量的变量；ϵ是误差项，表示模型无法解释的因变量的部分。

第一部分将旅游者主观幸福感作为因变量（表6）。第一步在回归模型M1中引入人口统计变量；其次M2在M1的基础上将代际互动引入其中；M3在M1的基础上将变量家庭功能引入其中，再而，M4在M2的基础上引入家庭功能这一中介变量；最后，M5在M4的基础上加入代际互动和文化智力的交互项。第二部分将家庭功能设置为因变量（表7）。第一步在M6将人口统计变量引入模型；M7在M6的基础上加入自变量代际互动。

表6 回归模型检验结果（将旅游者主观幸福感作为因变量）

Tab. 6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set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ravelers as dependent variable)

变量		因变量：旅游者主观幸福感TSWB
变量		M1	M2	M3	M4	M5
截距		3.001^***	3.064^***	1.334^***	3.048^***	3.002^***
自变量	代际互动II		0.322^***		0.158^***	0.218^***
自变量	家庭功能FF			0.500^***
中介变量	家庭功能FF				0.371^***
调节变量	文化智力CI					0.230^***
调节变量	交互项：II×CI					0.193^***
控制变量	性别Sex	-0.086	-0.068	-0.024	-0.025	-0.050
	年龄Age	0.042	0.037	0.024	0.025	0.026
	受教育程度Education	0.029	0.027	0.019	0.020	0.023
	月收入水平Money	0.157^***	0.127^***	0.145^***	0.132^***	0.124^***
R²		0.034	0.132	0.216	0.235	0.214
F		9.153^***	31.585^***	57.892^***	53.669^***	40.757^***
ΔR²		0.034	0.097	0.182	0.104	0.028
ΔF		9.153^***	117.266^***	244.371^***	142.763^***	37.470^***

表7 回归模型检验结果（将家庭功能作为因变量）

Tab. 7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set family functions as dependent variable)

变量		因变量：家庭功能FF
变量		M6	M7
截距		3.332^***	3.408^***
自变量	代际互动II		0.390^***
控制变量	性别Sex	-0.124	-0.102
	年龄Age	0.035	0.029
	受教育程度Education	0.019	0.017
	月收入水平Money	0.023	-0.012
R²		0.008	0.202
F		2.138	53.023^***
ΔR²		0.008	0.194
ΔF		2.138	254.499^***

注：***表示p<0.001。

M1和M2显示代际互动对旅游者主观幸福感（β=0.322，p<0.001）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故H1得到验证。M6和M7显示，代际互动对家庭功能（β=0.390，p<0.001）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2得到验证。M3显示家庭功能对旅游者主观幸福感（β=0.500，p<0.001）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3得到验证。M4显示将家庭功能这一中介变量引入模型后，代际互动对旅游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力降低（β=0.158，p<0.001），这表明家庭功能在主效应中发挥了中介作用，H4得到支持。为深度验证中介因素的统计效力，借鉴叶宝娟和温忠麟^[52]的研究结论，利用偏差矫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加以分析（Process Model 4，样本量5 000，置信区间95%），结果证明家庭功能的中介效应显著（β=0.177，LLCL=0.143，ULCL=0.213，不包含0），至此H4得到验证。

在有关文化智力调节效应的检验中，参考温忠麟等^[53]的建议加入乘积项，以较好地分析模型中潜变量的交互效应，故将构建了中心化后代际互动和文化智力的定向乘积项引入M5（表6），结果显示自变量代际互动和调节变量文化智力的定向乘积系数显著且为正（β=0.193，p<0.001），说明文化智力正向调节了代际互动和旅游者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H5得到验证。综上，研究的最终模型假设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

表8 模型路径分析和假设检验结果

Tab. 8 Results of model path analysis and hypothesis test

假设	路径	非标准化系数	S.E.	t-value	p	检验结果
H1	II→TSWB	0.322	0.030	10.829	^***	通过
H2	II→FF	0.390	0.024	15.953	^***	通过
H3	FF→TSWB	0.441	0.028	15.632	^***	通过
H4	II→FF→TSWB	0.371	0.031	11.949	^***	通过
H5	II×CQ→TSWB	0.193	0.032	6.121	^***	通过

注：***表示p<0.001；非标准化系数为统计模型的一个参数的估计值；S.E.为估计值的标准偏差，它提供了对估计值变异性的一个度量；t-value为估计值与其假设值之间的差值，除以估计值的标准误差，用于测试某一参数是否显著不为零。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研究引入家庭系统理论、资源保存理论及文化适应理论，深入挖掘“互动→主观幸福感”的内在逻辑，并创新性地引入家庭功能作为中介变量，文化智力作为调节变量，对主效应作用机理做层次检验，取得了一些新发现。

（1）研究证实了代际互动对于旅游者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旅游过程中代际间的互动往往是正向的。这与贾广美等^[54]有关家庭旅游互动价值的研究形成了较好的呼应，同时和资源保存理论相契合，表明在家庭旅游中通过积极的代际互动可以储备和充实心理资源，从而促生更高的幸福感。

（2）研究验证了家庭功能在代际互动与旅游者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这一结果不仅在统计上显著，且通过了Bootstrap法的进一步验证，为理解家庭内部互动如何转变为成员个体幸福感的具体路径提供了深入见解。研究表明了旅途中代际成员之间的互动能提升旅途幸福感，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是家庭功能健康的关键因素。

（3）研究论证了文化智力可以增强代际互动与旅游者主观幸福感之间的正面联系。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文化智力在旅游心理研究中的应用，也为如何通过文化智力来提升家庭旅游的幸福效果提供了具体的作用机制，具有较高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在旅游活动中，文化智力作为桥梁，在代际之间起到温润的调节作用，帮助双方跨越鸿沟，共同享受旅游本身。

研究在理论上有如下价值：（1）尝试将家庭功能这一构念放置在中国家庭代际旅游情境中，识别了家庭功能这一中介变量，揭示了其在家庭代际互动与成员幸福感之间的传导效应，这一发现强化了家庭在中国人心中的核心地位^[55]，并为探讨中国家庭的出游动机及意愿贡献了新的洞见。（2）首次将文化智力作为调节变量概念引入家庭旅游研究领域，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系统阐释了文化智力如何作为调节变量影响代际互动与游客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为如何在家庭旅游中减少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冲突提供了新的视角^[56]，特别是在多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背景下，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总之，研究系统地验证了家庭系统理论及资源保存理论在家庭旅游情境中的应用和扩展，进一步细化了理论模型和构念间的关系。通过实证研究，丰富了旅游心理学和家庭心理学的理论土壤，也为家庭幸福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支点，推动了跨学科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融合与发展。

5.2 讨论

研究对政府、旅游企业、家庭和旅游者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家庭旅游并促进代际互动。通过制定税收减免或补贴政策，鼓励家庭组织旅游活动，增进家庭成员间的亲密沟通。同时，政府应强化家庭支持体系，建立家庭关系辅导和代际沟通工作坊，提升家庭成员的沟通能力和家庭功能。

旅游企业应积极开发促进代际互动和家庭功能的旅游产品。通过设计家庭团队建设游戏、传统文化探索之旅等多样化活动，为家庭旅游者提供丰富而有意义的体验。同时制定多样化的市场营销策略，通过故事叙述和案例研究展示家庭旅游的美好价值。

家庭应重视旅游活动中的代际互动，通过共同制定旅游计划，选择能够促进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的目的地与活动。在日常生活中，家庭成员间也应该增加交流与互动，共同参与家务、讨论新闻事件等，以加强代际间的理解与沟通。此外，家庭成员还应积极提升个人文化智力，通过学习和参与跨文化活动，增强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适应能力。

在旅游过程中，旅游者应关注家庭功能的发挥，通过共同完成任务、分享经验等方式，增进家庭成员间的默契与团结。同时，还应注重个人文化智力的提升，学习新语言、参与跨文化交流等，以更好地适应不同文化环境并享受旅游的乐趣。

另外，研究还存在以下局限性：虽然研究突出了正向代际互动在提高旅游者主观幸福感中的作用，但对家庭旅游中代际互动可能产生的负面互动及其影响的探讨较少。在实际家庭旅游情况中，代际间冲突是无可避免的，这些冲突可能会导致消极情绪，从而负面影响主观幸福感。未来研究可以适当探索负面代际互动情况，探讨这些互动对个体情绪及同游意愿的具体影响。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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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携程. 携程2023年暑期报告: 旅游市场全面增长, 出境游复苏显著[EB/OL]. (2023-08-25). http://tour.jschina.com.cn/gdxw/202308/t20230831_3276189.shtml.

[Ctrip. Ctrip Summer 2023 Report: The travel market grew across the board, with a significant recovery in outbound tourism[EB/OL]. (2023-08-25). http://tour.jschina.com.cn/gdxw/202308/t20230831_3276189.shtml.]

[2]	袁佳钰, 白凯, 杜涛, 等. “携老型”家庭旅游中子代自我概念清晰性对其幸福感影响[J]. 旅游学刊, 2023, 38(3): 50-62. [Yuan Jiayu, Bai Kai, Du Tao, et al. A study of the effect of adult children’s self-concept clarity on their well-being in progeny-parent family tourism[J]. Tourism Tribune, 2023, 38(3): 50-62.]

[3]	蒋恩荣, 张骁鸣. 成人初显期青年在家庭旅游中的认知与行为倾向研究[J]. 旅游学刊, 2023, 38(3): 18-35. [Jiang Enrong, Zhang Xiaoming.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tendencies of adults in emerging adulthood during family travel[J]. Tourism Tribune, 2023, 38(3): 18-35.]

[4]	Wang W F, Yi L S, Wu M Y, et al. Examining Chinese adult children’s motivations for traveling with their parent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8, 69: 422-433.

[5]	Hu J J, Ou C C, Zhang M Y, et al. Adult children traveling with parents: Exploring travel conflict and par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J]. Tourism Review, 2023, 78(1): 101-121.

[6]	Wang Q L, Hung K, Liu C. Tourist experience and well-being of Chinese elderly tourists through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with their adult children[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2023, 57: 18-28.

[7]	张天问, 吴明远. 基于扎根理论的旅游幸福感构成: 以互联网旅游博客文本为例[J]. 旅游学刊, 2014, 29(10): 51-60. [Zhang Tianwen, Wu Mingyuan. The constitution of tourism well-being based on a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of internet travel blogs[J]. Tourism Tribune, 2014, 29(10): 51-60.]

[8]	陈欣, 程振锋, 王国成. 家庭旅游提升国民幸福感的实证研究[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0, 22(1): 10-20. [Chen Xin, Cheng Zhenfeng, Wang Guocheng. An empirical study of family tourism on improving national happiness[J]. Journal of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2020, 22(1): 10-20.]

[9]	张晓, 白长虹. 快乐抑或实现?旅游者幸福感研究的转向: 基于国外幸福感研究的述评[J]. 旅游学刊, 2018, 33(9): 132-144. [Zhang Xiao, Bai Changhong. Hedonism or eudaemonism? A review of changes in tourists’ well-being research internationally[J]. Tourism Tribune, 2018, 33(9): 132-144.]

[10]	王跃生.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理论分析[J]. 人口研究, 2008, 32(4): 13-21. [Wang Yuesheng.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China’s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J]. Population Research, 2008, 32(4): 13-21.]

[11]	宋健, 黄菲. 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与其父母的代际互动: 与非独生子女的比较研究[J]. 人口研究, 2011, 35(3): 3-16. [Song Jian, Huang Fei.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dult only child and their parents[J]. Population Research, 2011, 35(3): 3-16.]

[12]	Durko A M, Petrick J F. Family and relationship benefits of travel experiences[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3, 52(6): 720-730.

[13]	Lehto X Y, Choi S, Lin Y C, et al. Vacation and family functioning[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9, 36(3): 459-479.

[14]	Khoo-Lattimore C, DelChiappa G, Yang M J. A family for the holidays: Delineating the hospitality needs of European parents with young children[J]. Young Consumers, 2018, 19(2): 159-171.

[15]	Gillet S, Schmitz P, Mitas O. The snap-happy tourist[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Research, 2016, 40(1): 37-57.

[16]	Li M M, Wang D, Xu W Q, et al. Motivation for family vacations with young children: Anecdotes from the Internet[J]. 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 2017: 1-11.

[17]	唐彬礼, 粟路军. 懂分享, 更幸福: 旅游体验分享、旅游者自我发展与旅游后幸福感[J]. 旅游学刊, 2024, 39(5): 104-119. [Tang Binli, Su Lujun. Sharing helps improve well-being: Travel experience sharing, tourist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post-travel well-being[J]. Tourism Tribune, 2024, 39(5): 104-119.]

[18]	Diener E. New findings and future directions for subjective well-being research[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12, 67(8): 590-597.

[19]	黄向. 旅游体验心理结构研究: 基于主观幸福感理论[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36(1): 104-111. [Huang Xiang. Tourist experienc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study based on subject well-being theory[J]. Jinan Journal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4, 36(1): 104-111.]

[20]	Uysal M, Sirgy M J, Woo E, et al. Quality of life (QOL) and well-being research in tourism[J]. Tourism Management, 2016, 53: 244-261.

[21]	粟路军, 胡萱. 交叉学科视角下的旅游者幸福感研究[J]. 旅游学刊, 2023, 38(6): 1-3. [Su Lujun, Hu Xuan. A study on tourists’ happi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J]. Tourism Tribune, 2023, 38(6): 1-3.]

[22]

梁嘉祺, 姜珊, 陶犁. 基于网络游记语义分析和GIS可视化的游客时空行为与情绪关系实证研究: 以北京市为例[J]. 人文地理, 2020, 35(2): 152-160.

[Liang

Jiaqi

, Jiang

Shan

, Tao

.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tial-temporal bbeehavior and emotion of tourists based on semantic analysis of online travel blogs and GIS visualization: A case of Beijing[J]. Human Geography, 2020, 35(2): 152-160.]

[23]	Dolnicar S, Yanamandram V, Cliff K. The contribution of vacations to quality of lif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2, 39(1): 59-83.

[24]	Fan Y L, Wong I A, Zhang G P, et al. A multiwave study on tourist well-being: The role of attention restoration, psychological-need and social-sharing satisfaction[J].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24, 51: 101234.

[25]	Yu G B, Sirgy M J, Bosnjak M. The effects of holiday leisure travel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xperience sharing[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21, 60(8): 1677-1691.

[26]	Park S Y, Pan B, Ahn J B. Family trip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early childhood[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20, 80: 102795.

[27]	Miyakawa E, Oguchi T. Family tourism improves parents’ well-being and children’s generic skills[J]. Tourism Management, 2022, 88: 104403.

[28]	吕兴洋, 刘涛, 谢小凤, 等. 回忆疗愈: 过往旅游经历对老年人不幸福感的治愈作用研究[J]. 旅游学刊, 2023, 38(6): 74-89. [Lyu Xingyang, Liu Tao, Xie Xiaofeng, et al. Reminiscence therapy: The healing effect of past travel experiences on the unhappiness of the elderly[J]. Tourism Tribune, 2023, 38(6): 74-89.]

[29]	宋伟, 宋娇. 家庭系统理论视角下原生家庭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及策略研究[J]. 山西青年, 2022(15): 193-195. [Song Wei, Song Jiao. Family of origin’s influence on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system theory and its strategies[J]. Shanxi Youth, 2022(15): 193-195.]

[30]	张志学. 家庭系统理论的发展与现状[J]. 心理学探新, 1990, 10(1): 31-34, 20. [Zhang Zhixue. Development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family system theory[J]. Psychological Exploration, 1990, 10(1): 31-34, 20.]

[31]	郭晓霞. 大学生家庭功能、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5, 23(4): 551-555. [Guo Xiaoxia.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function, self- esteem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college student[J]. China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2015, 23(4): 551-555.]

[32]

王娟, 邹泓, 侯珂, 等. 青少年家庭功能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同伴依恋和亲社会行为的序列中介效应[J]. 心理科学, 2016, 39(6): 1406-1412.

[Wang

Juan

, Zou

Hong

, Hou

, et al. The effect of family function on adolesc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sequential mediation effect of peer attachment and prosocial behavior[J].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6, 39(6): 1406-1412.]

[33]	Lehto X Y, Fu X X, Li H L, et al. Vacation benefits and activities[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Research, 2017, 41(3): 301-328.

[34]	张巍. 来华留学生文化智力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31(5): 119-130. [Zhang Wei.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ultural intelligenc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J]. Journal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023, 31(5): 119-130.]

[35]	Thomas D C. Domai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telligence[J]. Group &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2006, 31(1): 78-99.

[36]

叶宝娟, 方小婷. 文化智力对少数民族预科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双文化认同整合和文化适应压力的链式中介作用[J]. 心理科学, 2017, 40(4): 892-897.

[Ye

Baojuan

, Fang

Xiaoting

. The effects of cultural intelligence on minority preparatory undergraduates’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bicultural identity integration and acculturative stress[J].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7, 40(4): 892-897.]

[37]	Basurto X. Linking multi-level governance to local common-pool resource theory using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Insights from twenty years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Costa Rica[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3, 23(3): 573-587.

[38]	龙静, 张吉昌, 王泽民. 董事长地位不一致与企业创新: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J]. 南大商学评论, 2023(1): 37-61. [Long Jing, Zhang Jichang, Wang Zemin. Chairman status incongruence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J]. Nanjing Business Review, 2023(1): 37-61.]

[39]	Berno T, Ward C. Innocence abroad: A pocket guide to psychological research on tourism[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5, 60(6): 593-600.

[40]

刘小燕, 黄其新. 文化遗产旅游中的游客契合、目的地关系质量与游客忠诚: 游客文化智力的调节效应[J]. 企业经济, 2019, 38(11): 72-79.

[Liu

Xiaoyan

, Huang

Qixin

. Tourist fit, destination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tourist loyalty in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ourists’ cultural intelligence[J]. Enterprise Economy, 2019, 38(11): 72-79.]

[41]	屈小爽. 家庭旅游互动行为与体验价值研究[D]. 武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 [Qu Xiaoshuang. Research on interactive behavior and experience value of family tourism[D]. Wuha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2018.]

[42]	Sirgy M J, Kruger P S, Lee D J, et al. How does a travel trip affect tourists’ life satisfaction?[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1, 50(3): 261-275.

[43]	Olson D H, Sprenkle D H, Russell C S. Circumplex model of marital and family system: I. Cohesion and adaptability dimensions, family type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J]. Family Process, 1979, 18(1): 3-28.

[44]

费立鹏, 沈其杰, 郑延平, 等. “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和“家庭环境量表”的初步评价: 正常家庭与精神分裂症家庭成员对照研究[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1, 5(5): 198-202.

[Fei

Lipeng

, Shen

Qijie

, Zheng

Yanping

, et al. Preliminary evaluation of “family cohesion and adaptability scale” and “family environment scal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normal family and schizophrenic family members[J]. Chinese Mental Health Journal, 1991, 5(5): 198-202.]

[45]	许翠. 初中生家庭亲密度、元情绪与应对方式的关系研究[D]. 石家庄: 河北师范大学, 2013. [Xu Cui.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closeness, meta-emotions and coping style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D]. Shijiazhuang: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2013.]

[46]	Ang S, Van Dyne L, Koh C, et al. Cultural intelligence: Its measurement and effects on cultural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cultural adaptation and task performance[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07, 3(3): 335-371.

[47]	王琦琪, 唐宁玉, 孟慧. 文化智力量表在我国大学生中的结构效度[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8, 22((9): 654-657. [Wang Qiqi, Tang Ningyu, Meng Hui. Construct validity of cultural intelligence questionnaire in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J]. Chinese Mental Health Journal, 2008, 22(9): 654-657.]

[48]	Olson D H, Waldvogel L, Schlieff M. Circumplex model of marital and family systems: An update[J]. Journal of Family Theory & Review, 2019, 11(2): 199-211.

[49]

王三银, 刘洪, 林彦梅. 工作边界强度与员工组织认同之间的关系: 工作边界偏好的匹配性调节[J]. 南开管理评论, 2016, 19(6): 8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