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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TOURISM >

2025 , Vol. 15 >Issue 2: 278 - 292

DOI: https://doi.org/10.12342/zgstly.20250006

Rural Tourism

Response of tourism-oriented rural community to extreme rainfall events: A case study of S Village in Mentougou District, Beijing, China

  • Li Yurui , 1, 2, 3, * ,
  • Shi Xiyan 1, 2 ,
  • Ye Hao 1, 2 ,
  • Chen Yue 1 ,
  • Yin Jing 4 ,
  • Yang Yi 4
Expand
  •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1408, China
  • 3.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 4. College of Tourism and Urban-Rural Planning,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610059, China
* Li Yurui. E-mail:

Received date: 2025-01-06

  Revised date: 2025-04-15

  Online published: 2025-05-20

Fold

Abstract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extreme rainfall events due to climate change poses significant challenges for rural areas. Tourism-oriented rural communities are usually located in mountainous regions or near water and face greater natural disaster risks and potential economic losses in the event of extreme rainfall. This paper takes S Village, a tourism-oriented rural community in Mentougou, Beijing, which was seriously affected by the Haihe “23·7” basin-wide extreme flood, as an example, and conducts a case study us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questionnaire survey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field surveys to explore the response of the tourism-oriented rural community to the extreme rainfall event and its implic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S Village prepared for the disaster through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publicity drills before the disaster, completed rescue and relief work and transported materials through effective organization during the disaster, and promoted comprehensive reconstruction and optimized disaster prevention plans after the disaster in line with the needs of tourism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ming a more systematic community disaster response model. However, the original flood prevention efforts were inadequate,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insufficient cooperation of the main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preliminary flood prevention work, the existence of hidden dangers in the infrastructure, the ineffective protec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as well as the weak awareness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mong residents. After the disaster, the residents’ flood prevention knowledge reserve and disaster perception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2) From the experience of Village S, tourism-oriented rural communities should take 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stage of disaster development, give full play to the disaster response roles of different subjects, promote the collabor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ensure the disaster-bearing capacity of infrastructure, and achieve effective response.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targeted protection of special tourism resources, focus on the social capital and self-organization base form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into a collaborative advantage in disaster response, and grasp the reconstruction opportunities after the disaster to enhance community resilience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communities and industries. (3) The probability of extreme rainfall events will increase in the future, and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disaster response in tourism-based villages, so as to provide scientific support for the effective enhancement of their ability to withstand disasters.

Key words： tourism-oriented villages; rural communities; extreme rainfall; disaster respons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Haihe “23·7” basin-wide extreme flood

Cite this article

Li Yurui , Shi Xiyan , Ye Hao , Chen Yue , Yin Jing , Yang Yi . Response of tourism-oriented rural community to extreme rainfall events: A case study of S Village in Mentougou District, Beijing, China[J]. ECOTOURISM, 2025 , 15(2) : 278 -292 . DOI: 10.12342/zgstly.20250006

1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及《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等重要文件对提升中国脆弱地区的适应气候变化能力提出了具体要求。建设有抵御灾害能力的乡村社区既符合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要求，也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洪水风险显著上升，极端暴雨洪涝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增大[1-2]。2023年7月，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造成京津冀地区数百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超千亿元。各地村庄均有不同程度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基础设施损坏，门头沟区、房山区、涿州市、易县等地受灾尤为严重。
乡村地区的堤防维护和抗洪抢险能力较弱，在气候变化背景下面临更多挑战。村域作为理解乡村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单元[3-4]，是不可忽视的理解洪水灾害应对的重要尺度。旅游型乡村社区通常地处山区、邻近河道水域，在极端降雨事件发生时，易遭受突发性灾害带来的破坏性影响，由此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也容易对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及旅游设施等造成严重损坏，带来巨大经济损失。现有的乡村旅游研究更多地关注产业发展以及资金、人才、品牌、文化等产业相关话题[5-6]，往往忽视了极端天气事件引起的自然灾害可能给乡村旅游社区带来的严重影响[7-9]，缺少从灾害维度理解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视角。针对旅游型乡村社区的案例研究，主要围绕乡村振兴、可持续生计、生态脆弱性等热点问题开展[6,10-11]。总体上，旅游型乡村社区应对自然灾害的实证案例亟待丰富。
适应气候变化是多层面、多尺度的[12]，作为社会系统的基本空间单元和生态系统的基本治理单元，社区在适应气候变化和灾害风险管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3-14]。危机管理中的PPRR理论将突发事件的全生命周期划分为预防（prevention）、准备（preparation）、响应（response）和恢复（recovery）4个阶段，以全生命周期为主要分类标准的灾害治理机制包括灾前预防机制、灾前准备机制、灾中响应机制、灾后重建机制、灾后学习机制[15]。在灾害发生的不同阶段，社区所需要的资源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16]。灾害响应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主体的角色和作用应有所区分，如灾后阶段政府主管部门和旅游目的地管理机构主要致力于基础设施和市场秩序的恢复以及目的地形象的修复，而旅游地社区的工作重点则在生计重建与能力建设方面[17]。当前，有关自然灾害的旅游研究热点包括目的地风险评估、游客风险感知、应急管理和韧性建设等[18-19]，已有研究关注到旅游社区对于灾害响应的重要性，开展了韧性评价研究[20]，但韧性形成机理的案例解析还有待深化。此外，旅游研究对灾害响应过程的关注侧重于旅游业的灾后恢复，如旅游目的地的恢复营销、客源市场恢复和旅游项目重建等[21-24]，但不同利益主体在灾害应对中的职责尚未厘清，聚焦旅游型乡村社区的灾害响应完整过程的研究还较缺乏。
总的看，现有研究对乡村旅游发展、自然灾害背景下的旅游可持续发展等内容进行了有益探索，但仍存在如下不足：（1）乡村、旅游与自然灾害3个热点研究话题未能充分结合。发展乡村旅游有利于促进地方产业兴旺，但资源丰富的旅游型乡村在面临自然灾害时往往也意味着更大的损失，应充分关注此类乡村的防灾备灾情况，以实际案例获取经验和启示。（2）目的地社区是旅游业发展的关键利益主体，也是灾害响应的重要角色，社区的灾害应对能力建设是自然灾害背景下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其作用有别于其他利益主体，但针对社区灾害响应全生命周期的研究较为缺乏。同时，作为旅游社区的内部主体[25]，居民个体的灾害认知及其灾害应对行动对社区灾害响应有着重要影响[26]，这在旅游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和讨论。（3）当前的旅游研究较多关注了自然灾害多发区域旅游景区的灾害管理，研究区域集中于地震多发的西南地区或暴雨洪涝灾害多发的东南沿海地区[18,21,27-29]。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如郑州“7·20”特大暴雨和由台风“杜苏芮”引发的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等，虽已引起学界关注[30-32]，但缺乏针对这些区域的旅游型乡村社区而开展的研究。这些区域的旅游型乡村社区对于极端天气事件的应对经验不足，尚缺乏完善的防灾体系。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这些社区的灾害响应机制，识别出亟待改善的问题，提炼出更加有效的经验。
基于对现有研究的梳理，以在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中受灾严重的北京市门头沟区旅游型乡村社区S村为研究对象开展案例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半结构化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聚焦灾害响应过程中旅游乡村灾害应对的措施与组织方式、社区居民的灾害感知与行动特征，分析旅游型乡村社区灾害应对的做法与不足，揭示旅游乡村对极端天气事件的响应机制，探明以社区为代表的小尺度单元适应气候变化、优化灾害风险管理的方式，从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视角，理解旅游型乡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以期为科学应对极端天气事件提供参考。

2 案例地概况与研究方法

2.1 案例地概况

2.1.1 案例地的基本情况

案例地S村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村域面积6.4 km2，户籍人口700余人，常住人口约130人。S村曾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与北京首批市级传统村落，是京西3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之一，灵水八景、举人文化、明清时期四合院民居、传统节庆活动“秋粥节”等构成了S村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2013年，S村因湖南卫视亲子节目《爸爸去哪儿》而走红，此后知名度进一步提升，成为亲子游的重要目的地。2014年Z公司开始按照景区模式打造S村，平均每年接待游客10万人次。在旅游发展方面，Z公司主要负责S村的旅游宣传和推广，同时也是盈利的主要受益者；S村村委主要负责村内公共环境与设施的日常维护管理，村民是民俗节庆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近年来，在旅游发展模式僵化、旅游服务设施老旧、Z公司对旅游项目缺乏合理规划管理、S村人口流失严重和老龄化趋势明显等多重因素影响下，S村的旅游吸引力明显减弱，村内游客数量少且多为自驾游，S村旅游业发展停滞不前，村域经济也发展缓慢。

2.1.2 案例地的受灾情况

2023年7月，海河流域遭受特大洪水灾害，北京市门头沟区等地受灾严重。S村因其地势落差发生次生灾害，伴随降雨产生的泥石流成为S村在极端降雨事件中灾害损失严重的主要原因。据《斋堂镇“23·7”受灾情况汇编》，流经S村的河沟长4.70 km，日常处于枯竭断流状态，暴雨导致沟道山洪复涌，裹挟淤积物冲入村内。S村前街地下涵洞淤满，村委会至村口道路和广场全部被泥石流堆积，最深处近2 m。村庄前街受损严重，阳光浴室被冲毁，28户民宅被冲毁，水泵房被淹，上下水管线部分被冲毁，村委会建筑部分被冲毁，广场公共卫生间被冲坏。村内部分房屋出现墙体裂痕以及地基塌陷、浸泡等情况，大部分屋顶石膏板掉落。旅游资源的损失仅为沿街的一处古民居，村内标志性的举人四合院、古庙、两株千年古柏并未受到影响。S村作为北京西部乡村旅游发展的代表性村落，在此次洪水灾害事件中受灾严重，引起广泛关注。灾害发生后的一年以来，S村持续开展灾后重建工作，已取得一定成效。

2.2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2.2.1 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案例研究是一种常用的质性研究方法，能够洞悉复杂社会现象，发掘隐藏在表象之下的机理[33]。研究选取S村作为社区案例，S村是具有丰富历史文化资源的旅游乡村，同时也是“23·7”事件中受灾最严重的乡村之一，案例选择具有代表性和现实意义。研究选取8位S村村民作为居民样本（表1），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和收入来源不同的受访者均亲身经历了“23·7”事件，且自愿接受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结束后采用匿名编号方式整理受访者信息。由于当前S村旅游产业发展停滞不前，大多村内中青年男性都选择外出工作，村内以老年人、妇女为主，他们同时也是S村灾害应对的居民主体。研究从社区和居民两个层面展开，双方视角相互验证，互为补充，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表1 访谈样本基本信息

Tab. 1 Profile of interviewees

类别 特征项 样本数（位） 类别 特征项 样本数（位）
性别 男 2 受教育程度 初中 5
女 6 高中 2
年龄 50~59 2 本科 1
60~69 2 健康状况 很健康，基本不生病 5
70~80 4 有时生小病 1
收入来源 农业收入为主 2 有慢性病，但生活能自理 2
非农业收入为主 6

2.2.2 资料来源

按照工作流程，研究的资料来源包括二手资料、实地调研、半结构化访谈和问卷调查（表2）。通过多种方式获取资料后，对现场记录产生的原始文本进行初步整理，删除无意义文字、提取有效信息，对各项文本资料编码进行分类整理，对不同来源的资料内容对比分析、相互验证、总结梳理，以提高案例研究的信度和效度。
表2 研究所用的主要数据资料

Tab. 2 The main data and materials used in the study

形式 数据来源 属性
二手资料 2023年8月—2024年3月新闻数据 10篇，共1.35万字，编码为W1~W10
实地调研 2024年8月在斋堂镇政府获得文件资料 1份，共3.37万字
2024年8月走访斋堂镇及S村，进行拍照记录 共20张照片
深度访谈 2024年8月在斋堂镇政府座谈，进行文字记录 1篇，共0.08万字，编码为Z1
2024年8月对S村村支书访谈，进行文字记录 1篇，共0.07万字，编码为C1
2024年8月对S村居民访谈，进行文字记录 8篇，共0.46万字，编码为M1~M8
问卷调查 2024年8月向村支书、村民发放问卷 1份社区问卷，8份居民问卷
（1）二手资料。依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新京报、北京日报等主流网络资源，搜集到10篇与斋堂镇及S村灾害情况、旅游业恢复情况等密切相关的新闻稿件作为二手资料，该类新闻报道的内容和信息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和代表性。
（2）实地调研。调研组在斋堂镇政府获得文件资料，内容包含乡镇及S村在“23·7”事件的受灾情况及详细防灾工作安排。在S村开展实地调研，走访过程中进行拍照记录。调研中收集到的文件资料和图片资料作为结果分析的事实补充和重要参考。
（3）半结构化访谈。调研组首先在乡镇政府座谈，向相关负责人了解斋堂镇有关此次灾害的情况。随后前往S村对村支书进行深度访谈，重点了解S村因此次灾害事件而发生的变化和灾害响应各个阶段可能忽视的工作、面临的困难、重要影响因素等。对S村居民进行的访谈重点关注居民是否在灾后出现生活水平严重下降、生计恢复困难或重大身体疾病等情况，同时从居民的视角了解社区防灾工作的亮点与不足。
（4）问卷调查。问卷分为社区问卷和居民问卷。社区问卷由1位村干部填写，可详细了解到S村的人口结构、经济发展、区位特征等概况，社区集体行动、居民参与度、社区能人作用等社区自组织情况，以及灾害响应各个环节的社区应对，包括防洪知识宣传方式、防洪灾害演练频率、应急预案的实施效果和其他防洪防汛的具体措施等。居民问卷由8位受访居民填写，了解S村不同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健康情况、社区参与积极性等方面存在差异的居民，在灾害响应过程中的行动表现，以及S村居民灾害响应的自我评价和对社区的评价，并可对社区问卷的部分内容进行验证。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乡村社区的灾害响应

3.1.1 灾前：预防与准备

S村灾前开展了防灾知识宣传与技能培训、防灾演练等备灾工作，并在灾情临近时采取了积极的应急响应行动。
（1）防灾知识储备与预案实施。S村采取在社区宣传栏进行防洪知识科普、入户发放防洪知识手册、组织针对村干部和村民的防灾培训等方式进行防洪宣传。按照上级部门指示要求，村内制定了防灾应急预案，规定了灾害响应的人员组织安排和转移安置范围。每年汛期之前，按照预案组织两次由社区防灾负责人参与的防洪灾害演练，以确保灾害发生时预案能够有效实施。
（2）预警信息传递与应急行动。S村会在每年的立秋前后举办民俗文化节庆活动，游览高峰期通常在每年8月活动开始之后，平日村内游客稀少。此次极端降雨事件发生在游览高峰到来之前，且气象部门已多次发布暴雨天气预警，因此灾害应急行动主要针对本地居民，不涉及游客的转移疏散问题。S村在接收到气象部门的灾害预警后，采取村干部入户、喇叭广播和电话通知居民等方式进行社区灾害风险预警，确保所有居民收到风险防范和疏散转移通知。

3.1.2 灾中：抢险救援与转移安置

社区在灾中阶段面临最直接、最严重的灾害风险，可能出现各种突发情况。S村通过较为有效的人员组织协调，解决了道路受阻带来的抢险救灾、物资运输等难题。
（1）多主体参与抢险救援。道路、通讯的中断给抢险救援带来重重困难，这一阶段的灾害响应依靠社区自组织、多元主体协调配合共同完成。S村组建了一支由近30人组成的应急抢险队伍，人员构成包括主要村干部和部分居民，这支社区自组织的应急抢险队伍主要负责在风险区域进行定期巡逻，在救援和求助信息难以传递的情形下，依靠人力发现和解决紧急情况，在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C1整理而得）。政府部门现场指挥、直升机空投物资；施工人员进行电力设施抢修，历时5天抢修完成，通电后恢复正常供水，其间通过村内老井、政府发放矿泉水等方式保障用水；旅游开发公司组织队伍支援救援；志愿者、爱心组织等共同参与抢险救灾（据W1、W3、C1、M1、M2、M7整理而得）。
（2）转移安置与物资保障。同样，受道路损毁、通讯中断的影响，灾中人员转移和物资运输成为难题。S村按照事先划定的村内风险区域组织居民逐级撤离，按照“投亲靠友为主，集中安置为辅”的原则进行转移安置。部分居民自主选择投亲靠友避难，19位村民转移至特定安置地，主要是村内高地和村庄附近应急避难场所，如村委会、附近的学校等（据Z1、C1整理而得）。灾中所需物资包括救援物资和生活物资，S村一方面依靠前期物资储备维持，主要是村委会和居民家庭日常有一定的食物储备（并非为灾害专门进行的物资储备）可供短期维持；另一方面通过政府调度和接收爱心捐赠获得物资补给。物资运送和发放由村干部组织专人专车到指定地点拉回，每日完成清点统计后按数发放给村民，以此保障社区的灾中物资供应（据C1整理而得）。

3.1.3 灾后：恢复重建与韧性提升

S村灾后重建的工作内容包括清淤通路、重建房屋、修复基础设施等，同时也充分吸取灾害应对中的经验教训，优化防灾预案，以期改善灾害防治工作，提升灾害应对能力。此外，S村积极融入乡镇旅游发展规划，将灾后重建与旅游业转型发展相结合。
（1）村庄的全方位重建。灾害造成社区功能的严重中断，涉及广泛的人力、物质、经济或环境的损失和影响，灾后需要对受灾社区进行全方位的规划、重建和恢复。S村灾后采取村干部带领村民、村民自发组织、请施工队修缮等方式开展了清淤、修路、修缮房屋等重建工作，部分受损严重的房屋和基础设施，由专业的企业或部门协助修复（据W5、C1、M6整理而得）。洪灾发生之后的一年里，S村的基础设施和房屋已经基本完成重建，主干道路的修缮已接近尾声（据W4、C1整理而得）。
（2）预案优化与设施改善。重建的目的不仅在于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还应最大限度减少社区的灾后脆弱性、适应未来威胁，确保社区具有一定抵抗、吸收、恢复和适应的能力。S村根据村庄损失情况和灾中暴露的问题，充实完善了社区防汛应急预案。重要的改变体现在：设置专门的防汛组织机构，责任更加明确；实时监测预警信息，村内信息报送和预防行动更加高效；设置预警优先级，分级响应与自主响应相结合，预警更加精准；细分类别，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更加细致。S村在灾后形成了更细致、更落地、更有针对性的应急方案，以更好地应对突发灾害，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社区韧性（据C1、M8整理而得）。灾后社区的基础设施得到优化，主要表现在房屋建筑加固翻新，村容村貌提升，河道水质改善等方面。S村在恢复灾前水平的基础上实现了多维度的优化。
（3）社区重建与乡镇旅游发展规划相结合。相比于普通乡村，对于如S村这样的传统村落，斋堂镇注重将重建工作与村落传统风貌的保护与发展相结合。斋堂镇灾后规划统筹建设景区、民宿、产品、餐饮联盟，统筹服务，推动斋堂古村落文旅休闲名镇建设（据W2整理而得）。S村内多个知名旅游景点也将作为乡镇未来旅游发展的核心资源充分利用起来，进一步扩展了S村景区范围并提升了品质，预计将景区由3A级提升到4A级，打造京郊著名的旅游目的地（据W7、C1整理而得）。2024年7月，S村村内景区暂停对外开放，开始具体实施内部升级改造措施。通过此次灾后重建，S村有望在翻新房屋、恢复交通的基础上，在乡镇政府的支持下，解决长期以来村内存在的设施老旧、服务不够完善、旅游吸引力不足等问题，依托乡镇旅游产业集群优势，获得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机遇。

3.2 社区居民的灾害应对

3.2.1 居民的社区参与及防灾参与

问卷调查显示，在社区参与方面，S村的8位受访居民中有3位居民每年参加1次或不参加社区组织会议，2位居民每年参加会议1~3次，2位居民参加3~5次，每年参加社区会议大于5次的有1位居民；在参与社区环境维护、设施修缮、抢险救灾等社区集体行动等方面，4位居民曾经参与过1次集体行动或从未参与过，3位居民参与过1~3次，1位居民参与过3~5次，没有参与过社区集体行动5次以上的居民（图1a）。防灾参与方面，受访的8位居民中有4位从未参加过社区防洪灾害演练，参加过1次和2次演练的居民各1位，2位居民参加过3次演练。参加社区组织的防洪知识宣传、防灾技能培训等活动的情况与此相同（图1b）。
图1 受访居民的社区参与和防灾参与情况

Fig. 1 Community involvement and disaster preparedness engagement of S Village residents

社区事务参与频率低的居民同时也很少参加社区组织的防灾活动，受访居民中有半数从未参加过社区组织的防洪知识宣传、防灾技能培训和防洪灾害演练等活动。访谈发现，居民防灾参与程度不高的原因有两方面：其一，S村的防灾演练在主要负责人中局部开展，并未覆盖全村居民；其二，受居民个人情况影响，年龄偏大、身体健康状况一般的居民在参与社区防灾事务上缺乏精力，这也是人口老弱化特征明显的S村的普遍现象；与邻里关系一般的居民对社区组织的活动缺少兴趣；也有居民对社区所组织的防灾活动并不知情，没有参与的渠道。

3.2.2 居民在灾害响应不同阶段的行动差异

受访居民的灾害应对行动的自我评价在不同阶段存在差异。总体上，受访居民灾前阶段的自我评价较低，灾中、灾后阶段的自我评价相对较高（表3）。
表3 社区居民灾害应对行动自我评价

Tab. 3 Self-evaluation of community residents' disaster response actions

阶段 灾害响应行动 评价得分（满分为5.00）
灾前 我能接收和理解洪涝预警信息，并立即采取灾害应对措施 3.38
我对疏散路线非常熟悉，发生洪灾时能快速逃生 3.00
灾中 洪灾发生时，我确保了自己及家人的安全 4.00
洪灾发生时，我有能力帮助他人避险逃生 3.38
灾后 我认为自己在灾后重建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3.63
当前和未来参与灾害响应的意愿 4.29
（1）受访居民对自身的灾前应急行动表现认可度不高。具体体现在居民对“我能接收和理解洪涝预警信息，并立即采取灾害应对措施”“我对疏散路线非常熟悉，发生洪灾时能快速逃生”这两条内容的自我评价偏低，反映出S村居民在信息接收、危机感知和灾害求生技能方面存在短板。结合受访居民的防灾参与情况，有的居民既没有参加过社区防灾演练或参与次数少，也从未亲身经历过类似的极端降雨事件，对防汛防灾的经验和知识十分缺乏，灾害突发时难以采取及时有效的应急措施。
（2）居民的灾中行动以配合救援和自我保护为主。比起“洪灾发生时，我有能力帮助他人避险逃生”，受访居民更认同“洪灾发生时，我确保了自己及家人的安全”。在社区的迅速响应和积极救援下，居民予以充分配合，灾中足以确保自己和家人成功避险逃生。
（3）受访居民认为自己在灾后重建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居民在灾后重建过程中的参与内容主要包括共同进行道路清淤、在房屋修缮时互相帮忙等。但是，在形成社区重建方案的过程中参与不足。受访居民对于当前和未来参与社区灾害响应的意愿非常高，这有利于社区未来灾害防治工作的改善。

3.2.3 居民灾害认知与行动的前后变化

对问卷调查中“居民防洪知识储备”和“居民灾害感知及防洪准备情况”的各维度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二者的Cronbach’s a系数分别为0.839和0.925，KMO值分别为0.627（p=0.016）和0.775（p=0.002），问卷设计及结果具有可靠性。问卷分析表明，相比于灾前，受访居民对灾害的认知和灾害应对行动在灾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经历此次灾害前，社区居民防洪知识储备、居民灾害感知及防洪准备情况的整体得分偏低，但经历此次灾害后，两方面情况的得分均明显增加（表4）。
表4 灾害前后居民的认知与行动变化

Tab. 4 Changes in perceptions and actions of the residents before and after the disaster

类别 认知与行动 得分（满分为5.00）
灾前 灾后
居民防洪知识
储备情况		 我时常关注各地的洪涝灾害，对了解防灾知识兴趣浓厚 3.50 4.25
我积累了丰富的防洪知识，洪灾来临时我很清楚应该怎么做 3.63 4.38
我掌握了一些求生安全技能，发生洪灾时我能用上 3.50 4.25
综合得分 3.54 4.29
居民灾害感知
及防洪准备情况		 我非常清楚洪灾的危险性，并认为为洪灾做充分的准备是非常必要的 3.13 4.63
我明确知道居住地附近的洪涝危险区域在哪里，一定会提前远离 3.13 4.50
我居住的房屋具有防洪防汛功能 2.88 4.25
我的家庭有针对洪灾的应急计划 3.00 4.25
我的家庭有针对洪灾的储备物资 3.75 4.63
综合得分 3.18 4.45
（1）灾害强化了居民的危险感知。受访居民对“我非常清楚洪灾的危险性，并认为为洪灾做充分的准备是非常必要的”这一条内容的评价在灾前灾后变化最大。亲身经历灾害后的居民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洪灾的危险性和防洪准备的必要性，也因此更加明确社区内的危险区域，并会从房屋防汛、家庭应急计划和物资储备等方面完善家庭的防灾行动。
（2）居民更加重视防洪知识和防灾准备。由于此前从未经历过如此严重的暴雨洪涝灾害，S村居民长期以来并不认为需要为此做些什么准备，平时的防灾演练也流于形式，大家都不够重视。经历此次灾害之后，居民对各地洪灾关注度提高，对社区组织防灾活动的参与度增加，因此掌握了更多的防灾知识和求生技能，对未来洪灾的应对更有信心。具体表现为，居民会主动加强对危险区域和疏散路线的熟悉程度，更加重视房屋的防汛功能，修缮时采用防水材料、在低洼处放置防汛沙袋等，会做家庭层面的洪灾应急计划，更加注重饮用水、食物、药物等物资的储备等。

3.3 S村灾害应对的经验与不足

3.3.1 S村灾害应对的主要经验

作为旅游社区的内部主体和灾害应对的主要参与者，村干部与居民的做法直接影响社区灾害应对的效果。S村的灾害应对有效发挥了社区领导力和居民自组织的作用。
（1）发挥社区领导力的作用。S村村干部在灾害响应过程中的细致工作得到了村民的肯定，社区领导力的作用在S村的灾害应对中得到较好体现。恰如S村受访村干部所言：“村干部作为社区带头人，自身的风险意识一定要到位，应该具备丰富的经验，能够随时关注灾情动态，及时联系各方以完成灾害相关的信息传递”（C1）；“灾中村干部的作用仍然非常关键，夜间暴雨、灾情严峻、危险性高的情形下需要有人时刻注意灾情发展动态，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可能难以处理这样的情况，需要有丰富经验的老干部队伍”（C1）。在村干部的有力领导下，S村此次在极端降雨事件中没有发生人员伤亡，也没有出现因灾致贫的情况。灾后，村干部积极与乡镇对接协商，为S村争取支持，在恢复重建基础上开发新的旅游发展项目。
（2）重视居民自组织的作用。S村每年立秋举办的民俗文化节庆活动最开始由S村本地居民独立自发组织，后来才有了政府部门等旅游开发者的参与。这种自组织基础很好地保留了下来，并在灾害响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S村居民灾中、灾后自发组织救灾行动，受访村民指出：“灾害发生很突然，第一时间需要自救，靠着亲友互助得以逃脱危险”（M7）；“当时断电了四五天，与外界没有联系，有些村民主动当志愿者，分工明确，搬运、发放物资”（M4）；“去年大家一起完成灾后重建，进行房屋清淤和修补，可以感觉到现在村民们更有凝聚力了，新的一年里大家更加愿意配合防灾工作”（M1）。居民自组织与社区领导的作用相辅相成，共同形成S村灾害应对的有效经验。

3.3.2 S村原有防洪工作的薄弱环节

由于此次极端天气事件实属罕见，村干部和居民此前对于防洪工作认识不足，相关经验也较为缺乏，一定程度上暴露了S村原有防洪工作存在的薄弱环节。
（1）参与主体配合不足。多元主体的协调配合是推动灾害响应过程中问题解决的重要因素。“灾情紧急，仍有村民执意不想离开家，不愿意转移”（C1）；“灾中转移人员不够迅速，应急反应不及时”（M2）；“重建基本靠自己，政府、村干部的帮助较少，资金补助难以令人满意”（M6）。S村村干部与居民之间、救援队伍之间的协调配合存在一些问题，参与人员的组织配合有待优化。
（2）基础设施存在隐患。极端降雨事件引起河流决堤给居住在河道附近的居民带来巨大的灾害风险，暴雨冲刷对乡村道路和各种设施设备的破坏给救援带来困难，基础设施的重建效率影响居民生活秩序的恢复。“之前有的村民占用河道进行生产经营，这次暴雨之后这种情况就不存在了”（C1）；“河道两旁没有护栏，之前也没有修建护村坝，长期以来存在安全隐患”（M5）；“灾后重建进度缓慢，一年过去了路还没修好”（M2）。S村灾前的基础设施状态并不理想，灾后的基础设施重建工作也有提升空间。无论是村干部还是居民，对于社区内关键性基础设施的维护都有所疏忽，应该从此次灾害中吸取经验教训，重点排查社区内各类灾害风险点与安全隐患，为此类极端天气事件做好预防准备。
此外，虽然村内的文化名人四合院、千年古柏等重要景点经受住了大洪水考验，未受到灾害影响，但调研中发现损毁的房屋中包含一处古民居，而平时S村对于村内的古树名木、古建筑等并未进行特别的防洪保护，古建筑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破败。总体而言，S村原有防洪工作与传统村落保护结合不足，长此以往将不利于S村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3.4 旅游型乡村社区对极端降雨事件的响应机制

基于对前述结果的归纳，充分考虑S村灾害应对的经验与不足，结合灾害系统理论和危机生命周期理论，总结出旅游型乡村社区对极端降雨事件的响应机制（图2）。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降雨事件给旅游乡村社区带来冲击，社区与居民根据灾害发展不同阶段的特征和首要问题，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应对灾害。通过发挥不同主体灾害应对的作用、多元主体组织协作的作用，保障基础设施的良好承灾状态，实现有效的灾害响应。
图2 旅游型乡村社区对极端降雨事件的响应机制

Fig. 2 Response mechanism of tourism-oriented rural community to extreme weather events

S村在灾害响应过程中采取了较为有效的应对措施，但作为旅游社区，缺乏针对特色旅游资源的防洪保护意识。S村村干部基于自身的经验判断，在防灾决策、信息传达、重建规划等环节中发挥了关键的领导作用；S村居民虽然灾前防灾意识、灾害感知相对薄弱，但依托其良好的自组织基础，大部分居民积极自救、配合转移，且灾后防灾参与积极性显著提高，充分发挥了灾害响应的主体作用；政府部门灾中进行现场指挥、组织救援，灾后因地制宜制定重建与旅游发展规划；旅游开发公司在前期对S村旅游业管理规划不善致其发展疲软，灾中参与救援救灾，灾后与S村、政府部门一起重新规划发展；志愿团队、爱心组织参与支援、捐赠物资。在各主体根据自身的职责与能力发挥积极作用的基础上，通过会议分工、人员安排、信息共享等方式组织、协作，进一步发挥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作用，以此保障道路、建筑物、电力、通讯、供水等基础设施的良好承灾状态。基础设施的受损情况和抢修效率同时也会反过来影响人员组织救援的效率。
参考S村的经验，从灾害响应过程来看，旅游型乡村社区在应对极端降雨事件时，灾前应对特色旅游资源采取针对性的保护措施；灾中应充分利用在旅游发展中形成的社会资本和自组织基础，将其转化为灾害响应的协作优势；灾后应依托原旅游业发展基础，把握重建机遇，升级基础设施，提升社区韧性。从不同主体的职责分工来看，政府部门应重点提升旅游基础设施的御灾能力，统筹推进受灾区域旅游目的地的重建与改造；旅游乡村社区应细化防灾工作，强化对关键基础设施的巡视和维护，在应急预案中纳入游客疏散方案，完善旅游目的地灾害应急响应机制；居民应发挥主体作用，加强社区参与，配合防灾工作，积极开展自救与互助；旅游开发公司应与社区密切合作，科学利用资源，合理规划、持续发展。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文章以经历了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的北京市门头沟S村为例开展案例研究，聚焦S村灾害应对的措施与组织方式、社区居民的灾害感知与行动特征，分析S村灾害应对的做法与不足，探索旅游型乡村社区对极端天气事件的响应机制，结论如下。
（1）S村灾前通过防灾宣传、演练进行备灾，灾中通过有效组织完成抢险救灾、物资运输，灾后结合旅游业转型发展需求推进了重建、优化了防灾预案，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社区灾害应对模式。但其原有防洪工作的参与主体配合不足、基础设施存在安全隐患、旅游资源的防洪保护不力，且灾前居民防灾意识薄弱，防灾准备不足，此次灾害经历显著提升了居民防洪知识学习能力与灾害感知能力。
（2）旅游型乡村社区根据灾害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采取行动，通过发挥不同主体灾害应对的作用、多元主体组织协作的作用，保障基础设施的良好承灾状态，实现有效的灾害响应。各类旅游主体根据自身职责与能力参与防灾，通过人员组织、信息共享形成灾害响应的协同效应。村干部领导力、村民自组织等乡村特有因素在灾害响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对于防灾体系尚不健全、防灾经验较为缺乏的旅游型乡村社区而言，需要系统总结极端天气事件的经验教训，建立常态化的备灾机制。参考S村案例，需对特色旅游资源采取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将旅游产业发展中形成的社会资本和自组织基础转化为灾害响应的协作优势；把握灾后重建机遇，升级基础设施，提升社区韧性，合理规划乡村旅游的转型发展。

4.2 讨论

相比于传统的社会学和地理学研究，文章在居民样本的选取上数量较少。虽然质性研究并不特别寻求结论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可推广性[34-35]，但为了充分探索旅游型乡村社区应对极端降雨事件的方式，研究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式，从多方视角呈现灾害响应的过程，以期实现在实践层面为旅游型乡村社区的灾害应对提供实证案例的研究目的。与以往的乡村研究类似，案例中的旅游乡村同样面临人口流失与老弱化、产业转型动力不足等现实困境[36-37]，村干部的领导力、村民自组织等影响乡村发展的常见因素在灾害响应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38-39]，乡村社区居民和基层政府的行动表现密切影响着灾害治理成效[40]。未来可继续深化旅游型乡村在灾害应对维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关注更精细尺度的定量模拟和灾害风险预测，加强针对旅游乡村典型案例的跟踪研究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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