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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TOURISM >

2025 , Vol. 15 >Issue 4: 673 - 688

DOI: https://doi.org/10.12342/zgstly.20250150

Research Review

Antecedents, process and post-effects of transformative tourism experience: A systematic review of English literature

  • Wang Lin , 1 ,
  • Zhou Lingxu , 2, * ,
  • Hu Junyi 2
Expand
  • 1. College of Tourism and Service Manage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 2.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 Zhou Lingxu. E-mail:

Received date: 2025-05-06

  Revised date: 2025-08-01

  Online published: 2025-09-08

Fold

Abstract

Driven by the transition to an experience econom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personal existential values,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ransformative tourism experience (TTE) has emerged as a frontier in tourism research. Based on the pertinent English literature from the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this study integrates CiteSpace bibliometric analysis and the PRISMA framework, guided by the “Stimulus-Organism-Response” framework and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theory to systematically deconstruct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TTE.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1) the antecedents of TTE exhibit five-dimensional interactions encompassing individual attributes, embodied engagement, emotional activation, destin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ourism contexts; (2) The process of TTE follows a cyclic feedback mechanism from “disorienting dilemmas-triggers-self-reflection-transformation” to the re-stimulation of transformative tourism, aligning with the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theory; (3) TTE mainly include four layers of effects: physical, psychological, spiritual and social gains, the key points of its post-effects are prominently reflected in the improvement of individual skills and cognition, self-actualiza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progress, etc.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antecedent-process-post-effect” proposed in the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inspir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transformative tourism experience research system in the Chinese scenario and enriches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tourism experience.

Key words： transformative tourism experience; Web of Science;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theory; disorienting dilemma; self-reflection

Cite this article

Wang Lin , Zhou Lingxu , Hu Junyi . Antecedents, process and post-effects of transformative tourism experience: A systematic review of English literature[J]. ECOTOURISM, 2025 , 15(4) : 673 -688 . DOI: 10.12342/zgstly.20250150

1 引言

传统研究视旅游为逃离现实的享乐活动[1]或寻求本真性的途径[2]。随着体验经济兴起，游客体验需求逐渐向沉浸式与情感化演进[3-4]，其核心诉求聚焦于通过个性化且有意义驱动的旅游活动实现自我成长与价值重构[5-6]。游客对旅游体验的追求从外在享乐深化到内在情感与价值创造的这一现象也推进了变革性旅游体验（Transformative tourism experience，TTE）的研究深化。TTE承袭了体验经济的核心价值主张[7]，强调对个性化体验的追求，关注旅游体验对个体内在产生的深远影响，即通过独特体验使游客在心理、情感和行为层面发生深刻变革，实现个人成长发展、价值观重塑和生活方式重构[8]。目前研究多基于转化学习理论（Transformative learning theory，TLT）[9]与存在真实性哲学[10]分别从认知重构机制与存在主义价值视角阐释了旅游的变革潜力，认为旅游能够激发个体的内在反思与自我转化。此外，在文化价值变迁与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游客对身心恢复、生活方式重构、存在价值追求等实践需求增加，与TTE的内涵契合，游客也希望从旅游中获得个人成长与发展，进一步推动TTE从理论建构向产业实践的渗透，使其成为旅游研究不可忽视的学术增长极。
在以往研究中，变革性旅游（Transformative tourism，TT）与TTE的范畴有所不同。TT强调旅游活动对目的地社区乃至整个社会产生的深远和积极的影响。TTE则聚焦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经历的深刻且意义重大的体验，并直接促进个人的思想、情感、行为或生活方式的变革，这是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TTE强调旅游活动所蕴含的情感价值与社会功能[11]，为旅游体验研究提供了新理论视角。对TTE前因、过程与后效的系统解析有助于揭示个体通过旅游实现自我重构的机制，有助于培养全球公民意识，促进社会价值共创，也有利于实现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同时对于推动旅游业向新时代体验经济转型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12]。尽管学界已在TTE的类型学解析[13]与模型构建[14]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但对TTE的生成机制仍存在理论分歧，其前因、过程与后效的系统关联尚未被解构，亟需深入剖析。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关于TTE的研究多集中在西方语境，基于中国情景的相关研究仍存在一定空白，系统综述TTE的前因、过程与后效不仅能够提升对其概念与产生机制的全面理解，同时对于探索旅游变革性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鉴于上述研究差距，研究基于Web of Science（WOS）核心数据库中相关英文文献，运用CiteSpace系统计量分析TTE的知识图谱、研究热点与趋势，并结合“刺激-有机体-反应”（Stimulus-Organism-Response，SOR）框架理论与TLT构建TTE产生的“前因-过程-后效”分析框架，为TTE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与科学补充，指导TTE研究的理论发展与未来展望，并为旅游产业实践提供指导，推动旅游业向情感价值驱动型的变革经济转型。具体而言，研究旨在回答以下问题：（1）目前TTE研究的主要内容与趋势；（2）TTE前因、过程与后效的理论分析框架；（3）TTE的前因、过程与后效的具体类型与形成机制；（4）为未来研究以及基于中国情景的研究提供指引。研究的第2和3部分主要回答了研究问题（1）；第4和5部分回应了研究问题（2）和（3）；研究的第6部分主要回答了研究问题（4）。

2 文献获取与分析

2.1 文献来源

研究团队于2025年2月系统检索了WOS核心合集（SSCI & SCI）数据库，以“transformative tourism/travel experience”为关键词获取初始文献484篇。剔除会议摘要、书评等非研究型文献，保留475篇论文，其时序分布（图1）显示，2004—2014年间年均发文量低于10篇，呈零星分布；2019—2024年呈快速增长态势，TTE的研究关注度显著提升。
图1 2004—2024年TTE研究文献数量分布

Fig. 1 Annual distribution of TTE research literature from 2004 to 2024

2.2 研究趋势

CiteSpace V.5.7的关键词共现分析（图2a）显示，TTE研究的选题范围间联系度高，共现关系强，主要以“旅游”“体验”“变革”“管理”“地方”“变革性学习”等为关键节点连通各热点话题。聚类分析（图2b）识别出“变革服务研究（Transformative service research）、变革节日体验（Transformative festival experience）、协同变革体验（Collaborative transformative experience）、变革保护（Transformative conservation）、遗产古迹管理（Heritage site management）”等主题，反映了旅游在促进个体与社会变革中作用的重新认识，以及不同旅游类型学对个人成长与社会责任方面的重要性，同时展示了旅游服务行业的智能性变革与服务体验增强等研究趋势，引起学界对服务设计如何促进游客深层次的心理和行为转变的关注。这些聚类揭示了TTE的研究前沿，为未来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图2 “变革性旅游体验”研究关键词共现与聚类分析结果

Fig. 2 Results of keywords co-occurrence and clustering analysis of “transformative tourism experience”

作者合作网络分析（图3a~b）显示Neuhofer B、Soulard J、Del Chiappa G、Celuch K等作者构成核心研究群体，研究成果显著。学者Neuhofer B与Celuch K主要关注人工智能与旅游变革、变革性事件体验、变革性组织领导等主题；学者Soulard J围绕游客变革性旅游体验、变革性旅游体验量表开发、变革性旅游组织和全球化等研究问题产出；学者Del Chiappa G则较为关注协同变革体验、性别与变革性旅游体验等研究问题。机构合作以格里菲斯大学、普渡大学、萨尔茨堡大学、伯恩茅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为枢纽，形成跨洲际研究网络。国家贡献度（图3c）显示，美国（132篇）、澳大利亚（60篇）、中国（48篇）、英国（47篇）和加拿大（29篇）为主要知识产出地，中国学者在房车旅游[15]、虚拟旅游[16]等新兴业态的TTE机制解析方面取得突破。
图3 “变革性旅游体验”研究作者、机构和国家的研究合作网络

Fig. 3 Research collaborative networks of authors, institutions and countries of “transformative tourism experience”

2.3 主要文献选取

为聚焦游客“变革性旅游体验”研究主题，研究采用PRISMA流程法排除没有明晰变革相关概念、未重点讨论游客旅游体验、不能获取的论文，对475篇论文进行筛选（图4）。具体流程为：（1）初步标题筛选获得175篇文献。筛选标准为讨论“游客变革性旅游体验”的相关研究，没有界定变革、变革性旅游体验等相关概念的论文被剔除（n=300）。（2）摘要精读保留82篇。有关讨论旅游产业与酒店业变革服务设计、变革性旅游组织与全球化、变革性旅游组织领导、智能时代的旅游产业变革、教育学习变革等论文被剔除（n=93）。（3）除去2篇不能获取的论文外，80篇与研究主题高度相关的论文被纳入研究后续分析 ① 。
图4 TTE研究的PRISMA文献筛选流程图

Fig. 4 PRISMA flow diagram of literature selection process for TTE research

3 概念内涵与研究重点

3.1 TTE的概念内涵

Reisinger[17]基于Mezirow[18]的转化学习理论，将TTE界定为“有利于发展对自身存在的意识以及自我和他人联系的体验”，从存在主义哲学与社会交往层面强调了TTE的内涵。目前研究多聚焦3个维度从个体变革层面定义TTE，如“变革性旅游体验是指特殊的、不寻常的，能够引发个体高度的情绪反应并导致自我反思，且有利于自我实现的体验”，强调情感维度[19]；Brown[20]从行为维度上强调了TTE的个体实现功能；侧重个体存在维度的研究则将TTE定义为“在变革性旅游活动中产生的对个体成长和发展具有特殊意义的、难忘独特的、充满情感的，并可能重构生活的旅游体验的总称”[12]。尽管定义存在一定差异，但共识是都强调游客在旅游中所获得的积极价值变化，并认为TTE具有3大本质属性：由自我潜能实现的内在动机驱动[21]；导致个体长期的认知和行为重构[22]；改善个人整体的生活质量和福祉[23]。TTE不同于TT。从概念上讲，TTE聚焦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经历的“意义重大的时刻”，以及之后可能存在的变革[24]，关注这种时刻或事件是如何被游客接收，并通过情感触发产生对个体的持久影响。TT则是旅游的整个过程，由一定动机驱动，最终实现“缺失”的过程。从研究侧重点看，TT的研究范围更为广泛，涉及旅游对个体实现、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等的行为影响，以及旅游供给侧如何设计触发游客变革。而TTE的研究重点则在体验维度的划分、触发机制、后效等。研究将重点探讨TTE的形成前因、过程机制与后效。

3.2 TTE的主要研究内容

早期TTE研究处于前范式阶段，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框架，多聚焦特定游客群体的经验性变革分析。研究对象有间隔年游客[25]、背包客[26]等具有深度体验特征的群体，研究方法以深度访谈、现象学阐释、民族志观察等质性方法为主导。在研究重点分析的80篇文献内，TTE的研究情境集中于4类典型场域：（1）具伦理属性的公益旅游（14篇），如志愿旅游、社区生态旅游等；（2）含自我重塑功能的专项旅游（47篇），如冒险旅游、疗愈旅游、自然旅游等；（3）具认知冲击力的特殊旅游（11篇），如黑色旅游、灾难旅游等；（4）TTE提供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8篇）。随着研究逐渐深入，研究呈现3大转向。首先，方法论从单一质性访谈转向混合方法，视觉民族志[27]、多案例比较等创新方法被引入。其次，分析层级从现象描述转向变量建模，学者开始构建含TTE的整合模型[28-29]。最后，研究对象从强变革群体逐渐扩展，虚拟旅游[16]、房车旅游[15]等被纳入相关研究。
TTE相关研究具有显著的情境依赖性。志愿者旅游的游客变革主要源于与目的地居民的深度社会互动，其影响程度受旅游持续时间以及涉入水平等因素的影响[30]，这类研究常与社区服务参与、增强社会责任感、实现自我价值有关，且变革性体验表现为社会意识觉醒和价值观转变[31]。在对自然旅游和生态旅游的讨论中，TTE与亲近自然[32]、野生动物与目的地文化[19]等密切相关，能够激发亲环境责任行为与环保意识[33]。接触历史悲剧与灾难遗址、对历史复杂性和脆弱性的情感共鸣[34]、历史认知增强等是黑色旅游TTE的主要讨论内容。黑色旅游中的情感具有持久影响，长期看来有助于个体行动与幸福感的累积[35]。在对其他类型TTE的讨论中，文化旅游的地方活动参与、跨文化理解、包容的世界观等[36]，商务旅游的商业文化实践、职业技能提升等[37]，是重点讨论内容。这些研究拓展了TTE的理论边界。

3.3 TTE的测度

已有研究大多采用定性方法对TTE以及变革进行测度。在志愿者旅游情境下，世界观重构、身份转型、社会联系、生活新视角、自信、知识技能等在文化陌生性、反思性实践的前置因素下被定性探索[30]。Müller等[38]则从社会语言、伦理观念更新、职业可持续性、就业能力、新行为等方面测量志愿者在旅游中的变革。行为意向转变、福祉提升[35]、赋权、纪念教育意义、社会问题[39]等维度在黑色旅游中得到定性测量。此外，研学旅游的社会认知转型、可持续发展观[13]，自然旅游的自我重构[40]，骑行旅游的韧性培育、生活策略优化等变革后效均被定性测度[41]。在定量测量上，Tasci和Godovykh[42]开发出的5维度61题项量表，对TTE过程（新奇与收获、辛劳与痛苦）、认知刺激、情感刺激、自我变化、行为或意动改变等进行全面测度，具有较好代表性。Soulard等[24]基于“目的地居民和文化、自我肯定、迷失困境、喜悦”开发出了4维度24题项的变革性旅游体验量表（Transformative travel experience scale，TTES）。他们分别从不同维度讨论了TTE的定量测量，前者侧重TTE的变革过程，后者强调TTE的形成过程。此外，还有研究探索了游客在TTE后的性格变化量表[43]，关注后效评估。但在旅游情境中测量TTE的普适性量表仍有待充实。

4 分析框架

变革重构了个体的信仰、价值观和行为等，因此可以被定义为个体的自我（自信、人格、人生观等）和行动（意识）在重大经验的认知和情感刺激下发生变化的过程。认知是对自我和环境的想法和信念，情感是对自我和环境的情绪反应，意识是对自我和环境的行为意图[42]。SOR框架理论是认知学习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个体行为是在各种刺激因素下产生的认知和心理反应的共同组合[44]，因此可以用该框架解释变革性旅游体验的形成。其中，TTE的前因即刺激（S），在研究中指游客的个人属性与目的地特质等（如猎奇心理、文化背景、开放性等），过程是有机体（O）对这种刺激的认知评估（如文化差异感知）和情感反应（如好奇、焦虑等），最终导致个体自我行为和意识的变化反应（R）（如行为重构、价值重塑等），即后效。SOR理论为分析TTE的前因、过程与后效提供了有效框架，但缺乏对细节的理解，如对游客心理反应机制和后效的具体解释。
基于此，研究进一步结合转化学习理论来构建整合框架。Mezirow[18]最早提出变革的概念并发展了TLT，在教育领域内应用较为广泛。TLT是一种关注、理解与促进个人和社会层面深刻变化的教育方法，有10个步骤[18]：（1）迷茫困境（Disorienting dilemma）；（2）自我对罪恶感或耻辱感的反省（Self-examination）；（3）关键假设的评估（Critical assessment）；（4）认识自身不足与共享变革过程（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are shared）；（5）探索新的角色、人际关系、行动（New roles, relationships and actions）；（6）计划的行动方针（Course of action）；（7）为实现计划获取知识和技能（Acquiring knowledge and skills）；（8）初步尝试新角色（Trying new roles）；（9）建立能力与自信（Building self-confidence and competence）；（10）在新观点下重塑自己的生活（Reintegration into one’s life），并指出变革性学习的本质是视角上的根本变化，而迷茫困境与批判性反思是个体变革的重要动力。TLT已被广泛应用到社会工作、健康、旅游等多个领域中，并成为评估TTE的重要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旅游体验的多样化与游客个人属性的异质性，TTE的具体过程在旅游类型学探索中不尽相同，TLT的10个步骤也不一定均会体现在TTE中。研究重点在于结合SOR理论，以期提供一个更为全面的整合框架来分析TTE的前因、过程与后效，而非探索这一理论的具体应用。研究基于SOR理论与TLT构建的整合分析框架如图5所示，SOR是TTE前因、过程与后效的体现，TLT则为解释有机体（O）与反应（R）在刺激（S）条件下提供了有效指引。在该框架中，TTE的生成机制可解析为刺激（S）触发游客有机体（O）的迷茫困境、自我反省等，重构形成身体、心理、精神与社会层面的后效（R）。其中，TLT的前5个步骤体现在TTE的过程中，后5个步骤则多在后效层面讨论。
图5 TTE前因、过程与后效的分析框架

Fig. 5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antecedents, process and post-effects of TTE

5 TTE的生成机制解析

5.1 TTE的五维前因

结合Rus等[45]对TTE的诱因讨论，研究将游客的个人属性、游客身体活动、情感活动、目的地属性与旅游属性确定为触发TTE的5类因素，交互构成TTE产生的复杂前因，说明TTE的产生不仅依赖于外部环境与旅游属性，且与游客内在的个人特质密切相关，并揭示了游客沉浸式参与和情感活动对TTE产生的重要影响。
在个人属性层面，旅游动机发挥着核心作用。研究表明，具有利他动机（如公益旅游参与者）或自我提升需求（如学习、自我重构等）的游客更易获得TTE[46-47]。此外，游客过往经历、人口特征以及社交网络特征也被证实会显著影响TTE的获得概率[48]。值得注意的是，适度的挑战性情境（如困难应对和逆境挑战等）往往能强化个人特质的变革效应[30]。
从身体活动看，深度互动是触发TTE的重要因素，包括社会互动，如游客与目的地游客、居民以及旅游资源的互动[49]；特色体验，包括冒险活动[26]，有计划的健康活动，如瑜伽、冥想等[50]；专项活动，如服务学习活动、团体或个人反思活动等[46]。
游客情感活动如超越体验、心流体验、高峰体验、地方感等，被证明是TTE的关键诱发因素。具体表现为高峰体验通过顿悟激发个体自我反思，增强自我意识和存在焦虑，使游客用更真实的生活方式完成TTE闭环[19]。积极、强烈、本质上令人愉快的经历与变革性体验密切相关[46]，此类经历会引发心流，促进个体意识和行为的转变[50]，从而产生变革。
目的地属性是影响TTE的环境基础，其中目的地的文化陌生性会激发TTE[30]。具体而言，逃离与新环境互动促成了背包客的变革[20]；自然环境、野生动物与目的地文化是促进TTE的环境因素[41]。旅游性质、服务提供[50]、居住地物质与文化距离、目的地语言与特征等要素都被证实是TTE的前因[48]。
旅游属性则是重要的情境变量，包括时长、强度等客观特征[42,45]，以及旅游计划与预算等[48]，但研究发现单纯的环境设计难以确保TTE产生[32]，最终效果取决于游客出游前的心理状态与现场体验的匹配程度[51]，决定游客是否会主动寻求变革。

5.2 TTE过程的循环式反馈机制

Kottler[52]从心理学角度剖析了TTE的过程，虽不具有严格的前后顺序，但基本与TLT一致，包括身处陌生环境、面对新刺激、迷失或面对逆境、发展新关系、观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以及个体核心信念的变革等。Bueddefeld和Duerden[53]的分析更侧重学习角度，并基于TLT开发出变革性旅游学习模型，认为TTE的关键在于从新旅游体验中通过内省学习（Introspective learning）、交流学习（Communicative learning）、工具学习（Instrumental learning）、转化学习（Transformative learning）来实现变革。具体而言，游客通过自我对话与反思完成内省学习，交流学习是通过了解居民和其他游客的价值观与日常规范完成的，工具学习是指学习的新知识与技能，而转化学习则是更具挑战性的过程，涉及新角色尝试、增强自信与能力、行为整合等多个方面。内省学习与交流学习常与TTE的过程相关，而工具学习以及转化学习常与TTE的后效联系。这些研究对TTE的过程理解有重要意义。
研究主要从游客的旅游过程来构建TTE的循环式反馈机制。并非所有游客都认为变革是必要的[20]，且当旅游体验可以引起个体的价值观、知识、态度和行为的长久与持续变化时，旅游体验才是具有变革性的。旅游常提供给游客逃避现实生活与休息放松的机会，而不是刻意寻求变革的途径[30]。当游客对自己生活的社会比较满意且没有感到被异化时[54]，便不会想要通过旅游寻求变革。但当个体无法在社会中找到归属感或满足感，产生精神上的空虚时，旅游便成为一种寻找并发现真实自我的途径[55]。这种迷茫困境或困惑情绪是TTE的开端，可被视作个体异化或迷茫的心理状态，也指游客凝视视角下的目的地与旅游体验的新颖性[24]，它可以被环境所刺激，通常与TLT的前3个步骤相关[56]。
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参与多样化旅游活动，通常不会立刻进行反思[19]。在旅游即将结束时，某个自发事件的突然发生会触发自我对话或反思，是TTE产生的关键，常与TLT的步骤4和5有关[56]。这种自我反思是游客认知的过程，会延续到旅游行为结束后[57]，有形和无形的反身性行为，如旅游写作或博客[58]、打卡拍照[59]、购买旅游纪念品[60]、向朋友和家人讲述经历[61]等促使游客形成这种认知[51]。此外，存在真实视角下的高峰体验、心流体验等也会促进自我反思的形成[62]。文化沉浸和人际互动[11]，与意想不到的人和事物产生关联[17]，促进高峰体验产生，以此增强游客的自我意识，加剧存在焦虑，导致对价值观的质疑和对自我的重新评估，从而走向通往变革和实现存在真实性的道路[19]。游客在旅游过程中接触到的目的地生活方式与习俗[53]、以往旅游过程中的类似经历等[40]，均会促使他们进行自我反思。
旅游行为结束后，游客对自我概念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并开始在生活中做出改变[40]，通过工具学习、转化学习来达到自我实现的目标[53]，并可能促进下次变革性旅游的产生，因此构成循环式反馈机制（图6）。关于TTE的具体后效将在下节进行详细讨论。值得注意的是，非主动寻求变革的游客群体也可能在旅游过程中获得变革刺激，进而产生系列变革后效。
图6 TTE过程的循环式反馈机制

Fig. 6 Cyclic feedback mechanism of TTE process

5.3 TTE的四层后效

TTE的结果是重构或获得，有长期短期、主要（信念或态度的变化）次要（身体变化或技能发展）[63]、有形（外表变化或技能提高）无形（信念或态度的心理变化）等类型[50]。TTE带来身体层面的技能习得[64]，重构认知与价值观等，但已有研究未能提供一个可操作的框架来评估TTE的全部影响[65]。早期研究认为TTE的结果更趋于精神上的变化[54]，而后关于其后效的探究逐步增多，如个人维度（身体与心理变化）和社会维度（知识和社会变化）[66]，心理、交际与行为等[67]，心理、社会、身体与知识等[51]，行为、个性与态度[48]等。研究结合Zhao和Agyeiwaah[65]的研究，从身体、心理、精神、社会层等面对TTE的后效展开讨论。
TTE带来的身体变化能够增强游客的实践能力与身体技能，对其日常生活产生积极影响。主要包括技能发展[51]，如学习徒步、浮潜、钓鱼、烹饪等技能与亲环境行为[33]；生理变化，如外貌和体能等[68]。自然旅游的TTE使游客更容易习得新技能[58]，突破身体限制[69]。此外，生活技能的优化[41]、行为意向的转变[35]、行为活动革新[70]等，均是显著的身体层变革。
游客心理变革是TTE的主要结果[51]。心理获得如自信和自我认知的改善[71]、对自由与权利的感知[72]、生活态度的改变[73]、个体身份的变化[74]等是主要讨论话题。生活习惯和持续行为的改变也会带来身份认同等心理变化[63]。TTE的知识习得与认知变化促使个体发展，也被归结为心理层面的变化。心理层面的变革有助于游客自我认知的形成与完善，提供生活动力。
精神层面获得强调个体对生命意义的价值探索，侧重深层次的精神体验与价值感悟。自我重构[75]、自我实现[76]在之前的研究中被广泛讨论。自我价值观改变[30]、世界观重构[38]、伦理观念更新[38]等也是重要的精神层面变革。这种类型的变革会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发展，塑造个体的行为模式和生活质量，对个体发展尤为重要。
TTE也具有广泛的社会发展意义，其带来的社会变化可解构为个体对其他社会角色的包容与理解[51]，激励自己和对他人的开放与宽容，推动社会进步，创造跨文化纽带[77]，获得关系意识。可持续发展观[13]、利他主义以及对社会问题的批判性思考[39]等均是社会层后效。
结合上述讨论，游客的TTE产生符合SOR理论，游客受到自身个人属性、身体活动、情感活动、目的地属性与旅游属性等系列刺激后，在旅游行为中（包括游前、游中以及旅游即将结束等阶段）以及旅游行为结束后产生系列反应，最终实现身体、心理、精神与社会层面的变革。研究构建出TTE理论研究范畴和框架（图7），为变革性旅游体验的理论学习、持续发展与研究系统形成提供范式，为旅游实践提供重要指引。
图7 TTE研究的整体概念性框架

Fig. 7 Holistic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TTE research

6 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贡献

研究基于WOS核心数据库的文献计量分析，梳理了TTE的研究热点与趋势，为未来相关研究指引方向。已有研究主要通过“旅游”“体验”“变革”“管理”“地方”“变革性学习”等研究支点，形成了“变革服务研究、变革节日体验、协同变革体验、变革保护、遗产古迹管理”等研究聚类，反映了旅游体验研究在转化学习方面的演化历程，表现为从个体心理变革延伸至服务系统重构，从单一体验场景拓展至多主体协同场域，从传统业态分析转向智慧旅游创新。已有TTE研究主题多聚焦于具伦理属性的公益旅游、含自我重塑功能的专项旅游、具认知冲击力的特殊旅游等话题，主要采用深入访谈法、现象学阐释、民族志观察等定性研究方法展开分析，关注TTE对游客的心理、情感和社会方面的深远影响，且研究主题与方法不断创新，反映了学界对旅游体验变革功能的重视。
从理论层面来看，研究整合了SOR理论与TLT，系统阐释了变革性旅游体验的内涵，即由自我实现的内在动机驱动，通过目的地沉浸与挑战情境触发认知重构，促使游客突破固有思维框架，实现自我价值，改善整体生活福祉，形成包容性世界观。此外，研究还构建了“迷茫困境-突发事件-自我反思-变革”到再次激发变革性旅游的循环式反馈机制，说明了TTE过程与TLT的适配性。迷茫困境是TTE的开端，自我反思是关键，但这种自我反思常被旅游研究所忽略，且不必要发生在旅游后，因此TTE的过程具有一定的旅游情景依赖性。最后，研究提出了贯穿旅游全过程的TTE系统分析框架，识别了个人属性、身体活动、情感活动、目的地属性与旅游属性等多维度TTE触发前因，并证实了身体技能、心理增益、精神重构与社会赋能等后效。TTE可以重构人的态度、认知、价值观、生活目标等，带来身体层面的技能习得，呼应了Kirillova等[19]的研究结论，也对个体社会责任感产生影响[56]。研究为未来研究提供重要理论基础，指导TTE研究向多样化旅游情景与跨文化视角的转变。
在旅游实践中，设置多维度变革体验的可能触发环境。研究建议打造复合型旅游产品，提供给游客身心恢复环境，激发其可能的变革效益，将体验产品融入人生故事，开发与目的地高度相关的文创产品，激发游客情怀。此外，提供深度情感互动的变革性旅游场域。鼓励游客情感进行讲述与反馈，设立对话环节，时刻关注其情感变化，善于运用文化与图片符号，打造情景化场域。扩展目的地合作网络机制，联合社区进行文化传播活动、联合高校实施科研参与活动、联合同类目的地打造深度打卡计划等，充分调动游客身体积极性与情感互动性。最后，建立长期深化变革机制，持续放大变革体验效益。建立多样化的旅游后活动，测评其动态旅游受益，培育游客黏性。建立目的地线上反馈机制，创建平等交流平台，激发游客反身性行为。设立反馈积分制度，对于游客亲环境责任行为、目的地互动活动、支撑目的地长期发展等行为进行积分，强化主客共创效益，驱动游客行为向可持续范式转型。

6.2 研究讨论

TTE的兴起深植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是多重社会转向交织作用下个体需求变迁的重要产物，包括社会现代性发展下个体流动性增强带来的文化碰撞与身份反思、体验经济崛起下对沉浸式、个性化以及有意义体验的追求、数字技术与精神困境并存下在异化中寻求真实自我的渴望。这些从功能性消费向变革性消费的范式转移，也是旅游体验与消费研究关注的核心议题。TTE理论内涵的演进体现了旅游学术研究深化的内在要求，其核心理论价值在于突破了将旅游作为短暂逃避或休闲活动的传统认知，进而与享乐主义旅游存在一定冲突。TTE重点强调了个体的批判性反思与内省学习，以及通过旅游实现自我重塑，呼应了TLT的变革性学习与存在真实性强调的个体主体性与真实性问题。此外，TTE与可持续旅游发展观相符，通过旅游促进个体价值观转变，助力游客形成负责任的旅游观，推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TTE视旅游为个体内在转化与社会潜在变革的重要动力，进而在微观个体认知跃迁与宏观社会文化变迁之间构建起关键的理论联结。相较于其他聚焦特定目标或场域的旅游形态，如以知识习得为目标的研学旅游、依托神圣场域的朝圣旅游、侧重身心获益的康养旅游等，TTE具有明显的灵活性与主体性。其触发一般不受特定场域或物理环境限制，强调个体在多样旅游情景与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与深度反思；动机结构也较为多元，包括自我探索、价值重塑、社会连接、精神超越等；结果开放且不可预测，具有显著的个体差异性。
目前TTE相关研究正逐步深化，但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TTE概念的抽象性与情境的广泛性导致了当前大量TTE的相关研究倾向于通过识别具备“转变功能”的具体旅游形态以定义并构建TTE的研究框架，而非直接探索其普适性的理论内核，使得知识体系尚显碎片化。其次，从研究主体上看，现有研究普遍侧重旅游的积极变革，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非变革”以及“消极变革”的讨论，即并没有重点关注如虽具有深度体验特征，但未引起变革的旅游体验以及消极认知转变等问题，探索阻碍积极变革或产生消极变革的关键因素，能够助力变革性服务体验的提供。同样，对“变革”的核心度量，以及对其“深度”和“持久度”尚未有定量对比，缺少可操作的量化标准与对比研究，也较少探讨变革的价值以及对个体影响的纵深程度。最后，在研究情境方面，现有讨论多植根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背景，对集体主义文化情境，如家庭、社区、团队等群体层面的变革动力与模式的研究存在缺失，亟须引入组织行为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理论进行剖析。此外，TTE的类型学构建仍显薄弱。在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已有研究过度依赖质性研究与游客的单一主观回溯，聚焦静态时间点，缺乏对动态变革过程的纵向追踪，以及科学的定量测度工具与多源数据的三角互证。

6.3 研究展望

研究在系统梳理TTE研究脉络、构建其整合性理论框架并明确实践启示的基础上，结合已有研究的不足，提炼出了TTE的主体研究、客体研究、情景研究以及批判性研究4个未来研究主题，以推动TTE理论体系与实践应用的完善。
（1）TTE的主体研究有待深化。关于阶段性TTE还是持久性TTE仍是重要话题，旅游产生的变革可能结合个体特质，实现从短期到长期、阶段到持久的转变，并作用于下一次TT，以此形成循环式反馈机制。研究尝试构建了这种TTE过程的循环机制，未来可以探索该机制的应用与拓展，还可以尝试搜集长时序数据构建TTE的“产生-消散/循环”理论模型，回答TTE产生的哪些后效是终身性习得或是阶段性转变的关键问题，并可以重点关注TTE的长期作用。同样，用定量分析开发出全面测量TTE的前因、过程与后效的量表，评价混合性前因是怎样影响TTE的过程与后效的，以及哪些前因组合能够导致更为强烈的TTE后效。并尝试采用客观的测量方式来探索TTE带来的长期变化，如采用眼动实验、皮肤电以及医用器械等测量身体的具体变化、心理压力的舒缓等。
（2）TTE的客体研究有待充实。目前研究多基于游客视角讨论旅游对个体的变革，但旅游产业的多主体，如旅游小企业主、数字游民、移民企业主、旅游工匠企业主、旅游艺术家、打工旅行者等，这类群体的流动性构成个体自我重塑的重要力量，他们能否进一步通过外部互动，如旅游服务提供、目的地社区融入、艺术创作、主客互动等方式获得“变革”效益仍有待深入探索。同时，虽已有基于酒店服务、旅游社区等利益相关者视角提供TTE相关服务与相互影响的研究，但多利益相关者的融合影响机制尚未被测度。实际上，游客决策与体验通常受多方影响，需基于目的地、服务提供者、旅游社区等全面讨论TTE的产生机制，构建供给侧混合视角的理论框架，提出更有效的管理营销建议。此外，随着人工智能全球化的兴起，技术对于传统变革性旅游的冲击尚未测度。未来研究可以关注如旅游过程中的虚拟技术运用、社会互动与移情在服务机器人介入下消减，或是在跨文化背景下打破障碍沟通，增进社会联结等，是否会影响TTE的产生等话题，即探索虚拟现实在减弱或增强游客变革性体验层面的路径机制，识别技术增强型或减弱型TTE。或是讨论科技应用对游客走出迷茫困境，进行自我反思、交流学习、转化学习等关键TTE阶段的量化影响。
（3）TTE的情景研究有待丰富。为助力旅游体验经济的变革，未来研究可扩展到城市休闲旅游、蓝色旅游、博物馆旅游等情景，并尝试探索周末休闲游、城市游、创意旅游等不具有长时间投入，但仍希望从旅游中获得恢复与习得技能的群体变革，探索TTE产生的普适性，丰富相关研究，为旅游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更多理论支撑。研究揭示了基于西方文化的TTE产生的前因、过程与后效，但这些关键变量是否能够完全符合中国语境，值得讨论。未来需通过跨语言比较揭示TTE的文化特异性与普适性，从国内外研究的全面视角来讨论旅游的变革功能。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集体主义，如游客倾向同家人、朋友、团队出游，以增强群体支持与安全感，可能促进更为深入的群体讨论与反思，产生的变革效应不仅有助于个人成长，也可能是社区、邻里所共享共创的。中国游客在接受新文化时倾向于与本土文化结合，并非完全摒弃旧观念，因此这种变革进程可能更为渐进温和，所产生的效益也更为持久。另外，仪式感与集体欢腾在中国文化中的渗透使TTE更易获得。游客参与文化交融的仪式活动，体验集体欢腾的场所精神等，游后的游记分享与组织聚会，将旅游体验传递给他人，延续仪式感等，均加速TTE的形成。未来研究还可以探索中国特有情景下的TTE生成机制。乡村振兴、文化扶贫等使游客体验到贫困地区的发展需求，吸引其投身公益志愿服务，对个体层面变革转化为社会实际贡献的促进作用更强。红色旅游、文化遗产旅游等增强了游客的文化自信、价值观与社会理念，增强了游客的民族自豪感与认同感，产生了社会责任感，从而在TTE中融入了更多的教育意义与社会价值。
（4）TTE的批判性研究有待强化。对TTE价值的评估需更具批判性，应全面审视其对个体福祉、目的地社区发展、服务提供者权益等多维度的影响，并迫切需要在跨文化比较框架下构建更具普适性的TTE理论体系。此外，TTE实践可能隐含的“精英主义”与“真实性悖论”等现实问题也值得关注，TTE的形成往往依赖时间、金钱、特定技能以及心理准备等，是否仅服务了特定社会阶层，这种“变革”是否在一定程度上被旅游产业所“建构”，对这些涉及社会公平、体验本质的关键问题，亟须更深入的实证研究与理论批判。因此TTE的“浅层化/抗商业化”机制也值得探索，如随着社会发展，如何使TTE“民主化”变为大众的潮流。当TTE从小众需求变为大众潮流时，可能会出现“伪变革性旅游体验”，游客动机也由自我探索变为追求社会认同，TTE独特的不可预测性与个体独特性在资本打包销售下消减，因此如何通过设计保护体验的深度化来抵抗商业化等，均是值得探索的有趣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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